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決「零和遊戲」 (雷鼎鳴)

 歐盟宣布會動用3,000億歐元，推動一個「全球門戶」計劃，在未來6年，貸款給發展中國家發

展基建。有人認為這是要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抗衡，但我們其實不用太過着意歐盟是否別有

用心，就算從中國的利益出發，歐盟此舉也是好事，起碼她不是如美國般要靠軍事力量去搞外

交。

戰後按照美國所訂規則構建的國際秩序，近年已因美國自己在走下坡及中國的和平崛起而起了重大變化，只要看看美國在聯合國的投票中已近乎常態性的輸得一塌糊塗，便可知其霸權已是搖搖欲墜，國際政治格局已需要新思維重新構建。在此關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指導思想在較量着。我們應視國際政經關係的互動是「零和遊戲」還是更重視「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

按專長分工 提升生產力

所謂「零和遊戲」，是指在博弈中，對手之得便一定是己方之失，國與國的關係只是一種互相爭奪利益，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也許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零和遊戲」能相當準確地捕捉到世情的真諦，例如在排名遊戲中，你排了第一，我便必然最多只能排第二，你的得，便意味着我的失，但我們若把視野及胸襟放得廣闊一點，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治理世界，卻可使最多的人得到更大利益。

經濟學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應有較深層次的領悟，原因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礎與此有莫大關係。亞當史密在《原富》的第一章便闡述一個重要觀念，在各自分割、生死不相往來的村落中，生產力很難進步，但若勞動人口分工，專門生產自己擅長的產品，生產力會迅猛發展。分工卻又同時意味着貿易的必要性，否則人人都只能消費自己生產的單一產品，這還了得？貿易需要市場，市場規模愈大，分工便愈精細，磨練自己生產技能的機會便愈大，生產力進步便愈快。各種市場中，又有哪個比得上全球市場的規模來得巨大？現在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尚未包含世界的很多板塊，例如在非洲等地的發展中國家，便尚未真正融入全球的分工生產及貿易市場中。

若發展中國家也能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不但她們的人民生活水平能大幅提高，世界亦有更多的廉價商品可供應，看看中國這40年對自己及全球經濟的貢獻便可知道。

但要這些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市場，卻有一障礙需要先克服，她們要有足夠的基建，否則沒有港口、機場、鐵路公路、互聯網，如何能把自己與世界連結起來？中國的「一帶一路」正是以此為關鍵點，但中國獨力難支，多些國家肯幫助窮國搞基建，後者脫貧的時間便可提早，世界及中國也因這些國家的購買力上升而得益。幫助窮國可使各國得益，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容。

美搞貿易戰 礙世界發展

亞當史密的另一重要貢獻是「無形之手」。人民各自生產，互相貿易，並不是因為他們一定都胸懷悲憫，要造福世界，而是因為他們都有利己心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這些經濟活動，但自由市場這一機制恰好有能力把自私自利轉化為一種對公眾有利的結果。此種和諧，對世界很重要，貿易意味着國與國之間要互相依存，打殘了一些國家，自己的貿易與供應鏈都會受到破壞，貿易是阻止國家滑向軍事衝突的有效藥物。可惜近年全球霸主美國太受「零和遊戲」的思想左右，抵受不住勉強要維持世界一哥地位的誘惑，不但頻繁侵佔別國，也大搞貿易戰，否則世界會比今天更好。

美國本有世界最好的經濟學家，但可惜其政客目光短淺，不能掌握亞當史密深刻的思想。中國的經濟理論界發展並無特別耀目之處，但中國勝在對老祖宗的智慧掌握得不錯，在經濟智慧上比美國站得更高。《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大段闡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顯示他明白追求利益是社會重要的力量，而他的「善因論」更指出國家政策應順應人民的利益而制定。

在國際的層面，如何建立一種關係，使各國追求自身利益時，其副作用卻又同時是在提升其他國家的利益，是當前世界的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從此而來。生產分工再相互貿易是達到此目標的重要步驟。《淮南子》有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正是說明我們應按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再互相交易。此話已有2,160年的歷史，比亞當史密早得太多，中國也許有能耐重掌經濟智慧的大旗，蓋因其擁有比美國更有底蘊的文化歷史也。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3)

中國尚未陷入債務危機 (雷鼎鳴)

 

幾年前西方傳媒常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債務危機深重，一觸即發，經濟隨時陷於險境。但經過這麼多年，債市總是沒有爆煲，此種噪音也變得零星。最近恒大在債務上有巨大壓力，中國債市是否接近懸崖邊緣，也值得我們注意。

　　中國官方對西方傳媒唱衰中國經濟，似乎不大理會。這是有道理的，美國愈是認為中國經濟崩潰在即，愈是會對中國麻痺大意，這對中國的發展十分有利，何須反駁？美國的決策層雖然可能受到其媒體的誤導，從前或曾以為中國只是癬疥之患，不用在意，近年突然驚覺，中國經濟在不少領域已超越美國，已是為時已晚，那些中國經濟崩潰論者，幫了中國一個大忙！

　　我是學術界人，只求論述的正確，不用理會中美官方的考慮，對債市的分析盡可能的客觀。中國債市是否出問題？我們先要釐清一些經濟觀念，再用數據說明事實。

　　認識中國的債務問題，有三個觀念要搞清楚。第一是內債與外債的分別。設想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與外界毫無來往，那麼債務的大小，對這個國家是貧是富，會毫無影響。有債主便總要有債仔，債主借出的錢的總額必定等於債仔所欠的總額，欠款愈多，債仔愈窮，但卻同時顯示債主財富愈多。一個社會的總欠債就非常巨大，並不意味它的經濟不行。美國的欠債遠高於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但美國卻遠比這些國家富有。用債款的高低去衡量一個經濟體，容易有誤導性。

