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抬頭 世界不穩 (雷鼎鳴)

 山雨欲來風滿樓，世界可能正處於風雲變色的前夕，我們在一些國家的民情中總可找到一些先兆。我們若有足夠智慧，便應早作準備，在危機未發生前便先把它們化解掉。

造成世界政經格局大變的主要動力是全球經濟一體化。這個過程使到整個世界的生產力大幅上升，我以前已多次說過，不贅。但不同國家不同人等得益卻不盡相同，西方國家或富裕地區主要是資本家得益，普通人得到的好處有限。至於有參與全球化生產與貿易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與印度，則脫胎換骨，得益非凡，大多數的普通人實質收入也猛升數十倍。此種東升西降的架勢在原本富裕的地區自然滋生出強烈的不滿及民粹主義思潮，大大不利政治與經濟的穩定。

以動聽口號鼓吹破壞

民粹主義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它的排外性，或甚至是仇外，二是它的反精英或仇富。這很易理解，原本是富裕地區的人民眼見外地人民生活不停改善，自己社會某些精英也暴富起來，但自己卻依然故我原地踏步，怎得不怨忿？打爛舊秩序正合他們心意。他們的思想基於怨恨，就算有愛與和平的口號，也只不過是包裝，並非真實，所以一旦讓其動員起來，所產生的力量只可能是破壞性、不守法及極端的，不會是社會之福，3年前香港的黑暴可充分體現這些原素。

正因為民粹主義者的行事並無底綫，他們也需要一些動聽的口號去填補自己道德上的空虛。有些人會假托自己的信念是自由民主，別人則是邪惡。馬斯克收購了推特，在美國中期大選後留言「Vox Populi、Vox Dei」（人民的聲音便是天主的聲音）。此人親特朗普，大概以為共和黨的小勝便是天主的旨意。此種把自己的個人願望或信念假托最高權威，古今中外皆有之，中國周公年代是天命論，法國路易十四也自稱擁有Mandate of Heaven。

暫非政治上萬應靈丹

在歐洲，民粹主義抬頭，不但體現在政客與媒體的評論上，在選舉結果也可見端倪。意大利新選出的總理梅洛尼屬極右民粹政黨意大利兄弟黨，在支持梅洛尼的集會中，赫然有見仿效當年墨索里尼黑衣隊衣着的群眾出現，梅洛尼不知會否努力褪去法西斯淵源的色彩？瑞典過去本是一個較為左傾的福利國，但有新納粹背景、反對非歐盟國家人民移民到彼邦的瑞典民主黨一樣可變身為第二大黨，成為執政右翼聯盟的一部分。美國6年前已出現了特朗普，他的選民當中，雖有人認同自由市場機制，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十分民粹，排外精神在蓬佩奧等反華人士中可明顯見到，去年1月6日衝擊國會山莊也可見其無法無天反精英的態度。

但不要以為民粹主義已取得全面勝利。美國共和黨在此次中期選舉中成績不及預期，反映其討好民粹的手段也不見得被人民完全受落。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博爾索納羅以輕微票數輸給盧拉，說明民粹主義並非政治上的萬應靈丹。民粹主義者與其他政治力量在西方角力，似在互相拉鋸，仍未到勝負已定。

對假消息免疫力差勁

民粹主義者最使人討厭的一點便是他們理性思維欠缺，喜歡以極端思想指導行為，對製造假新聞自欺欺人，他們認為是替天行道的正義之舉。西方傳媒一直集體抹黑中國，固然有政治利益的考量，但與民粹主義自命正義、他人則邪惡的作風是一脈相承。對於假消息，民粹主義者的免疫力十分差勁。3年前所謂的831太子站多人死亡失蹤鬧劇，至今仍有頭腦閉塞的人深信不疑，足可警惕我們，腦袋一受民粹侵害，智商便再無下限。

半世紀前香港大專界的口號中有一句是「放眼世界」。此口號今天仍有現實意義，放眼世界才可見到西方世界近年亂象紛呈，其既有的西式民主制度不但對民粹主義毫無防範能力，而且還容易遭到騎劫，民粹與劣質民主渾然一體，對世界的穩定性遺禍深遠。香港的黑暴被西方傳媒稱之為民主運動，但黑暴的真身其實是排外、反精英、視法治為無物的民粹主義破壞者，與希特拉的納粹棕衣青年團或文革紅衞兵的行為並無重大區別。但西方傳媒也非全錯，民粹確有可能寄居於民主中，民主有優質元素也有劣質元素，它的劣質部分與民粹主義也難以分辨。只是當今西方世界受此思潮影響的人不少，未來這會是動亂的根源。

 

(晴報，經濟日報 2022-11-25)

習拜會顯示出的微妙變化 (雷鼎鳴)

 

最近幾個月，國際大事頻仍，反映世界正處於大變局中。3個多月前，佩洛西愚蠢地訪問台灣，被視為火上加油、挑釁中國的行徑，中國隨即包圍台海演習，也沒有國家可以說中國不是。英國接連換了兩次首相，顯示英國公投脫歐後，國力大損，進退失據，不知如何是好。中共二十大前，仍有一些「分析員」說習近平快將倒台，這是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分析的教材。習出國參加上合會議，使人驚覺中國早已布了局，佔有歐亞陸地65%、世界人口43%的9個國家，悄悄地已組成合作組織，當中包括能源與天然資源及產業大國，加起來只佔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西方盟國若要圍堵上合組織成員，不啻是在孤立自己。二十大後，德國總理帶同商團來華訪問，說明德國也並不願意聽從美國指揮。美國選舉結束，共和黨奪取不了參院，白宮暫不用走極端路綫討好民粹主義。這幾天東盟與G20會議，一會接一會，元首各自開會，互摸底綫，籌劃未來世界的大局。

 

拜登轉軚 提「五不四無意」

這些元首會議中，最受人注目的當然是習近平與拜登開了3個多小時的會。會議過後，王毅向媒體透露，兩位元首開會，是拜登要求的，大家的溝通「坦誠、深入、建設性、戰略性」。「坦誠」意味着雙方都把問題擺出來，「建設性」則應是指美方有讓步，中國認為出現了對己有利的進展。究竟拜登說了些甚麼使王毅如此興奮？

拜登的立場可歸結為「五不四無意」︰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強化盟友關係反中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無意尋求與中國脫鈎、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

拜登此種「表態」，使人愕然。兩年前蓬佩奧及其他幾位大員，不是曾信誓旦旦聲討中國共產黨並煽動人民推翻它嗎？美國敢說沒有拉攏盟友向中國禁運高科技產品，打擊華為？組織五眼聯盟、QUAD等，還附上一些軍事演習，這些不是冷戰是甚麼？美國一直賣軍火給台灣，有美國軍人在台灣，已不是甚麼秘密，不支持台獨等，言行不符。貿易戰、科技戰、宣傳戰全部出齊，不是沒有往脫鈎路上走，只是發現一旦脫鈎便活不了，才自稱不打算脫鈎。

拜登是思覺失調？記憶力太差？「五不四無意」只是隨便亂說一通，麻痹中國，以待時機？還是白宮有高人指點，智慧有增長？或是轉了性乎？也許無人能知答案，但我們總可作些猜測或寄以一些希望。

