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与計劃的迷思 何種制度最能驅動經濟增長？(雷鼎鳴)

 

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位得主，霍爾（Robert Hall）及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兩人皆寫過關於經濟穩定政策的經典文章，後者算是我芝大師弟。

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高手，但我認為他們研究的焦點不是最重要的頂尖題目，經濟學家最應關心的應是甚麼制度才最能助益經濟增長。

哪種制度對經濟最有利？這是一個長期有爭論的議題，但它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制度與經濟的關係是多層次的，不易掌握。20世紀的歷史凸顯了一個天然實驗，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美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孰優孰劣？蘇聯因走上極端路綫，不理市場訊號，很多產品無人問津，同時亦有不少產品嚴重缺貨，最終經濟敗壞，蘇聯崩潰，計劃經濟被丟進垃圾堆。

不過，若我們據此便認為資本主義完勝，政府也完全不用為未來制定規劃，那麼我們便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西方國家所實施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競爭市場，而是充滿了扭曲的市場，所以也未能把經濟帶到最好的狀態。

先說近期的，美國對多個國家發動關稅戰，這是對國際市場的最大扭曲，哪裏算得上是自由市場？美國的小眾利益集團，對經濟有非同尋常的控制，例如加州多年來一直想建高鐵，卻總是有石油商支持的势力跑出來阻撓，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不符美國利益，但美國依然為了以色列而打仗，又大量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以色列政府，這如何說得上是按市場規律辦事。

就算是二百多年前，英國與美國在工業革命之初，也是大搞保護主義。英國依靠船堅炮利，對中國強行輸出毒品鴉片，卻反被英國政府說成是自由貿易。

西方雙重標準 扭曲「自由市場」

我們可看出，西方國家往往用雙重標準去判定政策，自由市場一詞常被濫用。自由市場是個好制度，我們要批判的，是政客對市場的扭曲，而不是市場本身。

反倒在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民間的企業家湧現，檔攤小販賣鄧麗君的錄音時，完全按競爭性市場規律辦事。90年代珠三角的民營企業家，隱隱然已把珠三角建成世界工廠。2000年後，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在最具競爭性的世界市場如魚得水，中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得益者及捍衞者。所以我們判斷誰支持市場經濟誰反對，不能只看表面。資本主義國家並無好好的捍衞自由經濟制度，反倒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最反對保護主義。

我們也應指出，中國最成功的大企業，如華為、百度、大疆、騰訊、比亞迪、阿里巴巴、小米等，盡皆民企，亦是市場經濟的得益者。

自由市場機制是我們所知，配置資源最無浪費的機制，它的最大優點，我相信是能夠把人民的積極性動員起來，不會出現「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的現象。人民為了自己利益、自己前途而努力，在市場機制下，可使到國家也成為得益者。換個角度看，市場有能力把各自為政只追求利潤的企業或個人組織起來，從而發揮巨大的力量。

港首份五年規劃 非搞計劃經濟

香港多年來常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這是否實至名歸，我們不用爭論，但我們可注意特區政府推出了一份「五年規劃」的方案，這是否意味着香港要放棄自由市場，搞計劃經濟？要注意，特區政府用的字眼是「規劃」，不是「計劃」，二者有微妙的差異。「規劃」一般指帶有方向性，但較為靈活可以隨時改動的計劃，倘若特區政府發現過去的一些想法因經不起市場考驗而作出修改時，我們倒不能說香港在搞計劃經濟，放棄市場。市場與規劃本應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者皆可以互動的機制，也許這才是最符人民利益的。特區政府把「五年規劃」翻译为Five-Year Plan，這不太对，用Five-Year Planning 更符合「規劃」的原意。

哲學中的辯證法一向指出，互相矛盾的對立概念或機制，往往都會互相轉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破壞極大，但在過程中，中國的官僚制度也受到很大打擊，以致在改革開放年間，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及民企，不至於被官僚體制一棍打死。若無文革，80年代的改革開放很可能不會出現。

