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善的政客 (雷鼎鳴)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中歐東歐訪問，繼續唱衰華為之旅，但被匈牙利外長直斥美國的偽善。的確是偽善，自己的產品不如人，卻威脅一些小國，若她們使用華為的通訊設備，則美國會縮減與其合作。這麼不要臉的行徑也做得出，當然要包裝一下，否則便太難看了。包裝是說華為對使用其產品的國家有安全威脅，華為既然是通訊設備企業，此種威脅當然是指華為會把資訊取走，交給中國政府。

 

斯諾登揭美政府竊聽

自從2013年斯諾登事後件後，美國政府此等指控便顯得可笑了。美國至今還未提出一丁點證據證明華為有偷盜及洩漏資訊，但卻賊喊捉賊。

 

美國政府及科技大企業侵犯私隱及威脅別國安全證據卻是俯拾皆是，最震撼的自然是斯諾登的爆料，原來世界各地人民，包括港人在內的電話、電郵等通訊，在美國情報機構面前，都是透明的，密碼也形同虛設。我們一介小民被美國監視，已使人不安，多國元首的電話，包括盟國元首的談話，一樣被美國政府偷聽，這不是威脅別國安全是甚麼？

 

我幾年前一直在奇怪，美國政府把我們日常生活的八卦資訊都找來，究竟有何作用？當聽說過大數據的概念後，大可明白大數據即電腦與統計學的結合，不同地區人民的瑣碎通訊，一樣可能被統計學處理過後，對取得資訊者有用處。

 

這些情況在商業或政治中隨處可見，但又主要是美國政府與巨企所為。使用「臉書」不久，臉書自會打出與己觀點接近的文章出來。在亞馬遜買過商品，它掌握到我們對甚麼商品有興趣，懂得傳來精準的廣告。用谷歌搜尋，我們也會被人度身訂造，若用不同的電腦搜尋相同的關鍵字，得出的結果不太一樣。我們的偏好就算是個人私隱，一早便被人掌握了並變成生財工具。

 

也許我們並不太介意別人知道我們喜歡甚麼、討厭甚麼，也不認為此等資訊對我們的安全有威脅，但某些資訊卻是可讓有心人利用來顛覆政權的工具，前幾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能在多國發動起來，早已被證明與社交媒體有關，阿拉伯之春後來變為阿拉伯之冬，多國出現動亂，在背後發功的美國政府哪裏推得掉關係？

 

自己其身不正，而且在市場競爭上眼看要敗下陣來，美國政府竟有如用槍指着盟國的腦袋，要她們也一同抵制一家不斷進步的民企，這在世界史上，我想不到有任何相似的例子，不能不佩服特朗普政府破壞自由市場價值觀功力之深。

 

美企早已收集大數據

但使用雙重標準看事物的作風，哪會只是針對華為？官至副總統的彭斯便曾公開批評中國在建立一種社會評分系統，在此種系統下，某些人若有違約背信或不守法的紀錄，會被扣掉一些分數，若做事老實守信用則會加分。事實上，在美國一樣有相似系統，若有人要向銀行借錢買屋或申請信用卡，一樣可以被人起底，信用不好的，借貸利息便要高些。這雖涉及侵犯私隱，但此種資訊可幫助借貸活動更精準，誠實的人得到回報，不遵守合約的人受到抵制，市場風險也可降低。中國在發展大數據後搞一些對個人或企業信譽的評分系統，我不認為有甚麼值得驚怪，不滿的只是那些怕自己原形畢露信譽不佳的人。美國政府做這些文章，是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我不相信華為對外國有甚麼安全威脅，美國政府的言論只是「莫須有」的說詞。不過，在大數據年代，掌握資訊的公司，都可能通過數據得到商業利益，美國的巨型企業早已是優而為之。如何在各家都爭相利用大數據的浪潮之下，找出平衡私隱與社會發展利益的政策，才是我們的挑戰，而不是胡亂向對手潑污水。

 

(Sky Post 2019-2-15)

 

活力勃發 美國害怕 (雷鼎鳴)