拜登的轉軚，不會是緩兵之計。眾所周知，中美競爭中，時間在中國一方，拖延時間對美國並不利。假若白宮的策略家有足夠智慧，轉軚是要因應形勢，不得不為。

 

歐損失慘重 掀反美暗湧

自特朗普發動貿易戰開始，形勢有甚麼轉變，以致美國也要調整策略？美國應感覺到，遏制中國很不順利，貿易戰使美國的物價上升，但中國的貿易總額與順差都無因加了關稅而縮減。為中國的芯片製造設置障礙，倒是使美國的芯片商擔憂，假以時日，中國一樣可提升自己的芯片水平，取代美國，這樣便會使美國喪失了一個龐大的市場。

近年的地緣政治也使美國擔憂不已。美國與西方抹黑新疆，但世上的伊斯蘭國家卻一致支持中國，而新疆正是伊斯蘭人口眾多的省份。美國從前在中東呼風喚雨，但今天中東的大國，已不再聽美國指揮，沙特阿拉伯正是一個鮮明例子。澳洲的新任總理，一反前任，很想與中國重建關係。南美洲出現了新的政府，不滿美國，卻想與中國發展關係。就算是歐洲，表面上因俄烏戰爭而害怕起來，被美國乘虛而入，不敢造次，但這場戰爭令歐洲國家損失慘重，美國也不打算補償她們，這些國家與美國疏遠，只是早晚之事。德國總理訪華，頂住了不少反華壓力，但正好揭示了歐洲不滿美國的暗湧。美國要擔心的，是各國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會否都有求於中國，拋棄美國。

台海倘開戰 美無法阻華

台灣問題更是使美國擔心。中國的軍力及武器進步神速，近日聽到一種說法，若台海有戰爭，15分鐘內中國可以摧毀台灣的全部重要基建與軍事設施，靠的還不一定是先進昂貴的導彈，而是在移動軍車上發射的低成本火箭炮彈，原來火箭炮射程已可達400公里，覆蓋了整個台灣，且有北斗導航，十分準確，此仗怎麼還可打下去？以前我討論過的航母殺手已不用再重複了。

美國知道在台海戰爭中無法阻得住中國，可如何調整策略？以前我說過，美國希望中國成為挑釁者，這有助美國爭取盟國制裁中國，共同遏制中國發展，但這招不一定有效，其他國家不聽美國指揮，便成廢招。另一招是拋棄台灣，甚至支持和談，這樣美國還可扮演和平使者，爭回一點面子。是否如此，要看美國有無足夠智慧。

 

（晴報，經濟日報 2022-11-18）

 

歲月留情，那些你所不知道的香港故事 (雷鼎鳴）

內地不少官員曾說過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香港的確並不簡單，要了解香港，分析它的經濟社會數據是必須的，但更具挑戰性的是懂得港人的精神人心。要做到此點，便要先明白港人走過些什麼路。

香港人有很多種，他們觀點可以逈異，但所謂的「獅子山下精神」應被當做主流。所謂「獅子山下精神」，在羅文的《獅子山下》有不錯的詮釋，當中「同舟共濟」、「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的精神，近年雖被黑暴破壞，但在大多數港人心中，它們不會被否定。「獅子山下精神」還包含著堅毅不拔、肯拼搏不怕苦等元素，嚴格來說，在五、六十年代已出現，八、九十年代更形耀目，直接推動了香港的發展，創造了屬於港人的奇跡。若按世代來劃分，它是「嬰兒潮」1945年至1965年出生的世代的主流思想，又因為「嬰兒潮」時期的出生率特別高，這世代的影響力十分大，就算是今天，它的成員在社會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獅子山下精神」是怎樣孕育出來的？這顯然與「嬰兒潮」世代的成長環境有關。今天香港的社會環境已有異，如何才能保持此等寶貴的精神？這需要年輕的一代知道並體驗前人身處過的環境。我近日到石硤尾美荷樓生活館參觀，卻勾起了無數回憶，仿佛那個既困苦又充滿活力的年代又再重現眼前。

 

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哀鴻遍野，政府建了幾座6層高較為簡陋的樓宇供災民入住，是為香港徙置區的濫觴。今天臨近深水埗地標嘉頓餐廳的美荷樓當年是一座徙置大廈，但已經被翻新活化成為一青年旅社，更為難得的是，大樓中一部分已變身為一可供遊人旁觀的生活館。館中正有一個題為「歲月留情」的展覽。

「歲月留情」的展品都經考證過，但能顯現出五、六十年代基層港人的生活面貌。我是那年代的過來人，有資格驗證其真實性。展品是多層面的，可從不同角度幫助我們重溫當時的生活。

 

生活館中可見久違了的雜貨舖，從前它們在街頭林立，到處可見，販賣的多是柴米油鹽醬醋火水等廚房必備物資。在石油氣未普及前，炭柴被淘汰後，火水爐是主要的煑食能源工具，火水爐是個巧妙的發明，操作簡單，火力大小可控，從前我常要拿個大玻璃樽到雜貨舖買火水，或帶個較小的瓶去打油。

「嬰兒潮」孩童沒有今天這麼多玩具，他們擁有的，大多都是一兩角錢的小玩具，又或是些自製的風箏之類的。展館中有風箏，我記得風箏的線都經我們特殊加工，通常是在街上撿個破燈泡，將其磨成碎粉，用膠漿黏在線上，有利於在高空鎅下掉下來的風箏據為己有。那年代的玩具便是這麼簡單及自製的。生活館中也有收音機，一台原子粒收音機已是大多數家庭的主要娛樂工具，用以聽李我的天空小說、倫理小說、偵探小說等。若有南華對愉園或是星島、九巴的足球賽，到涼茶舖花一角錢買杯蔗水賴死不走，聽葉觀楫、盧振喧，通過收音機講波，是最緊張興奮的娛樂。

生活館的展品亦有反映生活困難的一面。香港缺水，在未有東江水到港前，常常制水，有時4天才供水4小時，家中要放滿儲水的木桶。為了節省空間，晚上睡覺會用帆布床，白天要摺起來，展館中見到近半個世紀未見的帆布床，十分驚喜。我是睡過兩三年帆布床的。但若論最具厭惡性的，卻是廁所。從前美荷樓每一層的多個用戶都要共用一些衛生條件很差的廁所，它們近似當年的公廁，我沒有住過徙置區，但住過沒有廁所的唐樓，孩提時期都是靠公廁的，與美荷樓無大分別，但想來當年並無怨言，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美荷樓也有展示膠花及其它家中手工作業的產品，我穿過膠花，為塑膠玩具塗過顏色等，那時我們這樣的家庭童工十分流行，今天是犯法的，但當年若無此賺錢機會，恐怕根本便沒有零用錢。把膠花從工廠分散到千家萬戶穿配，是偉大的工業組織模式，大大解放了香港的工業生產力，亦帶來額外收入。六十年代初期，小學教師月薪只得百餘元，若有300元的，便算是穩定的工作，500元便是很高級的職位了。

 

生活館有一展品十分有意思，是一本小學四年級下學期的尺牘課本。我把其中一篇開頭便是「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的半文言書信給小學時的同窗閱讀，一致認為，今天的中學生也不會寫得出，可見香港教育的語文水平比前頗有退步。

