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2017

為何美國航空服務如此差勁 (雷鼎鳴)


美國每年因航空公司超額訂位政策而遭拒載的乘客據說約有41000人,這等於平均每天約有112人被無理拒載。據此看來,越南美籍華裔醫生杜成德在聯合航空所遭受的不公對待,除了血流披面而錄像又在網上廣傳外,實乃天天都發生百餘次的「小事」,為何竟成為國際新聞,而且多天不衰?很可能這事件不但有代表性,而且觸動了各國人民的一根神經,其含義值得我們深究。

 

有人認為,美國航空業在2016年有6.6億人次的載客量,因超額訂位被拒載的機會率只是每10萬人次中有62次,遭此無妄之災的概率極低。我不大相信這數字,因我自己也遇過同等經歷。

 

1994年1月初,我在波士頓開完了一個經濟界的國際會議後,按行程要乘US Air飛到紐約再駁另一飛機回港,怎料我辦完登機手續後4個小時要登機時,竟被告知劃好了的機位已轉送了給另一位乘客,我不能登機。我告訴航空公司職員,我不能坐另一班機,因為會錯過了時間轉不到機,該職員只是告訴我有另一航空公司快將有機到紐約,我另購機票還可來得及,若跟他繼續理論,損失更大。我惟有飛奔至另一航空公司購票,到了紐約後又從LGA機場「飛的」到JFK,最後一分鐘才上得機。

 

回港後一肚氣連忙寫信到航空公司投訴並索償,但當然是石沉大海,無人理會。我一生坐飛機頂多是三四百次,依然中招,不能不使我懷疑上述低概率的可靠性。

 

先搞清一個問題,聯合航空或甚至美國的其他航空公司,服務水平是否低劣無比,物非所值?我是聯航的資深乘客,感同身受,可輕易列出其三大「罪狀」:超額賣位,自然是第一大罪。這等同顧客付了錢購物後,商店竟可有權要你把物品退還,而且不一定把錢退回給你,這不是商業違約是什麼?更可恨的是在機票用細字所寫少有人會讀的條文中,竟把此種違逆天理的做法合法化。

 

第二大罪是食物質素每況愈下,低處未算低。多年前飛機餐或許尚有吸引力,現在的則多半難以下咽。在美國境內坐6個小時飛機可以只有一片餅乾之類的物體充飢。若從香港的機場坐聯航或其他美國的航空公司出發,強烈建議在機場買些乾炒牛河或叉燒飯等,包保在飛機上進食時大家對你投下羨慕的眼光。

 

減價競爭削成本

 

第三大罪是飛機中的服務員面孔冷冷冰冰,噓寒問暖絕對是奢求。我有位朋友,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名教授Andy Rose,他對聯航空姐的形容十分傳神,說她們都是一幫angry old women,年紀大小不是問題之所在,雖然她們也許不夠體力幫助乘客置放行李,但其神色中透露出不願或不忿服務乘客的態度,卻是很多人都感受到,她/他才是大媽大爺,乘客只應做聽教聽話的小孩,此點定位乘客不可搞錯。

 

但若說聯航一無是處卻也不公。乘客可自帶電子設備在機上看多種自選電影便是一進步。從前我不懼他們超額,因為常因此而免費升級至商務艙。例如在紐約JFK回港,若買經東京的票,升級的機會頗大,原因是這班經濟艙座位不多,反而大半座位是商務艙,前者很快便坐滿,只要晚點才到機場搞手續,他們便安排不了經濟艙,只有替乘客免費升級。此種補償,豈不比動用芝加哥機場保安人員把乘客拖下機好得多?

 

聯航留著乘客的主要手段應該是靠其飛行積分計劃,我1997年開始密集地飛聯航,從前常乘坐的西北航空已關門大吉。只要一開始積累里數,便欲罷不能,因這等於機票有折讓優惠。在杜成德事件後,我連忙上網查一查老妻的戶口尚有多少積分剩餘,竟發現其近年的積分無端端消失無蹤,與聯航交涉,才知是他們的錯誤,但也只能取回部分積分。

 

又因近年其積分計劃所分發的優惠大幅縮水,我已下定決心從此擺脫聯航,永不再做它的乘客,不料在自己戶口中突然發現,我在聯航剛飛過了超過100萬英里,從此可得終身金卡,並可替家人多拿一張。如此優惠把我殺個措手不及,惟有暫緩停飛大計。我竟不離不棄的飛了聯航100萬英里,不能不佩服自己忍耐力驚人。建議年輕求職者,不妨履歷上寫上自己在聯航飛過的里數,里數愈多的愈顯示其人能夠吃苦,情商高企,能夠忍受任何磨練,乃僱主求之不可得的人選也。

 

我們若是只把責難集中在聯航身上,也不公允。據skytrax對世界各航空公司服務質素的排名,2016年的結果是國泰第四(2014年曾得第一);至於聯航,是第六十八,比2014年的五十三退步了不少。美國的航空公司排名最高的是Delta,但也只得三十五,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國航空,排名更只得七十七。由此可知,美國的航空公司服務水平普遍地不入流,非只有聯航斯人獨憔悴。港人對國泰熟悉,有人喜歡有人不滿,但只要用它作準則,便可感受到排名低了幾十名,甚至上百名的美國航空公司如何差勁。

 

無論用什麼標準,世界最大的3個航空公司幾乎都屬於美國,它們實力強橫,但為何服務品質卻如此差劣?追根溯源,我相信可歸咎於以下因素。

 

1998年3月16日,哈佛的經濟學大師巴羅(Robert Barro)在《商業周刊》寫了篇半遊戲文章,慨嘆美國的空中服務員外貌上的吸引力逐年下降,使到乘客若有所失,這等同服務業中的生產力下降,或是GDP的損失。巴羅進而指出,在某些行業(例如電影業),從業員的外貌是否端正是合理的行業要求,政府不應干預。巴羅有此言,是他認為此等狀況都因1971年泛美航空一宗訴訟而起。我查過此案件,事緣在1967年有位叫戴雅思(Celio Diaz)一生志願是想當空中服務員的美國男士向泛美求職被拒,於是根據美國的勞工民權法把泛美告之於法庭控其歧視,最初法庭判泛美勝訴,但後來美國第五巡迴上訴庭在1971年判了戴雅思贏,從此美國的航空公司不得以性別或外表作為準則僱用空中服務員。

 

其實在航空業剛起步時,美國的空中服務員男女皆有,但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市場力量已促使美國的航空公司集中僱用年輕貌美的空姐,一直至1971年才又開始改變。

 

此案件若從民權的角度看,十分正義,但從市場角度看,卻有頗多後遺症。首先是俊男美女在美國的航空業中已無優勢可言,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們會自然流向對他們外表有更高估值的地方去;在此自我挑選的流程中,美國航空界剩下的,便只有大媽大叔了。這本來也不一定如巴羅所慨嘆的使乘客若有所失,但更多的後果也可接著出現。既然有此案例作掩護,空中服務員就算因服務質量欠佳或黑口黑面而被解僱,工會也可幫助她們控告航空公司歧視,在訴訟盛行及賠償額驚人的美國,航空公司不敢造次,服務質量怎可提高?

 

在市場競爭中,企業通常採用兩種手段:一是提高產品形象及質量;二是減價求銷。但在美國的航空業中,服務質素已成缺乏誘因的老大難問題,競爭於是容易傾向削價(例如聯航從港到美的票價通常便比國泰便宜),但削價離不開先減成本,否則公司如何生存?超額訂位策略可減低航空公司的成本;若出了問題,又因有法律做後盾可趕走乘客,更加省錢,此模式自然成為業內生態的一部分。

 

國泰應引以為鑑

 

降低食物的質量同樣也可減低成本,但這些都等同把服務更劣質化,不啻飲鴆止渴。公司利潤不如理想,高管便又要打乘客的主意,聯航近年大幅降低可通過飛行積分所得到的優惠,拿到積分也無甚用處,正是等同靜悄悄地加價的做法。這回杜成德事件正是向美國航空業敲響了警號,這些策略其實代價不菲,將來聯航要大減票價才能贏回支持。

 

此點值得國泰留意。國泰是港人的航空公司,世界排名領前,值得我們引以為榮。但它2015及2016年都因公司決策出錯,炒燶了石油期貨,每年損失80多億港元,大大減少其利潤。但國泰的做法,卻似是要削減其馬可孛羅會員的利益,以求把錯誤決策帶來的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使人有捨本逐末之感。我也是國泰及港龍的資深乘客,對其飛機餐後贈送一杯名牌雪糕的貼心服務尤其欣賞,希望它不會重蹈美國航空公司的覆轍,把品牌弄壞。

 

美國有些評論人擔心聯航事件象徵著美國衰落,此說可能言之尚早,但的確反映到一些問題。首先是美國人原本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可到處指指點點,但這次暴力事件完全顛覆了資本主義倫理中顧客永遠是對的社會共識,以後如何使人對美國的法治、制度與倫理有足夠信心?已故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r Olson)在其名著《國家興亡》一書中早有指出,發達國家容易出現各等利益集團,他們在歷史長河中,懂得把符合其小圈子利益的制度變成法律,這便大大阻礙了社會總體利益的發展。美國航空業中,便包含了使到公司不易改善服務質量、乘客又被航空公司霸凌的制度,正是奧爾遜洞察力的體現。

 

(HKEJ 2017-4-21)

終身年金的優點與困難 (雷鼎鳴)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在上周一公布了一個「終身年金計劃」,希望能對香港的退休保障有所貢獻。這個年金計劃有優點也有不少技術性的困難,是否有足夠的可持續性,要看能否化解這些困難。分析這個年金,起碼可有三個不同難度的層次。

最簡單或最基本的層次是要明白這年金其實是一種保險制度。按照按揭證券公司對產品的描述,65歲的男性付出100萬,可享有3%至4%的內部回報率,若回報率是3%,每月可領回約5,000元,直至逝世為止;若回報率是4%,每月可得5,800元。若是女性,每月所得會低一點,因為她們的平均壽命較長。投保者若是早逝,其受益人可承繼部分保金,但公司不會付出超過105萬元,亦即付出100萬,可保證起碼得回105萬。

退休長者有一個很合理的掛慮,便是不太確定自己壽命有多長,在消費的時候,會擔心若是用得太多,未去世已花費一切積蓄,豈不糟糕?但若用得太克己,逝世時還剩下一大筆,雖可留給兒女,但總也是錢財未盡其用。有了終身年金制後,現在先付上一筆,便可明確的知道在有生之年每月都有固定數額的錢可領,花錢消費時便有所依據了。此種確定性背後也是一種賭博,某人若短命,領不了多少天的錢便一命嗚呼,豈不吃虧?雖說按揭公司肯對仍生存的受益人繼續發放保金,但付出了100萬後,十年八載或甚至是二十多年後才最多拿回105萬元,當然遠遠達不到內部回報率3%至4%了。

至於按揭公司每月發放多少錢,是要根據投保者平均有多少剩餘的預期壽命及投資的回報率來計算。按照年金所公布的參考例子,它是假設了65歲的男性大約平均有21至23歲的剩餘壽命。