　　但外債不同。若欠了外國債權人的錢，本國的資產淨值便要下調。因此，我們分析一國的債務對宏觀經濟有何影響時，更要注意的項目是外債，而不是內債。

　　第二個要注意的觀念是政府的公債與住戶或企業的私債有所區別。住戶或企業借錢，多有抵押品或有經過檢核的還款能力，否則銀行如何肯把錢借出？政府的公債不同，理論上政府有徵稅的權力，也可能有開動印鈔機印錢還債的政策，就等於沒有抵押品，別人也敢買政府債券。這不是沒有機會成本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債增加意味着這一代或下一代的納稅人終也要為現時政府的大花筒埋單，若政府靠印鈔票，通脹一樣損害人民的購買力。公債佔GDP比重愈高，愈是顯示這個社會先使未來錢，被淘空了。

　　第三個觀念是所借來的債款是用在投資還是用在消費的。若是用於消費，例如用信用卡買了些消費品回家，那麼錢用了便是耗掉了。但若用於投資，卻是變成了可增加生產的資本，投資額愈大，借的錢也愈多，經濟持續增長的機會更大。要注意，中國的的儲蓄率在2020年仍高達GDP的45.7%，近46萬億人民幣，這麼巨大的新增資本要找尋出路，但股市容量細小，要靠債市才可把資金引導至企業或住戶，讓他們能夠投資。中國的經濟要增長必須靠投資，所以社會中的欠債上升是正常之極的事，債項愈高，愈顯經濟增長的動力。當然，投資有風險，若企業過渡擴張，像恒大般有八百個項目在進行，一遇風吹草動，周轉不靈，資產價格下跌，變成資不抵債，自然不妙，但問題不在於債款過高，而在於有些投資項目本身低劣會虧本。

　　中國有多少外債？據官方數字，2020年政府所欠的外債只有2616億元人民幣，佔GDP的0.26%，也遠低於中國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不過，據美國中情局所發表的數據，2019年中國的總外債是2.03萬億美元，佔GDP的14.2%，由此可見，中國的外債絕大部份是私營企業在國際上借入的。但此比例其實很低，美國的外債是20.3萬億美元，十倍於中國！就連香港這彈丸之地，2019年的外債也高達1.65萬億美元，只稍低於內地，香港政府本身並無多少外債，香港的外債應是私人企業欠的。

　　中國政府欠債多少？據中國官方數據，2020年中央政府外債內債加起來共欠20.89萬億人民幣，佔GDP的20.56%。中情局數據則高出不少，達GDP的47%，這是因為它把地方政府的欠債也包括在內。即使用47%這估計，也遠低於日本的230%，和美國今天接近130%的水平。

　　中國社會的融資，亦即其企業及住戶的總欠債，的確不低，今年十月，等於47.6萬億美元，是GDP的2.72倍左右，只稍低於美國的49.3萬億美元。這十分合理，中國儲蓄率高，正如上文所述，要通過債市才能把新增的大量資金轉至住戶或企業。若論風險，中國5.96年的儲蓄便可完全償還住戶及企業的欠債，美國則因儲蓄率遠低，要16.47年，那一個國家債務風險較大？

(頭條日報 2021-12-3)

政府才是問題所在 (雷鼎鳴)

 

美國社會問題近年陸續浮現，十分嚇人。三藩市地標之一的聯合廣場，有名店在光天化日下被

賊人搶掠一空；次日，又有22名蒙面人跑到附近核桃溪小鎮的豪華商場，再次示範美式打劫是

甚麼一回事。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今年第3次有人在校園附近被槍殺，今次受害者是港大畢業、

我一位朋友的研究助理，到芝大讀統計的研究生。到羅省或三藩市旅遊的人若見到滿街都是露

宿者，則不要以為這是新的風景綫，露宿是天氣溫和的城市一早已有的現象。

為何出了這些問題？政府怎麼不管了？從更深的層次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政府本身才是始作俑者，但你若去責怪政府，恐怕會碰上大條道理振振有詞的反擊，隨時自陷道德低地。

為何如此？到地獄之路往往由善意輔成，上述現象都可溯源至政客與官僚看來良好的意圖。美國不少人認為擁有槍械是他們的權利，此種自由受憲法保護，當你見到10餘歲的小女孩掛着機關槍在遊行的隊伍中挺胸而行，又能如何反駁？加州（其實其他州也有相同問題）時有人跑入商場「搬屋咁搬」，店員卻不敢阻擋，根源是賀錦麗當加州檢察官時通過的一條大義凜然的極左法例︰收入分布太過不公，窮人買東西不付錢情有可原，所以只要不問自取的商品價值在950美元以下，只算是小罪，不用起訴。但要注意，小偷不用受罰，很快便會食髓知味，幹起更大的勾當。露宿者人數為何這麼多？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租金管制。有些滿口正義的政客官僚認為租金不加管制便會民不聊生，誰知一有此管制，業主為保自己利益，揀租客時怕他們將來賴死不走，十分挑剔，申請租屋有時有如申請入大學般複雜，租金也訂得特別高，否則將來不能加租便大大吃虧，住不起天價房屋的惟有住在街頭或公共交通工具之中。

政客官僚大義凜然 好心做壞事

不要以為只是美國政府的政客官僚才會好心做壞事。香港政府為遏抑樓價，推出了不少辣招，但近10年來這些辣招不但完全無力阻擋樓價上升，反而是火上加油。從前8、9成的樓宇交易在二手市場，地產商佔比甚低，想壟斷也做不到，但辣招的種種限制卻使到二手市場大幅萎縮，剩下地產商的一手新樓獨領風騷，地產商如何會不利用市場短缺食到盡？

在自由市場機制中，經濟學家根本便假設參與交易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但正如亞當史密的論述，自由市場有一無形之手，把這些基於私利的交易轉化為對社會大大有利的結果。政府也是一個機制，但這機制並無市場機制的能力，無法保證能把私利化為對大眾有利的政策。經濟大師佛利民更曾指出，就算政客官員人人大公無私，結果也不會改變。民選的政府要花言巧語才能維持政權，政客官僚的才幹高低取決於其能言善道的能力，但這種能力不但不會點石成金，還可能點石成糞。這不是政客與官僚是好人壞人的問題，而是機制如此。

