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對制度的衝擊 (雷鼎鳴)

瘟疫一事，影響可大可小。若是處理得宜，疫情受控，社會經濟不會受到多少影響，就算猛惡如沙士，鬧過2、3個月後，也可「輕輕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但歷史上也曾有過多起瘟疫，深重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迹，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紀中葉肆虐歐洲的鼠疫「黑死症」，它使歐洲人口銳減了3成到6成，亦間接促成了文藝復興及後來的科學革命。

鼠疫斷斷續續的在歐洲出現，深入西方文化中去，連莎士比亞16世紀末所寫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有文評人認為重要的綫索之一便是瘟疫，茱麗葉服了毒假死後，本來神父託一修士帶信給已躲到外地的羅密歐，要他不用擔心，但修士卻因瘟疫封城，信息不能如期送出，致釀成千古悲劇。

中國醫學研究揚威頂尖學刊

今次新冠疫情，在中國境內的發展與我的預期並無大差別，3月初已基本受控，只剩零星個案，人民亦逐步復工，經濟反彈可期，3月份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大幅反彈至榮枯綫以上的52，十分合理。不過，我倒從未想過歐洲與美國，尤其是美國，應付此疫的成績如此使人失望，疫症在中國受控，但在歐美卻大爆發，歐美人民儲蓄率低，積蓄有限，如此重大災禍，對他們衝擊極大，其社會的半癱瘓也會連累中國的經濟，亦會使中國對疫症的殲滅戰因病者的輸入而尚未能竟全功。

今次疫症對世界歷史及人民的生活模式有何影響，目前仍言之尚早，但在一些個別的領域上，我們已可初見其影響，這裏只舉一個例子。

今年1月份，是中國醫學研究的豐收期，在短短幾周內，中國的醫學研究者在世界最頂尖的學術刊物《新英格蘭醫學學報》、《柳葉刀》、《自然》連發多篇有關新冠病毒的論文，其閱讀量以百萬計。這類刊物要求極嚴，學者可藉此一登龍門，便身價萬倍。這批論文，亦使美國政府認為中國資訊不透明的批評，顯得蒼白無力，最深入的一些資訊數據早已用論文的形式向世界的科學家通報了，還有甚麼不透明？

不過，這些論文作者的行為倒是受到內地不少輿論的批評。既然疫情這麼嚴重，你們為甚麼不集中精力想方設法去救人，反而把時間花在發表論文上？而且還要在外國發表，以提升自己的國際學術地位？隨着更多的批評出現，又有一股意見認為，目前內地的學術評審制度太倚靠計算有多少論文在「科學引用指數」（SCI）所認可的學術刊物刊登，並因而忽視了對中國自己更有用的研究云云，他們提議要對此制度大改革。

內地科學界應改進評審機制

這些批評並非沒有道理，追求在洋刊物出文章，的確有可能使到研究工作者只懂迎合外國人的口味。但我相信這種批評是過了火。科研評審體制重要，因為升職加薪都要根據此體制的指標而判定。內地的評審機制在過去20多年有重大改變，從過去的缺乏客觀準則，逐步過渡至在SCI認可的刊物有多少文章及文章有多少人引用，此種改變，對中國數以百萬人計的科研工作者生態有極深遠影響，當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輸家發表不了有基本學術質量的科研報告，自然想變天，贏家則要努力捍衞自己的利益與地位。

其實，SCI目前認可了超過8,500份學報（社會科學的SSCI則認可了超過3,000份），並非所有SCI刊物都是高質的，一些四、五流的刊物也被包括在內，在我校評審中，絕不會用某刊物是SCI認可這麼低的標準去衡量一名同事。但在建設內地學術體系的過程中，開始時不能陳義過高，若是要求人人都必須在頂尖或甚至二、三流的刊物出版才被計算在內，恐怕在過去，大部分的大學或科研機構的學者都會被炒掉。用SCI標準，我認為是此學術行業的「工業標準」，但這是低標準，當學術能力進步後，或是在較有地位的大學及科研機構中，所用的標準應是一流或頂尖刊物，而非SCI。若更進一步，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中，學術貢獻的評審者都是領先世界的學者，他們不會太在意論文在何處刊出，只問科學貢獻有多大。不過，經他們評核出的學者，幾乎都自然地在頂尖的刊物發過大量文章，文章也被大量引用過。由此可見，學界泰斗用其眼光作的判斷，其篩選能力與學術界頂尖刊物的篩選能力頗為一致。

內地科學界建立其合理有效的評審機制，是中國學術與科學如何發展的大事，這個機制並非完美，需要不斷改進，疫症出現後，也應該停一停、想一想，但如果連SCI如此低的標準也放棄，則是走回頭路，弊處多於好處。

(Sky Post 2020-4-3)

從疫情數字看美國政府的宣傳策略 (雷鼎鳴)

　　未來一二十年世界的政經格局仍將會是中國經濟繼續冒升，並憑此帶動其政治、軍事、科技與文化力量走向強大，而美國則要力保其一哥地位，不斷地用各種方法遏制中國的崛起，其他國家最優的選擇便是保持中立，並呼籲合作。今次疫情沒有改變這格局，但對中美之間的競爭，卻賦予了新的內容。

