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2020

訊息不對稱性與防疫 (雷鼎鳴)


湖北省衛健委的書記及主任雙雙被免去職務,將來也許有更高層的官員被免職或被追究新冠肺炎在湖北爆發的責任。我對這些官員素昧平生,並無批評他們或替他們說好話的誘因。從問責的角度看,在災難中有人被免職也正常之極,這起碼可起到一種警誡後人不要疏忽職守的作用。不過,對當事人而言,我們其實難以確定這是否公平,從建立一套更精準的疫情監控制度的角度出發,此等免職也不見得能針對問題的核心。

 

這些官員被免職,我們可合理估計是因為他們在疫情初期反應遲鈍,以致病毒擴散。其實,他們是否真的那麼遲鈍,答案也是見仁見智。美國的疾病控制中心(CDC)很可能是當世最具專業能力及權威性的控制疫症的中心,但只要我們看看其應付2009年豬流感一役的經驗,便可知CDC投入了浩大的人力物力作研究,其反應速度卻並不比武漢快,其被感染人數及最終的死亡人數也多倍於今次的新冠肺炎。

 

李文亮吹哨如何辨真偽

 

不是有李文亮等8位醫生曾一早預警,但卻被訓誡嗎?事後看來,沒有理會這些醫生的觀察,的確是個錯誤,李文亮也應被平反,但事後孔明容易,事先的評估及判斷依然有重大的困難有待解決。要明白此點,我們可先角色更換,把自己當作是武漢或湖北的相關官員,看看應如何反應。

 

他們在一個多月前可觀察到什麼?李文亮等人並無直接掌握病毒的資料,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在朋友圈中誠實地傳發了一些訊息。但更要命的是,在中國以致全球的網絡世界中,每天都有千萬條假新聞甚至是有人刻意製造帶有惡意的謠言,每一條都理會不單不可能,而且有害。可是草堆中也可能有黃金,有些預警是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濾走錯誤的訊息,辨別出有用的部分。

 

過濾訊息、迅速辨別真偽,顯然是管治的頭等重要問題,此等能力對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有幫助,及早找出新冠病毒是否會人傳人只是一個應用例子。成功的政府因為判斷力高,可有效幫助經濟發展及導致社會更和諧。辨別真偽的能力,不單政府需要,它對人民一樣重要。但我們卻需要面對一個現實,在訊息泛濫及各人所知不對稱的情況下,要完全準確並快速地掌握真實幾乎是不可能的,湖北或中央的官員如是,人民也如是。後者訊息的不完整,還可被政府利用,作為推動一些經濟政策的根據,此等可能性,甚至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明白其中理論,有助於我們掌握政府早期處理新冠病毒時,面對的困難,容我先用一個經濟學中的著名例子說明問題。

 

印錢推高物價釀貨幣錯覺

 

宏觀經濟學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貨幣政策有無作用,亦即增加貨幣量能否刺激生產或就業。這問題不好回答,在實際世界中,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常會對GDP有短線的正面作用,長遠則未必。想像政府突然向公眾宣布,以後所有的1元鈔票要被當作10元,10元的則要視作100元,100元的要等於1000元,餘此類推。

 

這顯然等於社會的貨幣供應量突然增加了10倍,但這對實質GDP並不會有影響,它的效果只是把所有價格推高10倍而已,以前1元買到的,現在要10元(其實只是在1元的鈔票後加個零,變成10元而已)。由此可見,要解釋增加貨幣量可促進生產與就業並不容易。

 

佛利民有一套解釋,名曰「貨幣錯覺」(money illusion)。假設政府把貨幣量增加,物價自然會隨著上升。我們可從一個普通公司的角度看此問題,在開始時,它只觀察到顧客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買它的商品,公司可據此觀察而推斷,造成更高的價格有兩個可能性,一是社會中有通脹,東西都貴了,它將來要付的工資也會上升,二是沒有通脹,只是顧客對它的產品需求增加了,所以願意付更多的錢購買。若是第一個可能性正確,公司只要處變不驚,維持原來的生產便可;如果是第二個可能性正確,它則應多僱用工人多增產。由此可見,政府若是希望多印鈔票便能刺激生產,關鍵之處是它能否欺騙或成功誤導人民,使各公司相信,顧客肯付更高價格購買自己商品時,便必定是自己產品更受歡迎,而不是因為鈔票多了。

 

準確推斷需有足夠訊息

 

但人民是這樣好騙嗎?正如狼來了的故事所顯示,說了兩次謊言的牧羊童,在狼真的來了的時候再求救便無用了。同理,政府若經常採用波動性大的貨幣政策,大家一見到價格波動,便自然認為這是政府背後搞的鬼,不是顧客對自己公司產品需求增大之故,同一招玩得多了便沒有用,貨幣政策短線或許有效,惟長期卻無用。

 

回到政府在新疫症出現時能否迅速並作出準確判斷這問題。假如這個社會的人民一向都是誠實敦厚,不會有人胡亂造謠,事情當然好辦得多。社會中的噪音少了,專家或醫務人員發話時,其聲音不會被千千萬萬的假消息淹沒,政府自能更快地注意到及重視正確的訊息。

 

但假如網上一向假訊息及惡性謠言充斥,就算有吹哨者發出真實警號,決策者也會認為這有大概率的可能是有人胡說八道,造謠生事。又因為虛假謠言不利社會,最好能壓抑之,所以對發言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立案調查,甚至警誡散布虛假有害訊息的始作俑者,可以是公共政策中的一個合理選項。李文亮醫生的被召去省衛健委問話及其後被警誡,錯誤不在被召及受警誡,而在決策者對他的誠信及人格判斷有誤。

 

A可以導致CB也可以導致C,我們若只觀察C,如何判斷導致它的究竟是A還是B?又或AB的可能性各有多少?這是所謂的「貝葉氏推斷」(Bayesian Inference)的思維方法,宏觀經濟學按此思路,早已利用了不少數學工具發展出頗多有突破性的理論,例如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在四十多年前便用電機工程常見的工具卡爾曼過濾器(Kalman Filter)建造了一些模型,可解釋到為何通脹與失業短線有負面關係,很多這類結果,核心理論都涉及通過某些觀察如何可推斷出背後的成因,而推斷的準確與否,並不只是判斷者的個人能力,而是訊息是否充分。

