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 港人如何自處？ (雷鼎鳴)

少年時曾看過一部電影叫「新獨臂刀」，姜大衞、狄龍主演，張徹導演，編劇應是倪匡。該片的外景，不少似在今天科技大學的校園，山勢熟口熟面，所以我記憶猶深。故事主綫是說有武林盟主，為人忌才，不能容將來有人能挑戰他的地位。為達此目的，他不斷搜尋武林中的新秀高手，若其武功不錯，便找機會陷害他，並把他打傷打死，逐出武林。姜大衞所演的角色便被此老奸巨滑的盟主斷去一臂，從此意志消沉。後來與狄龍結為好友，但狄龍又為此盟主所殺，姜想出一絕招，為其報了仇。

世上有無如此人等，思茲念茲都要防止有人超越他？在各種辦公室中，此類人又那會稀缺？在國際政治上，又有無國家會採取先下手為強的先佔策略（pre-emptive move），在別國未形成足夠實力威脅自己前便先把它扼殺於萌芽？這也是有的。當代最喜此道的無疑是美國。例如，小布殊時代美國強找藉口，訛稱伊拉克有核子武器，硬是派兵滅其政府、殺其總統。當時美國所用的理論正是上面提到的先佔策略。其實伊拉克有無核彈並不重要，美國認為你將來能威脅到他，便會出手。這套理論的原創人是布殊與其幕僚的隔代國師，曾在芝大哲學系與政治系長期任教的古希臘經典學者史特勞斯（Leo Strauss）是也，日前低調訪港但卻鬧得滿城風雨的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Paul Wolfowitz正是史特勞斯的傳人。此位前國防副部長在芝大政治系讀博士時，有段時間史特勞斯應還未離開。不過，史特勞斯雖提出先佔理論，但卻反對佔人國土，布殊等人是只聽前者，不理後者。


美國試圖打擊 維持霸主地位

對美國政府而言，當今世上那個國家最有潛力超越美國？中國過去雖力求貫徹韜光養晦策略，但美國不吃這一套，在中國國力與美國仍有差別時，硬是把中國視為主要對手，中國的韜光養晦政策可能已走不下去了。

美國如此做，原因可能部分來自其堅持要做一哥的心態，但除此以外，利益因素亦很重要。舉個例子，美國政府雖欠債纍纍，但美元的地位仍是獨霸天下。有此地位後，中國或其他國家就算有貿易盈餘，但也會購買大量美債，這等於世界人民正在不斷的用辛勤勞動得出來的產品，送給美國，換回來的只是一批不斷貶值的紙張——美元，或它的債券。倘若中國經濟力量再增強，人民幣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美國的如意算盤便沒有這麼響了。由此可知，霸主地位是能帶來利益的。

美國當然不能如攻打伊拉克般攻打中國，但經濟上軍事上及外交上的圍堵，其意圖已是路人皆見，意識形態上的鬥爭當然也不會手軟。美國這樣做，部分原因恐怕是它的盟友中，包括歐洲及甚至印度，都有人對中國管治模式大感興趣，因為中國在作決策時不用理會政客的干擾，其效率有些人會感到羨慕。在意識形態的戰綫上，香港顯然是中美的兵家必爭之地。


香港步入中美博弈夾縫

在此大國博弈中，對美國來說，最好的形勢是一個親美的人當上香港特首，但中國決然不會容忍此事的出現。香港搞搞民主，對中國不會構成重大威脅，香港內部的民生政策如何，中央政府其實無多大興趣理會。但若主權受到削弱，外國勢力猛增，卻是中央一定要防範的，這不會有疑問。

港人似乎逐步走進這雙方博弈的夾縫中，不易脫困，形勢凶險。將來特首普選，選出中央不能接受的親美人士的機會極微，但香港政局波譎雲詭不可說沒可能。倘有此局面，中央大有可能不肯委任，甚至可用《基本法》容許的把香港宣布為進入緊急狀態，從而中國內地法律可適用於香港。性質上，這便等同「接管」（receivership）香港了，哪怕這只是暫時的，對港人來說這不是一個理想局面，更嚴重的是，就算接管結束，重回一國兩制，內地對港的戒心會增加，關鍵性的經濟發展，不會再靠香港，香港的經濟地位便會大挫，民生凋零。在內地及香港，不會有太多人希望見此情景。

(Sky Post     2014-6-30)

 

佔中脫離了群眾 (雷鼎鳴)

上周我在本欄提到《明報》委託別人所做的一個民調，結果顯示57％的被訪者認為，普選方案就算排拒泛民當候選人，也可接受，只要有一人一票便可。反對的只有28％，不及接受者的一半。傳媒另有報道，政府搞的民調，反對佔中的港人遠遠超過贊成佔中的人，但我最注意的一個結果是，只有7.7％的受訪者認為佔中可迫使中央政府讓步，這些結果與過去多個民調，例如去年年中中大搞的一次，大都脗合。

佔中的支持者常說要喚醒港人抗爭，其實他們的清醒程度遠不及大多數港人。佔中的目的是甚麼？它的性質是要通過用破壞香港無辜市民利益的手段去勒索中央讓步。從他們的各種言論可見，今天仍多有鼓動港人說中央政府會因他們人多而害怕他們，最終會讓步。

倘若他們公開承認，佔中只會使中央更企硬，絕不會有利政改的進展，支持者便不可能不減少。前中大校長劉遵義教授是國際知名經濟學家，他與中央及香港政府關係極深，十分熟悉官員的思維方法，最近他與夫人撰文，指出中央政府絕不可能讓步，這雖是上述7.7％以外的絕大部分港人的常識，但從劉教授口中道出，當然更具權威性。


軟硬實力均落於下風

在任何一個政治鬥爭中，若要勝利，便必須知己知彼，不能靠一廂情願的情緒辦事。佔中人士的對立面是中央政府，在硬實力上強弱懸殊自不待言，就算在人心的支持及軟實力上，佔中派也全無勝算。倘若佔中的對手是弱勢的香港政府，結局也許稍有差別，但中央政府有可能害怕佔中支持者嗎？我曾問過很多來自內地或在內地的精英知識分子，問他們對鄧小平的看法如何？對共產黨態度如何？從他們言談所得，雖然他們對內地有各種批評，但大部分對鄧小平有感恩思想，也不會跑出去打倒共產黨。這個道理簡單，因為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得益者，而且在事業、收入及自由上，近三十多年都有長足進步。這些人很多都是大學教授，獨立思考能力遠超普通的知識分子。

其實不但他們有如此取向，中國社會中大部分人又怎不會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在人類歷史中經濟生活進步最速的中國社會，我相信有兩種不容忽視的力量在出現：一是大多數人不想政府倒台或現在的政策要大規模修改，因為這可能干擾到他們預期可見到的持續進步；二是當人民收入持續上升後，大家經濟獨立，對民主的訴求會增強。