　　美國人是輸不起的民族，在他們勝利或佔優勢的時候，其行為大多正常，但當他們感到受威脅，而且處於劣勢之時，美國人會很不適應，不懂得如何面對，要他們像大不列顛國般接受自己已不是全球霸主，需要很長時間的心理治療。有此心理背景，美國朝野支持對付中國，並無懸念。但美國內部也有矛盾，特朗普雖然毫無總統的風範，反覆無常，政策不利美國及世界人民，但他仍有近一半美國人的死硬支持，而另一半則對他恨之入骨。

　　在應付疫症中，特朗普並不合格。中國抗疫近三個月的失誤與成功經驗，美國顯然是浪費了。十二月底中國已通知了世衞，一月三日更知會了美國中國正有疫情，一月十二還以破紀錄的速度把病毒的基因排列了出來並將其訊息出版，使到全球都可製造測試劑。但美國政府在幾個月中卻似老僧入定，毫無作為，又或偶然幸災樂禍，到了本土大爆發時，卻連測試劑及口罩等必備設施也嚴重不足，醫院中的醫生一個口罩要用五天，護士要用垃圾袋作防病毒保護衣，本文見報時，其確診個案恐怕已衝破二十萬大關，高踞全球第一，以美國的科技實力，這是何等尷尬之事，而股市的下挫也使得特朗普無從抵賴。在大選年面對此局面，特朗普能用的招數，一早可預期。

　　第一招是吹噓自己十分成功。如此惡劣的境況如何還吹得下去？英國Imperial College有估計，最壞情況美國要死掉220萬人疫情才可受控，特朗普據此卻說就算美國死一二十萬人也是很大的成功。但上述的220萬毫無意義，它是假設社會對疫情不聞不問，讓它感染了約三分二人口，據群體免疫的原理，疫情便會收斂。若感染者的死亡率是1%，那麼死亡人數便是220萬。現代醫學告訴我們，只要努力用社交距離及注意衞生等方法可大大減慢病毒繁殖的速度，甚至可對其剷草除根，這樣便爭取到時間使科學家開發疫苗及治療藥物。美國若有一二十萬人死亡，只能說明特朗普政府無能，沒有發揮出美國本來擁有的強悍醫療力量。

　　第二招是甩鍋給中國，說它隱瞞疫情，以致其他國家受累。這是扭曲事實，正如上文所說，中國早於疫情初發時已照會世衞及美國，又何來隱瞞？美國唯有追封李文亮醫生為吹哨人，將其到警局問話一小時誇大為政治打壓，其實李醫生在社交媒體上所載的資料並不準確，而武漢當局亦必須有足夠時間才可能認識此科學界也不懂的病毒為何物，若嘲笑武漢浪費了時間，美國所浪費的更長時間，又是否五十步笑一百步？

　　第三招還是甩鍋，但重點不同。歐美等地疫症個案及死亡人數都可怕，為何中國能表現如此亮麗？對擁有白人優越感的人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美國、意大利、德國等地的醫療水平世界一流，怎可能表現比不上一直被美國抹黑的中國？這問題本來很易回答，只要看看中國如何果斷地實施封城及非常徹底地在各地斬斷傳播鏈，千方百計地用人面辨識、進入任何小區及建築物都反覆要量體溫、打擊一切人群的聚集等等極為嚴苛的方法，便可知中國的成績是一早可預期的。反觀美國，雖有最強大的醫療水平，但人民視戴口罩為弱者，封城也是拖泥帶水，有段時間超市還人頭湧湧，不大爆發才怪。

　　但美國不會如此看問題，心理上較可接受的方法便是說中國的數字是假的。最近美國的媒體大量炒作一段新聞，說武漢因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數被大幅低估，但其根據卻是不值一哂。官方數字說武漢因此病毒而死的人共2535人，上周《財新》雜誌有記者發現有一貨車司機共運送了5000個骨灰盒到一所殯儀館，而記者又稱殯儀館中有3500個骨灰盒，武漢共有八所大小不一的殯儀館，所以外媒估計真正死亡人數遠超二千多人。

　　《南華早報》報道過，一月二十三日起，武漢市勒令停止了一切殯儀活動。又武漢政府從三月二十三日對此解封，要在清明節前把一月份到四月初所積累的遺體火化殯儀處理。據武漢市民政局的統計，2019年及2018年每年第一季，火化人數大約是15000人，我們若加上新冠病毒而死的2500人，這便等於要在三月尾四月初中火化17500人，殯儀館要短時間內處理這麼多火化，一間殯儀館藏有三千多盒子又何值得大驚小怪。外媒也訪問過一些網民，並重複引用他們一些沒有根據的猜測，倒是《新聞周刊》較為小心，直言這些網民猜測不一定靠得住。但如此缺乏根據的估計被當作新聞，可見美國不少人對中國表現勝於美國，心理上難以接受。

(Headline Daily 2020-4-3)

中國對口罩及藥物的壟斷力量 (雷鼎鳴)