 

權威性專家阻疫情擴散

 

中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管治體制若要更高效,關鍵之一是如何使到決策人判斷更準確。要做到此點,社會中的錯誤訊息或噪音若能減少,會有幫助,但在互聯網世界,不負責任地製造噪音恐怕已成風土病,不易根除,而且不少噪音製造者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所以抑制噪音並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更為可行的是決策者能建立一些可信賴的訊息系統,依靠這些系統收取訊息便可,網上有人如何亂說也不用太緊張。

 

在肺炎一役上,中國本有專家群組很早便發現該病毒可以人傳人,很可能1月上旬已知此事。他們具有權威性本可較早地通知政府決策人,但他們似乎沒有發聲,反而更急著把研究成果送到兩份國際頂尖醫學期刊發表。李文亮等人沒有這些專家的地位與權威性,得不到重視並不奇怪。

 

擺在中國湖北及武漢政府面前的一道題目便是如何改革獲取訊息的制度,使有權威性的專家有足夠誘因為防止疫情擴散而工作,而不是只顧著自己的學術名氣,把發表論文看得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也許這些專家並非千古罪人,他們延誤戰機是另有原因,但他們實有責任清楚地解釋為何他們一早從數據中推斷人傳人的疫情時,還不立時預警,要等到鍾南山120日才一錘定音。

 

(HKEJ 2020-2-17)

2/15/2020

疫情中罷工反映道德退化 (雷鼎鳴)


在社會大變前,我們往往會看到不少異常行為及極端意識形態的湧現。香港大半年來先受黑衣暴亂的摧殘,再而出現疫情恐慌,有了這些預警,我們便不能不思考如何能引導香港重回正軌,不使它滑向萬丈深淵。

在感染率及殺傷力上,新冠病毒疫症對生命的直接威脅其實仍遠遠及不上沙士(SARS)。2003年沙士在港的患者高達1755人,299人病逝,死亡率17%;在本文執筆時,只有一人因新冠病毒死亡。不過,香港仍未從黑暴衝擊中恢復過來,社會早已分裂,應對疫情能力大打折扣,肺炎的政治後患恐甚為嚴重。

災劫有大浪淘沙的功能,可幫助我們看清世情,分辨出誰人正直善良,誰人心懷叵測,誰人勇敢堅定,誰人軟弱怯懦,誰人容易受騙,誰人獨立特行。部分醫護人員的罷工鬧劇雖已結束,但光是這一事件,已能使我們對港情看得更透。

醫護界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罷工也使我們分辨出三大類人。第一種人對世界充滿焦慮,香港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雖少,但某些醫護界中人已失去冷靜,自己先恐慌起來。他們雖然忘了救傷扶危的本份,但良心未泯,雖受到煽惑參與罷工,但其後眼見同事被逼分擔他們的工作,又受到輿論譴責,在罷工五日後投票反對繼續再罷。這些人若迷途知返,我們不用苛責,但是非總要搞清楚,要讓他們明白自己如何受騙。香港醫療界為了保護自己利益,限制外人來港執業,公立醫院人手不足已成常態,但這是他們自找的麻煩,香港政府對此倒是應做做手術,對醫療界大刀闊斧改革,打破業界製造的壟斷力量,否則年輕的一輩每天都備受工作壓力,很難不焦慮,容易受人煽惑。

第二類人是今次罷工的發起者及支持者,當中的領頭羊甚至與醫護界扯不上關係,是否有人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面臨被起訴,則留待政府決定。這些人希望罷工能持續下去,越久越好,對公共利益,他們並不真正放在心上。

這些堅決支持罷工的醫護人員,與去年的黑衣暴徒有幾樣相同的特徵。第一,他們不管自己做出過什麼違背道德良知之事,明明深陷道德低谷,也總喜歡替自己戴上光環。去年黑衣人破壞市民的生活,到處扔汽油彈,後來甚至自製炸彈,又用磚頭砸死路過長者,對與己意見不合的人則縱火焚燒,在網上對異見者起底,欺凌他們的家人,竟還有臉自稱「義士」。醫護界的罷工者對行內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 Oath)拋諸腦後,見到傷患者不肯救治,對不同政見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充滿歧視,他們嚴格來說已違反行內之律法,應該除牌吊銷執照。他們其實忘記了一點,在他們求學受訓過程中,社會對他們每人賦予了數以百萬計的補貼,學成後薪金又遠高於大多數行業,受了好處但又要自己當逃兵及煽惑他人也當逃兵,這等於撕毀了社會與他們訂定的契約,不再可靠,公營機構不應再錄用他們。他們置病人於不顧後卻竟還毫不臉紅的自戴光環,說罷工是為了守護公眾利益,這如何不使人對他們的道德標準訝異。

第二,黑衣人自我中心至極,無辜者受其傷害,他們毫不放在心上,「攬炒」(玉石俱焚)一詞已道盡他們的心態。核心的醫護罷工者思想一脈相承,明知人手不足會累及同事要辛勞工作及病人得不到照顧,隨時生命受到威脅,但他們對此卻無動於衷。把無辜的病人當作人質,無論其目的如何,都是難以說得過去的。中學時老師教導,「目的不能使所用手段變為合理」(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至今我仍未敢或忘。

第三,世上有些人表面勇悍,實則怯懦怕死。黑衣人自以為替天行道又說尊重法治,但一直戴著面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正是怕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上刑責。罷工的醫護人員又如何?中國內地數千名醫護人員自願奔赴武漢,工作繁重,他們面對的危險比在香港的大得多,但香港有些人卻在社會最需要他們的時候貪生怕死當逃兵,這如何對得住沙士中的抗疫戰士?要知道,有些行業在道德甚至法律層面上是沒有罷工權利的,軍隊、警察、消防、醫護人員都如是。

