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港大醫院可助「港灣」融合 (雷鼎鳴)

 發展大灣區已是中國的國策，香港應如何回應？

 

　　大灣區這概念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有密切關係。全球化後世界市場擴大，生產分工會更細緻，但如何分工，卻要看各地有何相對優勢，及不同地區可以怎樣合作，發揮協同效應。

 

　　香港大學在深圳管理著一個醫院，它的經驗正好可幫助我們了解深港兩地如何能共同發揮優勢。

 

　　這醫院在七月一日剛慶祝它的五周年，換肝專家盧寵茂教授是這醫院的院長，承他熱情安排，我在月初坐他的車從港島經深圳灣到該醫院所在地的福田紅樹林區，一小時內可達。那裏環境很好，鄰近深圳消閒勝地歡樂海岸，幾乎疑似到了一個度假村。盧院長與幾位大國手詳細介紹了醫院及帶領我和內子參觀各種設施，倒是讓我們開了眼界。

 

　　深圳為這醫院提供了甚麼資源？最顯眼的自然是土地。醫院面積很大，現在有一千四百張病床，擴建後會增至二千張，是瑪麗醫院的兩倍了。深圳現在也有土地壓力，但情況總比香港好。香港若要發展甚麼，大灣區遠為充裕的土地儲備會對香港有很大助益。

 

　　深圳已是世界上重要的創新科技中心之一，醫院中所用的科技，好些便比香港的先進。以藥房為例，醫生開了藥單後，一經掃描，便有機械人快捷地把藥物找齊送到。就算是中藥，也是按藥物比例弄成一劑劑包裝整潔的藥包。十五分鐘便可等到藥，遠勝於香港醫院等閒要一個小時以上。

 

　　香港方面當然也有貢獻。醫學是香港的核心技能之一，每天都有醫生到深圳的港大醫院去。管理也是香港的強項，但在這方面倒是容易與內地的體制碰撞，也許長遠而言，可改善內地的管理方法。較為突出的問題是內地視醫療為社會主義的保障，看病的價格訂得太低。在網上可容易找到這醫院各項收費的詳細訂價，全科包括七天藥物、診療、檢查、排號、非嚴重傷口等的打包收費不過是二百元，住院是每天一百八十元。

 

　　價格管制用意雖好，但成本高於收費，便會導致醫療服務供應不足，醫院中病床難求。內地醫院中送紅包雖被禁止，但風氣仍盛，因為若不送紅包，治療可能得不到保障。到最後，紅包加上收費，所需的醫療費用往往大於自由市場下的收費。深圳醫院也深受此困擾，醫生不肯收紅包，病人反而懷疑其會否用心醫治，在手術前病人因而走掉的大有人在。也許將來香港的做法能改變這風氣。

 

　　對港人來說，這醫院提供價廉優質的醫療及體檢，要較豪華的又可到其國際部求診，深圳港大醫院應有一定吸引力。事實上，內地有優惠港人政策，有回鄉證的，醫院收費與內地人無異。香港人口老化，部份長者回內地養老是合理做法，但醫療服務要跟上。港府已容許香港的醫療券可在此醫院使用。這是有利港人生活能融入大灣區的有用一步。

 

(Headline Daily 2017-7-21)

被DQ的「議員」何去何從？ (雷鼎鳴)

再有四名政客被法庭判決撤銷其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理由是他們在宣誓就職時，沒有表達出真誠和莊重，這等同拒絕了宣誓。既然沒有完成當立法會議員的程序，當然是當不成議員了。是次判決，泛民議員反應甚大，按照判詞所引伸的準則，另有九位在宣誓時不同程度地都似有違規之嫌，現在再有四人被DQ，其他九位能不感到唇亡齒寒，要猛烈抵抗以求自救嗎？

泛民的惡人先告狀策略很使人失望。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法庭頒下禁制令，不准那四人行使議員職權後，竟被泛民質疑他為何要求這四人離開會議廳。其實不單是陳健波說對此質疑感到驚奇，任何尊重法治的港人也應奇怪為甚麼有些人敢公開藐視法庭。也許他們是清楚自己如何無理的，但總要聲大夾惡、渾水摸魚吧。

強詞奪理無助解決錯誤

他們使人不安的另一言論是不斷說明自己是十多萬人選出來，DQ他們等同向選民開戰。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補充條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百多萬人中得到十多萬選票當然並不意味他們可凌駕法律之上，尼克遜當年也是由數以千萬計的人選出，但一樣要下台。這些泛民議員的特權觀真使人嘆為觀止。

去年宣誓時，有一大批人毫不莊重，亦不真誠接受宣誓的內容，已是港人有目共睹之事。正如湯家驊一針見血地所指出，他們被DQ與人大釋法根本沒有關係，因為香港法例中的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已寫得清楚，當被邀請宣誓時拒絕或疏忽宣誓便會喪失資格。說這四名被DQ的政客疏忽宣誓已是客氣的了，嚴格來說，他們有發假誓的嫌疑，劉小麗曾在網上的留言不是可引證此點嗎？

認真檢討不應干預司法

至於人大去年應不應釋法？雖然香港的法例已夠清楚，但在實際執行時，過去幾年都有人視宣誓的莊嚴性及真誠性為無物，人大以解釋基本法原意的形式去重新確立港人對宣誓早已存在的常識，對遏止歪風，甚有幫助。四人被DQ後，網上叫好之聲排山倒海而來，反映港人大多數還是有常識的。

泛民議員最害怕的便是按照法庭的判決，可能還有些人會被DQ，因此他們竟然要求林鄭承諾不會再DQ其他人，至於已被DQ的四人，有人竟希望在上訴時，政府放棄答辯。這些都明顯是以政治凌駕法律了。在法庭判了四人的DQ後，若有其他人等的行為符合法庭所界定的DQ條件，政府不要求法庭司法覆核他們是否也要DQ，便是沒有盡責，而且是不尊重法治了。想不到常常把法治精神掛在咀邊的人竟會要求政府做出不尊重法治的行動，由此可見，戀棧權力會如何腐蝕人的心靈！

支持他們的選民也應負責

張五常最近問我，為甚麼被DQ的「議員」這麼蠢？我很難回答他這問題，但想一想，初嘗權力的權力暴發戶是容易得意忘形的。被DQ的六位政客，再加上九位可能被拖累的議員，最聰明及正直的做法便是集體請辭或是放棄上訴，向選民承認自己的愚蠢錯誤，再積極參與補選，看看選民有無原諒他們。選舉經費、欠下的法庭訟費及應該要退回給立法會的薪津總共涉及的款項數以千萬計，他們應向支持他們的當議員的人積極籌款以償還欠薪。

事實上，投票給他們的選民也應為他們的錯誤負起一部分責任，若無選票，他們那會落得如此下場？計算一下，便知只要每名投過他們票的選票捐出三百元左右，已被DQ或將來可能被DQ的人的財政壓力便會消失。三百元左右不算多，若這些選民不肯付這筆錢，便顯示出他們的支持，其實價值低於三百元。果真如此的話，這些DQ「議員」倒應考慮自己應否退出政壇了。至於與DQ無關的泛民議員，也應該檢視一下，對着這些豬一般的隊友，是應切割還是被他們綁架。

(Sky Post 2017-7-21)

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 (雷鼎鳴)

著名文化教育家霍韜晦教授主持的「法住機構」創會35周年紀念，搞了個講座系列，邀請我以「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為題作一演講。這題目不易回答，但卻十分重要，在今天劇變中的社會尤其如是，我也就本著「弄斧必須在班門」的求學問之道與各方高明交流。

 

此問題首要討論的便是如何界定資本主義。這概念雖非源自馬克思，但他在《資本論》中卻提過「資本主義的（也可解作資本家的）生產方式」兩三千次，可算是把此詞發揚光大了。資本主義有好些特徵，常被人提到的是「資本」這一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上，屬他們的私產。這是特徵沒錯，但我相信要把私有產權的範圍擴充一下才符合現代人的理解，即不但生產要素為私人擁有，產品的產權亦應屬私人。除了私有產權外，資本主義另一主要特徵是自由市場，各參與者可在此中按自由意志買賣。此外，我們尚可加上一套法制，其用途是保障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的運作。

 

細緻分工提高效率

 

實際世界中並非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都完全地擁有這些條件，例如在中國，市場交易的自由度已很高，消費品已幾乎全部私有，但既有民企控制著生產資料，也有國企，究竟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這已是一個不易有共識的議題。

