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11月中國博物院與梵蒂岡博物館同意互借40件藝術文物展出，「藝術外交」正式登場後，近日又有傳聞，雙方達成更多妥協，中梵建交或許已在議事日程上。去年3月10日，我在本報撰有〈中國與梵蒂岡建交之路〉一文，當中便曾分析建交的障礙可如何掃除。
中梵建交 雙方有利
建交對雙方都有利。梵蒂岡方面，見到在中國的基督教信眾增幅快速，而天主教的發展卻無寸進，當會十分焦急；中國則力求融入世界，在全球一體化中扮演領導角色，與梵建交，在形象上及爭取國際支持上都有好處。
從文化層面看此問題，雙方在不少理念和傳統上都有潛在衝突，如何化解衝突，製造共贏，不但對國際社會有示範作用，對香港日益兩極化的社會也應有重要的啟示，甚至影響深遠。
其實，中梵雙方「交手」已有數百年歷史，當中積累大量成功和失敗的寶貴經驗，對如何促進和諧很有參考價值。
中梵雙方在歷史上的衝突，主要環繞著所謂「中華禮儀之爭」這一命題上。來華傳教士中，耶穌會士（香港的華仁書院便是由耶穌會管理）積極支持入鄉隨俗，不反對教徒祭祖祀孔，對以「天」或「上帝」稱呼「天主」，也不認為有大問題；其他修會及梵蒂岡的主流則曾視這些為罪大惡極，跟從者要處以「絕罰」，割斷一切與教會的關係。
耶穌會於1773年遭教廷解散（1814年才得復會），與其會士在華傳教的靈活態度受到僵化的教條主義者妒恨，不無關係。今天的教宗本身是耶穌會士，情勢自有變化。
關於「禮儀之爭」的歷史，外文著作論述汗牛充棟，我讀到的中文材料中，則以復旦歷史學家樊樹志所著的《晚明大變局》與台灣中央研究院黃一農的《兩頭蛇》兩本學術著作的資料最為豐富。這段爭論的歷史頗引人入勝，對我們了解今天的局面，很有幫助。
來華傳教 要本土化
來華傳教的先行者是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他在1549年到了日本27個月，從中領悟到要使到以中國人為師的日本人接受天主教，必先要中國人肯信教，所以他決定折返中國，在台山對開的上川島等候偷渡入大陸；他又認為歐洲長期以為自己就是「全世界」，而不知中國文明昌盛，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他最終因病逝世，無法進入內地。
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利瑪竇。他從沙勿略的領悟，以及另一先行者范禮安神父中得出結論，到華傳教一定要「本土化」，若果要天主教義在中國生根，必要使它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先學懂中文。而最重要的一步是，學懂最受知識界信服的先哲的思想，並將之與天主教教義融為一體。
為此，他下過一番苦功研讀孔子的思想，儒家的一些經典他可以倒背如流，而且能寫出一篇篇典雅的文言文。
他反駁佛老的思想時，便是引用儒家的經典，他對中國有深刻的觀察，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完整的。他有名言：「八萬里而來，交友請益，但求人與我同，豈願我與人異耶。」有段時間他甚至剃了頭，穿上僧服；後來他的朋友與學生瞿太素告訴他不用這樣做，他才改穿儒服。
利瑪竇1583年到廣東肇慶，隨後又到韶關和南京，結識了不少士大夫。為了爭取他們的尊敬，利做了一系列工作，他帶來西方社會靠航海所掌握的地理知識，畫了幅「坤輿全圖」的世界地圖，並聰明地把中國（而不是歐洲）放在地圖的中心。這地圖對中國士大夫的衝擊無可比擬；他又用《論語》的體裁寫了本《交友論》，把西方交友的格言介紹到中國，知識分子為此產生強烈的共鳴。