以上只是生活館展品的一鱗半爪，但足以使我們感受到「嬰兒潮」一代成長期的環境，他們物質短缺，生活清苦，卻動感十足，奮發向上，改善收入，以低成本的方式為自己的生活帶來樂趣。學校條件並不完善，有些甚至只是天台學校，但這些都無阻他們把香港從一座不起眼的城市建設成璀璨的國際大都會。他們是建設者，對於2019年黑暴對他們心血的破壞，天然地會特別反感到心痛。

香港來自「嬰兒潮」的建設者終有老去的一天，如何使香港寶貴的獅子山下精神得以傳承下去，是一大考驗。也許過去他們太過忙碌，對教育的被扭曲疏於防範，以致他們充滿正能量的故事險些失傳。這種缺失是要彌補的。黃奕鑑、陳東山、李勁松諸位有心人為美荷樓生活館活化所作的貢獻，對年輕人重新學習香港的歷史很有幫助，歲月留情的展覽值得品味再三。

（中環一筆  2022-11-14）

 

中美經濟脫鈎會造成甚麼影響？ (雷鼎鳴)

近年由美國推動的對華經濟脫鈎論在西方世界甚囂塵上，這是走回頭路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向，對全世界的經濟都破壞甚大。中國雖鼓吹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的有識之士及企業家很多都明白脫鈎之害，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後甚至明確反對脫鈎，但這些國家的政客要擺脫美國控制並不容易。究竟經濟脫鈎或使全球生產供應鏈斷裂，會帶來怎樣的危害？若全球化走上回頭路，中美兩國誰的損失會更大？

這些問題不易回答，近日重溫今屆經濟諾貝爾獎得主之一、前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最重要的1983年論文，頗有啟發。伯南克研究的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為何會發生，而且持續了這麼久，殺傷力這麼大。他所分析的金融危機與逆全球化的生產脫鈎，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內裏的深層次意義卻大有共通之處。

上世紀30年代，美國一間頗為健康的中型私營銀行「合眾國銀行」周轉不靈，美儲局不肯出手拯救，終於倒閉，這又引發了大量銀行擠提及倒閉，美國的GDP及就業率都斷崖式下跌，此段歷史，是美國財經界揮之不去的夢魘。伯南克延續了佛利民開創的研究，在1983年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論文，發現大蕭條確是因美儲局的失當所引致的銀行倒閉所造成。但為何銀行倒閉會有如此巨大及持續的破壞？主要原因是銀行在日常正常的業務中，與顧客建立了一定的互信，而互信又是建基於銀行所掌握到的客戶資訊，銀行知道哪些客戶可信，哪些涉及重大風險，在決定是否借出資金時有據可依,若銀行倒閉，這些資訊便湮沒了，受影響的客戶跑到別的銀行借錢，因無信用紀錄可尋，銀行可沒有這麼容易相信他們。借不到錢投資，經濟衰退劇化為蕭條，客戶的信用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重建，復甦變得遙遙無期。

 

中斷分工 降低生產力

 

伯南克的研究結果其實是印證了中國傳統的智慧︰覆水難收。有些東西失去了便回不到頭。銀行倒閉，其所掌握很有價值的資訊便灰飛湮滅了。這與生產鏈脫鈎有何相通？

過去40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大步發展，龐然大物的中國融入了世界經濟，使得世界的市場變得更大，生產分工更為細緻，各國或甚至各公司更能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去生產。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史密早已在《原富》指出，分工生產是促進生產效率進步的根本性因素。過去40年的全球化分工，更成功地創建了效率極高及十分複雜的生產供應鏈，一環扣一環，哪一環節出了問題，都足以構成重大影響，半年前上海封城波及世界，便顯出供應鏈一旦斷裂所造成的風險。

若中國與美西經濟脫鈎，會對全球生產力帶來甚麼影響？這有三重作用。第一，從前開始的全球分工並不是隨意而為，而是按各國的比較優勢而訂定。脫鈎後，各國便又都走回自力更生的舊路，甚麼都造，把資源從有優勢的生產中調配到不擅長的生產中去，這種過程本身便足以造成生產力下降，令經濟衰退。

第二重作用更嚴重。在原本的分工過程中，沒有優勢的企業早已被迫倒閉，她們的員工失了業、轉了行或已退出勞動市場，這些人原本的技術可能都已生了銹，沒有用了。工廠中的設備若未一早賣掉，恐怕也因年代久遠已不能再用了。銷售網絡在業務中斷幾十年後還能再用？不要開玩笑了。由此可見，全球化之下的分工，不單可推進有繼續生產的行業之生產力，又同時丟棄了沒有優勢的行業，後者原本擁有的人才、技術、設施、網絡，也是覆水難收，一去不復返了。舉個例子，香港現在是個金融中心，數十年前卻是個紡織業中心，現在若重操紡織故業，到哪裏找人？

第三是各國都生產自己所需，不作出口入口，這樣一來，公司面對的市場一定萎縮，沒有了足夠大的規模，賺不了錢。

 

華產業光譜 全球最寬

 

上述的作用，會造成世界性的生產大衰退或經濟蕭條，各國都會吃虧，但美國的虧比中國更大。美國本來把資源集中到高端產業，脫鈎後卻要重建中低端產業，這不是有較高的科技便做得到的。舉個例子，要美國復活40年前已丟棄的鋼鐵廠，能否找到資金及工人？我毫不樂觀。至於中國，產業光譜全世界最寬，甚麼產業都有基礎。這等於中國雖有大規模的分工，但即使不是擁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依然沒有滅絕，較易重出江湖，在逆全球化時不致措手不及。這好比伯南克在應付金融海嘯時，用量化寬鬆政策注資到所有銀行，防止她們倒閉，保住了其元氣及資訊，美國才能避免大蕭條。

中國還另有一有利之處，脫鈎後，她要強化的是高新科技，會大力加大投資，這會帶來持續的進步，反而美國要投入資源重搞低端工業，往落後方向走，不利之至。

 

(晴報，經濟日報 2022-11-11) 

英國衰敗之路難以逆轉 (雷鼎鳴)

 

近日最能反映西方國家正在踏上衰敗之路的事件，是英國接連換首相，卓慧思當了45天首相，「剋死」了英女王，推出所謂的「小預算案」，英鎊滙價立時應聲大跌，不得不另找高明。印裔英國人辛偉誠接棒，暫時穩住局面，但未必長久。

英國是否在衰落？這問題對世界政經格局有一定重要性，對那些要跑去英國謀生的香港移民，更是絕不能輕忽之事。從數據上看來，英國的經濟確有點不妙，今天英國人的平均工資，扣掉通脹後，比15年前還要低，近年更連續6年呈下降現象。按美國中情局《世界事實書》的數據，聯合王國的人均GDP，在2020年，只是德國的82%、美國的69%，與前佔領地相比，只是香港的74%、新加坡的45%。若以居住面積而論，人均面積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難怪美國的一些評論者也說︰「原來英國這麼窮！」窮以外，稅還多得很，入息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是45%，增值稅是20%，再加上國民保險稅、房產稅等等，人民的可支配收入真的所餘無幾，尤其是在倫敦以外更是如此。曾幾何時，英國視殖民地新加坡為不毛之地，現在卻希望把倫敦打造為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香港被列入紐倫港之一，看來已並不很馨香。