健壽者投資年金最着數

上述的分析與計算容易得很,找個懂經濟或精算的人都隨便可做得到。但若我們把分析的難度提高一個層次,立可發現當中隱藏了一些問題,此問題名為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是經濟101的學問。

先把我們放在一個65歲投保者的位置看此問題。我們不確切知道自己尚有多少陽壽可待,但也不是一無所知。某人若知道自己(或甚至配偶)都身患絕症,沒幾天可活了,他還會付出這100萬買年金嗎?另一種人在驗過身後發現自己龍精虎猛,隱疾全無,父母又都長命百歲,以基因及生活健康作基礎,可判斷自己可活得比常人更長一點,此種年金自然買得過。

由此可知,買年金者多是健康長命之人,老弱殘兵不會如此輸蝕也。但若如此,年金公司便要發放出更長時間的保金,而它最初制定每月保金額時,是以社會中人的平均壽命來計算的,來參加計劃的人卻都是長壽之人,公司如何撑得住?若沒法擴大投資收入,便惟有削減每月付出的保金了。但一旦這樣做,便會有更多的人認為此計劃無甚着數,他們便走了。剩下來的,是平均壽命更長的人,因為他們才能在每月較低收益的情況下仍有利可圖。這些長命百歲的人會把按證公司逼得更慘,使他們又再減少保金。惡性循環出現,最後沒甚麼人肯買此年金。這便解釋了為甚麼香港沒有多少多保險公司肯做終身年金(固定限期而不是終身的倒有不少例子)。

提高最低擔保額助吸客

若把分析層次又再往上提一級,我們又未必需要如此悲觀,以為年金制度一定崩潰。最簡單方法是強制所有退休人士都參加年金,那麼以上的逆向選擇便不會發生,長壽或短命的都要參加,拉上補下,公司收支可平衡。但顯然此方法政治上不易推行。

另一種方法是寄望於大多數人對可活多久仍存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倘若如此,年金因可以減少長者面對不確定前景的彷徨感,可能吸引得住一些預期壽命較短,因而認為年金在投資角度不太理想的人。年金有了基本擁躉後,可能抵銷得住逆向選擇的威力。若是這仍不夠,付出100萬可保證拿回105萬或以上,也有一些吸引力,再不夠的話,最低擔保可提高至超過105萬,有助穩定。

(Sky Post 2017-4-21)

4/07/2017

干預港鐵價格機制 得不償失 (雷鼎鳴)


上月底港鐵宣布,根據近年一直沿用的「可加可減機制」,今年應加價1.65%,但為了優惠市民,它將這1.65%的增幅一次性地乘上0.9,變成1.49%,又因為只要增減幅在1.5%以內便可不用改變票價,所以今年加幅變成零。其後港鐵主席馬時亨又提出建議,不如政府把它持有的75.4%股權賣掉一部分,減至51%,所得的資金可以用作支付將來的价價優惠。

港鐵是關乎民生的重要企業,去年平均每天乘客多達519萬人次。十多年前,政府在構思「可加可減機制」時,我也曾提供過意見;其後也曾為港鐵做過一項研究,供其內部參考。因合約束縛,我不便討論研究的內容。我與港鐵並無利益關係,沒有港鐵股票,有的只是每周平均坐港鐵七、八次,它的票價愈低我愈愉快。

但公共政策卻不應用民粹的方法制定。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必須看看若不按既有機制票價應加而不加,無法為通脹及成本上升作出調整,最後由誰埋單。

改變加價先例 恐會尾大不掉

所謂「可加可減機制」的計算方法並不複雜,每年票價的增減,應等於通脹率的一半,加上運輸業平均名義工資增幅的一半,再減去一個因技術或效率進步帶來的成本下降率。後者可圈可點,港鐵若不投資改善效率,成本便不易下降,但若成本下降多少,票價便要下降至港鐵毫無得益,那麼港鐵也不會有誘因不斷改進,長遠而言,反而使到營丶運成本居高不下,不利乘客。

這一次用0.9乘上應有的票價增幅,致使最後完全沒有加價,顯然是港鐵與政府的談判結果。政府考慮的是短綫的政治壓力,不是港鐵票價是否合理,而政府又是大股東,按理港鐵不易抵擋政府的壓力。今次減少增幅,據港鐵表示,是一次性的,但此種干預一旦開了頭,將來便不易自動消失。政府干預港鐵定價是否好事?會否將來使到市民負擔更重?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檢視港鐵的一些現狀。

有人以為港鐵定價貴絕天下,其實剛好相反。以國際標準而言,港鐵票價比大多數城市的可負擔性都要更好。到達歐美城市的,很容易會被它們的地鐵票價嚇怕。倫敦的票價數倍於香港,紐約算是較便宜的了,不論遠近,每程也要20港元左右(已含優惠)。亞洲及內地的一些城市比港鐵要便宜,但我們若用統一的口徑去比較,例如用同等的距離,再看看車資等於該地入息中位數的比重,我們便可發現,只有新加坡等極少數地方稍勝香港,其他地方地鐵帶來的負擔比香港更重。

港鐵有一特色是可傲視全球的,在絕大多數城市,其地鐵或公共交通都要政府使用大量納稅人的錢去補貼才能營運下去,否則虧損嚴重。例如前年紐約地鐵若無政府補貼,便要虧損40.4億美元,上海則要蝕11億美元等等。倫敦因票價奇貴,地鐵倒可有5.1億美元利潤。香港是近乎奇迹,沒有政府補貼,光是鐵路的部分也有3.22億美元的利潤,若包括它的房地產收入及在外地提供服務的收益,公司利潤更達8.7億美元。

不需政府補貼 仍可錄得盈利

服務方面,港人雖不滿港鐵偶有延誤,但若與外地相比,港鐵服務已絕對優質。紐約地鐵的治安及衞生都有問題,哪像港鐵的車站有如商場一樣?在舊金山的BART,某些綫路常會停上半天也不用道歉,車廂內衞生之劣更使人望而生畏,每班車等閒相隔十餘分鐘,那有香港繁忙時兩分鐘便有一班車。

價廉,不用納稅人補貼、服務優質,尚有盈利,港鐵能贏到到港訪客的眾口稱讚,有其因由。它也不是靠地產項目才賺錢,光是鐵路運輸的這部分一樣有盈利。除了它得天獨厚,可受惠於香港的高密度人口外,它員工過去在改善效率方面的努力,值得讚賞。有人曾告訴我,港鐵研發的訊號系統曾具世界領先地位,不知現在是否如此?要馬兒好便不能使馬兒不吃草,政府若強要干預,可能會破壞一個港人可感到驕傲的標誌。

馬時亨的提議雖不是沒有代價,但也算是一種平衡。政府要搞福利,賣掉一部分港鐵股權來支付便可,不用損害股民的利益,更不應破壞港鐵自我改進效率的誘因。票價優惠由政府付,港鐵則繼續按照商業原則辦事,是合理的妥協。

(Sky Post 2017-4-7)

4/04/2017

辨清什麼是民粹分子 (雷鼎鳴)


有一種思潮,近年在世界各經濟發達地區到處肆虐,它充滿負能量,反對開放,主張閉關自守,對觀點不同的其他公民十分排斥,出口傷人是他們的常態。此種思潮是民粹主義,它不僅造成了英國脫歐,對特朗普上台起到重要作用,在歐洲多個國家幾乎也可奪得政權,就算在香港,其影響力也無孔不入。

 

民粹主義需要我們更仔細的界定。我認為它至少有以下四種互為相關的特質。

 

「民粹主義」四特質

 

第一種特質是民粹主義者相信有所謂的「共有意志」(General Will),或許可簡稱之為「民意」,但這民意從何而來,往往取決於他們的個人喜好,符合他們意見的,便是民意,否則不是。經濟學中早有一些經嚴格數學證明的定理,揭示出任何選舉投票制度(其實也可包括民意調查),都可通過策略性投票,亦即不按自己真正偏好投票,而操控選舉結果,因此我們見到選票的比例後,實難以肯定它們是否準確反映到投票者的真正意願或只是經過扭曲的策略結果而已。

 

第二個特質是民粹主義者通常十分排外。在一個國家中,這些人常會被錯誤地當作是民族主義者,在一個像香港般細小的地方,也可變成是本土主義,他們心靈封閉,厭惡外來者,把這些人看成是利益掠奪者,無意願與其來往。

 

第三,他們通常反精英。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有贏家也有輸家。因為生產要素價格趨同定理,較落後地區勞工薪金上升會較快,但在原本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勞工薪金卻會停滯,甚至下降,直至各地薪金都相當接近為止。但不論在較落後還是在較發達的地區,掌握有用知識的精英卻因其能力能在更廣闊的地方被應用,所以收入可能高企。特別在發達地區這便造成了一個問題,相當大部分的受薪者收入停滯,但他們卻看到較落後地區的人民收入追了上來,而自己社會中的一些朋友,卻飛黃騰達,入息節節上升。前者容易造成他們排外的情緒,後者卻使他們接受一個論述,自己的財富正被一些精英不知用什麼方法神秘地取走了,他們自然不喜歡精英。

 

第四,民粹主義者作判斷時,常以單一因素凌駕所有其他的因素。只要他們認為他們所認同的某種意識形態沒有被別人認可,那麼後者無論有什麼優點,都只能是邪惡之輩。經濟學稱此種怪異的心態為「字典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s)。在字典中,某一個字的頭一個字母對這個字的排列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其次是第二個字母等等,例如,axe這個字在字典中比cat排得前,儘管前者的第二個字母「x」在二十六個字母中遠遠地排在後者的第二個字母「a」之前。只著重一樣東西完全忽視其他,很多時是愚蠢行為,甚至是非理性的,但民粹主義者卻是樂此不疲的。

 

蕭芳芳被辱的例證

 

香港有無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肯定是有的。蕭芳芳只是提出個護苗的事實以證明林鄭肯幫弱勢社群,卻立遭一些網民侮辱。這些人自以為公義,但一發現蕭芳芳因為欣賞林鄭後,便把別人對社會的貢獻及所行的善舉都一筆抹殺,視之為窮兇極惡,否則怎會用最惡毒的語言去侮辱一位備受尊重的香港文化的符號?我們從此可看到有字典式偏好的民粹分子品位如何的低鄙,而且如何的嫉恨精英。

 

我有次在團結香港基金搞的論壇中有感而發,指出他們所做的不少研究對香港的發展很有好處,例如在「一帶一路」中香港可起到什麼貢獻,社會中亦會有人按照這些藍圖去規劃人生或作投資決定,可以預期,這些順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精英分子是會生活越來越好的。但我們同時也知道,社會中有更多的人是不會或不懂理會這些發展藍圖的,他們一生中的成就恐怕與那些精英分子差距越來越大,貧富亦更加懸殊。這樣又會創造條件,滋生更多的民粹分子,使香港陷入一不斷自殘的軌跡中。

 

但民粹主義對香港的最大破壞便是人為地製造兩地矛盾,使人失卻對國家的判斷力,再而失去掌握發展香港的機遇。

 

