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是我最忙碌的時候，七月一號開始，我要多兼一職，負責科大商學院本科生的一切事宜。大學改四年制帶來不少新的任務，出差頻仍，我難以組織時間寫長篇文章，所以要暫別《信報》讀者，秋天開課後再復出。
寫短文章時間上靈活一點，可能較適合我現時情況。今天開始，我一星期五天在<晴報>發表一短文。
雷鼎鳴 2012-6-18
6/18/2012
創新活動需要物質基礎 (雷鼎鳴)
今年1
月9 日，我在本欄引用過加州大學一個團隊對iPhone 的研究（〈香港為何要吸納科技人才？〉），指出600美元一部的iPhone，雖是在中國組機，但富士康及其工人合共只取得10 美元的收入，其餘的則分了給負責創新的美國蘋果公司及其他提供生產元件的公司。由此可見，創新活動和人才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香港與內地不是不明白此點， 「發展創新科技」或「科教興國」等口號常常掛在官員嘴邊，但我們倒未見到兩地創新人才湧現，投入搞創新科技或藝術的資源也使人感到捉襟見肘。究竟創新活動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蓬勃？這些活動又需要怎樣的物質基礎？這些都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問題。
物資匱乏也有創新
我們看看歷史，便可知創新人才並非只在富裕社會才能出現。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常要周遊列國，生活不免艱苦，但春秋戰國卻是百家爭鳴，出現新思想的黃金時期；古希臘的哲學家奠定西方的文明，居功至偉，但他們又何嘗享受過豐盛的物質生活？
十八、九世紀西方古典音樂大盛之時，極負盛名的作曲家往往要倚賴什麼什麼伯爵夫人之類提供的資助，才能安心作曲，否則生活可能窮愁潦倒。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最為人稱道的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那時候生活艱苦，物質缺乏，但其造學問的元氣卻直沖雲霄，中國學術上的多位大師，如楊振寧、何炳棣等都從那裏培養出來。至於香港，以思想成就而言，又有誰可勝過新亞書院早年的哲學歷史大師？
但他們有過著富裕的生活嗎？
由此可見，艱困的物質環境，有時也可能出現重要的創新活動，物質財富不一定是衍生創新的必需條件。但這等於投放資源對創新活動沒有幫助嗎？
加州的矽谷是世界創新科技活動的勝地，世界多個國家都想從此地取經以求找出發展創新科技的秘訣。
小兒的本行是幹細胞和神經科學的研究，他交往的朋友中，無數人正是在矽谷工作。我問他這些年輕的科技工作者有何特點，他答曰是生活散漫「符碌」，工作時有如玩樂，喜愛派對喝酒，外國一派正經的要學他們的創新能力，如何學到？
此觀察頗有道理，創新往往要靠點童真，有悟性的人在遊戲中時會有新的領會，只要有少數的人能突發奇想，效果可能很顯著； 「面書」的出現，不也是與搞社交活動有關嗎？但要養起一群喜愛玩樂打機的大孩子，靜待他們當中個別的人突然靈光一閃，沒有足夠的財富如何可負擔得起？
創新本來便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活動。我自己經歷過的，或是見到朋友同事經歷過的，都可見證創新活動失敗率極高。我們絕少會看到某某人有一構思，一嘗試落實便能順利成功。運氣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若某某實驗室有足夠的資源僱用大量的科學家長時間探索研究，那麼能出到成果的機會率自然會大升。
實驗室當然不會隨便僱用員工，若他們的學養較豐富、頭腦較靈活，成功的機會也相應上升。沒有足夠的資源不能支持這些實驗室，世界各國的創新競爭同時也是資源是否雄厚的比併。
懂得把藝術品市場化