醫護界的第三種人是堅決反對罷工者,我的朋友與同學中,當醫生的不計其數,至今尚未有人告訴我他參與了罷工,我反而聽過他們表示絕不會罷工。不參與罷工的人政治立場不見得相同,對政府政策不一定認同,有些是當年沙士抗疫中的志願者及領軍人物,深明病毒的危險性,但他們有強大的責任感與道德勇氣,不會退縮。我不會稱這些人為英雄,他們只是忠於醫護界的誓言,盡了本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品行仍是高貴的,完全值得社會的尊敬。這些人的存在的重要功能之一,正好是要突顯出另一群人的迷失。

香港政府要做什麼?李光耀一九七零年警告罷工者的發言震撼人心,至今仍在網上瘋傳,香港便是缺一位像他般敢作敢為的領袖。按照李的邏輯,今次發動醫護罷工的領頭羊需要除牌,永不錄用,這些人誓言都可違,不值得信任。對那些緊守崗位的人,醫管局有責任要獎勵表揚他們。這適用於其他公務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獎罰若不分明,港人的道德水平會持續退化,這個東方之珠,亡無日矣!

(Yazhou Zhoukan 2020-2-23)

 

2/14/2020

新冠疫情中的幸災樂禍 (雷鼎鳴)


新冠肺炎成了全球的焦點,我雖認為這是過度反應,但矯枉必須過正,大家謹慎一點、付出點代價,也無可厚非。但在全球關注中,不同國家不同人等對中國全力抗疫的態度,也迥然有異。

 

有些人幸災樂禍,甚至覺得喜從天降,《華爾街日報》日前刊登一篇題目中用上了「東亞病夫」的文章,作者是反華智庫赫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人,他不懂經濟,也不懂中國,卻指中國的金融體制危在旦夕,可視之為立場的表述而非專業的分析,可以不理。

 

倒是世衞組織對疫情的防控經驗豐富,明白在健康問題上,世界各國互相依存,一國有難,世界各國就算未能提供物質援助,精神上及人道上也應支持。

 

30年來,平均每12年在世界不同地方便會出現一些新的疫情,若在源頭控制不住,疫症蔓延全球,便大事不妙。源頭地區的抗疫,是保護世界人民的第一戰綫,為己為人,都要為當地人民打氣。

 

全球抗疫應互相支持

 

也許是見識過世態炎涼,武漢有官媒變得過度敏感。日本有團體捐助了好些防疫物資支援湖北的高校,箱子上印有「加油!中國」及唐朝東渡到日本的高僧鑑真所寫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字樣,但《長江日報》竟發表評論員文章,語帶不滿的說「相比『風月同天』,我更喜歡『武漢加油』」。別人送物資救援,總是好事,何須雞蛋裏挑骨頭?中國在日本311地震時支援過日本,此種互相支援本是好事,更何況上述提供支援的團體,本就是在日本的華人社團。

 

對別人一片好心的幫助,我們應感謝,但對一些懷有惡毒想法的分子,我們就要警惕。好友陸炎輝教授傳來一份美國經濟學家森納爾(Scott Sumner)的網評,當中提到對沖基金炒家巴斯(Kyle Bass)被彭博訪問時提到美國應撤走所有在華的醫療物資,最好是此病毒在中國政府與共產黨中橫衝直撞,弄死他們。我查了一查,原來巴斯又正與《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在「推特」筆戰。

 

這位巴斯我倒是知道,去年45月間,他到處煽動別人沽空港元,理由是他誤以為外資流出香港嚴重,是沽空港元的天賜良機。我去年6月在友報已撰文指出,此人連量度資金進出香港的數據也搞錯,也不知香港資金過量流入的歷史背景,更顯然沒有讀過我所教的相關課程,所以必定吃大虧大敗而回,其言論顯示出他愚蠢無比,心中老是想着害人。但當然,他的極端言行也可能只是為他的炒賣造勢。本來這些人我們不用理會,但他是特朗普前國師班農(Steve Bannon)的好友,物以類聚,我們倒也可從側面看到某些美國政客的心態。

 

美國常美化侵略行動

 

說起胡錫進與巴斯在「推特」的筆戰,其中一條是胡認為巴斯欠近日逝世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一個道歉,而巴斯一口拒絕。道歉甚麼?巴斯咒內地政府官員及共產黨員個個中招身亡,但胡錫進透露,現今已成人民英雄的李文亮卻是共產黨員。巴斯此舉大大不智,這等於他不在乎與中國人民為敵,他雖不是甚麼重要人物,但公然挑釁十幾億人,將來或會有後果。

 

倒是經濟學家森納爾的網誌頗值一讀。他在經濟學界算是個右派,深受對中國頗為關心的經濟大師佛利民影響,他除了指出巴斯的言論不當外,亦表示對美國搞外交的人毫無信心。這批外交決策人在打擊或侵略別國前,往往都喜歡說被侵略的國家在短綫上雖要蒙受痛苦,但長遠而言,他們都會因跟了美國的一套而得益。

 

不過,從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的經驗上,結果都與這些外交人員的說法相反,以貿易戰的手法意圖改變中國,一樣屬於同樣的錯誤思維。香港主張攬炒的黑衣暴徒中,也許部分人也有同一心態,即以為損害了港人利益後,他們將來反而會更幸福。這些人甚麼時候才會學懂多點歷史與分辨是非的能力?