政策愈失敗 愈易獲得更多資源

佛利民對此頗有論述。在自由市場中，若某項目或某公司是失敗的，很快便會被終止，因要止蝕也。但政府發起的政策或制度，卻無此淘汰敗者的機制。更有甚者，愈是失敗的項目，愈有獲得投放更多資源繼續擴充的可能。項目或政策的負責人面對失敗，最常用的解釋便是資源投放不足，規模不夠，因此解決之道便是放入更多的資源意圖改變局面。

有時某些項目原本是正確的，但時移世易，其存在的原因可能已消失，但這些項目的持份者會甘願退出歷史舞台嗎？不會，他們都懂得發明新的說詞，把自己的存在意義合理化，並要把項目擴充。佛利民舉的例子包括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此組織的功能本來是保障在固定滙率下金融能有效運作，當黃金本位瓦解後，IMF本再無必要存在，但其持份者卻硬是把自己的功能改為與世界銀行相仿，專門借錢給各國政府。

美國醫療體系的經驗也頗值得我們注意。半個世紀前，美國醫療開支大約佔GDP 3%至5%，現今卻直逼20%，但此種開支擴充卻未見病人都可蒙受其利，很多錢只是用在滿足政府的規條上，負責填表的行政人員大增，美國平均每張病床所需的人手，從戰後的0.7人增至90年代初的4.6人，這些可不都是醫生護士，大部分是行政人士。回頭一想，香港會否也會出現此現象？新冠疫情下，社會用了不少資源去追蹤或登記，據多方觀察，不少工作人員十分清閒。追蹤監察本來有此需要，但疫情總有完結一天，到時一些再無用處的部門或人力會否自動退場？恐怕未必。這便是考驗政府能力的時候了。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1-26)

騎駱駝還是坐名車？ (雷鼎鳴)

        網上曾瘋傳一段已故阿聯酋總理拉希德（Seikh Rashid）的講話，其大意是拉希德本人的先輩是騎駱駝的，他卻可使用奔馳車（即港人說的賓仕）。他相信他的下兩代要改用較低檔次的路虎了，到再下一代恐怕又要再騎駱駝。為何如此感慨？因為他認為，艱難的時代創造強人，強人能創造盛世，盛世則孕育出軟弱之人，這些廢蛋只會把世界弄得一團糟。

　　上述一段話已被考證出其半真假，並非全是拉希德所說，但它的核心訊息卻大有道理，符合社會真實，對我們分析世情，預視歷史，很有啟發。西方文明在過去二百年曾盛極一時，但今天西方列強已難掩其頹敗之勢，這是怎麼一回事？反觀中國，甚至是亞洲，崛起復興幾成定局，為何如此？世界真的在輪流轉嗎？

　　不規則的輪流轉在歷史中確可找到不少例證。中國的朝代興衰更替，十分明顯。漢朝盛世後卻經過幾百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及人民生活痛苦時期，但唐朝的文治武功，宋代的文明顛峰，卻又足可使每一名華夏子弟引以為傲。但宋朝的國防積弱又頂不住外族的入侵。清代曾有乾嘉盛世，GDP是當時世界GDP的三分一，接踵而來的卻是百多年的民族屈辱。共產黨打跑了帝國主義，在韓戰中也以血肉之軀擋住飛機大炮，大長中國人的威風，但文革卻又把國家拖入深淵。禍兮福所倚，文革此等壞事，使無數人痛苦不堪，但它打破了官僚體制，反而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掃除了不少障礙。中國人民的鬥志與創造力被組織起來，勢不可擋，背後推動力之一正是人人都不想重蹈過去的痛苦與貧困。

　　中國人的文化中也充滿對盛衰周期的認識與智慧，人民知道居安便應思危，生於憂患，卻可有助我們將來死於安樂。西方歷史中當然也有盛衰期，但其周期的頻率卻似不及中國。羅馬帝國從稱霸到驕奢衰落後，西方世界出現了近千年的黑暗落後，從文藝復興開始的上升期，及力量擴張，為時好幾百年，今天雖然在走下坡，但仍都是發達國家。西方世界的盛衰周期太長，西方人對周期的了解，恐怕及不上見慣大上大落的中國人這麼深刻。

　　西方世界對自身處於衰落期並非毫無所覺。幾年前，國際調查機構皮尤（Pew）做過一個調查，問各國人民有多少比例認為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活得更好，結果顯示，西方世界人民普遍對前景十分悲觀，例如，法國只得14%的人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更好，意大利是15%，英國是25%，美國有32%，算是不錯了。

  反觀中國，卻有88%，印度也有74%。今天經過新冠的災難後，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應更明顯。

　　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在衰落的軌跡上算是沒走得這麼遠，她仍是超級大國，自有它的底氣。有兩個因素也許較少為人注意︰第一個是她能不斷吸納新移民，這會為美國不斷帶來朝氣；第二是她的教育很重視孩子的獨立性及能否吃苦。例如美國孩子自己跑去替鄰居剪草看護嬰孩以賺零用錢，十分普遍，很多大學生也不再得到父母供養了。捱得起苦才有利培養精神強大的人。

  不過，此種美國人的優勢也未必能保持下去。近年美國的大學校園常會設立所謂的安全空間（Safe space），保證學生見不到他們不喜歡見的事，聽不到他們不願聽的話，以保障他們感覺良好。這些人連不同的觀點也受不了，那裏能經得起風雨！

　　中國人民在百餘年的屈辱及文革中所受的苦，是強大的進取動力，但也不能說中國沒有隱憂。較年輕的一代大多都是在一孩家庭中長大的，自幼備受寵溺，不用怎麼捱苦。中國政府對此似很擔心，近月在娛樂圈中大力打擊精神鴉片，對打機也多設限制，又不容許年輕人過度學習，目的正是要把繁榮盛世帶來的享樂心態壓下去，保持鬥心，繼續奮發。