若要清楚看到民粹主義者對內地評價的失衡偏頗,一個簡單做法是看看一些國際精英如何評估中國。沒有多少人敢自稱比創辦了微軟而又幾乎把整個身家捐出來造福世界的蓋茨更加精英,更見多識廣。他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大學演說(全文在網上容易找到),大讚中國是不停追求卓越的國家,不但使以億計(準確地是超過八億)的人脫了貧,而且對世界特別在四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抗瘧疾等最損害窮人生命健康的疾病,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並有重要成果;幫助低收入的農民種植到更多的食物;發展了遠遠是世界最大規模的風力發電與太陽能,對減少碳排放環保大有貢獻;培養了大批世界頂尖的電腦科學家。他特別羨慕中國的年輕人,認為他們運氣特別好,碰上了世界歷史上少有的發展機遇。

 

蓋茨觸及的都是西方世界有識之士最重視的核心價值與人類的所需。中國在再生能源的投資已領先世界,而且未來更會迅速增加,對環保有莫大貢獻,但反觀美國,特朗普已打算重新開採污染大氣的煤礦,巴黎氣候協議也不打算遵守。環保外,醫療健康也是普世關心的價值,中國人均壽命已快將增至七十六歲,對一個三十年前仍是貧窮的國家來說,幾近奇跡。食物與電腦都涉及創新科技,其實國際上的科技專家早已知道,中國已從模仿高科技迅速轉型至成為創新科技的重要大本營。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不少領域已趕過了美國的硅谷。不過可惜得很,香港民粹主義者的字典式偏頗思維,早已使他們對這些對人類有巨大貢獻的領域視而不見。

 

區分真假「民粹」

 

民粹主義對世界對香港都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但我們倒是不應把所有的群眾運動都視為民粹。近月較大型的群眾活動是挺曾俊華的競選活動,雖然某些曾的支持者可能有民粹的傾向,但我不認為參與的群眾都是民粹分子。

 

曾俊華本身是一個建制精英,他欣賞中產「優皮」生活,喝喝法國咖啡,觀賞足球比賽,主張審慎理財等等,不少激進的民粹分子根本受不了他,起碼四十多名政治光譜較激進的反對派選委便不肯投他的票。他的部分支持者有本土排外的思想,這倒構成了他們有民粹的成分,但不能說民粹是其主要特徵。事實上,從只有很少數人願意參與對他有利的民間投票看來,他是否真的有一大群堅實的支持者,也缺乏足夠證據。我較為相信,他相對隨和的性格對一些不想見到香港社會爭鬥不斷撕裂不絕的人有共鳴,這些人與某些幕後推手不一樣,他們也渴望和諧,不屬極端分子。在競選過程中,他們很多人都說話過了火,判斷力也有問題,但他們並不見得是林鄭的敵人。林鄭與曾性格不同,但他們在同一環境中成長,政策取向接近。林鄭連參加過「佔中」的年輕人也找來站台,將來應努力把部分非民粹的「薯粉」也爭取過來,吸納他們的意見。

 

(TKP 2017-4-4)

4/01/2017

檢控佔中組織者 (雷鼎鳴)


特首選舉已經落幕,我一早鐵筆論定,林鄭月娥必勝無疑,但若非造王者策略錯誤,林鄭得票未必這麼多。造王者的主要錯誤在於貪勝不知輸,急於搶攻,造王態勢太過張揚,反而使建制選委起了戒心,成就了他們的大團結。

想不到林鄭當選後的第二天便要碰上一個「難題」,她希望修補社會撕裂,但佔中三子及另外六位深度涉及佔中的六人被律政司正式起訴,控告串謀公眾妨擾、煽惑他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有人以為這是拖了林鄭的後腿,使她的修補撕裂大計更難成功。其實這難題對林鄭而言也不是這麼難,她事前並不知情,而且律政司依足法律程度檢控,候任特首實無任何理由干預。

這些檢控在佔中911天後才進行,的確是遲了不少,但應是不能迴避的。社會中一直有人責問政府為何一直不動手,致使法治精神不彰,近年香港社會的動盪,恐怕與犯了法不用受罰的觀感有關。

嚴正處理 勿以為犯法無後果

懂得管理學的人都應知道,組織的領導人在快將離職之時,正是處理麻煩問題的最好時機,「官到無求膽自大」也。梁振英沒有了包袱,未來3個月還會處理甚麼難題,不得而知,但他若不了結佔中一案,的確在不少人眼中會留下歷史污點︰若有人犯了法,政府不了了之,以後政府如何面對那些犯了法但卻要被起訴的人?

有非建制派中對檢控感到憤怒的人祭出標語牌,說這是「打壓異己,手段卑鄙」,但此言差矣!佔中的組織者一直標榜自己是公民抗命,承認犯了法,肯接受法律制裁以求明志,並打算在法庭中陳詞宣傳其理念,他們本應一早痛責政府何以不及早檢控他們,現在求仁得仁,旁觀者怎可說政府「打壓異己」?況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有人犯了法可享受特權可免被起訴,香港還算是法治社會嗎?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次檢控實是一場「巴列圖改進」(Parteo Improvement)的交易,政府可洗脫有法不依的污名,自然有所得益,被控者也可挽回一點名譽,並非不肯找數,同樣是贏家。

既然這是雙贏局面,旁人怎可阻擋?幸好九人中的個別有識之士也懂得此道理,表示願意認罪。不過,他們要認甚麼罪,現時還不好說,若只是承認發起集合時沒有通知警方,這便是徹底的虛偽了。

政府提出起訴的公眾妨擾罪,只要涉及到危及生命、健康或安寧,便可入罪,佔中應無人死亡,大眾的健康有無受到影響不得而知,但公民的安寧顯然曾大受影響。

真心悔過 對待年輕人可寬容

我因職責關係,每年總要探訪一次監獄,看看其設施與管理有無不妥當之處。就我觀察,香港的監獄已非「黑獄風雲」的年代,年輕人甚至可以上課、讀書,準備公開考試,膳食方面雖然賣相不怎麼樣,但有營養師把關,食物健康。在獄中會失去自由,可能十分痛苦,但有些人喜歡清靜,可以讀書,可以寫作,又不受俗事煩擾,不用花時間打機,在牢中閉關幾年,可有大成。

按犯罪經濟學原理,犯罪後若懲罰輕微,會不利於防止犯罪,香港的監獄如此人道,對社會也不是沒有負面影響。

舊同事楊志剛教授撰文提議新任特首可特赦因旺角暴動而要坐牢的年輕人。志剛兄悲天憫人,他的建議值得林鄭考慮,反正「女就位,大赦天下」也可成一時之美,林鄭可以此為伸出橄欖枝的動作,營造祥和之氣。

不過,對佔中的組織者是否可以特赦其罪行,卻要小心考慮,以免對社會發出錯誤信息,自以為在伸張公義便可為所欲為。我相信得到特赦的條件之一,是被赦者應有懺悔之心,向公眾承諾不會再犯罪。觀乎佔中組織者的理念,他們應不會接受特赦,但部分本應有大好前途但被誤導的年輕人卻可能視特赦為他們的生機。只要他們肯公開真誠懺悔,社會人士或許對年輕人會寬容一點。

新特首上任後,或可考慮楊志剛的建議,自行判斷怎麼發落這些人。

(Sky Post 2017-3-31)

3/31/2017

造王失敗與化解撕裂 (雷鼎鳴)


香港特首選舉已曲終人散,林鄭月娥以七百七十七票大勝曾俊華的三百六十五票與胡國興的二十一票。

 

說這是大勝並不過份。要為曾俊華造王的人原本寄望他取得超過六百零一票,後來他們看見情勢不妙,有人把目標降至四百零一票,輸少當贏,但現在連這無甚意義的四百零一票也遠遠未達。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說結果反映建制派大團結,她並無說錯

 

中國內地官員常說香港是一本難唸的書,我不覺得這本書有甚麼難,並認為選票的分布已可幫我們對香港的了解邁進一大步。分析這次的選票頗為有趣

 

這次總共一千一百八十六人投了票,但其中二十三張是廢票或白票,有效票是一千一百六十三。我們可合理地假設這二十三張票是泛民主派所投(假設是否準確影響不了以下的結論),白票、廢票、加上曾俊華及胡國興的票共四百零九票,比三百二十六個泛民選委多出八十三票。換言之,可能有八十三位被視作建制的選委投了給曾俊華或胡國興,佔八百六十多位建制選委不足十分之一。也有可能少部分泛民投了給林鄭月娥,那麼投曾俊華或胡國興的建制選委便可能稍多於八十三人。

 

泛民的造王者本是希望可從沒有參與提名的二百多選委中(主要是建制的)爭取到一些票,又再寄望提名了林鄭月娥的選委會改變主意,用暗票投曾俊華,但這些似都是主觀願望,如意算盤打不響。我在報章幾篇評論中一早便已表示根本不會有多少建制中人肯明或暗的支持曾俊華,從選舉結果看來,推斷完全正確。

 

泛民的戰略目標應該有二﹕最理想是成功造了王,此人以後要作出回報,泛民從而得到更多的政治經濟資源。若是造王不成功,在選舉過程中打擊林鄭月娥的威望,增加其將來管治的難度,亦可提升泛民的議價能力,這也可以是一個目標。從結果看來,第一個目標完全失敗,第二個目標或可部分達到。

 

在開局階段,泛民中的造王目標並非毫無達成的機會,但他們策略錯誤,把別人當笨蛋,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怪不了其他人。要知道,曾俊華本是建制中的建制,生性隨和,在建制中尤其是在商界中的人脈不會比林鄭月娥差,若泛民三百多票都投他,不投林鄭,加上曾自己的票源,他雖不見得是中央的首選,但也不是毫無勝望。可惜他們只懂搶攻,不懂防守,在球場中雖有入球,但對手卻入得更多。

 

錯誤一是向壁虛構故事,說中央有兩條路線,習近平支持曾俊華云云。這很易揭穿,當政治局常委支持林鄭月娥,及原特首梁振英升了級當了國家領導人,並與習握手四十秒時,整個騙局便全面崩潰,況且建制中人一般比泛民更了解中央的想法,不但騙不了他們,更使他們起了戒心。

 

錯誤二是支持者發動攻勢,胡亂抹黑林鄭月娥,及聲稱曾俊華有能力團結香港。建制中的選委很多都認識曾及林鄭多年,泛民的宣傳與事實差距太大,誤導一些初出茅蘆者並不困難,但對資深建制選委卻可能起到反效果,使人相信有些人在背後推波助瀾。此等做法無異是某些勢力公開向曾俊華送出死亡之吻,而他又因形格勢禁,無法不接受。

 

我與一些學術界朋友曾組成一個「十三學者」的議政團體,成員中頗有名重學林之輩,除了一位朋友外,其他人都無黨無派,沒有政治背景。以我的觀察,若在半年前問他們支持誰當特首,很可能多數會支持曾俊華。但最近的一個飯局後,他們非正式投票表態,十三人加上四位太座,竟有十三人支持林鄭月娥,支持曾俊華的只得四人,使我頗為訝異。這批人與林鄭或曾俊華大都有多年交往,對二人的認識程度一定比起一般市民或網民的平均認識高得太多,我相信他們當中不少人並不認為曾俊華有團結大多數港人的能力,有人還可能相信他的支持者的活動,在客觀效果上會使到香港更撕裂。

 

