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北京參加了一個內地《環球時報》舉辦的有關國際及中國國情的研討會，與會者頗多為內地及港台的著名評論家。我參加的一節叫「香港之痛」，內容自是環繞着香港近月的暴亂。因為發言的人頗多，每人的時間極度不足，所以我們只能選擇性地講一兩點心中認為是重要的，不可能全面性平衡地分析整個局面。
我估量他們希望我多談一些與經濟較密切的議題，在到了會場時，我才發現把資料數據都留在酒店房間，忘記帶來，所以也就臨時「爆肚」，即興回應之前講者的觀點。有一種說法，是香港近月的暴亂與收入差距擴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不認同這觀點，雖然香港的媒體喜歡說量度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按此名字原來的意大利發音，香港所常用的翻譯「堅尼系數」是誤譯），近年不斷提高，但此說甚為誤導，近年統計處多次發表的報告也否定了這說法。
表面看來，使用人口普查數據對「基尼系數」最粗糙的量度，2001年是0.525，到了2016年是0.539，而「基尼系數」上升，代表着收入不均擴闊，香港的媒體也是據此大造文章。但這說法忽略了三點要素。
第一，上述「基尼系數」的收入計算，是以住戶總收入為基準的。但近年香港人口老化，嬰兒潮出生的人口大量退休，很多都是獨居或與老伴同住。這些只有退休長者的住戶基本上沒有入息或只有很低的入息，但他們因有積蓄，不一定貧困。把這包含大批零或低收入住戶也不加疑問算進「基尼系數」中自然誤導。
第二，香港每個住戶平均人口一直都在慢慢下滑，從每戶3人跌至每戶2.7至2.8之間。在計算原始的「基尼系數」時，住戶人數並不在考慮範圍，但我們知道，若10人住戶總收是二萬元，這住戶可算十分貧窮，但若1人住戶收入是二萬元，卻難以說其是貧窮。在計算「基尼系數」是，自應用每戶的人均收入，而非總收入。
第三，香港人口中有近一半人，享有重大的福利補貼，這體現在他們可住公屋居屋，其餘的卻不行。而且不同住戶要負擔的稅務也不同。經過對上述因素作出調整後，統計處所得到的結果是，2001年「基尼系數」是0.412，到了2016年，下降至0.401。這反映出香港收入不均的情況只是改善緩慢，但並非沒有進步。既然收入不均並無惡化，我們難以把香港的暴亂歸咎於此。
但有另一經濟因素是惡化了的。眾所周知，港人的財富很大部份都藏於其擁有的房屋之中。2019年第二季香港大型社會運動發生時，平均樓價是2013年第二季的三倍半，亦即樓價上升250%。擁有房屋之人帳面財富增值可觀，沒有的則望樓興歎。在同一時期，20至24歲全職的年輕人（減去外傭）名義工資共上升了近100%，但若扣去通脹後，上升幅度不足30%。由此可知，樓價升幅遠超年輕人工資的上升。從財富配置的角度看，他們極難加入業主俱樂部，亦即分享不到樓宇升值帶來的財富。
要解決收入差距是很困難的任務，但要使到樓市穩定發展卻有可行的政策工具，靠填海或開發郊野公園可也。香港這方面困難並非無解。
另一個我在會上有提出的重要經濟問題是港元制度。今天港元與美元掛鈎，香港共有等同近四萬億港元的外匯儲備，等於港元貨幣總量M3的53.3%，世上並無單一炒家甚至幾個炒家聯手有足夠實力可撼動聯繫匯率。
不過，世界政經局面波譎雲詭，中美角力在很長的時間內會繼續下去，美國顯然已主觀地把香港當作拖慢中國發展的一個戰場，未來可用的一招是凍結香港的美元儲備，又或不准香港使用美元支付系統。此等政策對美國本身也大大不利，但美國也有凍結伊朗及委內瑞拉外匯儲備的先例，所以實施此等政策的機會雖然很低，但不是不可能，港人必須未雨綢繆，以防萬一。
怎樣預防？1983年港元選美元為掛鈎貨幣，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年美國是香港最大貿易夥伴，但今天物換星移，香港每年對美的本地出口只剩下五億美元左右。如是觀之，從國際政局及經貿關係的角度看，港元的掛鈎貨幣應改為歐羅或人民幣，或二者兼得。這並非沒有代價，但卻總比出事時被人掠走幾萬億要好得太多。