那裏的藝術家並不吊兒郎當，他們的藝術活動不少已建立獨特的商業模式，懂得包裝，能夠找到適當的市場定位和買家。他們並非在雲端裏生活，而是能腳踏實地，把藝術產品市場化（往往價格不菲）。這看來市儈，但若沒有行得通的商業模式，向市場傾斜，藝術更難發展起來。
這裏記起一個典故。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常常有人向他索取墨寶，他不勝其煩，於是擺明車馬使用市場原則，把各種墨寶列出價錢，不付款的便沒商量。他若不用這方法，恐怕並無誘因生產出這麼大量的藝術品。
創新活動不一定要大量的資源去支持，但資源是否充足顯然對創新活動大有影響。世界銀行收集的統計材料中，有近年各國的研究與發展活動（R&D）佔GDP比重的數據，讀之也頗有啟發。
香港數字低得慘不忍睹
R&D 佔GDP
的比重，世界的平均是2.15％，此數字可方便我們評估不同國家地區的創新活動是否活躍或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作支持。富國R&D
支出一般較高，OECD 國家的平均是2.49％，高於世界平均，東亞地區也不錯，有2.52％，中等收入國家是1.07％，窮國則幾乎是零。
全球最高的是以色列（4.27％）和芬蘭（3.84％），這些國家人口雖少，但科技水平卻極高，自有其緣故。現在飽受歐債危機困擾的歐豬五國R&D
開支比例都遠低於世界平均，大家可自行解讀其後果。有趣的是，澳門、摩納哥等倚靠賭博為生的城市幾乎完全沒有R&D
的開支。
香港的數字低得慘不忍睹，2009
年只有0.79％，遠低於新加坡的2.66％，香港一直未被視為創新之都，事出有因。
中國近年加大研究活動的投資，2009
年已達5802 億元人民幣，佔當年GDP 的1.7％ ， 雖然低於世界的平均， 但因GDP 的基數夠大，可享大國優勢，研究的總資源已可與其他國家一爭長短。
不過，中國研究發展經費雖尚算可以，但其使用方法和配置準則卻使人生疑。內地時有傳出大教授或院士能壟斷研究資金的分配權，這不利於培養發展新學術思想。有部分經費用作現金獎勵在《自然》、《科學》等名牌雜誌出版文章的科學家，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卻曾出現一些以偽造數據去騙取獎金的「論文」。
制度倘不完善，資源愈多，浪費便愈大。中國若要成為真正的創新活動大國，除了繼續增加投入的資源外，更重要的是改善制度，包括保護知識產權。
香港不但資源投放遠遠低於世界水準，而且制度官僚，頗不完善。例如研究資助局所訂出關於參加學術會議的旅行經費，標準是二十年前所訂，對通脹及油價上升的因素二十年來視而不見。
筆者按：暑期是我最忙碌的時候，我要應付大學改四年制所帶來的任務，身兼多職，出差頻仍，難以騰出時間寫長篇文章，所以要暫別《信報》讀者，秋天開課後再復出。
6/13/2012
錢學森的「世紀之問」與大師之路 (雷鼎鳴)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開校在即，要求解答「錢學森之問」這一艱深命題的聲音，又再在中國教育界興起。
深圳是中國最富裕及科技行業最發達的城市，但卻缺乏足夠的一流大學的支持，於是找來前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創建南科大。此校的模式在中國內地是創新的，她力求擺脫衙門的控制，追求自主，特立獨行。中國教育界中很多人都不滿意現時大學的狀況，所以對南科大多寄以厚望，我校年前亦有同事自願借調至南科大協助其創校，但效果似未見理想。雖則如此，大眾仍然希望南科大能闖出一條新路，能夠不斷湧現大師。
錢學森（1911-2009年）是中國最負盛名的導彈火箭專家，對中國的國防航天科技發展居功至偉。他出身於加州理工學院，上世紀五十年代時，他在美國已是當世知名的專家，但卻被美國政府關在監獄裏，美國當時一位海軍次長並認為錢走到哪裏，都抵得上五個師的兵力，寧願槍斃他，也絕不可以讓他離開美國。
為何中國培養不出人才
1955 年周恩來以十一名在韓戰中俘獲的美軍將領作交換，他才能回到中國。