後者可體現為改良主義的訴求，但不是推翻政府。搞改革主要力量是內地人，港人作用有限。

在上述的社會背景下，雖則中國素來都要面對重重困難，但政權依然穩定。若這判斷屬實，用佔中勒索中央讓步，或甚至放棄部分權力，怎可能成功？若此路不通，佔中輕則破壞香港的繁榮，使到大部分港人反感，重則惹來中央政府對港更強勢的干預，無辜的港人只會被拖累，十分無奈。


急於求成 累及無辜

佔中的支持者雖有強大的宣傳機器作其後盾，但從各種民調可見，他們喪失民心愈來愈嚴嚴重，與人鬥爭，基本上只能靠對手犯錯才能收回一點失地，但隨後又輕易出現得而復失。

此種形勢，根源便是他們脫離了群眾，用中共的政治術語來說，是犯上了「左傾冒險主義」，或「左傾幼稚病」的大忌。

在中共黨史中，最著名的權力鬥爭之一便是1930年間李立三「左傾」路綫的所引發的爭議。李立三當過幾個月的中共最高領導，認為當時全國性的革命時機已成熟，可以進行大決戰，在各個城市大搞工人罷工，沒收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與銀行。但此種單憑主觀願望或想像急於求成的行事，卻使中共在革命根據地以外的力量，幾乎完全暴露及瓦解，中共因而受到重創。

對中共黨史有興趣的港人不會很多，但天下間的道理大都相通，靠互聯網中的小眾自說自話，並以此作為判斷形勢的準則，便會輕易患上「左傾」的冒險主義，脫離大多數群眾。李立三使到中共慘敗或佔中是否同樣地因冒險主義而慘敗，我們或許不用為其費神，但其造成的破壞卻會累及無辜，倒是不能不指出之。

(Sky Post    2014-6-27)

 

白皮書、地方中央矛盾與中間路線

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下稱《白皮書》），不少港人對此有爭議， 但中央政府顯然認為其主要內容不證自明，現在只是要把事情講清講楚而已。《白皮書》據說已準備了一年，我對其出爐時機的政治背景不感興趣， 但卻認為在了解中國上這是一份重要文件，其重要性在於開啟了一扇門，使我們可更清楚地窺見當今中國政府的管治哲學，而這管治哲學有著極深層次的歷史背景與實際需要。

 

中國是一個大國，我一向認同「治大國若烹小鮮」，就算是大國，政府也毋須事事干預，多留空間給自由市場解決問題， 效果會好得多。但自由市場與無政府主義是兩碼子的事，政府在不少事上尚要扮演管治的角色，要管治得有效，沒有一套管治機制是不可行的。管治機制包含很多元素，例如賞罰、考核、問責等等，但其中一項與《白皮書》關係特別大， 便是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的平衡點應在哪裏？在不同國家不同年代中，分權集權的模式不盡相同。對於小國，這問題比較簡單，所以下面只用大國的例子。

 

 

如何分權 不能迴避

 

二千多年前，秦統一中國時，中國已是一個有數千萬人口的大國。按地理面積，漢朝時中國比羅馬帝國稍大，但人口可能略有不及。羅馬這樣一個大國如何管治？羅馬的中央控制權比中國強大，靠的是她強大及機動的軍隊。但軍隊管不了地方的諸種事務，大部分本地事宜便交由各地的城市自己負責， 但有了中央控制的軍隊， 這些城市不易造反。拜占庭帝國的規模比不上中國，但也算是歷史上的大帝國了。拜占庭的官僚行政架構比羅馬的複雜，但軍人比平民重要，帝國劃分為多區，每區由軍事人員管治，這與現代社會中的文官管治制度相差甚遠。

 

美國今天是大國，其管治模式受到1789年生效的憲法所決定。 在美國立國之初，她只有一份五頁紙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並無憲法。這份（條例）並不給予「統率」十三個州的中央政府多少實權，後者的國會不可自行徵兵，總統無權，只能在國會開會時當當主席過過癮。最要命的是，中央政府無權向國民徵稅，各州的政府則各自大權在握，在外交政策上卻互不協調，大家鬆散地並存。美國的開國之父有見及此，在推出的憲法中建構了新的模式，從此聯邦政府擁有大量權力，國會可直接全國徵兵、直接全國徵稅，後來還成立了聯儲局，有中央銀行，美國亦逐步發展成超級強國。不過，各州對地方事務仍有話事權，各州議會也可各自立法（詳見本報2012年10月8日拙作《昔日的美國、今日的歐洲、明日的香港》）。

 

由上可知，大國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如何分權？羅馬與拜占庭要依靠軍事力量去維持全國的大一統， 美國的聯邦政府則有全國的徵稅權及各種聯邦法制，但地區性事務卻任由地方自治處理。那麼，中國的一套制度又如何？

 

中國管治制度的核心，在歷史上是郡縣制。郡縣制是一種中央集權，下級服從上級，一層一層各自有其特定功能的官僚架構。據漢學大師先師顧雅理（Herrlee Creel）的考證，公元前627年， 「縣」一詞在晉國第一次出現，到了公元前543年，整個晉國都劃分為多個縣。但若以為晉國是縣的始創地卻不正確，長江流域有著文化與制度都自成一家、而且是最富庶最大的楚國，她才最有可能是「縣」的發明者，縣的出現比晉起碼早六十年。公子重耳在當上晉文公前曾有十九年到處避難，當中有幾個月在楚國，得到楚成王的款待，很有可能在那裏得見縣在楚國的實施，後偷師引進回晉國。

 

其後，秦亦吸納了這制度，在秦王統一天下後，全國遠至廣東都劃分為郡縣，此種行政單位的劃分，竟幾乎完整無缺的維持到今天。 我們現在看到全國有省、區、縣等架構，與古代的省、府、縣（不同年代名稱不同）基本一致，歷史中雖曾出現過唐代的藩鎮割據、宋代的強幹弱枝、中央集權、地方管理不善、民國的軍閥混戰等等，但一級領導下一級的郡縣官僚制度仍能流傳下來。

 

中國以郡縣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大國管治制度， 比起西方封建社會中的貴族分封領地，先進很多，也有效很多。一些歷史學家曾考據過，中國的管治制度經過中東的巴格達，大約在公元1140 年傳到歐洲，當時最富有的國家是西西里，其國王羅傑二世（Roger II）對中國的制度讚不絕口，並引入了不少中國的管治術，他的做法又影響了其後當上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孫兒弗德烈二世（Frederick Ⅱ）與法國國王菲利普六世（Philip Ⅵ）。

 

郡縣制的對立面是諸侯或貴族各據領地的封建制。 前者有利大國維持大一統的管治，所有官員最終要向中央政府的頭子—皇帝—負責，其權力也來自中央的委任。 封建制或美國立國初年十三州各自為政的局面則不可能長期維持有效堅牢的統一性。 大一統還是分裂較好？這是沒有唯一答案的問題，但我們要注意到，若美國沒有1789年的憲法，成功地賦予聯邦政府較大的權力，它很可能不會變成今天的超級強國。歐洲歷來四分五裂，近年搞歐盟及使用統一貨幣，也是向大一統的方向走。