　　美國政府為何要動用舉國之力打壓華為，而且尚要向其他國家施壓，要它們也參與打壓？這種撕破了臉皮不再掩飾的舉措，反映美國政府已經發急，甚至是心中有恐懼了。它急甚麼，怕甚麼？

　　豬年伊始，讀了二○○六年經濟諾獎得主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的新著《Mass Flourishing》，倒是有所啟發，可從一個新角度回答這些問題。

　　豬常給人又蠢又懶的印象，但真實的豬其實智力很高，野豬更是充滿活力，與懶掛不上關係。就是這個詞語——活力——是費爾潑斯書中的核心概念。他用的是英文字Dynamism，我這裏把它譯成活力，但也許更精確的說法是勃發的活力。

　　按照費氏的說法，西方社會好幾個國家都曾經歷過一段活力勃發期，從十九世紀開始，到一九六○年代，先是英國，後來是美國、德國與法國，人民曾經都熱衷於，而且善於創新，他們以自我創新為樂，把大量精力都用在創新之上。在這段時期，新的科學理論與技術不斷出現，文學藝術巨匠多所湧現，市場活動也日新月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他們身上活力瀰漫。對美國而言，歷次大戰之間及戰後直至六十年代中後期，應是它活力的巔峰期，一九六九年之前的十餘年，美國投放巨資在登月計劃上，美國太空人成功登陸月球後，美國便走下坡了。其他國家停滯或走下坡的時間有些可能更早。

　　走下坡便是上述的活力不再勃發，而是衰退了，有數據為證。從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大不如從前。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學中量度生產效率的重要指標，一九七二年至二○一二年這四十年內，美國TFP每年平均的增長率只等於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這五十年平均增長率的一半，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一樣大不如前，有些還乾脆停頓了。這種現象，經濟學界早已發現，史稱「生產力大減速」（Great Productivity Slowdown），它對世界影響深遠。

　　造成此種減速的因素很多，這些因素歷來是經濟學重點的研究課題，我相信政府的過度監管，公司的CEO對短線成績興趣遠大於長遠利益，利益團體的保護主義，甚至有研究顯示，近數十年來西方國家缺乏基建，都可能與活力衰退有關。有一個異例，便是加州的矽谷，那裏創新科技不斷湧現，但這並未能扭轉大勢，正如費氏指出，矽谷的GDP只是美國GDP的百分之三，抵銷不了其他地方的停滯，當然，若沒有矽谷，情況會更差。矽谷的出現其實反映了美國立國之本在於不斷吸納新移民，而新移民又是社會中最有活力的群體。矽谷的工作人員大部份正是新移民！

　　有了這麼長的生產效率減速期，對西方人民的心理是有影響的。據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調查所得，意大利、法國、美國等地滿意本國經濟的，人數不足四成，更要命的是，幾乎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只有少於一半的人相信他們的下一代會活得比這一代更好，美國便低至百分之三十二，法國更只得一成四，他們對前景的預期可謂十分悲觀。反觀中國卻有八成八的人民認為下一代比這一代生活更好。

 

(Headline Daily 2019-2-15)

如何化解醫療系統的壓力 (雷鼎鳴)

流感肆虐，公立醫院急症室逼爆，醫院病床使用率也超過百分之百。這些新聞已不是第一次在港出現，幾乎年年都有，可想而知，問題從未解決。

 

先弄清一些基本事實。香港醫生有些在公立醫院工作，有些自設診所，也與私家醫院掛鈎。兩者醫生是否都短缺？我到私人診所看醫生，常常都要等大半小時或甚至一、兩小時，很難說服我在既有診金下，對醫生的需求不是大於供應。據我觀察，香港醫生看病人的速度比美國真是快了幾倍，但診金也稍便宜，他們密食當三番，不少私人診所醫生的收入恐怕會高於美國同行。至於公家醫院，醫生短缺卻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短缺得頗為嚴重，待將來人口繼續老化後，問題更不易解決。

 

提升公院醫生待遇

 

