佛利民的思想與影響 (雷鼎鳴)

聖誕無稿，本文是五年前舊作，似是刊於明報。

佛利民逝世後，我出席過兩次學術紀念會及一次關於他的電視特輯預演會。第一個紀念會2006年12月初在深圳舉行，我是講者之一。第二次是2007年1月初在芝加哥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中，加插了一個迫爆會場的講座，由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貝卡（Gary Becker）、 盧卡斯（Robert Lucas）和諾獎大熱的沙琴德(Tom Sargent）主持，我是聽眾之一。電視預演是曾為佛利民拍製過《自由選擇》的美國公眾電視台PBS的新節目《選擇的威力》，該電視台決定在1月29推出這節目，並把該日定為「佛利民日」。本文是我在深圳的演講稿，加上後來的資料整理而成。

佛利民早年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但後來他憑一系列耀目的科研成果及個人識見，把凱恩斯理論殺得落花流水。對於這樣一位革命性的人物，時人對他的評價當然大異其趣。沙琴德說，他在哈佛當研究生時，佛利民的書幾乎被教授視為禁書，佛利民的課本《價格理論》他是偷偷地讀的。當過美國財政部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rry Summers） ，上周剛好到港訪問）年前說過，他年輕時，佛利民被東岸學術界視為魔鬼般的人物，但今天他倒認為佛利民大多數是對的。佛利民的功力當然也一直都有人重視，格林斯潘多次表明曾向佛利民偷師，美國第一位經濟諾獎得主薩穆遜（Paul Samuelson）則指出，世界上這麼多人不斷贊成或反對佛利民，正是他巨大影響力的寫照。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選在亞當斯密《原富》出版200周年的1976年把諾獎頒給佛利民，顯然認為他是亞當斯密的真正薪火傳人。

傑出的老師快如閃電的辯才

佛利民首先便是一位傑出的老師。他在芝加哥大學長期講授博士生必修的「價格理論」經濟301及302。我在芝大讀本科三年級時，跳了兩級讀了301及302（本科生跳級選課在芝大是平常不過的事），但因「撞堂」，我沒有選佛利民，改為選了貝卡的一組，所以我對他授課並無第一手經驗。不過，據聽過他授課的朋友所述，這兩門課容易使人恐慌。上課時，他會突然發問，並選定一個學生作答。學生答得理據邏輯有誤，他會打破沙鍋咬住該學生不放，直至整班學生都對正確答案了然於胸為止。

佛利民著名的快如閃電的辯才（這點他的手下敗將也不得不承認）部分可能建基在他的好辯性格上。據貝卡所言，佛利民可以與的士司機辯論得天昏地暗，就算到達目的地後，「咪表」不斷加錢他也不理會，直至司機也明白他如水晶般清澈而又淺白的論據為止。

佛利民樂於為尋求真理而辯的性格，其實相當程度地與芝大的校風相同。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說，在那裏的經濟系，大家吃的喝的都是經濟，呼吸的也是經濟。在這種強烈的（intense）學術氣氛孕育下，難怪李歐梵說在那裏隨時可碰到一些怒髮衝冠、一望而知是道行高深的人物。佛利民本人顯然也是這種氛圍的主要營造者之一。

佛利民若只是靠辯才及把理論化繁為簡的功力，不見得會達到他的學術地位。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太多，很難全部詳述，這裏只選一些我認為有趣的。

佛利民出身貧寒，求學期間又遇上二次世界大戰，為求生計，他在美國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因為佛利民的專長之一是統計學（他20多歲時已在統計學頂尖刊物JASA及Annals發表過幾篇論文，至今仍被引用），所以戰時的美國政府找過他去分析戰艦發放飛彈的統計數據，目的是要用概率論設計出最優的發炮方法。

這個經驗對他很重要。第一，若設計的方案脫離實際，會造成己方士兵傷亡，所以他一生都重視理論與真實世界的結合。第二，他學懂了實證所依的數據必須有足夠的寬度，而且質量一定要好（有些支持最低工資的研究者便因採用的數據質量差勁便鬧出了笑話）。第三，他驚人的直觀能力使他發明了一些威力巨大的統計方法。沙琴德認為當代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隨機控制論的貝爾曼方程（Bellman's equations）原創人之一正是佛利民。我閱讀過今年剛出版的《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一書中對他的訪問後，猜測佛利民這個意念，可能是他從分析戰艦發炮的數據而領悟的。

手握真理寸步不讓

佛利民手握真理時寸步不讓的性格，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已可見到。他的論文蒐集了大量證據，顯示美國醫學會本身是一個保護醫生小圈子利益的壟斷機構。他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寫論文，哥大畢業的要求之一，是論文必須有學術出版社肯出版。佛利民因為同時也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做事，所以論文理應由NBER出版。不過，佛利民的論文引起醫學會不滿，NBER其中一位董事堅決反對出版。佛利民冒不能畢業的風險，堅決不肯修改結論。此事拖了幾年，最後大家同意在佛利民的書後加上該董事的一篇評論。到今天，沒有誰會對這篇劃蛇添足的評論感到興趣。

若以對經濟學界的影響而論，佛利民眾多文章中，關於方法學的論文可能最為重要。1953年他出版了《實證經濟的方法學》一文，其觀點部分脫胎自波帕（Karl Popper），但卻不盡相同。佛利民認為理論不應以真假去區分，而應看它們有用與否。理論的目的是成功地解釋真實世界，建構理論的過程是提出一些簡單的假設，經過邏輯或數理推導，得到一些可用實際數據驗證的假說。若假說不符實際，理論便要（多次）修訂，直至它能有效解釋世界為止。在這個過程中假設是否正確或完備並不重要，若要求假設包羅萬象，照顧到每一細節，所建構的理論只會複雜至毫無用處，亦即不能幫助我們了解世界。