今次疫情一個意外的效果便是暴露了多個國家的實力與弱點。此等信息，各國政府都不一定願意公諸於世，但在生死存亡間，大家也顧不了要隱瞞甚麼了。

中國在浪費了兩個多星期後，終於在重重迷霧中明白這新病毒的性質，當政府下了決心後，中國社會顯示出的驚人動員力、人民團結性、科技及醫療水平，都使人刮目相看，硬生生把一個大爆發壓了下去。反觀歐美先進國家，有了中國這本書可抄，多了2、3個月的時間觀察和作準備，仍然把時間浪費掉。中國人口是意大利的23倍，是美國的4倍多，但看情況，意大利及美國的感染總數，大概率地會超過中國；若按人口比例計算，情況更為慘烈，紐約市可能變成另一個武漢，紐約州成為另一個湖北，但這些地方的居民仍有不戴口罩四處蹓躂。歐美國家的缺乏準備，不但反映在人民缺乏防範意識上，醫療設施亦欠缺準備，美國堂堂科技大國，醫院中的醫生也往往找不到口罩保護自己。疫情過後，我相信在世人眼中，中國軟硬實力的地位會暴升，歐美國家則下降，但這對中國來說，被人摸清底細，也不一定是好事。

美國97%抗生素來自中國

疫情中全球口罩奇缺，中國本來便已能生產世界口罩的一半，在1個月左右，竟能從日產2,000萬個增至日產1.16億個，這當中涉及多種工業的協作及口罩重要材料熔噴布的擴產。其他國家做不到這麼快的回應，惟有有求於中國，其他醫療物資亦然。這不由我不想起前年美國著名記者Bob Woodward在其新書《恐懼》（Fear：Trump in the White House）當中所寫的一段故事。事緣特朗普要向中國發動貿易戰，當時他的最高經濟顧問科恩（Gary Cohn）期期以為不可，指出美國97%的抗生素來自中國，若中國不賣藥予美國，美國人民無藥可醫，怎一個愁字了得？去年3月，我的科大舊同事、現在內地仍是當紅炸子雞的清華李稻葵教授，便向中國政府建議過，美國若用電子芯片要脅中國，中國必要時也可不賣藥給美國。

在藥物及醫療用品方面，美國有多倚賴中國？我查了些資料，倒也大吃一驚。美國人對此問題並非全無憂慮，美國國會設有一個「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去年7月31日便邀請了位名喚Rosemary Gibson的專家來作證。這位女士態度似稍有反華，但其作證內容資料詳盡，頗有參考價值。

據她所報告，不但美國商務部的調查顯示96.6%的抗生素來自中國，而且美國似已失去了生產抗生素的能力。美國自2004年左右開始，生產維他命C、盤尼西林、阿士匹靈等的公司早已關門大吉。今天美國已失去整個製造抗生素的工業，這些公司在成本上競爭不過中國的藥廠。美國人如果有肺炎、耳炎、性病、尿道炎、炭疽病等等，若無中國的藥，基本上便無能為力。

有實力打垮印度製藥業

眾所周知，印度是生產仿製藥（Generic Drugs）的大國，但她的藥廠所用的原材料及化學物8成以上要從中國進口，而且中國如果願意，未來完全有實力以價格戰打垮印度的製藥業。今天美國人所用的藥9成是仿製藥，其他的可以貴出很多倍。美國人無法負擔，而且美國自己生產的成藥所用原材料一樣要靠中國。

有一件事，上述的Gibson女士頗為憂心，2013年中國河南省漯河市屠宰業大公司雙滙集團（今天叫萬州國際，老闆叫萬隆），以47.2億美元全面收購了世界最大、位於美國的豬肉加工公司Smithfield Foods，從此控制了大份額的世界豬業。這與醫藥有何關係？原來豬腸被視為醫藥界的「稀土」，沒有它，醫院便動不了手術，運行不了。如此嚴重？對的，因為手術需要抗血液凝固劑肝素（Haparin），而肝素要由豬腸的黏液提煉出來，一頭豬才可生產一小瓶肝素。

雖然中國在癌症、愛滋病等奇難雜症上也要倚靠美國的高科技藥物，但Gibson相信，一旦中國決定不出口任何藥品到美國，美國的平民醫院或是在航空母艦上的軍事醫院通通運作不了，美國能不憂心乎？特朗普無知無識，才會被科恩警告後仍要搞貿易戰。

是否中國應以醫療用品及藥物到處展示實力？這無需要，人命關天，但資源有限，與中國友好的自應優先得到中國的醫療援助，就像今天在意大利等國所做的一樣。

 

(Sky Post 2020-3-27)

全球化在十字路口 (雷鼎鳴)

近三十多年來世界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便是全球化。國與國之間分工更細，供應鏈變得更複雜，一種簡單的產品可能也是多個國家分工協作所製造出來，國與國之間通過貿易互相倚存，世界的總生產力因此大增，人類共同活在同一條地球村上，天涯若毗鄰。既然是互相倚賴，互相合作，一旦發生戰爭，供應鏈會大受衝擊，多國同時受累，但這也意味着某國若發動戰爭，便必須考慮到巨大的經濟成本。全球化有利於維繫和平。

　　不過，全球化自身亦帶來不少困難。在全球化環境下，世界勞工的收入會趨向一致，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有利，但發達國家的勞工收入卻會被拉低，所以他們會不高興。此種局面會造成發達國家的排外情緒，他們會以為是別國勞工奪走他們的收入，此種情緒對全球化十分不利。全球化通過互利把國家拉在一起，但不同國家的人民又因自己收入上升不了而心生怨恨，政治衝突便難以避免。