這個看法不是針對曾本人,我們都知道他性格隨和,亦有君子風範,在敗選後的宣言亦十分得體。不過,他背後支持者卻不一定那麼君子了。

 

有不少人因為曾俊華「民望」高而落選,所以感到失落。但不要忘記,從前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位特首在蜜月期間民望都比今天的曾俊華為高,但後來卻也民望急挫。若注意曾俊華的造勢大會只得三千多人參加,民間投票的參與者只得六萬五千人,遠低於目標中的一百萬人,就算是選舉日的示威也只得八百人,不是希望中的七、八千人,我們當可判斷到此種「民望」的規模並不很大,可能是以某類網民為主。

 

不過,我們倒絕不應抹殺哪怕是主要存在於某些年輕人心中對曾俊華的支持。我不認為曾俊華過去有何政績可證明他有修補撕裂的能力,但他有此心意卻是無疑問的。某些人對他的擁護很可能反映著一種(合理或非合理的)心理投射,大家都厭倦了社會中那種互相敵視的撕裂。對一些極端分子的言行,如推動港獨等等,也並不認同,因此曾俊華雖然十年來被泛民罵得狗血淋頭,也可搖身一變成為團結的符號,蓋因不少港人渴望和諧,希望團結,卻找不到思想出路,一個似點樣子的溫和派一出現便成大器。

 

新任特首不要忽視民間這種潛藏於不少人心中的願望。如何做好工作化解撕裂,的確是林鄭月娥的重要任務。

 

(Yazhou Zhoukan)

3/24/2017

競選語言與尋求真相 (雷鼎鳴)


撕裂的社會有一個特徵,不同人對同一樣事實,往往有南轅北轍、截然相反的解讀。他們互不相讓,但都以為真理在自己手中,看一看近日特首選舉中的爭議,便可見到大量例子。

林鄭開會時很快便可做判斷,有人會說她是精明能幹,但另有人也可把她說成是剛愎自用。

對下屬嚴厲,有人會認為是「惡死」、不受歡迎,但也可解讀為做事認真、要求高。

前財爺看起來好像沒有做過甚麼事,他的辦公桌面上亦空無一物,甚麼時候都乾乾淨淨。他自稱如天鵝般優美地在水上滑行,但見不到的雙蹼其實在不停的拍動。沒有做事可以解為無為而治,不是work hard,是work smart,但也可理解為懶惰,從來不肯承擔,A字膊,哪一個才對?

自己不幹活,全都讓手下去做?這是領袖才能,還是讓手下把持了「朝政」,自己糊里糊塗,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見到乞兒不施捨,這是缺乏愛心,還是洞燭世情不應鼓勵行乞?肯付錢的則是愛心爆棚,還是十分愚蠢?

此類例子俯拾皆是,但大家若都堅持己見,怎樣化解?

用事實檢驗分析 從全盤證據辯證

我們其實不用悲觀,誰對誰錯總是可以用更多的事實作檢驗的,又或大家可心平氣和的分析問題,以找出真相。舉兩個例子,香港一直有人在散布一種說法,中央有兩條路綫,一是讓鬍鬚做特首,習核心肯與他握手是證據;另一路綫是支持林鄭登上寶座。此種論述若無更多事實,我們便只能各自自說自話,無從辯證。

傳聞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發了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了會支持林鄭,多了這極可能是事實的說法,所謂兩條路綫的假說應再站不住,但好事者仍可繪影繪聲說政治局不等於是習核心。

這其實也可被更多的事實所驗證,梁振英升級當了國家領導人,習核心又當眾與他握手40秒,若不明習已「畫公仔、畫出腸」支持林鄭,便真的是笨蛋一名,當然也有可能是別有用心地在死頂。所以要對爭議性的問題作出正確判斷,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找來更多的事實去分析。

林鄭有所謂「廁紙門」事件,她是離地?還是性格率直,肯自爆瘀事?這也是可以用更多的事實去幫助判斷的,到她所住的會景閣附近走一走便知。我二十多年前剛到科大上任時,曾被安排住在此地3個月,此地附近並無生活用品的銷售點,要走上十多分鐘才有超市,十分不便。

我們大可想一想,若是晚上在附近要買廁紙,有何可行方案?普通人大可走路到灣仔看看超市是否未關門,但林鄭是名人,大概不行。設身處地,我相信打的回故居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她是離地、率真,還是決斷明快?我們可自行判斷。我對一些不理生活瑣事的人一般十分理解,大學中不少同事是absent-minded professors,他們潛心更重要的學術探索,不分心處理小事,是最懂使用時間的人。

既然通過詳盡的搜集事實及分析,我們對同一事實的理解有可能得到共識,從而減少爭執,但為何這並不經常發生?一個原因是在互聯網的世界中,大家對資訊都當作是即食麵,知道了一丁點東西,便又跳到另一種資訊去,不求甚解。此種資訊碎片化的現象中國古代早已知之,「盲人摸象」這一成語正是警告我們解讀事物要搜集到足夠的資訊才會準確。

資訊成為即食麵 片面而不求甚解

我們若堅持盲人摸象的作風,摸到象尾便說大象是一根繩子,摸到象腳卻說它似一根柱,然後又相互爭論不休,再而大打出手,這是否無謂?若此風繼續吹下去,社會不同人等對世界認知的分歧便愈來愈大,大家都會視不同意見者為患有認知障礙症或是邪惡之輩,又自以為自己永遠都明辨是非,社會怎會不加劇撕裂?

對特首選舉中網上或部分媒體出現的攻訐言詞,最理性的態度便是停一停、想一想,看看某些結論是偏見還是道出了真相。與其說別人是變了,不如想一想是否只是自己的眼鏡顏色變了。

(Sky Post 2017-3-24)

 

3/23/2017

曾俊華支持者五大錯誤策略 (雷鼎鳴)


唐英年說今屆特首選舉沒上屆的好看。此說有其根據。我執筆時只餘數天選委便要投票,社會中卻尚未見到非常熾熱的氣氛,在最後一次為選委而設的公開論壇中,大半選委根本懶得出席,反映他們意向早決,並相信乾坤已定,花時間到場已不值得。

 

更重要的指標是,原本預期有百萬人參與的所謂民間投票,最終只得6.5萬人參加,門面冷清,我見不到熱情。

 

但若說此次的競選毫無可觀之處,卻非事實。當中各持份者的考量與策略,對希望能了解香港的人,仍極具參考價值。

 

經濟學分析社會問題的核心方法是,先搞清楚各持份者所面對的制約、擁有的稟賦資源,以及想要得到什麼,然後把他們放在一起互動,看看最後的均衡點是什麼。更簡單的說,是要把自己代入不同的持份者所面對的環境,從他們的角度出發看問題,此種分析方法遠比不知己、不知彼,只憑主觀愛好或偏見來得有效。

 

毫無疑問,中央政府是香港特首選舉的一個重要或甚至是關鍵性的持份者,中央對誰可當特首的態度有什麼演變?

 

薯片過去曾表示相信中央也信任他,觀之於2007及2012年中央願意委任他為財爺,2015及2016年習近平都有與他握手,中央過去的確未有視他為不可接受之人。但現時情勢已起了重大變化,可能是為勢所迫,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錯誤,薯片在中央眼中可能已變成「疑人不用」的疑人,他當選的機會已極為微小;就算當選,正如曾鈺成所言,不能排除根本不會委任他,若他竟被委任,亦必被中央盯得緊緊的,隨時會被免職,香港容易變得更撕裂。

 

大約半年多前,我與一些學術界的朋友曾游說中央,希望中央對誰最適合當特首不要表態。在其後的一段頗長時間中,中央的沉默不表態的確令一些人感到無所適從。以當時的形勢而論,我個人相信薯片是會當選的;但隨著CY表明不會出選,以及林鄭被勸進入場後,局面立起劇變,薯片也因陷入困局而犯上一系列策略性錯誤,逐漸失去中央信任這一當特首的必要條件。

 

若是CY、葉劉與薯片3人對決,薯片很可能在建制中已得到接近足夠的支持;加上非建制為求ABC及不喜歡葉劉,就算薯片刻意與非建制保持距離,甚至不接受他們並無隱名的提名票,在最後的選舉中,他也會得到建制與非建制足夠多的票而當選。

 

林鄭一出,形勢立變,若不理非建制近月對林鄭的策略性抹黑工程,林鄭形象一向正面,而且「好打得」能幹非常,連我在與她多次的共事過程所得的觀察中,也知道這些抹黑與事實相去甚遠,遑論與她有更廣泛來往的建制派。既然如此,薯片若不依靠非建制,根本便只是陪跑——但這就很快迫使他犯上幾個錯誤。

 

【錯誤一】

 

第一,反對派的媒體和政客為了造王,選他為親近對象。此等「死亡之吻」不是隨便可接受的,他沒有保持與他們的距離,中央對他的信任一定大減。造王者愈是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去捧紅他,中央對他的戒心便愈大;反之,抹黑林鄭的動作愈多,疾風知勁草,中央對她便更信任。此種局面一旦出現,便會有其自身動力,中央雖知悉過早表態有不利的影響,但也無法不出手,通過不同的途徑,強烈地暗示自己支持的人選。

 

暗示的方式很多,不但中聯辦大員及負責港澳事務的張德江的態度很清楚,連政治局常委也作了決定。這本是「畫公仔已畫出腸」,但某些非建制仍要面壁作故事,說習近平未有定案;此乃完全不懂中國國情之說,目的是為了阻止失敗情緒在己方蔓延的自欺欺人策略,但這反又導致中央再加上幾分力度,習近平與CY握手40秒,後者還升級為國家領導人。

 

至此,中央的意圖已是彰彰明甚。一直有傳聞部分地產商支持薯片,但隨著李家兩位第二代當家人表態支持林鄭(後記:李嘉誠說會投票給會補天的女媧,其意向也是呼之欲出),薯片在建制派選委中已經崩盤。

 

香港當然有人可以唱高調不要中央欽點,但薯片本人早已表明「習核心」的握手是對他很大的鼓勵,他出選與此有關,這分明是他也是希望得到欽點黃袍加身。這倒不能批評他,在現時的憲制下,中央不同意的人根本不會獲委任。

 

【錯誤二】

 

第二,薯片本是性格隨和之人,就算他很hea的形象在坊間揮之不去,大家總會覺得他是容易相處的君子,而真正希望香港好的人也會樂見一場君子之爭。不過,他的支持者卻把他推向另一錯誤。在最近兩次電視直播的辯論中,他突然變得充滿晦氣,沒有花多少時間去講述政策或政綱,反而言詞間充滿攻擊性、甚至侮辱性地說林鄭是「撕裂2.0」等等,對胡官則不屑一顧。

 

林鄭採用相反策略,在媒體搞的論壇中一直面露笑容,從容不迫,在選委的論壇中,雖然面對絕大部分是來自非建制並不友善的提問,但沒有被壓垮,經此磨練,EQ更進了一步。

 

為什麼一個要攻擊抹黑,另一個卻盡力忍手不攻?這當中大有文章。

 

薯片與林鄭在社會和公務員隊伍中都各有粉絲,如果兩人大打出手,惡言相向,必會導致或加劇社會和公務員的撕裂。此事對管治大大不利。究竟主攻的在撕裂還是忍讓的在撕裂?

