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制能否減低貧富差距? (雷鼎鳴)

上月我為本報撰寫〈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一文之前，曾經檢視過好些行內有關此問題的研究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省理工經濟教授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等人的論文，因為他們大量採用了「自由屋」（Freedom House）所收集有關不同國家民主或自由程度的數據，所以我也造訪了「自由屋」的網站，以求了解它數據的計算方法。

 

曾懷疑特朗普有精神病

 

這個「自由屋」似是力求推動民主的組織，在其網站中卻可見到一個重要的訊息︰從2006至2018年，全球有113個國家民主呈倒退現象，只有62個國家的民主指數有所上升。「自由屋」更直言，全球民主倒退每年如是，已持續了12年，所以民主制度正在面臨着數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上月拙作手誤把Freedom House錯寫為Random House，致歉。）。

 

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勢的，應不會對「自由屋」的擔憂感到驚訝。有些歐洲國家的選舉差點選出了一些法西斯主義信徒當元首，去年底美國一批知名精神病醫生聯名指出特朗普很可能是心理變態者；英國脫歐公投後，不少投脫歐者紛紛後悔，他們本以為一定脫不了歐，所以才鬧着玩。

 

凡此種種，不免使人懷疑民主政制對保障人民福祉是否可靠。若我們再多看更深層次的數據，還可看到更多使人不得不思考的狀況。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跨國民意調查機構，根據它的調查，有幾個國家不但有九成左右的人民對本國經濟十分滿意，而且也有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將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這幾個國家是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

 

不過，也有一大批國家，人民不但不滿現時經濟表現，而且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更好的人只佔一兩成，法國、意大利、日本都屬此列，連美國也只得32%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可活得更好。

 

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國，在可見將來發生革命的機會極低，除非其政策大改。歷史上我想不到有哪一次革命是在人民極樂觀的時候能出現的。至於西方國家人民的悲觀，倒也使人驚訝，究竟她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更要命的是，對長遠前景最樂觀的幾個國家，在「自由屋」的民主評分中，都屬於最低的等級，但悲觀情绪最充斥的國家，民主評分卻屬最高的級別！「自由屋」的擔憂豈非無因！

 

我們當然可以說樂觀及悲觀的受訪者都是豬油蒙了心，他們的意見作不得準。但若如此，我們更應多用客觀事實去評估民主制度的得失。上月拙作已指出，並無證據足以顯示民主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一些長年經濟停滯不前的赤貧國家中，其政制往往是獨裁的，我完全相信多一點的民主和自由可為這些國家帶來經濟的增長，但對民主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這一假說最有力的反驗證，是中國。她在「自由屋」民主等級中最低，但世上有五分之一人口在她的制度下生活，卻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長期經濟增長。

 

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的關係

 

若以成效來評估民主選舉這一政體，除了是否能提高生產力或增加經濟增長率外，尚有一個很重要及不少人都接受的標準，那便是民主政制能否使收入分配較為均勻。我不認為收入應非常均勻，有些不均有利回報那些較努力工作和學習的人，是好事；但若社會貧富極度懸殊，卻總會帶來不穩，有些人也會認為不公。但民主社會收入分配是否較為平等？

 

這個問題也是經濟學中一個多人追求的「聖杯」，作過有關研究的人不知凡幾，總結其結果只有3個字︰不確定。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西方民主國家雖有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人人收入較接近，但也有英美等國家所謂1%對99%之爭，大量財富與收入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所以就算未做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已足可對民主可促進收入均勻這一命題產生懷疑。

 

在實證上，我不喜歡只是看別人的結果，若是可能的話，我也會做一些較簡略的工作，以作印證。既然上述的「自由屋」網站已經有系統地存有200個國家歷年的民主指數，而簡便的（但不一定最理想）量度收入分布的指數——各國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可在網上輕易下載，那麼收入分布與民主是否有關也不難找出個定量答案。

 

民主與收入分布的關係有不同的層次。最粗略的做法是，用計量經濟學中的回歸分析檢驗「自由屋」的民主指數與基尼系數有無關係，結果是，在這層次上關係頗顯著（在統計意義上），即民主程度愈高，收入分布愈平等。「自由屋」有好幾個量度自由或民主政制的指數。

 

此外，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亦有獨立量度的各種自由民主指數，但無論用哪一種指數，全都可得到近似的結果。

 

這是否已可確立民主體制有利促進收入平等？這卻未必。我注意到經濟的發展水平，即人均GDP與基尼系數關係一樣是十分密切，若把人均GDP及民主指數同時都當作是解釋基尼系數的變量，結果立時改寫︰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愈高，收入分配愈平等，但民主指數對收入分配已再見不到影響力。用較簡單的語言道來，若兩個國家人均收入接近，較民主的國家不見得比較獨裁的國家收入分布更平等。這結果與行內其他更嚴謹的研究成果大致上符合。

 

戴維德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為何上文中我提出民主指數似對收入分布有影響？其實這與民主的特性有關。這裏有兩個有數據支持的假說︰第一是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甚作用；第二是富裕國家，即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通常民主程度會較高，這兩個假說並無矛盾。民主雖未能幫助經濟增長，但民主可視之為「奢侈品」，在經濟學用語上，這名詞的含義與日常用語稍有不同，「奢侈品」在經濟學上的特性是當人民收入上升1%之時，對這消費品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1%。

 

換言之，富裕國家人民既多已經濟獨立，很多人都希望對誰當領袖有話語權，所以很多富裕國家都會選擇民主制度。

 

從上可知，收入上升會增強對民主的需求，收入高的國家的基尼系數較低，所以我們在民主指數高的地方較易見到低的基尼系數，但其實因果關係並非是民主造成更平均的收入分布，一旦加入了人均收入這因素，民主與平等收入分布這關係，便在計量經濟的估算結果中消失掉。

 

為何民主並無使到收入分布平均化？在理論上，本來根據所謂的「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Aaron Director是從前芝大重要的經濟學家，他是佛利民夫人的兄長），民主有可能使收入更均勻，這是因為在歐美國家，中產人數眾多，而且他們參與投票的比率高，所以容易令政府從最富有及最窮的人身上抽取資源補貼他們。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產子女多有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窮家子女卻較難入讀，富家的則看不起這些學校，他們要去更貴族的學校。不過，不同國家國情不同，中產的力量也未必處處都這麼有影響力，所以「戴維德定律」似非真的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我過去也屢有指出，不同的民主國家都會產生利益集團，它們並非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有些政治技巧高超的往往能主導議題，甚至推動只對他們有利的法案，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團騎劫的屢見不鮮。如此一來，收入分布取決於哪些利益集團更有政治力量，這顯然不一定可以保證收入分布更均勻。

 

既然民主制度並非促進經濟增長及令收入較為平均的良方，世界上對此制度抱着懷疑態度的人自然不會少。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由屋」察覺到全球的民主化進度已出現倒退現象。

 

民主制度有優點有缺點，優點之一是權力的繼承較為平穩，缺點是容易被不同利益集團利用，出現內耗，選出的領袖往往是平庸之輩。若要民主體制得到更多人接納，需要的條件是從內部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像美國的以飛機大炮去消滅一些不認同她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人民與政府。

 

(HKEJ 2018-7-20)

香港要超越內耗 (雷鼎鳴)

近年香港社會內耗嚴重已是不爭的現實。在政治層面上，立法會有部分議員不斷群起拉布，以圖拖垮哪怕是對民生顯然有利的議案，自然是社會在爭鬥內耗的反映。

網上仇恨言論充斥，各方互罵，也不會是社會和諧的表現。嚴格來說，我們應把內耗分作兩層次，第一層次是有些人心中充滿負能量，對社會怨忿，他們不斷在消耗着對自己及社會作出正面貢獻的能量。第二層次是滿懷負能量的人對一些積極進取，想法與他們不一致的人看不順眼，自己的才智不用作生產，卻用作構思如何去損人牙眼。

此種現象理所當然地受到香港不少公共知識分子的關注。《亞洲週刊》與《獨家》兩個媒體剛在書展期間出版了一本名為《香港超越內耗》的書，內中包羅了15位文化人在近年所寫有關內耗的分析。這15人包括筆者在內，過去幾年，我們幾乎每月都參加資深傳媒人邱立本及江迅所組織的飯局，暢談天下大勢、國事港事，這也許可視為香港較少見的定期舉行的文化人沙龍吧。經過長時間來往，我可輕易感受到眾朋友底子厚實、思想敏銳、愛國愛港之心拳拳，我獲益良多，他們撰寫的大作，自有反映當代香港歷史真實的傳世價值。

土地問題 令社會出現分化

為何香港內耗如斯嚴重？當中原因複雜，這裏只談一些重要的。凡是一種社會現象廣泛出現，必有其社會基礎。在香港這基礎是甚麼？

過去三十多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及科技的進步對人類的生產力及收入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脫貧的人數以億計，但同時這也造成各國人民收入的大執位。從前只有發達地區的人民才懂得做的工作，現在發展中國家的人也學懂了，而且他們更勤奮努力。在發達地區的人民部分能順應時勢，懂得提升自己的能力，但也有一部分在新來的競爭出現後，無法應付，又或不思進取，所以他們的收入停滯不前。

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個發達經濟體中，都容易孕育出充滿排外的民粹主義思潮，香港也不例外。但民粹不但不會幫助到這些人，反而更容易蒙閉他們的理智，看不清也不懂得全球化及科技進步帶來的新機遇，人生便也在怨氣中沉淪下去。

但香港還另有一可怕現象是別的地方少有的，那便是土地問題。眾所周知，香港不是沒有地，但卻拿不出來建屋。一涉及土地，便總有各類型的利益或壓力團體出來反對，政府卻也不夠果斷，土地供應一再被阻延，以致就算房屋絕對平均分配，每人所得的樓面面積也只得16平方米，與新加坡、內地、美國等地相比都少得太多。

土地不足直接推高樓價，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不但收入停滯，而且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屋，嚴重阻礙社會流動。這便成為怨氣的溫床，沒有房屋的人，居住成本一生都是他們的噩夢，有房屋之人卻可享受到樓價上升帶來的愉悅，社會分化極易出現。大幅增加土地供應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若不解決，內耗不會消失。