當時有人質疑經濟學家關於「人是理性動物」的假設，佛利民便用了一個例子反駁。我們觀察樹木時可發現，樹葉的分佈形態總是使該棵樹可以獲得最多的陽光。就算樹木本身並無「意識」去追求陽光，但在理論中假設了樹是「理性」的，卻並無不妥，因為從這假設中引伸出的推論可以解釋並預測樹葉的分佈。同理，若說人會在不同的制約下追求最大快樂，這假設不一定正確，但卻可有效預測人的行為。

在科研成果上，佛利民最引以為傲的傑作是他關於「消費函數」的理論。凱恩斯理論的基石之一是當消費者收入上升1％後，他的消費只會增加少於1％。政府為求刺激需求，可增加公共開支或減稅。但佛利民卻在數據中發現，凱恩斯消費與收入的關係只在短時間有效，長期而言，收入上升1％，消費也會上升1％。為了解釋這種長線與短線的矛盾，佛利民提出了他的「永久性收入」理論，亦即消費者消費多少，並不取決於他今天收入增加或減少了多少，而取決於他判斷自己「平均」有多少收入。例如，就算他今天失業，但若相信下月可找到工作，他今天的消費不會顯著下降。佛利民的理論不但完全符合數據，而且指出了凱恩斯消費關係的不穩定性，大大地動搖了凱恩斯理論的基礎。

考據美國大蕭條

若以考據功力而論，佛利民的《美國貨幣史》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這本厚厚的書蒐集並分析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及貨幣量的數據，並極有說服力地指出，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原因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的錯誤。當時貨幣供應量（M2）收縮了30％，不出現蕭條才是怪事！此書出版後，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學懂了對貨幣供應量要小心翼翼，才可避免重蹈覆轍。我在芝大時讀過幾科博士生的歷史課，其中一位老師何炳棣教授，並不認同佛利民經濟政策，但卻盛讚他這本書是史學上的一流傑作。佛利民的學術聲譽豈是僥倖而來？最近大陸熱炒的電視節目《大國崛起》中，雖有不少精闢內容，但分析大蕭條時，竟對當今最重要的大蕭條理論——亦即佛利民的理論——茫然無知，真正該打！

佛利民除了是最頂尖的學者外，也是一位極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影響力是真正國際性的。他與戴卓爾不熟，與列根則關係不錯，但英美兩國的經濟當時都受他的理論影響，近乎起死回生，此點世人多已知曉。佛利民對中國影響之深，可從《佛利民在中國》一書及當今中國經濟學界大量的支持者中可看到。但若要顯示其理論的威力，則可考查一些經濟本來陷於困局而又採用了他政策的國家。這裏只舉兩例。

智利

南美洲國家政府過去的經濟政策一向充滿浪漫情懷，理財毫無紀律可言，超級通脹連年不斷。1970年社會主義者阿蘭特（Salvadore Allende）成為智利總統，推動大鑊飯政策，既有的胡亂花錢加上新出現的大鑊飯政策，兩害齊至，如何得了！阿蘭特上任2年，通脹便達200%。1973年，財赤已等於GDP的23%，形勢險惡。

1973年軍事強人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奪權成功，殺掉阿蘭特。皮諾切特殺人如麻政治上幾乎無惡不作，其政變也許是得中央情報局支持，所以國際上的左派把他恨之入骨，對他任內成果絕無正面評價。不過，此人對經濟卻有眼光，找來佛利民的門生（所謂的ChicagoBoys）主持經濟，倡導私有化、國際貿易、自由市場等。若要客觀評價其成效，只要看幾個事實便知分曉。

1. 70年代中以後，除了82及83年智利遇上國際債務危機，及99年遇上南美金融危機外，實際GDP 年年強勁增長，今天等於70 年代時3 倍多。

2. 90年民選政府把皮諾切特趕下台後，決定蕭規曹隨，延續其經濟政策，顯示人民並不認同國際左派對他經濟政策的攻擊。

3. 南美洲各國紛紛向智利學習。例如，去年墨西哥新上台的財長便是Chicago Boys 的一員。

佛利民並不認同皮諾切特的獨裁，但他認為智利原本不自由的經濟是導致軍事政府出現的原因，後者又偶然地選擇了開放經濟政策。開放政策使軍事政府逐漸失去基礎，最終重回民選的自由社會。他這個說法有無道理，可參考中國將來的經驗。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的經驗更奇特。

這個只有140萬人口的國家90年代初以前是蘇聯一部分，經濟一團糟。獨立後幾年，只有32歲的青年人拉阿（Mart Laar）當上首相。此位首相自稱完全不懂經濟，唯一讀過的經濟書便是佛利民的《自由選擇》。讀了此書後，他誤以為該書所言早已是世界各地都認同無人爭議的真理，所以「膽粗粗」地實施書中各項政策，例如平衡預算、單一稅率、自由貿易、大幅減少福利、自由兌換貨幣（與香港一樣的聯繫匯率）、全面私有化國營企業、自由競爭的銀行體制等，99年並加入世貿組織。

此位幸運的「盲俠」一發功便非同小可，愛沙尼亞經濟年年以7%左右的速度上升，失業率劇降至4%左右，現在已被稱為「波羅的海老虎」。佛利民的思想似乎找到了一個天然實驗室！

