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的貿易戰新書 (雷鼎鳴)

元旦過後，收到中大前校長劉遵義教授夫人麥嘉軒寄來劉教授的新書《中美貿易戰與未來經濟關係》（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the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剛好要到杭州及南昌旅遊，連忙在高鐵途中捧讀。書寫得淺白，避開了不少專業術語，想來讀者對象是包括了中美政商界的不少持份者。顯而易見，此書是至今為止有關中美貿易戰甚至科技戰最全面並及時的著作，內地或香港的出版商若夠聰明，應即時把它譯為中文，自會一紙風行。書中建基於大量數據的論點，對香港及美國一些胡說八道的言論，也是一服很好的消毒劑。

 

中美貿易逆差被嚴重誇大

 

書中的亮點頗多，只舉幾例。今任的美國總統不知是否吃錯了藥，對國際貿易的性質不但一無所知，還祭出了18、19紀的錯誤理論重商主義為指導思想，誤以為貿易有盈餘便是賺，有逆差便是虧。有見及此，劉教授便不得不把課本中的貿易導論用最淺白的語言再解說一遍，並指出自由貿易可達至雙贏、貿易戰沒有贏家此一定論。

但本書的目的當然不是光談理論。美國埋怨與中國貿易有逆差，由來已久，多年前劉教授便曾與同行梳理過數據，指出美國的所謂逆差嚴重誇大，主要原因是中國輸美的產品中，內中包含了很多並非在中國生產的半製成品或原材料，例如蘋果手機的價值，只有5%左右是在中國生產，中國只是在組裝加工而已。既然如此，中美的出口，都應只計算在兩地生產時的附加增值，而不是最終產品的價值。在書中，劉教授更新了這些估算，並指出中國輸美產品中，每100元只有66元是真正在中國生產，美國輸華產品中，每100元則有88.7元是在美國生產。貿易數字經此調整後，較準確的商品貿易美國逆差是1,850億美元，而不是美國所說的3,000多億元，又因為在服務業貿易上美國對華有740億美元的順差，所以真正的中美貿易逆差只是1,110億美元。

消除這逆差，不見得對美國有利，但特朗普若要堅持，中國也可在毫髮無損的情況下輕易做到。中國汽車市場每年銷售量為2,600萬輛，多於美國的1,600萬輛，中國只要從美國每年進口300多萬輛車便可達標；若多買美國能源及農產品，對中國更是有利。中國顯然也樂意這樣做，所以貿赤根本是一個偽命題。

劉遵義大作中除了貿易問題外，亦對中國發展前景與科技問題有很好的分析。一國的發展階段，與其擁有的資本額有莫大關係，書中載有劉教授對美國及中國所積累到的有形資本之估算。眾所周知，美國人民儲蓄率低，所以資本積累緩慢，但其200多年來累積到的資本亦非同小可，書中估計美國2017年的有形資本是28.1萬億美元（以2016年價格計算，下同）。至於中國，儲蓄率高，但幾十年前中國還是一窮二白，無甚資本，書中對中國2017年有形資本的估量是25.4萬億美元，稍低於當年GDP的兩倍。以此估量看來，中國資本總量超越美國已不需太長時間，不過，中國勞動人口遠多於美國，若按每一名勞動人口平均所擁有的有形資本而論，中國只有32,000美元，美國則有175,000美元，後者是前者的5.5倍。這意味着甚麼？資本與勞動力的比率愈高，愈有可能出現報酬遞減，亦即投資回報會較低。中國既然人均資本額遠低於美國，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可望保持在高位，倘若生產效率能繼續保持不錯的進步，中國未來仍可有很高的經濟增長。

 

中國應慎選科技投資項目

 

生產效率如何才能不斷進步？重要的途徑之一是投資科技。書中估計，中國已積累到的研究發展資本大約有1.14萬億美元，低於日本的1.34萬億美元，美國的則更高達4.21萬億美元。中國近年在科研上的投資增速遠高於美國，但若要追近美國，恐怕還要頗長的時間。不過，在個別的科技領域上超越美國，卻並非不可能。中國在選擇發展甚麼科技的問題上有後發優勢，在科技總資本額上不如別人，如何選出最具戰略性的科技投資項目，更形重要。

劉遵義在書最後提及自己生平︰生於內地，長於香港，在美國讀書教學數十年，又回歸香港。在感情上他自然絕不想中美出現貿易戰，在理性分析下，他也指出兩國並非注定要成為敵國，戰略上兩國在競爭，但這並不排除中美可以是合作夥伴。我相信這也是最符合中美人民利益的出路。

 

(Sky Post 2019-1-11)

 

機器人與AI將帶來多事之秋 (雷鼎鳴)

