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濟前景與林毅夫的賭注 (雷鼎鳴)

今年9月，我的一位舊同事林毅夫教授，在首爾與一位世界知名、現在美國史丹福胡佛研究所的歷史學家弗格遜（Niall Ferguson）同台辯論中美的前景。弗格遜認為中國的經濟將來不可能超過美國，因為中國獨裁、美國民主。講着講着，林突然問弗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說，弗不甘示弱，連忙說相信，林便提出，既然如此，兩人不妨打賭。賭甚麼？是20年後中國的經濟會否超過美國。

歷史學家弗格遜退縮

最使人震驚的是賭注。毅夫提出賭200萬美元，弗格遜立時說他沒有這麼多錢，也沒有銀行肯借這麼多錢給他。他又表示不明白林作為一個教授為何有這麼多錢。這其實反映了弗對中國社會的無知。毅夫多年來都是極忙碌之人，不會有時間消費，所以儲蓄率很高，但經濟學家很多都懂投資，20多年前已聽說他在北京投資房地產大有斬穫，以北京的大宅今天的價格，200萬美元又何足道哉？弗格遜聽到賭注後心中發毛，要求降低賭注，最後雙方讓步，只賭20萬人民幣。其後我讀到弗在社交媒體表示，他們的賭注是2萬人民幣，剛好本周毅夫到港演說，我與陳家強及鄭國漢都是對談嘉賓，我連忙問他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從200萬美元變成2萬人民幣，他告訴我是事後弗通過電郵減至此數，弗雖不懂經濟，但名重學林，不是笨蛋，看來是在退縮了。

這裏還要搞清一個問題，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定義是甚麼？要知道，若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即考慮到中國物價比美國低，同樣的1美元，在中國可買到更多的東西，中國的總體GDP在2014年左右已超過美國，但若按人均GDP來算，中國20年內則不可能高於美國。從弗格遜公開的說明可知，他們賭的是2039年，以滙率價計算，中國的總體GDP是否大於美國。

知道這定義便好辦，毅夫這賭注是必勝的。在2018年，中國的GDP以官方滙價計，是13.41萬億美元，美國則是20.5萬億美元，後者比前者多出52.8%。中國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只要比美國的高出2.03%，到了2039年，按滙率計的中國GDP便會超過美國。

這個要求很低，多年來兩者的差別都遠超此數。更重要的是美國根本欠缺中國所擁有的幾個重要增長動力。近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超過7成來自她的高儲蓄高投資率，使到資本的累積很快。只要儲蓄率不持續急跌，經濟的中高增長已幾乎可保持。美國人儲蓄率極低，根本不能與中國相比，這便吃了大虧。中國近3成的增長來自她生產效率的進步，而推動此等進步的因素，中國依然強勁，例如人口城鎮化有利提高生產力，現時城填化的人口雖從40年前的不足2成增至現時的近6成，但仍有很大空間可繼續增長下去。中國國內市場巨大，對發展大數據很有幫助，而且會帶來規模效應。中國人重視教育，每年畢業的工程師比美國與歐洲的總和還多；對科研的投資，也在穩步上升，這些因素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也使美國十分擔心。

中國儲蓄投資率較高

至於哪種政治制度最能促進經濟增長，仍是學術界爭議不休的問題，定量的實證研究結果仍不足以替我們找到答案，而且就算有正或負的影響，其力度也不見得大於其他因素。據一些支持西方民主政制有利經濟增長論的研究，民主之所以被一些人認為有用，是因為它能引致較高的教育及科技的投資。但不論中國的政制被認為屬於甚麼性質，她在這方面的投資不斷上升而且比起西方國家更亮麗，那麼弗格遜認為中國GDP無法超越美國的觀點，便更顯得毫無根據。

中國人口4倍於美國，總體GDP高於美國，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事。若用PPP來算，2017年中國的GDP是23.21萬億美元，美國只是19.49萬億美元。其實中國到了2039年的目標，更應該是用PPP算出的GDP，是美國的2倍以上。達到此目標後，中國的人均GDP仍只是美國的一半左右，但因收入不平衡，在沿海及重要城市加起來的3億多人口中，人均收入很可能已經與美國的人均收入相近。這等於中國國內會出現一個人數與人均收入都完全可比擬美國的人口群，還另有10億人左右可生產與美國同等價值的GDP，中美間經濟的勝負便更明顯了。怎樣才可在2039年達到這目標？我算過一下，中國平均每年的GDP增長率，要比美國高出2.39%才可以，做到此點，難度也不是很高吧！

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在2010年曾經預言，中國的GDP到了2040年，用PPP來算，會是美國的3倍左右，而過去一段長時間，中美的實際表現，也是按他預測的軌迹前進。毅夫實不應答應弗格遜把賭注降至2萬人民幣。

(Sky Post 2018-11-8)

胡亂包容學生的法律風險 (雷鼎鳴)

　　最近美國俄亥俄州一件有關學生示威的法庭判決對香港近日的暴亂很有參考意義，值得各所大學的領導層深入研判。

　　事緣該州有所自由教育名校奧卜林大學（Oberlin College）被法庭重判罰款4400萬美元，後來因為同類刑罰有上限，罰款減至3150萬美元。為何連堂堂名校都被判此重罰？要知道，此校是私立大學，只有3000名學生，這等若每名學生要多交一萬美元學費才填補得了這損失，真是大出血！罰款原來是因為學生曾多次示威，誹謗及攻擊一間食品及麵包店，此種活動非法地侵害了該店的名譽及生意，而法庭認為校方有鼓勵及支持學生，所以校方要賠償。

　　奧卜林校風素來前進或左傾，對種族主義問題較為敏感。學校附近有一間有百多年歷史叫Gibson的麵包店，不時有人入去高買。三年前特朗普當選總統的次日，有一名黑人學生進入店內用假身份證證明自己夠年齡買酒，負責收銀的店主不但發現身份證是假的，而且該黑人學生還另外偷了兩瓶酒，店主要拿手機出來拍照，那名顧客立時攻擊他。雙方大起衝突，警察到場把該學生及跑來參與襲擊店主的另外兩名黑人學生拘捕。

　　這本是小事一宗，但次天早上，也許學生受到特朗普當選感到世界沒有公義，大群人跑到店前示威抗議，高叫「沒有公義，便不會有平靜」的口號，並辱罵該店種族歧視。此種示威不時出現，麵包店自稱失去一半的生意，決定控告奧卜林大學支持學生毀壞麵包店名譽，要它賠償損失。