我初讀佛利民著作時，是大學本科新生。他的科學論著，後來因為常用，所以記得較清楚。至於《資本主義與自由》、《自由選擇》等普及著作，因為年代久遠，內容及論據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最近翻讀這些舊書，發現其對既有政策的批判性仍歷久常新，經得起歷史考驗。今天一些免費午餐派所持的觀點，赫然是當年被佛利民批判的對象。他曾說過陳舊的謬誤永不會死亡，信哉斯言！

貝卡認為若以學術研究加上對政策的影響力而論，佛利民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在科學成果上，他不一定超越薩穆遜，但佛利民對社會的影響卻比後者較為深遠。若論對政策的影響，我們很難說佛利民比凱恩斯利害，但凱恩斯的理論經不起時間考驗，在70年代的「滯脹」中已飄零落花去，佛利民的學術可勝上一籌，所以蓋棺論定，貝卡之言大有道理。

佛利民成功的基石， 可用羅遜（Sherwin Rosen）多年前所說作總結——沒有哪一位經濟學家比佛利民更深刻了解真實世界與理論的關係。

 (January 2007) 

中國與世界經濟大變局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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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走與自由主義 (雷鼎鳴)

上月梁振英的造勢大會中，記者發現會場外有我的名牌，遂有不少報道說我是梁營中人。這本是梁營工作人員的微小疏忽，我從沒有與人討論過支持哪一位特首候選人，而且對政治生性澹泊，喜歡當「帝力於我何所哉」、自由自在的山野散人，怎會與權力圈子掛上關係？

但意外的是，傳媒竟對這小事多有報道，據電台節目主持人告知，更有人打電話到電台查詢此事。最有趣的是，某大報有段短評，說梁振英是社會主義者，我則是個「大右派」，梁是要利用我的形象淡化他的左派形象云云。

這當然是純粹的臆測。我在1997 年已經與梁振英在《明報》關於「八萬五」的座談會中認識，倒也不感覺他是社會主義者。說我是「大右派」，更是使我啼笑皆非。我讀研究院以前曾有一段時間每周六晚上十二時開始，與王于漸、廖柏偉、練乙錚等七、八位知識青年開讀書會，硬啃《資本論》、《反杜林論》等等馬列毛經典，自問比香港大多數的「左派」更懂得欣賞這些思想家理論的奧妙之處。

孰左孰右分割有法

但同樣地，我對美國右派總統小布殊奉為隔代國師的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的著作也不放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左是右。當然，說我的「右派」形象可沖淡梁先生的「左派」形象，更是使人失笑，我哪有這個資格？

提起這件過氣小事，原因是社會中的「左」「右」之分，本身便頗值得思索。

什麼是左？什麼是右？這兩個簡單問題，其實不易回答。例如，在中國的政治光譜中，四人幫、林彪和「托派」顯然被大多數人視為極左，但亦有不少正統左派視他們為「形左實右」。

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在八十年代推動改革開放，與陳雲、鄧力群等保守派（當時也被視作左派）進行過艱苦的鬥爭，但鄧小平等人算是右派嗎？中國的官方恐怕不接受這種看法。我們若沒有更嚴格的定義，左右之分很易便淪為黨同伐異的政治標籤，失去了實質內容。

我在網上搜尋，倒是在維基網站中找到一個可用的左右分割方法。這是一個二維的劃分法，即把意識形態中對個人（或政治）自由及經濟自由兩方面都考慮在內。若是只重視個人自由、但不重視經濟自由的，可視作為左派（有點近似美國東岸的建制、《紐約時報》或北歐社會的思想），強調經濟自由、但對個人自由諸多限制（例如美國的茶黨支持者、反墮胎和反同性戀的共和黨支持者）是右派，兩種自由都不要的，可能是極權主義者或是民粹主義者，但若是同時重視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可以稱為libertarians。

按照這個說法，在自我檢視後，我應把自己劃入為libertarian，而不是什麼左派右派。但這個名稱應怎樣翻譯？有人譯作「自由主義者」，有人稱為「新自由主義者」，亦有「極端自由主義者」，但後兩者我認為都十分錯誤。

古典主義近年復興

這種思想古已有之，十九世紀時米爾（John Stuart Mill）一早便著書立說，在《論自由》（On Liberty, 1859 年出版）一書中詳加論述；1944 年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在《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高舉經濟與個人自由的火炬，與集體主義者奮戰；1962 年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在《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繼續論述經濟與個人自由的重要。

由此可知，對個人及經濟自由同樣重視的思想，由來已久，如何談得上是「新」自由主義？不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號稱是自由主義者的組群中，不少人都反對經濟自由，只談個人自由，若根據海耶克的推論，這些人放棄了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物質基礎，有走向奴役之路的危險，不配稱為自由主義者。

對libertarian 我認為最適當的翻譯是「新古典自由主義者」，說它是古典，因它直接繼承十九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說它是新，因為不少自以為是自由主義的人曾迷失方向，放棄了經濟自由這面旗幟，近年不少人重提海耶克（去年《到奴役之路》在Amazon.com 賣得火紅），可以說是古典主義的復興。

嚴格來說，用「主義」一詞也甚不恰當。正如台灣五六十年代的大評論家思想家殷海光在他所翻譯的《到奴役之路》的〈自序〉中所言， 「主義」有「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的含義，帶有權威及強制的意味，與「自由」格格不入。但既無適當用語，只好從俗繼續用「主義」一詞。

集體主義不容異議

談到殷海光，他五十年代在台灣與雷震、胡適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後，受國民黨迫害含恨而死。他把海耶克介紹給中文讀者，功不可沒。他的弟子李敖已是海峽兩岸名人，另一高足林毓生教授更在芝大成為海耶克的入室弟子，去年曾到科大訪問一學期，我與他相逢恨晚。內地不少年輕人常要我推薦好書，我會把殷海光的著作包括在內。