我們相信，戰爭不利經濟，和平有利經濟，但我們若思想放開一點，倒也可發現，坏事也可包含好事。歐洲國家在工業革命前其實長期地在打仗，從16世紀開始，歐洲從本來擁有400、500個國家，打到只剩20、30個，一些大國，如西班牙、英國、法國及今天的美國，大部分時間都捲入了戰爭。為甚麼她們仍會出現工業革命？原因之一是戰爭使她們不能不組織起來，不斷嘗試着利用新科技去贏得戰爭。

中國戰國時的墨子反對攻擊別國，主張防衞，並替秦國建立高效的組織制度（例如「連坐法」便是出自墨子，不是商鞅），使秦國由弱轉強，不再怕被別人滅國，秦變強後，便不再理會墨子的和平主義，反去侵略別國。但這亦說明，戰爭有可能促使國家組織起來，這樣她們的力量才能發揮。

中國包容規模提高 創經濟成功

兩年前取得經濟諾獎的3位經濟學家認為包容性制度對經濟最有利，所謂的威權國家，如中國，不符這標準，所以經濟好極有限。沒有一次經濟諾獎比2024年那次更荒謬，歐洲國家大搞殖民地掠奪別國資源，美國進口黑奴，又把美國原居民幾乎種族滅絕掉，那有甚麼包容性？但她們的工業革命卻可以搞起來。反觀中國，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成功，扶貧、解放女性、幫助農民等政策上得以落實，這是把包容的規模極大的提高。

包容不是壞東西，對經濟亦可能有利，但說西方國家懂得包容才有工業革命，卻是歪曲了歷史。由是觀之，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複雜，我們仍需細察歷史才能找到答案。

 

(香港经济日报 2026-10-16)

 

中美競爭拼實力 關係何時真回暖？ (雷鼎鳴 )

9月底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與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舉行峰會，後者打破常規親到機場迎接，反觀同期訪美的高市早苗，在機場面對的，卻是冷冷清清。這當中有何微言大義？中美關係有無暖化可能？

遏華失敗 美改戰略「前倨後恭」

特迎習的高規格之所以廣受注意，是因為美國前倨後恭，反差極大。幾個月或甚至一年半載的變化，或許不甚明顯，但我們若把現時的形勢與8、9年前相比，卻可看出明顯的東升西降，美國不是不想用盡一切方法遏制中國的發展，但全部失敗告終，心勞日拙下，亦不得不改變戰略。

2017年特朗普在紫禁城與習近平相談甚歡，但到了2018年便要對中國下手，不但啟動關稅戰，還要制裁中興、華為，甚至要加拿大軟禁華為公主孟晚舟，但這些戰略的後果是甚麼？與2017年相比，2025年美國的貿易赤字上升了77.5%，中國的貿易盈餘則上升了183%！

華為遭到了沒頂之災嗎？更強大的華為反而出現了。華為的成功使到美國政府及一些反華人士如此的錯愕及沒面子，以致他們要炮製謠言，說任正非一家要逃離中國，以轉移視綫。

到了新冠期間，美國死了百多萬人，特朗普還是拼命甩鍋，把新冠稱為「武漢病毒」，他第一任時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完全接納被逐出族譜的漢奸余某人所獻之計，把中國領導層都說成是與民為敵的邪惡之輩。但此等策略，也不見得有何效果，中國領導層得到的支持率，一直遠高於特朗普及前總統拜登（Joe Biden）。

2021年中美外交官員在阿拉斯加的會議，是歷史轉捩點，前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等人仍以為自己有實力可用居高臨下的姿態對中國訓話，反惹得楊潔篪拍案而起，說美國早已沒有這個資格，中國過去是把美國想得太好了。從此，中國便把美國的用心作了最壞的估計，不會讓步了。

特冀與中國共組G2 管治世界

中國絕非只是口頭強硬而已，在軍事上，高超音速導彈航母殺手、最先進的無人機、第六代戰機、一艘艘航母及大驅相繼投入，中美軍力逆轉，美國已無勝算。科技研究上，中國頂尖論文數量從前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據今年的「自然指數」，中國最新一年發表的頂尖論文已是美國的2.09倍！中國在國際上提交的專利權申請數量上已超出美國40%（美國在質量上可能仍領先）。在稀土出口的控制上，中國也建立了較嚴謹的制度，可掌控稀土供應的壟斷一段時期。