 

失殖民地豐厚資源 經濟萎靡

 

要明白英國衰敗的原因及卓慧思政策為何不得其法，我們應了解一下英國的歷史。在1500年，英國與西歐相比，並非經濟強國，據世界經濟史大師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數據，當時英國的人均GDP，只是歐洲12個有較好歷史數據國家平均值的89.7%，人口絕大部分住在農村，1萬人以上城鎮人口的數量只是總人口的3.1%，遠比不上意大利的14.9%或比利時的21.1%。但在16世紀中葉以後，英國戰勝了西班牙，又派遣船隊積極到世界各角落奪取資源及找尋殖民地，到了1600年，其人均GDP已比歐洲12國的平均高出7.5%，而且在那年成立了東印度公司，逐漸加深在印度的影響力。在17及18世紀，科學革命亦在英國出現，為後來的工業革命提供了重要基礎。

要論述大英帝國的歷史，不能不注意印度。東印度公司靠貿易作藉口，慢慢對印度建立了強大的控制力，到了1858年，英國還乾脆把印度納為殖民地。其實英國在印的人口，從來沒超過印度人口的0.05%，例如在1805年只得3.1萬人，為何能把印度控制得死死的？除了船堅炮利外，英國所倚仗的便是分化印度人，讓他們各自互相爭鬥，英國便可漁人得利。這一招英國也同樣用在其他殖民地之上，港人對此應深有體會。18及19世紀，英國不斷增加其殖民地，到了1913年，英國在非洲領地人口達5,200萬人、亞洲3.3億人，再加上澳洲、美洲等地，大英帝國人口總共達4.12億，是英國本土的10倍，其中印度獨佔了總人口的四分之三。而英國從這些殖民地，尤其是印度身上，所奪取的資源足以養肥英國，例如從印度得到的稅收可供養到英國龐大的軍費。到了1870年，英國的人均GDP已升至歐洲12國平均的1.53倍、美國的1.31倍。

但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霸權終不可持久，首先是美國大量投資在科技上，工業實力彎道超車，超越了英國。在1913年，英國人均GDP已被美國超越，只等於美國的93%，此後差距繼續擴大。但更大的問題是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1947年印度獨立，大英帝國便失去大部分人口，接着非洲的英國殖民地紛紛離去，失去了大部分殖民地的資源，英國的場面便撑不下去，衰落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1950年，英國人均GDP仍比歐洲12國平均高出37.8%，但到了1973年，已低於這些國家的平均值1%了。

 

退出歐盟仰美鼻息 實屬不智

 

80年代戴卓爾夫人上任，整頓了英國經濟，打擊了工會所造成的低效率，可算是英國中興的功臣，但她退任後，英國的頹勢又再重來。但這時全球經濟一體化迅猛發展，世界的生產力進步快速，英國也受惠。英國加入歐盟本是符合全球化趨勢的明智之舉，有助她抵擋失去殖民地打回原形後所帶來的困境，但英國總是有些人思念過去日不落帝國的風光，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愚蠢地退出了歐盟。

一退出歐盟，種種惡果便撲面而來，英國必須找新的靠山，美國是她的唯一選項，為了爭取美國支持，英國反華及反俄的態度十分積極，這是「投名狀」式的表態，一定要做得過分才能得美國相信。自己窮得要命也要資助烏克蘭，自己極需有效率的先進通訊系統，卻在經嚴格檢查並無發現安全問題時放棄華為，這對英國經濟的打擊，總是會體現的。

所以英國的根本性問題是生產力結構性衰落，必須改善生產力才可能解決其收入停滯，政府欠債纍纍的問題，卓慧思靠稍減稅收，又不懂把這與刺激生產拉上關係，自然解決不了問題，下台是活該的。

 

(晴報，經濟日報 2022-11-4)

中評深度：雷鼎鳴析香港經濟危與機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雷鼎鳴前不久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詳細解析了全球經濟形勢走向、香港如何應對潛在金融危機、美國持續加息對香港有何影響、如何理解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的保值方式等，並且對香港特區政府人才政策以及如何尋找香港經濟新增長動力點等提出積極建議。

 

雷鼎鳴認為，香港把美元資產作為外匯儲備的風險很高，應該積極考慮將其轉化為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同時，他認為香港要從海外和內地多吸引人才，尤其要在如何吸引人才留港方面下功夫，要打破一些不合時宜的框框條條政策。比如，應該取消對港漂的置業印花稅，取消後對樓市影響並不會太大，但對吸引人才留港上卻很有價值，其正面效果遠大於負面效果，值得香港特區政府這麼去做。此外，他認為，面对香港當前的經濟形勢，必須要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他建議，香港可以在高科技領域這個新方向上努力，比如可以嘗試醫療輸出，發揮香港高科技研究實驗室的優勢，通過香港把國際高科技和內地生產部門結合起來等等。

 

雷鼎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學士，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香港特區铜紫荆星章，太平紳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榮休教授，曾任港科大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經濟系系主任，商學院副院長，教務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訪問教授，大連工學院工業科技管理全國培訓中心美方教學團成員，1991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系終身教職。歷任香港特區政府就業專責小組﹐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扶貧委員會，公务员叙事委员会等十多個諮詢及法定架構成員，香港多份報刊專欄作家評論員。著有《龍鹰相搏》、《坐港觀天──從香港向外看經濟》、《民主民生的經濟解讀》、《幫香港算算賬》、《為港元危機斷症》、《用經濟學做眼睛》等14本書。

 

以下是具體問答內容：

 

中评社记者：世界銀行發佈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再次下調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您對全球經濟形勢有何預判？您認為，全球經濟的“寒冬”可能會持續多久？

 

雷鼎鳴：我對於未來五年的全球經濟持悲觀態度。因為經濟最怕兩點：一是高通脹，二是比較嚴重的經濟衰退。一方面，目前，已經出現了嚴重通脹，主要原因是兩年多前開始美國就不斷拼命印鈔票，如果用M1來表示貨幣數量，今年8月的M1是2020年1月的5.1倍，M2（廣義貨幣供應量）也增加了41%左右，這樣的快速增長引起的高通脹會逐漸顯現。美國可以通過提高利率來控制貨幣數量，但作用不大，因為美國政府花錢太多。美國也可以通過加息稍微控制通脹，但也同樣作用不大，因為利率壓不住通脹。回顧1980年，當時貨幣市場基金利率超過20%才把通脹壓力慢慢拉低。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的打擊，加之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尤其是美國想進行經濟戰爭，比如使用所謂制裁這一類的手段，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都有負面影響。目前，美國仍然在干預俄烏戰爭。總之，未來五到十年，世界經濟局面會很難。

 

中評社記者：在疫情大流行、地緣政治以及全球經濟面臨高通脹等多方因素影響下，您認為未來發生一系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有多高？今年恰好也是亞洲金融危機二十五週年，您認為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對香港應對潛在危機衝擊有哪些重要啟示？

 

雷鼎鳴：當經濟出現比較嚴重衰退的時候，發生金融危機並不奇怪。因為經濟很脆弱的時候，金融體系稍微有些問題就可能產生嚴重後果。目前俄烏戰爭已經對歐洲經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而香港則是受到美元的影響。因為港元和美元掛鉤，港幣兌美元的匯率基本上是穩定的。美國利率提高，除非香港利率跟著提高，否則一定會有部分資金回流美國。香港故意不提高利率，是因為滯留香港的資金太多，流走一部分對香港有好處。