　　國與國之間必須合作，要化解其無可避免的衝突，要靠一些新設計的遊戲規則。戰後此種國際規則基本上是由美國這一霸主所建立，聯合國、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G7、G20等等，策劃者多是美國，它也靠此儼然成為世界的盟主。這個盟主地位為美國帶來好處，但它也要付出代價。主要的好處是事事它說了算，以其軍事及經濟力量，號令天下，莫敢不從，而且此種特權又使到美元擁有特殊地位，美國可以不停開動印鈔機，便可以一張張無內在價值的鈔票換取其他國家的有價值產品。不過，要保持此身份，美國也要用上大量軍費，到處打仗，誰不聽話便打誰，聯合國等組織它也要交會費。

　　經濟學中有所謂「金度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此位前麻省理工經濟教授曾指出在國際政治中若無一個國家願意挺身而出當盟主維持國際秩序，會天下大亂。今天的全球化雖帶來了重大效益，而且把各國綁在一起，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將來甚至會更為凸顯，但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及意識形態衝突也是大得很。

　　此種情況也許更需要一位公正而又可一言九鼎的盟主，來貫徹一些國際認可的規則。有資格當此盟主的只有美國與中國。美國是很想繼續其話語權，但特朗普不肯出錢，在國際中其表現亦望之不似人君。至於中國，本來並無多大興趣去當盟主，提出「一帶一路」也是有利己利人的經濟計算，但就算中國無意，美國也會感到中國日漸強大所帶來的「修昔底德陷阱」壓力，恐懼自己地位被中國所取代，不得不大力遏制中國的崛起。

　　全球化需要中美的合作互利，但美國害怕中國崛起又引致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排斥。新冠肺炎的出現卻將兩國的矛盾從另一層面強烈地表達。美國各地近日出現的種族主義並非偶然，華裔及亞裔人士在街頭上也會受到種族主義者的攻擊，特朗普一度堅持用「中國肺炎」字眼，顯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把人類最卑下的劣根性煽動起來。

　　中國的疫症去年十二月初發時，雖然社會對此症認識不足，有如在迷霧中浪費了兩個星期，但一旦認清形勢後，其果斷措施卻為世界賺來兩個月的時間。中國一月中已出版了病毒的基因，使到試劑成為可能，而且一月初便定期把疫情與各國分享，在大量資訊充斥之下，仍浪費了兩個多月時間毫無準備的美國，卻要怪罪只浪費兩個星期的中國，頗為趣怪，但這阻止不到美國的偏執分子繼續破壞中美合作的活動。

　　特朗普的貿易戰謀士納瓦羅（Peter Navarro）最近對美國需要向中國購買大量口罩大感不是味兒，竟警告中國不可借此機會搞宣傳提升自己形象。他可能忘記，美國的三千萬個口罩快要用光，它現在一年需要三十六億個口罩，是美國要求助於中國，中國則無義務把口罩支援美國。

　　美國做慣了霸主，以為各國都要服務它，但疫情顯示，美國政府表現差勁，進退失據，中國的耀目成績卻是有目共睹。疫情真的可能成為歷史轉捩點，標誌着美國失去盟主地位。疫情同時也顯示出全球走合作道路的重要。

　　當中國有難時，幸災樂禍的人以為火不會燒到自己身上，結果他們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當這些國家受困時，又突然發現只有中國才有能力救它們，此教訓豈能不記取。當然，中國也應看到幸災樂禍的不可取，領導世界走向合作才是共贏之路。

(Headline Daily 2020-3-27)

群體免疫的經濟學 (雷鼎鳴)

與中國抗疫戰略處於另一個極端的，是英國政府一度考慮採納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中國採用的方針是打殲滅戰，而且是全殲，1個病人也要排除掉，如此便可一勞永逸。這十分困難，但中國做得很徹底，已取得明顯的巨大成績，未來如何防止輸入病例才是挑戰之所在。與此相反，英國首相眼看已無能力圍堵得了病毒，遂提出依靠群體免疫這一幾乎等同讓英國人自生自滅的方法，引來惡評如潮，英國政府也要收回此建議。家中因有人十分熟悉免疫學，我早已聽過此概念，也特別關注英國此政策在甚麼條件下行得通或行不通，又或其成本效益如何。

 

中國打殲滅戰取得佳績

 

群體免疫的基本理論十分簡單，但也可因應一些特殊條件而弄出複雜一點的模型，這裏只談最簡單的理念，先科普一下。此理論有兩個關鍵參數，一是繁殖率RO，二是ρ。前者是指1個身懷病毒的人平均可感染到多少其他人，例如RO是2的話，每1個病人平均可感染到2個人，RO愈大，傳染性愈厲害。ρ則指已經受過感染有了免疫力而仍生存的人口比例，ρ愈高意味着有更大百分比的人口不再怕此病毒，也不會將此毒散播開去。群體免疫的第1個問題便是社會中累積到的免疫人口比例ρ要到達哪個數值才能使到新增感染人口收斂，愈來愈少，最後歸零。

 