我相信私人診所及醫院醫生稍有短缺，但公立醫院醫生卻是非常短缺。我們也可通過數字了解此點。2017年香港有註冊西醫14,290人，等於每1,000人口有1.93名醫生，這在發達經濟體中是偏低的水平，例如新加坡的相關數字是2.28、日本是2.37、美國是2.57、德國是4.19、法國是3.24，全都遠高於香港。但公立醫院的嚴重性又遠非上述數字所能反映。公立醫院的病床佔全港醫院病床總數的86%，私家佔16%，但公立醫院經常逼爆，可想而知，住進公立醫院的病人可能佔香港住院病人總數的9成。但在醫生人數方面，2016年公立醫院醫生只得6,164人，佔當時醫生總數44%左右，今天比例可能還更低一些，以4成多的醫生服務9成的病人，尤其是在急症室的，壓力不爆煲才怪。

 

在報酬方面，一名出道不久的醫生的月薪大約在61,060元至89,460元之間，這薪酬對一般打工仔而言是高薪，但若與自己掛牌及在私家醫院工作年入數百萬計的醫生相比，卻是少得可憐。簡單經濟學告訴我們，公立醫院必有大量人員流到私人市場，未走的，可能主要是利用公立醫院的環境積累多點經驗及考取專科試而已。

 

明乎此，解決問題最正路的經濟手段倒也明顯︰第一，公立醫院醫生的薪酬已脫離了市場現實，應加薪，不要再拘泥於過去所訂定的薪酬表；第二，不用阻攔也阻攔不了醫生跑到私人市場搵真銀，當然對他們曉以大義，並改善工作環境也無不可；第三，增加醫生供應。

 

第三點說來容易，但眾所周知，香港醫生對此最是反對。這是沒有甚麼奇怪的，世界上多處地方的醫生組織都會為了本身利益而實行保護主義，控制着執業醫生的人數。當然他們會用保持質素等說詞作包裝，但這不外是經典的保護主義，卻是彰彰明甚，我10多年前曾碰上一位不能在港執業、卻被哈佛大學醫學院招聘為教授的醫生。增加醫生人數的方法，包括靠香港的醫學院再增加培訓人數及向外招聘。不做這些，醫生的過度辛勞便是自找的了。

 

降低輸入醫生門檻

 

輸入醫生本來已是一件難事，好的醫生到處都可找到有優厚報酬的工作，要花費大氣力才能吸引他們到香港工作，但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不但要用一個及格率奇低的考試卡他們，就算是資深醫生也要考試後從低做起，薪酬只得6至9萬元，3年合約，卓越的名醫怎會來乞食？反觀新加坡，只要是在他們認可的國外醫學院完成訓練的，都與新加坡自己的畢業生一視同仁。即使在美國，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內地受過訓練的醫生，也大量地在醫療系統中工作安身立命。

 

香港媒體也有報道香港的病床短缺。這或許是事實，但我仍有疑惑。香港的醫院病床在2016年是每1,000人有5.33張床，此數字與其他地方相比，不算失禮，英國只有2.3張床，美國2.9、新加坡2.4、德國8.3，人口老化的日本卻高達13.4。也許香港居住環境擠迫，所以醫生較願意安排病人住院。但日本的病床率這麼高，也應引起我們警惕，會否將來香港人口更老化時，病床的短缺便尖銳？多建醫院、多吸納外地醫生及訓練自己的醫生，仍是香港社會要做之事，但也可研究人工智能可否取代醫生部分工作。

 

(Sky Post 2019-2-1)

發揮文化遺產的經濟效益 (雷鼎鳴)

　　年初坐高鐵到了趟杭州遊玩，坐火車有個好處，便是可選擇在沿線城市停下來多留一兩天，也不用增加路費，一些過去並不會到的地方也可去了。這次我們選了南昌為中途站，完全是慕滕王閣之名了。

　　小學時老師告訴我，他猜我的名字來自王勃《滕王閣序》中「鐘鳴鼎食之家」一句，這雖然只是巧合，但已使我好奇，當時便把此文找來閱讀。年紀漸長，愈讀便愈佩服王勃，以他十四歲之齡便可寫出我就算活到一百四十歲也寫不到的鴻文，不是天才是甚麼？《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固然是對仗絕妙，意境深遠，我們今天生活中不少常用詞語，很多也出自王勃，例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漁舟唱晚」、「雁陣驚寒」、「勝友如雲」、「高朋滿座」，短短七百多字的鴻文，卻幾乎每句都是名句，對後世中文的用詞，影響深遠，難怪主張「文以載道」的韓愈，也對自己寫的《新修滕王閣序》能與無載有大道理但卻充滿文字之美的《滕王閣序》相提並論，感到十分光榮。