海耶克痛恨納粹主義，但同時亦認為社會主義或計劃經濟會侵蝕自由，人民有走向奴役之路的危險。不論是社會主義還是納粹主義，都有集體主義的成分，個人要屈從集體，自然而言會喪失重要的自由。

林毓生在〈海耶克教授〉一文中介紹道： 「海氏不但認為自由是一重要價值，而且認為自由是所有人類文明與其他價值的源泉與條件」。後面一句說話經濟學家很易理解，若經濟自由受到約束，例如自己努力賺回來的收入被政府強行抽稅拿走，那麼工作或創造的原動力都會減弱，社會也容易停步不前。自由之所以重要，另一原因是世界充滿不可預知的變數，沒有自由的人民，在突變面前，只能等候指揮，很難及早調整。

各種自由中，經濟自由尤其不可放棄。

社會主義常會標榜經濟上人人平等，但實際上有權力的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而且執行上必會涉及政府或權力架構的強制性政策。因為要強制，必定要把集體性的目標說得極其重要，個人為自己幸福的努力會被視為自私自利。

福利國家民失自由

但凡集體主義，不論是納粹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會對持異議者毫不寬容，並施以暴力壓迫。他們自我感覺的道德情緒都很強烈，很易誤以為自己在道德高地。

有權力的集體主義者可以把異議者抓走，沒有權力的集體主義者只能倚靠語言暴力等手段。這些人有部分以為自己是在爭取民主自由，但他們卻不明白經濟控制，是一切控制的物質基礎，任由政客或官僚決定如何處置我們的財富與工作職位，遠遠比可自由投資、可自由轉工的市場經濟來得危險。失去經濟自由後，個人的自由也就岌岌可危。

不過，崇尚自由的人也必須明白自由不是免費午餐。它要求它的擁護者有自我承擔的責任，沒有承擔，所作的行為容易損害別人利益；若自己不願承擔照顧自己及家人的責任，事事倚賴別人，那麼他們便喪失了享受自由的資格。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會認為任何人可擁有評論他人價值觀或偏好的道德高地。

此點與經濟學一脈相承。經濟學家會把市場中各人的偏好看成是既定的不用改變的條件，然後分析他們的行為。在民主選舉中，每人都平等地擁有一票，你的價值觀與我的不同，不等於你有任何道德理由可強制更改我的投票對象。

此點與民粹主義不大相同，後者相信社會中有共有意志（General Will）或是什麼「核心價值」。但就算九成以上的人相信同一價值，在自由主義者眼中，也不等於他們可改變另外一成人的消費偏好或投票意向。

民粹主義或「核心價值」的支持者其實都擺脫不了集體主義的影響。

在1976 年《到奴役之路》重印，海耶克重讀此書後再寫了一篇序。在序言中，海耶克指出，他在1944 年寫此書時針對的是國有化的中央計劃，它會把人民推往奴役之路，但瑞典等社會主義式的福利國又如何？在這些國家，大量的財富被政府拿走再分配。海耶克認為此種模式所帶來的最終後果，與其他國有化中央計劃經濟的結果基本一樣，人民都會喪失自由，但其過程會慢得多，具體細節也不同。

海耶克此言在幾年前引起過一些爭論。

有人以北歐福利國人均收入高企、人民政治自由尚未喪失作反證。但此種反證其實毫不損害海耶克的論點。北歐福利國大國寡民，人口與彈丸之地的香港相若，甚至更低，但天然資源卻十分豐富，而且不用經歷歐洲其他國家所要經歷的世界大戰帶來的破壞，人民的富足是理所當然的。

資源既多，就算制度差勁，政府也不易搞什麼極權式統治。但自歐債危機爆發後，高稅高福利的禍患已彰彰明甚。將來若連北歐國家經濟也面臨破產，海耶克之言會得到進一步的考驗。

HKEJ   2011-12-19

世界大變局 中國經濟如何轉型？ (雷鼎鳴)

世界的大變局中，有兩點對中國經濟最重要，中國必須調整策略去面對。

其一是中國今年的實質人均GDP 已增至1978 年的十五倍，總體GDP 應可達6.7 萬億美元（要看用哪一個月的匯率作計算）；若用購買力平價計，即把中美物價的差異作出調整，那麼中國的GDP 可能高達12 萬億美元，已等於美國15 萬億元GDP 的八成。兩國經濟板塊的差距迅速收窄。

其二是世界的主要經濟體盡皆形勢不妙，歐洲高福利、高稅制所帶來的債務危機沒完沒了，美國失業率仍高企，日本經濟衰足二十年後，還是毫無起色。

這兩個現象均意味出口拉動經濟的動力正在減弱，歐美日的人民消費增長放緩，不可能不直接影響中國出口。歐羅和美元相對於人民幣都在貶值，同樣不利中國出口。

國際貿易曾對中國經濟起過重大的貢獻。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產品打入世界市場，其所遇到的國際競爭壓力逼使中國不能不重視成本效益，中國的產品也從低效率的資金密集轉到勞動密集。但現在若出口不濟，中國要轉向增加內需，出口的企業便要轉戰國內市場，與原早就面向內地的企業競爭。

不能單靠資本積累推動經濟

這種競爭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出口企業擁外有勞動力比外國企業便宜的優勢，所以在世界市場中所向披靡；但在內地，其競爭者一樣有廉價勞工為其工作，出口企業的優勢立時盪然無存，鹿死誰手尚不可知。出口企業若要在內地市場中突圍而出，便要在產品創新、科技和人才上有所進步。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大挑戰。