 

要推斷資本主義有無生命力，有三個主要問題需要解答。第一，它對提高人類的整體財富有無重大貢獻？第二，它所衍生出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是否為世人所接受？第三，它若面對重大的衝擊，抗震力是否足夠支持它屹立不倒？每一個問題都有它的複雜性。

 

對經濟學家而言，第一個問題有比較確切的答案。這要從亞當斯密的《原富論》說起。《原富論》一開始便直奔主題，認為分工是有效大力提高生產力的做法，但有分工便要有市場作平台供各人互相交易，否則若各人都一定要自給自足，那麼每家每戶都要生產出一切自己需要的消費品，效率一定很差。反之，市場愈大，分工便可愈細緻，效率也會更高，從而製造出更多的財富。

 

若按歷史時序，人類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與資本主義的出現亦有密切的相關。歐洲工業革命發生於資本主義時期，中國近年奇蹟般的高增長也在改革開放後才發生。據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從漢朝到1950年左右的2000年中，中國的人均實質GDP只共增加不到兩成，但中國一容許民企創業，並走進了全球的競爭市場，從1978到2016年，人均實質GDP便上升了21倍！我們很難否定資本主義是很適合創富的制度。

 

酬勞按生產貢獻計

 

現代經濟理論同樣也肯定了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在世界著名學府的經濟課程中，每一個博士研究生都要讀懂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系列數理經濟學家用嚴謹並且高深數學所證明的有關競爭市場的定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相當一般的條件下，只要有競爭，各個不同的市場都達致供求均衡的一般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是存在的，而且這個均衡是巴列圖最優的。證明市場供求都可同時均衡並不容易，要用拓樸學中的定點定理 (fixed-point  theorems)， 但若均衡點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便是建築在虛幻的概念之上，並不真實。巴列圖最優是指無法可找到更好的資源配置方法。換言之，競爭市場的結果最無浪費、最有效率，這也意味著它創富的能力最強。

 

資本主義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這要看公平的標準是什麼？若是以人人的收入或財富都十分均勻作公平的準則，資本主義的確不會導致這結局。它公平的準則是建基於不同的勞動者、地主、資本家、人力資本或知識的擁有者各自能對生產起到什麼貢獻而決定他們可得多少酬勞或回報。在競爭市場中，工資會剛好等同於勞動力的邊際產值，土地的租值也是等於土地的邊際產值等等，餘此類推。

 

假如額外多僱用一個工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他可為公司多增產100元，那麼他（及其他能力相同的工人）的工資便會是100元，不多不少，讀過初級經濟學的學生都應知道這種訂定工資的方式在競爭市場中最符合公司的利益。同理，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定若也是以邊際生產值為標準的話（在競爭市場中必然如此），多貢獻多得，各持份者面對相同標準，我們也很難說資本主義有對稱性的收入配置有何不公。

 

有些人工作勤奮，日做夜做，但收入菲薄；另一些人自命滿腹經綸，但懷才莫遇，窮途潦倒；又有些人在荒郊擁有大量土地，但無人問津；又或有些資本家把資金投在失敗的項目中，在這些人眼中，市場都無給予他們合理的回報，但對不起，是市場力量告訴他們，他們的投入並未對社會作出多大貢獻，所以他們收入也不高。

 

八成人民收入急升

 

話雖如此，在過去數十年，在世界各大發達經濟體中，都有出現兩種現象：第一，總體收入增長不快（歐美日）；第二，貧富差距頗大。表面上，這兩種現象都在挑戰資本主義的生命力：若資本主義創富能力不高及收入不均，為何仍要資本主義？我們若將眼光放諸全球，而不單是發達國家，便可看到另一景象。

 

我們可發揮想像力，把全球各國的國界都取消，世界人民都同住在地球村中，那麼我們會發現，在過去30多年，全球近八成的人民收入迅速上升，例如在中國，從改革開放至十多年前的2004年，已有5億人脫貧，但世界最窮的半成人口（多是非洲等窮國人民）卻因無法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或因戰亂，收入幾乎仍完全停滯不前。在本來最富裕的一兩成人口中，有部分人收入與財富都節節上升，但相當大比例的人民卻無此福氣。

 

由上述可見，在全球人口的範圍內，資本主義創富的能力絕非浪得虛名，中國從公有制及計劃經濟往私有制及市場經濟走了一大步後，立竿見影，人民收入應聲上升。就算是不少非洲窮國，近年也在努力複製中國模式，亦即把自己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中，她們不少便初步擺脫了多個世紀以來所跌入的貧窮陷阱。至於收入分布方面，由於窮國人民收入以倍數計的上升，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表現更加耀目，所以全球人民的收入差距理應縮窄，而不是擴大。根據前世界銀行一位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採用了覆蓋全球94%人口數據的研究，事實也正是如此。

 

在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收入上升較快，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巨大，不利改善世界人民的收入分布，但近年多了些人口眾多的國家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全球人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即堅尼系數）已開始回落，反映貧富差距正初步減低。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似乎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局限於較發達的地區，不是真正全球的問題。

 

適應全球化帶來機遇

 

不過，我們也不應忽視發達地區經濟體不符理想的表現。事實上，對資本主義的質疑，也多來自發達地區的知識分子。為何小量發達經濟體的精英能享有不錯的收入增長，大部分卻無此能耐？近年不少地方出現民粹思潮，當中包含排外及反精英的情緒，其造成的效果已深深地影響了歐洲多國與美國的政治局面。究其原因，從前發達地區人民才懂得做的工作，現在較落後國家的人民也懂得做，在強大的競爭下，有些人害怕自己的飯碗被搶走。

 

此種情況本來不是全球化的必然。若貿易互通有無並非對雙方有利，有些國家大可閉關鎖國，不肯進行任何貿易，因此貿易的存在本身已經意味著貿易的雙方都有得益。但某一國的得益卻並不等於該國所有人都得益，各人得益多少，是不對稱的。那麼誰更有機會在全球化大潮下的資本主義世界可獲得最多的利益？有人或許認為大資本家是最大的贏家，這倒不見得是。

 

馬雲、馬化騰、朱克伯格等人，一二十年前恐怕並無多少人認識他們，這些人為何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應是他們掌握到隨著全球一體化而來的市場擴張所帶來的機遇。香港的周星馳所拍的《美人魚》在內地竟有28億元的收入，百倍於香港一套也算賣座的電影。但我們也可見到，很多人都沒有意志或機會去捕捉此等新世界的機會。

 

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時，經濟增長率每年有一個百分點已經不錯，所以工業革命之被稱為「革命」，只是相對於更早的人類歷史而已，若以今天的準則，當時社會的變化實屬緩慢，經濟增長與市場擴大所帶來的影響也就可以被社會慢慢消化掉。但近數十年的全球化，或更準確一點，資本主義市場的互相連結與擴大，卻發生得十分急速，並非每個人都能適應到這些變化，並能對自己的未來工作方向作出合理的調校。例如，在香港，有些人懂得並成功地利用到內地的市場，賺得盤滿缽滿，有些人則連了解內地發展的興趣都沒有，更遑論可尋找出什麼機遇。我倒是相信假以時日，世界人民總會適應到全球化帶來的新環境，港人也可日漸懂得在內地的發展中找尋機會，但這些都需要時間。

 

未來科技衝擊社會

 

時間或調整的速度都是重要的。資本主義社會早已受到經濟急劇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市場擴大、分工更細緻帶來了生產力及財富的上升，但發達地區也因不少人適應不了新變化而出現波折，資本主義也因此受到質疑。未來會有什麼新的衝擊？我相信會來自科技。據一些人工智能的專家所言，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發展十分迅速，10年內可能有近半的職位可被取代。再加上正宗的人工智能有自學能力，會不斷地自我改進，幾十年後世界將變成什麼樣子難以預料。

 

本來科技進步是大大的好事，也許未來的人類每周工作時間可大減，行行企企便可靠人工智能及機器替他們生產，生活優游。但科技進步若來得夠快，大量行業可遭沒頂之災，例如自動駕駛技術成熟後，還需要的士或貨車司機嗎？機械人審核會計賬目比人更精準更不會疲勞，會計師還有無生存空間等等。若一切都發生得很快，大量的人會沒法調整，各行業的失業大軍湧現，讀了財務學以為可做基金經理的人卻發現這行業已然消失掉，社會的穩定性能否保持到？資本主義本來已是一個包容性很高的制度，但它最終能否受得了科技快速進步的巨大衝擊，現在仍言之尚早。