　　科技進步是推動社會變化的根本動力，它不但能提高生產力，創造財富，尚會促使政經制度演變，甚至造成改朝換代，歷史上此等例證多不勝數。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事的，都不難知道我們正處於科技急劇進步的世代中，今天如是，未來幾十年也會如是，評估不同的科技進步在未來三數十年對社會將帶來甚麼影響，並作好準備，是各國政府的責任。今次先談機器與人工智能。

　　有種說法，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在十一、二年內可取代了現時一半的職位，我不知此等說法有多準確，但有了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後，我們熟知的不少工種的確可被替代，就算十一、二年不夠，二、三十年總夠了吧？這會帶來甚麼樣的衝擊？假如機器人代替勞動力，人工智能則取代了我們的腦力勞動，而且整個過程只是緩緩地、平衡地發生着，那麼這種科技只會使我們工作量減少，而且還可得到同等或更大的生產值，我們只用高興，不用擔心甚麼。不過，機器人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更可能是快速的，而且影響並不平衡，有一部份人突然會發現自己的技能變得無足輕重，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會做得比自己更好、更便宜，自己是徹底的失業，沒有收入，而不是每周只工作幾個小時便可領取過去全職的薪酬。

　　社會若有一半或更多的人遇上這種困局，很難不出亂子。減輕將來的損失，防患於未然的方法是及早替社會培訓多一些懂得利用機器人及人工智能的人才，而不是使人民去學習一些快將被淘汰的技能。整個教育系統都應視此為重中之重。香港的教育對此似乎毫無所覺，不能不使人擔心。

　　有了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後，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也會改了個樣子。本來一個國家若勞動力充沛，對勞動密集產品便比較有優勢，集中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產品是最佳選擇。反之，資本充裕的國家則應生產及出口資本密集的產品。但當機器人取代了勞動力及人工智能取代了需要有專業知識的工作後，甚麼才是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便變得截然不同。例如一個只有很少工人但卻有大量機器人的國家完全可生產及出口本來可歸類為勞動密集的產品。不過，這不一定意味着國與國之間不再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貿易還是對各方都有利。A國可以集中力量投資改進甲產品的科技，B國則可專注於乙科技，A與B還是可以各自分工，互相貿易，得到更高的效益。

　　多了人失業，又或每人的工作時數減少了怎麼辦？失業的大軍是強大的壓力團體，他們利益統一，對資源應如何配置會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在科技進步中如魚得水的人也會不忿自己辛勞工作的成果被不用工作的人分掉，而且這些人又因工時減少，有空得很，有足夠的時間資源把同聲同氣的人組織起來，社會容易出現利益對立的族群。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後，多事之秋也會隨即出現，不可不防。

 

(Headline Daily 2019-1-11)

土地供應的建議 (雷鼎鳴)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報告終於公布，也許是因為我有參與小組的工作，所以對其建議並不感到訝異。其實大多數港人很可能也不會對各建議感到奇怪，因為所反映的，應是香港的主流民意，而不是那些喜歡在公眾論壇照相機前大聲呼叫的小眾意見。

以今天香港社會分化的程度看來，公共政策要達到共識是不可能的，小組只能努力找出主流民意，並將結果告訴政府，供其參考。評估民意並非易事，要從多種渠道進行。小組工作初期，已制定計劃、設計問卷，以供市民在網上或在其他公開場合填寫。在暑假前後，小組各成員曾與多個團體進行交流及聽取意見，不少市民亦有於小組在各區擺設的展覽中表達過觀點及填寫問卷。通過這些途徑得回來的意見，當然具有參考價值，起碼我們可聽到一些我們也許未想過的看法，開闊我們的視野。但此類方法亦有嚴重的局限性，使我們不能以其作為評估民意的定量根據。

隨機抽樣調查較可信

舉兩個例子︰有人一早便已揚言，要發動同路人在網上填表時反對某些選項，也有些人用聯署信的形式反對這反對那。通過這些途徑表達的意見，我們當然也可參考，但所反映的，恐怕更多的是發起者及其同路人的組織能力，並不具備主流民意的代表性。在統計學上，這叫「選擇性偏差」，是研究工作上的大忌，這有如跑到甜品店中問多少人喜歡甜食，並以答案作為全港喜歡甜品市民比例的根據，當然殊不可靠。在科學意義上，可信得多的是進行隨機抽樣的調查，小組亦有找來中大的民意調查機構，用電話查詢了3,011個有效樣本。只要調查是真正的隨機抽樣，避免了選擇性偏差，若某個選項有超過一半的人支持，便意味着有多於一半的機會在香港600萬個成年人中有超過300萬人支持，若選項有6、7成的受訪人支持，那麼幾可篤定全港大多數人都會支持這選項。