(Headline Daily 2019-12-27)
我估量他們希望我多談一些與經濟較密切的議題，在到了會場時，我才發現把資料數據都留在酒店房間，忘記帶來，所以也就臨時「爆肚」，即興回應之前講者的觀點。有一種說法，是香港近月的暴亂與收入差距擴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不認同這觀點，雖然香港的媒體喜歡說量度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按此名字原來的意大利發音，香港所常用的翻譯「堅尼系數」是誤譯），近年不斷提高，但此說甚為誤導，近年統計處多次發表的報告也否定了這說法。
表面看來，使用人口普查數據對「基尼系數」最粗糙的量度，2001年是0.525，到了2016年是0.539，而「基尼系數」上升，代表着收入不均擴闊，香港的媒體也是據此大造文章。但這說法忽略了三點要素。
第一，上述「基尼系數」的收入計算，是以住戶總收入為基準的。但近年香港人口老化，嬰兒潮出生的人口大量退休，很多都是獨居或與老伴同住。這些只有退休長者的住戶基本上沒有入息或只有很低的入息，但他們因有積蓄，不一定貧困。把這包含大批零或低收入住戶也不加疑問算進「基尼系數」中自然誤導。
第二，香港每個住戶平均人口一直都在慢慢下滑，從每戶3人跌至每戶2.7至2.8之間。在計算原始的「基尼系數」時，住戶人數並不在考慮範圍，但我們知道，若10人住戶總收是二萬元，這住戶可算十分貧窮，但若1人住戶收入是二萬元，卻難以說其是貧窮。在計算「基尼系數」是，自應用每戶的人均收入，而非總收入。
第三，香港人口中有近一半人，享有重大的福利補貼，這體現在他們可住公屋居屋，其餘的卻不行。而且不同住戶要負擔的稅務也不同。經過對上述因素作出調整後，統計處所得到的結果是，2001年「基尼系數」是0.412，到了2016年，下降至0.401。這反映出香港收入不均的情況只是改善緩慢，但並非沒有進步。既然收入不均並無惡化，我們難以把香港的暴亂歸咎於此。
但有另一經濟因素是惡化了的。眾所周知，港人的財富很大部份都藏於其擁有的房屋之中。2019年第二季香港大型社會運動發生時，平均樓價是2013年第二季的三倍半，亦即樓價上升250%。擁有房屋之人帳面財富增值可觀，沒有的則望樓興歎。在同一時期，20至24歲全職的年輕人（減去外傭）名義工資共上升了近100%，但若扣去通脹後，上升幅度不足30%。由此可知，樓價升幅遠超年輕人工資的上升。從財富配置的角度看，他們極難加入業主俱樂部，亦即分享不到樓宇升值帶來的財富。
要解決收入差距是很困難的任務，但要使到樓市穩定發展卻有可行的政策工具，靠填海或開發郊野公園可也。香港這方面困難並非無解。
另一個我在會上有提出的重要經濟問題是港元制度。今天港元與美元掛鈎，香港共有等同近四萬億港元的外匯儲備，等於港元貨幣總量M3的53.3%，世上並無單一炒家甚至幾個炒家聯手有足夠實力可撼動聯繫匯率。
不過，世界政經局面波譎雲詭，中美角力在很長的時間內會繼續下去，美國顯然已主觀地把香港當作拖慢中國發展的一個戰場，未來可用的一招是凍結香港的美元儲備，又或不准香港使用美元支付系統。此等政策對美國本身也大大不利，但美國也有凍結伊朗及委內瑞拉外匯儲備的先例，所以實施此等政策的機會雖然很低，但不是不可能，港人必須未雨綢繆，以防萬一。
怎樣預防？1983年港元選美元為掛鈎貨幣，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年美國是香港最大貿易夥伴，但今天物換星移，香港每年對美的本地出口只剩下五億美元左右。如是觀之，從國際政局及經貿關係的角度看，港元的掛鈎貨幣應改為歐羅或人民幣，或二者兼得。這並非沒有代價，但卻總比出事時被人掠走幾萬億要好得太多。
(Headline Daily 2019-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