港獨情緒 源於缺乏競爭力

香港另一個深層次矛盾是中港關係。本來內地可為香港帶來無限的機遇，但如上所述，排外（或排內）情緒在世界各地都出現，這是源於恐懼，怕自己競爭不過別人，機會被搶走。但香港一些缺乏競爭力的人，卻容易出現虛假的優越感，誤以為內地人質素低下，見不到別人早非昔日吳下阿蒙。這是心靈上自我療傷所衍生出的情緒，很難改變。

此種只受情緒操縱不問事實的思想方法在發揮極致時又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所以港獨大有可為的自欺欺人夢話。其實這些人大多數已經多年都沒有或是從未到內地旅遊考察，每年也都有人說當年中國經濟便會崩潰，就算事實一再推翻他們的預言，他們也不會停止，因為這是他們心理的需求。不過，一些經常往訪內地的人，不免會對這些人基於無知的「信念」感到驚詫。

減少內耗要做的事很多，先從增加土地及多促進香港年輕人到內地交流做起吧。

(Sky Post 2018-7-20)

 

為何美國如此好戰？ (雷鼎鳴)

  近日幾位朋友都傳來一名女子大談美國好戰的演說錄像，其背景有soapbox（肥皂箱）的標誌，大概是指這是一場即興的演說吧（肥皂箱一詞，便有把肥皂箱放在公眾地方，往上一站，發表政見的含義）。女子羅列數字，指小布殊時代，用了七萬個炸彈（導彈）轟炸了五個國家；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奧巴馬青出於藍，用了十萬個炸彈在七個國家中狂轟猛炸；特朗普毫不蝕底，上任一年便用掉四萬四千個炸彈，平均每十二分鐘便炸一個。

 

  此種網上流傳數字未必準確，但這個肥皂箱小姐的演說倒也提醒我們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美國的確在世界多處地方發動戰爭，其軍事開支超過中國、俄羅斯、印度、沙特阿拉伯、英國、法國、日本的總和。在十九世紀，美國奉行不參與國際事務的門羅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勉強參戰，第二次大戰是形勢所迫，不能不打，但在戰後，其發動的戰爭卻多如牛毛，犖犖大者是韓戰、越戰、伊拉克戰、阿富汗戰等。不少美國人聽見有仗可打便躍躍欲試，這與六、七十年代瀰漫的反戰厭戰情緒大異其趣。為何美國以行動證明她十分好戰？

 

  這個答案的最祟高理由是她為捍衛自由而戰，所以雖然軍事開支佔了GDP的三十分之一也在所不惜。不過，這說法也容易被人反駁，美國軍力超強，誰會在太歲頭上動土，跑去美國奴役美國人？況且美國在別人國家放炸彈，死的是無辜者的生命，自由能這般捍衛嗎？

 

  近年美國發動的戰爭多在中東一帶，按照舊理論，這是因為中東盛產石油，美國在那裏打仗，不是捍衛自由，而是保護其利益。但美國現時已是石油的淨出口國，還留在中東幹甚麼？更「崇高」的答案是要在那裏按照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建立一些採納美式民主的政權，以造福這些國家的人民。其實西方世界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七分一，稱他們的價值觀為「普世」，十分牽強，但更大的問題是，別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要用武力強加於人嗎？

 

  一個制度若能導致好的成績，造福人民，自然會有吸引力，但西方民主的吸引力現時恐怕已不是這麼大。幾個顏色革命出現後，受影響的國家一片混亂，經濟一團糟，竟成了反面教材。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民意調查機構，近年做了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在三個國家有八、九成的人民都相信自己的下一代會活得比現在更好，而且他們也很滿意現時的經濟環境，這三個國家是中國、越南與埃塞俄比亞，全部被西方認為是最不民主的國家。與此同時，在法國、意大利等一系列的西方民主國家，只有一兩成的人民相信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連美國也只有32%有此較樂觀的態度。這些數字無疑可使人對美式民主的有效性打上問號，難怪美國一個鼓吹民主的智庫Freedom House不斷提醒，世界上已連續十二年出現民主倒退現象。美國若不用炸彈與中情局，恐怕這所謂倒退的現象更是明顯。

 

  以武力維持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也許還算不上是美國好戰的最大原因。不停打仗，並大量輸出武器，使別人相互間打得更熱鬧，誰是最大贏家？美國的軍事工業也！為何這小圈子的利益集團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值得研究。

 

(Headline Daily 2018-7-20)

美舞貿易戰之「劍」圖永續霸權 (雷鼎鳴)

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兩國都互有評論指出自身的痛點所在。在兩敵交鋒時雙方都示人以弱，這本是違反「狹路相逢勇者勝」原則的愚蠢之舉，但我們也不妨將這些論調視為現實的反映。貿易戰是兩敗俱傷之事，沒有贏家，但以今天中美兩國的經濟實力看來，卻也沒有一方能足以拖垮對手，美國發動貿易戰，十分不智。貿易戰的第一槍既已打響，我們可在此對形勢先作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美過度消費貿赤難減

 

據美國政府最初的說法，他們發動貿易戰是因為要扭轉美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這種藉口本身便有幾個謬誤。

 

第一，稍懂宏觀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貿赤或盈餘都必須服從一方程式「NX=S-I」。NX是淨出口，亦即出口減去入口，若是正數便是盈餘，若是負數便是赤字；S是國民總儲蓄，I是總投資。

 

美國人有貿赤只是他們喜做大花筒，不願儲蓄，消費加上投資大於生產入不敷支，只能靠借債去支付開支，在國際貿易的層面上，入口便多於出口。美國若真的想減少貿赤，增加儲蓄便可。若不作此舉，就算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也需要從別的國家進口更貴的商品，貿赤只會更大。

 

第二，特朗普對於貿易的觀念，似仍停留在一、二百年前的重商主義思想中。對今天的美國而言，有貿易赤字並不等於她吃了虧，而是她討了別國的便宜。中國淨送出商品給美國，後者回贈的只是從印刷機印出的一張張本身並無使用價值的美元或美債，只要中國（或別的國家）長期不兌現這些紙張，而是把它們收在國庫中作儲備，美國便賺了，她沒有什麼好埋怨的。反之，若中國要求實物換實物，不是紙張換實物，美國便不能消費大於生產，她才會掉入新的麻煩中。

 

第三，特朗普及他的顧問似乎對現代貿易中的供應鏈毫無概念，這是使人拍案稱奇的。美國經濟學界人才濟濟，但總統身邊卻似庸人充斥，這可能是有獨立思想的人受不了特朗普的無知，也可能優秀的經濟學家都被他炒掉，更有可能是仍能留在他身邊的謀臣為保權位，不敢直言。所謂供應鏈，在全球化生產的過程中，是指一個產品的零件或元件，很可能不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在不同國家生產。

 

生產鏈的一個突出例子是蘋果的手機，美國有幾位經濟學家，最近更新了他們對蘋果手機在不同國家附增值的估算。以2016年底的數據計算，一部iPhone 7出廠時的總成本是237.45美元，此機在中國組裝成本只是8.46美元，即總成本的3.6%。其餘的元件例如記憶體、處理器、屏幕等皆產自包括美國在內的別的國家，若美國政府把蘋果手機當作價值240美元的中國貨，徵收25%的關稅，中國倒是沒有多大損失，反正中國只是組裝而已，但蘋果的生產線會轉到其他效率較低或成本較高的地方去，消費者便要付出更高的價錢；若中國以牙還牙，對蘋果手機徵稅，反而可使華為等手機搶佔了蘋果在內地的市場。

 

蘋果手機只是一個較極端的例子，其他中國出口商品中，中國製造的含量不一定只有3.6%這麼低。十多年前，劉遵義、鄭國漢及中國科學院的陳錫康等多位教授便曾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附增值進行過仔細複雜的計算，據近來他們用2015年的數據更新過的估算，中國出口商品中平均69.4%是中國自己創造的附增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則88.7%源自美國。

 

假設我們用美國的出入口數據（當中其實誇大了美國對中國的逆差），那麼表面上中國去年從美國入口了1304億美元的貨品，美國從中國入口了5056億美元貨品，但若以上面附增值的數據計算，美國只是從中國入口了3509億美元，出口到中國的卻是1157億美元，逆差2352億美元。又因在服務業上美國對中國有順差，所以真正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足2000億美元，不是現在被引用的3052億美元。

 

若貿易戰的目的只是要消除這2000億美元的逆差，問題便並不困難。中國市場每年的售車量是2600萬輛，遠超於美國市場的1600萬輛，只要中國與美國同意，每年多售區區的300萬輛到中國，美國對華貿赤便可立減1千億美元。中國每年進口原油4.2億公噸，若其中2億公噸改從已成為石油淨出國的美國購買，美國貿赤又可再減1千億美元，中國自己也沒有顯著損失。

 

不過，這些建議恐怕解決不了問題，因為貿赤可能只是美國的藉口，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美國的「沛公」是什麼？一種可能是它要永續霸權，就算中國如何韜光養晦表明無意爭霸，美國以己度人，也只會相信中國只是在隱藏實力，另有企圖。階段性的意圖很可能是忌憚中國科技發的迅速，希望能遏止「中國製造2025」的計劃。

 

美國這麼關注「中國製造2025」計劃，其實有些奇怪。這個計劃嚴格來說，是所謂的產業政策的一種，即中國政府配置資源去補貼或催谷一些技術含量高的產業的發展。此種政策，對於受到補貼的行業自然有利，但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些行業較快的進步是建築在部分社會資源被耗費掉的基礎之上，總體經濟是得益還是有浪費，難說得很。事實上，產業政策是否可行有效，從來是爭議很大之事。若要推動此種政策必然有利社會，美國自己也可大搞特搞，從而保持科技領先的局面。美國政府若不相信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大可對中國的做法冷眼旁觀、心中竊喜；若是認為產業政策真的有用，自己大可也弄出個美國版的2025計劃出來，美國自己進步無人可批評她，但她不是自己進步，反而是要阻住中國的進步，是何道理？

 

中國可承受貿易戰衝擊

 