中國GDP 組成中差不多一半來自投資（私人加上政府），即社會每生產100 元，只能消費50 元，其他的要儲蓄起來用以投資。在這麼高的投資率下，分析中國內需必不可不理投資的部分。

投資率既這麼高，資本的積累必定較快。這本來應引致「報酬遞減」出現，但在中國這似乎暫時並不明顯，她的資本邊際回報率還是保持在22％左右（見5 月23 日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一直能高企〉），當中原因可能有三個。

第一是中國製造業的大規模生產有規模效應，工人工作經驗的積累很快。

第二中國人口城鎮化。1978 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18％，今天則有50％。這意味用作農業生產的人口愈來愈少，但製造業及服務業可僱用的人力卻大規模增長。假如光是資本上升，勞動力不變的話， 「報酬遞減律」的影響會較大；但現在不但是資本多了，勞動力也多了，報酬遞減的作用會受到部分抑制。不過，人口城鎮化這麼高的速度能維持多久，是未知之數，中國不能主要靠資本積累去推動經濟。

「報酬遞減律」必起作用

第三是中國不斷找到新的基建投資項目。這三十多年來，城市從不足兩百個增至超過六百個。一座一座城市的建立，一條一條連接這些城市的超級公路出現在我們眼前，未來還會有五萬公里的高鐵網絡、幾十個新機場；保障房今年建成一千萬個單位後，未來五年還會多建三千六百萬個單位。這些投資不見得全部合乎成本效益，但若以歷史的角度觀之，因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社會總需要較多的基建和房屋，所以這類投資的浪費性我相信不高。

雖則如此， 「報酬遞減律」不可能不起作用，靠超高的資本積累去拉動經濟增長終會有局限。解救的方法是把投資轉型。其中的一個方向是仿效新加坡般，把部分資金投到國外；但到目前為止，中國這方面的成績並不顯著，有些項目虧本不須再說，收購別國的礦場也遇到諸多阻撓，這條路似乎並不易走。更好的投資方向應該是培養及吸納人才。

中國財政性的教育經費佔GDP 的比例，政策目標曾經是4％，但老是達不了標，只在3.5％以下浮動，在世界排名中入不了一百名，原因使人疑惑，不能不深思。至於吸納人才，力度同樣不足。中國有所謂「千人計劃」，即撥出經費招納千名人才回來當海歸，但現在在歐美的華人高級科技人才以十萬計。假如把他們全吸引回國，中美的科技力量對比會起到重要變化。

十萬人多少錢？以年薪100 萬元計，大約是每年1000 億元人民幣。這項投資與中國每年超過20 萬億元的投資總額相比，只是微不足道，中國政府似乎仍未明白投資要轉型到人才投資的重要性。在歐美經濟不景的條件下，吸納人才是好的時機。

經濟轉型中另一要注意的問題，是政府控制的資源是否過大。中國近幾年來似乎是按「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去發展。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政府控制大量的資源與權力，並且使到國企在市場中有壟斷地位。中國政府似乎忘記了國企效率的低下。

三四年後走進「人口赤字」

1978 年78.3％的就業人口在國企工作，其餘的主要在集體企業。當時每生產1美元的GDP，中國的耗能量是德國的5.9 倍、印度的1.64 倍；耗鋼量是德國的2.9 倍、印度的1.29 倍。就算是今天，若投入的資源與人力相同的話，國企的產出平均仍遠遜於民企，其浪費與低效率可見一斑。

不過，中國近年「國進民退」，政府控制的資源有增無減，三年前4 萬億元救市方案中政策也是向國企傾斜，它們就算沒有符合效益的項目，仍可以低息借到資金，間接造成了月前內地資金鏈斷裂的危機（見本報今年10 月10日拙作〈內地資金鏈斷裂會否構成危機？〉）。中國若要保持可持續的高增長，最應該做的是約束政府的規模，讓民間的企業家不用面對國企不公平的競爭。按照這個思路，政府應大幅減稅（ 現時入息稅的邊際稅率高達45％），而不是容許苛捐重稅不斷出現。

在生產力方面，中國亦可能要面對一系列問題。首先是人口結構。中國現時仍有「人口紅利」，即適齡工作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仍在上升，這樣對人均GDP （即GDP 除以總人口，而不是GDP 除以勞動人數）有幫助，但大約三、四年後中國便要走進「人口赤字」，適齡工作的人口比例愈來愈低，倒過來拖慢GDP的增長。

第二，中國在科技上過去擁有後發優勢，可以不用從零開始便可抄襲西方經多年時間才發展出的科技。中國與西方科技水平差距已然縮窄，後發的優勢日益減少，若自身的創新不足，生產力的進步會減慢。

第三，民營企業若受到太多掣肘，發展空間縮窄，企業家創新的精神便會受到壓抑。

第四，中國與印度等新興國家發展迅速，對能源及天然資源需求日增，它們的價格自會被推高，制約經濟發展的速度。同理環境的破壞也會使到發展的成本不斷上升。

需人力資源和科技創新

上述與生產力有關的變化是挑戰，但同時也可指出經濟轉型的新方向。人口老化意味醫療及生命科技愈益重要，它們會成為GDP 中更大的板塊。既然天然資源與能源價格都會上升，節能及節省天然資源的產品也會成為新的發展方向。環保產品及生產模式也會日漸成為主流，例如高鐵此種極度節能的交通工具，會在油價不斷上升後更受歡迎。

但上述的轉型方向都需要共同的條件，即人力資源與科技創新。恰恰是在這些方面，中國大有改善的空間。教育的公共開支佔GDP 的比重，在世界各國的中位數大約是5％，如上所說，中國早有目標說要達到4％，但多年來說來說去，連3.5％也突破不了。

