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襲伊 戰略上得不償失 (雷鼎鳴 )

 

6月22日凌晨，美國趁着月黑風高之夜，派遣了6架B-2隱形轟炸機潛入伊朗，用了12枚號稱「城堡剋星」的巨型鑽地炸彈及30枚潛艇發出的戰斧巡航導彈轟炸在福爾多、納坦茲及伊斯法罕三地的核設施。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事後迅速宣布，伊朗的關鍵核濃縮設施已被徹底摧毁。

料伊早知美來襲 怎會不預先防範

美國這次任務是成功還是失敗？我相信失敗的概率遠大於成功，亦即根本沒有摧毁到伊朗的核設施。理由有四。第一，伊朗一早便知道美國在短期內會來襲，怎會不預先防範，轉移核設施及濃縮鈾？第二，CNN取得的衛星圖片顯示，在轟炸前早有大隊車隊離開其中一個設施點，似是運走設施。第三，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一早便說過，伊朗放置核設施的地方很多，絕不止上述三地。第四，轟炸後，伊朗政府公布，轟炸地點並無核原料外洩，民眾不用擔心輻射。

若一如所料，這是一個失敗了的任務，特朗普政府要付出甚麼代價？這是46年以來美國對伊朗採取最暴力的入侵，違反了《國際法》，名譽會受損。更要命的是，這次行動也是違憲的，在美國，憲法規定，除非是國家受到即時並嚴重的威脅，否則只有國會，而不是總統，才有權決定是否開戰。美國也深知，伊朗尚未能把鈾的濃度提高到可作武器，哪有甚麼即時的危險？況且伊朗一直主張談判，美國又有受到甚麼嚴重的威脅？共和黨將來在選舉時要為此付上代價。

其實有一點奇怪，北韓工業實力及經濟力量都遠遜伊朗，為何北韓造得出核彈而伊朗造不出？據一些估計，北韓現在可能已有足夠的能力造出60枚核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被一名記者追問，為何認為伊朗快有核彈，他不耐煩地說伊朗已擁有一切可造核彈的條件，此說我認為可信，伊朗的政策似乎一直在拖拖拉拉，其以宗教治國的政府受到教義的明文束縛不容許造出此大殺傷力武器，但較世俗的一派卻有人相信，沒有核彈，便會受制於人，所以應如北韓般咬一咬牙，加快造出核彈才有安全保障。但魯比奧光是以別人有能力便要打人，十分不道德，與當年小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以一包洗衣粉作為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證據」不遑多讓。

美遏中國辣招 推翻現時伊朗政府

即使這次行動真的破壞了伊朗的一些核設施，美國在戰略上也是失多於得。1953年美國與英國為了取得伊朗的石油，策劃了政變推翻了通過民主制度上位的總理，大力支持國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但此國王十分殘暴，終於在1979年被推翻。伊朗人民早已有相當比例對美國十分反感，46年後又跑來轟炸伊朗，只會更增伊朗人民反美情緒，這對美國的大戰略可是十分不妙。

對美國而言，她最想做的事是集中資源對付中國，而遏制中國的一個狠辣毒招是顛覆掉現時伊朗政府，使它變為一個親美政府。若如此，不但中國會石油短缺，而且「一帶一路」、「金磚國家」等計劃都會大受打擊。要知道，顛覆別國政府是美國十分熟練的核心技能，中情局、五角大樓、各種NGO等早已合作無間，不可不防。芝大有位校友奧陸基（Lindsey O'Rourke），是政治學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門生，她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巨著《隱蔽的政權更迭》（Covert Regime Change），當中巨細無遺的考證了美國政府在1947至1989年間共64個用陰招顛覆其他國家政府的個案，另外再有6個個案是明刀明槍的去改變政權。若從二次大戰後開始算，到今天，美國恐怕已有過百個案意圖顛覆別國政府。既然如此熟手，把伊朗現政權幹掉，可解決中東大量問題及遏制中國。美國對此肯定甚感興趣。特朗普近日喃喃自語說「政權更迭」政治上並不正確，正反映他的幕僚可能都在談論Regime Changes，要找到出師有名的說法，中國豈不危哉？