 

至於中國，一樣有多次分裂的歷史，但多是在亂世才顯著，大一統仍是歷史的常態，中央政府會讓地方政府處理本地事務，但一涉及中央的主權，除非是積弱無能的政府，否則絕不會甘於放棄。下級地方政府服從上級地方政府，地方服從中央，兩千年來大多數時候被視作理所當然，今天的中國政府也不會例外，挑戰中央的最終話事權無可避免地會被視為「作亂」，不會有含糊，搞不好會出現發兵討伐。我們喜不喜歡這些現實是一回事，但對歷史不應有自欺欺人的幻想。

 

 

地方權力 來自中央

 

縱觀《基本法》第13 條、第14 條、第18 條及第158條，再加上《白皮書》說得很白的解讀，在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力配置上，中央政府所屬意的平衡點應是這樣：一、在外交與國防問題上，權力完全在中央手上；二、在香港本地的自治事項上，人大常委授權了給香港的司法體制，自行解釋《基本法》的相關條款； 三、在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和中港關係的條款，人大常委而不是香港法院，才是最權威的解釋者。第一項明顯與中央主權有關，第三項可能也與主權有關，中央都絕無意圖放手不管。某些人以為中央會因經濟或國際問題的顧慮而在此等權力問題上讓步，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或甚至是政治動員的招數，但《白皮書》發布後，再有此看法便是笨蛋了。

 

這些現實，其實《基本法》也寫得頗為清楚，中央為什麼還要發表一份語言更為直率的《白皮書》重申立場？我相信是中央認為， 部分港人已踩著了她幾個禁忌：第一是一些不懂分寸的激進分子在鼓吹「港獨」或「漸進港獨」。港人都知道他們不成氣候，但中央會另有解讀（見下文）。

 

第二是有些人與外國勢力眉來眼去。這類活動若不太張揚的話，或許中央不用理會，但從維基解密及斯諾登提供的資料看來，美國顯然對香港事務極感興趣，甚至不能排除有插手干預。這是中央所不能容忍的，在東亞地區外交環境複雜的今天，尤其如是。

 

第三是「佔中」運動。我素來認為這是一愚蠢之極的犯法行為，我過從較密、港人熟悉的經濟學家，無不反對「佔中」，但對中央而言，我估計她不見得太過重視「佔中」對香港所構成的經濟損失（很多人認為我用多種方法估算的每天16億元的損失是低估，但從中央的角度看，這並不是很大的數目），她關注的主因，是認為這是一種要挾手段，是在挑戰她的權力，所以更沒可能不企硬。

 

以上三個禁忌或多或少都跟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配置有關。 也許某些港人以為他們原來的意圖並非如此，所以中央政府是極權專制等等。此種思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不由我不想起一套舊電影《驚天十三日》所顯示的歷史教訓。

 

 

中間路線 符合港人

 

這部電影是述說六十年代初甘迺迪當美國總統時差點與蘇聯發生核戰， 使整個世界人民都命懸一線（經過藝術加工）的真實故事。美國當時有飛彈部署在土耳其對準蘇聯，蘇聯則正在用船運載核彈頭到古巴，打算對準美國。美方認為這不能容忍，但如何應變？美國軍方將領態度強硬，很想報在古巴豬灣一役失利的一箭之仇，十分好戰，他們大力鼓動甘迺迪開戰；蘇聯方面一樣有強硬派，不能容忍美國在土耳其的部署。

 

當時雙方當然也有務實派，深恐稍有差池，核戰便是必發之箭。但雙方的務實派如何能使對方知道自己的底線及不想開戰的用心？要知道己方內部有些人是在拚命陽奉陰違，極力挑動對方的情緒。當時每一句說話、每一個動作均可被視作一個向對手刻意發放的訊號， 這些說話及動作絕不能有錯，否則對手的強硬派必會利用之而把事情推向極端。例如，美方不得不派偵察機到古巴探聽虛實，但飛機師收到的最重要命令卻是飛機千萬不能被擊落， 因為務實派知道，一旦如此，總統也阻止不了軍方的壓力，大戰必會爆發。讀者若看這電影，再思考香港問題，很易會「一額汗」。

 

一些港人若要埋怨中央在發放錯誤訊息，我們無責任替中央辯護。但我們自己行事也必須每日三省吾身，港人自己發放的訊息又會被怎樣的解讀？高舉「龍獅旗」、叫喊「反蝗」口號、在敏感時刻「告洋狀」、在街頭高叫「打倒共產黨」口號、「6.22」的假「公投」等等，若事事孤立來看，的確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若加在一起，我們恐怕也不易說服中央，香港沒有人在挑戰她認為是神聖的主權。

 

香港的危機一觸即發，《基本法》第18 條說在緊急狀態下，中央可發布命令使全國性法律在港實施，這可能等於是暫時性的「接管」了。過去這會被認為是天方夜譚，但今天我們又憑什麼排除此可能性？

 

一旦發生，中央損失甚少，香港在短線卻是大傷元氣（我甚至聽過一些人十分歡迎此局面）。

 

香港現在需要的是雙方都降溫， 從多種民意調查中，我們也知道大部分港人都希望如此。 在普選及其他社會議題上堅持走中間路線才是最符合港人真正的長遠利益。正因如此，我雖然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也大力支持走中間路線的「十三學者普選」方案。 此方案的理念在王于漸與宋恩榮在本報日前發表的大文中有詳盡討論。

 

(HKEJ   2014-6-24)

凶宅經濟學 (雷鼎鳴)

香港樓價幾乎貴絕全球，已是不爭的事實。雙辣招（或三辣招）出台以後，此局面並未改變，中原地產指數自辣招後的2013年3月第三周創下123.66點的新高後，近來雖稍有回落，但比辣招推出前，仍高出七、八個百分點。有云：「窮則變，變則通」，港人面對樓價壓力，可如何靈活應變？

這個不容易，因為高樓價是全方位殺到的，除非香港土地供應大幅增加，或經濟崩潰，局面不易改變。但市民若不介意住所面對無敵墳景、鄰近殯儀館或堆填區等，樓價或租金也許可稍為便宜一點。本來租買一個有不吉利樓層（如24樓）或不吉利座數（如第4座）又或是風水欠佳之地，也是出路之一，我有一群學生在三、四年前曾搜集過這方面的大量數據，發現這的確對樓價有負面影響，但影響甚為輕微，況且發展商也一早有應對之道，樓層座數都有好的名稱。若真要有點效果，選取「凶宅」居住也許可行。