2005 年溫家寶探訪他，錢學森提出了一個他苦思多年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便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對這問題當然有其看法。他甚至更尖銳地說： 「回過頭來，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會這樣？錢認為中國的大學根本沒有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而在加州理工，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
「錢學森之問」十分尖銳，但是否有點不公？民國時期出現的大師，很多也是要出國留學才成為大師。胡適、馮友蘭、楊振寧、錢學森等比比皆是。今天內地著名大學的本科生，有些也十分優秀，出國深造後，也能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有人認為錢的評語稍為過分。
但我卻認為他問得很好，中國人口這麼多，我們怎能滿足於要把大量優秀學生送到外國大學才能使其中一小部分成為國際知名的專家（這離大師還有些距離）？
沒有大師是否可作等閒？西方世界也有段漫長的時間出不了大師，從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公元354 至430 年）到阿奎拿的聖多默（St. Thomas Aquinas，公元1225 至1274 年），歐洲中間沒有出現過一位思想家，這漫長的871 年等待，也正好是西方文明的黑暗期，不但思想停滯，經濟與科技發展一樣落後，思之使人不寒而慄。
現在中國經濟實力已十分雄厚，但若社會中缺乏大師級的人物，其發展不可能不受制約。「錢學森之問」牽乎國運，問得愈尖銳愈好！
查找中國教育制度缺失
我不知道有什麼單方靈藥，可以幫助社會培養大師。但我是一個幸運的人，生平接觸過的大師不少，也許可以從他們的特性中總結一點經驗，以助查找中國教育制度的缺失。這裏只提幾位我較熟悉的老師。
赫維奇（Leo
Hurwicz，2007 年經濟諾貝爾獎）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成員之一，著名的機制設計數理經濟學家。我印象之中，赫師在七、八十歲時仍充滿童真，事事好奇，並以剛學懂的五、六百個中文字為傲。但他治學極其嚴謹，當年曾要我用嚴格的數學語言替「貪污腐敗」下一定義，使我苦不堪言。重視數理的嚴謹性及把精力放在大問題上，同時又對世事充滿興趣，便是這位大師的寫照。
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2004年經濟諾貝爾獎）也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的成員，他是當代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普師與我過從頗密，但對學生極其嚴格。我見過他有一次對一本科生的宏觀經濟課的八成以上學生全部給予「F」的分數。他上課不怎麼樣，因為太過天馬行空，學生不知他幹什麼。但他指導學生做研究時，卻可見其思想活躍，隨隨便便地說出一個看法，便可發展為豐富的論文。
他的好友盧卡斯（Robert
Lucas，1995 年諾貝爾獎）有言，看到普師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時，有如看到有人在高空踩鋼線，隨時會粉身碎骨，不能不替他捏一把汗，但最終結果又總是看到他成功地走完這鋼線安全無事。由此可見，普師是一個勇於闖進新領域的人，但他卻並非盲目的冒險者，因他對世事有很充實的掌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沙琴德（Tom
Sargent， 2011 年諾貝爾獎）是我兩門宏觀經濟科的老師。他學術上的組織力強，講義清清楚楚，與時並進不斷更新，很多他的作業的題目，都可成為別人的論文題目。他表達自己時，喜歡用方程式，若是方程式表達不了的，他會認為自己仍未明白某問題，由是之故，他不斷找尋新的數學工具，以求能更清楚準確地描述真實世界。