大可放心，美國雖然熟手，但此等陰謀行徑往往帶來不測後果，結局與原先目標大相逕庭。據上述奧陸基的研究發現，美國所搞的政權更迭，成功率不足15%，風險非常大。我看2019年香港的黑暴也屬這一類，只是奧陸基一書未有機會把香港也包含在內。

不搞陰的，明火執杖派兵攻下伊朗會否更有效？美國可用的先例是伊拉克戰爭，此戰在巴格達陷落前，美軍共用兵近24萬人，而伊朗人口是伊拉克的2倍，面積是3.76倍，今天中東一帶駐守的美軍不到5萬人，若打仗，美國容易深陷其中，十分不值得。

內塔尼亞胡冀美 替以打代理人戰

明的暗的都不會順利，代價太大，為何特朗普還要蹚這渾水？他可能是掉進了影響力極大的以色列游說集團及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坑中。這30年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思茲念茲的便是把美國拖下水，正式攻打伊朗，這次終於如願。我的同行，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是猶太裔美國人，對美國政府的運作及內塔尼亞胡的政策都瞭如指掌，他指出，內塔尼亞胡的核心思想是打倒任何幫助巴勒斯坦人民的組織。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與這些組織直接對打，而是擊潰支持這些組織的外國政府。伊朗政府支持巴人，可用兩招對付，一是暗殺其領袖，二是軍事上攻之，美國派兵打當然比以色列派兵更有利，所以內塔尼亞胡的如意算盤就是要美國替以色列打代理人戰爭。

(香港經濟日报 2025-6-27)

 

 

美掀示威烈火暴潮 巨變前夕？ (雷鼎鳴)

 

山雨欲來風滿樓，美國以至世界，是否都正處於巨變的前夕？

這是有可能的，就在6月，美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波瀾壯闊的示威浪潮。這次的主題是「不要國王」（No Kings），擺明車馬是不滿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導火綫卻是有「非法移民」被大批搜捕，要遞解出境。參與人數各地加起來，據說超過500萬人。這類數字通常會被誇大，以振軍心，但從不少城市的示威鳥瞰照看來，人數往往以千計、以萬計，聲勢不弱。

「不要國王」示威 牽動中期選舉

不少評論甚至用「政變」描述整件事。所謂「政變」，並非指示威群眾要推翻特朗普政府，雖然也有不少人叫口號要他下台，而是說聯邦政府未經州長同意便違憲地派國民警衞軍進駐羅省「平亂」，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是反對動用國民警衞軍的，此舉被視為越權。深一個層次的目的是共和黨要利用這機會千方百計打殘紐森，因他大有可能是下屆總統選舉時，民主黨內最有實力出來競選之人，所以要把他的影響力扼殺於萌芽。

我相信要有足夠的量變才會有質變，換言之，要先看看美國人民對現況的滿意度或反感度、及參與抗議人數多寡才好判斷。若論群眾的參與度，媒體的一種估計是各地加起來有500萬人以上，這是很高的數字，反映美國人民很多十分不滿。但要指出，2020年美國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尼蘇達州警察壓死後所引發的一連串抗議示威，總參與人次據估計可能高達2,600萬，比今次的「不要國王」多得多。上次捅不破天，由此推斷，今次不大可能使到特朗普倒台，但共和黨在明年國會選舉會失去一些議席，不能再為所欲為，卻在所難免。若論衝突的激烈度，近日的抗議也比不上1970年5月俄亥俄州肯得州立大學（Kent State）反越戰示威，那回國民警衞軍開槍射死了4人，震驚世界。

另一重要的判斷因素是拘捕非法移民及遞解他們出境是否有人民支持。特朗普此人反覆無常，小人得志是一回事，但這並不表示他沒有粉絲。民主黨自許為自由派代表，事事虛偽雙重標準，且帶來了一系列的極左政策，加州所出現的「零元購」，非法移民被視作治安不靖的來源，卻也頗引起一般人民的強烈不滿。去年選舉時，民主黨得票大跌，正好反映人民對一些走火入魔的「白左」自由主義的反感，所以今次特朗普政府大張旗鼓去驅趕非法移民，雖然手法粗暴，卻仍有不少民間的支持。有人支持、有人反對，要拉共和黨下台便不那麼容易。