　　為何可控告大學？原來示威亦有該校教員與學生參與，甚至付過一百美元左右讓學生購買一些手套，以防在示威時雙手太凍。官司打了兩年，示威者的言論有誹謗成份，此節早已確立，但大學一直否認自己有支持鼓勵學生的示威，所以官司拖了這麼久，但最後法庭還是認為大學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需要賠償！

　　香港的法律當然與美國不同，但公義的原則應十分接近。香港近日的暴亂中，多間商店、艱苦經營的書店、及上市公司港鐵都被大肆破壞，其嚴重程度已大大超越誹謗帶來的商譽損失，而且暴徒所犯的法還是刑事的。美心、商務、港鐵等機構有強大的理據通過民事法要求賠償。但黑衣暴徒來去如風，很難告得了他們。Gibson控告的，也不是示威者，而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的大學。既然我們知道「子不教，父之過」，別人也可說「學生不教，學校之過」。如果中學或大學一直都反對學生違法的行為，並不肯對學生作任何支持，那麼它們自然不用負上法律責任。但假若有證據證明某校學生參與過破壞私人設施，而校方又曾表示過支持學生同類活動的，按照美國的司法制度，學校是可被罰的。

　　香港的大學幾乎都是主要靠政府資助的，要大學賠償豈不等於要納稅人埋單？對飽受暴徒困擾的港人而言，這豈非是第二次傷害？策略也可以稍改的，不是去控告學生，而是控告發表過支持或鼓勵暴力學生言論的校長或老師。暴亂中受害的商戶，或可找人研究一下，可否為自己討回公道。中大段校長那封公開信，在奧卜林的案例後，可從新的角度審視。

　　大學校長當然也不用驚恐自己會否突然因被判賠償而破產，奧卜林的案例正好提醒他們，只要在未有經過小心推敲的證據前，堅決不作任何指控或誹謗性的譴責，學生的情緒性的不正當要求，理應一口拒絕，否則不但沒有風骨，破壞了大學的科學求真精神，還有法律風險。

（註：作者因事，需要停筆五周，本欄十二月二十日再見報）

 

(Headline Daily 2019-11-8)

39人的悲劇與移民 (雷鼎鳴)

上周英國爆出有39名貌似亞洲人死於冷凍貨櫃車之內的新聞，最初說這些死者都是中國人，CNN、BBC及香港一些評論人急忙抽水。後來又陸續傳出起碼有20多人是越南人，其餘10餘人則仍未確定身份。

我聽到新聞的即時反應是認為其殊不合理，中國每年到外國出差或遊玩已有過億人次，據說運送人蛇到英國收費每人要3萬英鎊，出得起這麼多錢的中國人若要去英國，就算坐頭等飛機或豪華郵輪也綽綽有餘，況且中國出境政策比前寬鬆得多，英國也會歡迎豪華旅客，為何要行此險步？依正途跑到英國去躲起來不是更安全？

CNN記者欲貶損中國

接着更感奇怪，陸續有證據指向這些人起碼一大部分是越南人，CNN的記者還要設陷阱要華春瑩踩下去，記者問華為何在70周年國慶期間把中國說得這麼好，仍會有這39人走上了這死亡之路？

華春瑩的答案紅遍了網絡，她溫婉地提醒這位記者的問題不合時宜，他的思想深處出了問題！這是明顯的，這些記者及評論人的用心便是希望中國多一些人間慘劇出現，這樣便可滿足到他們貶損中國的政治目的。有時人的心理的確很陰暗！用港人的說法，有些人是很「黑心」的。

其實非法移民問題，背後多有各種故事，這次CNN等媒體雖然是抽水抽錯了火水，但我們也不用諱言，中國人民合法或非法移向外地，是困擾了社會幾百年的現象。數百年前中國已有大批移民到南洋、呂宋一帶，在16世紀中葉，今天的墨西哥城甚至已有數以萬計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他們是把美洲白銀運到中國、把中國絲綢及瓷器等商品經美洲運到歐洲的貿易者。19世紀時，中國國力窮困，廣東沿海大量人「賣豬仔」到美國，在那裏替美國建起了鐵路，又艱苦經營餐館、洗衣店，把錢滙回台山、新會一帶。我參觀過台山市的台山中學，此校校舍美輪美奐，有百年歷史，擁世界級的設備，這便是靠華僑的捐助而建的。60年代初，中國饑荒，內地人在深圳附近游水來港，他們當然是非法移民。70、80年代中國經濟尚未發達，非法來港的大陸移民不知凡幾。上述的移民，動力幾乎與經濟或甚至能否吃飽有莫大關係。

世界上有些移民卻並不全是被經濟因素推動，利比亞、敘利亞等地湧向歐洲的難民是連生存都可能受到威脅，而他們本國的戰爭動亂，源頭正是美國，但美國的媒體對探究這些人移民的原因，卻無甚興趣。

高端人才淨回流返華

人向經濟發達、收入高、機會多、有人身安全的地方流動，是十分正常之事。40年前若中國開放邊境，必會有大量人民外湧，卡特總統質問訪美的鄧小平，限制人民出境有違人權，鄧即問他美國肯收納多少中國移民？卡特立時不敢說下去。那時中國窮，沒辦法，但今天形勢已逆轉。

每年1億人次的出國訪問，但期間失蹤不回國的，絕無僅有。這與中國的國力，尤其是經濟的力量當然有絕大關係。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端人才早已出現淨回流現象。從前中國人出洋留學的，很多都留在彼邦工作生活，算是移民外國了。但自2006年起，情況卻變了，那年出國留學人數13.4萬人，4年後，學成回國的有13.48萬人。此現象一直持續，2013年出國留學的有41.39萬人，4年後回國的留學生有48.1萬人。這些人尚未包括從外國留學後到香港工作的內地人。

近日香港動亂，大灣區則發展迅速，生活及工作條件都有進步，港人到大灣區置業似又開始成為風氣。未來如何？這主要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我作過一些估算，若一切順利，儲蓄率及生產效率的進步能保持在今天的水平，到了2049年，中國實質GDP會是今天的5.7倍。若情況不理想，儲蓄相對於GDP的比重每年以半個百分點下降，生產效率完全停滯，2049年的實質GDP仍會等於現在的2.47倍。中國愈來愈要面對的問題，不是人民外移，而是太多的人想移民中國！

(Sky Post 2019-11-1)

 

兵與賊 (雷鼎鳴)