　　滕王閣已是第二十八次重建了，現時的滕王閣是根據建築大師梁思成生前所繪的圖紙建成的。梁認為，原本的滕王閣是建在城牆之上，今天城牆已不復存在，那麼便應建在高台之上。我登上頂層遠眺對岸的秋水廣場，果見秋水共長天一色。每層樓都見歷代騷人墨客所留下詠嘆滕王閣的文學藝術作品，使我長了不少見識。

　　我在想，滕王李元嬰雖是李世民的弟弟，也是多才多藝的人物，但他驕奢淫逸，橫徵暴斂，實在不值得留有千古之名，滕王閣顯然是因文而名。此種現象，在江南三大名樓的其他二樓也有出現。岳陽樓有《岳陽樓記》，范仲淹的風格與王勃不一樣，但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足以使岳陽樓傳頌古今。武漢的黃鶴樓為何連小學生也知道，還不是為了崔顥的《黃鶴樓》一詩嗎？有詩為證：「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使人回味無窮。

　　這些文學傑作為後世創造了多少財富？先不論其文化價值，單是經濟價值已是非同小可，歷代有多少遊客是為了這些被文學提高了品位的名樓而來？旅遊業又被帶動多少?

　　這些文學對世界是有貢獻的。我一向認為，人的一生若消費的總值低於他生產的總值（寫詩寫賦等藝術活動在經濟學上也屬生產一部份），此人便算是對社會有淨貢獻。有些人的貢獻遺傳千古，綿延不絕，貢獻顯然是大於其一生的消費，他們便更值得我們尊敬了。在香港，我們若對一些淨貢獻巨大的人物尊重，不但合乎禮數，還可能使香港得到更大的利益。李小龍的功夫使香港名傳世界，金庸的武俠卻足以使香港脫掉「文化沙漠」的帽子。舉個例子，書有「華山論劍」的石碑，在華山已吸引了無數遊客，「論劍」一詞不一定被解為討論劍術，對中文的語境有所創新，這些都是金庸的貢獻，但利益卻並非全為香港所收割。

　　在香港為李小龍及金庸在公眾地方雕像樹碑立傳，都可成為旅遊景點，前來拍照的遊客必會絡繹不絕，當中利益，可為港人所得。政府對文化事業可以支持，有責任充份發揮其效應，造福港人。

(Headline Daily 2019-2-1)

中國宏觀經濟中的債市 (雷鼎鳴)

上周末在清華參加舊同事李稻葵主理的「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每季一次的中國宏觀經濟研討會，當時政府尚未公布2018年GDP增長多少，但每次大會必發的一份長篇「報告」，內有估計2018年GDP增長6.6%，2019年則預測增長6.3%。其後，政府果然公布2018年的增長率是6.6%，與「報告」內容一致。

這是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中國官方去年預測2018年增長6.5%，但其實官方預測一向較為保守，她說是6.5%，我們可以視為6.7%，後來經過貿易戰的衝擊，跌到6.6%，跌幅微弱，正好印證了我說過多次的觀點，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並不大，美國若想靠此遏制中國，不會成事，中國增長比美國快，時間在中國一方。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西方的傳媒不會唱衰中國。我對唱衰並不反感，只要其內容正確便應考慮之，問題是有些評論建基於錯誤的認知，而偶然中國自己的決策人也會受其惑，那便需要指出以正視聽了。

安全度遠高於日本美國

唱衰得較多的，是說中國有債務危機，尤其是企業債高企，會隨時爆煲云云。我過去也曾經多次在報章撰文指出，這是不懂中國國情的誤判。在今次清華的「報告」中，他們在小心研究過這問題後，得出的結論與理由都與我一致。因為他們採用的數據，比我過去用的更新，所以我們也可用其數據作分析的基礎。