美內部政治 達質變有相當距離

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制度肯定有先天性缺陷，否則不會缺乏自我矯正的能力，連續幾次選出一些偽君子及真小人做總統。但此種制度有個優點，便是權力轉移通常較為和平，大家都按票數辦事。不過，此種優點有時也會發揮不出來，荒腔走板。甚麼情況下會這樣？當選民的中間派不振，政策被對立的兩個極端所主导，那麼選舉誰勝誰負，結果便很不穩定，政策也會大幅變動，視乎哪一派運氣夠，勝出選舉。

美國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每年都會調查人民持有不同政治觀點的比例。1992年，37%的美國人民屬於非常保守或保守，43%中間溫和，17%非常自由派或自由派。到了2024年，保守的比例還是37%不變，自由派一方升至25%，最重要的是中間溫和跌至34%。少了中間派意味着保守自由兩派對立加劇。若用更精準的數據，2024年，非常保守的高達10%，非常自由派9%，較中間的81%。

馬斯克（Elon Musk）曾揚言要組個新黨代表這81%，他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只代表了兩端的共20%，這想法不無道理。但從上述數據看來，美國人民有顯著的對立情緒，但未至你死我活，人人大打出手或甚至內戰。要加州或其他州搞獨立，是主觀願望大於客觀可能。美國的內部政治仍處於量變階段，離質變有相當距離。

特關稅戰失利 須轉移民眾視綫

社會矛盾雖尚未達致政權的劇變，但卻可成為特朗普忽悠人民的工具。美國國勢正走下坡，在國際事務上再不會如從前般可以為所欲為，例如關稅戰便未必討得到好處。假若關稅戰達不到目標，反而使物價升高，人民不滿，那麼特朗普便須轉移視綫，跑出來搞些驅趕新移民的大動作，使人民中的反對者及支持者互相纏鬥，忘記關稅戰或國際上失利。假如經濟停滯、通脹高企、人民不滿，則政府一樣可在國際舞台上搞風搞雨，以民族主義把人民注意力吸引過來。這些伎倆，短期或有效，但終究阻擋不了美國欠下巨債、政府與人民都超支等問題，更遑論扭轉美國走下坡之勢。

(香港經濟日报 2025-6-20)

從獨步天下到自毀長城的美國科研 (雷鼎鳴)

 

美國突宣布，被哈佛取錄的國際學生又可申請簽證赴美。此事再印證近月流行的一個潮語TACO。它不是指墨西哥一種不那麼好吃食物，而是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簡寫（特朗普總會退縮）。

大眾有此等印象並不奇怪，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討價還價的伎倆不外乎是開天殺價，把價碼推高至離譜地步，然後又忽然把價碼稍為降低，以示已經給了對手好處，大家大可立即達成協議，說他黔驢技窮毫不為過。

特打壓哈佛 加劇美國人才外流

特朗普此等「表演」十分不智，美國的學術界、科研界，以致國運，都已因此遭受嚴重的破壞。他針對的，亦絕非哈佛一所大學，多所名校都被削了經費並受到諸種限制，美國未來的創新科研成就，難免要打個折扣。但在過去近百年間，美國科技成就獨步天下，其科技文明底蘊深厚，當中總有一批科技見識比特朗普等政客超出不知多少倍的高人在領航，其中一位是麻省理工（MIT）的上任校長萊夫（L. Rafael Reif）。

萊夫是委內瑞拉出生、移民美國的電機工程教授，他領導過麻省理工這頂尖名校十年半，在科技見識上的權威性不容置疑，他5月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長文「美國正面臨的人才外流」（America's Coming Brain Drain），以大量歷史及數據論證特朗普打壓大學與科研界是如何的不智。