 　　和平示威是港人的權利，但用暴力手段攻擊警察、途人、持不同意見者，大肆破壞港鐵、商戶，到處塗鴉，並不是權利，犯了法及社會禁忌的人是暴徒，在歷史上，這些人會被視為嘩眾而起的賊，需要朝廷派兵平亂。自稱和理非的港人若是真正的和理非，主張之一是「非暴力」，不可能不與暴徒割席，否則便是虛偽或邏輯不通。據說一些唸哲學的人竟也認為暴徒的暴力可「理解」，借用近日爆紅的華春瑩批評CNN記者提問的說法，這些人一定是思想深處別有問題！

　　香港除了駐港但不干涉香港事務的解放軍外，基本上並沒有兵，能合法使用武力的，只是部份紀律部隊，尤其是警察，所以我們幾乎可把警察視為兵的代表。本來在現代社會中，兵是用來對外，警察則對內維持治安，但有時此種分工也不必然。歷史上平內亂要用兵而不是靠捕快，已是常識，在今天，美國若有大規模暴動，也是出動國民警衞軍，其功能似乎與隸屬於解放軍的中國武警十分接近。最近看智利為了地鐵加價四仙所引起暴亂的影片，發現一車車的平亂人員都是身穿軍服。在近五個月的香港暴亂中，唯一負起了保護市民安全責任的是警察，尚未見有解放軍幫手，對港警給予對兵同樣的尊敬十分適當。在世界多個國家，兵的地位可以很高，例如在美國，總統絕對不敢得罪軍人，在日常生活中，連坐飛機軍人也有優先權，上機不用怎樣排隊。這些固然是由於別人明白，兵隨時付出性命保護人民，若不表達謝意，反而日日罵之，國家誰去保護？

　　除了對兵的尊重禮待外，法律亦對他們有保護。與敵軍對陣時，己方政府萬萬不可能告訴自己的兵，千萬不要殺傷敵人，否則你可能承擔法律責任，要殺頭要坐牢。當然兵也不是完全沒有法律可管，例如屠殺人民或戰俘，都可送上軍事法庭，但我倒也沒有聽過在兵捉賊時，一定只能埋身肉搏。

　　在外國生活過的人大都會同意香港警察實在是非常克制，這一方面可能是香港過去較為安寧，警察也十分斯文，但另一方面也是法律並未對警察提供足夠的保護。有位中學同學是槍械專家，家中擁有三千支不同類型的槍械，亦是芝加哥警察的顧問，他看過暴徒破壞港鐵的多段影片及照片後，得出一清楚結論，在美國，警察見到此事，可擔保必定開槍射擊暴徒，而且不用為傷亡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在香港，保護着市民生命財產的警寫有受到政府及法律同樣的保護嗎？說來真要為警察叫屈，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警察服務可靠性指數」排名，香港在2016年全球排第15，2017年升至第8，2018年再升至全球第6，這比起美國2018年的第19及英國的第18，遠遠超離。香港警察服務的質素領先國際，其他的排名也與此相符，那些只懂叫「黑警」的人，難道不應自省一下，是否自己在犯法，而不是警察有問題？

　　但最值得批評的是香港政府及司法機構，它們缺乏保護警察的意識，七警案我今天仍然認為是冤案，反映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有問題。「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根據大歷史學家雷海宗所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兵代表着一種進步、勇敢、敢戰、能戰勝的精神，但中國大多數朝代都缺乏此種兵的文化，當兵的質素也往往不佳。朝廷剋扣糧餉，甚至背叛士兵，不理他們死活的，歷史上不知出現過多少次！香港政府是只懂得管治無風浪社會的一個政府，絕對缺乏雷海宗所說的兵的文化。至於會否背叛警察，可有一簡單測試，便是是成立甚麼獨立調查委員會，或是這委員會是調查甚麼的。

　　若這委員會在暴亂平定後才成立，而且調查的主要對象是香港暴亂背後有多少外地資金資助，別的國家如何插手，網台及傳媒有無非法行為，香港的學校有無縱容或引導學生參加暴亂，我十分贊成。但若是吹毛求疵，包含着打擊警隊的禍心，則必須反對。政府不放寬所謂的最低武力的標準，使人數嚴重不足又沒有足夠裝備作支援（槍基本上不能用）的警察在前線長期作戰對付無所不用其極的暴徒，若政治上還不肯面對攻擊警方的壓力，這不是靠害是甚麼？中央政府比特區政府遠懂得多支持警察的重要性，在內地「阿Sir，十四億人民挺你」的口號深入民心，反而香港政府卻不敢旗幟鮮明的這樣做。

(Headline Daily 2019-11-1)

香港向世界輸出暴亂 (雷鼎鳴)

近年，世界不少地方都出現動盪，但若論示威的時序、形式與策略，有幾個城市都顯然受到香港的影響。這不是說香港的暴徒特別有創意，值得別人效法，他們的戰術其實也是脫胎自已去世的顏色革命教父夏普（Gene Sharp）的198招，但當今資訊發達，影像與文字可通過互聯網迅速傳遍全球，夏普的招數在香港的實踐中哪些有效、哪些出問題，可以很快被其他國家醉心於革命的人所吸收。

倫敦市民痛打示威分子

倫敦近年有個叫「滅絕反抗」（Extinction Rebellion）的運動，其核心理念是要扭轉地球暖化的趨勢，此運動開始得比香港的暴亂早得多，所以不能說它受到香港太多的「啟發」，但近日他們的策略也有了香港的影子。為了吸引大眾的注意，10月10日他們弄了幾千人到機場及一個火車站靜坐，10月12日又搞了個「殯儀遊行」（香港的只是在未能證實有人死亡的太子港鐵站放花圈），10月17日又在地鐵搗亂，派人爬上地鐵車卡，阻礙地鐵通行。此舉倒是引起不少反感，在事前英國的民意調查已顯示，72%的人表明無論他們用任何方法去搞地鐵，市民都會反對，事發時，一些交通被阻的憤怒市民乾脆把那些爬上列車車頂的示威分子拉下來痛打一頓。反觀香港，市民對妨擾港鐵運作的黑衣人倒是斯文一點。

智利是南美州最富裕穩定的地區之一，近日民眾抗議的目的，也許沒倫敦般「崇高」，他們是反對地鐵加價4仙，但其暴力程度與港相比卻不遑多讓，甚或過之。在地鐵及街頭縱火、搶掠超市、責難軍方使用過度武力，好好一個寧靜的聖地牙哥變成人間煉獄，在圖片可見，示威者戴上了口罩甚至「豬嘴」，連軍方士兵一樣戴口罩，這些則顯然受到香港影響了。智利此次暴動，截止周三為止，已有15人死亡，香港則是0，說香港警察不夠克制的，應多看外國「先進」經驗。