 

《聖經》中〈列王上〉第三章所記載的撒羅滿王的智慧,可助我們回答此一問題。話說有兩個女人帶著一個小孩在撒羅滿王面前爭著說自己才是小孩的母親,撒羅滿王說可把小孩割開兩份,兩個女人一人一份;其中一個女人說她不要了,不要殺死小孩,撒羅滿王立刻裁決此女人才是孩子的真正母親,把孩子交還了她。

 

同理,知道自己會輸,不用領導撕裂了的公務員去管治撕裂了的社會,便根本不會在乎自己對別人的攻擊抹黑會否撕裂社會。林鄭本是硬朗、能言善辯的人,卻堅持君子之爭的取態,盡量不主動出擊,顯示出她大局為重,不想刺激薯片在社會、尤其是公務員中的粉絲。誰真正不想撕裂、誰不在乎,豈不一目了然?

 

【錯誤三】

 

第三個錯誤策略是,在某些報章和網上發動一些民粹式並經不起事實考驗的抹黑對手。打擊對手最方便的方法通常是抹黑其最強項,若是強項也不外如是,其餘的不問可知。林鄭的強項是做事認真、要求高、不會Hea,攻擊她的其中一招便是用一封非常可能是偽造的匿名信,訴說林鄭如何不顧公務員的感受,所以不受公務員歡迎,但信中內容及隨後加入的一些傳聞已被知情或相關人士指與事實有重大矛盾。

 

濫用「嬲嬲」符號狙擊林鄭的網站更令人失笑,此種對憤青才起作用的伎倆,對中央及建制只會起到反效果,他們很多與林鄭都有長期交往,比網民更清楚林鄭的作風,甚至很欣賞她勇於負起重擔的承擔精神,中央相信也是看中她這些被「薯粉」刻意攻擊的優點。愈攻擊,愈會使那些有票的建制加強他們對林鄭的支持。

 

抹黑工程其實又不只針對林鄭。胡官雖然裝糊塗不承認自己只是陪跑,但他被誣為中共臥底,卻令人噴飯。在世界歷史中,把與己意見不合的同路人說成是敵人派來的奸細,是常用的鬥爭策略,但建制派可能對非建制內部的互鬥十分高興。

 

不過,用不同形式的陰謀論去抹黑不同人等,怎可能有利社會和諧。我不相信薯片是好此道者,但他甘愿被某些傳媒和公關團隊牽著鼻子走,誠判斷力失準也。

 

【錯誤四】

 

第四個錯誤是自說自話,聲稱薯片能團結香港人。宋恩榮在友報說,薯片若當選,不但會撕裂建制內部,同時也會撕裂泛民內部,我完全同意。建制中少人與林鄭有宿怨,而且很多都強烈支持林鄭,薯片如當特首,他們的不滿可知。非建制的議員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後往往都要拉布,並大罵薯片一頓,他們忽然同意暫時捧紅他,只是出於反中央的策略性考慮;加上若他當選,中央必定會要他在重要及尖銳的事情上表明立場,那時他如何可以避免得罪非建制?薯片若不完全投向反對派,很快便會遭他們反噬;就連當年民望比今天的薯片更高的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蜜月期也捱不了多久。

 

其實薯片走的不是中間路線,與極少數的建制及部分非建制結盟,並保護他們的利益與中間路線無甚關係。中間路線是要能夠舉起一面大旗,令大部分建制與非建制都能同意和擁護,才算是中間,但我見不到有此路線。

 

【錯誤五】

 

第五個錯誤是乞靈於暗票。也許真的會有一些提名林鄭的人會改變態度,轉投薯片,但這只可能是少數。在社會上有名有姓的人一旦公開支持某候選人,一般是很難改變立場的。更重要的是,我看不到他們有足夠的誘因這樣做。

 

林鄭在建制中有大量鐵票,而大量最鐵的票還未在提名階段被動用過,擺明是留待將來才發揮作用。打算在暗票階段改變意向的,除非有二三百人組成聯盟,一致行動,否則根本改變不了結果。但誰是鐵票、誰是沒有這麼鐵的票,有心人一早便已知悉,怎可能有足夠多的人改變主意而不被察覺?

 

若他們不怕被察覺,開始時便不會提名林鄭;既然改變主意也影響不了結果,又要承擔風險,為何會這樣做?

 

過去3個月我都絕不相信薯片能夠勝出,但世界時有「黑天鵝」出現,我們總也要沙盤推演,判斷薯片一旦當選便會怎樣;既然薯片已因上述的錯誤策略而失去中央的信任,我傾向相信中央不會委任他。

 

不委任會造成社會撕裂,但若委任,正如上文所述,撕裂一樣避免不了,而且中央尚要對他處處設防,沒完沒了。對經濟政策而言,中央一定不再願意太倚重香港,經濟的前景及就業機會都會困難得多。李澤楷說一個中央不信任的人當上特首,會帶來很大的不穩定性,確是一針見血。

 

近日中央似乎已不再發功說支持某人了,中央應是知道大局已定,再毋須要做什麼了。老練的非建制應也明白此點,但為什麼他們仍在利用捧紅薯片去抹黑林鄭呢?原因簡單,反對派政客及媒體的生存需要一種撕裂的環境,民望高的特首不利他們的生存。

 

(HKEJ 2017-3-23)

3/17/2017

應否容許奶粉賣廣告? (雷鼎鳴)


過去幾年,時不時都有人問我對政府打算立例規範奶粉商賣廣告的看法。我母親曾經營託兒所,我自小就聽慣了哪一種奶粉嬰兒適應得了,哪一種不行,所以要換,等等,所以對奶粉的事也較為留神。最近有朋友傳來了一份關於規範奶粉商的《香港守則》,讀後頗有疑惑之處。

這分《守則》據說是回應世界衞生組織的要求而制定,當中有幾部分,其中一部分重申了母乳餵嬰的好處,並引述外國的研究,指出這可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例如在美國,假若當地九成的嬰兒頭6個月都用母乳,可省回130億美元及減少911個死亡個案。我不知這些數字是否準確,但絕不懷疑用母乳哺育對嬰兒健康最好,香港的家長大部分相信也懂得這道理。

《守則》的核心當然不是有關母乳的學術討論,而是要求奶粉商不能以廣告或教育的方式介紹自己產品的好處,這些產品,不單是6個月以下嬰兒的配方奶粉,也包括36個月或以下較大嬰兒或幼童所用的奶粉。《守則》也要求奶粉商幫助宣傳母乳最有益此一信息。

減少誤導 讓消費者更有保障

這些《守則》的原意是不錯的,我從前在內地公幹,常在早上的非黃金時段在電視上看到一些人對各種「靈藥」大吹大擂,這的確有可能誤導消費者,近年這類廣告似是少了,可能內地已有一些規管。但我認為《守則》的條文仍頗有過火之處。

第一,不能賣廣告便等於扼殺了家長取得相關信息的不少機會。奶粉與藥物不同,用哪種奶粉較適合,家長的判斷力不會太差。政府為何有權力去干預奶粉商去提供信息?若是怕奶粉商胡亂吹噓,立例監管他們,並對發放虛假資訊加以懲罰,更為恰當,哪用防止別人賣廣告?

《守則》出自負責食物與衞生官員所設立的專責小組,這更提醒我們另一件事:香港的醫生與律師都不能替自己賣廣告,記憶所及,只有謝偉俊曾替自己的法律服務賣過廣告。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此種做法其實不利業內人士的競爭,對消費者不利,新入行者較難挑戰早已建好人脈關係的老行尊,是一種保護主義。但將此種保護主義模式推廣至幼兒奶粉(首6個月用母乳倒是少人會反對的),莫名奇妙。

巨資研發 不作宣傳難以知曉

第二,打壓奶粉廣告不利創新與進步。某某公司若花了巨資研究出更好的配方奶粉,但卻不能盡情介紹這新產品有何好處,在市場中便佔不了優勢。

既然如此,奶粉商那來誘因搞好科研?有人可以反駁,香港反正沒有奶粉的科研,所以禁止廣告也沒有大不了。

但不可忘記,既然用家都無信息,進口商倒可只運來一些成本較低、營養沒這麼好的奶粉,在缺乏競爭的市場中,他們賺到的錢更多。

第三,《守則》據說是自願性的,奶粉商若對它不加理會,有甚麼後果,文件中並無說明,但也許會有某些懲罰也說不定。既然《守則》不是法律,我們大可視它為一種道德號召。在某些領域內,政府提出一些道德要求,無可厚非,例如要求學校教師不應講粗口教壞學生,便十分正確。

但奶粉不賣廣告,不見得等於相關公司比別人更道德,就算是,政府在市場機制的操作中,又憑甚麼對一些並不違反法律的做法加以道德判斷?

市場機制 政府不宜太多判斷

第四,《守則》針對的是36個月以下幼兒的奶粉。在國外,發達國家對此的監管通常只適用於6個月或12個月以下的嬰兒,香港現在建議要對36個月的都適用,領先世界,我想不到為何香港需要這麼「先進」?

香港的自由經濟指數常常被排名世界第一,這是港人的驕傲,但我們更要提醒自己,有些措施是否給予了政府太多權力。
(Sky Post 2017-3-17)
 

 

 

 

 

3/10/2017

中國與梵蒂岡建交之路 (雷鼎鳴)


今年1月25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撰就一篇鴻文〈從教會學角度展望中梵交談〉(載《公教報》3808期),當中的報告與分析對我等局外人了解中國與梵蒂岡建交之路的過程極有幫助。想深一層,這對香港社會也可能有重大影響,我們不應等閒視之。

 

中梵自1951年斷交後,近月雙方關係的發展是最積極的。阻礙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因素並不新奇,在歷史中,我們屢有見到神權與政權、宗教與國家的矛盾。具體而言,過去中梵之間有一道不易化解的難題,梵蒂岡根據過去訂立的《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規定只有教宗有權任命主教,違者不論委任人或被委任者都會遭到教廷最嚴厲的「自科絕罰」(excommunication),但中國政府不認同梵蒂岡這一境外國家可以侵犯自己的主權。

 

建交障礙 不難解決

 

是否可自由行使宗教信仰,似非問題關鍵,反正中國憲法中容許宗教自由,但同時也容許宣揚無神論的自由,而神州大地近年隨處可見,佛寺道觀香火鼎盛,基督教信徒也增加不少,惟天主教斯人獨憔悴,有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之爭。國家與宗教的權力如何界定配置才是核心問題。

 

上述的矛盾既然涉及權力的界定配置,並非無可解決。現任教宗標榜「健康現實主義原則」,而習近平於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過後,已被不少人視為可取代美國總統的自由貿易與開放的旗手,同樣以務實主義治國,所以雙方確是存有可談判的空間。

 

在湯漢的報告中,已可看到他本人也是健康現實主義的信徒,並且雙方的談判基本上都是按照務實軌跡進行,阻擋談判成果的幾個障礙已可逐漸消除。

 