萊夫斬釘截鐵的指出，美國雖在科技上領先了這麼多年，但此種優勢可否延續，卻絕非理所當然。我們可用權威學術刊物《自然》所編訂的「自然指數」的數據說明情況，2016年，在全球最頂尖的科技學報中發表論文最多的10所大學中，5所是美國的，中國只得北京大學一所上榜；但到了2024年，除了仍高踞榜首的哈佛外，其餘9所全是中國的大學！特朗普卻還要把哈佛拿來祭旗，中國會感到勝之不武的。

中國科學論文發表量 已趕上美

萊夫對世界的大學發展史十分熟悉，他指出，麻省理工在1865年成立之時，只是一所對基礎研究不感興趣實用型的工專職業訓練學院。19世紀研究型大學的聖地是德國，美國那個世紀共約有1萬人在德國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其中一些回國後創立了約翰霍普金斯，這是美國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學，第二所是我母校芝加哥大學，它也是仿照德國研究型模式的大學。

麻省理工有兩位很有遠見的校長，不但校正了辦學方向，而且還大大的推動美國的科技發展。第一位是普里切特（Henry Pritchet），20世紀初去了德國考察後，回來頓有所悟，認為麻省理工不應甘於現狀，於是建立了首批重要的研究實驗室。第二位是從1930年起當了18年校長的康普頓（Karl Compton），此人貢獻更大，他認為大學是唯一搞基礎研究的地方，坐言起行，大力推動現代化研究，麻省理工亦從職業訓練學校脫胎換骨轉為世界頂尖研究型大學，但經費從何而來？

答案是聯邦政府。他和校監建立了該校著名的輻射實驗室，但在戰時，這名稱是為了掩人耳目的，它實際的目標是研究雷達。萊夫認為，這實驗室的成果在二次大戰的影響力，比原子彈還要大。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看到成果，亦欣然對麻省理工及其他大學批出大量聯邦基金，支持它們的基礎性純研究。

這還不止，康普頓不要求其教員緊貼商界為其服務，他們有研究自主，但康普頓設計了一套專利權方案，商界得到授權後，才可使用大學的研究成果，這樣既可增加大學的收入，亦有助研究成果商業化，其他學校亦爭相模仿，對後世影響深遠。

政府撥款移民商品化 搞科研關鍵

萊夫總結出成功搞好科研的幾個條件，頗值得參考。

第一，基礎研究對整個社會起貢獻，而不是為個別公司服務，政府撥款理所當然。

第二，要有適當的移民政策。發展科技需要來自全球最好的人才，萊夫指出，美國電腦學科中64%的博士是外國學生、工程博士的57%及數學博士中的54%。都是外國學生獲取的，25%價值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公司，其CEO也是外國人。美國今天搞排外，怎會不是自毁長城？

第三，科研成果有價值，大學要懂得捕捉這些價值，將其商業化，賺取利潤。

成功的話，科研創造的經濟利益是極為龐大的。例如，史丹福大學自1930年以來，教授及舊生共創立了4萬間公司，僱用過540萬人，每年總收入2.7萬億美元。麻省理工也不示弱，它的教授及舊生，每年創造2萬億美元收益。

特朗普及其幕僚思維奇特，訂定政策慌不擇路，限制大學取錄外國學生，對承擔科研責任的實驗室斷其經費，大學的免稅身份要取消掉。美國動搖國本的自殘行為日日新鮮，創意十足，如此下去，中國在世紀競爭中勝出，也會感到索然無味。

 

(香港經濟日报 2025-6-13)

 

地缘政治漩涡中的香港經濟安全 (雷鼎鳴 )

 

在經濟或金融領域上，香港是否存在國安問題？亦即香港是否需防範一種主要來自外部的威脅，此種威脅是有組織或個人抱有破壞香港經濟的目的，並以此為手段意圖把中國經濟拖入困境。

我相信是有的。全方位遏制中國的發展是當前美國的國策，美國的政客早已把此意圖宣之於口，沒有太多的掩飾，其國防部長曾經揚言，五角大樓內每天都在討論怎樣對付中國。

不過，在軍事上，美國已失去可以為所欲為的優勢，與中國直接開戰，殊無把握取勝，所以美國更偏向代理人戰爭，挑動中國與鄰國的衝突，並售賣軍火予她們，使衝突加劇，自己亦可賺錢。但軍事衝突容易失控，且涉及傷亡，後果嚴重，若非不得已，對中國發動經濟戰遠為安全。