面對美國無理發動的貿易戰及呼之欲出的科技戰，中國如何應對？根據美國一些經濟學者近年對關稅效果的估計，就算美國全面地對所有從中國入口的商品都徵收40%的關稅，中國GDP只是損失0.46%而已，亦即本來12個月後可達到的GDP水平，要拖慢一個月到13個月後才可達到，中國完全可承受到貿易戰的衝擊。我們也知道，美國消費者極度倚賴中國的貨品，幾乎沒有人可以在美國生活一個月而完全不消費中國商品，一有貿易戰，美國人民生活的成本便要增加。也許美國人民要直接感受到貿易戰帶來的切身之痛時才可統一意志要其政府不要再胡搞貿易戰。在未來的一段頗長歲月，中國也應大力投資科技，甚至把向外商徵收的關稅全部撥作科研之用。技術領先，別人才不敢發起貿易戰。

 

(Ta Kung Pao 2018-7-16)

誰購買「年金」最着數？ (雷鼎鳴)

　　金管局旗下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推出了一個終身年金計劃，很多朋友都問我應否參加。

　　此計劃的細節我上月已經知曉。年金公司的負責人曾到扶貧委員會介紹詳情。此計劃並非為扶貧而設，為甚麼到扶貧委員會？原因是退休保障是扶貧委員會重點關注的項目，年金卻正正是退休保障的一個有價值的補充。

　　年金計劃有其優點，它可保證退休者在去世前每月都收到一份固定的保金。但年金並非對所有人都適合，有些人得到的好處多一點，有些人卻會吃虧，是否應付出五萬到一百萬的保費去參加計劃，因人而異，這要取決於年齡、健康、性別、家庭狀況、本身的投資能力等等。

　　根據年金計劃所提供的資料，如一名六十五歲的男性投保者交付一百萬的保金，他每月可取回五千八百元，直至去世，若是女性，每月可得五千三百元。若是年紀較輕便去世，其後人亦可逐年取款，直至年金公司總共已付出保費的105%為止。對於出了一百萬保費的人而言，我們也不妨把一百零五萬視為可取回的最低數額。

　　判斷年金是否合算的投資，最簡單的方法是計算其預期內部回報率。先以六十五歲男性為個案。二○一七年，香港的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八十一點三二歲，但一名六十五歲而仍健在的男人，他的預期壽命沒有被一些英年早逝的人所拖低，除非他健康不佳，其預期平均壽命應不止八十一點三二歲，我相信應在八十三歲左右（人口學家可較精準地估算）。換言之，平均而言，此人可預期仍有十八年，即二百一十六個月可活，若他參加計劃，而又正好是八十三歲去世，總共可取回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元，內部回報率每年是2.63%（讀過經濟的可自行推導出計算的方程式，這是粗淺的學問，不難）。

　　香港女性出生時預期壽命是八十七點三四歲，六十五歲的女人平均而言，應可預期多活二百八十八個月（即八十九歲去世），付出一百萬，每月可取五千三百元，根據我的計算，她的預期年金內部回報率是3.87%，比男性為高。

　　由此可見，女性因壽命較長，每月取回的錢雖較少，但回報率卻高於男性，更值得買年金。我們也可注意到，此等回報率不算高，勝在穩陣，對投資有自信的人，有了安全低回報的年金作保障後，其餘的投資可稍為勇進一點。為何年金公司不敢提供較高回報的計劃？一個原因可能是它規模不多，只有一百億，管理費已吃掉不少回報，另一原因是它要向受保者作出擔保，不能破產，所以投資項目相對保守。上面提過的105%最低保證也會拖低回報率。

　　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年金公司要抵擋所謂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力量。從上可見，壽命較長的人在年金中得益較高，例如一名六十五歲投保的男人若能活到九十五歲，他的內部年回報率便高達5.85%。既然如此，一些自覺精神不振陽壽快盡的人不會被計劃吸引到，那些父母皆長壽，基因良好，生活健康的人卻更值得加入計劃。但如此一來，年金的顧客便容易聚合到大批老而不死的組群，在商言商，這對年金公司的收支卻是壞消息，所以他們不敢答應付出較高的回報率以防萬一。

　　年金當然有不少代替品。例如，家庭關係若是和諧，父母大可投資在較高回報的產品之上，若是壽命較長，積蓄耗盡，有子女供養撐着，若是短命，剩餘積蓄可留給子女，正是千百年以來最常見的保險。

 

(Headline Daily 2018-7-13)

美國稅改與貿易戰 (雷鼎鳴)

中國政府批評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是霸凌主義。這批評當然正確，但我們也應看到，這是特朗普個人性格的必然延伸。分析國際大事，自應以社會科學與事實為基礎，但忽略擁有極大權力的國家領袖的性格，卻容易引致對形勢誤判，所以中國不但要懂特朗普，還要利用其弱點。

特朗普有何性格？去年底美國有多位知名精神病學家，聯名直指他根本便是一名精神病患，對美國構成重大危險，最近更有他們的同行，認為他病情加劇。至於他主要患上甚麼病，卻有些爭議，但也不外是惡意自戀狂、反社會、虐待狂之類的。我是精神病學的外行人，也搞不清這些病症的差異，但據這些精神病學者所言，此種病患不會對損害他人利益有任何內疚，他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地位。他們若是成功，會得寸進尺；若是挫敗，也只會繼續蠻幹攻擊，把矛盾升級。他們對實際世界無甚認知，只活在自己世界中，要停止他們對別人的侵犯，只能是真實世界對他們權力及自由的制約。假設他們行事理性，是緣木求魚。

民粹主義主導 胡亂發洩不滿

如果分析屬實，應付特朗普只能是以硬制硬，但這也要研究策略。中國或其他國家不可能終止其權力，只能靠美國人自己限制他。美國受不了特朗普及反對他政策的人多如牛毛，但更應先搞清誰是特朗普對華貿易戰支持者。

去年美國的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有個大型跨國調查，他們發現美國人民中有47%對中國抱負面態度，正面則僅44%。在全球多個國家的調查結果卻顯示，位處中間的國家的人民有37%對中國負面，有47%正面，反映中國在世上雖然朋友多於敵人，但在美國卻不能如此說。不滿中國的美國人很多都會支持特朗普的貿易戰。

一般美國人對國際政治並無興趣，也不認識中國，但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下，不少美國人卻分享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他們很易被民粹主義者引導，認為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至於中國製造的民生消費品價廉物美，充斥市場，大大降低了美國的物價，一般人除非被提醒，否則會視而不見。怎樣提醒？貿易戰可推高美國的物價，以美國人儲蓄低，家無隔日糧的現實看來，物價上升可以有效提醒他們從中國得到的好處及貿易戰的危害。

但這裏也要注意美國近月一些重要的經濟狀況。去年12月22日特朗普簽署了一系列的稅制改革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美國稅制複雜無比，但此法案的主要特點便是減稅。在7個個人入息稅稅階中，有5個稅階俱獲減稅率，例如最高稅階的稅率從39.6%減至37%，標準的免稅額也上升近倍。但對商界影響最大的則是最高稅率35%不復存在，公司稅劃一為21%，再加上各地的州稅城市稅，企業的稅率大約是26.5%，低於歐盟的26.9%。

減稅是利好因素，有助經濟增長、人民可用收入及企業的稅後盈利，這也是為何特朗普上台後，美股除近期受貿易戰的影響外，一直處於上升軌的主因。此種局面有利特朗普掌權，但世上無免費午餐，減稅也有兩大後患。

第一後患是美國人的消費會更被刺激，更要借貸度日。我們知道，美國的貿赤正是因為其儲蓄量低於投資量所致，所以美國的儲蓄減少，後果只會是其貿赤更大，特朗普在國人面前失威可期，但他有可能惱羞成怒，對更多國家發動貿易戰，製造更多敵人。

華府不減開支 財赤仍會嚴重

第二後患是倘若美國政府不能同步減低政府的開支，減稅便必然擴大其財赤，增加其政府的欠債。特朗普政府雖說可寄望較好的經濟能帶來更多的稅收，但經濟學界及美財政部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減稅做不到增加稅收的效果，所謂的 Laffer’s Curve 在真實世界中並不適用。雖然美國法例有規定，若財赤增加，有一削減開支的機制會自動啓動，但很多開支是減不了的，最後財赤及欠債都會上升。美國的「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估計，未來幾年，美國政府的債務會因此而增加2萬億美元左右，美國政府目前對公眾的欠債是15.3萬億美元，對政府不同部門的內部欠債是5.7萬億，財赤對美國經濟不會有幫助，光是償還利息，便隨時每年耗掉美國4%的GDP。這也是為甚麼特朗普強要別的國家向他多交保護費。美國自己想擴軍，但卻要別人付錢，不會使世界及美國社會更和諧。

從上可見，中國的最好策略是強硬回擊，使美國人的痛浮現出來，特朗普失道寡助，持久戰中他會敗下陣來。

(Sky Post 2018-7-13)

如何確定美國的意圖 (雷鼎鳴)

中國與特朗普打交道後，似認為他反覆無常，大家談好了的協議，也可隨意推翻。這個印象有可能是對的，我一些醫生朋友便認為他是一個神經病。但另一可能是中國仍未確定到特朗普的最終意圖，於是解讀他的行為時摸不準脈絡。嚴格來說，分析美國社會比分析一個總統更加重要，美國是一個多元化、擁有3億多人口的大國，人民及政客都各自有利益及盤算，意見不會一致，美國政府的反覆，與其說是特朗普的個人問題，不如說是美國不同人等影響力分布的反映。

反映美國不同人等影響力

美國的意圖究竟是甚麼？這問題的答案有兩個主要的假說。第一個假說是美國的反華鷹派不安好心，他們要維持自己是世界一哥的地位，希望拖垮中國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上周五晚我在清華大學參加了一個經濟座談會，會上有人直接提問在台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講者Tim Stratford，問他美國是否想 bring down the Chinese economy。此君是美國前駐華貿易代表，隸屬白宮貿易代表辦公室，對中美貿易知之甚詳，他連聲說美國絕無此意，只是美國及歐盟對中國的某些貿易政策不滿。

第二個假說是美國真的很着意貿易逆差，希望能多出口到中國，特朗普要落實競選時的口號，以爭取兩年半後連任及替共和黨贏得今年年底的美國選戰。只要中國能大幅進口美國貨，貿易戰便打不起來。

換言之，第一個假說是美國做了這麼多事，目的是要永續霸權，中國就算如何低調，韜光養晦，也無濟於事，反而會更被懷疑是在隱藏實力。第二個假說是美國人講求實利，他們連短綫利益的誘惑也抵擋不住。