 

補充一點，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及公平性很大的原因來自市場的自由競爭，若市場機制因受到政策干預而扭曲，市場不再自由運作，上述的很多結果都不再有效。這正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減少或排除政府的干預。

 

(HKEJ 2017-7-19)

 

市場大小影響人生規劃 (雷鼎鳴)

　　有次在清華參加論壇，台下有個學生突然問我，贊不贊成他們創業？我回應說對清華的畢業生創業甚有保留，不是創業不好，而是優秀的學生跑去創業，機會成本太高，未必很多人肯去。

 

　　沒錯，我中學時代成績最好的同學讀A班，次之則讀B班、C班等，如此類推，A班的多數當上醫生、工程師等專業，沒有誰創業，也沒有誰發達。反觀其他班的則頗有白手興家之人，原因簡單，他們在考慮是否創業時，不用因放棄厚職而難捨難離，反而成就大業。

 

　　但清華學生的反應卻頗出我的意料，他們創業的熱情甚熾，雖然明知創業有高風險，仍膽氣豪壯，自信能力超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過去幾年內地的創業風大盛，高新科技產品層出不窮，相信與此有關。

 

　　月前讀到同文屈穎妍的一篇文章，談到「小確幸」現象。此詞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隨筆《蘭格漢斯島的午後》，意指有些人在小事情上得到一點點甜頭或幸福便會十分快樂，例如吃到一頓好吃的，或排隊時前面突然有一批人離開，便會開心半天。

 

　　喜歡小確幸是人之常情，沒有甚麼不對。但我們在社會中也可見到一些人胸無大志，一生一世都只追求那一丁點生活中的小幸福，對用功進修，改善人生規劃提不起興趣。此種取向本屬個人自由，但沒有人是孤島，待到他們中某些人年老無依又無積蓄時，恐怕要納稅人的福利扶持，到時小確幸已然消失。

 

　　又有一種人志向遠大，以為自己是救世主，可以救愚民於火水，但可惜他們才疏學淺，判斷常常出錯，錯了又往往用陰暗的心境以己度人，疑神疑鬼，事事都以有人在迫害他們，所以要不斷「抗爭」。此類人近年在港屢有出現，脫離港情國情鼓吹港獨的便是這一類人。他們把精力都放在鬥爭之上，日子有功，鬥爭經驗可以十分豐富，但若要他們做些對社會有建設性能提高生產力之事，他們立刻會原形畢露。此種人生規劃會使到當事人走入死胡同。

 

　　甚麼社會的經濟增長最快？人的因素最重要。第一類人居多的社會最有機會創新不絕，生產力不斷上升；第二類人佔多的社會容易停滯不前，一潭死水；第三類人卻會使到社會動盪不安，最是惡劣。社會中湧現出那一類人卻也有理可尋，一個充滿機會的社會才能提供足夠的誘因使人民敢於以身冒險去創業，他們知道若成功的話，回報可以很高。反之，缺少機會的社會卻會使人心死，不如追求小確幸了事，或是志大才疏走火入魔搞港獨搞破壞。

 

　　甚麼社會才能提供大量機會？擁有巨大規模效應的社會是也。周星馳拍一套《美人魚》在內地可賣二十八億，超越香港市場的規模近百倍；「微信」的用戶有近十億，一個成功的軟件隨時可使人致富。由此看來，巨大的市場是否存在，可改變人生規劃，當然亦可推動經濟。香港有些人昧於政治偏見，不懂得融入及利用中國市場，必會拖累經濟。

 (Headline Daily)

 

認識中國 香港才可浴火重生 (雷鼎鳴)

林鄭正式上任，社會似稍見祥和，但蜜月期不一定長久，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未解，也許現時只是風雨中的暫時寧靜。

20年來香港確是經歷了不少風雨，社會爭鬥不息，戾氣不缺。雖然如此，從1997至2016年，香港仍錄得有年均3.22％的GDP實質增長，這已是勝於歐美日等發達地區的表現了。在經濟自由方面，香港依然排名世界第一，在個人自由上，據美國智庫Cato的評分，香港以9.09分遠勝於只得8.71分自以為捍衞自由的美國。從這些數字可看到，一國兩制的實踐也交得出合格的成績。

不過，總體的合格卻掩藏不了存在着的問題。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名義收入的中位數增加了60％，但20至24歲的年輕人名義收入中位數卻只上升了33％，若是扣掉同期22％的通脹後，年輕人的收入的確停滯了。為何總體人口的收入增長遠勝年輕人？我們不能不懷疑這是否教育系統出了事，以致他們生產力無法改進。我曾與不少僱主討論過此問題，他們很少會質疑大學畢業生的專業能力，但對不少年輕人的工作態度卻大有疑問。事實上，也並非所有年輕人都一無是處，有責任感有視野的一樣可找到很好的職位。那麼，教育系統出了甚麼事？

經濟早已由內地帶動

我相信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對內地的認識，而無知又會衍生出對內地帶來的發展機遇的抗拒感。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原富論》早已指出，市場夠大才能容許分工及貿易，市場愈大，分工便愈細緻，生產力便愈能提高，收入才可增加。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實質GDP增長了34.5倍，帶動了全球增長，香港的經濟也早已主要由內地帶動。在此態勢下，發揮自己的優勢再而利用內地高速增長的機遇，是香港經濟的生命綫，但若有些人不懂國情，他們在這方面恐怕難以有貢獻，其收入也不會有何進步。我們只要想一想，去年兩名小學雞候任議員及一小撮港獨分子對中國及港情的徹底無知，便可知要求他們或他們的同路人去掌握內地帶來的發展機遇，無異是緣木求魚。在愛國有罪，數典忘祖有獎的邏輯顛倒的氛圍下，真正有獨立思想能力的年輕人才可能看到及利用到內地創新科技飛躍發展所帶給他們的機會。

由此可知，拖累着香港經濟增長及隨之而來的一大串社會問題，元兇之一正是對中國國情的無知。此種結果，教育界及一些泛民政客是要負上一定責任的。五年前特區政府有意推動國民教育，但遭一些人反對而無疾而終。我不認同當時一份小冊子中有人寫下的過火國民教育內容，但卻深信國民教育實有助於港人的經濟發展，證諸於這五年來一些年輕人對國情的無知愈來愈明顯，便可知當年教育局擱置而不是去改善國民教育是如何的錯誤。

但香港的泛民政客及部分教育界人士認識到他們反對國民教育而對年輕人前途帶來的傷害嗎？恐怕未必。近日他們又集結起來，原因竟是要阻止教育學博士蔡若蓮校長當上教育局的副局長。我本與她素昧平生，但去年她參選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時，在電視卻看到她大顯功架，不但對教育有深入認識，而且辯才了得，其對手左支右拙，幾潰不成軍。她是政治素人，又無教協鐵票的支持，無論她能力多強，履歷多完整亮麗，也不可能在是次選舉中勝出，但她也取得1萬8千多票，十分不易。上周在一公開場合首次碰到她，知她十分贊同學生應多讀中史，與我的觀點相符，我撑她！

替年輕人開啟一扇窗

有些泛民議員公開反對林鄭委任她，這是以政治干預專業，並且是越權行為了。若政府公然反對立法會內某些委員會的人選，議員們應如何反應。有些政治上腦的人搞公開信，但信中內容空洞，拿不出甚麼像樣的反對理由，只能說蔡是教聯會副主席，而教聯會又曾支持國民教育云云，若教聯會的人不能擔當公職，那麼它的對手教協的人又為何可以？香港教育界很少人既有管理經驗，又有中、小學幼稚園的教育資歷，再加上教育學博士學歷，請不要再以自己的政治偏見去干預這個任命，替年輕人開啟一扇認識中國之窗，使他們不用在職場中失去競爭力，好嗎？

資深傳媒人邱立本為他與多位評論人所寫的新書《回歸20年——香港浴火重生》作了篇序，當中指出泛民已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在7月20日下午3時書展期間，他們會舉行一個以書名為主題的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在會展舉行。這本書的作者多是有識之士，到現場聽聽他們的發言當是有益有建設性。我因事參加不了，先在此說上一句，港人若不認識中國，則香港絕難浴火重生。

(Sky Post 2017-7-14)

 

蘇州過後無艇搭 (雷鼎鳴)