　　香港比西方世界好不了多少，過去三十多年香港的總和生育率處於極低水平，獨孩家庭為數不少，很多中產家庭都僱有外傭，對孩子容易太過寬容。

  年輕的一代很少有經歷過上一代的磨難，對社會了解不足，使人擔憂。前年的黑暴戾氣十足，並不代表他們強悍，只顯示他們衝動無知，他們失敗後變為憂鬱，如何能應付得起新時代的挑戰？

(頭條日報 2021-11-26)

港元的前景 (雷鼎鳴)

 香港採用的貨幣制度是與美元緊緊掛鈎，俗稱「聯繫滙率」，學名叫「貨幣局」（Currency

 Board）的制度。要保證這種制度的風險較低，一個重要的條件是香港要與發行掛鈎貨幣的國

家關係良好。但中美正值交惡期，而且未來會出現何種衝突，仍是未知之數，我們能不替香港

的貨幣局前景揑一把汗？

要知港元的前景，先了解一下它的歷史。1935年以前，香港實施銀本位，港元幣值與白銀掛鈎。1934年間，大量白銀流向美國，香港決定放棄銀本位，改與英鎊掛鈎，滙率為16比1，直至1968年為止（日佔時期是例外）。但在這一年，英鎊大幅貶值，港幣惟有升值至14.55比1，此滙率維持至1972年，當時英鎊地位江河日下，港元遂改與美元掛鈎，但這個鈎並不怎麼穩固，在1974年港元還干脆自由浮動，不與任何貨幣掛鈎。

這段浮動期經歷並不理想，20多年前我與關蔭強教授曾有研究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滙價自由浮動的港元使到香港的GDP波幅更大，更不穩定。在1983年中英談判期間，港元更在短時間內貶值5成，全城風聲鶴唳，大家搶購大米、廁紙。

這種狀況十分合理。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但她又是一個金融中心，資金進出，並無限制，隨時可有大量資金流出或流入，滙率豈能不波動？這正如在一個細小的水桶中大量的加水或去水，都可使水位變化巨大。滙率大幅波動，對商業活動製造不確定因素，不利經濟。

中美關係倘惡化 港元風險大

當年港英政府眼見港元無底綫的貶值，大起恐慌，首要任務便是穩定滙價。如何穩定？上周我在本欄中提到有所謂的「三元悖論」（Impossible Trinity），這是指貨幣制度的3個目標：滙率穩定、資金自由兌換流出流入，及貨幣政策有自主權，絕不可能3者兼得，有了其中任意的兩項，第3項便一定達不到。香港既然是自由港，資金可進出自如，而當時的目標又是穩定滙率，那麼應選的制度便十分顯然：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是也，所以香港一直沒有中央銀行。

這帶來一個問題︰以當時香港面對的環境，應選用哪種貨幣以作掛鈎的錨？香港選擇了美元，這是最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滿足了貨幣局的3個條件，及其後又起到另一種港英政府沒有顧及的功能。

第一個條件是掛鈎的貨幣管理較為成熟，貨幣政策不會太出人意表。這是因為與這貨幣掛了鈎後，香港便再無貨幣政策主權，貨幣供應量完全被動，利率也要跟隨掛鈎國的利率而上下移動。這不一定是壞事，若果自己不濟，改為緊跟另一國較成熟的貨幣政策，也可使世人對港元更有信心。

第二個條件是掛鈎國的經濟周期與香港的經濟周期最好是同步，否則，若美國經濟暢旺，利率自然高企，而香港又剛好遇上衰退，需要低利率去調養經濟，但卻要被迫跟隨美國的高利率，豈不糟糕？在1983年，美國是香港總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佔香港GDP 32.2%，這便把香港經濟與美國經濟連結了起來，美國經濟好香港便好，美國不行香港也會衰退，大家的周期是同步的。

第三，香港與這掛鈎國關係要和諧，若不和諧，對方總是在動腦子想着如何打擊妳，怎能把自己的金融根基靠對手看管？當年英美關係良好，香港與美國又無仇無怨，自然沒有問題。

但上述3個跟美元掛鈎的條件已近乎消失殆盡。第一，美國的貨幣政策近年甚為胡混，幾無底綫的量化寬鬆及印鈔票支付政府開支，已使到美元政策不靠譜，把港元綁上美元，豈不自投羅網、自尋煩惱？第二，時移世易，影響香港經濟最有力的國家早已不是美國，而是出入口及金融都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中國內地；第三，中美關係緊張，美國的地緣政治牌包含了香港、新疆及台灣，也許美國早就考慮過摧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想衝擊香港的貨幣局，但一經計算下，發現得不償失，惟有放棄，但只要中美關係惡化，港元便不能不承受着相當的風險。

將來掛鈎人民幣 最合理選擇

本來港元與美元掛鈎還可附帶一個好處，使貨幣局得以維持下去。這好處是在當今制度下港元近乎是一種很安全穩定的假美元，持有港元跟持有美元無大分別，這便足以吸引一些內地的企業來港上市，若需要外幣，把在港的股份賣掉一些套現便可。不過，這個優點也未必能維持很久，人民幣一旦國際化，港元的假美金功能便不再重要。

在短期內港元制度大概不會變，但將來與人民幣掛鈎是最合理的選擇。香港為求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地位，應該及早研究如何在港發展人民幣的國際交收體系，幫助人民幣國際化。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1-19)

社會工程與社會批判 (雷鼎鳴)

 