貝卡爾（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是把經濟學前沿推到全新領域的人，他深信經濟原理可以解釋到一些過去不屬經濟範疇的現象，如歧視、結婚、離婚、犯罪等等。反對他使用經濟分析的人，人多勢眾，但他卻有絕招應付，即他極重視證據。
正因為他肯花工夫搜羅了大量證據支持他的觀點，所以也就能修成正果，別人的批評也就無力。
此外，他思想敏銳，別人說經濟學解釋不到某某現象，他卻可示範給人看，把經濟理論用得出神入化。我讀了他兩門博士生的價格論，獲益良多，影響一生。
大師對世事有強烈好奇心
何炳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藝文學院院士）是當代史學泰斗，上周四（6月7日）去世，高齡九十五。何師是史學大師，但很多人不知道，有一群來自香港的經濟學家，都讀過他兩門博士課程，受到巨大的影響。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後我們都哀傷莫名。
何師本是明清史專家，後來搞中國的文明起源，年過八十後，又一頭鑽入中國古代思想史。他的治學性格極其強悍，毅力意志驚人，搞明清社會史時，可以把北美圖書館的地方誌書相關內容全部讀完，搞中國文明起源時，不但用史學文獻，而且把自然科學的工具也一一用上。
有位歷史學家對他的評價是，別人要「確立」某一論據時，只拿出一些證據便算可以，但他卻用上十萬大軍，列隊而出，窮盡了所有證據，別人與他爭辯，怎不望風而逃？但他這樣做有個代價，就是要極為勤奮，有超乎常人的意志毅力，否則怎能找到這麼多證據。
他去世前不到一月，才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考證《老子》成書年代的，結果可能把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都顛覆。他兩年前曾對我說過，若這篇文章寫得完，那麼他的名字會在史學中不朽，若寫不出來，他一生的貢獻便不算什麼（同意後面此點的人恐怕絕無僅有）。我們朋友有幸早日得睹這些文章的手稿，甚感榮耀。
從以上可見，大師其實都各有風格，不會有相同模式可套在每一個人身上，但他們的共同點總也是有的。例如，他們對世事都有強烈的好奇心，而且都聰明絕頂，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及勤奮。他們的思想也不會願意受到意識形態等等束縛，在選擇研究題目時，最重要的準則便是這題目是否非常重要。對別人早已說過的話，他們沒興趣重複，認為這有失身份，但卻隨時願意挑戰既定的觀點。不過，挑戰別人時，他們絕不會無故批評，而是都經過了仔細的推敲。
中國的教育界對培養大師，不缺什麼條件？但又缺少了什麼？聰明勤奮的年輕人不缺，有好奇心的人也不少，重要的命題也很多，但為什麼總是出不了大師？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大學沒有要求學生建立足夠強大的意識去創立屬於自己的一套觀點，而且是不斷的去創立。
芝大2000
年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有言， 在芝大， 「You are as good as your last
paper」（你對上一次發表的文章質量，決定你得到多大的尊重）。有了這種心態的，必希望尋求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大學變工廠怎培養大師
但是在教育上，又怎樣可培養出不斷追求創新突破的學生？世上名校各有不同的板斧，芝大用的是要學生閱讀並分析經典原著。這些經典的作者都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閱讀它們，等於與原作者交流對話，掌握他們當年的創新觀點從何而來。見識了多位思想偉人後，對低級的學門或一些普通的職業技能，會不屑一顧。
大師就必須如此，只顧學習職業技能的，永遠也成不了大師。
順帶一提的是，1997