先作一跨國比較。欠債多少，一般的計算方法是把政府、非金融企業和居民所欠債務的總和與GDP比較，中國的這個債務總和是GDP的241.5%，這個比率也被稱為宏觀槓桿率。其他國家是多少？日本是370.8%，美國是249.6%。從這比較可知，中國若有債務危機，日本與美國早有了，但這其實還未完全反映到實況。

中國的國民總儲蓄率極高，佔GDP 47.4%，日本只是24.5%，美國則更只是16.9%。儲蓄率愈高，愈表示新增資金源源不絕，過去所欠之債項，容易在短時間內還清。因此，我們大可確定中國債市的安全度遠高於日本與美國，那些對中國經濟結構茫然無知的人為何不多作了解才下結論？

我相信中國的債項還會繼續上升，這是正常不過的。中國的儲蓄率既然這麼高，每年新增的大量資金有何主要出路？一是跑到股市去；二是存到銀行，而銀行又將錢借給企業或個人；三是買房子。但中國股市細小，只有9%的住戶擁有股票，過去10年其總值甚至下降了，根本吸納不了多少資金，所以剩下來的資金便不斷流向債市及樓市，這解釋到為何中國樓價這麼貴及槓桿率也頗高。

明乎此，槓桿率高並不意味着危機，中國政府受惑於一些外國三流分析，以為需要去槓桿，但其實這並無需要，而且這會容易一刀切，使到一些優質高回報的企業得不到所需資金，去年便有此現象。

銀行應擇優質企業放貸

比較好的方法，是在股票市場加強監管，嚴懲一些欺詐活動，這樣股市才能夠健康發展，不致成為賭場，喪失融資的功能。如此一來，資金才可能流出樓市（從而使樓價合理一點），債市的槓桿率也可因資金流向股市而得以下降。另一需要做的措施，不是一刀切的去槓桿，而是搞得差勁的企業，不用再借錢給她們，但優質企業卻無妨，銀行可以繼續支持她們。

甚麼才是值得發放債款的企業？投資在創新科技的資金雖然有進步，但仍然不足夠，有創新科技的新成果，可帶動出一大堆新的投資機會，縮減過舊企業的信貸，增加對科研項目的支持，才是長遠之路，看看華為成功的經驗，便可明白此點。

順帶一提，去年中國的消費，若扣除汽車銷售，增幅平穩。汽車銷售有負增長，原因簡單。2016及2017年買車有稅務優惠，2018年優惠已完結，所以2016及2017年增幅大，2018年卻減少。

另外，人民亦預期汽車進口關稅未來將會大減，2018年當然少人買車了。

 

(Sky Post 2019-1-25)

如何處理陰霾下的中美關係 (雷鼎鳴)

　　上周日剛參加了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升格為「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研討會。這研討會的「人氣」極盛，每季舉行一次，必定逼爆會場，我過去十多年每次都盡可能參加，好與眾多不同背景的專家交流。這次的主題是中美關係，我發現自己的觀點與很多其他被邀的專家都不謀而合。

　　我的發言有兩個重點，第一是中美關係現況，第二是中國最應做甚麼。

　　我一向認為，貿易戰只是前奏，未來二三十年中美關係的道路不會好走，但時間在中國一方。特朗普的手法主要倚靠胡搞蠻纏，若能把別人弄得緊張兮兮，他便得其所哉，有機會可尋。我在美國有朋友曾被他邀請投標建他的高爾夫球場，但因他常賴帳，聲譽不佳，所以朋友拒絕與他合作。這恐怕是對付他的最好做法了。但當一個這樣的人擁有世上最大的權力，完全不理會他也是不可能，幸好此人性格充斥着弱點，只要摸清楚他的性格，對付他也不是難事。

　　劉遵義教授說過一個故事，我不知真假，但它的確捕捉到特朗普的性格。特朗普曾經向一銀行借錢，銀行怕他名聲太差，不想借，但又不願得罪他，怎麼辦？銀行派了一職員跟他說，這銀行的規則是不借錢給無需要借錢的人，在銀行的名單中，第一個不會借的是蓋茲，第二個是畢菲特，職員接着說，名單中的第三名便是閣下你特朗普了。此人有自戀症，聽後開心得很，便不找銀行的麻煩了。