　　朋友讀了幾個月前我寫過關於內地政府整頓娛樂圈、補習班、電子遊戲的文章，認為這都是社會工程的組成部份，邀我到他們的團體討論社會工程的含義及得失。

　　上述內地政府的新政策，不論其能否成功，目的是消除一些官方認為對年輕人有害的精神鴉片，這自然是改造社會改造思想的一種社會工程。此詞的含義我年輕時曾長時間思考過，其後一生的行為上，基本上受當年的結論所影響。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應作一個決定，究竟是要當一名幫助訂定具體政策，以改造社會為目標的社會工程師，還是當一名矢志於分析社會問題，查找政策失當的社會批判者。香港是長期以來把批判看成是批評，這是錯誤的理解。批判精神是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對社會政府採批判態度，目的不是要打倒它，而是按照自己的專業知識範疇，找出某政策是否有違反規律的地方。但任何一科複雜的政策，一定涉及多種知識。某政策就算符合經濟規律，並不等於它沒有違反政治規律、組織規律等，只要當中一種規律被違反了，這政策也會出現問題或失敗。因此批判的目的是篩選，找出在自己懂的領域中，應對某政策亮紅燈還是綠燈，若是全部領域都是綠燈，決策者便可推動政策，若是有紅燈，便應小心找出問題。

　　上述的決策者要綜合各種經得起篩選的方案，他們可稱為社會工程師，應是實幹的。嚴格來說，社會批判者也有參與社會工程，但分工不同。我的傾向是社會批判，較少建議具體政策，更習慣指出某某政策會帶來甚麼問題，我可歸屬為建設派，但絕非建制派，有時是反對派，與破壞派卻是南轅北轍。

　　中國社會近年急劇變化，顯然有不少社會工程在進行着。究竟中國在打造着一個甚麼社會？這是多維度的，這裏只談兩個維度。

　　在精神面貌上，理想的心態似乎是一種大秦帝國式勇武儉樸能吃苦有憂患意識，或近似斯巴達式的尚武精神。所以政府對那些「娘炮」式的圈粉活動，或年輕人沉迷於打機特別反感。中國人民尚未真正富起來，面對的國內外挑戰十分嚴峻，所以培養出足夠強悍的戰鬥精神被認為十分重要。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也朝這方向走。

　　另一個維度是人民要組織起來，若有新政策方向，人民及政府都要有很強的執行力。新冠抗疫中，中國的組織力得到嚴厲的考驗，世界上似乎並沒有一個國家能把封城、隔離、打針等行動進行得這麼徹底，而且社會中的配合能這麼及時，例如封城時食物送外賣能大規模地進行，驗疫及制造疫苗口罩等也迅速高效。在此組織力及執行力的背後是高新通訊科技及大數據。個人的手機便是一個連接世界的數碼指揮中心及製造新數據的工具。沒有了內地高度發達深入社會最基層的手機及相關程式，外賣不會這麼方便，追蹤患者也會十分困難。這些條件香港便遠遠落後，美國便更加不用說，其人民祟尚個人主義及私隱，社會組織靠市場維繫，遇上抗疫此等市場解決不到的問題，很多困難便出現。

　　由上而下，一呼百諾的指揮系統並非沒有缺點，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經濟是指令經濟，當年造成經濟上極低的效率及生產力停滯不前，以史為鑑，我們對違反市場規律的一些政策必須懷有戒心。但近四十年，中國似乎慢慢摸通了一條路，經濟中的大部份依靠市場的供求關係，但對軍事特殊科技及抗疫等卻靠高度組織力及大數據等新手段，亦因而取得斐然成績。美國社會組織鬆散，等於走路時少了一條腿，因此近年屢遇困境，不知所措。

　　中國改造社會的工程仍在進行着，而且大概不會有完結的一天，能夠執行社會工程的人材也不在少數，所獲得的成績也很矚目，但社會也必然需要一批能夠洞悉大勢事事慎思明辨的社會批判家，否則將來走上錯誤道路也不易及早發現。社會工程師及社會判批家兩種人材都各有其功能，缺一不可。

（頭條日報 2021-11-19）

 

人民幣國際化的前因後果 (雷鼎鳴)

 人民幣國際化，即人民幣可在國際市場中自由兌換，是人民幣變成國際貿易的交易媒介及成為

其他國家外滙儲備的先決條件。這兩個都是中國政府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在中美關係惡化後，

人民幣國際化的壓力更大，它甚至已變成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環節。

中央政府若真的要加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她要面對甚麼問題？

 

自由兌換與滙率穩定 不能兼得

 

滙率與貨幣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一國的貨幣制度無可避免地要受到所謂的「三元悖論」（Impossible Trinity）所規範。這悖論指出，資金自由流動、滙率穩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權，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可能3者共存，3個特性最多只能選擇2個。中國此等主權大國，絕不會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例如香港的聯繫滙率制度便沒有貨幣政策自主，貨幣量多寡是被動的）。那麼，餘下的選項只能是資金自由流動與滙率穩定二選一。現時中國選了滙率穩定這一項，那麼資金便不可能讓其自由流動，亦即不會容許其無限制地兌換。假如中國選擇人民幣在國際上可自由兌換，那麼滙率便會有一定的波幅。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怎麼辦？

滙率有波動不是壞事，若這只是市場的一些調整，甚至可使到貿易盈餘或赤字不會失控。但一國的貨幣有一特性，使它與普通貨物的市場有很大分別。貨幣本身是一張張紙，並無內在價值，我們願意持有它，只是因為相信這些紙張（或在銀行帳戶中的數字）可換取到一些有使用價值的商品，假如有小部分人對此貨幣的前景突然失去信心，認為它會貶值，隨時可將此貨幣全部沽出，引致滙率動盪，其他人本來並不悲觀的，為求自保，也會被迫加入沽售行列，最終滙率可能完全失控，就如一間本來健康的銀行也會因謠言而被擠提致崩潰。因此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都不會對滙率的波動掉以輕心，常要用貨幣政策作出調整。

長遠而言，人民幣會因中國的國力上升及滙價被低估了而升值，但中短期卻難說得很。若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以中國國力的蒸蒸日上，必會有國家把它用作外滙儲備的一部分。這當然會替中國帶來好處，就如現時的美國，開動印鈔機便可用之以換取別國的貨物一樣，別國拿到你的貨幣，也只是將其放在倉庫中不動。換言之，若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進而成為儲備貨幣，美元的霸權地位會受侵蝕。美國會想辦法衝擊人民幣的滙價，使其波幅增大，從而減低各國持有人民幣的意慾。