習近平主席訪港期間，勸勉了港人一句說話︰「蘇州過後無艇搭」。此言不但切中時弊，且有深層意義，值得我們思考。

從97回歸到2016年為止，香港經濟平均的年增長率，在扣掉通脹後，是3.22％，人均GDP年增長率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算是合格甚至是中上的成績了，香港的繁榮也因此可保持到。但香港位於全球增長動力最強的經濟板塊邊緣，位置得天獨厚，按理香港的表現應不止於此，是甚麼阻力拖着香港的後腿？

答案是很清楚的。香港雖有一大批有識之士看到香港所觸摸到的機遇，並努力發奮向上，他們的收入會保持到不錯的增長，但毋庸諱言，香港也有一批人不但對有生產性的活動毫無興趣，還不斷想方設法阻礙社會的發展。不用說得太遠，無日無之的拉布及沒有題目也強要找些題目的「抗爭」，怎可能有利港人的經濟發展？

一切進步須靠腦袋

但若說一些無補於事的「抗爭」活動是拖慢港人經濟的元兇，卻並不完全準確。在現代知識型社會中，一切進步都要靠腦袋。假如世界上有一種人不停地在開動腦筋，金睛火眼的盯着市場有甚麼機會出現，另一種人則不斷挖空心思，全副精神都用在搞鬥爭之上，又或事事只懂hea做，追求細小的享樂，那麼誰會掌握到機遇，誰會入寶山而空手回，是不言而喻的。在經濟發展中，人的因素佔第一位，人的因素中，又以這些人肯把多少精力用在發展的思考上最有決定性。

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的舒服區，希望留在舒服區中不離開也是人之常情。但世界已經愈變愈快，長久地不肯面對新變化，對世事變局產生恐懼甚至怨恨，那麼被世界拋棄是必然之事。在過去三幾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急步邁進，世界經濟深度調整，有些工作從前只能在發達國家內做，現在新興國家的人民一樣做得到。發達經濟體的人民對此新變化有人懂得迎難而上，並掌握到新的機會，但有些人卻適應不了，怨氣沖天。香港正處於這局面。

這裏有一個因素是重要的，便是速度。新的變化若只是慢慢發生，人民的適應性便會較高，但若變化快速，有些人便適應不了。若是社會中人根本沒有開動腦筋去適應，那麼必會有大麻煩，他們就算看到機會飛過，也因反應遲鈍而放過了它們。世界變化的速度愈快，便愈多人缺乏適應能力，經濟增長亦拖慢。在深層次急促的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滿腦子鬥爭思維的人能否順應到潮流？我看不行。

世界變化速度很快

未來的世界會否不再改變，停下來等我們？情況可能剛剛相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核心的新一代創新科技，很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強度與速度衝擊着我們的社會。倘若社會中的職位大量喪失，人民找不到工作，社會的穩定便會風雨飄搖了。美國有人認為十年內一半的職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若是如此，變化便快得有人吃不消了。到時若大量職位消失了，港人會否埋怨今天沒有早作準備？後悔為甚麼把光陰虛耗在自殘的鬥爭中？

蘇州過後無艇搭，港人連現在內地帶來的機遇也沒好好掌握，將來在更急劇的因科技創新而出現的變化，又怎能應付得到？

(Sky Post 2017-7-7)

習近平訪港帶來的啟示 (雷鼎鳴)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是一次讓港人增強了解國情與港情的重要舉措。

 

若以各項活動的亮麗程度來衡量，習主席在石崗機場檢閱解放軍的場面當然最具觀賞價值。看到駐軍中的一半人（三千一百六十六人）受閱，不少朋友都心情澎湃，想不到在區區彈丸之地的香港，也可看到幾乎可與國慶大閱兵相媲美的方陣。將士們步操組成的一個個移動方塊，動作整齊利落，氣勢恢宏，在在都顯示出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經過苦練的雄師。

 

檢閱解放軍的信息明確，在港駐軍是國家對香港主權的象徵，是再提醒「港獨」是如何的愚昧。習主席及夫人彭麗媛也視察了西九文化區的建設，走訪警隊、學校、老人院等等，是要告訴港人中央對香港各項建設及社會各階層的支持。但若論重要性，當以習主席的幾次講話及對新上任官員和行會的訓勉為最。解讀這些權威性的講話，是了解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步驟。

 

七一講話具政策指引性

 

習主席最具政策指引性的講話，顯然是七月一日宣誓儀式後的發言。他開宗明義便談到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百多年的屈辱。此種民族屈辱的開始既然是鴉片戰爭，它的正式完結便一定要包括香港的回歸。習主席也指出，二十年前的七月一日，民族百年恥辱才得以洗雪。悠悠大事，又有哪些比洗雪民族恥辱來得重要？既然如此，我們可以相信，國家在主權問題上絕不會讓步，不但對「港獨」分子如此，對過氣政客彭定康等人祭出《中英聯合聲明》以彰顯英國擁有對香港的監管權，自是嗤之以鼻。

 

三年前沈旭暉教授早已撰文指出，這不是「條約」，是「聲明」，中方根本從不認為殖民地是合法的，所以不會簽定新「條約」，以免被人誤會中國承認不平等的《南京條約》。《聲明》中「保持生活方式不變」等字眼，正反映著中英雙方都互相築起了防火牆。中方一開始便防範著九七後英國仍有人要插手香港事務，英國政府則害怕有些港人要申請居英權，需要及早與港脫離關係。從中國官方近日對《中英聯合聲明》所採取的一貫強硬態度，正可佐證中央政府對主權不容討論的立場，任何人也不可觸碰這一底線。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了他對「一國兩制」的看法。他認為「一國」是根本，任何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的都是對底線的觸碰，是絕不能允許的。在此他是要把話說清楚，有些人再抱僥幸心理便不切實際了。他也相信，搞好「一國」， 「兩制」的關係應該可以和諧。這等於宣布，不承認「一國」的「港獨」分子是敵人，尊重「一國」的政客，則仍可與其保持和諧關係。

 

近年來，一些極端分子在港搞過的自殘與製造內耗活動，無日無之，使港人心生厭棄。於是社會中也有人主張從嚴對待此等分子，甚至有人懷疑「一國兩制」是否值得保持，而習主席卻重提「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顯示中央對港仍有耐性。為何有耐性？這與「一國兩制」已經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否則，若只有挫折沒有成功，誰都會希望早日改變。

 

香港有什麼是成功的？從一九九七至二○一六年，香港實質GDP每年平均以3.22%的速度增長，人均實質GDP的增長率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已是中上的成績。在自由方面，幾個權威機構都把香港排在前列。例如，在Cato的排名中，香港總體自由世界第一，經濟自由也是世界第一，至於個人自由，香港得分9.09，勝於有總統選舉的美國所得的8.71分。在美國傳統基金的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中，香港一樣排第一，拋離第十六名的美國。瑞士洛桑的競爭力排名，香港又是名列第一。此外，港人的平均壽命幾乎冠絕全球，罪案率低，幾所大學排名位居世界前列，這些在在都說明香港在回歸後能保持繁榮自由。犬儒地否定香港於九七後的進步，既不符合事實，也是對殖民地時期歷史的無知。習主席勉勵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並非無的放矢。

 

發展是解決問題的金鑰匙

 

習主席也提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發展）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我三十多年來研究工作的主旋律，便是經濟如何發展，自然贊同習主席的這個判斷。其實香港某些人的怨氣源頭之一正是與發展有關。上文提到，香港過去近二十年的人均實質經濟增長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雖算是中上之成績，但不可忘記，香港的貧富差距素來高企，但據統計處近年的幾個大型調查所得的結果看來，香港貧富差距不但沒有惡化，還稍有改善，為何社會怨氣仍高？

 

原因應在社會流動不足。在香港經濟增長率仍處於6-8%時，強勁的經濟增長可製造很多往上流動的機會，所以人民就算覺得今天收入不如人，也同時相信他們將來會活得比今天好，貧富差距造成的怨氣便可紓緩。但現在經濟增長率有所減慢，上流的機會少了，怨氣便無從宣泄。要解決此問題，答案自然是要發展經濟。

 

習主席也明確指出，香港要維護和諧穩定的環境， 「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香港已「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香港有不少有識見的人懂得尋找發展機遇，這批人當中，很多都會做得很好，收入能不斷上升。但香港也的確有一些人，拒絕面對國家、面對世界，這些人的未來不會有多光明，他們的收入也會停滯甚至下降。這種跌入自己所掘陷阱的人，其經濟生活不會有多少進步，自尋的煩惱會使他們繼續充滿怨氣，他們若失去自省能力，誰也救不了他們。