舉個例子，假設RO是2，開始時只有1個帶毒者。此人平均會傳染2個人，所以第2代的感染人數是2。此2人也會感染下一代，第3代的受感染者是4。餘此類推，中招的人數一代一代的擴散下去，會以指數般上升，1、2、4、8、16等等。如何才能制止此過程？

 

假設ρ是0.5，即每2人中已有1人有免疫力，病毒傳到他身上，他也會無動於衷，但另1人卻仍可中招。那麼，當第1個帶毒者將病毒傳播給2個人時，只有1人有感染。此第2代的病毒傳人可傳染到多少個第3代？答案是只有1個，因他所接觸到的2個人中，有1人已是免了疫。所以一代一代下去，每一代平均都只得1名感染者，不像上面所描述的感染人數不斷急劇擴張。

 

又假如RO仍是2，但ρ大於0.5，例如是0.6，那麼可供感染的人口比例便是0.4。第1代有1個帶毒者，但第2代卻只得0.8個（RO乘上[1-ρ]，即2乘0.4）。這0.8個帶毒者又可傳毒給多少個人？答案是0.64人（0.8乘0.8）。只要RO乘（1-ρ）低於1，染病人數會收斂。

 

據英國Imperial College的估計，新冠病毒的RO介乎2至2.5之間，可假設其為傳播性較高的2.5，那麼免疫人口比例要高至哪個數值才能控制得住疫症？亦即甚麼樣的ρ才能使到RO乘（1-ρ）低於1？2.5乘（1-ρ）少於1，意味着ρ要大於0.6，ρ愈大則新增染病人數下跌得愈快。英國政府說計劃使到7成的人有免疫力，若做得到，可輕易證明每一代病人數目會下降25%，一直遞減下去。

 

英國至少須犧牲55萬人

 

英國人口6,600萬左右，要7成的人有免疫力，等於要4,620萬人染病。假設致死率是1.2%（這應是低估），那麼，英國便先要死掉約55萬人。55萬條人命價值多少？

 

對此難題，經濟學中倒是有計算方法，它的粗簡概念是假若某人面臨生死抉擇，但可依靠付錢買回己命（例如被綁架後要付贖金），他本人最多願意付出多少（他可借錢，但要還）？這種估算文獻中有大量研究，答案因人而異，要視乎其年紀、家庭、收入、財富、性格等等因素。根據文獻中的某些結果，我可假設英國人平均每條命值500萬美元左右，55萬條性命便是2.75萬億美元，大約等於英國全年的GDP，這還未包括染病後產生的後遺症及所用的醫療費用。尚有兩點不可不理。第一，此免疫力不見得是終身的，若每隔一段時間又再死一批人以更新群體免疫力，豈不糟糕？第二，英國政府不聞不問，不把染病者隔離，那麼便必殃及其他國家，別國不敢與英國來往，她的生產必受損。

 

靠群體免疫力去抗疫，成本效益差勁，除非傳染率較低及致死率非常低。

 

(Sky Post 2020-3-20)

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背後捅刀？ (雷鼎鳴)

　　在中國全力抗疫時，美國早已發動了一場暗戰。當時中國並無暇理會，但世事變幻無常，美國今天已進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階段。

　　美國政客及其追隨者所用的策略，主要有兩個進攻點，一是發動攻擊中國體制的文宣，二是利用新冠肺炎的命名去煽動種族主義，希望世界視華人為黃禍。

　　在一月至二月中，中國疫情仍未被控制，而且在武漢剛封城，醫療系統幾乎因病人太多而崩潰，中國醫護人員手忙腳亂，美國及香港一批以美國利益馬首是瞻的政客及傳媒，集中火力攻擊中國隱藏疫情，缺乏透明度，而且上綱上線地說這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此種體制人人得而推翻之。

　　此種評論，是對社會科學學藝不精的表現，我們在此不評論制度是優是劣，但某些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之時，有些人卻總是喜歡「為賦新詞強說愁」，硬是把一些蹩腳理論硬套在一些現象之上，以示自己有深度有理論。用理論解釋現象不是不對，但這要驗證。疫情初時的混亂是否與政治體制有關，本身也是一可驗證的假說。世上政治體制起碼有一二百種吧，若要證明中國早期的混亂與其體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那麼其他國家便應做得比中國好，或是不會隱瞞甚麼東西。到了今天，中國早已積累了大量可貴經驗，而且十分願意公諸於世，其他國家有書可抄，但疫情在不少國家開始爆發時所出現的進退失據，也是使人瞠目結舌，而且其後續政策比起中國，仍使人毫無信心。美國更離譜，自己造不夠試劑，又不肯入口，竟不批准醫療人員替病人測試，堂堂科技大國，連數據也沒有，情何以堪？以特朗普的作風，他可能根本不想讓人知道美國疫症有多嚴重，此點我倒不想深責他，美國醫療系統仍無辦法應付大量病人，他不想出現恐慌，未必無理。武漢初期未有外援時，太多恐慌的人擠到醫院去，很可能是武漢多人受感染的重要原因。

　　既然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沒見到那一個在抗疫上做得比中國好，美國抹黑中國體制的理據便顯得沒有說服力。愈是把抗疫表現與體制掛鈎的人，這回愈為尷尬，美國三藩市灣區要強制人人留在家中三星期、紐約市要考慮宵禁、美聯儲局胡亂出招「救市」，但股市跌得更厲害，我本來對特朗普政府無甚信心，但也想不到他如此不濟，對經濟破壞如斯。美國自身難保，詆毀中國的策略，敗象已呈。