 

我認為，香港大概率不會因為所謂資金流動引起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當時整個系統的設計都很有問題，所以外國炒家用大約三四十億港元就可以使香港整個金融系統風雨飄搖。但1998年，這個漏洞基本被填平。假如要再出現當年同樣的問題，炒家需要大概一萬多億港元才能引發當年的後果。

 

那麼，香港社會什麼情況下可能出現金融問題？只有在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聯手打擊港幣的情況下，比如讓港元從國際貨幣交易系統裡退出。但如果他們真的這麼做，整個世界就會出現很嚴重的金融風暴，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機還要嚴重。這同樣會給美國和西方世界的經濟帶來十分嚴峻的後果，所以他們是否會這麼做很值得懷疑。但也要注意，美國政府做決策時並不一定會從理性考慮出發，很多政策常常違背自身的利益，比如和中國打貿易戰，他們也討不了好。

 

中評社記者：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鮑威爾日前在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表示，美聯儲為抑制通貨膨脹可能需要在一段時間內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高位，過早放鬆政策可能導致通脹捲土重來。您認為，鮑威爾的講話傳遞了怎樣的政策信號？您認為美國這次加息的週期可能會持續多久？

 

雷鼎鳴：他說了實話。美國通脹是因為用錢太多，拼命借錢也不管用。除了讓下一代來承擔這一代的開支，還要讓外國買美國債券，加息就是想用更高的利率來吸引別人借錢給它。因為，美國在國外借不到錢的話，就得自己印鈔票，這樣物價會越來越高，人民擁有的錢購買力會越來越低。我認為，美國未來靠加息控制通脹，還需要加很多才有可能慢慢地把通脹壓下去。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控制開支，多生產、少消費。所以，未來五到十年，美國要想打破這個局面，正確的方法是利用其先進科研體制多投資，靠生產力的進步來抵消其錯誤理財政策帶來的後果。不過美國社會很難做到，尤其是民主黨政府還是拼命花錢。

 

至於美國加息的週期，具體會持續幾年很難下定論。受地緣政治因素和新冠疫情影響，美國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新冠導致美國死亡人數超過100萬，本身已經引起很大的經濟損失，利率提高過快的話容易引起經濟大衰退。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所以，五年是保守估計，任正非提出的“十年寒冬”是有可能的。中國要頂住這個衝擊，就要不斷改革，通過科技進步來提高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此外，在經濟模式方面也要慢慢轉型，要暢通內循環，同時發展外循環，向外開拓新市場。

 

中評社記者：我們注意到，香港的官方外匯儲備資產和香港銀行體系結餘正在不斷減少，您認為這兩個指標數字下降意味著什麼？如果持續下降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雷鼎鳴：香港所謂資金的流進和流出唯一指標是貨幣基礎。根據香港的制度，有一塊美元流進香港銀行體系，金管局就會給銀行一個文件允許發行7.8元港幣。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有大量資金湧入香港，當時香港貨幣基礎總共有3300億港幣，這意味著歷史上從外國净流進香港的加起來有3000多個億。後來的十幾年間，增加了最高兩萬多億，尤其是在2008年以後增加了很多倍。所以，香港不缺外匯，而是外匯太多。假如允許這麼多錢湧進香港而不進行處理的話，香港的通脹率可能會有很大的增幅，對香港的破壞很大。針對這種情況，金管局的應對方法是發行外匯基金票據，把70%左右的錢都吸收回來，收不回來的錢就通過買美國債券的方式送回美國，這樣在香港社會裡面流動的貨幣量就可以完全不受影響。

 

香港本來的外匯儲備有四萬多億，現在大概還不到四萬億。其中一半是貨幣基礎，另一半是香港政府過去儲備起來的錢，如財政儲備、土地基金。最近幾個月香港貨幣基礎的確有所減少。今年2月初，香港總共有2.16萬億港元的貨幣基礎，從那時開始就呈現出逐步下降的總體趨勢。截至到10月12日，貨幣基礎是1.92萬億，流走大概2400億。這對香港經濟並沒有負面影響，反而有好處。因為香港太多的外匯儲備是美元儲備，將來在地緣政治裡，欠錢的人反而是老大，誰是最大的債主誰吃虧。2400億流走是很正常的，過去美國只要加息就會有資金流走。假如香港政府想要留住資金，可以允許銀行提高港元利率，但是他們不願意這麼做，這主要是手上有太多的錢，而且是不正常的多。我認為，即使香港流走一萬億左右的資金，也照樣不會對經濟產生影響，最多對心理有些影響。

 

中評社記者：隨著美國加息，港美息差擴大，港匯從5月以來多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香港金管局為了穩定聯繫匯率制度，從5月12日至8月2日已27次出手買入港元。您認為，美國持續加息將對香港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雷鼎鳴：金管局買回港幣是很正常的政策。香港的貨幣基礎從2月28日到5月31日這三個月間的變化不大，因為最近這三個月美國加息，所以資金流走比較多。在沒有加息之前，雖然有地緣經濟等負面因素影響，港幣的資金流動依然很穩定。因此，這部分資金不是流走的，而是美國加息以後市場的自然反應。只要香港允許銀行加息，資金就不會流走。在正常情況下，香港的利率跟美國的利率是一樣的。金管局不搞對沖，是因為需要讓一部分資金流走，所以買回港幣不值得奇怪。

 

中評社記者：我們注意到，近來香港樓價有下降趨勢，您認為美國的持續加息對香港樓價會有多大的影響？

 

雷鼎鳴：加息對樓價肯定有負面影響，樓價不容易上漲，還可能會掉下來。但香港樓價要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很低，因為香港的房屋供應量很少，需求也不會增加多少。兩者互相抵消，房價就不容易大幅下跌。舉例而言，2008年金融海嘯對樓價起到毀滅性的影響，香港的房價從2008年9月左右開始下跌，到2009年春天開始反彈，原因是供應量非常缺乏。未來幾年，雖然香港政府會努力建房，但總數依然不夠。所以，我認為未來十年香港樓價不會出現大幅度下跌。事實上，現在香港樓價已經非常高了，中等收入的人要用二三十年總收入才買得起，所以房價下降一些是好事情。

 

中評社記者：此前您曾提出，港元和美元掛鉤制度已不合時宜，您現在是否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

 

雷鼎鳴：港元歷史上都和別的貨幣掛鉤，1935年以前和白銀掛鉤，1935年到1972年除了日本佔領香港的三年另八個月以外，都是和英鎊掛鉤。1983年開始港元與美元掛鉤，因為當年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是美國，以當時經濟環境來看是對的。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系，但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每天資金進出的數量非常大，很容易導致匯率大幅波動，因此掛鉤是有效的方法。

 

然而，現在情況有些不同：一是香港經濟和美國經濟關係不大，香港每年只有5億美元左右的本土商品出口到美國。二是香港的股票大部分是內地來香港上市，美國沒有多少，香港反而和大陸經濟關係比較密切。三是政治關係影響也很大，1983年英國和美國是朋友，所以沒有什麼問題。現在中國和美國關係不好，港元和美元掛鉤的風險也變得很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港幣和美元掛鉤雖然有好處，但好處越來越小，負面因素越來越多。