 

(Sky Post 2020-2-14)

疫症何時了的估計 (雷鼎鳴)


疫症肆虐,不少朋友的生產與社交活動大減,躲在家中難免不務正業,老是計算着疫情的影響。有朋友群組還考慮是否設立比賽,看誰的預測模型最準確,勝者有獎。

  疫症帶來了不少議題,也許最多人感興趣的是它何時會終結?從數學角度看來,較適合的分析工具也許是「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我在學生時代,因博士論文的關係對此也「食過夜粥」,但不彈此道久矣,若要回復功力,起碼要溫書兩三晚,也就作罷,改而用較簡單,也許是較粗糙的方法,但我估算誤差不會太大。

  要宣佈疫情過去,第一個條件是有一段時間無新增個案。我們觀察數據(我用的是全球的確診總數據,其中超過九成八來自中國),可知在25日已出現拐點,在此之前,每天新增的確診人數都在上升,但在這天開始,雖然總確診人數仍不斷上升,但每天新增人數已呈下降趨勢。24日新增的確診人數是
3925人,到了211日已跌至2071人。我用計量經濟學的回逆分析法分析結果,如果上述的趨勢延續,在220日左右有可能無新增個案,或只剩下零星個案。

  上述的推斷有一弱點,便是只有8天的觀察點,數據尚顯不足,要多等一些時候,計算結果才會穩定。為防過於樂觀,以及預計疫情或有反覆,我們可把零新增個案或只出現零星個案的日子推到二月底。

  但就算沒有新增個案,也不等於疫情已完全過去,到時的醫院中,仍有數以萬計的病人有待康復,稍有不慎,他們仍會把病毒傳播開去。所有未病逝的人都已康復出院才算大功告成,這也許起碼要再多等一個月了。劉遵義教授日前撰文,使用其當年成功預測沙士何時結束的方法,也得到三月底疫情基本上會過去的結論。我們也可補充,在湖北以外的省份,新增個案不但頗低,而且每天都在下降,我們希望見到的曙光,早已出現了。要關注的,也許是會否有極少量受到感染的人不理別人死活,到處亂跑播毒,使此病未能被斬草除根而已。

  另一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是此病明年會否再次出現?我有位同學是美國傳染病的名醫,我請教過他這問題,他認為不會,就算會,也很可能被所謂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所保護。我初聽這名詞,還以為多與受過感染有了免疫力的人來往,他們的免疫力可跳過來。我這位名醫同學既然是傳染病專家,接觸過各種病人的機會一定不少,也許他的免疫力已跟蝙蝠般強悍,百毒不侵,我連忙計劃多與他來往,最好還一起吃吃火鍋,早日把他的免疫力吸過來。不過,好夢難圓,一查之下,群體免疫並非如此產生,它只是一種隨機過程,倘若社群中有相當一部份因患過病或打過疫苗而免疫,帶病毒者播毒時,有一部份人根本不受感染,他們自己也不會把病毒傳至他人,病毒的傳染力大減,只要有免疫力的群體足夠多,受病毒影響的人一代代地減少,最終或可絕跡。會否如此,關鍵參數是帶病毒者平均可直接傳給多少人,新冠病毒的這個參數可能介乎1.23之間,暫無確定個案。我用相關的公式算過一下,若是3的話,要三分二以上的人口有免疫力才行,若是1.2的話,則六分一以上人口有免疫力便足可提供保護。但這些比例都太高,明年若此病毒因為寄居在某些宿主身上而繼續存在,群體免疫力恐仍未必足夠防止其二次爆發,所以疫苗的研製仍有用處。

  有一點我倒是不敢太樂觀的,便是死亡率。現時的計算法是將死亡人數除以確診病人數目,在湖北死亡率高一些,湖北以外只有0.3%左右,很低,全國則大約在
2%3%之間。這個方法有問題,很多確診了的人在未來可能會不治,成為新的死亡個案,但現時卻未有計算在內。較準確的方法是只看有了最終結果的個案,即只看已康復出院及病逝的比例。2003年我用此方法推斷出香港沙士的死亡率在治療方法有大改善前,高達19%,而政府說只有5%,後來的最終統計是百17%,遠高於全球平均的9.6%。至於今次疫情,機械地使用今天並不完備數據的話,死亡率高達20%,但若只用湖北以外的死亡數據,死亡率仍會遠低於此數。估計未來公佈的死亡率會慢慢上升。

  
(後記:212日新確診個案突然飆升,但這只是湖北統計的方法改變,每天新增確診人數逐日下的趨勢依然明顯。)


(Headline Daily 2020-2-14)

 

2/07/2020

租金管制好心做壞事 (雷鼎鳴)


疫情最終會過去,但困擾香港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恐怕還會存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在眾多深層次社會矛盾中,居住昂貴是很重要的一項。瘟疫雖仍未真正在港擴散,但二○○三年的沙士噩夢仍在,港人仍如驚弓之鳥,樓價租金都有下滑現象。因供應短候,我不相信樓市會崩盤,但樓價貴的情況卻稍有紓緩。政府在月前宣佈十項民生措施時,曾有傳聞會研究一下租金管制,此事倒是好心做壞事,無此需要。

  政府在推出與民生有關的十項措施之時,順帶表示會探討一下租金管制的問題。我不清楚若是有租金管制,這只會在劏房類別中實施,還是最終會推廣至納米樓及其他樓宇,但其實此政策的負面後果,無論如何推行,都只會是大同小異。

  香港樓價與港人收入相比,眾所周知,貴絕全球,有人認為這是地產商壟斷的結果。我認同樓價這麼貴對經濟不利,亦增加人民的痛苦,但我並不認為其主要根源是市場壟斷。房屋的租務市場是極具競爭性的市場,有數十萬個住戶需要在私人市場租樓,願意將單位出租的房東亦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市場競爭激烈,如何能有壟斷? 租金是貴得叫人吃不消,但這只可能是市場供求關係所造成,而不是人為壟斷。

  假設政府為某一類型的樓宇設置租金管制,其形式通常是在租約期內,租金每年的加幅限死在某一個百分比,只准其降,不准其升,那麼假以時日,實際的租金便必然低於市場價格。租金低於市場租金必會造成供不應求,比起依靠用自由市場去配置資源,房東更不願意把樓租出,也減低把正常房屋劃分為劏房的意欲。但租客卻會因租金減低而想住大一點,或是有更多的人願意充當租客。需求與供應差距擴大,等同有一批人老是租不到房子,生活更形艱苦。

  理論上如此說,但實踐時情況又如何?要回答這問題,最好是找實例。美國的三藩市,是個受左翼思潮影響甚深的地方,正正這裏便有租金管制,其效果如何?