兇案單位 市值可低三分一

想不到此種奇思異想也一早被深具創意的市場中人想到。去年一月讀《華爾街日報》有篇報道，才知道香港有位「凶宅王」，後來有線電視再有報道，才認得這位「凶宅王」竟是位失散數十年的朋友伍冠流。翻閱同學錄中對冠流兄的描述，原來自小被同窗視為「神化」，此詞可解讀作思想靈活、不拘一格，三歲定八十，果然如此。

冠流兄的商業模式並不複雜，他自93年開始，已陸續用低價買入超過20所「凶宅」，後者的定義是宅中曾有人不自然的死亡。其中又以兇案現場其鬼最猛，樓價折讓亦較多。若樓上或同層有人跳樓等等，也會使人心裏發毛，樓價可被壓低。有時樓價會比市價低出三分一，冠流兄卻可用近乎市價的租金把樓租出，收入不錯。但因租金未必能便宜很多，膽氣粗壯，敢於租住凶宅的人士，也未必能省回很多。

據冠流兄電郵告訴我，他早已養成在報章中搜索命案的習慣，與凶宅現主人討價還價時，每次都是一場心理戰。香港的命案不算多，在住宅中發生的更少，但每年找出幾十宗有用的，我相信並不難。問題是壓價過程也許不是我等業餘之輩所能有效做到。

但不少銀行對凶宅的按揭設限，卻可使賣家更處於弱勢。對於心思縝密，肯投入時間搜尋凶宅並有耐心等待獵物出現揀肥而噬的人，這門生意相信可行，冠流兄的成功便證明此點。

但買凶宅時有折讓，並不一定保證能賺錢。冠流兄卻可做到租金與市價不遑多讓的地步，所以能夠賺金多桶。

香港人口有七百多萬，有些不信鬼神，有些外國人租客認定港鬼不懂說外語，所以不會與他們溝通，更重要的是，租客與一住宅的關係遠不如業主與自己物業之深，所以在租樓時很可能沒有花工夫去查考所租住宅是否凶宅，用市價租住後若無在家中撞鬼，自也會住得心安理想。


市道暢旺 折讓較低

不過，在冠流兄的訪問中可看出，在樓市暢旺時，想以高折讓買得凶宅，難度也會增加，有時折讓變得只等於市價的五、六個百分點。這不足為奇，凶宅是普通住宅的非完美代用品，初級經濟學告訴我們，當咖啡價格上升後，茶這一代用品的價格也會上升。同理，既然普通住宅變得太貴，市場自會把更多的買家趕去考慮購買凶宅，以致其價格也隨着上升。

另有一點可注意。假設凶宅這一標籤造成的心理損失是100萬，在樓價500萬時，凶宅只能賣400萬，那麼折讓是20％。

但若樓價已升至1,000萬，凶宅扣除折讓後能賣900萬，折讓的百分比便只是10％，投資價值便會減少。

 

(Sky Post   2014-6-23)

 

排拒泛民參選特首？ (雷鼎鳴)

六月九日《明報》公布一個委託他人進行的一個民調結果，該民調目的在測量市民對普選的底綫，結果再次確認其他相關民調所提供的信息。

該民調的問題是，如中央及特區政府最後提出的方案可讓一人一票選特首，但泛民會被拒參加，此方案可否接受？結果顯示，57％的受訪者會接受方案，28％的人反對，寧願原地踏步。從這結果我們可知道，接受此方案的人兩倍於反對者。在反對「佔中」或贊成「佔中」的各種民調中，反對「佔中」的也一直大約兩倍於支持者，港人對當前重要議題的主流意見是頗為清楚的，除非民調進行得不夠專業，或受訪者故意違心地提供答案。


極端抗爭路綫 市民反感

上述結果須與過去的一些民調或選舉結果相比較。據說在港支持泛民的人過去有六成，支持建制是四成。近年在立法會選舉中支持泛民的可能已沒有六成，而是稍多於五成。既然在過去選舉中，支持泛民的人似乎佔了大多數，為甚麼現在堅持要有泛民出選特首的人只剩下到28％或者更低？要知道，有小部分人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普選的，這28％可能也包含了他們。上述的問題有幾個可能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建制派宣傳功力厲害，大多數港人都受到他們的「洗腦」，以致不能堅持民主原則。我不相信這答案，只要了解香港媒體的生態，也知道建制派無此能力。宣傳能力是他們的弱項，況且港人接收的資訊眾多，這麼容易洗腦？

第二個答案是泛民支持者在急促下滑，致使民意逆轉。觀乎近月激進活動變本加厲，溫和泛民被騎劫，他們的所謂「抗爭」活動走上極端路綫，引起市民警惕，失去一部分支持，不足為奇。不過，從接近六成的支持率跌至不足三成，速度太快，反而不合理。這答案可能提供部分解釋，但不會是全部。

第三個答案是市民認為，特首選舉與立法會選舉不一樣，就算是泛民的支持者也明白，泛民政客當中有管治香港能力的人，絕無僅有，且若中央反對任命，也會帶來一團糟，所以反正泛民政客最終都不會當上特首，參選者有無他們並不是大問題。這個答案我相信有部分真確性，但是否足以解釋28％之謎，不得而知。倘若持此想法的市民頗多，中央反而不用太擔心有泛民成為候選人，他們反正選不上。

第四個答案是港人十分「機會主義」，既然中央已經支持一人一票的普選，為甚麼不先把這制度拿到手上，其他的所謂「真普選」方案或公民提名，比較抽象，不見得要堅持一些得不到的東西而失去唾手可得的一人一票普選。有人認為此種態度是很多人尚未「覺醒」，所以當前的策略是要叫醒他們云云。


應先取一人一票 再調整方案

現時並無詳細數據告訴我們持此種思想的人有多少，但若有人以為自己比他們清醒，則其言差矣。我過去多次寫過，民主的充分與必要條件有二：普及參與及當選人任期必要設限。只要當權者知道自己若做得不好便會在下一次選舉中被踢下台，又或若設立一些壓迫性的制度，在自己下台後會反受其害，所以不會在任內胡亂壓迫他人。至於其他的原素，例如投票結果是否一定能反映民意等等，學術界早有證明，這些都是達不到的目標（可參考我過去在本欄所寫的相關文章），公民提名是在世界各民主國家中更是可有可無的元素。事實上，美國開國之父，憲法的起草人之一麥迪遜總統，正是最早明白上述民主的兩個充分與必要條件的人。

現時大部分港人就算不懂此等民主理論背後的深層原因，但卻懂得集中焦點在一人一票的核心問題上，其他的則可有可無，他們的見識，實在遠勝一些不懂思考卻自以為正確的政治活躍分子，大部分港人都遠比他們清醒。

 

(Sky Post   2014-6-20)

 

評《二十一世紀財富論》 (雷鼎鳴)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財富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英譯本出版後，長期高踞亞瑪遜暢銷書榜首，頗引起知識界的討論與爭議。我同意林行止說此書的capital應譯作「財富」而不是「資本」，資本是一種生產要素，但財富雖可帶來回報，卻不一定可用作生產，例如藝術品可升值，卻不能用作生產。本書所說的是「財富」。