這兩個假說都有人深信不疑，但其實我們不用猜測誰對誰錯，因為它們都可被驗證。

我們可跟從一種思路驗證這兩個假說。假如中國有辦法大幅增加進口美國商品，從而刺激起美國經濟，那麼美國會怎樣反應？若美國心滿意足，停止貿易戰，那麼第二個假說便得到支持。但如果美國對這些利益不屑一顧，便可合理判斷她真正目的是要遏制中國，第一假說成立。

的確有方法增加美國商品的進口，而又不使中國受到損失。科大舊同事、清華的李稻葵有兩個建議︰中國每年汽車的銷售量是2,600萬輛，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可與美國商議，每年從美進口300萬輛，這已是1,000億美元的進口了，足以使失業率高企、破落不堪的底特律起死回生；另外，中國每年進口近4.2億公噸原油，而美國已是石油淨出口國，中國大可每年從美國進口2億噸石油，這便是另一個1,000億美元的進口了。

既有強國難忍新強國冒升

當然，美國若不肯解除關稅，以上的進口便不會實施。取消關稅，美消費者有利，中國因此而不向美國人徵關稅，反而還大量進口美國汽車和石油，一盈一虧，美國不同的利益集團會有不同反應，我們自可以美國政府最後的決定中得悉誰的影響力最大。

我自己猜測，第一個假說成立機會更大。習近平幾年前已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即既有強國很難容忍新的強國冒升，兩國很難不出現衝突。中國國力上升，美國社會卻有分裂，過去幾十年大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以致社會頗有怨氣，把中國當作是代罪羔羊，是簡便有效的方法，會得到政客的支持。中美關係未來10至20年容易出現多種衝突。

(Sky Post 2018-7-6)

 

 

中國「鴿派」以商機誘惑美國 (雷鼎鳴)

貿易戰沒有贏家，這已經是經濟學的常識了。但特朗普既要發動損人害己的貿易戰，中國倒不能不思量如何回應。在內地，「鷹派」「鴿派」意見都有。

　　所謂「鷹派」，主要特徵是以牙還牙，調高從美輸入產品的關稅，或是限制美國在華的金融服務業，又或是沽出美債等等，總之是要美國感到痛。「鴿派」則主張在不損害中國利益前提下，多讓美國貨來華，像哄孩子般哄哄特朗普便可。

　　上周五晚上在清華大學開了個經濟座談會，雖然世界盃賽事十分有吸引力，但數百人的演講廳依然坐滿了人，大家都在爭論中美關係、貿易戰及美國的意圖。我在科大的一位舊同事，現今是內地經濟學界中炙手可熱的李稻葵（他最近獲得一點三億人民幣的捐款，成立一個研究中國經濟實踐與思想的研究院，捐款仍陸續有來，目標是三億元，內地科研的資源早已大幅超越香港），提出了一個頗有「鴿派」氣質的建議。他認為可承諾每年從美國輸入三百萬輛車及二億噸原油，每個項目都可立減美方貿易赤字一千億美元，合共二千億美元。

　　中國有無吃虧？中國加上香港在二○一七年用油六點三億公噸，中國自己生產每年約二億公噸，其餘靠進口。美國現時已是石油淨出口國，中國購買美國石油只是把中東的賣家轉為美國而已，損失的是中東油國，不是中國。至於汽車，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每年售車二千六百萬輛，第二名的美國只是一千六百萬輛，把二千六百萬輛中的三百萬份額分配給美國，中國近乎無痛，但對美國卻意義重大，尤其是底特律的汽車工人。美國汽車業競爭力不足，早已導致底特律失業高企，城市破敗不堪，底特律已成為美國傳統工業衰落的符號，若中國每年肯向此地下定單三百萬輛，不啻是此城起死回生的轉機，其政治意義不容低估。

　　說起底特律，應提一提馬雲去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此城面對三千中小企業家的演講。馬雲用數字說服這些中小企，中國經濟已產生巨變，中產已達三億人，快將有四億甚至五億人對優質消費品需求巨大，對美國商人是無限商機，馬雲並建議他們通過阿里巴巴的電子商貿平台，把美國商品直接送到中國消費者手中，連士多啤梨此種農產品，從網上訂購到在中國收貨，不到三天便可。馬雲的演講在底特律引起了轟動，這其實也是告訴美國人，貿易是可雙贏的。

　　我不反對「鴿派」的建議，但認為要加入「鷹派」元素才有效。若美國的反華派執迷不悟，繼續亂搞貿易戰，中國不但要用關稅回應，而且上述商機也會消失。一盈一虧，何去何從，會令這些反華人士遭到巨大壓力。

(Headline Daily 2018-7-6)

中梵對話 四百年轉折 (雷鼎鳴)

　　上周三教宗方濟各接受路透社一位記者專訪，大談與中國的對話。路透社與教廷的「亞洲新聞」把這訪問都報道了，但後者更加詳盡。

　　教宗表示，兩國對話進展良好，雙方都釋出善意，除了外交，當有文化上和非正式的接觸。教宗又認為，陳日君樞機可能因年紀關係，有些膽怯，但教宗認為若不溝通便肯定更糟，所以就算有風險，他也寧願與中國對話。

　　最耐人尋味的一段說話，是教宗認為中國人值得拿耐心諾貝爾獎，中國人很好，懂得等待，時間在他們一方，他們有多個世紀的文化，是非常有智慧的民族。教宗說非常尊敬中國。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主要目標當然是中梵建交。正如教宗年前在接受一位意大利的墨子專家與傳媒人郗士兵訪問時提到的，這是兩個文明的相遇。這兩個文明各有十多億人口，合起來是世界人口的四成了，它們相遇上，那能不是歷史上的大事？香港媒體中，無線電視新聞觸角敏銳，最早高度重視中梵建交的進展，持續地做過多次報道。

　　上述教宗稱讚中國人有耐性有智慧的一段話應如何解讀？按常理推測，應是中央政府願意等待梵蒂岡，教廷甚為感激。這也意味着梵蒂岡需要一些時間去解決她的一些問題。主教任命的權力及程序本來一直是卡住整件事的主要因素，但此事早已有了眉目，所以教廷要應付的問題應是有些人，包括香港、台灣，與美國都有人反對中梵建交。

　教廷與中國都擁有悠久的文明，處理問題的時間常以世紀作單位。我今年初在友報寫過兩篇長文，一篇是講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遇上的各種困難，第二篇討論近年中梵建交過程的跌宕起伏。兩篇文都花了我大量的研究時間，我的感覺是，歷史雖不在重演，但卻有驚人相似之處。

　　在明清時，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他們十分尊重中國的文化，祭祖祀孔等「中華禮儀」他們不介意，把「天主」稱為帶有物質性的「天」或字義上帶有祖宗含義的「上帝」，他們也認為無傷大雅。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教義有相通之處，理應受到尊重，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能在中國立足傳教。但後來到達中國的其它傳教士，卻比耶穌會教士教條主義得多。他們認為中華禮儀是異端，也絕不能稱呼天主為天或上帝，違者要受到比死刑還嚴重的「絕罰」，他們把狀告到教廷處，一七○四年教宗格筋孟十一世終頒下禁令，全面推翻利瑪竇定訂下的尊重中華禮儀的規矩。康熙本來禮待天主教，但後來見到禁令後大怒，將並不打算永遠留在中國服從朝廷命令的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後來更索性禁了教，天主教要轉入地下。

　　直到十九世紀，天主教才得以返華，但這回卻是倚靠帝國主義船堅炮利的欺壓才能回來。此事引起了頗多不公，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三年在華主理傳教工作的剛恆毅反對帝國主義的欺凌，認為主教應由中國人擔當，所以他在回到意大利前都拒絕升任當樞機。

　　在今天，教廷中一樣有人反對入鄉隨俗，更遑論與無神論的共產黨打交道。但這樣一來，天主教在華信眾人數一直停滯不前。今天反對中梵建交的人，與當年耶穌會以外的某些傳教士胸懷的教條主義不懂變通的精神一脈相承。

 

(Headline Daily 2018-6-28)

 

中國經濟侵略美國？ (雷鼎鳴)

幾天前，白宮的貿易與製造政策辦公室公布了一份題為「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與世界的科技與知識產權」（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的文件，內中指摘中國近年經濟能迅速增長，主要原因是靠她所採用的經濟侵略措施，現時此政策已威脅到美國及世界的經濟云云。

此份報告可說是滿紙荒唐，主導文件的作者不可能是有分量的經濟學家（這一類人不是受不了特朗普的胡搞自己掛冠而去，便是早已被他炒掉，當然，也許有些人還是會漏夜趕科場），更似是法庭中本能地只懂諉過於人的律師。中國從處於經濟崩潰邊緣的1976年，倚靠改革開放及人民辛勤工作節衣縮食而使總體實質GDP上升了30多倍，豈可能有甚麼經濟侵略？況且在近代史中，除了歐美帝國主義列強，誰有實力去經濟侵略別人？賊喊捉賊的背後，顯然是美國一些極右分子的冷戰思維與抹黑策略。

美國科研靠華人撑起

文件共36頁，內中指中國也承認其「侵略」的方針，亦十分透明。文件又認為中國採用了50多招去貫徹她的侵略政策。在一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對這些指控一一駁斥，只舉幾個例子。

文件指控中國通過網絡入侵及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盜取了不少美國的科技情報。我不知中國的網絡力量是否強大至足以偷走美國的關鍵科技情報，但若說監視別人的一舉一動，斯諾登提供的證供早已告訴我們，美國才是此道中的佼佼者，她竊取別人的情報有如探囊取物，還有臉說中國？至於逆向工程，買回新產品後研究一下它是怎樣做出來的又有何出奇？

報告又指摘美國學術界天真，容納了大批中國的學生在大學及國家實驗室工作，以致這些人有能力學懂科技，並將其轉移到中國。美國學術界的確歡迎中國的留學生，美國大學中的大大小小實驗室中，等閒近半的研究工作由中國的學生或學者負責，美國人自己很多都只對當醫生或律師感興趣，科技研究需要有十年磨一劍的耐性，他們不願走此苦路。若無中國研究生或學者的辛勤貢獻，美國的科研體系就算不至於崩潰，其成績也必會大為失色。得到這些人的幫助後，還要暗指他們為間諜，這倒反而有利中國︰若這一大批科技人才一起回國，中國的科技實力倒是會更快超越美國。特朗普的謀士竟是由一些笨人組成！