 

(TKP 2017-7-4)

 

 

北韓三年內有洲際導彈？ (雷鼎鳴)

上周三晚上在清華大學參加一個宏觀經濟的研討會。十多年來，此研討會每季一次，從未間斷，我若不是有俗務纏身，都必定參與。每次都有多名學者、政府官員、商界領袖，甚至是來自各國的外交官，與他們交流，是一個保持對中國經濟有敏銳感覺的重要方法。事實上，每次研討會觀眾席都會逼爆，光是記者起碼也有五六十人，自由討論之風及各人關心國家發展之心，也是明顯不過。

今次討論有涉及當前世界大事，與我們同台的兩位講者都不約而同談到北朝鮮問題，他們是人民大學的國際關係專家時殷弘及一位熟悉亞洲事務的美國專家Timothy Stratford。二人對北朝鮮局勢都表示十分憂慮，都認為三年內北朝鮮應可發展出洲際彈道導彈，核彈頭可直抵美國西北海岸。回來一查資料，2006至2009年任美國中情局局長的海頓（Michael Hayden）將軍，最近也曾發表言論，認為在特朗普任內，北朝鮮應可掌握到洲際導彈的技術。香港媒體一向視金正恩為虛張聲勢的傻人，這可能是一種誤判。

我不是外交及軍事專家，不確知三年內北朝鮮是否擁有此核震懾力，但既然這可能性存在，我們倒應問一問，假如此說屬實，現在及三年後中國及美國應做甚麼？

南北韓對峙 維持均衡

這是很頭痛的事。我相信中國及美國原本的如意算盤應是讓南北韓保持對峙，中國有北朝鮮作籌碼，既有緩衝區，又可牽制着南韓、日本與美國，維持着一種均衡。至於美國，北朝鮮雖使它頭痛，但卻可使到南韓不得不倚賴美國的防衞力量，互相敵視的兩個美國盟友，南韓與日本也因受美國制約而不用大打出手。但近年來，北朝鮮核武及飛彈的發展，使到這些算盤都不一定能夠打得響。

金正恩2011年上台後，至今已進行過83次導彈試驗，從1984年2010年，總的試驗也只是31次，由此可知金正恩決心之大。中美兩國既然都想維持現狀，當然不希望北朝鮮擁有此軍事力量，最理想的結果是勸服金正恩放棄整套計劃，但他肯嗎？早在2005年，包括美國在內的5個國家便曾答應北朝鮮，可容許其搞民用核能，對其能源提供援助，外交上承認它及經濟上援助它，美國並答應不會攻擊北朝鮮，條件是它必須放棄核計劃，但北朝鮮的回應是繼續搞核武及導彈。2005年北朝鮮離成功之路仍遠時也不肯就範，今天擁有對美的核威懾力只有一步之遙，它絕不會放棄其計劃，中國就算在經濟上約束它，恐怕也不會有效。

美會否出兵 煞費思量

倘若北朝鮮真的有了洲際導彈，最受影響的應是美國。中國當然也要計算自身所要承受的風險，但根本不用等到洲際導彈的出現，北朝鮮反正也早已有能力核攻擊中國的城市了，所以洲際導彈帶來的新影響，主要是在美國，不是中國。美國面對着有洲際導彈的北朝鮮，可以有甚麼反應？金正恩賭的正是美國不能做甚麼，只有乖乖的接受北朝鮮是一核武國，從此投鼠忌器，不敢發動攻勢，金正恩也不會如薩達姆及卡特菲般送掉性命。事實恐怕也會如此，金正恩可能賭對了。

既然如此，美國有動機把北朝鮮的核武及飛彈技術扼殺於萌芽時，若蹉跎歲月，美國最終只會感到如芒在背。中國對北朝鮮的核武也一定有戒心，雖然不想美國影響力太大，但兩害取其經，應該也不會積極阻止美國先下手為強的軍事行動。但美國一樣有顧忌，這倒不是怕人指摘，反正美國發動戰爭已是家常便飯。美國要擔心的是，首爾都在北朝鮮火力範圍內，而首爾這個佔了南韓一半人口的城市有如香港一樣，根本承受不了轟炸和動亂。假若金正恩戰敗，南韓統一了全國，美國也不見得有賺。統一了的韓國再無必要倚靠美國的軍事去防範北朝鮮，韓國與日本又是世仇，美國支持日本，與韓國也會有衝突。所以美國是否出兵，其實也煞費思量。

從中國的角度看，也許最好的方法便是睜一眼閉一眼，讓美國當醜人了。

(Sky Post 2017-6-30)

 

 

 

 

 

 

 

回歸20年的中港關係 (雷鼎鳴)

香港回歸20年，發生的事數不勝數，我們若要總結這20年的歷史，需要沿一些線索看透表象，並搞清誰是主要的博弈者。

 

最重要的博弈者自然是內地與香港，為求去除較次要的枝節，我們可把中央政府和特區中與中央對著幹的勢力視為博弈雙方。在香港和內地以外，美國很可能是另一較隱藏的博弈者。至於分析的線索，最重要的是認清經濟和政治實力的變化；軍事力量本來也可扮演重要角色，但美國沒有理由在港採取軍事行動，中國則根本不用這樣做，香港本身除了駐港解放軍外，並無軍事力量，我們大可把軍事因素略過不表。

 

美國對港絕對有興趣

 

表面看來，美國並無直接參與中港博弈，她的角色更似一個並非中立的觀棋者。美國有無幕後參與或甚至資助一方的活動，由來涉及外交問題，所以不會輕易留下把柄；我是局外人，不會掌握到什麼實證，但我是相信她有積極參與香港事務的。美國在世界多處地方捲入別人的國事已不是什麼秘密，其圍堵中國的意圖也昭然若揭，而香港的高度自由更是令她有資格成為世界重要的情報中心，美國政府怎會不感興趣？

 

林行止先生多月前引用過台灣清華大學研究生王梅香所寫有關1950至1962年美國出錢介入港台文學的論文，我也找來翻閱過，讀後不能不使人驚覺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無孔不入。回想我在芝大念書時，每周15個小時在圖書館打工負責整理寄入的刊物，每天都會收到一大疊駐港美國領事館收集的有關內地的各類資料情報，說美國對香港毫無興趣只可能是欺人之談。

 

但在美國政府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跟隨美國的利益及對華政策而變，某些港人若要把美國政府當作是盟友，可能會發現她並不那麼可靠。我20多年前在本報便指出，美國人喜歡當一哥，不容別的國家超越她。這有如賽車，當後面的車離開前面的距離仍遠時，前面的車不用理會後面的，但當中國這輛車要超越美國車時，後者便會在路上左擋右擋，容易險象環生。現在正當中國在多個領域中爬頭的時刻，我們不能排除美國在港有鋌而走險、做事露骨的可能。

 

不過，我們也應記著尼克遜於1994年出版的《和平以外》（Beyond Peace）一書所言︰「今天，中國的經濟力量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鹵莽（imprudent）。10年內，這些說教會顯得不適當（irrelevant）。20年內，它們會變成可笑（laughable）。」觀之於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前倨後恭，毫無章法，尼克遜20多年前的預言大有可能成真。若然如此，香港也隨時可變為美國棋局中的棄子。

 

影響著中港關係及中美關係最大的因素，無疑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急速擴展。從1997至今年這20年內，中國的總體實質GDP上升了約5.71倍（若從1978年算起，更是上升了34.46倍）。1997年，按官方匯率計算，香港的GDP是內地的19.65%，而美國的GDP則是內地的9.5倍，當時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還十分明顯，而美國仍可視中國如無物；但今天情況已大為不同，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香港的GDP連中國的2%也不夠，而且中國早已超越了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此種經濟巨大的增長必會帶來社會中多方面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量變到質變」在此可看到實例。中國人民富有了，生活上的自由與方便也大幅提升。有位內地記者告訴我，幾年前她來香港，覺得香港樣樣都方便，但今年重訪，卻覺得內地生活遠比香港方便，這倒並非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人民一部手機便可走遍天下，解決到他們生活中大部分問題，香港的科技已追不上他們了。

 

從前中國人重視增長多於環保，但近幾年中國已迅速成為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最大利用者，且代替了要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竟成為環保的國際旗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宏圖和亞投行，若在從前，恐怕和應者寡，但現今有興趣參與的已高達60多個國家。