至於科研的開支比重，中國只用了稍多於GDP 的1.5％，與台灣、新加坡2.5％至3％之間的水平相差頗遠，與南韓、日本、瑞典等3％以上的開支，更是遙遙不及。

中國若肯把佔GDP 比重一半的投資性開支，從傳統的搞基建買機器等粗放型方法轉到教育及科研上，未來的有效率的經濟轉型才更有可能。

編按：本文是作者在12 月11 日上海舉行的第11 屆「中國經濟學年會」的閉幕演講稿

HKEJ  2011-12-12

對來年財政預算案的一些看法 (雷鼎鳴)

每年11 月開始，財爺都會與各界見面，諮詢對來年預算案的看法。我若時間容許，大多會參與，但不會寄予厚望，原因稍作思考便可明白。財爺諮詢的對象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背景，人多聲雜，而且互相矛盾，政府不可能照單全收。

學者的意見往往會自成一套，層層相連，若是斬件實施，效果可能荒腔走板，所以把諮詢看成是了解政府政策走向的場合，更易使人心情輕鬆，無牽無掛。雖則如此，若偶然見到政府採納了一些意見，也會喜出望外。

今年的諮詢，背景有些特別。明年有可能是回歸後政府第一次的真正換屆，不但曾特首會退下火線，不少局長司長也可能換人，這與2002、2007 甚至是1997 年的官員任命的連貫性大有不同。當然，若唐英年接任特首，連慣性或稍高一點。

在此形勢下，現任的主要官員可有兩種取態，一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反正不知道現行政策會否給下任推倒重來；二是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壯烈犧牲，殺身成仁，把一些爭議性大的問題解決掉，不用下任頭痛。在現實世界中，出現第一種情況的機會顯然比第二種為大，舉世皆然。

今年諮詢重視理念

政府今年的諮詢重點，似乎比以前較為重視抽象理念。第一點是公共開支定於生產總值20％的做法是否要修訂；第二是貧富懸殊與中產的問題；第三是土地及房屋供應；第四是稅制及現時應否減稅。這些問題相互間頗有關係，顯示出訂定問題的人別具匠心。

GDP 20％的公共開支標準應否修訂？我認為應該修訂， 但是要向下而不是向上修訂。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在1990 年的一篇經典論文中早就論證過，政府太大或太小都有問題，但政府的規模要多大才是最適當？巴羅用了世界多個國家的數據，經過嚴謹的計量經濟分析後，發現政府經濟規模愈大（即公共開支佔GDP 的比例愈高），當地的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便會愈低。

巴羅的這個發現其實是顯示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早已過大，超越了其最恰當的規模，若把更多的公共資源交到政府手上，而不是由人民自行決定怎樣運用本屬自己的資源，那麼社會將有更大的浪費，經濟長期增長放慢自是必然。

香港在1987 及1988 年公共開支佔GDP 比例低於15％，其後稍有上升，到「沙士」期間更升至22％左右。從香港的歷史可以看出，政府開支高企時，經濟往往停滯不前，政府開支比例較低時，經濟反而屬於黃金期。

廢薪俸稅還富於民

影響經濟增長率的因素當然不止於政府開支的高低，但我們若多注意歐美的經驗，當可更明白政府過大帶來的惡果。歐洲各國的政府開支等閒佔GDP 一半以上，她們搞高福利高稅制，後果一塌糊塗，在歐債危機爆發後，真相已是大白於天下，我在本報也多次詳細討論過。

我們若建議政府減低公共開支的比例，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香港政府今年9月擁有的資產是2.416 萬億港元，扣除主要用於捍衛聯繫匯率的負債後，共有1.16 2萬億港元可自由運用（其中財政儲備是6040 億元，基金權益是5580 億元），政府既有這麼大的儲備，為什麼還要減公共開支？

政府的儲備的確過大，需要減少，但減少的方法卻要講究，才可使香港得到最大利益。減低儲備的最好方法莫如減稅，還富於民，這便涉及上述財爺提出的第四個問題。什麼稅可減應減？我一向認為香港有條件完全取消薪俸稅。

在2011╱12 財政年度中，政府估計總開支是3711 億元（佔今年GDP 約19.6％），其3697 億元的收入來源中，薪俸稅估計是432 億元（佔總收入11.7％），其餘利得稅佔總收入26.2％、賣地16.8％、印花稅10.8％、投資收入9.6％。由此可見，薪俸稅的總量相對於政府可自由運用的1.162 萬億元，比例甚低，政府就算不收取薪俸稅，對財政壓力也不大。

取消薪俸稅的效益卻是多得很。若政府能支付得起的話，還富於民減稅是刺激經濟的極好方法（若政府支付不起則另當別論），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會因香港夠膽這麼做而對她另眼相看，更多地以她作為投資基地；天下的人才在飽受歐美甚至是內地的高稅制困擾後，會更冀求來港工作。香港的中產素來要擔起納稅人的重任，但又無從得到什麼福利，心生怨憤的大有人在，廢除薪俸稅可使他們笑逐顏開。

工作誘因相對減少

其實薪俸稅並非是一種永恆制度。美國在1861 年為了要打內戰才第一次引入入息稅，當時對年入息超過800美元的部分徵收3％的稅，戰後更把此稅取消。到了1894年才再立法（所謂的Wilson-Gorman tariff）對年入4000美元以上的收入徵稅2％，但九成以上的住戶因收入不到此水平，仍不用交稅。直至1913 年，美國的最高階邊際稅率也只是7％，收入要等於50 萬美元以上（以購買力等於今天的1130 萬美元）的超級富豪才被納入這個稅階。