  首先要注意,租金管制反而有可能把當地租金推高,而不一定是壓低。從房東的角度來看,當租客簽了租約後,除非他自願搬走,否則每年只能加極少的租,到後來,能收回的租金必定會遠低於市價,這又使租客更不會搬走,自己物業的收益便成疑。為了預防此事發生,簽約時所訂租金,必要把未來的升幅也充份考慮在內,所以租金要訂得極高,一來可減少房東未來的損失,二來可保證房客不會
死不走。正因如此,我們見到擁有租金管制的三藩市,租金幾乎直追香港。我們也應注意,三藩市居民住不起房屋的人數眾多,有些街道隨處都是露宿者,他們生活梳洗的地方是麥當勞等快餐店的洗手間。當然,加州天氣溫和,冬天並非冰天雪地,也可能是露宿者雲集的原因之一。香港冬天比三藩市更暖和,按以上的三藩市經驗,租金管制的一個可能後果,便是為香港增加露宿者。

  正因為有了租金管制後,租客找房子有困難,所以房東揀客時可以非常挑剔。例如,最受歡迎的租客是一些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退租人,醫學院或讀博士的研究生很受歡迎,因為他們畢業後多半要離開到別的地方工作,我認識有人成功租到屋,但他申請時竟要準備大量有關自己的材料,有如申請大學般。有一份穩定良好職業的,房東會有戒心,因為這些人生活穩定,不易搬走,所以在訂定租約時需要把租金特別調高。我有位舊同事,退休後在三藩市買了屋退休,但後來回港又工作了一段時間,在她回港前,她把屋租給了一位在矽谷有優厚職位的工程師,但租金沒有訂得特別高。她回到三藩市後希望租客離開,她自己重回故居,但已是不可能了,她自己反要用貴得多的價錢租了個地方自住。她其實等於在補貼一位收入比她優厚的人,但只能徒呼奈何。

  有了租金管制後,這類的扭曲現象會很多,因為市場本身正是被扭曲了。要防止此等現象,增加供應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要增加房屋量,首要便是增加土地供應了。



(Headline Daily 2020-2-7)

武漢封城的成本效益 (雷鼎鳴)


中國抗疫最使人矚目的一項政策便是把武漢封城。(有傳言近日中國600多個城市中有20多個封了,其實不對,所謂的封城,程度與武漢相差甚大。) 世衞及西方國家雖對此大動作感到驚訝,但既然這有助於減低疫情,她們也不會反對。但從中國自己的角度看,這政策倒是應作點成本效益分析的。

全國支援迅速 激勵士氣

先說成本或代價。在經濟方面,短綫的代價是難免的,代價多少,要看封城多久、封城期間的生產力,及封城結束後的復元速度。武漢GDP是中國GDP1.6%左右(被疫症重點殃及的湖北則是4.3%),假設封城1個月,期間生產力剩下2成,那麼封城本身短綫對中國全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是年度GDP0.06%

但在世界經濟史中,多有例子顯示,只要人民士氣仍在,劫後的復元速度可以很快。2003沙士年的第2季,中國經濟的確有重挫,但全年下來,該年的GDP實質增長仍然高達10%。以此為鑑,封城的短期成本不少,但中國地方大,而且復元力強,長遠成本可控,而且會被人民其後的加倍勤奮抵銷掉。

封城一種較難預先估算的成本是人民會否恐慌、士氣敗落,進而埋怨政府管治不當。此種情況其實必會在一部分人中出現,舉世皆然,關鍵是主流的民情如何。從各種報道看來,武漢人民頗為堅強愿意在家中自我隔離,除了在疫症早期出現過混亂外,士氣仍高昂。此種士氣的來源,相當大部分應是來自全國的迅速支援,及火神山與雷神山醫院的極速完工及醫學設施安裝妥當。若非2003年出現過沙士,人民有了經驗,今次的恐慌比例恐會更高。

封城使外國人看傻了眼。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估計,美國光是季節性流感,2010年至今,每年感染的人數900萬到4,500萬人,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數則每年從1.2萬到6.1萬人不等,情況遠比中國的嚴重,但不見美國人恐慌,別人也不會就此把美國視為疫區。我問過一些美國醫學界中人,他們對中國的大動作及香港的恐慌大惑不解。不過,既然中國自己把一座大城市也封了,這便容易落人口實,乘機誇大中國疫情對他們的威脅,這對中國的國際關係不能說沒有影響。世衞專家雖然大讚中國防疫做得好,各國不用過度反應,但封城太有象徵意義,總會在部分世界人民中留下負面印象。

多難可興邦,封城成本雖高,但其效益一樣顯著。疫情的初期,信息傳至決策人的速度不夠快(其實就算在美國此等先進國家,2009年的豬流感出現,美國盡了全力,但應對的速度也不比中國快),這多多少少都反映出中國應付某些環節仍存在弱點,若非有大爆發,這些弱點也不易暴露出來。所以疫症正好提供一個演習及檢驗體制的機會。此種機會成本很大,中國不應浪費掉。

檢驗體制 積累管理經驗

戰爭往往能團結全國人民,使他們鬥志更昂揚。疫症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人民要面對可怕的敵人時,一樣可激起更堅強的意志,但這並非必然,它需要一些條件。假如一個國家長期失敗,人民沒見過成功,我很懷疑在重大的新困難面前,他們還有無戰勝的意志。但中國近數十年來進步神速,人民有目共睹,所以自信心充盈,鬥志上升的條件存在。在政治上,此種意志對管治的有效性大有好處。

封城也是一種決心及能力的展示。無論對錯,封城總會給人一種感覺,中央政府夠膽量下困難的決斷。封城也必會帶來一大堆管理問題,例如物資如何進出武漢,我不相信武漢政府沒有犯錯,但若她守得住幾個星期,甚至23個月,總會展示出管理能力及積累到新的經驗。

封城顯示,習近平似是一位肯付出短綫重大代價的人,無論封城的成本效益是否化算,疫情終會過去,他很可能會被視作一個很果斷的人,他最終成為贏家的機會頗高。

 