在最麻煩的主教任命權方面,梵蒂岡可改變觀念,把中國地方教會的選舉當作主教團的推薦,最後決定是否任命被推薦者為主教,權力仍在教宗手上。我中學時華仁書院的校長狄恆神父曾告訴我,歷史上歐洲諸國早有近似先例。中國方面,則可要求主教符合愛國標準,宣誓效忠憲法,對他們是否「愛教」並不關切。教廷的傾向似是認為這要求並不過份,主教愛國天經地義,沒有違反教義。若此,問題便化解了。

 

第二個障礙是過去內地「自選主教」產生了8位「非法主教」(有1位今年1月去世,現餘7位)。按教廷的角度,此等行為已嚴重違反上述法典第1382條,這些主教正遭到一觸犯處罰便即降臨的「自科絕罰」。我中學時讀歷史,以為excommunication便等同驅逐出教,但近日查看資料,才知這雖是天主教的最高懲罰,卻只是割斷受罰者與天主教會的共融關係而已,只要教宗願意,他可免除這懲罰。據湯樞機所言,這7位主教已經寫信給教宗,要求赦免,表達對教宗的無條件服從,教宗赦免的可能性很高。若如此,有了下台階,問題應可解決。

 

第三個障礙是30多位地下主教能否獲中國政府承認。現尚不知中方肯在多大範圍承認他們;湯的態度樂觀,相信北京可能要他們明確表態遵守中國的憲法、法律及政策等便可,這些對地下教會都不是問題。

 

第四是中國對待天主教的態度會否與西藏新疆等地的宗教一樣?天主教會似乎會力圖表示天主教並不涉及民族自決或分裂國家,所以與藏獨或疆獨不可同日而語。

 

從上述的發展看來,雙方確是向務實合作的方向走,最終有望達成協議。湯漢自己的總結也表達與其「等待全部的自由」,不如「緊握必要的自由」。此等「袋住先」的務實思想與其前任似有頗大差異。教廷其實也早釋出善意,啟動了審理明朝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及徐光啟品列真福的程序,這很有象徵意義。我不夠資格論斷他們兩人將來會否獲封為聖人,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卻是劃時代的。

 

利瑪竇秉承耶穌會不拘一格的靈活變通,為中國人拜祖先的習俗辯護,不為教廷正統派所喜;他與徐光啟合譯的歐基里德《幾何原本》13卷中的前6卷,是經天緯地的大事,從此中國人學懂什麼才算是循序推理的數學證明,大大地填補了中國人的思辨能力,為日後的科學發展打下重要基礎。

 

教宗訪港 重大成績

 

中國會否也沿用務實主義的態度處理天主教問題?這個可能性不低。華仁及芝大學長前年過身的余國藩教授是世界宗教學的頂尖權威,長期在芝大當傑出服務講座教授,他10年前曾贈我一書,是他的大作《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其主要結論是2000多年以來,無論不同朝代,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都不會對宗教採用中立政策,歷代政府對宗教都會監管、控制並利用其穩定社會,鞏固政權。

 

此種取態當然不合宗教人士的胃口,但想深一層,假若某種宗教被視作有利社會的和諧穩定,中國政府與該宗教便大有合作空間,各取所需。倘若該宗教思想僵化,不願在非原則性的地方妥協,事事按自己的意願做,那麼大家只會談不下去。可幸在湯漢的報告中,務實主義躍然紙上,而中國的反應也算積極。

 

我過去多次指出,香港在1990年的GDP佔中國的25%,現時則不足3%,香港經濟地位下跌已是彰彰明甚,但正因如此,港人更應想方設法在其他方面提升香港的地位,使其不致被邊緣化。現在看來,中梵建交的談判雖是在兩個國家層面進行,但香港的教區似也在擔當相當的角色,否則湯樞機不會對整件事如此掌握。的確,現時的談判有幾個有利的條件,千載難逢。

 

第一,現任教宗不是墨守成規的人,從他肯為十字軍道歉便可知一二。他也是耶穌會會士,有著他們靈活心態的傳統,很想天主教能在中國立足,顯然也想訪問中國,對社會主義又不反感,是中國可以談的對象。

 

第二,現任樞機是務實主義者,思想沒有僵化,肯切實解決問題,使雙方都可滿意。

 

第三,中國經濟發展成績驕人,30多年間人均實質GDP上升了22倍,成就了人類史上人數最多的脫貧運動,因而自信滿滿,敢於取代美國成為開放經濟的旗手,但這也會使中國政府感到需要社會開放及宗教自由以配合其未來發展。

 

有了這些條件,我認為在建交談判更進一步後,中央政府大可邀教宗訪華,並路過沒有這麼敏感的香港。若到訪內地的條件不成熟,到港訪問也是一項重大成績。

 

這對香港有很大好處。近年香港社會撕裂嚴重,教宗到訪可以身作則示範和諧的好處。香港最具影響力的4位非建制領袖都是天主教徒,或許只有教宗的智慧與胸襟才能感召他們,使他們放下心結。未來的特首有很大的機會也是信天主教的。教宗是否訪港,特首並無多少影響力,但有一個不會反對教宗訪港的特首,總也會提供到一點方便。

 

我的同學「華仁一家」基金會的謝錦明有一建議,同學都撫手稱善。2019年是華仁在港100周年紀念,華仁是耶穌會在中國最重要的據點,而方濟各又是耶穌會會士,請他來主持紀念活動不失為一種低調又或許是適當的做法。當然,建交之事若全部談妥,更高調的訪港訪華也無不可。

 

2013及2014年梵蒂岡曾邀我參加當地的經濟學術會議,我亦有機會兩次覲見教宗。當時言語頗有不通,我不無僭越地說歡迎他到訪中國,若成事,我僭越之失倒可清除。

 

(HKEJ 2017-3-10)

惡意自戀的經濟後患 (雷鼎鳴)


香港不少媒體都有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為狂人,原來這與精神病專家的判斷頗為接近。

月前美國頂尖的霍普金斯醫學院精神病專家加納(John Gartner)公開表示特朗普的精神病已到危險程度,不適合當總統。他認為特朗普患上的是「惡意自戀狂」(Malignant Narcissism)。其實在去年12月也有3位來自哈佛與加州大學的精神病教授寫信給奧巴馬,指特朗普常常分不清真實與幻想,反應衝動,對批評超級敏感,建議他盡快找醫生進行全面評估。

美國有大批精神病醫生根據特朗普公開的言論、行為與表情,都得到相同的結論並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此事非比尋常,因為自1965年起,美國有所謂的「高華德守則」(Goldwater Rule,源自曾有大批精神病醫生曾公開為當年的總統候選人高華德斷症),精神科業內的人士不應發表對公眾人物的心理評估。既然他們連業內守則也顧不上,顯然是覺得找一個精神病人當總統太危險了。

喜歡攻擊別人 視特權為理所當然

「惡意自戀狂」一詞為我中學年代常常捧讀的名著《逃避自由》的作者佛洛姆(Erich Fromm)所引入,至今對有無此病仍有爭議。我不是精神病專家,但網上有關此症的資料卻多的是。

有自戀傾向的人是很多的,我也認識不少,算不上病,但較為嚴重的已可視之為人格障礙的一種,若加上惡意這另一特徵,病態便更嚴重。那麼「惡意自戀狂」有何症狀?美國精神病學會有一個自戀狂的9點症狀。若有5點符合,便有可能是中了招。(我做過另一測試,分數甚低,離自戀頗遠,鬆了一口氣)。

概而言之,患上此病的人不但極端自戀,並且有反社會的人格障礙,喜歡攻擊別人,有虐待他人的欲望,看到別人痛苦,他們不會難過,反而十分享受。這些人對強人有時頗為欣賞(例如特朗普對普京),常以為自己擁有特權是理所當然,喜歡自吹自擂,自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其他人若不是平庸,便是道德腐敗。他們也多疑,容易相信陰謀論,也喜歡操控別人。現實世界若與他們所想像的不符時,他們不會相信真實,有時也喜歡「搬龍門」,自己說過甚麼,答應過甚麼可以不算數。

對我們外行人來說,如何理解此種性格?白雪公主的故事中常對着魔鏡問自己是否世上最美的那位惡毒皇后,當屬此類型。古龍小說的《楚留香傳奇》中有個叫石觀音的角色,喜歡挽鏡自戀,楚留香與她對決時打破了這鏡子,她便立刻崩潰,看來她與特朗普也是同類。金庸筆下的獨孤求敗,性格可說是相反,此位絕世高人無敵是最寂寞,到處找人打敗自己,絕算不上惡意自戀。

以上的性格特徵都是在相關的資料中找出來,不是我這行外人能杜撰得出的。但香港的讀者若有留意近年社會事態的,倒容易覺得這些特徵熟口熟面。若然不信,隨便找個網上評論平台,這些地方容易找到一大批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但同時又極為享受用惡毒言語攻擊別人的群組(他們竟以為這是獨立的批判性思維),被攻擊者可能是政見不同的人,但也可能是同路人。

自戀一詞的英文字根本來自水仙花,但水仙花在水邊顧影自憐的高潔形象又怎能與滿口粗言的人相比?香港是否已湧現了一大批惡意自戀的病患者,值得精神病研究者探討。

充滿負能量 自毀兼毀滅他人

回到我的本行,社會中有這麼的一批人,對經濟的表現無疑是不妙。在日益全球化講求協同的社會,所謂teamwork的合作精神往往是大企業所需,缺此技能,事業容易受到挫折。在一所企業中,若有這些充滿負能量有自毀及毀滅他人傾向的人存在,怎會不早點把他們拔除。

在一個國家中,若主事者是特朗普這類鼓吹「美國第一」的人,別國怎麼受得了?不爆發戰爭已是萬幸。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曾發現,幼兒的品格或非學能教育十分重要,投資1元的資源,可收到8元的折現值,原因是品格良好、有社交領導能力的人將來更能成大事。香港也應研究教育上出了甚麼問題,致有這些人出現。若不化解這問題,有些人總是看不到別人的進步與長處,故步自封,怎可能掌握到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Sky Post 2017-3-10)

3/03/2017

補貼港鐵車費與乘車成本 (雷鼎鳴)


幾年前與舊同事,科大前理學院院長鄭紹遠教授閒聊,他慨嘆在港觀察社會的發展,才明白為何當年文革可以在中國出現。對於我們這些未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對於當時的事事政治掛帥,人人唯恐被紅衞兵亂扣帽子、惡意標籤,不學無術自以為正義的人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人民就算想努力生產也隨時被鬥垮、鬥臭,我們的確大惑不解,不明白為何人性的光輝可以熄滅殆盡。但香港近年不少人的心靈一樣已被政治扭曲,言行與紅衞兵早已無甚分別。在此種氛圍下,冷靜理性地分析民生經濟問題,已日漸罕見。

林鄭的政綱中倒有不少與民生有密切關係,我支持林鄭,並相信她幾乎篤定會當選,但這意味着我們更須對其政綱作批判性的分析。她建議的政策中,有一項看似是小事,但倒也與數百萬市民的利益有關,不妨撇開政治,把這「小事」作一點經濟分析。此事是政府可以把港鐵交付的紅利補貼乘客,使他們的車費得以降低。