人民幣國際化後，亦有可能成為國際貿易上通用的貨幣，即買賣時可用人民幣計價及支付。這對美元霸權又是另一威脅。現時不少國家若不得美國的歡心，美國可禁止這等國家使用美元作交易媒介，伊朗、俄羅斯等都吃過苦頭，甚至孟晚舟事件，也與美元霸權脫不了關係。若人民幣國際化，不少交易都用人民幣進行，例如可用人民幣買入石油，那麼，美元作為美國政府的一種武器，威力便會大減，美國政府當然不會樂見此事。製造機會，鼓動一些炒家去衝擊人民幣，是美國的戰略師可設計的事情，各國愈是見到人民幣波動，不敢沾手，美元霸權被侵蝕的程度便愈低。

不過，要買空或賣空人民幣其實都不容易。人民幣現時的M2總量約等於36.13萬億美元，比美國的總貨幣量20.98萬億美元還大得多，再加上中國有3.2萬億美元及6,264萬盎士的黃金作儲備，只要體制設計及貨幣政策不出問題，重創人民幣是極其困難的任務。

 

人行推數碼貨幣 勢破美元霸權

 

也要指出，人民幣國際化只是走向儲備貨幣的第一步，要各國普遍使用人民幣作外滙儲備或作交易媒介要很長時間。在上世紀初，美國國力已超越英國，但也要到第二次大戰後，美元才明顯凌駕在英鎊之上。為何要如此長時間？當世界習慣了用一種貨幣作買賣時，突然有一個國家要用另一種貨幣，很易會造成不便，大家都不適應，不想改變。中國要打破國際上使用美元的習慣，所用的招數似乎是靠方便。人盡皆知，內地的電子支付深入民間，非常方便，現時連日常交易也少用實體貨幣。但內地的電子支付系統是商業機構建立起來，公信力不及中央銀行，人民銀行推動的數碼貨幣正好解決這問題。既然當人民使用過電子貨幣後很快便會領略其方便性，在國際收支上，同樣情況也可能出現。中國現時商營的電子支付系統已足可支持14億人民頻繁的日常買賣，就算將其擴充到80億世界人民的日常買賣，在電腦運算上也不算是很難的事，何況只是要處理大宗的國際貿易，不是日常生活的買賣？現時國際上輔助外滙交易的SWIFT等系統，技術上可能已過時，中國正可有條件逐漸進入電子支付市場，前途無限。但這同時又會動了美國的乳酪，美國不反撲，幾稀矣！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1-12)

中國的科研創新力有多強悍？ (雷鼎鳴)

        朋友傳來網紅評論員余非的一段影片，問我意見。余非素來評論很有見地，這次引用了國際知名的生命科學學者、前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教授過去的一篇文章，當中認為中國科學界的創新能力不足，科研只是靠經濟規模巨大充撐起來，而且基礎研究成果不足，沒有多少好東西可轉化為應用。施又引用一位他遇過的瑞士科學工作者，此人對中國的太空科技成就頗為不屑，認為瑞士若有中國的經濟規模，成就會遠超中國。施表示自己對這位瑞士人的看法，無言以對。施又認為若把經濟規模的作用清除出去，中國科學上的創新能力在世界未必排得上20名。

　　以上簡介的施一公觀點，也許未能完全反映他較謹慎的看法，但當中觸及的議題重要及有意義，影響着國運，值得我們深究。我素來論事要數據先行，所以要先弄清楚施的擔心有多少事實根據。

　　施特別重視基礎科研的創新力，這是很對的，但用甚麼標準去量度基礎科研的創新力？我認為「自然指數」（Nature Index）是十分方便而又具權威性的方法。科學界的全球頂尖學術期刊《自然》每年都編撰一份報告，把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全世界最頂尖的82份學術期刊都找來，並檢查每篇論文的作者來自那國及那一個單位，再據此得出每一個國家或大學該年在這些期刊共發表了多少篇論文。一般而言，每篇論文都有多位作者，「自然指數」會按比例把作者所屬國家或大學計算清楚，例如某篇文章有10個作者，其中一人是中國人，那麼中國便有10分1篇的貢獻。這個指數的優點是這些論文代表着科學知識的最前沿，沒有新思想及發現，絕難過得了評審，用「自然指數」量度科學創新能力的質與量都是合適的。

　　中國在「自然指數」上進步神速，2020年中國的科學家在「自然指數」所包含的65821篇論文中，共佔14779篇，僅居美國19989篇之後，中美兩國亦共佔了全球頂尖論文的52.8%。這十多年來中國的論文一直急追，從三兩千篇上升，超越了德國、英國、日本等學術強國，而美國則一直停滯不前。不過，施一公提到，中國是靠經濟規模，亦即靠錢多，而得到這成果，這是否屬實要靠數據說明。

　　我找來了全球科研實力最強的二十多個國家的科研與發展經費數據，並憑此算一算經費與論文數量有何關係，結果倒也有意思。施一公提到的瑞士，表面看來表現似乎不錯，瑞士科學家共出版了1417篇頂尖論文，平均每10億美元的研究開支經費便產生到63篇論文，排名高踞世界第4。至於中國，則是每十億美元生產了46篇，排名世界第9，科技頭號強國美國，則是31篇，排名16！要指出，國家的科研發展經費並非全部用來搞尖端的基礎研究，但上述的計算法仍很有參考意義。我們若不用科研經費去量度經濟規模，改用GDP，結果也大同小異。

　　從上述可見，不能說中國的科研成就與經濟規模毫無關係，但中國是排名第9，不是施所猜的20，也比美國的第16要高，但排名高便優秀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看看誰是排第1？