 

我兩個月前用kindle 下載了此書，一則是這較為方便，二則是近年香港樓價飛漲，藏書的空間成本大增，不能不減少買書。我算過一下，買一本書若要100元，平均而言，我要付出400元，額外的300元是要支付買大一點的空間，不可不防，但用電子書卻無此問題。讀此書時，因用電子版，不知頁數，但覺讀來讀去也讀不完，後來才知竟有700頁之多。

 

 

三個範疇糅合印證 r > g

 

此書確有不少優點。它文筆簡潔，可讀性強，不需專業背景也可讀懂。全書無甚理論，也不用倚靠複雜的數學方程式表達其論點。最重要的是，作者把他本人與其他學者過去搜集到的數據整理後，能頗有力的論證一個顯淺但重要的主題，即財富的投資回報率（r），長期地遠高於經濟增長率（g）。這會導致擁有大量財富的人跑贏總體經濟，富者愈富，把其他人等拋在後面。皮凱提建議對財富每年都直接徵稅從而減低貧富差距。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此書，則可發現它試圖把三種不同的範疇糅合在一起，即經濟增長、功能收入分布（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與個人收入分布（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功能收入是指資本、勞動等不同功能的生產要素各自可帶來多少收入，而這些又會影響不同人等的個人收入，以及他們的財富累積，把這三個不同的範疇搞在一起，似乎過去從未有人試過。

 

此書的關鍵是要用數據證明r ＞ g。英國的《金融時報》據說找到了它數據分析上的一些毛病， 我也相信只要對皮凱提的數據敲敲打打，找到一些缺失不足為奇，但我估計，皮凱提最後仍可有效頂得住《金融時報》的批評。成名的學者一般思想縝密，做事小心，在他們熟悉的範圍內被新聞工作者攻破，機會絕低。我的看法是，在特定的條件下，r的確大於g，但皮凱提對此現象的解讀及政策建議，都很有問題。

 

在人類歷史中，除了近代，經濟增長率差不多都是接近零，但投資回報率卻多數是高於零。試問你若要問人借錢投資，如果利息是零，誰願借錢給你？若投資沒有正回報，你又如何肯用正利率向別人借錢？

 

投資回報率的數據不易全面搜集，但皮凱提用了不少方法去說明r是很高的。例如，他把《福布斯》歷年富豪排行榜的數據找來，發現一些富豪財富增值頗快，所以他們投資的回報率一定很高；又例如，美國私校很多都擁有校產基金，可用作投資賺錢支持學校開支，這些基金的回報率都有公布，十分透明；例如，哈佛校產過去20年的投資平均名義年回報率是12%，減去平均2.4%的通脹後，可知其投資的實質年回報率平均是9.6%，算是不錯，當然亦遠高於經濟增長率。皮凱提基於這些結果，認為大財團才有此能耐取得如此高的回報，因它們可出得起錢去僱用一流的投資基金經理。

 

 

專家回報高言過其實

 

這種說法便有點言過其實了。哈佛或其他大學的基金的確有高回報率，但這只是因為它們都有採用對沖基金、私募基金等等較高風險的投資組合。哈佛9.6% 的實質回報其實不算特別亮麗，不少港人的業績比它更好，看看港股便知，今年恒生指數剛好成立了50年，從1964年指數的100點，升至現在超過23000點，再加上每年平均約3.5%的分紅，閉著眼睛買港股的平均年回報率，扣掉通脹後，也有9.75%，還稍勝哈佛基金的專家投資；況且，恒指成分股的風險很可能遠低於哈佛基金中包含的對沖基金。小投資者其實不必仰慕大基金，羨慕其有「一流」的基金經理，把自己的小本金額放到互惠基金或指數基金中，歷史證明，回報不比別人差。

 

不是只有大財團才會有較佳的投資表現。我們若要取得與城中首富同樣的回報率，買他名下公司的股票便庶幾近矣。不過，財經界的常識是風險與回報有緊密關係。我從前的一位老師、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在1985年與人合寫過一篇現已被學術界引用5000多次的經典論文，其中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無人能圓滿解答的謎，曰「股權溢價之謎」（Equity Premium Puzzle）。他們把近百年的股票回報率與政府債券等低風險證券的回報率作一比較，發現前者遠高於後者，更重要的是，前者所涉及的額外風險，經計算後，不是很大，不足以支持如此巨大的回報率差距。為什麼接納稍高風險的投資便可有高很多的預期回報，但很多人卻不敢這樣做？例如你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有一半機會獲得5元，另一半機會獲得10元；第二個選擇是你肯定可獲得5.2元，但你卻寧願揀第二個選擇，使人奇怪。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解答雖莫衷一是，但回報率的高低取決於對風險的承擔程度而不是自己有多少資金，卻是清楚不過的。

 

我們當然也不應忽略，對大部分不肯承擔風險、只願把錢存在銀行的人而言，他們的回報是遠低於經濟增長率的。這也說明，不是每一人的投資回報率都高於經濟增長率。總體而言，r應該還是比g高，但r所以高企，部分原因只是要補償較高的風險而已。不用羨慕其他人，你肯節衣縮食多儲蓄敢承擔風險，一樣可以獲取較高的r，增加脫貧的機會。

 

 

不喜歡人力資本這概念

 

我相信r大於g，除了風險因素外，還另有其他原因。原因之一是財富的投資回報率常被錯誤入賬而被誇大了。用Facebook作例子。發明者早已因此賺得盆滿缽滿，在賬面上看，他們的回報不會被算作是他們的工資或勞動力的回報，而會被當作是資金投資的回報；但嚴格來說，他們的收入是對他們的創新能力或人力資本的回報，應當作薪酬處理。皮凱提發現薪酬佔GDP的比重沒有上升，因而認為人力資本並不重要，這個說法很可能是錯誤的，薪酬比重沒有上升只是因為部分的人力資本回報被錯誤地當作是資金投資的回報。同理，一個擁有豐富財經知識的投資專家在股市中大有收穫， 他的收入究竟應被視作是知識的回報還是資金的回報？我們一旦使用人力資本的概念，看收入或財富的分布，便會發現部分的r其實是對才能的回報，沒有什麼不公平，但這卻會動搖到皮凱提所建議的財富再分配政策的合理性，所以他並不喜歡人力資本這概念。

 

皮凱提的數據也顯示，近三、數十年來，在發達國家中收入及財富的分布比二次大戰後遠為不均。此現象我相信與全球化大有關係，而且未必是永久性的。全球化的其中一個特徵是，中國及印度等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加入了資本主義市場。全球市場可用的勞動力大增，發達國家勞工的收入自然會被拖住，但因資方有更多勞力可用，他們的投資回報率會應聲上升。這種現象沒有什麼不公平，但卻可保持r大於g。不過，其後果不見得恒久不變，當中國及印度等國的勞動力較為昂貴或資金積累更充裕時，r與g的差距或會稍為收縮，但到時也許輪到非洲窮國的勞動力加入資本主義市場，所以勞工的收入前景不會很好，投資在人力資本，才能真正幫助更多的人脫貧。