這建議與港鐵主席馬時亨年前的建議一脈相承。港鐵有一個可加可減的機制,用以決定車費多少。但任何社會都不願見到加車費,所以港鐵也備受要求減價的壓力。但從港鐵的角度看,它是一上市公司,要對股東負責,不應搞福利亂訂車費。若然要搞福利,應是政府埋單,不是作為商業機構的港鐵,於是馬時亨建議政府把取得的紅利回饋給市民。林鄭對此建議似是相當認同。

少收紅利 影響政府盈餘

我們對此建議應先算一算帳。近十多年來乘坐港鐵的人數急劇增加,在繁忙時段,班次的頻密幾近飽和。政府的統計數字顯示,2016年港鐵(包括港鐵綫路、機場快綫及輕鐵)的使用率平均每天為5,186,900人次,佔總體公共交通的41.2%,這也意味着全年(365天而不是366天計)載客18.93億人次。去年港鐵的營運利潤中,源自火車客運的部分為24.93億,但若加上它其他項目的利潤,除稅後是53.12億。

政府擁有港鐵75.4%的股權,將來若政府將紅利(部分或全部)用作補貼乘客,紅利的上限應是政府能分到的利潤。若政府光是動用火車的利潤,那麼最多可以有18.8億元,但若公司的總利潤(包括地產發展等的利潤)可用,那麼政府最多每年可補貼40億左右。如果是前者,以全年有18.93億車程計,每一程車資可減少約1元,若是後者,每程可獲補貼約2.1元。是否如此,要看港鐵如何分紅,及政府願付多少。

政策往往有利有弊,若然此建議實施,最直接的後果是政府每年會失去從港鐵紅利中取得的18.8億至40億。從政府自身的理財角度看,這無疑會構成一種壓力,因為我們知道,現時政府雖有盈餘及儲備,但因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壓力,將來情勢會逆轉,所以審慎理財是必須的,少了收入後,政府若能在其他地方節省開支,也並非不可。

從經濟學的理論看來,補貼價格並非一定是好事。倘若定價過低,亦即價格低於邊際成本,會引致資源配置失當,反為不美。用簡單的語言來說,價格若過低,會有更多的乘客坐港鐵,這些乘客雖有得益,但港鐵為應付這些新來的乘客所要付出的成本更大,港鐵亦更加擠塞,乘客要浪費更多的時間等候,社會總體利益可能下降,減價便得不償失。

乘客增多 或令車廂擠迫

每程補貼1至2元後,車費會否低於邊際成本?現時坐港鐵第一個站收4.5元(以八達通價格計算),以後的站平均每一站多收0.3至0.4元左右,但過海則多收5.2元。從這些數字可見,多坐一站的邊際成本不會超過0.4元,否則車資會更高,但這同時顯示,第一個站或過海的收費很可能高於港鐵的邊際成本。

這可能意味着補貼1至2元不會帶來資源配置失當,因補貼後的車費仍高於邊際成本。但我們要注意,港鐵的成本不完全等同社會成本,若減價後過分擠迫,乘客要浪費更長時間等候的成本應考慮在內。所以政府若補貼,最好要限期檢討一下效果,若是太過擠迫,港鐵又再無空間增加班次,便要修訂補貼方法。按照上述的統計數字,我們可算出每個家庭平均每月有約60個港鐵車程,若每程得補貼1元,一個月可省回60元,是否因此而值得多等候或更擠迫,見仁見智。修訂的方法之一是過海的部分才補貼,這或許可紓緩乘客的增幅

(Sky Post 2017-3-3)

特首選舉博弈策略 (雷鼎鳴)


隨著提名期結束,薯片與胡官各自得到165與180張提名票而雙雙入閘後,今屆特首選舉已步入第二階段。

 

本文執筆時,林鄭仍未正式報名,但她挾400票以上,入閘已無懸念。至於葉劉,雖得到不少建制派的尊敬,但不滿她的人也不少,而泛民除了策略性的考慮外,也不大可能支持她,恐怕她閘也入不了,中央政府或許將來對她會有補償;長毛梁國雄的參選退選只是鬧劇,不值得討論。

 

今次選舉的形勢比以往的複雜,各方博弈的策略不同,而且屢有變陣,分析他們的策略有助增進對港深層次的了解,就算不懂經濟學博弈論的,只要把自己代入不同集團、從它們各自的角度出發看問題,也可見到權謀在如何運作。

 

第一階段 策略簡單

 

假設有4位競爭者,即林鄭、薯片、葉劉與胡官,4人各自有不同的支持者,他們在不同階段什麼才是最優的策略?我們先分析第一個階段的形勢,即未入閘前各人各派的權謀。

 

第一階段最重要的問題是,自己一方能否夠票入閘,以及如何搭建平台,在選舉中旗開得勝。

 

這一階段的策略相當簡單,各人的意圖可說是路人皆見,只有笨蛋才看不懂。非建制派部分人會投票給薯片,部分人會投給胡官,兩人處於競爭狀態,互相𠝹票。胡官最多只能取得少量的建制票,他的票愈多,愈會削弱薯片的票源,建制一方當然樂於見到他𠝹走薯片的票,但他們不見得肯把自己的票浪費在一個不可能當選的人身上。

 

至於葉劉,一樣可以𠝹走林鄭部分的票,若葉劉入不了閘,便無此憂慮;建制派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葉劉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取得小量的票。林鄭支持者的態度比較統一,不像非建制派中既有薯粉,亦有人視薯片為建制中的建制,絕不靠得住,薯片與胡官一早便注定互相爭奪非建制為數不多的票,兩人的勝望都絕微。

 

既然一開始我們便知非建制的票根本不足夠把薯片或胡官任何一人推上特首之位,遑論兩人互相分薄票源。非建制的意圖究竟是什麼?我相信他們有兩大目的。

 

建制是不會投給胡官的,觀乎他一票建制的提名也取不到,便可知一二。薯片本來並非無機會,他也曾得到中央的信任,但他雖非泛民,卻想取得80票泛民的提名,既然有求於人,便不得不放下身段,在8.31及重啟政改的立場上較為含糊,這便觸了中央之忌。建制中本也有一些薯粉,若林鄭不出選,這些票都會跑到薯片處,他頗有機會當選。但從建制的角度看,林鄭與薯片兩人的政策取向只是大同小異,若中央在政治問題上對薯片信任不足,西瓜靠大邊,建制大多數人對林鄭又無宿怨,實在沒有多少理由把票投給薯片。胡官入閘分薄了票源後,只要計一計數,薯片幾乎已全無機會了。

 

在開始階段時,部分非建制拙於計算或以為建制的想法與己相同,可能真以為薯片可以夠票,把他捧上位便是第一個目標。當然也有人心思更深一層:就算是林鄭勝出,也可先打擊她的民望,使她的管治權威受損,這樣非建制將來才可把她壓制。這些人的第二個目的是攪局,他們對誰當選不寄厚望,就算是薯片當選,他們一樣不會賣賬。這些人的政治生存空間便是靠反建制,誰當選他們都不能不反。

 

打擊林鄭的選情可以有助達到上述第一個及第二個目的,為此,非建制採用過三種戰術。第一是杜撰習核心鍾情於找薯片上位,而張德江、港澳辦及中聯辦等都只是從中作梗,假傳聖旨。這種小說式的「理論」我從一開始便不相信,習近平權力集中,過去曾是港澳問題的最高負責人,在資訊發達年代,怎可能對一些架空他的「陰謀」毫不知情?此種自欺欺人的論述在近日中央要員在深圳傳了話後已經再撐不下去了。若有關張曉明會升任港澳辦主任及梁振英會當上政協副主席的傳聞正確,此論述更是徹底破產。

 

第二是提出一套天真爛漫的理論,認為只要人為地推高薯片的民望,壓低林鄭的氣勢,中央便會棄林鄭取薯片。殊不知這容易引起反效果,在中央的尺度中,信任的比重遠大於民望,中央愈見到有人發動宣傳攻勢捧薯片,便愈容易視此為死亡之吻。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林鄭的民望分數只低於薯片一個百分點,但大眾對她能力的評分卻比薯片高出十個百分點,這戰術已經失效了。

 

第三是盡情找機會嘲諷林鄭,希望激怒她後她會犯上錯誤,最好是大家互作攻擊,亂成一團。但林鄭與薯片都有修養,並沒有對罵,到目前為止,兩人之爭仍是君子之爭。

 

建制一票 胡官難求

 

倒是胡官的舉措使人意外。薯片取得建制35票,非建制125票後,便正式申請當候選人,不再拉提名票,這客觀後果分明是讓票予胡官。若薯片繼續拉票的話,胡官的提名票不可能暴增至180票,但胡官在別人仍在拉票時卻認為別人損人不利己。怎會得到這結論?不讓胡官入閘,薯片才有半線生機,讓他入閘則等同自殺,生死攸關,怎地損人不利己?胡官入閘對𠝹走林鄭的票全無作用,但卻可𠝹走薯片的票,此事彰彰明甚,胡官的意圖使人費解,或許他只是有興趣在這遊戲中玩得久一點而已。

 

薯片並非不懂算計之人,既然放胡官入閘會挫敗自己的選情,為何他肯這樣做?觀乎胡官在建制一票也拿不到,只要薯片肯在非建制中多爭取三四十票(而這可能做得到),胡官便根本無望入閘(除非建制故意放他入閘攪局),選舉變成兩位前司長的對決。我猜想,薯片應對形勢有充分了解,知道就算有所謂的暗票也離成功太遠,所以便無所謂了,反正贏不了,不如玩得格調高一點,以保身後之名,反正為了特首這份「衰工」付出一切,不值!

 

中央的態度及策略又如何?在回歸最初幾年,中央對港採用懷柔與放任政策,但效果不彰,自2003年以後每年都出現大示威。所以中央不再相信靠懷柔便可足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但中央同時也想保持「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想把香港視為敵人,所以團結大多數人的工作仍要做。按照中共的政治哲學邏輯,正確的策略是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港獨分子,我去年在京見張德江時,這訊息很清楚。

 

港獨與中央是敵我矛盾,中央也希望港人視港獨為敵我矛盾,至於某些非建制派,中央與他們的關係可能只被當作是對抗性矛盾,並未上升至敵我矛盾的層次,一般港人,則頂多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團結大多數人打擊港獨,需要一個懂得懷柔而且又「好打得」不是和稀泥的人,林鄭與薯片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但因為香港問題複雜,中央還是較為相信能力夠強做事夠堅決的林鄭。因此中央的策略便剩下替林鄭拉票一項,目標單一清楚。

 

上述分析只適用於通過選委會選特首這一特定環境。我們不妨作一假想,倘若年前的政改方案通過了,普選得以出現,情況會有何變化?