　　是新加坡，每10億美元產生了82篇！香港不是國家，但2020年共有492篇頂尖論文，平均每10億美元產生了203篇，「完勝」世界第一的新加坡多個馬位！

　　這個結果其實十分合理。香港科研經費稀少，每年GDP用於研究與發展的，只有0.7% 左右，能產出492篇頂尖論文，成績自然很好。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個超級第一的排名反而反映出香港資源配置不當。既然科研的效益成本這麼好，為何沒有放更多資源在科研上？從此角度看，香港、新加坡或瑞士都沒有值得可自誇的，在投放多少資源在科研上，中國及美國這些國家都更明白要多投放資源，擴大規模，雖然因報酬遞減律而會導致部份經費落到未必都是最有創新能力的人手中，但整體效果還是好的。

　　要指出，經濟絕非決定科研成績的唯一因素，人才可能更重要。要在這些刊物發表論文，沒有博士學位或不是博士研究生，幾乎是不可能之事。據我搜集的數據，美國大約有340萬年齡在25至64歲的博士，中國約有87萬人（未包含海外回流的留學生），瑞士有14萬7千人左右。按此推算，美國的博士數量是中國的3.9倍，但論文只是中國的1.35倍，中國的博士數量是瑞士的5.9倍，但論文數量是瑞士的10.4倍。中國並不失禮！

　　這對政策是有參考價值的。中國的問題出於高端人才不足夠，要加快培養，但困難是培養博士的導師數量遠遠不足及質量未必都合格。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快不來。中國應大力吸引海外高端人士到中國及多派留學生。多投資源在科研上，擴大經濟規模是大大的好事，不用因某名瑞士人的眼紅而遲疑！

　　回到香港這個科研經費微弱的地方，這裏的科研人員對善用經費已有交代。但總體經費規模不夠，仍是弱點。「自然指數」是一X光機，可照出隱藏的問題。以「自然指數」作排名，香港科技大學在全球大學中只是排名98，但已是唯一能進前100名的港校。

（頭條日報 2021-11-12）

 

台海局勢的變化及新戰略 （雷鼎鳴）

西方不少傳媒近年都喜歡把台海視為全球軍事衝突上最危險的地區。此說稍使人奇怪，中東不少地方戰爭頻仍，難道危險性還比不上尚未出現戰事的台灣海峽？但從另一角度看，對美國而言，此處又的確危險。在中東諸國，美軍還有把握取得軍事上的優勢，但在台海，內地、台灣及美國自己的智庫多次作出的沙盤推演，都相當一致地認為美國會敗退。預計會打輸，當然便危險了。

　　近日台海局勢又進一步緊張，10月1日至4日，英美共3艘航母及17艘來自日本、越南、加拿大、紐西蘭及荷蘭的艦艇先後在沖繩海域、菲律賓海（即部份南海）聯合軍演，此等軍事挑釁自然是美國的主意。中國還以顏色，連續多日每天數十架次戰機飛越台灣自訂的防空軍事識別區。蔡英文10月26日接受CNN訪問時第一次公開證實美國有軍人在台協助訓練台灣的軍隊，台的國防部長邱國正補鑊，強調這不是駐軍，而是協訓。台灣有無美國本是政治上及國際關係上極敏感之事，蔡可能懼怕近日的局面，要早日拉美國落水。緊接着蔡英文的訪問，美國務卿布林肯也在10月26日公開鼓勵聯合國所有成員國同美國一道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的活動。美國在聯合國的各項投票中，往往輸得七個一皮，布林肯此時出來扮指揮，其意若何？

　　要解讀此等動作，必須先掌握近年中美軍事實力對比的急劇變化。我不是軍事專家，但只要肯花時間跟進一些較新的軍事發展，我們也不難明白大局。習近平在10月26日「對全軍裝備工作會議的指示」提到，十三五期間（即2016至2020年），「我軍武器裝備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他所指的，應包括東風21D等「航母殺手」領先世界，8倍音速以上，並有雷達系統及衞星導航的中程彈道導彈，此種武器命中率極高，二、三千萬美元便可擊沉高速移動，在離岸2千公里以內價值百多億美元的航母。有了這些導彈，美國的航母在近岸戰爭中幾乎等於被廢了武功。不過，進攻往往是最好的防禦，美國的中程導彈雖落後於中國，但長程導彈卻大有優勢，理論上可以用長程導彈威脅中國陸上城市及軍事設施。但此種威脅，近日卻可能大打折扣。英國《金融時報》首先報道，美國軍方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米利（Mark Milley）其後亦證實了，美國相信中國在7月27日曾發射一個以音速5倍以上飛行可變軌道的巡航導彈（或飛行器），繞了地球一周，美國也承認自己的導彈防禦系統對此並無防禦能力。此事使美國軍政界大為震驚，視此為1957年蘇聯領先美國發射人造衞星的翻版。要知道，在高超音速導彈上，美國可能落後中國一年。

　　從上述可知，中國的武器發展，處處為台海戰爭度身訂造。先有中程導彈把美國航母抗之於2千公里以外，再有可直抵美國內陸無法攔截的長程巡航導彈，足可平衡了美國遠攻中國本土的威脅，改變了只能美國打中國，中國打不了美國的局面，有了平衡，大家飛彈對射本土的危機便大幅下降。

　　有此背景，美國的選擇便大受牽制。既然在台海戰事中，美國就算參戰也會輸給卧薪嘗膽了數十年的中國，那麼只有笨蛋才會要美國直接參戰。多賣武器給台灣，除了讓軍火商賺錢下，作用也不大，美國也不會出售最先進的戰機。曾聽台灣的時事分析員說，台空軍管理落後，士氣低落，只要內地宣佈，若台的空軍駕着飛機飛到大陸投誠，可得黃金若干，並以後以5倍薪水在內地的民航當機師，肯定很多人心動，美國怎敢冒先進戰機被台空軍開到大陸作禮物之險？