Sky Post 2020-2-7

1/31/2020

中國應對新肺炎是否失當? (雷鼎鳴)


內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封城。對此疫情,內地政府應對是否恰當?此問題對香港很重要,若源頭失控,香港難獨善其身。

 

在香港,這問題的答案不易有共識。有些人還在忙於散播謠言,有一些則迴避事實,只想把中國抹黑為不宜居住之地,以便為港獨製造聲勢。此種心態,我們根本不會再感到驚訝。但抗疫最重要看科學,政治立場是完全沒價值的。正確評估,先要看內地落實過甚麼政策。

 

沒有誘因掩蓋疫情

 

不少人批評,武漢政府在疫情的開始階段反應遲鈍,以致錯失把疫症扼殺於萌芽的黃金機會。此種批評說得容易,但卻是十分離地。政府決策要聽專家意見,但開始時,政府得到的資訊卻是此病不會人傳人。若然如此,當然不用採取斷然的措施,以免擾民過甚。當然,不會人傳人的判斷最後證明是錯誤,若要追究,负责调查的那批專家责任更大。事後孔明没有多大用處我們更需注意的,倒是內地的政治體制有無誘因使官員掩蓋真情。在任何的體制下,沒有甚麼官員會希望自己治下的地方出現災難,但沙士期間北京有官員因低估疫情而要下台,可見掩蓋軍情對負責官員並無好處,反而事事都及早揚聲,更可保自己無風無浪到公卿。一些國際組織也不認為中國有隱瞞,反而大讚其行動迅速、透明度高,而且出手不凡。

 

有朋友搜集了資料,羅列出內地政府與民間共50項措施,篇幅所限,只能稍提幾項。武漢封城為創舉,沙士期間形勢更嚴峻也沒有封城,從隔阻疫情擴散的角度看,這當然有利,但對經濟的短期衝擊卻是顯而易見。上周武漢醫院設施與人員都嚴重不足,但中國政府的動員力與執行力舉世無雙,在視頻中見到兩公里長的卡車隊浩浩蕩蕩的把物資運到武漢,蔚為奇觀;火神山及雷神山兩所新醫院火速建成,水、電、網絡甚至5G也安裝好,據說下周一及周三便可正式啟用。有位熟悉行情的美國醫生判斷,若英國全速去做同一件事,起碼要3個月。醫院不能沒有醫護人員,幾天內已有數千醫療人員從各地跑到武漢最前綫。

 

在科學上,中國用了1周時間便從第1名被發現的病人取出病毒樣本,並將其基因排列弄清,立時向全世界公布。辦好此事的速度震驚國際醫學界,而且從基因圖譜可以推斷出,這第1名病人可能真的是受感染的第1名,這反映出中國公共醫療系統的監測力超強。據說國際上的行內人紛紛在打聽,做到此成績的高手是何方神聖?81台心肺機迅速從上海通關入口,香港也不是每所醫院有此設備的。政府也把5,000名到了外國旅行的武漢人名單弄出,供各國政府參考。

 

民間團結情緒高漲

 

民間所顯示的團結與愛國情緒也是高漲的:華大基因與武清藥企迅速製成並捐出此等病毒的檢驗試劑盒;武漢85間賓館酒店免費為醫務人員提供休息地方;碧桂園捐1億元作抗疫基金;美的捐贈火神山醫院全部家電產品;阿里巴巴設10億基金援助武漢。中國人中當然會有自私自利之輩,但對付疫症有如戰爭,這都是很能營造敵愾同仇的工具,若是有人希望借此而打擊中國的民氣,恐怕等着他們的是相反的後果。

 

中國雖然做得不錯,但會否仍未達世界的最高標準?是否如此,我們可用世界上最先進最人才濟濟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作比較。美國過去20年也出現過6種大大小小的瘟疫,普通的流感不算(但20172018年的流感有4,880萬人感染,死了79,400人,20182019年感染了4,290萬人,死掉61,200人,都遠比沙士及今次肺炎嚴重),只算最大的2009年豬流感,那次美國人有5,500萬人感染,超過11,000人死亡。此病的首例在當年3月底出現,疾病控制中心等到417日才辨別到出來,到5月中才提供到驗測器材,這中心當時有250人的小組每周工作超過100小時才有此速度,中國的速度與成績與其相比,毫不遜色,這怎能不叫國際醫學界另眼相看?

 

中國抗疫的成績並非有口皆碑,稱讚的是國際上的醫療專家,貶低它的是香港的港獨分子,但這當然不等於中國的成績很有爭議性。大家公認地球環繞太陽而轉,若突然有些傻瓜跑出來說地球並非繞着太陽轉,我們絕不會視日心說有甚麼爭議,而只會慨嘆有一批傻人出現了。當然,人類與自然界病毒有數十萬年的鬥爭經驗,在疫情未完全消失前,都應抱戒懼慎查的態度,但我相信有大機率的機會疫情會受到控制。

 

Sky Post 2020-1-31

疫情對經濟影響不會太大 (雷鼎鳴)


今年香港經濟本就不妙,繼續出現負增長的機會頗大,現在加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算是雪上加霜。不過,我倒不認為這次疫症對香港的GDP有太大影響,但短期內遊客劇減,股市波動,樓市交投減少,卻是顯然的。

  這個判斷並非因為我不了解疫症在歷史中曾展現過的威力。新的疫症似乎每數十年便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現數十次,人類很難擺脫它,今天的一些傷風感冒病毒,可能在一、二百年前便是新出現而且致命的病毒,只是其毒性
因基因變異而減弱,从而避免了把人類這宿主殺光殺淨,否则它也無法生存及複製下去要知道,病毒若未入侵到宿主的細胞,它自身無法複製。

  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疫症是
1346年在歐洲爆發的黑死病,今天的歐洲人對此還是談虎色變,引發此病的不是病毒,而是淋巴腺鼠疫菌,其源頭應是大理,即今天的雲南一帶。1251年蒙古鐵騎攻入大理,不少士兵對此菌並無免疫力,病死無數,但病菌也隨着蒙古的軍旅離開大理,遺害無窮。1331年河北省人民受感染,死了九成人口。在其他的一些地區,死亡率也可達三分二,蒙古帝國自己後來也因人口大降而衰弱。