回到亞洲，印尼近日一樣有暴動，他們是在反對一些有利貪污犯的法例。據外電報道，他們的學生正緊密研究香港的情況，看看可如何效法。但我們要注意，別的國家鎮壓暴動時，很少會如香港般心慈手軟，截至9月底，印尼因此次暴動的死亡人數已升至32人。

與香港情況最相似的應是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及她的主要城市、美麗的巴塞隆拿。此地的示威組織者公開說明是在參考香港，他們不但有阻礙巴塞隆拿機場的交通，使近百班航機取消，而且蒙面及以Telegram作加密的指揮工具等等手段，一應俱全。

48%市民反對加泰獨立

說起加泰隆尼亞，其與香港的可比性最高。香港的一些黑衣暴徒在搞港獨，加泰隆尼亞則是要從西班牙分離出去搞獨立。加省的人口約757萬，與香港相若，她的GDP則佔西班牙的16%。其語言與西班牙其他地方不太一樣，香港用的粵語，與普通話也不盡相同。加省的人均GDP大約是香港的四分三，但已是西班牙最富裕的地區，而且當地人對自己的文化甚為自豪，這些與香港亦有近似之處。不過，加省面積是香港的29倍，沒有香港那可怕的高樓價。加省的人支持獨立嗎？不同時候的民意調查結果雖不是完全相同，但都十分接近，今年7月的一次是48%的人反對獨立，44%的人贊成，如此接近的比例，顯示這社會分化必定嚴重，以致他們人民之間都不太願意談政治，以免吵架，情況與港一樣。

歐洲的政治生態及歷史背景與港不一樣，歷史上歐洲常由多個小國組成，搞獨立的聲音會較強，但即使如此，西班牙憲法中規定了不能搞分離主義，加省反對獨立的人亦不少於支持的，其成功獨立機會不高。最近觸發暴亂的，是2017年時幾名搞獨立的領袖被判以重刑。

近10多年來，在世界高收入的地區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排外及反精英的民粹主義冒升，當中極右的納粹主義思想竟有回潮迹象，有評論人甚至把香港的亂象與30年代納粹德國的相比，發現驚人的相似。若此說屬實，香港暴民搗亂破壞及行私刑的「技術」，終會經西方世界中接受納粹思潮的人反噬其社會。

上述的幾個城市也許只是起點，甚至連起點也不算，將來世界亂局出現，最能守得住外來影響的，很可能是中國內地。

 

(Sky Post 2019-10-25)

 

段崇智公開信弄出的大頭佛 (雷鼎鳴)

　　上周段崇智校長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袒護被警方在暴動案發現場拘捕的中大學生。此信劣評如潮，我在高等教育界及知識份子圈的多種群組中，從未見過這麼多人對一封校長的信如此反感，中大校友更是罵聲不絕。

　　大約三個月前，我已聽說黑衣人背後的推手要改變策略。他們發現，黃營人數雖有所上升，但同時他們也碰了壁。港人眼見暴力蔓延，很多人都十分痛心，對暴力就算不是大聲譴責，心中也十分排斥。這對黃營擴充勢力形成天然屏障，黃營背後大腦的解決之道是希望暴徒學生減少對大學校長的羞辱，改而製造真真假假的形勢，把他們推到台前，接着不管校長同意與否，都為他們大叫校長未必認同的口號，使人誤以為大學校長都支持他們的所作所為，這樣對普通市民便可大大增加說服力，若是校長自己竟也跟着叫叫口號，那麼效果便更理想。

　　大學校長也不是省油的燈，我與好些校長談過，他們也知此等策略，不會這麼容易受人脅迫，所以在七、八月間，一些大學的學生會要校長參與遊行，基本上都失敗。今次段崇智校長的公開信對黃營而言，本應是一個突破，但這突破卻因公開信的滿紙荒唐，而作用歸零，反而段校長受到他身邊黃營中人的拖累而負上罵名，這對一個在科學上有貢獻，但在自己歷史上對本科生接觸甚少的人來說，十分可惜。

　　為何段的公開信起不了黃營希望得到的效果？原因很多，首要是八所大學的校董會主席本周初也聯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其內容等於摑了段一大巴。段要把中大變作犯法學生的庇護所，還要用納稅人的錢為學生在校外犯法提供法律服務，但八位主席的聲明卻指出，「所有大學持份者在任何時候都須守法」，「每位員工和學生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大學提供的支持都只是出於關顧。對於違反法例的學生或職員，大學有機制懲處，可以譴責、暫時停工停學、解除學籍或解僱。此等符合常識的說法，與段所鼓吹的對學生包庇一世的言論當然是差天共地。據說本來各校長要發一個聯合聲明，但既然有了一個校長已跌入陷阱，這個校長的聯合聲明只可能會空洞無物，這便要有勞他們名義上的上司去發一個更清楚的聲明了。有了這聲明，黑衣人想拖校長落水的圖謀便要大打折扣了。

　　有些東西外人還是不易明白的。在段校長發公開信之前，一些中大教授似乎得悉他即將要犯上大錯，連累中大的名譽，所以希望能約他見上一面討論一下，但遭到他以無時間為由拒絕。段校長出身皇仁，不少他的同學都是老香港，而且頗有名望，據說他們以同學朋友身份致電郵給他，指出學生前言不對後語，不可信，但段校長最終的不理勸喻，使到這些同窗十分憤怒。我還讀過有位中大教授寫給丘成桐的信，希望他主持公道。校友中發聲最有力的人之一是星島美西版的總編梁建鋒，他是個網紅，發表的時事影片等閒有數十萬人觀看。他在讀到校長公開信的同一天深夜十一時便搞了個特別節目，非常憤怒地評論此事，認為它的錯誤使得中大人抬不起頭來，他的仔細分析，我也同意。

　　我在港曾有近二十多年參與本科生的管理工作，這方面的經驗可能比專注實驗室工作的段校長多出十倍不止。我疑惑的是學生說詞當中漏洞百出，一查可知（但學生又托詞不可查，因他們不信現有機制），且他們可能怕惹上妨礙司法公正之刑責，在電台節目連忙改口。如此學生說詞，未經嚴謹考核前，怎能輕信？段校長有人稱之為段皇爺，小說中的南帝或南僧，固然慈祥寬宥，但易受騙。不過，我倒是覺得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唐僧更貼切。我生平見過無數年輕人很懂扮可憐博同情（有些當然是真的值得同情的），有些人要哭便可立刻淚流，悲愴滿面，情緒節奏亦掌握得妙絕，使我十分佩服，其中佼佼者是天安門中的柴玲。當日段皇爺是否像唐僧中看不透孫悟空見到的真像，我不知道。但慈悲之人有此心魔，並不奇怪。