　　美國對中國的另一攻擊點是強要把新冠病毒喚作「中國病毒」。疫情問題本來與科學有關，應遠離政治，世衞深明此道理，所以命名時特別小心，刻意地不涉及地名，但美國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鍋甩給中國，其背後的動機便是種族主義，對此中國卻不能不理。況且現在連美國疾控局要員也在國會承認，過去多年以為是流感致死的美國人，部份死後也有被發現是死於冠狀病毒，此病毒源於美國、中國還是其他地方，已成疑問。本來名稱的爭論十分無聊，但既然目前尚未有其來源地的確切答案，而且名稱還被強加上政治含義，用世衞的建議最合適。但顯然美國政府不作此想，蓬佩奧不但要與楊潔篪在電話中吵一論，特朗普也堅持用「中國病毒」，這似乎是早前《華爾街日報》有文章稱中國為「亞洲病夫」的官方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說美國欠中國一個解釋，十分恰當。至於香港某些媒體還在用「武漢肺炎」一詞，便顯得他們跟不上世情或是別有懷抱了。

　　疫症在各國的爆發，反映西方發達國家並無聽取世衞的勸告，浪費了中國為他們爭取到的寶貴時間及經驗。在疫情中美國不斷暗算中國，雖無成效，反而自作自受，但這反映出有些人還不明白在全球化大環境下，及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確是一重要概念。合作總比在別人背後捅刀好。

(Headline Daily 2020-3-20)

抗疫戰中的輿論戰 (雷鼎鳴)

抗疫戰以外，還有一場國際輿論戰或公關戰在進行着。後者本來是美國主導針對中國，但近日美國後院失火，自身難保，敗象已呈。

 

美國政府雖不敢違反美國社會的價值觀，直接宣揚種族歧視，但找些外圍人士胡亂指摘中國是疫症散布者，從而使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埋怨中國、疏遠中國，卻是符合美國今屆政府的戰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不無幸災樂禍地說中國的疫情會使更多職位回流到美國，霍士電視台的一個主持胡說八道地說中國人民都很飢餓，要吃蛇、蝙蝠，以致病毒傳染世人，中國要道歉（為何美國控制豬流感不力，使全球死了57萬人，美國卻不道歉？），《華爾街日報》刊登標題侮辱中國的文章，都是其輿論戰或宣傳戰的例子。

 

在中國內部，輿情也一直在變化。在武漢封城的初期，從內地網民的反應可見，正面的評價佔主要，人民認為政府行動果敢，否則如何能有此斷然的措施？隨着全國各地爭相支援武漢，顯示出強烈的團結精神，也感動了不少中國人民，甚至世衞到華考察的團隊。

 

中國迅速控疫 反擊失實批評

 

不過，曾當「吹哨人」的眼科醫生李文亮的病逝，令中國的輿情出現了一陣子的轉向。李文亮在2月7日去世，當日新增確診個案是3,385宗，中國的疫情仍處於高峰期，曙光只是剛剛稍為顯現，當時春假已過，但未能全面復工，人民的挫折感很強，一大堆不滿言論便湧現出來。政府連忙替李文亮平反，追封他為英雄，才控制住輿論的逆轉。

 

輿情也真是一頭控制不了的怪物。2月26日，中國大陸以外的新增確診個案數字，首次超過了內地，在當時，內地新增個案早已不斷減少；到了今天，個案比2月初已減少了超過99.5%，本周四更只得18宗新個案。客觀情況的變化，使人民對防疫戰信心大增，內地輿情又變得正面起來。

 

我多次說過，要評估中國抗疫的表現，必需要作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在2月底開始，國外幾個地方出現了大爆發，而且還有兩個到過夏威夷的病人，他們並無到華的旅遊史，亦無證據證明其感染的病毒源頭是中國。這幾個國家處理病情時都手忙腳亂，南韓受到邪教拖累，差點失控，幸好她的防疫制度十分可靠，新增數字後來也控制得住；日本醫療先進，但其政策卻直接促使了鑽石公主號郵輪的大爆發；意大利擁有歐洲一流的醫療系統，但以人口比例計，其感染的個案是中國的4倍有多，不但要封城，還要封國！上述的都是先進國家，而且中國的全力抗疫，早已為世界積累到寶貴的經驗與科學知識，及為其他國家爭取到準備時間，但縱然如此，中國控制住疫情的速度仍優於這些國家，這豈不反證出以前對中國努力所作的批評是無的放矢？

 

美國人漸恐慌 對政府失信心

 

平情而論，南韓、意大利甚至日本，也都盡了力，中國若有能力，可幫助她們，體現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風骨。但最使人詫異的，倒是美國這科技大國的不濟。美國政府看到中國的成績已是不舒服，但政府禁止民間驗測，不隔離、不公布數字（其實沒有足夠的驗測又如何公布？）、勸人不戴口罩，又不願透露口罩及藥物主要需從中國購買，特朗普昨天的講話，也只是自吹自擂，市場對美國政府失去信心，股市連日大瀉，政府卻似是束手無策，毫無實質對應。美國人的恐慌情緒逐漸出現，這對美國政府所要打的宣傳戰十分不利，美國人民不免要懷疑，為何中國守得住，美國政府卻表現得如此差勁？