  另一著名例子是西班牙攻打在墨西哥的阿斯德帝國,當時西班牙士兵只有六百人,阿斯德則有以百萬計的人口,但西班牙人帶去了自己已免疫的天花,終於靠此感染了對方而勝利。

  由此可見,疫症可以滅族喪邦,不可等閒視之。但到了現代,有了檢疫制度及先進醫療,情況當然大為改善。我們談的已不再是一個國家人口因病銳降,而是社會經濟會受到多大打擊。從近代的歷史經驗看來,戰爭及疫症等災難對即時的經濟都頗有破壞,但災難過後,受打擊的經濟復原會很快。就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此等重災,戰後歐美日等國GDP的增長也十分迅速。這原因也許是人民在大劫後多會咬緊牙關,減少消費,增加生產,盡可能把資金積累起來重建經濟。

  
2003年香港及內地飽受沙士肆虐,對經濟也起過衝擊,我們正好以此例子為鑑,幫助我們作出對今天新冠狀肺炎的判斷。根據近日的大量報道分析,新冠狀病毒的毒性雖遠超一般感冒,但卻是比不上沙士。後者的全球死亡率9.6%香港则高达17%新冠的死亡率仍未有足夠的數據去判斷,但暫時全國平均大約2.2%左右,129武漢已从高位跌至5.7%,但湖北以外卻只得百分之零點三,武漢這麼高,很大部份原因是低估了受感染人數,將來確認的感染人數增加,死亡人數增加沒這麼快,武漢的死亡率會與其他地方慢慢接近。不過,此病的傳染率卻是甚高,未來確認的總感染人數會高於沙士。毒性較低但傳染性較強,我們大可假設其對經濟的殺傷力及其持久程度與沙士大致相仿。

  先看中國。
2002年中國GDP實質增長率是9.1%,這個高增長,部份原因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有關,到了2003年的沙士年,增長率更高,達10%,沙士根本擋不住中國貿易的力量。從2004年至2007年這4年中,平均增長率更上升至每年12.1%,也許這反映了上文所說大災難後人民浴火重生,工作更加拼命所致。

  再看香港。到今天為止,除了港人習慣的恐慌外,疫情遠遠不如沙士。在
2003年第一季,GDP的實質增長是4.1%,但到了直接受到沙士衝擊的第二季,增長率已成為負0.9%。沙士一去,經濟便回暖,2003年全年增長3%2004年至2007年這4年中,平均增長率更高達7.25%,遠高於沙士前2002年的1.8%

  香港去年經濟飽受黑衣暴亂摧殘,我從前曾撰文論述,其負面影響是結構性的。但今次肺炎,其影響卻反而是暫時性的,而且災後還可能有反彈。因此,若肺炎在暑期前便結束,今年全年經濟有可能不會一沉到底。朋友中,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教授估算這次疫情對中國GDP的增長率只會拖低
0.1百分點,諾亞控股集團的首席經濟學家夏春教授的估計是拖累了香港GDP增長的0.30.5个百分點。兩位朋友都是名家,其估算也合理,並無異議。當然,若疫情沒完沒了,又或暴徒繼續利用疫情破壞,影響會大一點。



Headline Daily 2020-1-31



1/24/2020

中美貿戰停火的成敗得失 (雷鼎鳴)


中國與美國簽了首階段的貿易協議後,民間仍有些人在評論誰勝誰負。美國的主流經濟學界,倒是傾向於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一事無成,只是帶來美國的損失;中國官方的說法是貿易戰根本不會有贏家,且不時提醒國人要有過困難日子的心理準備。從預期管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做法實比特朗普胡亂吹噓、有苦自己知來得高明。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及更廣義的金融戰、科技戰、地緣政治之爭等遠未結束,但既然首階段的協議已簽,特朗普又忙於去搞競選,我們也可作一個階段性的總結,看看兩國的得失。

 

美國經濟表現平庸

 

評估勝敗得失,要看用甚麼標準。發動貿易戰之初,特朗普的藉口是說美國的商品貿易赤字太大,與中國的貿赤尤其巨大(其實在服務業的貿易中,美國有盈餘),所以我們第一個標準是貿易戰對中美兩國的貿易赤字或盈餘有何影響。

 

2017年美國商品貿易的總赤字是7,934億美元,2018年貿戰開展後,貿赤未跌,反升了10.26%,達8,748億。201912月的數據還未公布,但該年111月的貿赤與2018年首11個月相比,倒是輕微下降了1.98%。這輕微的下降,十分正常,但與關稅關係不大。初級經濟學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的總產量低於她的總消耗量(消費加投資),其差額便要靠從外國的淨進口補充,這便是貿赤。美國人是大花筒,先使未來錢,這是貿赤的根源,與關稅無關,要消減貿赤,一是要美國人儲蓄意願大增(此事沒有發生),二是經濟衰退或增長停滯,大家都不敢花霍。美國2019年下半年經濟表現平庸,正是促使其貿赤輕微減少的主因。反觀2018年,其時美國經濟仍受惠於2017年底大幅減稅所帶來的刺激,增加了關稅也沒用,美國人照樣增加消費,貿赤也就大漲。

 

至於中國,在貿易戰場上則幾乎毫髮無損。2018年中國的商品貿易盈餘是3,509億美元,2019年則是4,249億,增加了21.1%!與美國的貿易,2019年盈餘是2,958億,比2018年減了8.5%。這些數字來自中國官方統計,要注意中美雙方統計數字不同,因為運費保險等計算不同。中國的策略很簡單,時間在中國一方,美國的市場風險增加,便轉移重點發展其他市場,美國不肯賣高科技產品給中國,便自己大力投資高科技,據《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現在中國每年用於科技研發的經費,已達4,400億美元,高於歐洲各國的總和。

 

嚴格來說,用貿易赤字或盈餘變化來定輸贏,並不正確,上述有此討論只是因特朗普錯誤地用了這標準而已。美國擁有美元霸權,貿赤增大,多印鈔票購買外國貨便可。2019年美國總體貿赤輕微下降,不見得美國消費者的福祉有何改進。貿易戰本身之能禍國殃民,在於它削弱了自由貿易能替人民帶來的好處。互相貿易互相倚靠,可促使各國生產自己最具比較優勢的產品,從而提高全球整體的生產力。互相倚賴還另有一好處,便是減低戰爭的風險。貿易使各國唇齒相依,還打甚麼仗?