在報告第三章的圖表可見，小組建議的8個選項，在電話訪問中都有很強的支持度，在並非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中，也有不錯的支持。對熟悉香港政情的人而言，問卷得來的結果，很有可能在某些選項上被人稀釋了，在另一些選項上則被人加濃了，但因為有填寫問卷的人多達2.9萬人，數量龐大，以致某些組織就算發動「群眾」去影響調查結果，也因人數相形見絀而起不了太大的影響。

有些選項在民意上是爭議不大的，例如棕地發展及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但要做到卻殊非易事。眾所周知，香港不是地理上沒有地，拿不出土地，主要原因是政治問題，用任何的一種地，都必會有不知從哪裏跳出來的利益集團反對，他們也大多懂得以自稱為正義作包裝。我相信政府也希望接納小組對這些選項的建議，但推動時阻力不應低估。

反填海意見只屬少數

最有爭議性的或許是填海。「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涉及建造1,000公頃人工島的「東大嶼都會」發展，在問卷及電話調查中都有很強大的支持度，這與香港一些慣常偏愛反對的人而言，是暴露了這些人只屬於少數這一事實。當然，「東大嶼都會」並不完全等同林鄭在施政報告才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但二者顯然十分接近，前者的1,000公頃可視為後者的第一期建島工程，至於後者餘下的700公頃第二期工程應否進行，已是超出小組研究的範圍。

小組1年多工作凝聚到最強大的民意，可能是土地供應不足已是水浸眼眉。未來10年，香港需地815公頃，但小組只能找到320公頃，短缺嚴重。有些中長期的項目能否加快為短期項目？政府一貫的答案是要走多個程序，需時甚久。很多人都不會滿意這答案。在港英年代，政府權力大得多，亦不及今天民主，但機場的填海、建設、造橋等等只需約10年時間，為何今天填海造島要10多年才可初步完成？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所涉及的程序，會否只是政府部門賴以卸膊的工具？過去聽人埋怨過，小組工作10多個月，反而拖慢了政府覓地造地的工作，但也許小組的功能之一，正是化解政府要面對的社會壓力。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但願政府官員能敢於承擔，應做便做，不再蹉跎歲月。

(Sky Post 2019-1-4)

捱貴樓還要多久？ (雷鼎鳴)

　　香港樓價指數已從去年八月初回落了約百分之七點六，香港的樓價是否仍貴絕全球？未來十年我們如何是好？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一年多前曾根據Demographia的數據在報刊上指出，當時香港幾乎全無對手地堪稱世界第一，其後也有其他人注意到這個數據庫。Demographia計算方法很簡單，它把各城市的樓價中位數及住戶收入中位數找來，看看前者是後者的多少倍，例如，在二○一七年第三季，香港的指數是十九點四，即一個收入處於中位的家庭若把全部收入都用來買樓，要十九點四年的收入才可買到一所處於中位的單位。第二昂貴的是澳洲雪梨，指數是十二點九，第三是溫哥華，指數是十二點六等等。

　　Demographia的數據有兩大缺點，第一，它包含的主要是美國的城市，其他國家的很不齊備，會否世界上有些城市，樓宇更使人負擔不起？第二，它用的是中位數樓價，不是呎價，澳洲中位價的單位比港大得多，不理單位面積的比較低估了香港樓宇，尤其是納米樓的昂貴程度。

　　近日發現另一數據庫NUMBEO，其方法雖仍有可爭議處，但卻可避免上述問題。它把更多國家及城市的住戶收入平均數找來（假設是個人平均薪水的一點五倍），再算一算每地九十平方米樓宇的平均價，然後看看後者是前者的多少倍。經此一算，香港的指數是四十六點八九，即一個平均收入的家庭，若要買一個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要四十六點八九年的收入才夠！

　　此數據頗為恐怖，但原來香港並非世界之最，在近年飽嚐超級通脹之苦的委內瑞拉（物價一年上升過萬倍），該指數曾達一百五十四點七四。我們可以視委內瑞拉為極端現象，可以不理，但房價收入比緊隨香港之後的有北京（四十四點三四）、上海（四十四）和深圳（三十九點九），東京也很貴，是十二點九七，紐約是十一點九三，雪梨則排得很低。

  由此可見，香港依然貴絕全球，今天回落了的樓價，比起二○一七年第三季仍貴出近百分之九，對排名沒有影響。

　　近日樓市有兩組重要數據可助我們判斷未來。運房局周前曾公佈，在未來的十年，已找到足夠的土地建設二十四萬八千個公營單位，但離這段期間要建三十一萬五千個單位的目標仍遠。

  至於私人單位，未來四年平均每年約有稍多於兩萬個單位可建成，但與十年內總共要推出十三萬五千個私人單位一樣有頗大的距離。上述短缺所需的土地會否得到及時的補充？從周一公佈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中，我們可知，短中期香港只能提供三百二十公頃土地，難以滿足八百一十五公頃的中短期需要，亦即解決上述短缺的土地並不存在，在未來四年樓市或許會稍為降溫（假設宏觀經濟並無巨變），但隨着土地供應變得捉襟見肘，此種降溫難以為繼。