 

假如港幣不和美元掛鉤，還有兩個掛鉤的選擇：一是和人民幣掛鉤；二是和一籃子貨幣掛鉤。但如果這裡面還包括外幣的話，仍然存在風險。假如美國要制裁香港，可以把外匯儲備充公。之前已經有先例，在俄羅斯、委內瑞拉、阿富汗、美國都把他們的外匯儲備充公，這是違反美國1976年所訂定的“主權豁免法“的，但他們不管。所以，在考慮香港貨幣前景時，要考慮如何保護好自己。

 

我認為，港元和美元最終會脫鉤，但具體何時難以下結論。舉例而言，很多內地公司來香港上市，是因為在賣股票的時候可以拿港元。如果取消聯繫匯率，港幣不再和美元掛鉤，也需要考慮對股市發展的影響。將來如果人民幣可以在國際上自由兌換，持有人民幣和持有港幣沒有區別，那麼港幣和美元掛鉤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但目前，這個時機還沒有到。

 

中評社記者：我們看到，美國在俄烏戰爭中實施了一系列極端制裁手段。您認為未來在中美發生衝突過程中，美國對香港實施這種手段的可能性有多大？香港應該如何做好應對？

 

雷鼎鳴：事實上，美國不論是制裁中國、俄羅斯，對其都是不利的。但因為受到修昔底德陷阱困擾，美國恐懼別人會超過他，而且美國領導層不願意理性地看待問題，有些政客也可能利用民粹主義思潮去推出一些政策。所以，雖然制裁香港對美國並不利，但不排除他可能會失去理性，我們必須要有所準備。這個準備不是說要把美國看成敵人，而是應該保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指導思想，大家相互依存，做些對彼此有利的事情才是最好的。

 

我認為，防止相互鬥爭重要的辦法就是要把自己的軍事和經濟方面發展得更加強大，別人就會考慮到攻擊成本太大。美國過去打了這麼多年的戰爭，通常都是打和自己實力相差很遠的國家。自從朝鮮戰爭以後，他對中國沒有動過手。美國不是不想對香港經濟動手，特朗普曾經考慮過調整關稅，但他不知道香港出口美國只有5億美元左右，就算完全停止出口，對香港經濟也基本沒有什麼影響。所以，所謂制裁香港的政策其實沒有太多事情，因為他如果干得很絕的話，自己損失也會很大。

 

中評社記者：您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香港把美元資產作為外匯儲備的風險將大升，並且建議可以轉化為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請問應該如何理解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的保值方式？您認為，應該如何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奠定好人才基礎？

 

雷鼎鳴：目前，香港外匯儲備共有不到四萬億，其中有一半是貨幣基礎用於穩定聯繫匯率不能動。另外一部分是香港政府財政儲蓄下來的財富，大概一萬九千億左右是可以用的。而且這筆錢也面對挺大風險的，因為別的國家有可能把香港外匯資產凍結。假如兩年前問我這個問題，我會覺得這個很荒謬、不可能發生。因為從理性角度來看，凍結香港外匯資產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美國曾經干過，我們不能排除其可能性。那麼，應該如何保護好這筆資產？最好的辦法是轉化為其他的儲值資產。

 

一是轉換為土地儲備。這種投資的回報率是受益大于成本。香港的土地是非常珍貴的資源，樓價貴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沒有充分開發。如果通過基礎建設和填海造地，政府賣地的收益可以抵消成本，就值得做。香港現在處於人口老齡化階段，將來各項福利支出一定會增加很多，香港特區政府也曾成立工作小組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可以推算出將來政府開支將會如何增長。因此，與其把錢借給美國人，不如把錢拿回來投資在自己身上，這樣才能真正開源。如果發展基礎建設、填海造地，十幾年以内會有收益，但香港的儲備還是足夠應對未來幾年的。即使短期內可能會出現資金流動問題，但也都是很容易解決的。比如可以投資證券化，通過借錢或是發行股份把將來能賺的錢變成現在的錢，只要讓人知道這個項目是賺錢的就不愁沒有資金。

 

二是轉換為人才儲備。人才儲備和土地儲備有所不同，土地儲備是賣掉土地就可以看見錢，人才儲備則是政府很難拿回錢。我認為，人才因素是最重要的，想要推動經濟增長，沒有合適的人才，就沒有真正的生產力，所以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才是必要的。如果香港將來多投資在人力資本方面，對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因此，從政府理財角度來看，土地儲備更加有保證；但從經濟長遠發展來看，人才重要性比較大。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出生率從30年前開始就比較低迷，人口已經出現了慢慢萎縮滴情況，現在鼓勵生育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幾十年後他們才可能變成生產力，而且鼓勵生育通常效果不大。

 

中評社記者：特首李家超表示要和世界搶人才，您剛剛也提到要大力發展人才儲備。那麼，您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人才政策有什麼建議？

 

雷鼎鳴：香港要從海外和內地多吸引人才，而且要在如何吸引他們留在香港方面改進某些政策，尤其是要打破一些條條框框。第一，要解決內地生的限制。從數量上，目前香港最大的生源之一就是內地。香港很多大學的碩士課程超過95%的學生都來自內地，這已經變成香港大學重要收入來源。但是香港對於本科生的條條框框還存在，比如大學撥款委員會規定香港以外的學生不能超過本地學生的20%，這個條例顯然有些過時。現在香港的出生率這麼低，每年考大學的人數從十幾年前每年大概10萬人左右降到現在大概4萬人，將來可能繼續減少。本地生源減少超過一半，同時過去三十年大學學位增加很多，因此香港大學有這個空間招收外地學生。事實上，外地生源交的學費要比香港本地人高很多，所以香港納稅人不是在補貼他們，反而是香港學校賺了他們的錢。最近這幾年可能因為去國外變得麻煩，申請香港學校的內地生增加很多，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只要取消20%的限制，就可以改變局面。

 

第二，如何把海外的高科技人才引進香港？其實，他們的需求很簡單，一是要有空位；二是要有房子。三是要解決子女教育問題。如果他們子女找不到合適的學校，也不可能長期留在香港。對此，香港政府也是認同的，但要拿出具體行動才行。

 

第三，如何把人才留在香港也是一個挑戰。我也注意到了內地港漂回流的問題，有一部分港漂在香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人一路不平坦。尤其港漂在香港置業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建議應該取消所有印花稅。當年是為了控制房價，讓香港人買房更容易，但印花稅完全沒有起到這個作用，反而起到了反效果作用。舉個例子，香港買房按法例最多只能從銀行借房價60%的錢，但發展商有財力多借出一些，條件是要買他們提供的房子。這等於是逼著買家買一手房，，這便增加了發展商的壟斷能力，導致房價升高。事實上，香港地產霸權在過去是不成立的，新鴻基這麼大的地產公司，過去高峰時的一手市場佔有率大概是25%，當時每一個新房交易大概就有八個二手房交易。因此發展商面對大量的小業主競爭，他們的壟斷能力就不行，而現在香港買房很大的比例是新房，在缺乏二手市場小業主的競爭下，房價容易被推高。這對房地產的健康而言是沒有好處的，對吸引港漂更加沒有好處。

 