 

但人力資本也不應是無的放矢的胡亂投資。在全球化下，新的機會不斷湧現，誰掌握到利用這些機會所需要的知識，誰的收入與財富便愈可能上升。反之，拒絕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其經濟地位便難有進展。

 

 

投資教育可助脫貧

 

皮凱提書中建議要全球合作，不但徵收入息稅，還要每年徵收資產稅。換言之，不但每年收入的一部分要交稅， 過去累積到的財富也要每年交出一部分。他認為，這才是最有效的阻止富者愈富、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做法。

 

在我讀過的評論中，就算是左翼人士所寫，也找不到多少人認同此議的可行性。一旦徵資產稅， 大家儲蓄投資的誘因怎可能不大幅減弱？資金積累仍是世界多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但他的建議卻是要懲罰甘於節衣縮食，多儲蓄投資，務求自己及子女將來生活更美好的人。這不但難言公平，而且會打擊經濟增長，造成均貧。

 

資金當然也會逃逸， 所以他建議各國合作，一起抽資產稅，使這些資金逃無可逃。這的確很絕，但誰會肯如此合作？我們可試從香港的角度看此問題。此策若然落實，對香港可能帶來甚大好處，歐美的資產在當地逃無可逃，香港可對這些資產大開方便之門，歡迎其到來可也，這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大有裨益。實施資產稅的國家可能不會高興，但它們的資金可能跑得七七八八，財政出現困厄，自身難保，理它們作甚？

 

皮凱提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法國抽重稅，大搞福利，其科技與教育雖發達，但仍難掩其經濟的困境。法國模式不能被視作榜樣。皮凱提的建議，頗有左翼人士「輸出革命」的味道。自己弄糟了經濟，竟是要把其他國家也拖下水，大家都一齊徵高稅。

 

最後要指出一點。r大於g雖然會導致某些人成為富豪，但富豪的身份卻隨時會改變。半世紀前在香港或歐美獨領風騷的富豪，有多少人的後代仍能有此地位？要更多的人脫貧的話，多投資教育而不是靠高稅搞福利，成功的機會更大。

(HKEJ   2014-6-16)

考試與獨立批判精神 (雷鼎鳴)

暑期開始前是公開試舉行之時，六月是內地高考，日前在電視見到內地高考開考之日的報道，確是使人大開眼界。今年有939萬考生爭奪698萬個大學學額，競爭性表面看似不大，但家長與學生夢寐以求的名校學額卻仍是少得可憐，但這只會加強學子要誓死一戰的決心。在電視所見，有些地方考場有軍警保護，有些地方交通警願意把遇上交通阻塞的考生送到考場。最誇張的是，鄭州市居然出動「雄師突擊隊」保障考試不受干擾，一些提供高科技作弊服務的集團，亦被高調拘捕。

我看這些措施是政治性高於實際需要，內地家長普遍願意付出大半生的犧牲以求獨生子女能進入高校，若考試有不公之處，後果可以十分嚴重。內地不少人甚至認為唯一不受裙帶關係影響的制度便是高考，大家相信靠付出便可為家庭爭取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倘若此種希望被打破，說得嚴重一點，整個政權都可能垮掉，各級政府又怎敢對保護高考不嚴陣以待？


依賴死記硬背 抑制創新力

此等心態已有千餘年的歷史，不會輕易改變。中國人是考試的發明者，從公元622至1905年，中國的文官制度便是靠科舉取仕。宋朝有兩份尚存的進士名錄，把每位中了進士的家庭背景一一列出，最重要的是，其祖宗三代有無人當過官也有所記載。1148年那一份，因名單中有朱熹，所以能保存下來，其中56.3％的進士，三代中都絕無先輩當過官。1256年那一份，有文天祥、陸秀夫，57.9％的進士都沒有祖蔭。先師克拉克（Edward Kracke）在1947年發表這研究結果時，便指出中國靠能力而不是靠祖蔭的傳統社會的流動性高於同期的西方。

科舉考試使到平民可當官，這對中國千多年來的政治相對穩定性所起的作用不應低估。事實上，科舉也曾真的篩選出不少傑出人才，上文提到的朱熹等人便是例子。但科舉也有着一切我們熟悉的有關考試的缺點。明清時出現八股文，抑制了民族的創新力，這與今天我們見到學生靠死記硬背、靠補習社「貼士」過關所造成的危害，如出一轍。考試作弊當然也是古已有之，我曾在芝加哥的博物館與克拉克教授的課堂中見過兩塊「貓布」，是考生把整篇《孟子》之類的經典抄在布絹縫在衣內以便作弊偷看之物。

考試制度能風行世界，自有優越之處。若要改革的話，應集中在增加思辯性內容，此點猶太人獨步天下。他們從少習慣與人辯論，懂得從多角度推理質疑並達至獨立見解。香港年輕人在獨立思考及批判精神上的確有所不及。所謂獨立批判精神，是要懂得對不同的觀點都先掛上問號，然後小心從多角度推理及搜證，從而得到答案。不少年輕人對不同意見胡亂責罵，正是缺乏批判精神的明顯徵狀。這也許是港人從少便習慣胡亂接收信息之故。


先入為主 以偏概全判斷事物

近日有網報的一篇報道正好是缺乏批判性的一種典型，該報用強烈字眼說「白皮書」犯了低級錯誤，連中學生都不如。何事如此之激？原來「白皮書」中說自97至13年，香港的實質GDP每年平均增長3.4％，該報說「白皮書」計錯數，而且搞不清實質與名義GDP的分別。我在統計處的網站一翻查，2013年香港的GDP（用2011年物價計，下同），是2.022萬億，1997年是1.192萬億，2013年的GDP是1997年1.696倍，它的16次方正可告訴我們「白皮書」的3.4％正確無誤。該網報其實是自己犯了錯，用了不正確的名義GDP數據，當然得不到別人3.4％的正確答案，於是網報又自己強用錯誤的方法計出3.4％，居然還敢說別人要用錯誤的數據錯誤的方法才得此答案。

我不相信該報是故意犯上此等可笑的錯誤，但此事正好反映部分香港人的一種惡習，在立論之前根本沒有經過小心的論證，粗疏地得到一些自己喜歡的答案便如獲至寶，聲大夾惡的批評別人，這當然不符合真正的獨立批判精神，此種態度如長久發展，香港危矣！

 

(Sky Post    2014-6-16)

觸犯中央底綫才有「白皮書」 (雷鼎鳴)