 

中國自己的宣傳策略，是多報道人民及醫療人員的無私奉獻，因為有實質根據，人民也受到感動。感動國內人民容易，讓世衞的專家了解實情也有很大幫助，但境外的傳媒根本不會報道這些故事，所以也談不上可感動到甚麼人。不過，恐懼情緒可能比感動更能有效改變國際輿情。美國人民雖是大心大肺，但眼見不少國家所遇的困境，自己的股票又縮水，而且知道美國的疫情數字是基於美國根本沒去驗測，再加上特朗普的政敵必把他的荒謬處都挖出來，中美抗疫實況一對比，結果明顯，恐懼情緒已使美國的宣傳戰幾乎崩堤。

 

要徹底改變歐美對中國的輿情，不可能一蹴即至。但不要忘記，60年代美國社會十分反共，一場越戰使到珍惜生命的美國人變得很左；70年代，美國校園輪流放映《東方紅》歌劇，卻能招來大量美國觀眾。輿情也可能物極必反，走向反面。

 

(Sky Post 2020-3-13)

 

復工才可重振經濟 (雷鼎鳴)

　　全球疫情已出現了重大轉折，本周內地新增確診病例連續五天已跌至雙位數字，3月9日與2月4日相比，跌了99.5%，中國以外每日新增病例，已經高達內地的二百倍。由此可見，內地疫情已基本受控，外國則仍處於爆發期，中國與世界都應調整其抗疫的戰略。

　　從武漢封城到今天，已有七周。眾所周知，武漢封城及部份地方所用的強力手段對經濟所起的影響，相當大程度要看這些政策會維持多久。扣除有兩周是春節，全國都在度假，所以至今抗疫對經濟有較大影響的是五個星期。在這段時間，不能說中國經濟完全停頓，但增長率拖慢不少是卻是必然的。三月初，復工的綠燈早已亮起，問題是在開始的階段，速度應如何定奪。復工若順利，過了開始時的磨合階段，中國經濟會急劇反彈，追回這幾個星期的損失。若復工緩慢，則民生會受影響，過去的產品庫存已耗掉了一部份，須靠生產去補充。

　　復工當然會帶來一些新的風險，會否交通人流暢旺，大家又聚在一起工作生產，新病例又上升，沒完沒了？這有可能，但現在形勢比一月底時好得多，內地社會及醫療界對此疫症認識已加深很多，較懂得如何避免染病及緩解病情，新增感染歸零雖然是使人盼望的願景，但我們不需以此為目的，原因是經濟代價太大，而且效益也有限。美國政府採用一種近乎放任的策略，讓此病毒自由發揮，這策略有重大缺陷，但背後理念是盡量不損經濟（是否可行，存疑），有其理性部份。今天中國正確的做法也許是向保經濟的方向作出調整，但不用像美國政府般把此病毒看成只是普通的流感。

　　鼓動有序復工是必走之路，但過程需要克服不少暫時性的困難。中國是世界第一的生產大國，效率極高，但它的效率相當程度建基於一個緊密的一環扣一環的供應鏈之上，只要中間某個環節出現問題，整個生產鏈便有可能運轉不下去。

　　舉個例子，若某一條村的地方幹部所封的路仍未解禁，有些村民不能回到其原本所屬的口罩廠工作，這廠工人不足，產能受影響，其他工廠買不到足夠口罩，不能保證每個工人都有口罩，便得不到開工的許可，它所生產的某種零件因而減產，這便又影響到其他工廠的產能。這類例子多的是，其困難是暫時性的，但總也需要政府與企業協調，有序地打通經脈，否則便會浪費太多時間。政府要注意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可能害怕自己區域出現病例，對仕途不利，所以過份地限制經濟活動。

　　全面恢復經濟活動的確有可能使到病毒死灰復燃，只要妥善管理，這沒有甚麼大不了。管理的理論基礎是所謂的「社群免疫」（Community Immunity），據此理論，只要社群中很多人有免疫力或是對個人衞生十分謹慎，那麼就算某些人身懷病毒，他們也不易把病毒傳播到下一代的人，這意味着第二代的感染者少於第一代人，如此類推，第三代的人數又少於第二代，最終沒有甚麼人帶有病毒，疫情終可受控。所以我們就算未能即時的把病毒趕盡殺絕，只要感染率低，問題也不大。

　　內地經過沙士及這幾星期的鍛煉，應已比其他國家的人更有紀律更有警覺性，醫療系統亦變得更有實力防止如武漢早期般的失控。復工的工人需要口罩，現在中國口罩的產能已上升五倍多，超過每天一億一千萬個，洗手液的產能也大幅上升。公共交通不可免，但靠改進了的衞生習慣，多洗手，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少搞聚會等等方法，也不難減低傳染率，假以時日，病毒的影響便有限。現在世界好幾個國家有爆發，雖然有增加輸入病例的風險，但禍兮福所倚，國外的疫情也可成為警號，不停提醒人民在防疫上不能鬆懈，復工後更應如此。