　　對有此性格的人，最好便是讓他一直在台上自吹自擂，他得罪人多，這反而有利於中國崛起。美國近年已浮現出新麥卡錫主義的思潮，華盛頓反華的情緒很強，我相信這思潮比五十年代的麥卡錫狂潮來得更長。美國的反華源自美國對中國的恐懼與忌憚，而恐懼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不會容易退潮。我過去曾長期在美讀書工作，美國人民有重要的優點，其一是他們會愛心爆棚，好人甚多，例如在十多年前大量美國人跑到廣州白天鵝酒店附近收養中國孤兒，便可見一斑。但美國也是個歷史上出過三K黨，而且把無辜婦女看作女巫並將其活活燒死的地方，帶有歧視心態的人最是輸不得，看到自己落到下風時，容易做出非理性之事。特朗普在台上容易暴露美國人民的弱點，若是把狡猾得多但更反華的彭斯或愛說仁義道德的民主黨政客放在台上，中國更麻煩。特朗普不下台，對中國有利，但中國更應做的，是搞好自己。如何搞好？

　　過去一二十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儲蓄率高及因此而來的巨額資本投資。從外界看來，多種規模宏大的基建是中國高速發展的標誌，但會否基建已飽和，再投資的話會進入報酬遞減，沒甚用處？劉遵義有關中美貿易戰的新書有估算，美國積累到的總資本稍高於中國，但因為中國人口多，所以中國的人均資本遠低於美國。清華的數據也顯示，在美國有水泥跑道的機場共五千零五十四個，中國只得二百二十九個；美國有二十九點四萬公里的鐵路，中國只得十二點七萬公里；美國有六百五十八點七萬公里的公路，中國有四百七十七點四萬公里。由此可見，不論基建總量或人均數量，中國仍落後於人，這也意味着報酬遞減不會嚴重，中國仍有很大的空間靠搞基建來推動增長。

　　這當然不意味着中國只應靠基建。但若要尋找更多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高科技的基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新的科技可替社會打開一扇扇的門，創造出一片片從前未有想像過的新天地，例如從前人們又怎會想到統計學與電腦結合後可出現大數據，從而出現大量新的商機？投資科研肯定是中美競賽中中國的主要任務。

 

(Headline Daily 2019-2-25)

中國對非洲是新帝國主義者? (雷鼎鳴)

非洲不少國家都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非洲與中國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非洲土地儲備充裕，只要引入先進農業技術，理論上可生產大量糧食，將來可向中國出口。非洲能源儲備也豐富，這也是中國所需之物。非洲國家大多貧窮，工業落後，對中國的資金、技術、基建與產品都需求甚殷。更重要的是，非洲今天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改革開放初年好不了多少，既然中國能成功脫貧，非洲又有何不可？中國模式的秘訣，正是非洲很多國家極感興趣的學問。

 

西方國家與媒體頻對華攻擊

 

中國在非洲也很成功。在2009年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2017年，中國在吉布提設立了第一個海外的海軍補給基地。這基地雖然細小，只得十分一平方公里，但位處從亞丁灣進入紅海的咽喉地帶，立時引致美國和日本的坐立不安。中國在非洲近年大興土木，為其建設碼頭、公路、鐵路、機場、輸油管，從2007至2015年，中國光是從世界銀行手上，便贏取了世銀非洲基建項目總價值30.3%的合約，是各國中成功率最高的國家。

中國到非洲的直接投資總額，雖然仍不及美國，但也是不斷上升，2003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只等於美國的2%，但到了2015年，已達美國的55%，在這一年，中國投資的累積總額是350億美元。

中國的石油，不少也從非洲入口，2015年，中國從安哥拉入口石油160億美元，佔中國石油入口的8%；同一年，美國從安哥拉輸入的石油已跌至29億美元。在政治上，中國幾乎已成非洲國家萬邦來朝之國。上月我在北京大學參加林毅夫教授的「中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升格典禮與學術會議，非洲好些國家的元首也致賀電，甚至派官員和專家專程參與，這固然是由於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在非洲政經界大行其道，但不少國家選擇以中國為師應也是重要原因。