此種新增實力，使到去年特朗普企圖再開打關稅戰，一打便知道打不下去。特朗普對那些胡亂唱衰中國實力的人，如章家敦，十分惱火，這十分合理，因這些人誤導美國國策，招致了美國的失敗。

要解釋特朗普對華態度的轉變，最簡單好用而且符合人性的理論是「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論。按西方的標準，假如一個國家比另一個強大，前者便可任意欺凌，隨時搶奪利益，戰事或衝突容易出現。但假如兩個國家同樣強大，二者相爭沒有贏家，只可能兩敗俱傷，那麼打仗再無好處，不如大家一起管控分歧，握手言和。中國一直苦口婆心反覆向美國說明的也是這點。當然，特朗普本是欺善怕惡之輩，不撞南牆不回頭，若非對中國的實力有了較正確的認知，他是不會渴望與中國共組G2，管治世界的。

這裏有點要注意，美國的政客與人民，大多對中國十分無知，今天還在幻想着中國人民根本不懂創新，只懂偷竊美國的科技，所以只要繼續打壓中國，後者便終會失敗。特朗普本來並非聰明之人，但經過這麼多次失敗後，總也會積累到一點智慧，開始明白中國不是易與之輩。

不過，這正告訴我們，美國在經歷過這麼長期的世界第一及只認知被抹黑過的中國後，不可能突然人人醒覺，知道要改善中美關係。反華聲音還會存在很久，中美關係仍會有波折。

甚麼時候絕大部分美國政客及人民才樂於改善中美關係？我相信要等中國各方面的實力把美國拋離更遠，才可驚醒那些仍在做夢的美國政客。中國今年的GDP以購買力平價計，應可達43萬億美元左右，比美國高出3成多。但這尚未足夠，可能要中國的GDP比美國高出起碼50%才夠。與GDP同步的工業實力及軍事實力也會顯現出來。

「無敵最是痛苦」 中國不會稱霸

中國會否在實力更強大時要自己稱霸，把美國幹掉？中國不會這麼笨。歷史反覆說明，太過強大，充上霸主並非是好事，一方面管理着世界要花費巨大資源，別的國家也不會滿意有個霸主骑在自己頭上。此等工夫，中國很樂意美國去做。

鄭少秋有首歌：「無敵是最寂寞，最是痛苦」，此歌甚有智慧，中國要的，只是有足夠實力，別人不敢來欺負。軍事上再多開支超越這個標準，便是浪費。就算變成「無敵」，也可能是短暫的，因為沒有了競爭，很多決策會太過隨便，國力會走下坡。九十年代至今的美國，正好說明此點。中國也會樂意見到有個強大的美國在旁，可時刻提醒自己要努力不懈，天天向上。

 

(香港经济日报 2026-10-9)

  

北都大學城 长期財政難題怎解決？（雷鼎鳴 ）

上周談到特區政府五年規劃中北都「大學城」的財政模式，規劃描述雖含糊不清，但大致可理解為政府無償撥300公頃土地作教學設施，另700公頃可作與教育、科研、學生住宿、保育等，但產權及收益是控制在政府手上。

平情而論，以香港可用土地之稀缺，撥出300公頃（約等於香港科大校園面積的5倍）已算慷慨，但若與國際上一些頂尖巨無霸大學相比，則相形見絀，例如史丹福大學的校園足足有3,300公頃，一所大學已是上述300公頃的11倍！但政府提供了校園用地後，大學城財政問題便能解決嗎？

搞科教需氣魄 應敢超越頂尖學府

高等教育及科研是成本非常昂貴的項目，愈是頂尖的愈貴，投資這些項目主要是因為對社會有高回報而已。有多貴？香港搞科教要有氣魄，應敢於超越全球頂尖的大學，那麼，我們看看常被世界排在第一的麻省理工大學要多少經費？我現時查公開資料已習慣了用AI，喜其夠詳盡，準確性亦不錯，據AI顯示，麻省理工現時一年的預算大約等於400億港元，它的學生人數約11,820人，其中本科生約只佔4,580人，大部分都是研究生。若麻省理工唯一的任務只是教育沒有研究（這假設不對，但暫可用此作準則），那麼每年的人均成本便是340萬港元了。它的學費雖也昂貴，大約每年60萬港元，與成本相比相差甚遠。