 

港人收入只上升31%

 

在科技上，中國似正處於一井噴式階段，新產品使我們感到跟不上時代，從前的模仿已變成創新，國際科技界中早已知道中國實力的雄厚，北京的中關村已在威脅著加州矽谷的霸主地位。在一些國際調查中，中國人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一直維持在世界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美國若要制約中國的經濟，已是力不從心了。

 

香港20年來經濟的表現顯然大有不如，但九七以後，香港仍能保持基本的繁榮，實質總體GDP 20年內增長近88%，失業率低企，外匯儲備豐足，從此等意義上，資本主義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尚算成功，經濟自由也保持得不錯，在世界的各種排名中，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競爭力一直都名列前茅。

 

不過，香港的經濟理應是可以有更佳表現的。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南大門，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共只上升31%，20至24歲年輕人的實質收入增幅，更低至9.3%。樓宇供應不足導致樓價大升，無樓之人叫苦連天。

 

我們可以說，在港也有部分精英捕捉到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如魚得水，但大部分市民恐怕沒有受惠或受惠有限。從另一角度看，這也顯示出香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愈來愈少，此點對香港的地位有不妙的影響。

 

上文提到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近年進行艱巨的經濟結構調整，仍能避免到硬著陸；但毋庸諱言，中國人均收入尚未達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最大政治仍是盡可能利用這數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努力發展經濟，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及中央政府所得到的高度認受性，也是建基於經濟不斷有高增長（每年GDP新增的部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過一個澳洲的GDP），以及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在外交上，中國最顧忌的應是美國的圍堵，但中國運氣不錯，2001年美國遇上恐襲，小布殊不得不改弦易轍，與中國合作反恐，這替中國爭取多七八年的外交寬鬆環境；2008年金融海嘯，美國自顧不暇，又替中國多爭取了幾年時間；特朗普上台後瘋瘋癲癲，間接提高了中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應已一早明白，就算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如何成功，台灣也不會相信，香港的所謂示範作用，本來便並不存在。

 

從上可知，中央政府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多如牛毛，根本沒空理會香港這個只懂哭叫的孩子。張德江一再表示，香港的角色只應是一個經濟城市。若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無人踩過涉及中央主權的底線，中央政府並無誘因自尋煩惱，金睛火眼的盯著香港。

 

在回歸的最初幾年，中央對港的態度幾乎是有求必應，其他省市對港甚至頗為眼紅。中聯辦與駐港解放軍都極其低調。記得曾蔭權仍當財爺時，他代表就業專責小組寫信到解放軍處要求他們幫忙訓練香港的年輕人，使他們更有紀律，增加在職場中的競爭力；但解放軍不願捲入香港事務，所以婉拒了。我的舊同事鄭國漢教授曾獲解放軍邀去講解經濟，但他發現來接他的人員幾乎迷途，可見他們整天留在軍營，不出市區，極為低調也。

 

年輕人只沉醉政治攻訐

 

從中央的角度看，此等懷柔政策並不能說成功。沙士期間，中央宣布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政策，但換來的卻是每年一度的「七一」示威。在此情況下，我們大可推斷中央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懷柔，靜觀其變；二是逐步收緊，以免港人不識好歹。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別人對你待之以禮，你卻是報之以怨，這便是尼克遜所說的鹵莽了。我猜想中央領導人可能會十分納悶，香港那些熱中於政治的人腦子是如何構造的，為何在自己實力愈來愈弱、愈無討價還價能力之時，反倒是愈搞愈激，甚至公開傳播港獨？

 

其實，這也並無難解之處，此種行為在寵壞的港孩身上容易見到，但一涉及管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中央不會甘於扮演慈父的角色。香港的極端分子若是踏過中央底線，事實已證明，中央不會和稀泥。在這個時候叫中央採用寬鬆政策，恐怕機會已經錯失了。

 

本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是可以不用劍拔弩張，中港雙贏，但這需要條件。7年多前我在本報已指出，雖然香港的GDP相對於內地已愈來愈不重要，但只要港人懂得如何在經濟上對中國作出貢獻，使人感到香港不可或缺，港人在政治上的議價地位可以保持。但可惜不少年輕人沉醉於政治攻訐中，失去對經濟建設的興趣，在北大人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一減再減。

 

不過，香港還算是好運氣的，「一帶一路」國策橫空出世，港人懂基建，搞過加工區，也熟悉金融，有能力通過對「一帶一路」作出貢獻而爭取回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恐怕只有部分港人能做到此點，那些只喜歡鬥爭的人不可能有興趣去思考「一帶一路」的策略。

 

最近兩三年港獨思想冒了出來，這對大多數港人來說，只可能是糟透之事。也許港獨的支持者甚少，短期內成不了氣候，但全球正處於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階段，此等思潮包含排外與反精英的元素，誰敢說對它不了了之，它便會自動消失？中央可向泛民發放回鄉證，但卻要把港獨變成過街老鼠，正反映出她對任何形式的港獨不會容忍。

 

有人認為港獨只是中央人為地炮製出來的稻草人，替鷹派找尋攻擊的藉口。我不相信此說，但就算此「陰謀」屬實，與港獨無關的泛民也可輕易化解，只要他們願意與港獨劃清界線，以行動而不是不痛不癢的罵兩句港獨，便沒有人可以把他們當作港獨了。

 

這本是舉手之勞之事，但我們見不到有此行動，這是很可惜的。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們沒有政治智慧，二是他們自己也是港獨的同路人或後備軍。中央對他們難感信任，怎會放心讓香港普選特首？

 

回歸20年已成過去，未來20年又怎樣？我相信更大的巨變還在未來。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應用，肯定會把社會弄得翻天覆地，而中國在這些領域上早已乘上快車，是世界的領頭人了。香港若乘不上這輛快車，會否被時代拋棄，變得再無關重要。觀乎人工智能有可能於10年內取代到大半金融業的職位，香港的前途真的存有巨大風險。

 

(HKEJ 2017-6-23)

俄羅斯之旅 (雷鼎鳴)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

(Sky Post 2017-6-23)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

 

 

 

 

 

 

 

 

 

 

 

 

 

港人收入的差距稍有縮減 (雷鼎鳴)

上周五統計處發表關於香港住戶收入分布的報告。這報告的數據來自2016年的人口普查，其主要推演結果是香港貧富收入的差距在2011至2016年間有輕微縮窄，但可惜香港的一些傳媒根本不懂解讀數據，又或認為貧富差距減低並不夠煽情，所以只好以訛傳訛，硬說報告結果顯示貧富差距正在擴闊，胡混交差了事。

量度收入分布有多種方法，在港比較常用的是所謂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港譯「堅尼系數」，其實是錯譯，因Gini是意大利名字，不應用英文的發音）。此方法好處是十分簡單，收入完全平均，則系數為0，收入全部集中在一人手中，則系數為1。一般而言，此系數愈高，則被解讀為貧富差距愈大，但其實這也不盡然，當大量貧民脫了貧，收入有所提升時，「基尼系數」也可以升高。由此可知，「基尼系數」升高不一定是壞事，但這裏我依然從俗，假設政府的政策目標是降低「基尼系數」。

分析數據基礎 應計算福利政策

但就算我們沿用「基尼系數」，也會立時碰到一系列量度收入或財富的問題，若用錯了數據，只會使大眾錯誤解讀情況，政府政策也會失效。

第一個問題是應該用某人擁有的資產，或是用其收入，還是用其每月的消費額來量度貧富？這問題不難解答，資產總值的數據十分稀缺，甚至不可靠，不能用，剩下來的問題是應該用收入還是消費額? 我相信兩者俱可用，所得結果可互相印證。

第二個問題是該用個人的就業收入數據，還是用住戶家庭的收入作基礎。用個人數據較為不妥，因沒有就業的人士，如家庭主婦等，收入可能是零，但他們並不一定貧窮。用住戶數據可避開此問題，但住戶有大有小，人多的住戶的收入若與人少的住戶收入一樣，前者的成員顯然比後者貧窮，所以我們若以住戶為收入的單位，便必須因應住戶的人數而對收入加以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不同人等繳稅數額不一樣，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如公屋、醫療補貼等等）也不同，有需要為這些項目加以調整後才比較各人收入的差距。換句話說，貧富差距的量度要着眼於不同人等實際可得多少消費。