　　香港若能大規模填海造島及實施土地專責小組的其他建議，長期的土地供應情況會好很多。但若要把十多年後可能較充裕的供應幫助壓抑較近期的樓價，則政府需展示出堅定的造地決心，排除各種政治障礙，加快程序，使港人確知未來的供應必會大增。否則，就算政府作出一些輕微的調整，例如增加地積比率等，港人捱貴樓的時間恐怕還頗長。

 

(Headline Daily 2019-1-4)

哪些美國人有替中國說話？ (雷鼎鳴)

日前與一些傳媒人飯敘，當時《南華早報》老總譚衞兒剛從美國華盛頓回港，據她所說，華府那邊對中國的態度並不友善，氣氛不好，很難找到替中國說話的人。

 

譚衞兒此說應十分準確，我過去在不同的來源亦多次聽到相近的看法。其實美國國內抨擊中國的言論，由來已久，只是於今尤烈而已。為何有此現象？

 

美商人想賺錢又想保留技術

 

美國一般民眾對中國的了解素來膚淺，據我長期觀察，普通的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遠不及中國人對美國的熟悉，儘管後者也是很不全面的。

 

過去二、三十年，美國一般的受薪階層，實質收入上升甚少，有些人甚至倒退了，現在特朗普突然跑出來說，他找到原因了，是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諉過於人本是人性弱點，美國人民當然容易受惑，在民粹主義排外、反精英的氛圍下，不少人都會中招被騙。

 

中國本來寄望於美國商人，他們在中國賺了大錢，不是會說好話嗎？這倒未必。

 

中國的國策是以市場換技術，我有龐大市場供你賺錢，你來投資可以，但要轉移一些技術過來作為交換，世貿組織也容許這做法。

 

雖然商人以追求利潤為天職，但他們當然希望既得到市場，又能維持技術壟斷，所以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國停止技術轉移的政策，商人會心中喜悅。至於知識分子，反華聲音部分來自他們的民族主義，但可能也源自恐懼。

 

害怕甚麼？美國人一直認為自己的政經制度天下無雙，但現實是採取另一制度的中國，過去40年表現亮麗，國力大有超越美國之勢，哪能不驚？

 

美國國民對華崛起恐懼而排斥

 

但若要說美國人全都看不通形勢，也是不對。美國真正精英中的精英，除了幾乎是一面倒的批評特朗普外，也有好些為中國辯護的聲音。只舉幾個例子。

 

此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鼎鼎有名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對美國指使加拿大拘禁孟晚舟便發表了長文及接受訪問，力陳美國政府絕非維護國際法治，而是害怕華為太厲害而已，做法極為不當。兩周前我在北京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應邀而來的2007年經濟諾獎得主麥爾遜（Rogen Myerson）忍不住在演講主題以外加上一大段說話，直言在中國強烈地感到自己是美國人，但對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感到十分難過（very much saddened），相信其結果一定是事與願違。

 

今屆的經濟諾獎得主羅默（Paul Romer），我在本欄曾介紹過他的貢獻，他在12月領獎當日早上與第三任妻子舉行婚禮。其後他應記者訪問，雖不明言，但卻是明顯的批評美國以保護知識產權為由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他首先指出，若說是竊取別人技術，美國自己便一早已開先河。他說的先例可能是指19世紀時英國是科技最領先的國家，美國人當時抄襲英國是毫不遲疑的。

 

學術界精英對特朗普感失望

 

其實美國抄襲英國科技最有名的例子是更早時期的斯萊特（Samuel Slater），此君被杰克遜總統稱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但英國人卻視之為「英奸」，他英國出生，14歲時開始在英國的紡織廠當學徒，憑其驚人記憶力，把當時被當作國防機密的紡織機技術默記於心，1789年21歲時跑到美國，助其建立了紡織業。

 

羅默一貫的理論是新的意念或技術愈多人分享愈好，人類的進步會最快，他這觀點與他1988年在我有份參與組織的一個會議中首先宣讀，後來憑此得諾獎的一整套理論，一脈相承。不過，現在中美的技術或意念交流很可能會日漸減少，各行其事，這對人類的進步會造成重要的負面影響，近日世界股市都有下行壓力，部分原因或與此有關。

 

(Sky Post 2018-12-28)

 

「卡管案」在權謀算計中落幕 (雷鼎鳴)