要注意的是，在美國沒有入息稅或只是有很低入息稅的年代，經濟增長最迅速，從1870 至1913 年，美國實質經濟以每年4.3％的速度增長，遠勝歷史上其他的年代（參看2011 年11 月14 日本報拙作〈金融危機可催生改革〉）。

今年10 月31 日，經濟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到科大演說，內容是有關美國稅制的改革。他建立了一個很複雜的定量經濟模型，要用2000 部電腦連在一起才可運算，他用其模型與數據檢驗了他的一個建議，即取消所有薪俸稅，取消所有利得稅，但設立進制的銷售稅（奢侈品稅率要高一些），他發現採用這個建議後美國人都會獲利。

普雷斯蓋特的建議對香港並不完全適用，但其背後的理論卻大有道理。薪俸稅其實是勞動稅及人力資本稅的結合，有了它，工作的誘因會減少，投資在自己的教育及技能的積極性也會受挫，因擁有較高學識而帶來的更高收入意味稅率也要提高，這對長期的經濟發展十分不利。

除了取消薪俸稅外，政府減少儲備的方法尚可包括把儲備的一部分抽出來變成有專門用途的基金。在基金應用在什麼項目上，一定會有爭議性，但一次過的爭議總比沒完沒了的爭議要好得多。例如，將來醫療融資問題嚴重，幾百億的基金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若社會認為可撥更多的錢成立基金去應付將來的需要，政府大可把部分儲備撥過去。

在各種分配完成後，乾坤已定，政府再無餘錢吸引政客，反而可六根清淨。到時若有人要政府增加開支，後者已無儲備作緩衝，增加開支便要加稅，反而可使不願加稅的納稅人制約住政府或政客的胡亂用錢。

對貧窮問題又如何處理？我在拙著《幫香港算算賬》一書中用了大量的數據說明，香港的貧富差距與十多年前相比，同樣嚴重，但沒有擴大。為什麼社會怨氣卻是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社會的上移流動性比前減慢，人民沒有耐性再等待。

或給鄰近地區超越

但為什麼上移流動性減弱，根本性的原因是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從1998 至200 9 年，住戶的平均（不單止是中位數）名義GDP 不升反降，總共減少了3.01％。在總體收入下降的條件下，流動性停滯是必然的事。解救之道是促進就業及經濟增長，而這剛好便觸及財爺想面對的土地及房屋問題。

我在11 月7 日本報拙作〈商地供應緊繫民生經濟〉中指出，香港商業用地只有四平方公里，稀缺程度比住宅用地更為嚴重。辦公室租金不斷上升，反映市場正在發出訊號：商用土地十分缺乏，若政府不理會市場的訊號增加土地，就算多些外來投資，多些遊客到港消費，所造成的後果仍只是租金上升，除了地主外，其他人分享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經濟受困於土地不足這一瓶頸，會失去創造新職位的能力，社會流動更加困難。

由此可見，政府若要推動經濟與創造就業，打破官僚制度及政治上的種種制約，加快提供土地建設商用樓宇是現屆及下屆政府亟須推動的政策，否則香港會更快被深圳等鄰近地區超越，社會的怨氣亦不會消失。

HKEJ     2011-12-5

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雷鼎鳴)

下周「中國經濟學會」在上海舉行年會，籌辦人找我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環節中發言。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有幾篇論文都與「陷阱」有關，所以對這題目感到興趣，於是欣然應允。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近年才較多人討論的一個概念，以前經濟學中，對「低收入陷阱」或「貧窮陷阱」較為重視。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我相信是泛指一些經濟實體的人均GDP 上升至每年4000 至10000 美元後，便停滯不前。這些經濟實體已經擺脫了「路有凍死骨」、人民在飢餓邊緣掙扎的貧窮，但又遠遠未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不論收入、教育、科技或文化等等，發展水平都十分有限。

具爭議的「陷阱」

在實際世界中，有些什麼國家算是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但就算是這些國家， 收入也不至於毫無增長， 從1980 至2008 年，她們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每年也有2.7％。

一些成績較好的國家，例如「金磚四國」中的巴西，亦已成世界排行第八大的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GDP 超過法國，增長速度亦遠勝。由此可見，拉丁美洲國家是否跌入陷阱，頗有爭議之處。

另一些例子是亞洲的某些新興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她在1991 至2000 年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如此高速的增長使其國人充滿自信，把下一個十年的增長目標訂為7.5％，但可惜事與願違，2001 至2010 年最後只錄得每年4.6％的增長。馬來西亞人也許對此有點失望，但以此成績，我們也很難把她視作陷於停滯當中。

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我不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這概念有堅實的基礎。有些國家的確因發展策略有誤，總是進不了發達國家之列，例如一些靠輸出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的國家，其人民也許相對富足，但其科技及教育水平只算世界的中下，完全談不上發達。

又有一些國家，依靠廉價勞工製造出口商品來推動經濟，從而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但她們的專業技術卻未有相應提升，在高科技上鬥不過先進國家，在廉價勞工上也敗給新加入的更低發展程度的競爭者，上下都進退不得。但這些國家陷於困境，只是因為其政府不懂得在教育與科技上投資，並非跌入了一個無法爬出來的陷阱。

但有些陷阱的確是很難爬出來的。據已故經濟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 ）的研究，中國自漢朝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人均實質產值總共只是增加了20％左右。二千年才有這丁點的增長，中國絕對算是跌入了貧窮陷阱中。究其原因，是歷史上中國的糧產一增加，人民認為有足夠的食物可養活更多的人，便立刻生兒育女，極盡繁衍之能事，人均收入也就停滯不前。