 

整個遊戲規則都會起改變。最重要的是在篩選後進入普選期間,民意再非諸多因素當中的一個,而是決定性的,我過去在本報曾指出,根據「中位投票人」(median voter)理論,參選人為了爭取最多人的支持,不得不把自己的施政方針放在較中間的政策光譜中,否則便無望當選。就算參選人都是「爛橙」,他們也無法迴避這規律。

 

但在小圈子選舉中,他們的光譜中位位置與數百萬人的位置不一定相同,這自然會對候選人的定位有影響。在提名篩選階段又有何變化?這要看篩選的具體機制如何設定,但每名成功被提名的人都要得半數以上的提委的支持,這意味著最終每名提委可提名多於一人。

 

無論如何,成為最後參選人所需跨過的門檻低於在現時機制下被選中當特首的門檻,不但薯片更有機會成為普選候選人,葉劉可能也有機會,但我相信在1200名提委中,胡官還是不夠票。如果是全民選出的特首,中央雖有最後任命權,但不接受結果的機會極微。

 

今次的競選過程有一鮮明特色,便是策略性投票並非暗地裏討論,而是大鑼大鼓的在進行。這其實等於參與者根本不相信民主制度的基本價值。我二十多年來沒有寫過十篇也有八篇的文章指出,根據經濟學中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無論投票機制如何設計,只要有多於兩位候選人,那麼投票者便必定有誘因進行策略性投票,亦即投票時不一定按照自己對各參選人的評價而投票。例如這次選舉中,有些人也許喜歡葉劉多於林鄭,或胡官多於薯片,但卻會投林鄭或薯片,最後選舉結果不一定能反映選委的真正民意。

 

任何選舉的結果都未必代表民意,民主制度的功能豈不有限?此定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兩位經濟學家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他們顯然是受到剛去世的阿羅(Kenneth Arrow)所證明的「不可能定理」所啟發。順帶一提,林行止兄上周大作中指出阿羅的定理十分深奧,不易明白,這是對的,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經濟學早已把阿羅的證明簡化到大學本科生也可明瞭的程度。

 

另行止兄提到阿羅的定理不但使人對民主機制的有效性存疑,其結果對自由市場機制的有效性一樣提出挑戰。此點我倒是不同意,在民主選舉中無論某人對候選人的態度有多強烈或多無所謂,他的影響也只是一票,與其他人無分別。投票機制不理會意見的強烈程度,票票一視同仁的局限正是證明阿羅「不可能定理」的關鍵。但在市場機制中,人人以付出金錢的多少來「投票」對某商品的喜好程度得到反映,因此阿羅的定理不適用,經濟學家由是相信市場機制比民主選舉更能準確反映民意。

 

(HKEJ 2017-3-2)

2/24/2017

曾蔭權案與七警案 (雷鼎鳴)


最近兩宗法庭的裁決牽動了不少香港人的心。先說曾蔭權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我認識曾蔭權二十多年,對他的政策不見得完全認同,也知道他多多少少帶有「醒目仔」的性格,不為某些人所喜,但若說他涉貪,我卻從不相信。他為人正直,對規章條例熟悉,一般也十分小心。對一個人的人格判斷,我相信要經長期交往觀察才可作出,否則容易造成不公。今次陪審團並未能對他有無收受利益達至一致的看法,曾被定罪的只是舉證門檻低得多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對陪審團這個觀點,我頗為疑惑。曾付出了市價租金租住東海花園(幾年前我問過也住在東海花園的張五常,曾蔭權所付的是否市價?他說是),這需不需要在行會申報?我覺得這是一灰色地帶,設身處地去想,我若在同一處境,恐怕也不知申報是否必須。

按法例而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立法原意雖好,但有時容易矯枉過正。這次法庭雖事前對陪審團作合理的指引,但最後仍需靠投票去判斷曾是否有違誠信。但事實的真假往往與投票無甚關係。大約十年前,我有一位認識數十年,在電台擔任公職的朋友因為看不過眼所在機構的低效率,不完全按既定條例去處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中間絕無涉及個人利益,但在法庭倒也被定罪,幸得緩刑,整件事使我大開眼界,不能不問這條例是否過於嚴苛。反觀近年在扶貧委員會中,雖然人人都一早簽了保密協議,但洩密依然頻仍,對我們開會造成頗大不便,但倒未見有洩密者被檢控,這又是否另外的一種不公?

條例似有過嚴 小心矯枉過正

另一個更牽動人心的案件,應是七警案。若孤立地問七警打人是否有過失並且違法,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若問兩年牢獄是否有根據,答案或許也是肯定的。但佔中及旺角暴動的涉案者不少仍未被檢控,就算有告上法庭,絕大多數也被輕判,不用坐牢。孤立地看這些判決,也許它們也有法理依據。但很多市民的困惑來自將兩種判決作比較︰為甚麼對執行任務維持治安時,被挑釁侮辱的警察要嚴刑峻法,但對掟磚暴徒卻心存仁厚,輕輕放過,只判社會服務令之類的?每件案件法官多多少少都有酌情權,可以手重可以手輕,法官中當然有很多都十分公正,但市民得到的印象卻是某些人似乎得到系統性手軟的對待,有些人卻剛好相反,香港的司法當局實有責任要作出交代。

李國能多年前曾說過,法庭不但要判決公正,而且要被大眾感知其為公正,否則公義很難彰顯。現在的情況是有不少市民將兩類案件的判決作出比較後,認為反差太大,對司法制度是否公正,有點失去信心,這對香港的法治權威性無疑是有損害的,其嚴重後果不應低估。

我從來都反對對別人作出侮辱性的言詞,也厭惡粗口,更不認同對個別法官辱罵。但現實是,很多市民,包括警隊在內都有司法制度未能彰顯公義的觀感,這應如何處理?

法庭或許不會把不同案件的判決作比較,但律政司應該把所有與近年佔中與旺暴相關案件的裁決結果及其理據作一系統性的比較,並公諸於世,方便市民查閱。這或可挽回市民對司法制度的部分信心,但也有可能更顯露出某些判決的系統性不公平,若是如此,有關當局應想辦法改進,而不是要處罰市民。

莫忽視背後危機

任何一個地方,倘若警察普遍地感到他們受不公平的對待,那麼整個社會都要面對嚴重的後果。劉進圖說法官不能被侮辱,因為他們沒法自辯,這種說法是對的,但同理,警察要服從啞忍的命令,一樣無法自辯,不引入辱警法便難以化解這問題。如果警察覺得忍無可忍,抱着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香港的治安會立現危機,受害的是整體市民,香港的執法、立法、司法當局不可對此後知後覺,光是下些指令要警隊變成聖人,恐怕有反效果。

話說回來,警隊也要警惕一事。我前些日子寫了幾篇有關美國社運煽動大師阿連斯基的反建制戰術,其核心要旨便是要激怒對手,使其失去冷靜作出錯誤判斷,從而向煽動者提供了攻擊的藉口。法庭早已判定曾健超侮辱警察,作為資深社工的曾建超似乎頗懂阿達斯基的戰術。警察的回應最好是用更多的資源去搜證檢控這些人,而不是留下把柄。

(Sky Post 2017-2-24)

2/17/2017

政策篩選與林鄭的財策 (雷鼎鳴)


我多年來都持有一種觀點,學者應盡量不直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但對別人或政府提出的政策,卻大可評論批判。此種取態絕非是說學者可坐在一旁說風涼話,而是基於社會分工與對認識論的尊重。


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是否可行,大都涉及社會中不同的制約及不同的專業知識,而各領域的學者對這些制約與知識的敏感度可以有重大差異,某政策在政治上可行,經濟學家卻可能指出這會造成經濟災難,另一些政策在經濟學上沒問題,但法律上卻可能是違法亂紀之舉。一項政策就算從某種學術領域看是可行,只要它是違反另外一種專業所熟悉的社會規律,政策的成功機會便很微。因此,我認為學者的主要功能是要做一個過濾器,據自己的專業知識,篩走一些行不通的政策,但要注意,過得了自己一關的,不等於一定可以過得了別的專業的篩選。


舉些例子。政府開倉派米,大放福利,社工界或認為可行,沒有甚麼行不通,但經濟學家卻會認為今天過量地用錢會造成財困,使到未來的窮人得不到救濟的機會。又例如,不少經濟學家會認為在選舉時容許買票賣票是天大好事,符合社會利益。假如我認為選出誰人當特首對我無關重要,但對你卻是生死攸關,那麼你出錢把我的票買走,符合物盡其用的資源有效配置原則。當然,我們也知道,從法律的角度看,賄選是可以坐牢的。


政策制定要平衡多種因素


由此看見,政策制定是考慮多種因素,並要作出平衡,只懂偏重一種因素而不及其餘的,往往是不成熟的表現。例如年前社會受到一些思想極端的人所騎劫,用民粹式口號「我要真普選」否定能使到數百萬市民都有選舉權的政改,不但連不少民主國家的有識之士都感錯愕,今天我們若是不滿僅約1,200人的選委才能投票,應同時也明白否定政改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特首參選人陸續提出政綱,當中包括其財經政策,我相信對這些政策,我們一樣要用上多角度的思維去篩選及評估。香港的財政政策一定要面對兩個制約,一是人口老化無可避免地在將來會帶來極為沉重的財政壓力,二是《基本法》〉107條規定政府量入為出,開支增長要與GDP增長相適應,這便確立了在開支上政府只可當小政府的原則。


在這兩種制約下,我們不能以為政府現在有九千多億儲備便可大肆用錢。這好比我們銀行戶口中有100萬,但卻明知明年有一筆200萬的必要開支,那麼我們自誇自己有多少存款豈不荒謬短視?


但這並不意味政府甚麼錢也不應用。政府開支有兩大類,一是消費性的開支,錢用了便沒有了,例如今天增加了福利開支,將來便沒有錢這樣幹了。二是投資性的開支,現在用了的錢可以帶來回報,對社會有好處,但要注意,政府也不一定可以因經濟增長而全部收回到對社會投資所作出的開支,因此政府時會選擇購買外國的債券等項目,因這些投資雖對本地社會無即時用處,但卻可為政府保本及增加收入,其進帳也可支持未來開支。


林鄭的教育政綱裏有一項是增加50億開支。對社會來說,這是一項好事,但對政府的預算,卻仍是一種壓力。在發達國家中,教育的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一般在4%以上,若套入香港,政府的教育開支應每年千億才達標,但201617年的教育經常性開支卻只得747億,所以增加了50億,其實仍未達標。但從此中我們已可見林鄭團隊的平衡之術︰增加教育開支對社會有利,但在人口老化會引致未來財赤壓力及《基本法》的制約下,先增加不算是大數目的50億可算是一種折衷,對社會有好處又不至於帶來財政災難。


減利得稅 8成納稅公司受惠


同理,減稅也對社會有好處,但對政府的財政一樣可帶來壓力。林鄭提出的對年利潤200萬元以下的企業只徵收10%的利得稅,而不是其他企業的16.5%,一樣是一種平衡。此點我們要算一算帳。



據政府公布的數字,香港共有1,149,000間註冊公司,其中只有9%有交稅,共交稅1381,而有交稅的公司中,79.1%的公司利潤在200萬元或以下,但這79.1%的公司所繳付的稅款,只佔利得稅總稅款的3.3%,即45.6億元左右(74.4%的利得稅由賺錢最多的1.8%的公司所繳付)。這79.1%的公司若稅率跌至10%,政府每年收入直接減少約18億元,也不是很大的一個數。評論政府理財的得失,除了看其利弊外,尚要看其規模的大小,18億不及政府收入的0.4%,但卻可使79.1%的有納稅公司得益,算是有規範的減稅方案了。至於這會否導致公司拆細,以求實現10%的優惠稅率,這倒非不可能,但規模或許不大
 

(Sky Post 2017-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