　　台灣政局今年出現大洗牌，先是上月二十二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兵敗如山倒，只保住六個席位，剛剛結束的縣市正副議長選舉中，民進黨更是一敗塗地，只剩下一個正議長及兩個副議長位置。為何出現此劇變？我們固然可以說主因是內地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台灣則停滯不前，以致包括大量年輕人在內的台灣人棄船跑到內地工作或讀書，但蔡英文政府卻不明時勢，仍走上暗獨之路，以圖阻擋潮流，政治上腦不理經濟的民進黨已漸失合法性。

　　蔡政府引起民眾不滿的政策遠不止於此，其卡着台大遴選出來的準校長管中閔上任一案更是蠢中之蠢，以致民進黨民望一直流血不止（見本欄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二十日的拙作）。

　　不過，卡管案終於在平安夜宣佈落幕，管中閔一月八日將正式擔任台大校長。我們若小心觀察民進黨最新拆除這計時炸彈手法，也不難見到，他們雖看不清大局並管治無方，但以政治權謀而論，卻也步法純熟，有板有眼，遠勝香港乖仔乖女的官員及只懂潑皮撒野的議員。

　　台大遴選委員會選出在計量經濟學有一定學術地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管中閔為校長，又得到校方接納後的三百五十四天才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中間綠營人士及教育部一直都在找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阻礙這個委任，連管到大陸講過學也成為罪名，在台灣社會以至學術界都引起軒然大波，兩個教育部長亦早已因此事下台。

　　民進黨在此事上顯然陷於進退維谷的處境，開始時高調卡管，若現在又批准委任，不但面子大失，而且深綠陣營中反對聲音必大，但若堅持卡管，民進黨的選票卻會繼續流失。五個多月前才上任的教育部長葉俊榮的主要任務便是想方法以最低的代價化解此事。

　　事情在平安夜當天有戲劇性發展。葉先發了份公文給台大校方，好好歹歹也批評其遴選程序有瑕疵，要三個月內補回，但又說他對此委任「勉予同意」。此公文簽了名後快速送到台大，接着葉開記者招待會披露已同意委任。同日晚上八時許台大回函教育部表示，管會於明年一月八日正式上任。此事已到米已成炊階段，板上釘釘，民進黨的綠委適時登場，對葉表示不滿，又傳出消息，說蔡英文十分憤怒。二十五日，葉中午與行政院長賴清德商談大半小時後，呈上辭職信，立獲批准。整件事顯然是一早寫好的劇本，蔡英文、賴清德及一眾綠營人士在表面上一定要與葉劃清界線，以防失去綠營支持者的選票，所有責難要由負上此任務的葉俊榮一人承擔，另一方面卡管案這計時炸彈便可順利拆掉。

　　此事的政治操作為何可能？關鍵是台灣官員請辭是家常便飯，而辭職後的空缺又有大量的政治人才儲備可作補充，政府的運作不致受太大的干擾。其政治人才從何而來？很大程度是台灣各大學的教授。中國古代要當官先要考取進士（等於今天的博士學位），台灣是華人社會中最有繼承這傳統的地方，香港不是。台灣的官員下了台後多有回到大學當教授，生活無憂，時機成熟時又再捲土重來，此種做法的優點是政治上有人才儲備，官員不用戀棧權位，缺點是學界不少人忙着做官，疏於學術，以致台灣各大學學術水準平平。

  至於香港，官員與議員都近乎是終身事業，沒有足夠誘因挺身而出維持管治權威，議員則要努力演戲，以求連任，他們也不會作出個人犧牲，靠辭職去化解政治問題。

 

(Headline Daily 2018-12-28)

港元可成為美元的替代品 (雷鼎鳴)

美國能稱霸世界，相當一部分原因是靠美元。美元是國際貿易中的交易媒介，亦是很多國家的儲備貨幣，這本也沒甚麼，但在華為事件中（或甚至是何志平事件），只要有人使用美元進行一些美國政府不喜歡的交易支付，理論上美國政府可按它自己的國內法律拉人封艇，就算交易不在美國進行也如是。

 

此事本來頗為荒謬，美元不是美國政府私產，而是屬於持有者。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地得到美元，一定是付出過商品或其他代價換回來的，美元產權已屬他們，在美國管轄區以外用美元交易，根本不應、也不用得到美國政府批准，美國政府若長臂管控，便是帝國主義的過分伸張（imperial overreach）了。話雖如此，美元霸權起碼還會有一、二十年存在，它的話語權仍在，香港又是國際商貿及金融中心，國際交收繁多，如何才能避免掉進一些美元霸權弄出來的陷阱？

 

其中一種思維是減少使用美元作支付媒介，美國就算橫行霸道，總也不能把在別國使用別種貨幣作交易的人抓起來吧？甚麼貨幣能被當作美元的代替品？港元其實有不錯的條件。

 