美國早已咬定中國是她最有實力的競爭對手，中國在非洲的聲勢，不可能不引起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的疑慮。美國副總統彭斯便曾公開告誡「一帶一路」國家不要向中國借錢，否則會陷入債務陷阱，翻不了身。美國、日本及西方媒體對中國在非洲經濟活動的攻擊更是不絕於耳，例如在吉布提中國海軍基地落成後，《紐約時報》便在頭版大罵中國用數十億美元的債務收買了吉布提，以致美國與這個盟國的關係遭到破壞。(其實吉布提欠下所有國家的外债總數也只有19.5億美元，又何來欠下中國數十億美元?)

除了罵中國用銀彈政策騙非洲國家上當，她們最終會被中國控制外，不少西方輿論也把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看成是對其天然資源的掠奪和剝削，中國是新帝國主義云云。

有一位叫Moises Naim的仁兄所寫頗有影響力的文章更直指，中國提供的發展援助，其資金來源本身便已不民主、不透明，它的效果只是在扼殺非洲人民取得的真正進步，中國只是為了自己的戰略和利益，並非要使非洲人得益。也有人批評，西方國家提供債務時，會引入誘導機制，對願意走向民主、減少貪污、改進管治的國家才肯幫助，但中國卻毫不理會這些因素而胡亂提供借貸，破壞了西方國家的「苦心」，所以中國的援助只應視作「流氓援助」！

上述言論究竟是存心詆毀，還是一語中的？這倒是可以用數據及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驗證的假說。如何驗證？這要一讚美國的學術研究機構。

我上月在北大聽到一位來自非洲的牛津博士宣讀論文，她直指西方的傳媒只是胡說八道，她提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一個「中國非洲研究所」（CARI）建立了一個有關中國與非洲經貿關係的數據庫，內中數據，足以推翻西方傳媒的主要論點；我到這研究所的網站瀏覽，果然見到不少有用的數據，更使人驚喜的是，這個研究團隊已經做了不少有用的定量分析工作，可替我們解惑。

 

第一個假說：

中國借給非洲諸國的債務，會導致這些國家跌入債務陷阱，翻不了身。

這個假說驗證方法較為簡單，看看她們借到的債，是否大至難以償還。若是欠債與收入相比不是很大，那麼上述假說便可推翻。

根據CARI數據庫的債務數據，從2000至2017年這18年內，非洲54個國家中的47個有向中國借錢，借貸總額共1433.5億美元。要注意，這是借貸總額，而不是現存的總欠債，這是因為歷年借回來的錢，很多都已還給中國。這筆款項共借給47個國家，這意味每國平均共借得30.5億美元，還要是18年的總和，即每年每國平均借得1.69億美元。雖然非洲國家比較窮，但這些數目都很低，並不足以使涉及的國家陷入危機。

更準確的評估是，要看看每個國家從中國所得的總借貸佔了GDP多大的比重。細看數據，我們可輕易見到大多數非洲國家18年加起來向中國借貸的總量都在2017年GDP的10%以下，除了3個國家外，其他的總借貸都低於GDP的三成。作為比較，美國、日本及歐盟國家各自的外債率都高達接近GDP的100%。

由此看來，非洲國家近年在理財方面轉向穩健，其借貸率難以說成是高至可快將掉進債務陷阱。至於上述3個例外國家是誰？第一個是剛果共和國（18年來共向中國借入了等於2017年GDP 85%的債），另一個是吉布提（72%），第三個是安哥拉（34%）。

這幾個國家的借貸率雖然較高，但翻不了身的機會卻不大，安哥拉和剛果都產石油，安哥拉借來的款項目的之一，正是要投資建輸油管，她們財務上暫未見危機跡象。吉布提是小國，向中國借的錢總額其實只有14.7億，以其地理位置的充滿戰略性，可為沒有海岸、經濟卻正在上升的埃塞俄比亞提供出海港口，其經濟前景亦有可樂觀之處。

這幾個國家的總外債率都不高，這意味着她們欠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債項，有部分其實早已還清。從另一角度看，世界銀行借給非洲國家的錢，依然大於中國向她們發放的債項，若這些國家如西方傳媒所說的會跌入債務陷阱，那麼世界銀行的責任豈不更大？