我們再看看中國的頂尖大學清華，此校每年的預算約400億元人民幣，比麻省理工還稍高，但學生總人數63,132人，人均成本約63萬元人民幣，一樣高不可攀。至於香港，我們可用一中等預算也是理工型的大學--科技大學--作比較，科技大學的預算是69.4億元，學生總人數20,475人，人均成本33.9萬元，只是麻省理工的10%，亦只是清華的一半左右。香港教資會去年對所有大學的總撥款是247億元，與國際頂尖水平相比，算不了甚麼。

1年制碩士課程 成重要收入來源

我們當然明白，高等院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支出，相當大的部分是用在研究之上，把成本都算在學生身上，有點過分，但教學與研究二者不易分割，若大學做不好研究，聲譽下跌，學生的市場價值也會水降船低。科大的MBA等課程，排名一直不錯，曾有人認為，校方不應參與這些無聊排名，以免被負責排名的商業機構牽着鼻子走，但一問學生意見，幾乎人人反對退出排名，原因似乎是沒有了這些排名，他們的薪酬會應聲下降。大學的成本應包含甚麼，可以有爭議，但這無損一流的大學花費都會十分巨大這一事實。我們可設想，假如美國沒有了麻省理工或中國沒有了清華，社會或整個國家的國力損失，一定恐怖。

大學這麼貴，怎辦？大學的收入一般有多種來源，學費、政府資助、私人捐贈、企業的合作及大學自己研發出有價值的產品。上周談過，大學產業化是其中一條出路，若學校聲譽高，可以收取昂貴的學費，並取錄大量學生，可以創造不少收入。近年世界各地競相開設一年制的碩士課程，收費不便宜，早已成為大學的重要收入來源。我近日問過一些舊同事，當年我有份參與創立的一個碩士課程，現時收入如何？學費已漲至33萬元，每年取錄280人，每年收入便近億元了，而這課程與香港一些人數更多的相比，只算是中型。

此種模式是把大學教育（起碼是其中的一部分）視為可出口的產業了。它的優點是可賺到更多的錢去支持其他的科教項目（大學是不牟利的），但缺點是學費貴，貧寒子弟負擔不起，及大規模的收生總會影響到高質量的教育。麻省理工每年只有約1,150位新生入讀本科，顯然它要堅持精英教育。清華每年本科新生也只是4,000人，加州理工則更只得不足240名本科新生，入學門檻極高。產業化雖有助大學財政，但不能過度擴張，追求學生人數的規模會變成捨本逐末，違背大學追求卓越的本心，最終亦會減低大學教育的吸引力。

若教育產業化有其限度，不應過度依靠，政府有何政策可助大學堵塞可能出現的財政缺口？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參議員莫瑞爾（Justin Morrill）在1862年推動了一個《莫瑞爾法案》（Morrill Act），把大量聯邦政府擁有的土地撥給不同的州，讓它們發展大學，這些大學後來被稱為「贈地大學」（Land-Grant Universities），這個法案幫助創辦了超過100所大學，其中一些，如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還十分成功，亦大大推動了美國農業與工程的發展。其中的成敗得失，很值得留意。

倡額外撥地寬用途 收益全歸大學

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也撥出了300公頃去建校園嗎？這與「贈地大學」的計劃有相似之處，但未做夠。美國當年撥出的地多得很，與香港不可同日而語，大學部分收入正是倚靠土地的收益去支持。至於香港，最簡單的辦法是把撥給大學城額外700公頃土地將來的收益，政府自己分文不取，全部分配給辦學團體，土地用途也應放寬，以增加收益。我粗略算過一下，若辦學團體能吸引到有活力的高新科技產業界與大學在此地發展，每年的土地收益或可在50億元以上，遠比現時土地荒廢要好。將來每年多了幾十億元支持大學城，雖未完全解決財政問題，但顯然比現時除了那300公頃校園外便只是兩手空空，形勢好得多。

 

(香港经济日报 202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