文件說中國時會通過抬高或控制稀土的價格，迫使別國在貿易問題上就範。中國的確擁有大量對高科技產品製造舉足輕重的稀土，但開採稀土對生態環境極大破壞，美國自己也有大量稀土，但自己卻不開採，反要中國不顧生態成本廉價輸出稀土，豈非是「己所不欲，必施於人」？

在不少工業產品的生產中，世界多個國家都會訂下一些標準，歐美國家便往往通過這些標準逼別人跟從，並為自己產品製造壟斷力量。中國製造業已十分發達，一樣已開始了標準化，自訂標準，但這份報告卻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指摘中國的標準跟「國際」的標準不同！

以市場換取技術轉移

文件作者最在意的，也許是中國若容許某些外國企業到中國設廠生產，往往會要求合資經營及技術或知識產權轉移。中國的做法其實符合世貿的規則，因為中國的要求只是在於中國學懂了別人的技術後，若自己再有創新，那麼創新部分的知識產權屬於中國。從更廣義的角度看，中國以市場換取技術轉移的政策也十分有理。新的知識本來可有益於人類，知道的人愈多愈好，不一定需要保護，但為甚麼現代社會會對知識產權提供某一程度（但不是無限量）的保護？原因是必須為創新者提供利益，使他們有足夠誘因繼續去創新。中國的做法是，你若肯轉移技術，我便肯給你市場，使你賺至笑逐顏開，這已是等於購買產權的方法，外國企業若肯答應（其實中國的「外資」主要來自香港，不是美國），必是算過有利可圖，否則不來便是，反正世界各地可投資的地方很多。這是互利的關係，白宮又如何能說這是經濟侵略！也許白宮用的是烏賊戰術，故意混淆視聽，以掩蓋其胡搞的意圖。

(Sky Post 2018-6-29)

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 (雷鼎鳴)

在過去一二十年間，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上受到最大的挑戰，很可能是對其政治體制的質疑或反思。這些國家在經濟體制上以不同程度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為其特徵，雖然出現過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及美國單方面發起的貿易戰，但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或優越性其實仍被廣泛接受，原因是上述的危機基本上已被化解或尚未釀成大禍，而且中國、越南，甚至非洲的一些國家走向市場經濟，都得到很大的發展。

 

民主體制漸受質疑

 

不過，在政治體制上，英國脫歐的公投、特朗普的勝出、台灣總統雖民選出來但支持率是負數而且經濟一團糟、戰後南韓民選出的總統沒有一人有好下場，在在都使人對西方國家的政制是否最好都產生懷疑。此種懷疑就算在西方，無疑被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文化提升而被強化。以民主選舉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往往衍生出不少意識形態問題，西方國家往往自稱她們所相信的為普世價值。這顯然是過甚其詞，世界有74億人口，美國、加拿大、歐盟加上日本，總共人口才有10億，連伊斯蘭教的總人口也比不上，也少於中國人口，西方的價值觀如何能稱之為普世價值觀？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能夠把其他人民的價值觀不當一回事，與這些國家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實力脫不了關係。軍事起到威嚇作用，別人不會喜歡，經濟發展卻可形成吸引力。若一種政治體制在經濟上表現差勁，終會被人離棄，若是成績輝煌，日久有功，別的國家也可能會模仿。美國要維持她的霸權，對她大力宣揚的「普世」價值及政制的優劣，特別在意。

 

民主政制是否最優制度，是數千年來人類爭持不下的難題。柏拉圖認為，民主是世上第二最糟糕的政制，第一糟糕的是有一個暴君。馬克思認為政制屬於上層建築，它是先進還是落後，取決於它是促進還是窒礙發展生產力（亦即提升經濟）；馬克思這觀點大有智慧，政制的影響雖不局限於生產力，但若在某政治制度下經濟停滯不前，時間一久，人民必有不滿。

 

西方民主國家感到的不安或意識形態壓力，主要來自中國。新加坡公民自由受限制，被 Freedom House評為只有部分自由的國家，但總算有民主選舉，所以她雖是經濟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也不會對西方關於政制與經濟關係的觀點有太大衝擊。台灣經濟停滯20年，近年年輕人還爭相離台到大陸求學並定居，Freedom House給予台灣的自由指數分數卻極高，但台灣並非西方國家十分注意的地方，所以其表現與預期的反差不會構成大影響。

 

中國不同，她的政制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人口眾多，產品遍及全球，在西方社會十分搶眼，雖然年年都有人預測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但她的GDP扣掉通脹後，在39年內卻上升了34.5倍，而同期的美國只上升了2.73倍。中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越美國，就算用官方匯率計算，在10多年內高過美國，已成為世界各國領袖的標準假設。此種態勢對思想所造成的衝擊是無法掩蓋的。美國社會責難中國之聲蔚然成風，與其意識形態受壓密不可分，若非如此，為何美國人對不少極權政府沒有興趣理會？

 

全要素生產力領先全球

 

學術界往往是反映民心最敏感的地方。究竟民主政制對經濟增長有利還是不利，20多年來已積累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方法種類繁多，卻仍未能真正提供到無可爭辯的答案。舉個例子，開此領域實證研究先河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20多年前便下結論：「更多的政治權利對經濟增長並無作用。」

 

其實巴羅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為在非洲等一些極獨裁國家，經濟難以發展，但在發達國家中，他又同樣發現民主制度往往阻礙經濟的進步。至於為何在發達國家民主對經濟增長可以起到負面作用，比巴羅更早的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國家興起與衰亡》一書中早有理論：在民主體制中，少數人形成的利益集團更有誘因集結力量影響政策，沉默的大多數利益分散，阻擋不了少數人構成的利益團體的力量，以致最終經濟發展受到各種不妙的掣肘。

 

近年有一篇由幾位鼎鼎大名經濟學家所撰就的研究報告，一樣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章由曾獲得克拉克獎章的麻省理工土耳其裔學者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此名字如何發音，竟成網上熱議）牽頭，共有4位作者，題目赫然是〈民主確會引致增長〉（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大名之下，其方法必有創新，結果也必有據，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這篇研究所用的數據來自175個國家，從1960至2010年每年的數據基本上都齊全。它把不同國家分作民主與非民主兩大類，若 Freedom House及其他一些研究機構把某國歸類為「自由」或「部分自由」，它就把這國家算作「民主」，若被劃分為「不自由」的，就當作是「非民主」。

 

如此的劃分是否恰當我們先且不論，但文章卻的確引入了相當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以圖減低估算中可能存在的誤差。它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若進入了民主體制，25年後，GDP會比沒有民主的增加20%至25%。

 

25年才增加20%左右，等於民主平均每年大約可推高GDP不到1%。民主政制為何可推高GDP？根據文章的估算，這是因為民主可顯著提高投資佔GDP的比重、政府稅收佔GDP的比重、小學入學率及中學入學率，亦可減低死亡率及社會的動亂；民主也有助推動經濟改革，但對全要素生產力或生產效率有負面影響。不過，後兩者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並不顯著。

 

這些結果看似合理，卻啟人疑竇。按照文章的分類法，中國屬於「非民主」國家，但中國投資佔GDP的比率曾接近五成，現時也有43%左右，遠遠超過西方各國；在中小學入學率上，中國已接近全民入學；在降低死亡率上，中國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在五十年代初，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四十歲左右，現時已是七十六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至於推高稅收比重，中國的稅不輕，但這不是什麼好事。

 

在推動經濟改革上，又有哪一個國家改革的規模比得上鄧小平打下的改革開放基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進步速度，也長期處於世界頗為領先的地位。由此可見，文章說民主可帶來的這些優點，被視作「非民主」的中國卻一樣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得多。

 

大國與小國的經驗

 

那麼為什麼4位經濟學家仍會從計量分析的過程中，得出民主有利推高經濟增長的結果？我認為他們的方法及理論都存在著重要的缺陷。中國人口佔世界五分一，比整個西方世界加起來都要多，但在文章的數據處理上卻被當作175個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沒有道理、不成比例的，13多億人口在中國政治體制下的經濟增長經驗，總不能與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小國相提並論；一條村的經驗與一個擁有數千條村的大省的經驗，價值並不一樣。近年經濟學中研究全球收入分配問題的亦早已把人口的比重納入分析架構中。一旦按人口的多寡對數據作出加權調整，文章中所有的定量結果恐怕都會付諸東流，在統計學上再無意義。

 

這個問題本來是房中的大象，作者們不可能視而不見。另一位經濟學名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批評阿塞莫路等人的另一份報告，便直指他們不懂而且選擇忽略中國的不同，原因只是因為他們仍抱着中國即將崩潰的想法，所以把一些「不方便的真相」抹走也無所謂。但既然中國集「非民主」與高增長於一身，也是西方世界感到意識形態受到挑戰的根源，把中國的經驗視作等同一個小國（例如盧森堡或梵蒂岡）的經驗，怎會不是埋首沙堆的態度？

 

在理論上，把世界粗疏地分割為「民主」與「非民主」兩個陣營，也十分不妥。例如印度既是民主也重視法制，但她的民主制度卻頗為混亂。西方國家之間的民主也頗有差異，而且民主制度也有優劣之分，有些表現遠勝其他。在不少低發展國家中，政治制度及管治一塌糊塗及貪污盛行，她們多被歸入「非民主」陣營，但她們能與近年來走向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中國幹部制度可相比嗎？

 

也許中國的發展經驗正正顯示，政治制度不能只簡單地以有無選舉作為評判的標準。尋找優秀及合適制度，人類仍有漫長的路要走麼。

 

(HKEJ 2018-6-21)

人口政策與土地供應 (雷鼎鳴)