取消印花稅是很簡單的，因為從前就沒有這個東西。政策改變對市場雖然會帶來一些影響，但影響並不大，而且正面效果要比負面效果大。為了吸引人才留在香港，當然也值得這麼去做。針對有一些人移民到外地，香港更應該吸引人才留在香港，以此抵消影響。比如80年代中期，很多香港人移民到國外，當時移民比例遠比現在大，港英政府感到威脅，所以建議成立香港科技大學多培養人才頂住壓力。那個年代，他們都懂得通過保護和培養人才來抵消影響，現在的政府也應該有這方面的考慮，取消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

 

中評社記者：香港今年第一季度GDP按年收縮3.9%，二季度再收縮1.3%，同時特區政府也對全年經濟預測進行了調整。您如何看待當前香港經濟所面臨的挑戰？

 

雷鼎鳴：這個不奇怪。去年的經濟數據有所復甦，但近年受疫情影響，香港經濟若有零增長已經很不錯，運氣很好的話可以有1%增長，但可能性不大。頭兩季度數據都不理想，一方面因為全球經濟形勢很嚴峻，另一方面香港本地服務業因為疫情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尤其是不通關就沒有遊客，過去遊客高峰期能佔到5%左右的GDP。所以，香港經濟即使負增長也不奇怪。但假如某些政策能夠放寬，金融中心能夠繼續發展下去，零增長的概率也不會太低。

 

中評社記者：11月即將在港舉行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備受關注，據報道金管局已邀請滙豐控股、渣打集團、花旗集團、貝萊德銀行、摩根大通等逾百家金融機構。您如何看待舉辦此次峰會的意義？

 

雷鼎鳴：這次峰會很重要。香港是很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本來國際金融中心是紐約、倫敦和香港，但倫敦將來有可能會衰落，因為英國脫歐了，而且其經濟一塌糊塗。由於地緣政治和新冠等因素的影響，近幾年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面臨一定困難。香港中期的目標應該是要全面超越倫敦，所以開會是有用的。更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裡，如果有別的國家想通過打擊香港金融中心來打擊中國的話，他們會發現沒有那麼容易。金融界的問題很容易擴散，如果香港金融出現大問題，全世界都會一同垮掉。所以，把香港變成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有很大的好處。

 

中評社記者：對於如何走出香港經濟困境，您有何建議？您認為香港應該從哪些方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雷鼎鳴：香港沒有天然資源，所以香港必須要賺外面的錢，包括內地的錢。香港基本上所有的消費都是進口的，食品和衣服都不是自己生產的，自己生產的都是服務業。服務業有其重要性，但對一般人民的生活來說還不夠。香港靠進出口貿易和物流業賺外面的錢，但它的比重已經從過去30%降到現在不到20%，而且還在慢慢降低。金融服務業對香港來說很重要，十年前大概佔香港GDP的10%左右，現在增加到23%左右，超過進出口貿易和物流業。但是光靠這個也不行，香港必須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我認為，香港的新方向可以在高科技領域，這涉及的面很廣泛。舉個例子，香港可以嘗試醫療輸出。由於法律不同，很多藥品在內地不一定可以賣，但在香港可以。所以可以讓富豪來香港治病，這等於是香港服務業出口。另外，香港在高科技研究方面的實驗室不錯，可惜沒有形成多少生產力。我建議，應該通過香港把國際高科技和內地生產部門結合起來，香港在這其中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要有專業人士參與，尤其是年輕人。然而，現在懂得高科技的年輕人不多，還需要時間慢慢培養。此外，年輕人普遍沒有利用大灣區機遇的心態，這種心態也需要長期培養，需要一些帶路人。

 

對於北部都會區，我建議，在進行土地規劃之外，也要進行大量基礎建設、大力發展交通。在此基礎上，北部都會區就可以成為周邊城市進行高科技研究和生產的基地，並有效地和包括深圳在內的整個大灣區結合起來，這對於香港高科技發展益處頗豐。 

(中國評論通訊社 2022-10-27）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kindid=0&docid=106492299

中美劍拔弩張與全球化退潮後的中國經濟發展 （雷鼎鳴）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2021年，扣掉物價因素後，實質GDP共上升了43倍，如此的高速發展，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不過，今天國際環境並不和諧，中美關係劍拔弩張，俄羅斯與烏克蘭更是打將起來，跨越各國建立起來的生產供應鏈似斷未斷，中國在此百年不遇的新局面下如何能把好舵，繼續快速前行？

      不讀史便難以識興衰，要懂得未來怎樣走，先要知道過去中國與其對手做對了什麽？做錯了什麽？中國又凴什麽跑贏其他國家？

      眾所周知，中國的高速增長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所啓動，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雖也有成績，但浪費與低效率的現象也是到處可見。改革與開放不可分割，有了開放，等于把中國的企業放到競爭最激烈的全球市場中，優勝劣敗，政府不補貼，企業要生存便只能各顯神通，改善管理，集中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放棄沒有比較優勢的部分。這也意味著中國必須深度參與國際貿易。此種模式與過去的自力更生模式有重大差異，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意味著國家或企業要的生產要分工，合理的分工能大幅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增長，分工也導至國家與國家之間變成互相依靠。

      互相依靠本來可把世界構建為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利于世界和平，若一個國家受到攻擊，經濟受損，她從貿易夥伴進口的商品便會減少，她的生產能力也會下降，貿易夥伴買她的商品難度也增加。摧毀別人形同打擊自己，怎會打仗？不過，若有些國家只知道別人要依賴她，卻忘記自己一樣要依賴對方，把貿易當作武器化，試圖用貿易戰或制裁手段威脅對方讓步，促進和平的力量反會變成衝突的來源。

      美國正是犯了此等政策與思想錯誤的國家。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貿易，並成爲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與此同時，全球化經濟不斷深化，分工更細，生產模式已演變成爲跨國的供應鏈，即一個產品的多項生產程序會在不同國家完成。按照此種模式，一旦國與國之間經濟脫鈎，生產受到的破壞恐怕比舊式的產品分工更嚴重。全球化退潮，必然的後果是全球的生產力進步受壓，經濟衰退不易避免。

      為何美國會犯此錯誤？最重要的因素應該還是修昔底德陷阱維護既有霸權的思想在起作用。自蘇聯解體後，美國一直沉醉于擁有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並長期低估中國國力增長之速度。2014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超越了美國。驀然間，美國發現，在多項國力指標上，中國若不是已超過美國便是差距已大幅縮小，就算用市場匯率計算GDP，中國在2030年或更早便會超過美國，到了2049年建國100周年或更早，中國GDP會兩倍于美國。用美國引以為傲的基礎科學成就作標準，美國一樣感到巨大的壓力。國際權威期刊《自然》每年都出版一份“自然指數”報告，把世界各國科學家在最全球最頂尖的刊物所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統計出來，2015年中國的數量還只是美國的37.0%，但在2021年中至2022年中之間，中國的數量已升至美國的96.7%。美國的確有理由對中國忌憚。