　　思此更憶蔡元培，他在面對驕橫學生無理索求時敢於說誰上前便揍他一頓，以其文弱之軀而說出此話，無大勇焉可為之？段在匹茨堡大學中似尚未離職，仍有實驗室，不知是否可隨時回去？但這不會是理想結果，為港人及中大校友洗脫「暴校」之名，才是他當務之急。

(Headline Daily 2019-10-25)

林鄭施政報告未面對的問題 (雷鼎鳴)

林鄭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我記憶中最短的一份，內裏最有實質性的是房屋與相關的土地問題。針對房屋與土地，本身自然沒有不對，但對當前如何止暴制亂，卻完全沉默，輿論對此等取向，當然不會客氣。

政府公務員需要了解內地治國之道。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唯物辯證法。唯心唯物我們姑且不論，但辯證思維在《易經》、《孫子》、《老子》中都能清楚體會，近代毛澤東更在《矛盾論》中將它通俗化，連普通農民也懂得一點。辯證法其中一點便是要我們分清矛盾的主次，主要矛盾不首先去解決，而去處理一些次要的，不但事倍功半，甚至會無濟於事。以林鄭的學養，她大學時期的知識分子多多少少對此等思辯方法都應有所認識，她為何對水浸眼眉置之不理，反而把目光放在一些長遠問題，使人費解，也容易惹人作出種種猜疑。

須表達及落實止暴制亂決心

施政報告本來最需要做的是要表達及落實止暴制亂的決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用盡特首坐擁的龐大資源及權力去抓捕暴徒並繩之於法，而不是讓警察在各種制約下孤軍作戰。但我們並無看到丁點這樣的苗頭，暴亂就算將來因市民的反感而逐漸止息，只要犯法者一天未受到應有的懲罰，香港的內傷未來10至20年都不會康復，香港肯定會跌出中國一綫城市的行列，至於會否連內地二綫城市也追不上，便要看港人能否吸收教訓。時間亦不在香港一邊，亂局拖得愈久，香港內傷愈重，但內地城市仍在不斷以驚人速度進步。最近到訪內地的二綫城市，發現別人已經不太當香港是那麼一回事了。

辯證法也告訴我們，矛盾可互相轉化。大半年前，房屋是社會中最尖銳的矛盾，現在不是，但將來房價若高企，這矛盾也終會回來再成為我們的噩夢，所以林鄭在施政報告中突出土地房屋問題並非錯誤，尤其是解決房屋土地問題需時，現在不下大工夫，將來便來不及了。我不會說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完全沒用，但香港土地問題的難以解決，政治因素很多。我認為關鍵的政策是要能讓市民深信，有大量的土地將陸續湧至，現在若有人囤積居奇，不快點把手上土地脫手，只會損手爛腳。如此一來，政府不論用討價還價還是用法律手段，短期內取得土地的機會都可大增。要創造到條件，大嶼山東邊交椅州的填海造地是關鍵，因其規模夠大，對樓價影響力高。眾所周知，政府填海比別人慢三拍，會否因土地出現太晚，對今天沒影響？這要看政府的意志，若大家都相信這是勢在必行，而且步伐會比預期的更快，那麼對可較快發展的棕地或農地的擁有者而言，便會構成壓力，為免將來價低，只好及早建屋，這便可有助解決中短綫的問題。不過，在施政報告中，我們仍未看到政府有何堅定意志，再加上近月政府民望低迷，我們如何敢指望人民深信政府有足夠意志排除萬難，加快填海的速度？政府不在施政報告中表達出一種一往無前的勇氣，浪費了一個機會。

中小學老師應採短期合約制

長遠但又急待開始着手解決的是教育問題，施政報告對此基本上是無言以對。港人眼見一群群恍如中了邪、充滿戾氣的學生，喪失了辨別是非能力到處搞破壞，若不准他們用粗口，他們可能連聲音也發不出，豈能不對香港的前景充滿憂慮？我10多年前已說過，教改使老師的行政工作增加，造成了不少怨氣，而怨氣的積累，日久可扭曲人對世界的認知。沒有一大批思想偏頗的教師，教不出更大批是非不分的學生。這一代年輕人中，有一部分可以假設為已被毀掉了，他們未來在職場中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哪個僱主願意把一些疑似暴徒的人放在自己公司中？此種悲劇要長時間才能化解，但首要做的是教育界的另一次改革。

根據今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實地實驗結果，要老師做好本份是必須的，而做好本份要有合理的評核機制，而且不應讓他們有長期工作合約。根據他們研究的發現，只得短期合約、但若表現良好便可續約的老師，教出來的學生成績會更為優異。香港教師的工會不會歡迎此種有實證基礎的科學結論（這並不適用於大學，因大學有另外的機制可保持教授的水準），但若政府有勇氣的話，實應在中小學都引入短期合約，學生成績能進步的便續約加薪，退步的便另謀高就，這對老師也是好的，不適合當老師的宜早日轉行，自己會開心一點。老師要重視學生的學業，便沒有胡亂灌輸個人的政治思想了。

(Sky Post 2019-10-18)

今屆經濟諾獎對我們有何啟示？ (雷鼎鳴)

　　今年諾貝爾經濟獎頒給麻省理工及哈佛的三位教授，班納之（Abhijit Banerjee）、他的學生與妻子杜芙路（Esther Duflo）與克藍馬（Michael Kremer），三人都是對近二十年的發展經濟學有重大貢獻，至於他們是否最適當人選可以有爭論，但他們的研究結果是一流的，而且對降低落後國家的貧窮率大有幫助，卻是不用懷疑。

　　三人的主要貢獻是推動了在貧窮地區的實地政策實驗，把龐大繁複的如何發展經濟問題分而化之為一大堆較小型較簡單可依靠實驗驗證的具體政策。我說他們推動，而不是首創，是因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不少相近的嘗試。已故的芝加哥大學副校長與經濟系主任約翰信（D. Gale Johnson）早年已曾帶領他的中國門生（最有名的是北大的林毅夫）到各個中國農村實地考察研究。至於用實驗方法去研究政策，在經濟學界中亦早有不少先例，已故的古魯格（Alan Kruegen）研究小班教學是否有成效都是例子。但在貧窮國家，如肯亞、印度等的農村實地展開大型的研究，卻往往是艱苦及費時的任務，經濟學家不免會視之為畏途，不如分析別人搜集回來的數據更舒適一點。試想，在一些非洲的農村，在不同的群組實施不同的教育政策，其成果往往不是一年半載便可定奪，需要十年磨一劍的意志與決心（雖然有時也可幾劍同磨，以省時間），三位學者不但身體力行，而且推動了其他人做此等有益有價值的工作，我們應感到佩服。