港財政儲備充足 難被沽空

眾所周知，港元與美元滙率掛鈎，而且這個鈎是非常堅固的，持有港元等於持有美元，不用擔心滙率波動。這種特性對只信任美元的人十分重要。但理論上港元也可被沽空炒賣，此種風險有多大，卻要先看看數字了。今年10月，香港的鈔票共約4,606億港元，包括銀行存款在內的港元貨幣量M3共約7.29萬億。金管局直接用來支撑港元的貨幣基礎共1.615萬億港元（等於約2,071億美元），但其實香港理論上可用的外滙儲備還包括有1.062萬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及近6千億的基金結餘，除非突然有等同3.27萬億港元的資金外流，港元都有力量守得住。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炒賣的資金不過4、50億港元，今天香港擁有的捍衞聯繫滙率的實力，與當年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就算有國家以傾國之力來沽空港元，也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另一項重要的條件是美元替代物的數量是否足夠？若是這種貨幣數量太少，根本不足以應付一些大額交易，那便不適合了。香港有港元存款與外幣存款，總數達14.15萬億港元，但我們只應計算港元M3的那部分。如上所述，港元M3共有7.29萬億，折合為約9,346億美元。這是巨大的數量，美國整個國家的貨幣量也只得14.32萬美元，香港彈丸之地所擁有的有雄厚外滙儲備作後盾的港元，竟達美國貨幣總量的6.52%。港元的容量大得有條件作國際交易所用的貨幣。

 

滙率穩定 有時比人幣具認受性

就以一個風險較高的交易作例子吧。假設伊朗要進口某些東西，他們不能用美元，因這會對促進交易的銀行造成風險。若用港元交收，風險便降低。伊朗的港元從何而來？它賣石油到中國時一部分收入以港元交收便可。伊朗接受人民幣當然也可以，但港元的滙率穩定，有時比人民幣更有認受性。內地的港元從何而來？出口到港的商品便可換港幣。整個港元周轉的循環是完整的。

 

美國對此不見得高興，但港元的存在對美國也有好處，港元要用一部分美元作儲備，這些美元都是印出來的鈔票，港人付出了代價才能換來這些美元作儲備，港元愈多，美國通過印鈔權賺回來的好處（seignorage）便愈大。美國若要想方阻止港元使用的擴張，也要自己蒙受損失。

 

近期因華為事件而被討論到是否可與伊朗貿易的問題，其實聯合國早已不認同再對伊朗禁運，只是美國自己不肯遵守聯合國的決議而已，香港若非顧忌美國的惡霸行為，大可與伊朗大做生意，用港元交收更可使美國難以批評。將來類似的問題或許不是在伊朗發生，而是在別的國家。到時世界有多少國家肯聽從美國的指令十分難說，但美國對香港經濟利益的影響早已大不如前，美國對香港就算不高興，也不是甚麼大事了。

 

(Sky Post 2018-12-21)

 

北京「金屋」滙鴻儒 (雷鼎鳴)

　　上周去了趟北京大學，參加了其新結構經濟學從研究中心升格為研究院的典禮與學術誓師大會。這研究院的主事人林毅夫與副院長王勇都是科大的舊同事，很高興他們在學術發展上又更上一層樓。這次會議其實是由幾個學術活動連在一起，當中所見所聞，與我過去的認知頗有不同，值得一談。

　　首先是內地的頂尖大學已富了起來。十多年前，北大或清華每年的總開支都低於科大，但今天，他們一所大學的開支已是我們的十多倍，也高於香港所有大學開支的總和。這固然是內地政府比香港政府更重視教育與科研，肯投入大量資源，而且工商界捐錢時出手也甚重，這個研究院的董事會主席是香港媒體名人于品海，看來他提供的幫助也不少，真正功德無量。大會的典禮部份頗為豪華，大有香港頒授邵逸夫獎或一丹獎時舞台上的風采。學界中人大多認為茅舍中與當世高人暢論比在豪庭金屋中與王孫公子對話使人更感舒服，但大會既有金屋亦有鴻儒，倒是無可非議。

　　新結構經濟學是林毅夫獨門絕技，影響深遠。他從極為簡單的假設出發，卻得到很大的成果。資本豐裕的國家應多生產及出口資本密集產品，勞動力豐富應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產品，這是經濟101的內容，但林卻在此之上構建一套理論，解釋為何有些國家能脫貧，有些卻不能，而且上述的條件如何影響到國家中的制度的演變。這套理論所引伸的政策已成為波蘭及不少非洲國家的國策，會議不但有宣讀多國元首寄來的賀電，有非洲國家還派出大員來參加討論。

　　此種現象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的驚覺，與會者包括好些諾貝爾獎得主及多位名重國際學術界的猛人，他們毫無異議的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成功，甚至是奇跡，而且認為解釋中國為何成功的理論是經濟學界頭等重要的題目。非洲來的與會者大多出自西方頂尖學府，他們思路清晰，這些國家經歷過西方的「援助」，但卻貧窮依舊，近年來模仿中國的產業策略（其實其DNA來自香港到珠三角投資的港商），卻一試便靈，開始擺脫掉貧窮陷阱。