　　美國最可能採用的對策是為棄守台灣作準備。虛張聲勢，拉着日本、澳洲等有點用處，宣傳上則繼續醜化中國，使亞太國家對中國懼而遠之。美國之不敢隨便棄掉台灣這一棋子，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多個亞太國家對美國的實力從此失去信心，改而投向中國。明乎此，我們可預期美國未來還會動作多多，盡可能妖魔化中國，這也可使美國人民轉移視線，不這麼關注美國境內的種種危機。

　　我估計中國對台灣動手也只是未來幾年內的事。不一定要全面戰爭，但備戰卻做到十足，隨時可用飛彈封鎖台海。換言之，文宣攻勢會用，如有必要則速戰速決，減少傷亡及對台灣建設的破壞。台灣島內還有些人以為中國沒有足夠的登陸艇所以不敢攻，他們是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幻想中。香港逃到台灣的黑暴，這幾年恐怕要再找移民地了。

（頭條日報 2021-11-6）

 　

能否通關的大環境 (雷鼎鳴)

        城中頭等大事是何時可通關。香港與內地關口近乎封閉了近兩年，不但影響到千家萬戶的家庭團聚與身心健康，現在連有些外國駐港的公司也考慮着遷走。這也難怪別人，外國公司來港的主要目的便是與內地做生意，現在不能入內地，還留港作甚？它們一旦離去，失業率勢必升高。

　　通不了關的障礙據說是香港的防疫制度，尤其是對潛在中招者的追蹤系統沒能與內地對接。內地是抗疫成功的優等生，因疫情而去世的人數，在中國至今是4636人，死亡率是每100萬人中有3人，反觀美國這一科技強國，總死亡人數是76萬，即每100萬人中有2278人，死亡率是中國的759倍！有此成績作根據，你要中央政府改變抗疫策略去遷就香港，豈不緣木求魚？

　　香港通不了關會陰乾死直，但內地幅員廣闊，產品齊全，沒有了香港提供的服務，也慢慢可找到替代，人民生活過得仍頗為滋潤，不似我們般坐困愁城。我一個多月前到內地，在深圳灣海關門外等接送巴士，見到那地區被劃為「半污染區」，由此推斷，內地根本視香港為半污染區或甚至是污染區，只是禮貌上客客氣氣不說而已。我們這些從污染區跑到乾淨區可能身懷奇毒的污染者，若無法證明我們其實沒有病毒，他們不會放心，只能把我們放在酒店中隔離21天觀察一下再說。但怎麼證明？

　　內地有非常普及深入民間的大數據科技，對抗疫很有效。但據我在內地觀察多日所得，香港在科技上對接完全可做得到。內地利用了各種二維碼，可以知道某人的住址，若使用過火車等的交通工具，也可知道他去過甚麼城市，但若無緊急狀況，其追蹤系統並無追查此人去過甚麼小區甚麼商場。當然，若是有爆疫，內地可立時收緊政策，要掌握每人更詳細的行蹤訊息並不困難（通過手機及人面識別科技便可查出）。但香港有安心出行，若是強制貫徹，也可把每人的行蹤更仔細記錄下來。中港抗疫能否對接，科技上不應是大問題。

　　科技以外便是文化，或是兩地人民所重視的價值觀有何不同。內地人民也重視自由，民營企業的自由競爭性很強，充滿了企業家精神。但內地人民與西方國家及香港的部份人有一大差異，便是他們重視集體主義及遵守紀律，只要中央或地方政府一聲令下，很多人都願意犧牲一點個人的自由，以換取未來有更大的自由。封城在中國可以隨時出現，在美國卻近乎不可能。打疫苗在中國可以較為順利，但在美國或香港等地，卻總有一批人不肯理會社會及自己的安全，死也不願意打針。私隱在中國不是大不了的事，但在香港及不少西方國家，總會有人認為自己到過甚麼餐廳、甚麼商場，都是重要機密，絕不能讓人知道。

　　甚麼樣的自由重要？甚麼自由不重要？部份私隱能否犧牲？經濟學不會直接回答這些問題，而是把它們都看成是個人或社會的偏好，孤立而言，這些偏好並無好壞之分。不過，我們卻應研判，抱有不同價值觀的個人或社會，會帶來甚麼樣不同的後果？而這些後果卻有好壞之分。

　　瘟疫在人類歷史上的影響並不亞於戰爭，亡國喪邦也可因疫情而導致。若從後果作推斷，美國式帶有散漫的自由價值觀，顯然有重大缺點。戴口罩、社交距離、減少群聚、接種疫苗等顯淺合理的措施，硬是有一大批認為自由不能有任何限制的人不願遵守，所得結果便是死得人多，比20世紀美國有參戰的戰爭加起來死掉的美國人還要多。但我們見不到美國人要改變自己的作風，未來死亡人數肯定還會上升。西方不少其他國家也在講求與病毒共存，亦即她們不會跟從中國所走的抗疫道路。其實她們就算要跟，恐怕也學不了中國。

　　長此下去，世界會變成怎樣？世界大多數地方都會成為有病毒出沒的污染區或半污染區，唯獨中國是淨土。經濟變成怎樣？中國與國外一樣可以有大量的貿易，貨物進進出出，貨運人員之間只有小規模的接觸。資訊溝通及會議都可靠電腦，大家不用真身出現。資金流動也可通過電子交易。但親人與朋友之間的跨國交流便要少了。

　　此種態勢對香港有何影響？香港是一連接外國與中國內地的橋樑，既要與國際通關，也要與內地通關。但一旦放寬與國際的通關，內地便不敢放寬對港人的隔離要求，香港真正處於兩難之局，需要作出一些抉擇。

　　香港要做的，應是爭取與內地的全面通關，怎麼樣的對接也要對接起來，否則香港經濟死直。對於外國來客，在嚴格檢疫的前提下，也應多考慮一些放寬但安全的辦法。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疫情雖嚴重，但她們的核酸測試報告及疫苗較可信，可要求他們來港前限期多次測核酸，以減短在港的隔離時間。對較落後國家的訪客，可繼續嚴格限制。

(頭條日報 2021-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