　　他們做過了大量的研究，有些頗為有意思。舉一些例子，克藍馬發現，用提供免費課本的方法去幫助窮人子弟學習，成效有限，以免費午餐去吸引學生上學作用也不大，二者並用會好些，但仍達不到希望得到的效果。不過，若集中資源幫助成績較差的學生提升其水平，卻是有顯著成效。

　　在教學上，發展中國家所用的教材，往往不符合學生需要。老師也必須問責，他們發現，老師若有長期合約，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往往不負責任，教學敷衍了事。但若他們只有短期合約，是否續約與升級，要與教學水平掛鈎，則學生成績會優越得多。此種結果符合經濟理論，但他們難能可貴之處是在落後貧窮地方做實驗，一樣得到同樣結果！此等成果，很值得香港教育界參考，政府若只是對教育界增撥資源是不足夠的，必須問責。大專界有嚴酷的對每位教員的評核制度，總體經費亦與研究成績有關，但中小學近年出現亂象，不少朋友都說不敢把子女送到本地學校就讀，以免被荼毒而家長也未知道。雖然我深信大部份教師都會重視其專業，但大量證據也讓我們不能否定一種現象，便是有人不顧學生的利益，只是忙於把自己扭曲了的政治理念傳給學生，這便不能不使我們重視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智慧，教師也要問責，其合約不應是長期性的，要以其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作為重要的評核標準。我們知道，教育是決定貧富的重要因素，不可不察。

　　幾位教授當然有大量其他的發現，例如設置流動站替村民免費注射疫苗有用，但效果遠不及對接受注射者同一時間送上一袋小扁豆，後者還可降低成本，因為設置醫療流動站而乏人問津所付出的成本遠大於送出禮物。

　　在上文我暗示過也許有其他人更值得獲得這次的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全球尚有數以億計的人活在赤貧當中，這是事實，亦是人類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但在脫貧方面貢獻最大的卻是中國。據世界銀行數據，1981年中國有88%人口活在每日開支1.9美元以下（以2011年價格計算），而2015年已跌到0.7%，以此標準的貧窮人口減少了8億5千萬人！到了今年，脫貧人口肯定更高，這0.7%很快便會消失了。

　　中國的脫貧是公認世界做得最好的，從2007年至2017年，農村可支配人均名義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2%，比較富裕城鎮的10.3%更快，當中可見對脫貧的重視。這些成績不但是人民與企業家的努力，當中亦灌滿了大量經濟學家實地研究各項政策得失的考察研究。獎項給予一些有貢獻的高手無問題，但諾貝爾獎仍未頒給有重大貢獻使到中國有着人類最輝煌經濟成績表的中國經濟學家，總是會使到評審委員會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

 

(Headline Daily 2019-10-18)

暴亂後香港的地位 （雷鼎鳴）

過去4個月香港出現了多場暴動後，中港關係會變得怎樣？香港還有何前景？

影響最深遠的一次無疑是《環球時報》記者在香港機場遭禁錮及被暴徒毆打一事。本來全世界各地，無論是子彈炮彈如何橫飛，政府都會力保機場安全，但那次香港政府及佔據機場的暴民都犯下了彌天大錯，一次事故，幾天之內竟有42億人次觀看視頻，「我支持香港警察」成為潮語。

42億！沒有甚麼力量能把這集體記憶抹掉的，可幸此事可一分為二，一是在內地人眼中，港人和平守法理性形象一瞬間崩塌了，香港因而蒙受的損失難以估算；二是內地人還肯講是非，擺明車馬支持香港警察，而不是把港人全都看成是壞蛋。香港那些罔顧事實、視警員為黑警的人，當然對此不滿，但連劉亦菲此等有萬千影迷的美女也堅持要撑香港警察，港人總算尚不致全部成為大陸人民的公敵，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港人和平形象瞬間破滅

有些人或以為內地人民資訊封閉，才會有如此的「誤判」。其實內地資訊流通之廣，早已超越港人所知，而且他們每年有過億人出國旅行，對世界的信息怎會不掌握？倒是有些港人連內地也從未踏足過，其無知使人擔心。如果我們搜尋一些內地知名博聞強記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又如何看待香港的亂局呢？

我有位朋友陳平，本來是物理學家出身，但半途出家，在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當教授，退休後又到復旦去，近來才曉得他自號「眉山劍客」，經常發表評論，是內地知名的評論人了。最近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香港的評論，倒也頗有代表性。

他首先以大量基本上都準確的數據指出，大陸經濟增長比歐美及香港都快，而且香港尚能稍勝歐美的，也只是因為有中國的幫助，所以香港人實無資格擺甚麼譜。此話對不少港人而言可能十分刺耳，但平情而論，他的觀點依然是有根有據，內地人不忿港人能享超級國民身份，不用交稅尚可有種種優惠，不在少數。也許平常他們不說，但一旦認定港人中有人不懂感恩，情況便難說。不幸地，有些港人還不知進退，自以為對國家仍然貢獻很大，例如誤以為內地的外來資金多半來自香港，殊不知，這些只是內地出口轉內銷的資金，是利港政策一部分。

陳平認為這場風暴，中央的最好政策便是等香港陷入蕭條，經濟爛透爛掉，港人才會端正態度，學懂感恩，知道脫離不了中國，才再施援手。

我與陳平是老朋友，但不喜歡這觀點。香港並非人人都是只懂擺譜的井底之蛙，我們一樣對那些破壞中港關係的無知之輩感到不滿，我們不應為他們的錯誤承受責任。但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的確有責任與這些人千方百計劃清界綫，免被其害。

內地利港政策或漸消失

另一位著名的公知是張維為，他大名鼎鼎，也在復旦，前年他來港時，曾與他在一飯局上交流過。他對香港近日的事情，倒是認為是一史詩般的學習機會，一下子內地人民得到一次絕佳的愛國教育機會。