統計處自2007年起，每5年發表一份收入分布的報告，而這報告也盡量兼顧上述問題。若是完全不理會上述問題，只簡單機械地計算未經任何調整的住戶收入數據，香港的「基尼系數」從2011年的0.537增至2016年的0.539，香港部分媒體也只是誤用了這結果。但這顯然是錯誤的，一個要納貴租、住劏房的人收入可能比住公屋的稍高，但前者真的比後者富裕嗎？統計處把稅收與福利都考慮在內重新估算「基尼系數」，這涉及大量数据運算，其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樓價更應關注 人工智能衝擊大

統計處根據人口普查的數據算出，2011至2016年，一人住戶數量上升15.6％，二人住戶數量上升11.4％，但五人住戶下降了13.3％，六人或以上的則下降了8.3％。由此可知，住戶平均人數愈來愈少，更有甚者，人數較少的住戶中，相當大的比例是由無甚收入（但不一定無資產）的退休長者組成，我們若對住戶人數多少都一視同仁，不加調整，得到結果便會充滿誤導。統計處對此倒是有盡其責任，它把住戶收入除以其人數得出人口平均住戶收入，用此再算出「基尼系數」，果然發現此系數從2011年的0.507下降至2016年的0.499。若再把稅收及福利轉移的影響也計算在內，則「基尼系數」由2011年的0.431降至2016年的0.420。

從這些結果可知，粗糙地量度的「基尼系數」有輕微的增加，只是因為它把一個人賺1萬元與十個人共只賺1萬元都視為有同等收入。一經對住戶人數作出適當調整後，「基尼系數」便應聲下跌。部分不明白實況的人以為香港一般性地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其實是一種誤解。

統計處的報告也另有一些有趣的發現。我們素來知道香港貧富差距高企，但並無惡化，不過，卻少有人知道原來世界不少大城市的「基尼系數」都與香港相若，例如紐約是0.551、芝加哥是0.531，此種現象值得探討。

我們若關注未來貧富差距的走勢，應多留意樓價對港人購買力的影響，有樓與無樓之人的差別。此外，人工智能將迅速殺至，對不少職業都會有巨大衝擊，有不少人會失業變貧，不可不察。

(Sky Post 2017-6-16)

人工智能將如何衝擊香港？ (雷鼎鳴)

近日「人工智能」（AI）大出風頭，谷歌的AlphaGo三連勝圍棋棋王柯潔，我們才意識到人工智能不但在邏輯思維上比人類優勝，而且在戰略創新上也可擊敗人類。柯潔與它對弈後偷了師，棋藝竟也大進！IT界名人、在中國內地社交平台微博擁有五千萬粉絲、「創新工場」的創辦人李開復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禮關於人工智能的演說更是對我們的當頭棒喝，他認為在十年內，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目前一半的工作，我們正處於一個極速的新工業革命中。

以Hans Moravec為名的Moravec悖論指出，人工智能往往對一些我們認為是簡單的事，如上樓梯、開門、踢球等做得不是很好，但我們總也得承認，在不少領域內，尤其是通過其強大學習能力，人工智能可以遠勝人類。

科技進步對經濟從來都可產生深遠影響，李開復並非等閒之輩，他的預言就算不一定完全兌現，我們也應記著《孫子》的智慧﹕「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早日估量著未來的勇敢新世界會變成怎樣，並籌謀如何利用新的機遇，否則香港會變得無足輕重，失業變成是社會人口的常態。究竟哪些行業會受到最大的衝擊？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的核心是如何把人民擁有的資金集合起來再配置到最能產生效益的企業或家庭。但李開復也指出，現時證據顯示，用人工智能加上大數據去評估應否對某些企業貸款，其壞賬率遠低於使用傳統的方法，而且處理個案的速度百倍於用舊方法。如此說來，銀行倒是無需僱用這麼多的借貸分析員，我們自己若想投資取得豐厚回報，便要立時炒掉基金經理，改用人工智能服務。強積金一直為人詬病收費過高，在人工智能的競爭下，這些基金不降低收費恐怕便會無人問津。今天打算讀金融財務或數量財務的學生要注意了，你們可能正走入一夕陽行業，除非你們肯擴闊眼界與知識，及早學習金融科技（Fintech）。同理，人工智能對於會計業、保險業可能也帶來同樣的衝擊。

醫生、律師又怎樣？以機械人的不少動作還頗為笨拙的現況看來，人工智能應該還取代不了外科手術醫生，但將來也難說得很。若擁有大數據，飽讀醫學典籍的人工智能對斷症沒有理由不能勝過醫生。事實上，我在美國見到一些醫療機構也逐漸地電子數據化。醫療工作也許應包含照顧及安慰病人，人工智能的作用可能不大，護士職位未必會減少，還可能增加。但這也未必一定，建造一些懂得與人互動、會用溫柔聲音安撫病人情緒的機械人也許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人工智能既有超強的記憶力及分析力，甚至有創造力，應該對如何應用法律條文有強大能力，甚或在法庭辯論中可使對手啞口無言。如此一來，律師收入豈不要大減？

香港的GDP中除了金融業佔了一成六外，專業與商業服務也有一成左右。專業服務包括上述的幾種行業，也包括了教育。我不相信教育可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但部分取代卻是難免的。現今不少大學的老師早已把自己的教學放在網上供世界人民學習，這是否是教師在「自掘墳墓」？

香港進出口貿易加上物流業佔GDP的四分之一左右，現在無人駕駛的人工智能汽車早已出現，十年內，其進步應足以使到它能完全取代真人駕駛，那麼的士還有無生存空間？無人駕駛的Uber可能才是未來。同理，貨車司機還有無需求？這點我也頗為悲觀。

我對自己的本行經濟學倒是較為樂觀。一所公司如何管治或投資方向如何決定，也許人工智能可幫忙，但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管理國家之學，人工智能有助我們分析問題，但要說取代，恐怕不是這二、三十年做得到之事。

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職位的行業可否實行保護主義自救？我相信這最多能在一段短時間內拖慢發展，根本無力抵擋歷史大潮。例如會計公司老闆發現人工智能比會計師更好更快更節省成本，他必有強大誘因改用人工智能，否則在市場競爭中會敗下陣來。

人工智能當然也可為我們帶來巨大的好處。香港的勞動力在這一兩年便開始減少，人工智能不正好填補失去的人口紅利嗎？香港的醫生人數不足，應付不了人口老化帶來的新需求，但若人工智能可以取代醫生的一部分工作，豈不可解決了問題？人工智能也意味著生產力的進步，也許從此不少人都可從工作中解脫出來。

香港人應如何回應這逼在眉睫的變局？在歷史上香港人一直都非常靈活，對市場的變化反應敏捷，而事實上，香港經濟都一直在轉型，八十年代開始從製造業大規模地轉至服務業便是一例。未來哪些行業或職業會式微，哪些會有更大的需求（例如人口老化帶來的關顧長者的服務），需要整個社會的及早考慮。

社會中人會否及早應對，早著先機？這倒是使人無法樂觀。從前市民把精力集中在經濟上，對市場的風吹草動感覺敏銳，但近幾年來部分年輕人沉溺於民粹主義，還錯誤地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變化怎會一早察覺並調整自己的人生規劃？李開復認為，中美現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兩個領先大國，而四成三的AI應用程式已是由中國人編寫。一部分港人的排外情緒可能已成為他們在人工智能大潮中捕捉先機的障礙。■

(Yazhou Zhoukan 2017-6-25)

中國的信貸評級與債務 (雷鼎鳴)

兩周前，穆迪把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從Aa3（信貸風險非常低）降了一級至A1（信貸風險低），前景從穩定變為負面，並順帶把香港也降低一級。本來香港經濟與內地關係密切，內地信貸風險若增加，把香港調低也屬合理。不過，股市卻似乎視穆迪的評級如無物，近期股市不跌反節節上升。

我相信市場的反應是對的，穆迪評級沒有參考價值，中國經濟避免了硬着陸，第一季的較高增長為中央開拓了空間，使其可進行更深入的經濟結構改革。其實穆迪應為中國的信貸評級升級，而不是降級。既然穆迪的評級脫離實際，我們大可自己另行檢視一下中國真實的信貸情況。

負債佔GDP比率低 外儲豐厚

我們可把中國的債務分為政府債、企業債及家庭所欠的債，幾種性質不同。穆迪的評級主要着眼於政府債，而此種債項又包含中央政府所欠的債及地方政府的債。據美國中情局估計，2016年中央政府所欠的債等於GDP的20.1％，其比率之低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63。其實按照中國財政部的官方數字，2016年底國債餘額實際數只是12萬億元人民幣，等於該年的GDP的16.1％。