利與徐光啟合譯的古希臘歐基里德《幾何原本》13卷中的頭6卷，更是經天緯地的大事。此書正如徐光啟所說：「不用為用，眾用所基……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中國人從此掌握到什麼叫數學證明，了解到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利瑪竇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真的前無古人。
利瑪竇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傳教。1609年他寫報告總結來華情況時，指出儒家雖不重視超自然之事，但倫理觀點「完全與我們一致」。他極尊重中華文化，認為祭祖祀孔都是習俗的一部分，不用禁止；以帶有物質性的「天」或中國人視為最大祖宗的「上帝」代替「天主」這詞，他認為並無不當，但這卻是後來「禮儀之爭」的焦點所在。
利於1610年去世，弔唁的人絡繹不絕，士大夫及信眾並不把這位完全融入中國的意大利人視為外人，一方面是因中國人敬重知識，另一部分是他的個人德行極受尊崇。
教會之爭 影響深遠
利瑪竇的接班人可沒有這麼幸運。他去世後，耶穌會士統一了立場，跟從利瑪竇定下的規矩。可是，1632至33年間，道明會與方濟會會士相繼來華，他們對耶穌會關於「中華禮儀」的做法相當不滿，在1635至36年間自行安排法庭，審訊教徒有關祭祖祀孔等儀式；又認為祭祀與彌撒意義上無大分別，但前者對象錯誤，他們把口供送至馬尼拉的大主教上呈教宗。
不過，馬尼拉當局未有積極處理此事，道明會在華的負責人黎玉範便於1643年到羅馬游說，嚴重質疑耶穌會士的傳教方式。
教廷似乎對此事拿不定主意。1645年由傳訊部公布「凡敬城隍、孔子和祖先的祭祀，都在禁止之列」，但對「天」和「上帝」的應用，卻沒有表態。
耶穌會士見茲事體大，1650年也派人到羅馬陳情，這又引致教廷聖職部在1656年放軟身段，宣布如祭祖祀孔是世俗性和政治性崇拜，則准許教徒舉行，但是教廷卻未有正式取消1645年傳訊部的命令。
1659年，教宗又發了一個更為溫和的訓令，只要不是公開反對天主教和善良道德的，便不必勸服中國人改變原有的禮儀和風俗；只要不是邪惡的，不僅不應該排斥，甚且須加以保存，傳教士須盡可能習慣調適。
道明會對此不服，又派人到羅馬提出異議，未及答覆，反教的官員楊光在1664年便掀起所謂「曆獄」，把23名各會傳教士軟禁廣州，天主教幾乎受到致命一擊。
1667至68年，傳教士作危機處理，在廣州開了一個40天的會議，總結近百年在華的傳教經驗，決定遵守上述1656年教廷關於「中華禮儀」較溫和的訓令，僅有方濟會士利安當不肯為此背書。
1669年，「曆獄」平反，但教禁未解；1687年，在朝廷尚有影響力的耶穌會士南懷仁向康熙請求取消禁教；康熙諭旨：「天主教應行禁止」，但認為「將天主教同於白蓮教謀叛」，「此言太過，著刪去」。
這時期天主教的境況並不容易，法理上它仍屬被禁，但福建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顏璫卻火上加油，在1693年嚴禁該區教眾祭祖祀孔，禁用「天」或「上帝」以稱「天主」，各教堂書有「敬天」匾額的要一一摘除，又派人到教廷要求認可此禁令。
本來無人理會他的意見，但1693年顏璫升為主教，教廷才設立委員會審查，禮儀之爭便一發不可收拾。當中要命之處是「敬天」匾額為康熙御筆，摘此可遭斬頭之罪，非同小可。
上述種種爭鬥，其實難免涉及國際力量的較量。巴黎外方傳教會要擴展它在東方的勢力，希望能壓制西班牙、葡萄牙政府所支持的傳教會。