他表示，內地連瘋狂追星的「飯圈女孩」（我也是第一次聽這名詞），也排山倒海地愛國，一下子甚麼是顏色革命、甚麼是制度自信等等，大家多多少少都懂了，「港獨」又變成全球華人社會中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他說得會否誇張了一點？以我觀察，真的頗有根據。張維為是一個世界級的知識分子，幾年前與史丹福寫《歷史的終結》的福山辯論「阿拉伯之春」，一年後事實證明他的推斷完全正確，技驚四座。但我們若細想一下，他雖然客氣，骨子裏卻是把香港暴徒的愚蠢看成是反面教材。香港從過去內地人心中的「高大上」變為反面教材，這對香港不危險嗎？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香港再不會有超級城市的地位，深圳這個先行示範區會取而代之，利港的優惠政策也許慢慢會消失。這便是攬炒的結果，但炒的不是別人，只是自己。

（Sky Post 3019-10-11)

怎樣最大化《禁蒙面法》的效果 (雷鼎鳴)

　　《禁蒙面法》實施後，至本文執筆為止，據說已拘捕了77名相關犯案人士，但在示威集會中，仍有眾多暴徒戴上面罩，這便引起了一些人懷疑此法是否有效。

　　《禁蒙面法》是必須立的，它主要打擊那些犯法但又想隱藏身份、增加警方蒐證困難的人。是否立法後便人人不敢戴口罩？當然不可能。就算有死刑、無期徒刑，一樣有人殺人越貨，難道我們便廢除這些刑罰嗎？不過，我們當然要考慮如何才能使蒙面法起到更大的效果。

　　經濟學家相信誘因的作用。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增加戴面罩的懲罰或提高成功檢控違法蒙面的機會率都會對犯法者有震懾作用。現在香港政府立的法只是對這些蒙面人最多判一年或罰款25000元，嚇阻力十分薄弱。假設成功拘捕並檢控入罪的機會是5%，那麼在那些躍躍欲試的準罪犯心中，預期懲罰只是兩三個星期的坐牢左右（被成功入罪的機會率乘上一年的牢獄）及一千元左右的罰款，幾乎與參加一個夏令營無大分別。近日有法官容許一蒙面被告以三百元保釋，我在坊間聽過無數的嘲諷之聲。也許法官有其道理，但李國能從前說過，司法制度不但要公平，還要使人感覺到（perceive）它是公平的。三百元的保釋不論有無理據，也顯然加深了民間所說「警察拉人，黃官放人」的印象，這是很不幸的。蒙面法犯罪蒐證容易，希望香港的司法界從嚴對待，否則政府便應把最高一年坐牢之期大幅增加至與加拿大的十年看齊。

　　 在具體刑期上，有些細節必須考慮。這點可從犯罪經濟學的一些經典理論得到啟示。

　　假設有一殺人犯在逃，而殺人的刑罰是死刑，那麼死刑對此殺人犯還有無嚇阻力，使他不敢再去殺？答案當然是再無嚇阻力，殺了一人被抓到是死，再多殺一人也是死，所以殺第二個、第三個等的邊際成本是零，而且還可能在被追捕時，繼續殺人清除被捕的危機。歷史上不同的執法機構也深明此理，所以死刑並不算極刑，有些罪大惡極的會被誅九族、凌遲處死等，我在歐洲一些城堡中參觀過一些酷刑室，甚為恐怖。現代社會不會容許這些，所以執法者對在逃殺人犯多會成立專案小組，投入大量資源早日將其拘捕歸案。此種缺法是雖然加重不了刑罰，但卻可用增加成功緝捕的機會率去增加嚇阻力。

　　話說回來，上述對《禁蒙面法》有何啟示？有的，有兩點要注意。第一，蒙面者很有可能同時犯上其他的罪行，例如在搞暴動、在破壞、在傷人。判罪時不可把蒙面刑罰和其他罪的刑罰同期執行，必須分開執行，否則這只等同蒙面罪的邊際懲罰是零，這不但不會嚇阻別人蒙面，還會鼓勵他們蒙面，因這更有助於他們隱藏身份也。第二，因蒙面本身已可能犯了罪，警方不妨大肆拘捕那些只觸犯此法之人，並送他們坐牢一年。如此可大樹此法的威嚴，減少閒雜人等以身試法的機會。示威活動中減少了蒙面人，真正犯法的人便會減少，警察維持治安的能力便會增強。

　　蒙面本來便不是好事，偷偷摸摸的，做了壞事，損害了公眾利益，又不敢承擔責任，如此沒擔當的行徑，竟有人吹捧之，是社會的病，教育界也應感到慚愧。

  政府能否扭轉此局面，要看其是否只求敷衍塞責，還是全力以赴，若是前者，則根據《基本法》十八條引入全國性法律，最終便不可或免。

 

(Headline Daily 2019-10-11)

建國70年回顧與展望 (雷鼎鳴)

10年前中國建國60周年前夕，本報編輯部問我要稿，我交了篇萬餘字的報告〈建國60年經濟回顧〉，分幾期連載刊出。10年過後，又是一個適當的回顧與展望的機會。

 

我撰寫10年前的報告時，所用的數據都統一用到2007年為止，今天為了可比性，我用的數據便也以2017年而不是以2018年為終點，但這並無影響到結論。從2007至2017年，中國經濟獲得了什麼成績？經濟政策有何調整？有什麼領域並無變化？

 

廣東與貴州的GDP比較

 

2007年中國的實質GDP增長高得驚人，是14.2%，除了1984年的15.2%增長外，這是中國經濟表現最好的一年了。2017年，GDP增長率已降至6.9%，但在增長的絕對值上，中國的成績依然亮麗。2017年中國的總體實質GDP是2007年的2.21倍，人均實質GDP是2.1倍，資本總額是2.5倍。換言之，中國人民目前大半的收入及資本財富都是這10年內新增的！未來10年有否如此輝煌的成績，現言之尚早，但以目前走勢看來，仍有大概率的機會國力再接近翻一番。

 

GDP是衡量經濟變化的最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世界銀行有一個GovData 360的網站，當中有評估世界各國的幾百個指標，我選了兩個，政府的有效性及總體基建的質量，從這些數據皆可見到，中國的進步一樣是高速的，成績早已遠遠拋離世界的中間數，亦即中國雖未達致世界上最先進水平，但已是完勝大多數國家了。

 

在10年前的文章中我說過，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靠開放政策，此政策使到中國的企業要面對世界的競爭，為了生存便必須努力改善自己的生產效率。這模式在今天仍適用，但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卻又靜悄悄地發生了轉變，我們可用貴州與廣東的比較作例子說明此點。

 