在土地供應的大辯論中，時有人會提出一種異議，他們認為土地供應根本不是問題，人口若是大量甚或是無限量增加，增加多少土地也無補於事，所以他們主張源頭減人。

香港可供發展的土地非常短缺，彰彰明甚，我不知道反對增加土地供應的人背後有何意圖，也不想費神猜測，但他們對未來人口變化的論述卻並不準確，容易誤導市民。

住戶數量減 增房屋需求

香港人口的增長速度十分緩慢，人口大量增加的機會很低，根本不是土地不足的重要因素。2012至2014年，林鄭成立了一個「長遠人口策略督導委員會」，我參與過當中有關人口政策的討論。2015年1月，政府公布了一份《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文件，當中便有把人口推算到2041年。2017年9月，統計處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更新了推算。這次推算顯示出2043年是香港人口的高峰期，到時人口可高達822萬，比今年高出77萬，年均人口增長率只得0.4%。在2043年以後，香港人口一直會緩慢下降，到了2066年，人口只剩下772萬，與今天相比，只是多了27萬多人。若然統計處的推算正確，某些市民所擔心的香港人口無限膨脹與事實相差甚遠。

不過，房屋需求其實受住戶數量影響更大。香港每個住戶的人數愈來愈少，現時每戶人數平均2.8人，根據以往的經驗，住戶增長的速度，平均每年要比人口增長的速度快0.6%。換言之，在2043年之前，住戶數目大約會每年增長1%。為甚麼住戶人數愈來愈少？這是因為人口老化，到了2043年，65歲或以上人口會高達255萬人，他們很多都是獨居或2人居住。人口政策很難改變這狀況，他們需要更多居所。

為甚麼香港人口增長緩慢？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生育率極低，一個女人（加上一個男人）一輩子才生出約1.2名小孩，人口自然有下降的壓力。不過，港人生命力頑強，不是這麼易死去，人均壽命處於世界領先位置，所以可減慢人口的滑落。

在土地辯論中鼓吹要注意人口政策的人（其實幾年前政府早已研究過相關政策），焦點顯然是要限制來港的移民。此種建議是否適合，不能靠直覺，而要靠數據及要考慮港人的價值觀。

最被人提及的項目自然是每天150人的內地人單程證來港數額。其實近年來這數額基本上沒有用足，2010至2017年這8年內，平均每天只有126人來港；而且這些人教育水準愈來愈高，接近9成已完成中學。據統計處去年人口推算中所用的假設，到了2026年，每天單程證來港人數會下降至100人左右。

單程證數額 近年無用足

能否把此數目再減一下？我看是不切實際。決定誰可獲得單程證的是內地部門，香港政府完全沒有權力，內地亦視此為原則問題，政策難以改變。應否把限額減少？這不一定合理。取得單程證的條件是港人的直系親屬，有了這麼多年單程證後，能再衍生出更多合資格來港的因素，只可能是兩地居民通婚。如果人口政策是禁止通婚，假以時日便再無人有資格申請單程證，但這種政策當然於理不合，不可能實施。如果是有通婚，香港怎可能阻止夫妻或子女團聚？其實通婚也不意味着人口單從內地流向香港，例如在2016年，一年內流出的人口高達2.3萬人，其中一部分應該是港人到內地定居。

來港的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不是靠單程證的，而是通過4種不同的吸引人才計劃來港。在過去5年，共有26.9萬人通過這些計劃獲批來港，但他們不一定永久留港，而且絕大部分不是內地人，當中17萬人是通過「一般就業政策」來港。內地人來港總共有95,208人，他們主要是申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以學生身份來港畢業後找工作。李雲迪等人申請的是「優秀人才計劃」，但5年來只有769人獲批，而且他們不一定留港。

這些不同種類的人才計劃，目標是為港吸納重要的人才，但效果似未足夠。在過去5年，通過內地人才計劃或來港讀書終於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只不過是12,500人左右，平均每年2,000多人，對房屋需求未構成壓力。香港的大學本科生中，規定不能有超過兩成是外地學生，我校是一成收大陸學生，一成收外國學生，他們加起來每年不過幾千人，而且近半不會留港。近年不少大學課程收了很多內地來的碩士生，可能比本科生更多得多，但他們留港的比率愈來愈低，例如去年我系經濟碩士班畢業生，只有13%留港。綜合這些數字，人才計劃不是規模過大，而是過小，香港樓價與他們無甚關係。

(Sky Post 2018-6-22)

空置稅得不償失 (雷鼎鳴)

　　香港樓價高得離譜，問題需要解決，但切忌病急亂投藥。執筆之時，尚未有聽見政府公佈樓宇空置稅的細節，但這幾天的報道，似顯示政府會向一手樓徵空置稅，二手樓則不會。

　　向地產商徵空置稅，據說是因為有九千個新樓的空置盤，要迫他們早日把它們放出市場。地產商不同意有九千個空置盤，認為只得三千個，因為有些單位連滿意紙也尚未取得，不能算空置。我倒不管空盤有多少，只問此稅是否有用。

　　我們可先假設地產商（或小業主）把樓宇囤積起來目標只有一個，便是賺取更大的利潤。為甚麼現在不賣，要等將來才肯出手？地產商可解說這是為了使不同時段出現的買家都有機會買到樓，但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地產商估計將來的需求更大，可以賣得更貴，若非如此，為何不快快出手，套了現還可多賺利息。

　　地產商對後市的估計不一定準確，但他們在市場打滾，掌握的資訊應該比坐在辦公室內的官員更為全面，錯誤也較少。空置稅一出，他們早日出貨的機會自然增加，今天的供應上升了，對現時的樓價有壓抑作用，政府便可慶功，說政策有效，今天便要買樓之人，也許便會感謝政府。不過，世上無免費午餐，樓現在賣了，將來需求更大時，卻無樓供應，樓價豈不升得更急？因此，用空置稅迫使地產商放棄原本的售樓時間規劃，後果只是使到樓價波幅更大而已。

　　地產商不願受制於此政策，也可在建樓時拖慢手腳，以圖控制到出貨的時間。但這樣一來，樓宇推出的時間普遍延後，供應更是不足，不利樓市。

　　我們若不想地產商囤積居奇，又不想樓價波動，那有甚麼方法？最合理的政策仍是增加土地供應。土地增多，意味着樓宇供應也上升，這會把未來的樓價也壓低。在此情景下，若某位地產商要囤積，那他便是個大笨蛋。現在不賣，將來別人會推出大量新盤，價格更低，他豈不吃了大虧? 供應更多的土地，扭轉對樓價上升的預期，沒有空置稅，也不會有囤積。

　　上述「理論」經濟學者應該熟悉，因為它與有關炒家的理論一脈相承。炒家的名譽的確不怎麼樣，這是因為大家往往見到成功的炒家大手購入樓宇等資產，推高了樓價，使真正用家買不起，其後竟又可用更高的價賣出大賺一筆。並非所有的炒家都成功，他們要冒風險，但他們行動的後果卻只是使樓價波幅收窄：市場價格低的時候他們買入，推高了價格，但價位更高更難負擔之時，他們卻把資產推出，增加了供應，壓低了價格。我們見到前者也不應忽視後者。

 

(Headline Daily 2018-6-22)

公地悲劇 (雷鼎鳴)

上周科大頒了一個榮譽大學院士的獎章給我，使我十分惶恐。有位昔日中學同窗、現在是新加坡金融界名人的朋友飛來到賀，感其隆情，所以我通過鄭國漢校長的幫助，在其位於中環的「鐵竇」嶺南會所設飯局，與一眾有識之士討論香港時事。此會所價廉物美，有多款獨家名菜，若肯對外開放，一定客似雲來。

席間同窗聽到眾友談到香港種種政治與土地問題，難掩其困惑之色，連問為何政府沒有這樣做那樣做。朋友雖可能同意其看法，但盡皆搖頭苦笑，因都認為香港政府政治能量不足，與新加坡人習慣了的強勢政府不可同日而語。

港府政治能量不足

其實同窗的觀點十分普遍，我認識不少居住在海外但很留意香港事態的華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見慣外國政府的強勢執法及管治，均不明白香港政府為何畏首畏尾。香港政府在他們眼中的形象絕對是軟弱及辦事不力。

這或許有點冤枉，香港公務員一般做事勤快，比起外國的政府部門效率高得多（當然也有不少例外），但我們也的確看到不少港府欠缺政治能量的例子。十多年前二十三條是否應立法，社會頗有爭議，但這麼多年過去後，香港經過佔中與旺角暴亂，環境已經與十多年前不一樣，當年未必需要的二十三條現在已變得十分需要，但港府遲遲不敢去馬。

香港最重要的社會矛盾之一是土地供應嚴重短缺，以致樓價高企，本來排除政治阻力大刀闊斧多種途徑增加土地刻不容緩，但政府仍需成立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以圖凝聚更多民意支持。凝聚民意沒錯，但代價是拖慢了時間，若政治能量充沛，便不用多此一舉。

又例如，社會中早已有不少人疑惑，佔中是違法活動，主事者亦直認不諱，政府仍未有檢控，如何說服市民政府敢於依法辦事？

我素來認為政府不應管太多事，市場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便不要管。但無政府主義更糟，政府有她的角色，應要管的，便堅定有力執行，若非如此，容易跌入「公地悲劇」陷阱。

「公地悲劇」是經濟學重要概念。設想有一塊沒有明確產權的公地，誰的拳頭夠硬便可在此公地上搶得更多使用權，這便容易造成紛爭，形成社會損耗。公海中捕魚若無國際條例規管，各國漁民便會競先比別人早一步捕撈，這會造成過度捕撈，破壞魚類天然再生能力，長遠漁獲會減少，這也是「公地悲劇」的一種。

應多分析堅持原則

政府是擁有大量資源身懷瑰寶的組織，其資源雖說是屬於人民，但人人有份的資源也可被視作產權不清，這樣便也容易弄出「公地悲劇」，若政府不是堅定按合理原則配置資源，便會引致利益團體競相把政府當作肥肉，予取予攜。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雖無權力，但連它也一樣可受「公地悲劇」之擾。小組職能是弄清民意、凝聚民意，政府最後的決策也許會受小組所反映的民意影響。土地既然是社會重要資源，而只要能說服小組自己的利益最重要，那麼土地資源便可能向己方傾斜，各種利益團體，自會出盡八寶，誇大己方的重要性，貶低別人，這也是「公地悲劇」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避免「公地悲劇」不難，政府或土地小組這類組織，只要事事分析、堅持原則、不畏攻擊便可。

(Sky Post 2018-6-15)

 

土地大辯論與阿連斯基法則 (雷鼎鳴)