國務院發表了《「一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在港立時引起新一輪的爭議。

我在網上把白皮書找來一讀，並無覺得其主要內容與我對《基本法》的理解有甚麼重大差別。白皮書最引起爭議的一段應該是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自中央的授權，給你多少權你便有多少權，不存在「剩餘權力」。但這種說法一直已存在，2007年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已說過。

至於《基本法》，人大有修改權，但香港的法院早獲授權對屬於自治範圍內的條款可自行解釋，白皮書沒說會收回此權（若收回，則會失信於民），不過，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港政府關係的條款，則一早有言在先，有需要時香港法院應向人大尋求釋法。又《基本法》第十八條亦清楚說明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是否香港出現了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便可命令過去不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在港實施。由此可見，地區性的事務，中央可選擇不管，但一涉及主權及安全的問題，一早白字黑字已說清立場。


勾結外國推港獨 必被制止

部分港人，尤其是泛民激進派，對白皮書中明示的中央與港府的上下從屬關係，感到不滿，這沒甚麼奇怪，這是因他們不明白中國歷史。中國是世界首個建立全國性官僚管治架構的國家，自秦漢以來都在採用着等級分明的郡縣制，下級政府服從上級政府，地方政府服從中央政府等。這種制度有優有劣，但對維持中國大一統的有效管治，扮演着核心角色。我們可不同意特區政府要向中央負責此一《基本法》規定的制度，但要想改變這兩千多年來被認為行之有效的做法，卻只可能是妄想，絕無成功機會。用歐美的所謂「國際標準」也殊無意義，中國有着與它們不一樣的歷史，不少西方漢學家還對此中國模式十分欣賞。

從中國的利益出發，我相信中央本來不想插手香港的本地事務，在回歸初期，這想法是很清楚的。但近年香港的一些演變，卻觸犯了中央的三個大忌。第一是有人公然推銷不同層次的「港獨」；第二是搞「佔中」；第三是與外國勢力眉來眼去。這些大忌中，有些是侵犯中央的主權，有些可能造成動亂，損害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至於與外國勾結，在此國際形勢複雜的今天，更會被中央視為必要制止之舉。

治國者在推出政策前必會把得益與代價計算清楚。中央若認為香港的一些發展會損害其核心利益，便要計算在反制時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泛民激進派一直都有意無意的宣傳中央會顧及在港的利益，不會出重手。我在四年多前早已指出此等主觀願望只是自欺欺人。在1990年，香港的GDP是中國GDP的25％，在《基本法》中，有利香港的條文也多。但在今天，香港的GDP只是中國的2％左右，而且在急促下降，就算香港陸沉了，對中國國力的影響也只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見，港人若要增強自己的談判地位，便應努力地使到自己的貢獻不可被取代，而這些主要是在經濟領域的。在自己實力不斷衰退之時胡亂「撩交打」是何等愚蠢的行為，可惜不少人對此說不以為然。


理性務實 避免最終兩敗俱傷

但大多數港人其實又是理性務實的，《明報》日前託人搞了個民意調查，發現57％的港人接受拒參加泛民的一人一票特首普選，反對的只是28％。此類結果，與民意調查中一直顯示的反對「佔中」之人兩倍於贊成「佔中」之人，十分相符。由此可見，大多數市民不願被綁在戰車上與中央硬碰硬，因為這是必敗無疑的自殘行動，境外力量也絕不會幫得上忙，但他們可能樂意見此發生。

現在的困局，甚至是禍及港人的危機，應如何化解？既然中央最重視的是主權問題，港人實應喝停一些不斷發放錯誤信息的言行。向外國人告狀，只可能有反效果，在622所謂公投及「佔中」等錯誤的平台上發難，只會使中央更相信自己的判斷正確，最後造成兩敗俱傷，而中央只是輕傷，港人則是重傷，回歸中間路綫沒有甚麼時候是比現在更需要。

 

(Sky Post   2014-613)

怎樣降低全球貧富差距? (雷鼎鳴)

今年1月我接到一封梵蒂岡寄來的函件，邀我參加一個名叫「百年基金會」於5月主辦的研討會，主題是全球性的收入不均。這個「百年基金會」的主要功能，似乎是為梵蒂岡籌募經費，但每年都有舉辦大型研討會，探討重大社會問題。去年5月我也曾應邀參加它的研討會，主題是失業問題，參加者多是歐美的經濟學家及企業界人士， 講者都可覲見教宗，今年與去年我似都被當作是唯一的亞洲「代表」。看其主題，不由對梵蒂岡的「入世」感到驚喜。

 

今年1月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 有報告列出未來十年全球要面對的三十一種風險，而收入不均、極端天氣和失業正是前三位最可能出現的風險，梵蒂岡的選題與世界經濟論壇何其相似！對此邀請，我當然不敢怠慢，況且收入不均是我長期關注的問題，怎能不下工夫準備？

 

基尼系數 初現降勢

 

收入不均是經濟學一個核心問題，它受到重視，自有其原因。收入不均與財富不均是兩個緊密相關但不盡相同的概念，後者近來因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書而受熱議，本文先集中討論收入不均問題，下周再評論皮凱提一書。

 

討論收入不均先要搞清楚一些相關的數據，以及這些數據應如何解讀。我在梵蒂岡的會議中認識了一位本來在世界銀行當主要經濟師（Principal Economist）、但現在已加盟紐約市立大學（CUNY）研究生院的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米氏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構建了一套包括全球94％人口入息的數據庫，使到研究全球收入不均可變得有根有據。他原本沒有香港的數據，我也轉送了一套給他。又紐約市立大學最近從普林斯頓挖走了克魯格曼，重要武器便是該校有一個叫「盧森堡入息研究中心」（Luxembourg Income Study Center），內中儲有大量各國收入數據，我到過其網站，發現有些數據頗為有用。

 

從米蘭奴域搜集的數據中，我們可得到一些頗使一般人出乎意外的結論。最重要的一項是，儘管自歐洲工業革命後，量度全球人口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總體呈上升態勢，但最近十多年來，世界的收入不均首次出現下降！

 

要了解此一與不少人印象不符的結論，我們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宏觀視野，才不致忽略一些決定收入分布的重要因素。按過去的做法，若要量度國與國之間貧富如何不均，最簡易的方法莫如找來每一個國家的人均GDP，並把每一國都當作一個單位，再計算出她們之間的「基尼系數」。但這方法有明顯缺點，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小國與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在計算上都用相同的比重，結果當然不能反映世界總體人口的收入分布狀況。好一點的方法是仍然採用各國的人均GDP，但在計算「基尼系數」時，按人口數量決定其比重。換言之，這是假設七百多萬香港人每人都有527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左右的人均GDP，中國十三億人每人有相同的9800 美元的收入等等，如此可算出全球數十億人的「基尼系數」。

 