      美國的總體軍事力量比起中國仍然有很大優勢，但若要遏制中國的發展，美國要依靠的很可能還是經濟，科技，外交等手段。美國不久的將來便必須面對中國收回台灣的問題。美國的總體軍力雖然佔優，但在中國海岸附近打打仗，美國經過十多次沙盆推演後，已知無法取勝，所以較為合理的策略是盡量刺激中國，使其打第一槍，再把中國抹黑為挑釁者，經濟上科技上及外交上制裁中國及鼓動西方國家一起制裁，便出師有名，北約國家制裁俄羅斯的手法可作參考。

      中國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回應。美國在世界搞分裂，各國不和，便要找美國支持自己，她便可以大玩平衡術，把其他國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國推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認為經濟全球化有利發展，所以必然贊同合作共贏。但美國從中作梗，中國不可能把所有的國家都團結在一起，所以策略上更有效的方法是締建一個又一個經濟合作平台，把覆蓋面擴大。

      我們若算一算，中國所主導的多個合作平台，現時已具規模，開始發揮作用。一帶一路，RCEP，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等，本來還有個中歐投資協議，被美國破壞，估計要拖一拖才會實現。就以最近多國元首參與的上合組織為例，我們可容易看到其重要性。上合組織有9個成員國（包括已啓動加入程序的伊朗），内含中國，俄羅斯，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這些國家有資源大國，產油大國家，工業大國，軍事大國，戰略位置重要。其土地面積共等於整個亞洲加歐洲大陸的65%，人口則是世界總人口的43%。另有3個觀察員國，9個對話夥伴國，都各有其重要性，假以時日可能也想加入。

      中國本身已是一個土地遼闊與人口衆多的大國，工業體系完備，自給自足的能力遠較其他國家為強，今年又刻意建立“内循環”的環境，不怕美國發動的制裁。加上上面所說的幾個重要合作平台，以推動國際貿易為方向的“雙循環”也會發展不錯，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國家，人口只是世界人口的12%，她們根本孤立不了中國，更何況歐洲只是受制于美國，這些國家並無足夠誘因與中國過不去。

      由此可知，中國早已在佈局，建立有利經濟長期發展的合作平台，即使美國在搞局，也有足夠手段應付。不過，不能說美國破壞供應鏈，打關稅戰，限制芯片出口等措施對中國沒有負面影響，雖然美國自己也會蒙受其害。中國能否保持高速發展，還要做得更好，這需要幾方面的發展策略配合。

      我曾對中國經濟的動力作過些定量分析，今年中國GDP增長的動力70%來自資本的積累，30%來自生產力的進步。資本積累靠投資，中國的縂儲蓄率大約是GDP的43%，這麽大比重的儲蓄不是放著不動，不聞不問，而是用來投資的。中國的高投資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保證，投資率不宜低于GDP 的40%，否則不能最大化人民未來幾十年的總消費。保持生產力的進步速度並不簡單，尤其是國際環境暗涌不斷。農村人口繼續城鎮化，大力投資在教育上，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美國科技仍有優勢，中國別無它途，只能加大科技的投資比例，與美國一較長短。在全球化環境中，這本來不是必需的，但美國千方百計要遏制中國的發展，在科技上中國不加強自力更生的能力會吃虧。

 (讀書 2022年 第5期）

     

土地、人才、公務員 (雷鼎鳴)

 

行政長官李家超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包含的範疇甚廣，我只評述3項。

香港經濟面對着不少長期性與短期性的問題，其中兩項便是土地與人才的不足對發展所起的制約。在土地問題上，我過去多次指出，新界北部都會區及明日大嶼都符合香港的利益，應該上馬。

施政報告把北部都會區看成是香港發展的一種動能，並且設立兩個委員會推動政策的制定與落實，算是有足夠的重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便可看到成果。至於明日大嶼，本來分開兩期，第一期是交椅州附近填海1,000公頃及相關交通與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二期是再多填海700公頃。今次施政報告只提及交椅州的1,000公頃，也許是等待將來再議第二期是否落實。我是主張要落實的，但時間性比不上第一期。據我所知，關於交椅州的顧問報告10月份完成，施政報告撰寫期間，可能無足夠時間消化報告（或其初稿）的內容，施政報告落墨不多，也屬正常。

 

投資基建能長期刺激經濟

 

這兩項土地及基建項目，除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提高樓宇供應量、完善交通系統外，尚有兩種作用。一是提供一種符合成本效益但同時能長期刺激香港經濟的途徑。香港經濟未來10至20年要面對動盪的國際環境，花錢在有效益的基建上是穩定經濟的有效方法。

二是這些項目可製造投資機會，本來用以購買外幣資產的儲備，可抽掉回來投資在香港。從前外幣資產十分安全，無此需要，但時移世易，香港的外滙儲備因地緣政治而被凍結的可能性雖不是很高，但風險絕非可以忽視。

施政報告也大篇幅講及人才。香港確有人才不足問題，先不說流失掉的14萬人是否人才，香港30多年來的超低總和生育率，已構成重大的人口結構風險。從前每年約有10萬人中學畢業，現在則剩下三分之一左右，大學收生時若要保持質量，十分困難，香港的人才產出是否能支持到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發展，頓成疑問。解決之道是輸入人才，既起到換血作用，亦可擴充香港的實力。

 

應擴本地大學外地生限額

 

輸入人才可以有多種途徑，施政報告中提出可讓年薪250萬港元的高薪人士得到簽證來港兩年。我不知此政策針對的是甚麼群體，250萬應屬於內地及海外中高級的科技與商界人才，大學教授則要相當資深的才有此薪水。這些人若有香港僱主聘請，本來便可以來港工作，不用通過這個新計劃，所以這批對象只能是一些高薪但又願意辭職到港另覓工作的人士，這些人是誰？使人費解。不過，新方案也包括容許那些全球排名百強以內並有3年工作經驗的人到港，這些才應是主要來源。

吸納他們是好事，但這也有一些技術性問題。不少大學排名並非可靠，有些在不錯學校畢業的也殊非人才，而且其技能知識不一定符合香港所需。也許特區政府應把所謂首100名大學擴大至首150名，但同時又加入新的限制條件，例如擁有香港較為缺乏的專業知識有優先權，又或成績較優異的較易被批准。次級學校的優等生比一級學校的劣等生，往往會好得多。

另一項吸納人才的方法是擴大本港大學招收外地生的限額。目前只有等於本地本科生20%的外地生能來港入學，他們要繳交昂貴得多的學費，是香港高等教育重要的經費來源。不取消這20%的限額，香港很難成為輸出教育的中心。

 

「懶政」公僕難透過制度革走

 

公務員體制也有新的改革，新設立了「行政長官表揚榜」，這是正確的做法。公務員雖有種種缺點，以我多年來的經驗，他們當中也有勤力與認真做事的。10多年前我便察覺，就算黃昏6、7點打電話找一些政府官員，他們很多仍會在辦公室。我過去曾有一些稅務上的疑惑，直接聯繫一些稅局公務員，在經過漫長的溝通程序後，他們也建議了一些合理合法的減稅方法，皆大歡喜，其專業精神我十分欣賞。當然與政府部門交往，也有一些不好的經驗，表過不提。

現在的改革中，有部分打破鐵飯碗的措施，這當然是好事，但所罰所炒者，主要是犯了較大過失或犯法之人，對於那些「懶政」、做事一味推搪之人，我看不到如何可通過制度早日把這些瘀血排走，這對那些勤奮工作的很不公平。

 

(晴報，經濟日報 2022-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