美對港經濟安全 構成長期威脅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在經濟戰中，美國會把香港與內地區分出來，不會對付嗎？在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發動的關稅戰中，他對盟國一樣有殺無賠，怎會放過香港？

美國目前的國策是要盡快從其他區域的泥沼中脫身出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此種局面會維持多久？這要看美國為何會把中國看成是頭號敵人。這有兩大相關的因素。

第一是其霸權思想。美國政壇早已跌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中，害怕崛起的中國會奪走她的霸權，就算中國信誓旦旦的表示無此意圖，她也會以己度人，拒絕相信。不要以為美國的政客很喜歡「修昔底德陷阱」這概念，他們不願意承認，因為這會顯出他們心中的畏懼與自私，他們寧願選擇不斷抹黑中國。

此種心態與策略，也許要等待中國的總體國力大幅度地超越美國才會消失，輕微的超越也不足夠，要達此境界，恐怕要一、二十年時間，所以來自美國對香港的經濟安全威脅是長期的。

美國敵視中國的第二個因素是她的「以鄰為壑」的經濟思想。美國貧富懸殊，社會分裂嚴重，政府欠債超過36萬億美元，政府與民間欠下的外債25萬億美元，9,000億美元的外貿赤字正是反映其社會的用度比其生產量超出9,000億美元，而用錢的失控，又主要來自其政府每年1.83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要解決這些問題，正確的方法是要其政府及民間都省吃儉用一段長時間，但對政客來說，這無異是政治自殺，他們會更願意把經濟上的重擔轉嫁到別的國家與人民身上。4月初白宮漏出來的所謂《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雖難以執行，卻正好反映其心態。

《海湖莊園協議》5項具體條文的要旨，便是要別的國家對美國讓利，例如關稅被視為其他國家向美國交保護費及美元使用費的付款機制，其他國家不許向美國報復。又例如世界各國應多在美國投資或乾脆寫張支票送給美國庫房也無不可。

美敵視華 與鄰為壑圖收割全球

這些已是窮得瘋了才敢提出的掠奪性建議，誰會主動送錢給美國以救其燃眉之急？有個別政府是願意的，台灣的政府便十分樂意付款買些過期武器回來以討美國歡心。大多數國家不願意，卻畏懼美國的軍事與經濟霸權。不怕美國的，除了俄羅斯外，便是中國，而後者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皆足以使美國忌憚不已。不把中國打下去，其他不願向美國進貢的國家便更有底氣，美國要在全球收割利益的行動便愈難展開，所以就算歷史上、文化上中國都不是美國的敵人，戰略上美國都要調動一切她能掌控的因素攻擊中國，香港能倖免嗎？

美國加關稅，主要的受害者是美國人民，其財經困局不會得到緩解，而且還會引致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報復，情況會有如1930年訂定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此法案嚴重加劇了大蕭條時期美國人民的痛苦，此法案的禍害已成為教科書級別的反面教材，但特朗普仍癡迷於用關稅去圖利。

美動盪美元風險勢增 港須應變

不過，這對香港卻是好事，香港本土生產的貨物對美出口甚少，去年大約只有60多億港元，微不足道，美國的關稅對港影響小。香港也在反其道而行，繼續自由貿易，零關稅，反而吸引到不少到港購物的遊客。

美國當前政策的失敗，卻並不意味着香港經濟可安枕無憂。美國解決不了她的社會問題，財力愈短缺，通脹愈高，生產供應鏈因脫鈎而斷裂，愈會促使美國鋌而走險，延續錯誤路綫。美國政府愈靠不住，美元的風險便愈高，間接危害到與美元掛鈎的港元及香港經濟的穩定。香港經濟尋求多元化，與更多的地區發展經貿關係，是應變之道。

(香港經濟日报 202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