這時耶穌會也有在各地發動教徒表態，新就任的教宗格筋孟十一世到1704年11月終於作出定奪，「利瑪竇規矩」全被推翻，祭祖祀孔、「天」與「上帝」的用語通通被禁。其實，之前的一年，他已派出特使、宗主教多羅到華執行此命令，只是多羅得到的只是教宗口頭的說法，並無委任狀，他便遲遲不敢公開他的真正任務。
康熙對洋人頗為禮待，對多羅也不錯，但任務終不能永遠拖住，多羅於是把顏璫召入京，要他向皇帝陳述教廷的相關決議。康熙聽後大怒，指顏璫連御座後的4個漢字也不懂，如何敢妄論中國的經書之道，下令把他拘禁，其後還把他逐至澳門。1706年8月多羅也要離京，12月康熙諭令所有西洋人均須領「信票」，保證永不復回西洋，並遵守利瑪竇定下的規矩，否則不能留華。
多羅已面臨傳教事業全面崩潰的局面，但到1707年2月，他在南京卻宣布教宗已禁祭祖祀孔，違者要受到最嚴厲的「絕罰」；在華的傳教士便產生更大的分裂，75位傳教士領了「信票」，43人被逐。
1709年，教廷正式公布1704年的決議，但在華傳教士卻將此保密。1710年，教廷把傳訊部直轄的德格理傳回，他曾在康熙處聽差，此君報稱康熙對「利瑪竇規矩」本無定見，之前康熙的做法只是受耶穌會士挑撥所致。教宗誤信此說，1715年正式頒布詔諭，重申1704年的禁令，嚴責傳教士要無條件服從，否則「絕罰」，這對傳教士來說是比殺頭更嚴重的懲罰了。
此詔諭1716年傳至廣州，天主教在華事業從此一蹶不振。1720年，教廷稍為放寬禁令，但已回天乏力。康熙在那年閱到教廷1715及1720年的詔諭譯本後，再次大怒，批曰：「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
天主教會惟有轉入地下，他們或許可被當作今天內地地下教會的老祖宗。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在船堅炮利的帝國主義扶持下，天主教才能再在華立足。1939年教廷又正式改變態度，容許祭祖祀孔等。
對待宗教 態度開放
中國社會從古到今，對外來宗教其實有一種頗為開放的態度，佛教傳來，不少朝廷都接受；天主教傳來，在某些時期，士大夫也不見得便排斥。總之多一個神傳來，中國人硬是有本領把祂都放在天堂上，連洪秀全也自稱耶穌是他哥哥，真的滿天神佛，大家都是朋友。這與西方社會的「一神說」迥然有異。
不過，中國的政權對宗教的態度，也不是恒常的友好，在10多年前，芝大及華仁的學長、著名的宗教學權威余國藩教授贈我一本他的大作《中國的宗教》，內中他便有論證，中國歷朝政府對各宗教都是採取一種利用態度，只要有利於統治穩定，該宗教便獲支持，否則便排斥。
天主教若是被認為政教不分，甚至挑戰中國的傳統或政府的權力，則受打擊是意料中事。利瑪竇等耶穌會士都是智慧和德行超卓之人，處事靈活，完全懂得這個道理，這些人尊重中國文化，贏得士大夫信任，他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也是劃時代的。
不過，他們的努力後來也遭一些思想僵化的教條主義者破壞殆盡。我在華仁讀中學時，也可清楚感受到一些神父的身教，今天看來，他們是利瑪竇的精神傳承者。
歷史上，耶穌會屢受其他支派打壓，不能不為他們叫屈。今屆教宗是首位耶穌會士教宗，我與他見過兩面，握過兩次手，頗感榮幸，也許他對華的態度，又能再傳承利瑪竇的精神。雖然機會不大，但華仁明年紀念100周年，校友中不少人便希望他能過港主持校慶。
這段「中華禮儀」的歷史，對今天中港關係也很有參考價值。對不同背景的人誤判，後果可以很嚴重，但懂得尊重，則可共贏。
(HKEJ 201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