 

中國加大科研投資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時顯然低估了現代貿易體系的複雜性,舉個例子,他要向鋼鐵徵收關稅,這不啻是替美國使用鋼鐵的工廠增加成本,例如汽車,甚至鐵釘成本都要增加,這便削弱了這些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得不償失。特朗普又限制高科技半導體產品輸出到中國,但他似乎忘記,對一些美國半導體巨企,她們一半的市場便是中國大陸,不賣給中國,自己吃西北風乎?

 

此種政策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它迫使中國更大力的投資在科技研發上,減少對美國的倚賴。這對中國短期不利,長遠有利,但對美國短期長期都不利。對中國短期不利是因為在不少項目上等於要中國「重新發明車輪」(reinvent the wheel),浪費資源。國際貿易是自力更生的對立面,從前中國大搞自力更生,經濟便不能發展得很好。改革開放後放棄了這政策,成績有目共睹,但今天國際環境變質,世界各國都要重新向自力更生靠攏。這對世界經濟為禍也甚大,但這總比被別人卡着脖子要好。長遠而言,大量的科研投入可創造出不少可被視作公共財產的產品,刺激多個新興行業的出現,例如中國的北斗定位系統是免費的,可與美國的GPS一較高下;電子交易的出現,也不知幫了多少千萬名企業家創業。科技戰一打下去,美國便是為自己製造了強悍的競爭者。

 

Sky Post 2020-1-24

 

 

 

1/17/2020

最新民生措施的長遠影響 (雷鼎鳴)


林鄭宣布了10項與民生有關的措施,評論有讚有彈。

這些措施涉及來年多用102億元開支,至於把每年12天的勞工假期擴至17天,額外的成本,倒是由商界而不是政府去承擔。在經濟出現明顯衰退之時,政府用紓解民困的理由用點錢,假若用得恰當,可起到還富於民的作用,無可厚非。在政治上,世界很多政府為了化解民怨,花錢換支持也是常用的策略。
 

赤字及欠債 憂更早到來

不過,這次政府所出的招,確是亂了章法,易惹批評。有兩點政府是考慮不周的,而且我們絕不應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突破傳統」,而應把其帶來的代價說清楚。

第一點是這筆開支並非一次性,而是經常性的。現代經濟學不會光盯着政府某一年的收支是否平衡,但卻會注意未來幾十年的總開支與總收入是不是大致相等。今天若開支多了,將來的開支便要減少或是要增加稅收,否則收支平衡不了。一次性的開支較易處理,但若是經常性的開支,我們便必須考慮到將來每年的金額會增加多少,及要負擔多少年。今年102億元的開支一開了個頭,可能便等於未來要多用幾千億元了,這筆帳我們必須算清楚,看看政府有無條件負擔得起。理財本乃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今次102億元的額外經常性開支,其中補貼6064歲長者交通費共17億元,長生津涉及約50億元,即與長者有關的津貼共有67億元。在20143月,政府公布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中,早已指出因人口老化問題,政府未來幾十年的財政必備受壓力,若是對涉及長者的開支控制有道的話,到了20412042年度,政府的萬億財政儲備也會用光用盡,尚會倒欠2,710億元的債,但這筆債的數額仍屬可接受。不過,若政府像以往般任由涉及長者的開支高速增長的話,欠債可達11萬億元。當時報告的主要假設是GDP在開始時每年有3.5%的增長率,其後則平均每年有2.8%的增長。很可惜,過去幾年,香港的平均增長率連2.8%也達不到,當時以為要到2022年左右才出現的赤字,今年恐怕已提早來臨。在原本已有赤字,甚至是巨額赤字或長期性赤字的環境下,再加上一筆本未有計算在內的開支,赤字及欠債只會更早到來。

在未來20年,65歲或以上人口比今天大約會增加84%,但1564歲可交稅的人口卻會稍為下降,我們也知道上述的人均涉老開支還會繼續增長,這樣一算,光是這兩項似乎是簡單的開支,我估計在未來20年便總共會使政府多花近1,900億元,而不是今年的67億元。
 

醫學昌明 推後退休年齡

第二點是政策的不協調性。多個評論早已指出,政府近年一直希望推遲包括公務員及社會中其他行業的退休年齡,65歲正是近年的目標。其實港人壽命長,2016年人口普查時年齡的中位數已過43二十年後超過50也毫不出奇,延遲退休年齡十分合理。60歲以上便可得到交通津貼,當然會使這群組的人笑逐顏開,但這些人在今天的醫學條件下,仍屬「年富力強」,為何給予他們交通津貼不易解釋。

不過,這也可理解為政府要回報長者在過去7個多月來的支持。從多種觀察可知,年紀較長、見識過香港歷史的人,其反暴亂的立場較為明;反之,暴徒的主要構成者是青少年。政府管治手段其中一條應含有把資源向支持者傾斜,舉世的政府若非笨蛋都懂得這道理,所以我對獎勵長者並不反對。不過,實話實說,這裏也要指出一點︰世上大多數政府尚有另一傾向,用錢時多會只考慮對現屆政府的利益,要官員顧及將來是否有赤字或欠債是很困難的,因為就算三十年後財政有大問題,現屆官員已是無影無蹤,無從追究。但三十年後的社會棟樑便是今天的年輕人,到時的財困恐怕便要由他們承擔了。所以今天的財政傾斜,不單止今天的年輕人沒有着數,還包含將來他們要交更多的稅。

 

(Sky Post 20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