　　疫情在香港也將會過去，但不幸地，去年的暴徒有不少還是不知悔改，蠢蠢欲動，當港人不再畏懼肺炎後，我們又要再應付黑衣人的恐怖主義活動，此種活動帶來的社會損失，遠大於疫情。

(Headline Daily 2020-3-13)

宗教與傳染疫症 (雷鼎鳴)

中國與美國應付疫情的態度完全不同。美國到今天為止，對新冠病毒只測試過幾百次，所以美國人受感染的數據殊不可靠。美國以彭斯作為抗疫領導人，美國有網民認為他有特殊天賦，原因是他老是緊咬雙唇，似乎不用呼吸，當然不易受呼吸病毒感染。若問美國上下對此疫情防備準備是否足夠，我們輕易可知，除了亞裔外，其他人仍是闊佬懶理，反正每年流感，美國因而病逝的人數以萬計，美國政府及民眾，似乎眉頭也沒皺過一下。如此高超的EQ、處變不驚的修為，有朋友稱之為「佛系」，實在十分準確。反觀中國，用的是雷霆手法，把城也封了，不少省市連建大批小湯山級的抗疫醫院，硬把每月新增的確診個案，從高峰的逾14,000宗壓至稍多於100宗。

 

佛教在美國不算普及，其處理疫情的策略，恐怕與我佛無緣，其他有大爆發的國家或地區，卻未必與當地的宗教與習俗沒有關係。南韓與伊朗成為疫情大國，顯然與宗教有關。

 

新天地教常聚眾集會

 

南韓是中國以外受到感染最多的國家，本周三累積的確診個案已達5,328宗，死了33人，而且數字仍急速上升。我們已知，此次南韓中招，與當地的「新天地教會」有密切關係，截至3月1日，確診個案中，59.9%都是此教會的信眾，若在此教會活躍的城市大邱及慶尚北道，更高達8成以上。

 

此教有何教義？教主是何方神聖？教主是位88歲名叫李萬熙的老頭，他自稱耶穌轉世，只有他才能解讀《聖經》中的幽微之處，疫情初發時，他認為疫症是魔鬼行為，目的是要阻止教會的發展，只要信他，便百病不侵。這邏輯反過來，便是有病的便必定信仰不夠堅定，應感到羞恥，所以中了招的信眾也要裝作若無其事，到處行走播毒。

 

為何此教會對疫情有如此大的「貢獻」？據一位研究它的專家所言，此教喜歡舉行大型集會，以便炫耀勢力及增強團結性，但最大的目的是要神化教主。每次集會都有密密麻麻的信眾跪在一地，頗利傳染。這位李教主其實頗為世俗，手上戴着有前總統朴槿惠名字的手錶，得過她政府頒發的「國家有功者證書」，但當首爾市長朴元淳表態應援引故意過失殺人罪將他逮捕後，他卻現身長跪謝罪，自稱感到羞恥。耶穌的轉世也因怕坐牢而要謝罪？足證此人乃神棍一名。但神棍是有人信的，此教會信眾多達21萬人，很可能還包括不少高官。此教發展蓬勃，據研究它的韓國專家吳名玉所言，它的信眾很多都是大學畢業後就業困難、對前途感到迷惘的年輕人，他們被告知，入教後肉體可永生，亦可成為掌管人間的祭司。此等願景對信者而言，是不錯的心理治療法，但可惜信者常脫離家庭去為李教主傳教。回望香港，也有不少大學生或畢業生對某些經不起推敲的信條深信不疑，其智商情商不見得高於南韓的信眾。

 

什葉派習慣親吻聖墓

 

伊朗是一個神權影響力很大的國家，此國的確診人數在3月3日已達2,336人，死亡人數達77人，遠高於韓國。此國信奉伊斯蘭，但若說伊朗人民不重視清潔卻是十分錯誤，他們愛潔淨、常洗手，但為何這麼容易被傳染？伊斯蘭的遜尼派每天要禮拜4、5次，多在人群集中的清真寺進行，這顯然不利防疫，而且他們還有互相擁抱的習俗。至於什葉派，還多了一項宗教習俗，其影響不易化解：他們的信眾到清真寺時，有親吻聖墓的習慣，而且每人親吻的位置差不多，亦無消毒。

 

讀過一篇2011年8月23日在頂尖學術期刊《科學》刊登的文章，當中有人論證好幾個現代尚有的宗教，出現時都與當時的疫情有關。公元前800至200年之間，大量城市出現，人口集中，疫症亦隨着流行。各宗教處理的態度不一，猶太教認為只有上帝才能治病，所以對是否為病人治病，並不積極；伊斯蘭教則有不少人根本否定傳染病的傳在，所以並無避開病人的意識；天主教/基督教視幫助病人為自己可到天堂的路徑，照顧病人帶來的風險值得去冒。這些不同的態度，在傳染病面前，是否要調整一下，見仁見智。

香港最近因到佛堂而感染的案例，與佛教本身也許並無太大關係，倒是應否到人多的地方活動，值得商榷。

疫症也提醒我們一事，宗教禮儀與生活習俗，我們也許應檢視一下，例如我們應否廢除握手、擁抱等習俗，改為拱手為禮？又或出門時帶備瓜子，搭電梯時用瓜子按鈕，然後丟掉？

 

(Sky Post 202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