 

第二個假說：

中國借出款項的準則或目的是要助紂為虐，收買非洲的貪官獨裁者，以謀中國自身的利益。

CARI發表的論文中，倒是有位叫David Landry的專家用計量經濟工具檢驗過這假說。

他把中國、美國、法國、德國及英國從2000至2015年給54個非洲國家的借款額紀錄都找來，並對每一個國家有關制度質素、天然資源、得款是否用得其所、與債權國家的貿易及經濟關係等多個變量都打上分數，再用處理面板數據（panel data）的計量方法，找出哪些因素對借貸額有影響，哪些沒有。

結果顯示，對西方國家而言，非洲國家的制度質素對借款額有影響，但在統計學意義上真正有顯著影響力的制度質素，也只是接受債款的國家政治上是否穩定而已。

這顯示出西方國家提供債務持，雖有影響別人內政的意圖，但最實在的考慮還是害怕某些政府會倒台，以致追不回欠款。至於政治及經貿關係是否良好，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

中國借款的準則與西方國家確有微妙的分別。從驗證結果可見，中國對受援國的制度質素並不特別重視，得到借貸的國家不一定有良好制度，但也無證據顯示，貪污獨裁的國家會特別得到中國的垂青，因此，若說中國是專門助紂為虐，西方國家則是獎勵改革進步，也只是西方傳媒自我陶醉，並無根據的詆毀中國的言論而已。

但這並不意味中國的政策只是在發揚雷鋒式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國際主義，影響中國借貸的主要因素，包括這些國家是否與中國有雙邊貿易關係，及在聯合國投票時是否站在中國的一邊，亦即大家是否都是朋友。但觀乎中國曾給47個非洲國家放款，中國視之為朋友的非洲國家也頗多。

 

第三個假說：

中國在非洲參與的基建項目質量差勁。

西方傳媒往往喜歡在多項基建中找出一些道聽途說或個別的傳聞，便驟下結論。彭斯也曾吹噓，找中國搞基建，不如找美國，質量更得保證。基建對非洲的發展的確重要，世界銀行估算，非洲每年最少要投資930億美元才可應付需要，誰可簽到基建合約，世界多所公司都在競爭着。

CARI有一份2016年初、作者是一研究生Jamie Farrell的報告，她抽樣出72個2000至2007年中國從世界銀行手上贏得，並在2013年前完成的非洲基建項目，並與之與36個同類但卻是OECD國家得到的項目作比較，比較的標準是世銀對每個項目完成後對質量所打的分數；她發現，從1至6分裏，中國項目的平均分是4.452，OECD的項目則是4.769。OECD國家的項目平均分較高，但只是稍高。Farrell的論文便指出，中國與OECD的項目質量並無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分別，西方某些媒體硬要把中國參與的項目描繪成一塌糊塗，論文便認為是完全脫離現實。

有兩點我們也是要注意的。第一，中國參與的基建項目一般索取的利潤及勞動成本都低於西方國家，這意味中國公司投標時極具競爭力，以較低的成本便可完成質量不錯的項目。第二，Farrell所研究的基建項目是2000至2007年簽下合約的，但在最近10年，中國累積到大量的基建技術經驗，其使人眼花繚亂的工程早已使中國被冠上「基建狂魔」的稱號，今天中國在基建項目上的實力，已非10年前的吳下阿蒙矣。

從上可知，有關中國與非洲經貿關係的3個負面假說，在客觀數據驗證下都站不住腳。不過，在國際環境急變的未來一二十年，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傳媒恐怕還是繼續會無限誇大一些小事情或根本不會去深究事實或複核數據，看看自己所說是否有根據。特朗普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也許是告知我們，有假新聞這回事。

約翰霍普金斯CARI的專家們似乎對西方媒體，包括一些地位崇高的媒體粗疏面對數據的作風很感驚訝。我不認識他們，不會如他們般感到驚訝，但卻相信錯誤的報道或評論，只會使西方國家與非洲的關係更加分離，非洲人民與政府自會判斷中國的資金和基建對她們有無好處。

 

(HKEJ 201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