顯然地，這第二種方法一樣大有問題，每一個國家內各人的收入都不相同，把他們每人的收入與與該國人均GDP劃上等號，當然會低估了收入的不均。最理想的方法是把所有國家中不同人等的收入數據都找來， 把他們都一視同仁放在地球村中計算出整體的「基尼系數」，這才可真正反映人類社會的收入差距。

 

這個方法雖好，但落實困難。不過，米蘭奴域發揮了他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優勢，找來從1988至2008年一百一十六個國家覆蓋全球人口94％的住戶收入調查報告，再把數據稍為簡化整理，終於可較準確地把這段期間的「全球基尼系數」量度出來。

 

五種策略 收窄貧富

 

這是很了不起的艱巨任務。據他的結果顯示，「全球基尼系數」大約是0.7，遠高於任何一國的「基尼系數」，這是因為它所顯示的，不單是國與國之間收入的差距及一國之內不同人等的差距，而是兩者的差距。從他的結果中，我們可輕易發現，富裕社會中最窮的一批人，收入往往超過窮國中最富裕的一批人。從道德高地看下去，我們若要把有限的資源用以接濟窮人，究竟應先幫助窮國的窮人（或甚至是其富人），還是幫富國的窮人？從超乎國界的宗教人士角度出發，我認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上面提到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得知，近年的「全球基尼系數」開始下降。為什麼？「謎底」是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有幾個人口眾多的窮國（中國、印度、印尼、巴西等）收入有大幅的增長，當中當然以中國的例子最為重要。從1978年到去年，中國的實質人均GDP上升了1700％，雖然各人的收入增幅不相同，但幾乎全民收入都有顯著上升，數以億計的人因此脫了貧，「全球基尼系數」自然應聲回落！

 

從米氏的數據，我們還可得到另一重要結論。現時世界貧富差距極大，這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米氏把數據分解後，發現三分二的貧富不均來自國與國的差別，只有三分一來自國家內部的不均。換言之，只要懂得「投胎」，在富國出生，就算時運不濟，未來一生的收入也大有機會高於在窮國當土豪。出生地的重要性遠大於階級性，這與十九世紀馬克思年代的情況剛好倒轉過來，當時不同階級之間收入的差距比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來得重要。

 

假設我們的目標是最有效地降低全球性的貧富差距，上述的結果便有很大的指引性。我們有五種策略可考慮︰

 

第一種是集中在每一個國家內部推行均富政策，例如多抽稅用以搞福利。這有兩個問題：一是根本觸不到關鍵之處，既然三分二的差距源自國際間的差距，在國內搞均富正面效果有限。二是一搞均富，國內的經濟增長很可能慢下來，使到窮國人民收入更難改進。鄧小平三十多年前也明白這問題，所以才會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創富的誘因才出現。

 

第二是要求富國援助窮國。從針對國與國的差別才是關鍵此一角度出發，這策略是對的，奈何在歷史上國際援助的成效很差，窮國就算得到援助，仍苦無法跳出貧窮陷阱。

 

第三是讓富國大幅度地接納窮國移民，後者到了富國後，大都會刻苦工作，提高收入。米蘭奴域本人原籍塞爾維亞，現在已移民美國，他身受其利，所以主張此政策，但在政治上這顯然是帶有烏托邦思想，我不相信可行。

 

第四是大力發展國際貿易。貿易理論告訴我們，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價格會趨同。換言之，當全世界人民都在國際市場中競爭，擁有相同生產力的勞工，無論他們是何國籍，最終都只會獲得同一薪酬。近數十年來，日本、四小龍、中國等等地區國家都曾因積極貿易而GDP突飛猛進，人民從窮變富。

 

第五是第四的延續，只要我們能大幅提高窮國的經濟增長率，世界人民的貧富差距只會收窄，大搞貿易只是這個策略的其中一種方法。

 

過去三十多年經濟學界已比前更明白決定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貿易、良好的制度、在教育與科技及人民的健康上投資、激勵人民多儲蓄以加快資本的積累速度等等，都可加快經濟增長，但對一個一窮二白、沒有理論指引、沒有人才的國家來說，怎樣的路徑圖才最有效可靠？

 

摸石過河 改革根本

 

這個問題中國當年也問過，她用的方法是設立特區，並且向香港「偷師」。過去的理論教不了我們如何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經濟， 俄羅斯於九十年代錯誤地用上「震盪治療」，終使其經濟元氣大傷。反觀中國，首先在一些沿海城市設經濟特區搞實驗， 政策若成功便推廣，失敗的話，負面影響也可局限在一個小地方。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證方法才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根本。

 

此種思維與著名經濟學家羅馬（Paul Romer）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概念一脈相承。特設城市是指在一個城市採用與本國完全不同的先進制度去管治，但鄧小平的特區計劃，卻顯然比羅馬的「特設城市」來得更早。羅馬現時仍努力說服一些窮國採取此一策略，但未見有進展。我認為搞經濟特區是經濟發展策略的一大突破。因為「中國模式」在實踐中的成功，很多國家對它都感興趣，但我認為「中國模式」的精要其實在它的方法，即通過特區的實踐檢驗才決定下一步怎麼走。此種策略，可以出口，聯合國等組織可以幫助窮國設立特區，引入新制度，使世界更多的人能脫貧。在梵蒂岡開會的經濟學家，似對此點甚感興趣，會後也頗有人找我討論。

 

全球人民的收入不均雖有中國、印度等大國人民收入的急速上升而有所下降，但在一些富裕國家內部， 情況卻並不一定如此美好。據米氏的數據顯示，從1988 至2008 年，全球最富有的1 ％ 人口，實質收入上升了接近七成。這些是什麼人？他們大約有五、六千萬人，主要是各富國中的中上收入人士或富豪。不過，全球收入排名在80％至90％的人口（即有10％的人比他們富裕，80％的人比他們窮），在這二十年內收入卻基本停滯。這批人有五、六億，大多數是富國的中下收入人士。這反映在富國內部貧富差距有可能在擴大。

 

這個觀察可能稍有誤差，因為富國人民壽命增長，人口老化，他們退休後沒有收入，但他們儲蓄了一輩子，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不一定是窮人。不過，在統計上，因為其收入近乎零，所以都會被視作貧窮人口，這容易誇大了這些地方的貧富差距。雖則如此，我們也應探索為何在全球化下，富國內部貧富差距可能拉闊的原因。

 

我相信有幾點是重要的。中國、印度等國的大量廉價勞工通過貿易加入了世界市場，無可避免地會抑制富國低技術勞工收入的增長。至於富國的資本家，面對著大量新增的廉價勞工，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會有所上升。但這又局限於敢於冒險多作投資的人。

 

在全球化下，新的科技與投資工具都層出不窮，創造了更多的投資機會。但並非人人都有足夠的能力去掌握這些新科技與新投資工具。懂得與時並進，願意學習有用的新知識的，收入可猛升，不懂及不願的，機會在眼前也不管用，他們會在國際的競爭中敗下來，收入也停滯不前。

(HKEJ   2014-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