香港樓價世界最貴已是不爭的事實。決定樓價的因素很多，短線的有利率、股市、心理預期等，長線的有收入及樓宇供應，但近十多年來，供應持續短缺已成為元兇。2000年，香港建成的住宅實用面積接近150萬平方米（3年移動平均，下同）；到了2009年，新供應的住宅面積跌至44.3萬平方米，接着幾年，供應雖稍有回升，到去年已升至60萬平方米左右，但根本滿足不了需求，短缺積累越來越多，樓價緊步上升氣勢如虹，什麼辣招也不管用。注意，我上述用的數字是樓宇總面積，而不是多少單位。就算單位數量上升，若是單位面積越來越納米化，便只是自欺欺人。

 

人均居住面積遠低於內地

 

我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成員，據我觀察，在開了十多次馬拉松式的會議後，成員掌握了大量數據，都不由不感到問題的嚴峻。大家都了解樓價高企對港破壞之深，解決的關鍵正是要增加樓宇總面積供應，但如果沒有土地，這便免談。有人以為香港沒有土地供應問題，只有分配不公問題。這是昧於事實，就算港人每人住的面積絕對均等，每人也只得16平方米，遠低於內地的36.6平方米，歐洲的50平方米以上及美國的77平方米。總供應短缺製造了難題，彰彰明甚。

 

眾所周知，香港不是沒有地，但因種種局限及政治阻力，很多地都拿不出來建屋，要克服此問題，需要一個強勢的政府。換言之，政府需要港人的支持才有足夠力量合理地推得動土地供應。我自己解讀土地小組的角色，便包括用專業角度尋找合適的土地，諮詢民意並凝聚民意。土地涉及社會上不同人等數以萬億元的利益，小組這個角色一早便注定是吃力不討好的，我與其他小組成員本來大多並不認識，大家都是做義工，但開了這麼多會，總也可看得出人人都講究原則，沒有跡象誰在代表什麼利益集團。雖則是義工，且工作困頓繁多，但士氣很高，我相信唯一原因是知道工作對香港的重要性。

 

回歸實際，政府將來決策雖不能只看民意，但民意卻不能不知。如何才可得悉民意？這需要多管齊下，並把我們所知的告訴港人。在現今階段，有不少論壇及展覽、填表格、交談等，將來應還有隨機抽樣的民意調查。在這些過程中，我們倒也有機會聽到一些真知灼見，但也有個別人士或激進利益團體，其目的似是不希望小組聽到民間大多數人的意見，最好是小組一事無成。

 

但凡激進分子，其社會支持度大多有限。他們若有自知之明，自應懂得在人數上他們會吃虧，所以喜歡用聲浪蓋過別人的意見，若此仍不足夠，他們便須扭曲及千方百計貶低小組的意見，以圖保持現狀或使形勢往對他們有利的一方發展。

 

我觀察過這些激進人士的策略後，發現他們的套路並沒有脫得出阿連斯基（Saul Alinsky）的法則。去年2月7日我在本報撰文介紹過阿連斯基其人及他的法則（註），此人是美國六、七十年代著名的激進煽動家，其終極目標便是顛覆建制。他的煽動法則共有13招，招招厲害，但非無招可克制。香港的激進分子學問有限，未必讀過他的書，但此類活動有其自身規律，他們實踐中也能摸索出來，又或背後有高人指點也不出奇。

 

激進派扭曲小組意見

 

正如我在去年的拙著指出，阿連斯基的第一招，亦即其心法的總綱，是要千方百計激怒對手，人一憤怒便易犯錯，那怕只有一微小過錯，也會被人「食住上」無限放大，並以此為攻擊口實。小組中人都是講求理性之輩，不易被激怒，但理性之人每多對歪曲事實的言論十分反感，也可能因此而讓人有機可乘。在一次小組的會議中，有同事主張對一些無理攻擊要還招，並大談詠春攻守之道；也有同事說雖然「如來神掌」第十式是「佛都有火」，但用第九式「萬佛朝宗」更適合。（查《如來神掌》這經典電影電視拍過多次，原本的故事脫胎自台灣作家柳殘陽的「天佛掌」，本來並無「佛都有火」這一招，也許是劉德華與陳百祥（阿叻）那一套電影加上此招）；我則提出，張無忌的九陽神功口訣中有「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大家笑語中忿怒或可化解於無形。

 

阿連斯基第三招是要陷對手於他們不熟悉的環境中，使其產生混亂。在台灣，此種戰術稱為「烏賊戰術」，在今次諮詢中，有人亂拋經不起檢驗的數據，自己不誠實卻自稱誠實，目的是混淆視聽，蒙騙大眾，製造混亂。

 

第四招是自訂遊戲規則，並要對手按此規則行事，否則便吹毛求疵，事事搞針對。例如有同事在流動展覽地方派表格並解答填寫時的困難，有人卻硬要取走一大批表格，同事不肯，便有人要鬧事。其實搜集民意任由某一類人故意大量重複填寫，本身便違反科學，理應拒絕，但有些不明來歷的人是故意胡攪蠻纏的。

 

第五招是不斷嘲笑奚落對方，無論其嘲笑是如何牽強也要這樣做。這當然是激怒的手法，但嘲笑者本身缺乏理據，倒也容易被人鄙視。例如「大辯論」被指為「大便論」，恐怕只在少數極端分子中才有感染力。

 

第八招是用盡各種戰術及選項，千方百計去找新藉口製造事端，使對手恆常地感到壓力。此點有些人正在做了，我倒是擔心主席與副主席太過忘我勤奮，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攻擊下仍頻密參與活動，會否病倒會場？但他們性格溫馴，EQ爆燈，此乃多慮了。蘇東坡的《留侯傳》有云：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共勉之。

 

第十二招是攻擊別人時煽動者也要準備一些後備方案，否則被人反問時會無從以對。但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所謂後備方案都是行得通的，提出後備方案的目的只是用來拖延時間，對其太認真便輸了。

 

最後一招是把對手人物化，不要把攻擊對象集中在一個組織上，這會太抽象，要攻擊一個人，將其妖魔化，攻擊的對象太多便容易分散力量，失焦失效。本來某些煽動家更有興趣的攻擊對象應是有權力的官員，而不是毫不具備行政權的專責小組，但現在出場的都是小組成員，無可奈何下，主席可能成為被重點招呼的目標，其他成員就算跑出來獻身受辱，也無人理會，但主席好好先生形象突出，攻擊他恐怕也是等於揮拳打在空氣中，無處着力。

 

小組當然歡迎大多數市民心懷善意希望解決問題所提供的建議，例如不少人提出要用科學性較高的隨機抽樣的民調方法以幫助我們從另一角度判斷民意，事實上，據我所知，小組早有建議要搞隨機抽樣的民調。理性建議我們理應重視。

 

註：關於阿連斯基法則，可見拙作「煽動家激化香港矛盾的戰術」，可在以下網網頁找到：

http://francis-lui.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7.html

 

 

(TKP 2018-6-15)

台灣學生往內地跑 (雷鼎鳴)

　　有朋友自香港的大學退休後，精力充沛，跑到台灣的大學教書，每周坐廉價航空飛返香港會妻。可能因為他在彼岸孤身一人窮極無聊，所以每天都用WhatsApp傳來大量台灣的新聞資訊，並教我如何看台灣電視，回港後又常找我「討論」，在壓力之下，我又再補回不少對台灣的認知。這對我而言，困難較少，我有大量的台灣朋友，以前有一段頗長時間，我也曾緊跟過台灣的事態發展，現在新舊對比，難免感觸。

 

　　最近有件新聞頗引起注意，原來台灣的年輕人大量跑到大陸唸書，並打算在畢業後留在那裏工作。二○○九年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灣學生共六千七百五十五人，但近年此數急升，現時已有上萬人。一萬人是甚麼概念？我在美國求學時期，台灣學生是美國最大的留學生群組之一，依稀記得，當年全美的台灣學生也只有兩萬多人左右，但他們後來對美國、台灣甚至香港科投發展的影響卻巨大，香港科技大學創校的資深同事當中，便有很多台灣的留美教授。

 

　　這麼多台灣人跑到大陸去讀大學，在社會上總會有影響。據說，有所女子中學有許願樹，現在學生許的願已不單只是要到台大去，而是包括了北京、上海、香港。到大陸蔚然成風，政府並不高興。台灣社會其實大部份並不關心政治，但藍綠之分在部份人中也涇渭分明，政府以為年輕人應較多深綠，但現在竟有這麼多人跑到大陸去，這並非小事，政府甚至派人向中學校方了解情況，頗顯其不安。

 

　　為何台灣學生要到大陸讀書，有些還不打算回台？移民是複雜的家庭與個人問題，我們不可輕下結論。這究竟是制度競爭的賽果還是經濟因素使然？在中國歷史上，幾百年來都有移民到南洋或北美洲。我家鄉是台山，祖輩十九世紀便到美國建鐵路，到今天美國台山人的「官方」語言仍是台山話。他們赴美為了謀生，中國窮得要命，在美雖然生活艱苦，但只要努力，仍有機會成為「金山伯」。這些華僑最愛國，連孫中山也說「華僑是革命之母」，沒有他們的捐助，辛亥革命未必成功。我們就算回到自己一代，不少港人早已移民美加，在溫哥華與多倫多，港人移民眾多，這些人移民，經濟因素也許並不一定是主要的。不過，在我輩中學同窗中，留學美國而在那裏落地生根的，幾乎全部與其事業有關，離開美加，不易找到合適工作。經濟因素的作用，不同時代便不一樣。

 

　　台灣的情況不同。從前華人到美加，是因為那裏的收入較高與社會較發達。但台灣人民過去收入遠比大陸的要高，現在則不一定。一名在台的大學生畢業生月薪約六千港元，在大陸較好學校畢業的，卻已超過此數，並且未來增幅可觀，而台灣的收入卻幾已停滯二十年。表面看來，經濟因素還是影響台灣年輕人去向的主要原因，若我們再注意，大陸名校擁有的資源往往是台灣名校的五六倍以上，此說更具說服力。但細想一下，這又未必。台灣本來比大陸富有，學風亦好，為何現在被人超越了還遠遠拋在後面？數十年的台獨影響大也阻不住年輕人往大陸跑，這豈非顯示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敗下陣來？民選出來的蔡英文民望已跌至負數，民選的政府又跑去干預台大校長的自主選舉，引發一場教育界災難，再加上經濟低沉，這怎會不大大打擊了台灣人民對其制度的信心？