危機意識遇上兇險環境

「貧窮陷阱」是一個事出有據的概念，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楚卻是較為薄弱，但後者卻似乎是中國領導人十分關注的問題。中國為什麼十分害怕自己會跌入陷阱中經濟止步不前？

首先是中國社會中雖有不少未富先驕的人，但更具主導思想的似乎是危機意識。我參加過無數內地的經濟論壇，以我印象所得，沒有哪一個論壇的參與者是只懂樂觀的。現在強調居安思危，是管理預期的不錯步驟。

第二，中國現在要面對的國際環境是兇險的，歐債美債危機不用多說，中國的出口顯然會減少，所持有的外匯資產大有貶值危機。至於內部經濟，2008 年的4 萬億元救市方案推出後，銀行太易放款，現在中國可能要面對頗為麻煩的呆壞賬風險。

從1978 年到今年，中國的實質人均GDP上升了15 倍，今年的增長應也可達9％左右。在如此強勁的增長記錄下，若說中國經濟會頂不住上述的困難，從而掉入陷阱中，這是否可信？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檢視中國過去成功的原因有沒有消失或減弱。

1978 年中國推動開放改革後，產品因要在國際市場中競爭，所以企業的運作不能不大力調整，從此中國大量利用勞動力充裕的優勢，生產勞動密集產品，而且從大規模的生產中，日漸積累經驗掌握到更高技術水平，今天這優勢仍然存在，尚可繼續推動經濟增長，但若員工的質素未能繼續提高，則此動力會減弱。

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動力是極高的儲蓄率及投資率。2009 年中國的投資總量佔GDP 的47.7％，為世界最高。投資雖可加快資金積累，有利將來的經濟，但「報酬遞減律」會起到作用。當中國建第一條公路或第一個機場時，對經濟的作用會很大，但到已經建了一百條公路或一百個機場時，再加建新的公路與機場，作用便會減弱，中國既然在資金積累或投資上已做了這麼多，除非想得出更多有效用的投資項目，否則資本的作用會愈來愈小。

第三個動力是城市化的過程。三十年前中國八成人口在農村，兩成在城市，去年城市人口已上升至總人口的49.7％。城市化的過程使到更多的農業人口可轉為更有生產效率的工業或服務業人口，但當農村人口大減後，城市化的速度會放緩，經濟增長也會受到負面影響。

第四個動力是中國的科技有後發的優勢，即她可向先進國家學習，不用從起點出發，可直接掌握較先進科技。不過，中國與歐美的科技水平差距日漸縮減，這方面的優勢也會轉弱，除非中國自己建立到一支優秀的科技研發隊伍。

第五是中國人口日漸老化， 從大約2015 年開始，中國便要從「人口紅利」的階段進入「人口赤字」的階段，即適齡就業的人口比例將會日漸減少，從而拖慢經濟增長。

以上所點出的幾個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似都有日漸減弱的可能，如此說來，中國是否難以跨越「中間收入陷阱」，經濟增長會停下來？

尋基建外的新增長動力

這又未必。關鍵是中國能否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中國的出口未來一段時間會遇到很多風浪，把注意力轉向內銷是必要的。對中國有利的是，中國人民數量眾多，市場龐大，出口轉內銷仍可保持大規模生產。但若要增強中國的內部購買力，最簡單的方法之一莫如使到農村的土地能自由轉讓。

這樣做可增加農村土地的價值，從而使農地的擁有者更感富足，有利他們放膽消費。

中國近年大興土木，北京2008 年建了個巨型機場後不久，現在又說要再建一個全新的，另有其他54 個城市也計劃要建新機場。中國的高鐵（火車時速200 公里以上）鐵路長度在去年底共有8358 公里，現在的計劃是2020 年要有5 萬公里。

這些建設雖也許對經濟有貢獻，但上述的「報酬遞減律」不可能不起制約作用。基建的一個新方向是多建房子，即所謂「保障房」。今年中國已多建了1000 萬個單位，在十二*五計劃中總共要建3600 萬個單位。因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房屋是一尖銳問題，所以增加房屋的供應量對經濟應有實際的正面貢獻，但這麼驚人的建屋量（按人口比例計，等於香港每年多建35000 個單位），中國的財政可否承受得起？

教育與科研為當務之急

假設保障房的建設費每單位是20 萬元人民幣，那麼每年建720 萬個單位的成本便是1.44 萬億元，約等於明年中國GDP 的3％。以中國的總投資量佔GDP 近半的往績看來，用3％的GDP 建房子財政上可行，但供應是否增加太快影響樓市則是另一問題。

有了興建保障房這一足夠大的新項目，可暫時抵消「報酬遞減律」的影響。

不過，靠基建支持增長並非長久之計，它或可替中國的持續增長多爭取幾年時間，但中國總要找出更根本的持續經濟增長的動力。

教育與科研仍是當務之急。中國的教育投資佔GDP 的比例極低，在世界排名中連100 名也入不了。沒有足夠的人才，中國的產業升級不易進行，將來會受到其他能提供廉價勞工的國家的競爭威脅。中國的科研水平也會因人才的不足而拉不上去。

在歐美國家，起碼有十萬八萬名高級的中國科技人才在工作或學習，他們不少仍不願回國，但對移居香港的興趣會大得多。中國及香港政府若能合作，在港設立合適他們的產業基地，那麼對中國及香港的經濟發展都會大有好處。

中國的經濟發展雖有困難，不能保證高增長能否持續，但我不相信她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不過，基建只是暫時的增長動力，不把更多的資源投入科研及培訓及吸納人才，增長慢下來的機會便很大。

HKEJ  201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