我們可將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一下。政府欠債比率最高的是日本，2016年底共欠債等於GDP 234.7％，日本的儲蓄率遠比不上中國，經濟增長又多年停滯，怎麼穆迪對日本的信貸評級竟與有豐厚外滙儲備的中國同處一級？美國政府欠債率高達GDP的73.8％，儲蓄也遠低於中國，但信貸評級卻可高踞第一位。

中國中央政府欠債雖少，且隨時可開動印鈔機還債，信貸應無甚風險，但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地方債務在2013至2014年期間曾大幅上升，所以中國的信貸市場有隱憂。

按中國的財政制度，地方政府一半的稅收要上交中央，但卻要負擔起八成的地方開支，近年賣地收入又頗受限制，這自然值得我們關注其欠債會否失控。但據財政部的官方數據，地方債佔GDP的比重，與中央政府的欠債大致相若，地方債加上中央的債，以國際標準來衡量，依然極低，暫時無足為患。

很多人都曾提到中國的企業債很高，2015年時已有78.6萬億元人民幣，等於當年GDP的115％。不過，我們要注意，企債或家庭債的性質與政府債頗為不同，後者還債的能力取決於政府可抽取多少稅或發行多少鈔票，但前者卻是有資產作後盾的，因此我們評估企債的風險，主要應着眼於該企業擁有的資產是否大於欠債。

這裏有兩個問題要搞清。第一，不少評論以為企業欠的債愈多，該企業的風險便愈大，這其實並不盡然。根據以兩位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一座市價1,000萬的樓宇，究竟購買時的融資方法是700萬靠借款，300萬自己出；抑或是500萬借款，500萬自己出，對樓宇的價值根本都不會有影響，它同樣是價值1,000萬。同理，一所企業的債股比，即融資多少是靠借貸，多少是靠發行股權，同樣不會影響該企業的價值。不過，債股比的不同卻是意味着股東與債權人所承擔的風險不同。

儲蓄量高達GDP一半 支撑企業

第二，中國的儲蓄量高達GDP的一半，光是從2009年到現在，新增的資本已超過200萬億元，數倍於現在的GDP。這筆錢要找渠道轉到企業中投資，而主要的渠道正是通過銀行將存款借給企業。因此企債高企只是反映中國人民願意節衣縮食，努力儲蓄。本來儲起的錢可以通過購買股權而對公司投資，但中國股市不發達，總市總值也只得50萬億左右，消化不了超過200萬億元的新增資本，所以我們可見到一現象，在中國，人民愈願意儲蓄投資，企業債相對於GDP的比例便愈高。

西方國家儲蓄率低，沒多少資金積累，一見到債量增加，便大驚小怪，這是不懂中國國情之故也。以中國人民對前景的樂觀情緒看來，儲蓄率高會繼續下去，企業債也會再上升，這不是壞事，是好事。

(Sky Post 2017-6-9)

 

 

二十年「一國兩制」實踐出現的問題 (雷鼎鳴)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我們也應藉此機會回顧「一國兩制」實踐二十年的得失。

 

眾所周知，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重要構思，為什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鄧小平要提出這一方案，而不是一步到位在港搞「一國一制」？

 

我相信循序漸進是當年中央決策層的主流思想，要明白此點不妨注意在那段時間中國的經濟改革亦出現過近似的考慮，究竟中國應否搞「雙軌制」，亦即容許無甚效率要靠補貼才能運作下去的國企與活力充足的民營企業同時存在，或是推動後來學術界稱之為「震盪治療」的政策，迫使國企立即改革，改革不成便立時讓其關門大吉？最後中國選擇了「雙軌制」，雖然也要付出一定代價，但避免了採用「震盪治療」的東歐諸國在九十年代所出現的經濟大倒退。循序漸進的策略在中央決策人心中自然更顯正確。

 

「一國兩制」與循序漸進或「雙軌制」在理念上顯然一脈相承。「雙軌制」的目的在於尋找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穩定及經濟增長最有利的政策，它不應是一成不變的原則，而應跟從時代的進步而調整。「永續基本法」甚至搞「港獨」，不可能是兩地關係的終極結果。至於兩地融合的速度，卻是可以調整，而中央在法理上亦掌控着調整的速度。最近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講話再次提醒港人，根據《基本法》，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不是「分權」，而是香港政府「被授權」，正好印證此點。

 

香港對國家貢獻越來越小

 

從二十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我們還可觀察多一點中央對港政策的思維。第一，中央認為香港應該是一個經濟城市，它的功能是要保持自身的繁榮安定，並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中央也願意通過CEPA等策略支持香港的經濟民生。第二，香港的內部事務，若沒有跨過「一國兩制」的底線，中央根本不會干預。這並不一定顯示中央認同香港發生的一切事，只是希望香港自己能處理好事務。不過，香港有一批人不懂中國政治，並自我催眠，認為自己既正義又有實力，錯誤地接受一些邏輯不通的「抗爭才能改變」之類的教條，不停地超越中央的底線。這樣的後果，是使中央更信不過香港的某些政客，在下放權力給香港時更為謹慎，不會隨便放鬆。一個例子是中央絕不會在人大8．31決議上有所退讓。

 

在上述的大環境下，不能說香港沒有浪費一些重大機遇。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的大門口，使世界不少地方羨慕不已。在1997年，按當時官方匯率計算，香港的GDP佔中國內地的19.65%，但在2016年已下降至2.78%。我們當然不能說香港經濟毫無成績，事實上，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名義收入中位數共上升了60%，扣掉22%的通脹，實質收入在十八年內也共有31%的增長，只是這個增長與香港應可達到的數字頗有差距。

 

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人都應看到，中國的高新科技正處於一個噴井式發展的階段，現在內地經濟雖處於轉型鞏固期，但影響人民生活的各種科技，如電子商貿、大數據、人工智能、大規模的太陽能、風力發電等等，已逐漸接棒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香港除了金融業及進出口貿易外，並無多少人趕得上乘搭國家這輛經濟快車。

 

究其原因，是香港有兩種人。一種是看得懂大勢找到商機並會積極捕捉機遇的有識之士，我們不用擔心他們的經濟前景。另一種是一葉障目或是戴上有色眼鏡沉溺在主觀構建的意識形態中的民粹分子，他們對急劇變化的世界茫然無知，更遑論能看清歷史大潮。要他們放下思想包袱，在兩地間創業找尋商機，豈不是對牛彈琴？ 「一帶一路」本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個很好機遇，但估計只有部分精英才懂得從中利用機會，那些終日只懂空談政治口號的人怎可能珍惜此等機會？長遠來說，這兩種人的貧富差距可能會更大，這又會倒逼第二種人更政治上腦，強要把別人賺得的錢分走一份。

 

歷史非必修「害了一代人」

 

在民生上，港人目前最關注的無疑是樓價。香港的地理位置太優越，將來金融業能更大發展的可能性很高，這些條件都會推高樓價（世上哪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樓價會不高企？），但香港只有36%的住戶在私人市場中擁有自己的物業，有樓與無樓，在樓價急升的條件下會擴大貧富差距。這本來有一個救治良方，便是多發展土地大量增加房屋供給，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港人在自殘。更準確的說法是某些反對派喜歡胡搞蠻纏，不斷通過各種政治手段阻礙開發新土地。難道他們不知道港人都希望住的房子更大更便宜嗎？希望下屆政府不要再理會這些胡搞之人。

 

香港二十年來自我製造的難題中，影響較深遠的一項是沒有在教育上提供條件讓港人解決身份認同問題。在年齡層上，十二至十八歲是身份認同的關鍵時期，但正在這一階段，大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高中學生能讀到中國歷史。我是在港英年代讀中學，但即使那時候，中國歷史還是我校的必修課，而我在芝加哥大學時亦有幸跟從幾位大師級的歷史學家，補回古代史與近代史的不足。這個過程對我個人身份認同的知識基礎十分重要。

 

要一些不懂自己過去，不懂中國歷史的人去建立與中國經濟發展休戚與共的心態，豈不緣木求魚？但若對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沒有足夠的關注，又怎可能利用機遇創造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若要我選出一項回歸二十年來特區政府的最大誤失，我很可能會選歷史不是必修課這一項，它害了整整一代人。

 

(TKP 20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