　　彭斯勸這些國家不要參與一帶一路，否則會陷入債務危機，他們更懂國情，只能對彭斯之言當作別有用心的笑話。看來美國在非洲的外交戰線上頗失敗，美國政府能不緊張乎？

　　與會者閒聊時不免談到中美貿易戰。他們的分析與近月的評論基本相同，這當中還包括了一些極有名氣的貿易論專家。我有個使我頗疑惑的問題：美國人才濟濟，為何會讓納瓦羅此等不學無術之人在白宮坐上高位？我的一位研究院時的同學，現在於普林斯頓當講座教授的羅傑遜（Richard Rogerson）答得也妙，特朗普用人的準則，便是此人必須不夠資格的（The Qualification Is That The Candidate Must Be Unqualified ）。

 

(Headline Daily 2018-12-21)

香港在貿易戰及科技戰中突圍 (雷鼎鳴)

今年及明年香港和中國內地經濟的焦點都會是中美貿易戰及科技戰，在年終為香港經濟盤點之際，與其流水賬般把各經濟領域都討論一下，不如探索香港如何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亂局中殺出血路。

貿易戰仍是港人最關注的領域，我們對此應先有一些基本的認知。第一，貿易戰對細小的經濟體影響極大，但大國資源豐富得多，國內不同地區之間亦可分工與相互貿易，調整能力強大，貿易戰所能帶來的損失也少得多。中美都是大國，對貿易戰都有很強的承受力，所以都能長期抗戰，貿易衝突反而不會輕易停下來，香港夾在中美之間，最好也有長期調整的準備。第二，近年熱門話題「修昔底德陷阱」所涉及的因素確有存在，中美之間能否互讓從而避免更大的衝突，無人能準確預知，貿易戰也許只是前奏，港人過去幾十年面對的國際環境較為和平，現在則必須調整心態，隨時要作出果斷的重大改變。

香港是一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轉口貿易總量是香港GDP的三、四倍，香港為此提供的出入口及物流業服務也支撐著香港四分之一的GDP。中美貿易戰可能對轉口貿易有負面影響，但貿易戰開打以來，中國的貿易總量卻繼續上升，美國對華的逆差亦無減少，今年可能達到四千億美元，高於去年的三千七百五十億，路經香港的貨物量並未萎縮。但近日有美國政客提出要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此建議倒是引起部分港人的慌張。

炒作獨立關稅區議題
 

香港一向是世上最自由的貿易區，幾乎是零關稅。假設美國向香港本地的產品徵收關稅，香港有多大損失？倘若在一九八三年聯繫匯率實施之初大幅向港徵稅，香港會重傷，那時香港本地商品出口到美國的，佔了當時GDP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三，但時移世易，香港的出口近百分之九十九都只是轉口，真正本地產品出口到美國的，在二零一七年只有三十四億六千五百萬港元（折合約四億四千三百萬美元），僅佔GDP的百分之零點一三，美國對香港關稅帶來的損失七除八扣後，不會超過十億港元，微不足道。三十多年間世界已變，滄海桑田，有些人還以為香港的出口很倚賴美國，所以一聽見別人炒作獨立關稅區，便大驚小怪。

 

不過，此事倒應提醒我們，美國已不再是低風險的出口目的地。「一帶一路」國家今天的市場規模遠不如歐美，但倘若它們能與世界市場融合，其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遠超歐美，一些非洲國家模仿了港人在珠三角創下的工業模式，近年GDP大幅增長，部分有遠見的港商已移師至這些地方，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港人更需到「一帶一路」國家當開荒牛，重演當年在珠三角創業的光輝事蹟。
 

貿易戰以外，華為孟晚舟事件顯示，科技戰已經打響。科技戰的關鍵是資金與人才，但中國投放到科研的資金近年不算短缺，所以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香港可做什麼？先看看內地情況。
二零一七年，中國在校研究生人數是二百六十四萬人，當年畢業的是五十八萬人，本科與專科的畢業生七百三十六萬人，出國留學生六十萬八千人，學成回國四十萬一千人。三千多萬的中國高等院校在校人數已超過歐洲與美國的總和。但在科技領域，我們應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生與學成回國的人身上，並問香港可以起到甚麼貢獻。


去年五十八萬的研究生畢業生當中，只有五萬八千是博士畢業生，這對提供教育超過三千萬名在讀的高等院校學生的師資是遠遠不足，更遑論多數的博士不一定在校教書。香港不少院校在國際排名上頗有成績，應大幅擴大博士生的招生人數，特別是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香港科技大學正在廣州附近慶盛高鐵站旁籌建面積比香港校園大一倍、經費由廣州市政府包起的分校，開始時只招收研究生，便是在這方向走出的一大步，香港的大專院校在此事上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不論內地或是香港培養人才，都脫離不了吸納更多的海外人才參與工作，香港在過去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未足夠。