廣東是個富庶的省份，貴州則很窮。從1952年到改革開放才剛開始的1978年，廣東的實質GDP總共上升了267%，貴州則是274%。由此可見，若無改革開放，廣東的增長速度還稍為低於貴州。但2007年廣東的實質GDP卻是1978年的41倍，貴州則「只是」13.4倍，而我們知道，廣東是最開放的省份，貴州則封閉，2007年，廣東進出口總額是它的GDP的156%，貴州只是6.4%，兩省不可相提並論。最近10年，兩者的開放程度變化不大，廣東的進出口貿易額佔它的GDP比重已滑落至76%，這主要是GDP很高所致，而貴州這方面卻也無進步，進出口更跌至GDP的4.1%。

 

我們是否可據此而預期貴州表現更差呢？結果剛好相反，2017年廣東的GDP是 2007年的2.39倍，平均年增長9.1%，但貴州卻如有神助，是3.06倍，年均增長 11.85%！為何並不開放的貴州最近10年有此驕人成績？我相信是貴州採用了另一模式，近年大搞高科技並吸引外來科技人員所致。廣東雖一樣在科技上有大投入，但經過騰籠換鳥後，高科技產品雖有大幅增加，但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產業北遷，總也會拖累了部分的增長。

 

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有龐大的市場以作支持，但它更需要的，是對科研及教育的投入。在2007年，中國投放在科研與發展的經費是GDP的1.49%，到了2017年，已高達2.13%，我們還要注意，2017年的GDP相對於2007年，早已大漲了121%，在2017年中國的科研經費已達17,606億元，是比前充裕得多了，難怪中國近年吸引了大批科學家從海外回流。

 

兩間房與兩個球場的工程師

 

教育對科技的進步不可或缺，蘋果的CEO Tim Cook便曾慨嘆，蘋果離不開中國，很難回到美國生產，原因是它需要大量的中級工程師替它工作，美國能提供的，兩個房間便可容納，但在中國，隨時可找到能站滿兩個足球場的工程師。在教育經費上，2006年是GDP的4.6%（政府負擔了3%），但到了2016年，也增至5.23%（政府負擔4.22%）。

 

在高等教育方面，就讀學生的總數已有3000萬人，比歐美的總和還要多。在高端人才方面，現時每年回流的留學生數量早已超出4年前出國的留學生。有了經費及人才的配合，科教興國的道路自然走得順利。如上所說，科技發展一樣需要大市場，但因中國自己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已非常龐大，所以就算有貿易戰及科技戰，只要中國能保持資金及人才上的優勢，經濟仍可靠科技推動起來。

 

提高生產力的另一招是人口城鎮化。人民居住在城市，接觸較先進的科技及管理的機會增加，生產效率及收入都會比農村為高。在1982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20.9%，其餘住在鄉村的，多達7.97億人。到了2007年，城鎮人口佔比已達44.9%，農村人口的比例雖已劇跌至55.1%，但總數仍有7.28億人。但隨人口繼續遷移至城市，到了2017年城鎮人口已多於農村人口，58.5%的人都住在城鎮。城鎮人口的增加，是支持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我們也可看到，尚有四成多的人口仍留在農村，城鎮化將來還有空間繼續發展，來自這方面的增長動力在一二十年內還會舉足輕重，繼續發揮作用。

 

然而，城鎮化又容易帶起另一問題，農村人口收入比不上城市，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便不利社會穩定，如何可保住鄉村人口收入的增長？在1978年，城市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的2.57倍，到了2007年，差距已擴大至3.14倍，此種情況若持續，對社會十分不利。再看2017年，這問題卻有所緩解，城鎮人口收入相對於農村人口，跌回至2.71倍。用另一角度看，在這10年內，城鎮人口人均名義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上升10.3%，但農村更高，是12%。這說明，中國這10年打破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宿命。

 

這是了不起的事，農村收入一般不易提高，為何可做到？我估計有兩個原因。第一，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有所提高，這有利農民。第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大幅提升，人民食物的質量也得到改善。在五六十年代或更早，中國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農業失收，甚至是死人無數的大饑荒，但近半世紀以來，饑荒已近乎絕跡，過去每年中國公布的統計數據中，糧產多少千萬噸是萬眾注目的數字，近二三十年來幾乎已無人理會，這是因為大量採用了科學方法後，耕地面積雖然萎縮，但產量卻遠遠超越了只夠充飢的水平，肉類、水果等消費也變得普遍。

 

城鄉收入差距外，區域的差距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痛點。中國可分為3個大區域，沿海省份、中部地帶及西部較偏僻之地。我們可用浙江、湖北及甘肅為典型，代表這3個地區。在2007年時，浙江的人均產值是湖北的2.31倍，亦是甘肅的3.61倍，這反映出巨大的地區性差別，這10年來又有無改善？是有的，浙江平均每年的名義人均產值仍保有9.4%的增長率，湖北卻有超強的成績，每年有14%增長，甘肅的貧窮仍未全面解決，但也有每年10.7%增長，差距問題稍有紓緩。中央政府重視大西北的發展，是否真有成效，或許要多看10年。

 

城市與鄉村人均產值差距

 

從上述可見，過去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仍有卓越的成績，人民的收入及財富都翻了不止一番，收入差距的問題也有紓緩。在政治制度上，若按西方的標準，則中國無疑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這一點反而對西方的制度帶來一種嚴重的挑戰，為什麼排拒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可以持續地得到奇蹟性的成績，反而西方國家在過去十多年除了有金融海嘯外，尚有歐債危機，日本經濟又接近停滯30年，歐美民粹主義爆發，選出不學無術的美國總統，英國也被公投後的脫歐搞得焦頭爛額？此種對比使西方世界及其支持者十分不安，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首當其衝，千方百計打擊中國的發展是情理之常，但貿易戰美國應已知道打輸了，唯有寄希望於中國自己崩盤，從而得到心靈上的慰藉。

 

不過，中國經濟會停頓下來嗎？這是個概率近乎零的事。若按定量分析，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近73%來自中國的高儲蓄及高投資率，26%來自生產效率（亦即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上文所提到的改革開放、科技教育的投資、城鎮化等等因素，這些因素正是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對經濟增長起作用，它們在未來的幾十年不會無緣無故的消失。

 

我曾經作過一些定量推算，假如中國人民願意維持現今約等於GDP 43%的投資率，資本積累會繼續快速發展，那麼就算生產效率進步速度是零，到了30年後建國100周年時，到時的實質GDP將會是今天的3.1倍。倘若全要素生產力能維持到每年1.7%的增長速度（已顯著低於過去），那麼在2049年時，中國的實質GDP將是2018年的5.2倍，即平均每年以5.47%的速度增長。

 

10年後，若我再寫一次回顧，有大概率的機會中國經濟在更多領域超越美國。 10年前所預期的，今天基本上已實現。

 

(HKEJ 201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