年內地高校招生人數一百萬，到了2010 年則增至六百六十二萬人。十三年間增長6.62 倍，從數量而言，不可謂不驚人。但十三年間合格的教師能增加這麼多嗎？學生所受教育的質量不能不使人疑惑。大學變成工廠，這與培養大師之路背道而馳。
6/04/2012
西班牙經濟危機可否拆解？ (雷鼎鳴)
正如預料，歐債危機繼續沒完沒了。希臘擾攘一番過後，新的主角是西班牙。標準普爾日前把西班牙國債從A
級下調至BBB+，離垃圾級已是不遠，國債息口直衝6.5％，拖累欠債倍於西班牙的意大利使其大叫吃不消。西班牙第四大銀行集團、早已被國有化的Bankia被降至垃圾級，擠提者眾。
表面看來，造成西班牙困境的原因與其他歐豬國家十分近似，都是政府過度開
支與人民崇尚「多嘆世界少做事」的生活模式所致；但只要細察各國的形勢，又會發現各地異同之處都各有不少，不能一概而論。
歐豬國弱自有原因
我在本欄早已分析過希臘、意大利和法國的局面，若刻意簡化，可把其處境總結如下：希臘是懶而且貪，不負責任。若不是懶，為什麼要債權國逼迫，才肯把退休年齡從五十歲改至六十五歲？要知道，打救她的德國，退休年齡是六十七歲；若是不貪，為什麼別國把她的欠債剃頭六成不用償還，她仍是不滿意，而且要賴在歐羅區不走，使人不得不打救她？若是有責任感，怎會在IMF總裁正確地指出希臘人民要為過去的胡亂開支作出補償時，其左翼政黨要大動肝火，要人道歉？
意大利同樣也有像希臘過度開支的問題，但對她造成重大困擾的是，人口老化及因其支出龐大而無法維持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高福利的國家收入從高稅收而來，哪有人願意坐以待斃，負擔高稅？意大利的地下經濟不用交稅，十分活躍，政府的收入則困難。
法國藝術發達科技先進，家底厚，但人民享受生活、不想幹活的心態不會遜於希臘。她的高稅高福利制度終有一天會把她的經濟拖入險境。新上任的奧朗德總統要搞經濟擴充政策，若擴充意味人民願意更努力工作以謀求更高的消費，這政策或許行得通。但人民若只是希望多消費，不願多作辛勞，政策的成敗已可知過半。
幾年前，法國政府因退休制度入不敷支，要法國人把退休年齡延長兩年，結果是遇到連場示威。由此可見，不但由奢入儉難，從享受生活到勤奮工作的轉變更加困難。
西班牙人過度投資
西班牙今天雖處於困境，但她從九十年代中至2007
年的經濟表現卻是十分耀目，2004 年3 月的《時代雜誌》還把西班牙放在封面，報導其經濟成就。從1997至2007年這十年間，她的GDP增長率一般在3％以上，對亞洲國家來說，這不算很高，但相對慣於停滯的歐洲經濟而言，西班牙已算是拉動增長的火車頭了。西班牙的銀行亦素以穩健見稱，原因是其資本比率的法定要求十分高。
與西歐其他國家相比，其政府的欠債比率不算高，2010
年佔GDP 60.1％，去年也只是上升至68.2％，低於法國、英國、德國，與意大利的120％、日本的208％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也要注意，西班牙是世界第二大的旅遊國家（僅次於法國），單是旅遊業，每年對GDP
便貢獻了四百億歐羅。
造成西班牙經濟險境的主因，不是人民只願消費，不肯投資，不肯生產，而是過度投資。失業的人民也很想早日找到工作，並非懶惰成性。有兩個問題困擾著西班牙，一是她的地產建造業泡沫爆破，二是她近25％的總體失業率和50％的年輕人失業率。
從九十年代中開始，西班牙經歷過一段漫長的地產興旺期，到2008
年才終結。在2007年，建造業等於GDP 的16％，就業人口中有12％都在建造業工作。為什麼她的地產如此蓬勃？低利率當然是重要因素。西班牙得天獨厚，享受著最使人舒服的地中海氣候，歐洲不少地方有經濟實力的人士都想在那裏購得度假或退休房子。
西班牙人本身便把是否擁有物業看作是身份象徵，有80％的人民擁有物業。在地產擴充期間，不少人都擁有不止一套住宅。
除了物業外，其基建亦發展迅速，地鐵、機場等等都大增，但有些機場後來證實是大白象。
年輕人失業達五成
西班牙以地產和基建帶動經濟增長，容易出現泡沫。在開始時，地產靠強勁的實質需求帶動，樓價上升，從而又促使人們有更殷切的投資意欲。但當供應不斷增加，而金融海嘯又突然出現引致樓宇需求下降時，樓價便不得不跌。一跌便麻煩紛至，負資產出現，銀行壞賬增加；又因人民覺得比前窮了，負面的財富效應導致消費減少，失業率也增加。