只要看看數據，便知道香港的機遇不少。從一九八五至二零一七年，中國出國留學生人數累積有五百零三萬人，學成回國的累計三百零八萬人，回國比例百分之六十一點二。但因近年出國及回國的人數都迅猛上升，上述數據並未能充份反映近況，若以近年回國的人數與早幾年出國的人數相比，回國率其實已超過百分之九十，現在中國已進入人才回流期，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留美學者及學生懷有防範之心，甚至有人提出要炒掉所有參加過內地「千人計劃」的學者，將來有意離美的華裔科技人才可能很多。美國科技很大程度地倚靠華裔與印度裔的科學家，華人大幅回流對美國科技界是噩夢，但對中國卻是好事。

香港生活條件具優勢


不過，在外國居留時間長的科技人才不一定容易適應中國的生活，香港在這方面倒是有不少優勢，應創造條件，加快吸引他們到港工作，這對香港及內地的高科技發展都有好處。■


(Yazhou Zhoukan 2018-12-30)

 

美國政府在華為事件中的意圖 (雷鼎鳴)

加拿大政府應美國政府要求，在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於溫哥華轉機到墨西哥時將她拘留，並要引渡到美國，在外交界有如投下一個巨型炸彈。

 

美國政府這次行動，無疑是經過長期的精心策劃，孟晚舟近年用過多少本護照，美國也知悉，飛機不是到美國去，但孟的行程同樣被掌握。

 

長臂管轄，以美國國內法律引伸到另一主權國家的國際巨企的高管，其將掀起的風浪，美國政府不可能事前全不知悉，而且其司法理據十分牽強。為甚麼會這樣做？打個比方，臉書（fb）中時有反華內容或違反中國法律的言論，倘若中國政府因而待朱克伯格入境後將他拘留起來，豈不荒謬？

 

背後有經濟圖謀 搶佔5G市場

 

有一種說法是美國此舉是要增加自己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的籌碼。美方有人有此想法不奇怪，但它顯然是錯誤的，亦不符合美國利益。

 

從中方的角度看，美國若隨意地玩弄這些小動作，怎可能會對談判中美方的承諾有信心？中方自然更不肯作任何讓步。

 

美國高層現時努力撇清此事與貿易談判的關係，應該是他們也知道孟晚舟一案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有一事倒是奇怪，特朗普在12月1日與習近平談判前應尚未知悉此事，但鷹派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知道，為何他不把此事告訴特朗普？白宮不同人等之間的權鬥，深不可測。

 

拘留孟晚舟應有經濟和政治原因。我們先要知道華為是怎樣的一所企業。

 

華為不是上市公司，市值較難估計，市場上流傳她的市值是2,000多億美元，我相信是低估。她的創辦人與老闆任正非只佔1.4%股權，其餘的股權歸18萬員工中的8萬人所擁有。

 

華為去年的營業收入是935億美元，今年可能有1,120億美元，超過了臉書的406億，可與谷歌的1,109億比肩。

 

在中國人民心中，華為與早前被美方打壓的中興大有不同，華為每年研發經費達130億美元，幾乎是英國研發投資的三分之一，她在科研上驕人的成績使她成為民族的驕傲，其5G的發展領先世界，美國不能不感到如芒在背。

 

中國更應沉着談判 自強不息

 

從美方角度看，假如華為的5G能以其既便宜、技術又超卓的優勢，佔據世界多個國家的市場，別的軟件開發自然要跟華為的標準或制式，美國就算後來也研發出5G技術，要搶回市場亦十分困難。

 

華為領先的時間愈長，她的地位便愈不能被撼動，因此拖慢她的發展、遏抑其利潤，因而達至削弱其研發資金，都可能是美國的策略。拘捕孟晚舟、破壞其公司形象，可能起到這效果。

 

網上流傳一段任正非的內部演講，華為內部士氣高昂，上上下下都在「嗷嗷叫」，更要加快華為的技術發展，這段講話雖不知是真是假，但我倒是相信華為雖然被迫害，其韌力卻是十足的。美國的算盤未必打得響。

 

在政治方面，我一直相信美國有鴿派和鷹派，前者明白中美關係搞僵了，對美國利益並無好處，後者則可能唯恐天下不亂，在貿易談判略顯曙光之時做些事挑釁中國使其憤怒，不失為一種可行策略。

 

中國應如何應付？我認為中國政府應有強硬回應，但不要把事態升級，沉着談判，繼續加大及改善科技投資才是應走之路。

 

(Sky Post 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