 

(Headline Daily 2018-6-15)

霍金的AI噩夢可能成真 (雷鼎鳴)

　　三個月前霍金剛去世時，有大量文章緬懷他偉大的一生。其中有提到他二○○二年第二次訪問中國時，曾到長城遊覽，並且命所有隨同人員離開，讓他孤身一人留在長城上思索了好長的一段時間。究竟他當時在想甚麼，恐怕已無人知曉了，但霍金是《時間簡史》的作者，其厚重的歷史感直追至宇宙的起源，而長城本身便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符號，想來他所思所想，也許與宇宙及人類歷史有關。

　　霍金並不是對人類很樂觀的人，他曾斷言，地球暖化，不到一千年地球已不適合人類生存。對於人工智能（AI），他認為雖可對人類有益，但也可能控制甚至摧毀人類。

　　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若問人工智能或機械人的專家，他們大多會指出發展人工智能的困難及科技的局限，電腦與機械人終究與人類不同。雖則如此，會否機械人將在多種思維能力上超越人類，甚至奴役人類，科幻小說中的情景會變成現實？若然如此，拔掉電腦的插蘇，令其失去動力，豈非便可使人類不戰而勝？將來的機械人若是如此蠢笨，當然不會對人類有甚麼威脅，但現時的人工智能已可做到自我學習，連圍棋這門人類最複雜的智力遊戲也可大敗最頂尖的高手，機械人的智慧豈容低估。

　　若「拔不掉插蘇」，還有兩個問題：一是人類有無足夠的能力造得出比人類聰明的機器？二是就算人類有此能耐，為何會肯造出可能奴役或催毀自己的機械人？

　　第一個問題容易答，機械人能夠互相學習，其進步速度可以比人類互相學習更快。圍棋棋局變化之多，遠遠超越了全宇宙原子的總數量（圍棋棋局共有三百六十一階乘（factorial）個變化，比宇宙中原子總量多出多少倍？是十以後多加四百四十個零），能駕馭到圍棋的機器，若要自行設計出更卓越的機器人，並且一代比一代進步，有何不可？

　　第二個問題倒是與經濟學及人性都有關係。經濟學中有「二囚困局」的命題，兩名囚犯被隔離審問，任何一人若肯提供證據檢控另一人便可獲減刑。雖然大家都明白，雙方若爭相爆料，最終結果會對二人都不利，但博弈論的分析卻是二人都大有誘因選擇爆料之路。

　　同樣道理，我們可設身處地考量一個機械人設計者的利益，假設他知道自己能夠造得出一個比自己更聰明的機械人，而對手一樣有此能耐，他會自己搶先造出來，還是讓對手先造，還是與對手協議大家都不造？發生機會最低的，恐怕是任由競爭對手先造，讓其奪取到榮譽與商業回報，自己則斯人獨憔悴，默默無聞。大家溝通互不先造，也並不可靠，誰能保證對手或新加入的另一些對手不會視協議如無物，先拔頭籌？

　　我們大可據此推測，機器人統治世界的機會的確存在，除非國際上開始設立嚴格的監察制度防止此事，監察範圍應包括導入機械人腦中的倫理觀念。

 

(Headline Daily 2018-6-8)

 

揠苗助長 (雷鼎鳴)

在網上看到一個錄像，有位似乎是教授的講者在課堂中教導學生，勸他們不要把自以為正義的要求強加在窮國人民的身上，否則只會事與願違，使到他們陷於永恒的貧困中，永翻不了身。

此種道理，經濟學家都應十分熟悉。曾有不少富國的左翼中人，不斷要求他們的政府要實施「公平」貿易，主張對從窮國進口的商品施加重稅，原因是他們認為窮國的環保標準太低，或是其人工被剝削，所以必須對出口商加以懲罰，除非他們把環保及工資標準提升到與富國相同，否則都是不公平貿易，當罰！

富國左翼礙窮國發展

這是典型的左翼自由派思維，說得好聽一點是好心做壞事，說得坦率一點是這些人別有用心，把來自窮國人民的競爭扼殺於萌芽。徵收沉重關稅，後果只是使到窮國的企業生產受阻，甚至關門大吉，她們的工人惟有失業，被迫返回農村過其赤貧生活，永遠無機會在工業或服務業中累積經驗，從而提高生產力及收入。以客觀後果而言，他們不是被自以為正義的人害慘了嗎？

這現象在政治經濟中十分普遍。舉個例子，經濟學中有所謂的環保「庫茲涅曲綫」（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意指當社會仍是貧窮時，人民會重視收入的增長多於環保，寧願接受破壞環境的工業化以圖增加收入，但當人民收入上升至某個位置時（例如是人均收入一萬美元），便開始把環保看得更重，收入愈高愈肯用錢搞好環境。按此規律，強要食不果腹的窮人犧牲收入搞環保，徒自引起反感。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段時間政策充滿革命浪漫主義。1958年前後，中國大搞全民大躍進、大煉鋼，要將中國一下子提升至工業大國，結果是饑民遍野。文革時，人人被迫要放棄親情倫理，在靈魂深處鬧革命，以洗滌思想，結果倒是批鬥不絕，弄出個十年浩劫。由此可見，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只要頭腦被弄得發熱，喜歡揠苗助長，就算口號怎樣動聽，都不會有好下場。

台港式民主欲速不達

在香港，揠苗助長的例子也所在多見。有部分港人，連民主政制是甚麼、需要甚麼條件、有甚麼缺陷等等也未搞清，便不惜一切爭取他們版本的民主，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弄出個民粹主義而不是優質民主。這點連台灣也不能倖免，現任總統蔡英文民選出來，但支持度遠低於反對度，且此等制度對解決台灣的經濟困局完全束手無策，可見台港搞的民主都可能犯上欲速不達的錯誤。

有些港人就算以中央政府作為博奕對象，也應學懂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8年多前，我已提出香港的經濟地位已經大幅下降，若想與中央討價還價，爭取多點自主性，便必須建立自己的談判實力。實力之高低，取決於港人能否為中國作出無可替代的貢獻。若無此實力，各省市也會為香港的要求多多但無甚貢獻而感到側目，中央也難會答應香港甚麼。不過，部分港人還是不明此道理，沒有實力條件不足時提出過高訴求，只是在自毀。

(Sky Post 2018-6-8)

 

港大學內地分校 應多培訓博士 (雷鼎鳴)

習近平積極回應了香港24位院士的要求，批准內地的科研資金到港，又容許香港的科技研究者直接申請內地撥款及承擔內地科研項目，林鄭在港也鼓勵香港的大學到內地開分校。我們可以合理估計，中央希望香港的大學能對中國的科研及教育都起到更大貢獻，我校也即時公布要在廣州南沙開設分校。

高校有龐大教師需求

既然香港的大學要參與內地的教育與科研，我們適宜檢視一下內地高校的情況，以作制定策略的根據。首先是高校學生人數方面。20年前，中國普通的本科及專科學生每年招生不到100萬人，但到了2016年，招生人數已猛增至749萬人，在校總人數已達2,696萬人，其中1,083萬人是專科生，餘下的是本科生。在這2,696萬人以外，還有些成人的本科及專科學生，數量已達584萬人。

這些數字是使人既憂且喜的。喜的是能入讀高校的人數增加，全國人口的平均教育水準得以提高。在經費方面，總體教育開支（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撥款及其他多種來源）在2015年也達到3.613萬億元，佔GDP的5.26%，這比起90年代的3.5%左右頗有增長，比例也遠高於香港。使人憂慮的是，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本科專科，加上198萬在校研究生，高校在校學生幾達3,500萬人，學生這麼多，哪裏可找到足夠的教授去教導學生？

這是教育上驚人的需求，有哪一個國家有足夠的教師可以支援這麼龐大的高校學生人口？若是我們希望高校的老師都有博士學位及師生比例接近國際水準的話，中國起碼需要150萬名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教師。

中國的博士的確連年都有增加，2016年博士生有55,011人畢業，同年博士生招生人數則是77,252人。除此之外，也有些海歸博士可推高總量。不過，並非所有博士都會在高校任教，他們另有出路。假設將來每年有30,000名博士能加入高教行列（短期內這可能過分樂觀，但隨着博士畢業生增加，這也非做不到），那麼中國大約需要50年才能達到擁有150萬有博士資歷的高校教授！中國能等50年嗎？

人才以外便是土地及校舍，學生增加了7、8倍，校舍哪能不擴充？我以前倒是沒有細想這問題，3月底到過西安兩所大學講學，我才驚訝地看到它南邊長安大學城的一大片土地。西安共有63所高校、幾個大學城，光是新建的長安大學城便佔地2,510公頃（作為比較︰香港科技大學佔地60多公頃）。也記起以前到廣州參觀過它的大學城，但覺一望無際。全國幾個大城市中，北京有高校91所、武漢89所、廣州81所、上海64所、南京53所。這些城市的大學生人數都甚為眾多，反映政府也肯撥地建校，例如廣州在2016年便有高校學生113.96萬人；香港本科生加上研究生則只有10萬人左右。我校到廣州建分校，不應忘記那裏學生人數十倍於香港。

教育經費貴亟需資助

以上所述顯示出中國的需求與條件。在教育上，中國需要大量的合資格教授，這些人最好能擁有博士學位；在科研上，我過去也指出，中國對高級科研人員有重大需求。這兩者是相輔相承的，訓練科技博士生需要這些學生能在教授的指導下於實驗室做研究，博士生與博士後通常是科研世界的主力骨幹。一個教授主理一個實驗室，他手下不時有幾十名博士生及博士後替他工作。既然內地理應多訓練博士生，又亟需提升創新科技研究的數量與質量，那麼香港的大學到內地去，重點應與目前所做的不同，亦即應以訓練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為主。其實近年來香港的研究生，絕多來自內地，但博士生人數遠低於碩士生。內地有足夠土地可供興建實驗室及校舍，可補香港的不足。不過，訓練博士生非常昂貴，香港政府或未能提供足夠款項。現在內地開始放寬對港的研究資金，走了重要的一步，將來應該對香港的大學內地分校，也提供教育經費的資助，否則成效有限。

(Sky Post 201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