這些現象，香港人應十分熟悉，2003年的負資產、8.7％的失業率我們不都是經歷過嗎？日本在1990 年後也不是見到同一情境嗎？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在四年前爆破後仍未恢復過來。由此可見，西班牙的處境十分經典，並無使人不解之處。
但西班牙的高失業率卻的確使人震撼。
2012 年第一季的失業率是24.4％，共五百六十萬人失業，正如上文提過，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五成。
這種超高失業率的殺傷力很大。失業人數高企會引致生產將進一步下跌，政府抽稅能力減低，需要救助的人增加，福利開支上漲，財赤會擴大。西班牙經濟擴充期間曾錄得歐洲罕見的政府財政盈餘，但去年她的赤字已高至GDP的8.5％。
更加嚴重的是她的年輕人失業率。一半的年輕人投閒置散意味什麼？首先，這等於為社會埋下一個計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炸，造成社會的不穩。其次，年輕人是各族群中最有創意和活力的一群，把他們棄之不用，其創意活力只會日漸消失，西班牙國運所會受到的打擊，在此可輕易預見。西班牙便有人認為這不光是「失去的一代」，還是「被癱瘓的一代」。
討好工會種禍根
為什麼有這麼高的青年失業率？這與她的近代史有關。1975
年強人統治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後，西班牙逐漸步向民主政制。當時各大政黨紛紛對工會討好以求選票，後者與資本家討價還價時，替工人爭取到極有保護性的合約。
在經濟好景時，優厚的勞工合約不見得會帶來什麼困難，但經濟處於困境時，情況卻不一樣。西班牙的僱主既受制於一些早已簽訂的僱用合約，不能隨便炒人，在經濟不景時特別容易蝕本，惟有乞靈於與新僱用員工改為簽訂臨時合約。西班牙於是有兩類員工，多年前早已簽訂長約的員工，以及近年大量出現的臨時合約員工。
誰最有可能只擁有臨時合約？答案是年輕的初入勞動市場的員工。他們沒有經驗，僱主又早已被過去的長約員工拖累，再不敢與他們簽長約。市場一有風吹草動，長約員工炒不了，裁員的壓力便全部集中在只有臨時合約的年輕人身上。不過，他們的失業率竟高達50％，使人嘖嘖稱奇之外，也著實使人喪氣。
西班牙的困局如何拆解？歐洲一些國家的人民慣於不用做事便可享用高福利，我對他們的經濟前景十分悲觀。但西班牙不少的年輕人是希望工作但卻找不到工作，情況有些差異。我對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殊不同意（見2012
年5 月14 日拙作〈法國大選後擴張政策能否救歐洲？〉），但這並非歐洲的政府無藥方可開。
剩下選擇已不多
正如佛利民在研究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所發現，銀行出現擠提等亂象時，作為最後信貸人的中央銀行必須出手注入貨幣，才可增強人民對銀行的信心，避免問題惡化。西班牙參加了歐羅區，不能擅自印鈔票，這應該是歐洲中央銀行的責任。
眾所周知，歐羅央行的任務是控制通脹，對印鈔票搞量化寬鬆，非不得已時都會十分抗拒。印鈔票不是沒有代價，它會引致通脹和歐羅貶值，等於把歐羅區各國人民的財富移走，印出來的鈔票可用以借給西班牙等財困國；但這樣一來，等於要別國人民付鈔救助財困國，政治上這當然困難。
但歐羅本身的設計正是把各國不相干的人民扯在一起，若西班牙或希臘等沒有加入歐羅區，她們大可自行印鈔貶值自救，不用向別國求助，現在既然此路不通，剩下的選擇便不多。通脹貶值也有個好處，這會使到歐洲人要付出更高的價格去消費，變相地壓縮了他們的消費，效果與緊縮政策無異。通脹長遠而言，也會推高利率，對消費進一步壓縮。
歐洲若再搞量化寬鬆，對香港和中國不見得有利，香港股票還會因歐羅貶值要下跌（見2010
年5 月31 日拙作〈歐羅危機對香港投資者的啟示〉），但在歐羅崩潰與歐羅貶值兩者中作選擇，我相信歐洲央行會選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