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與學生鬧事之別 (雷鼎鳴)

新學年甫始，香港的校園便鬧出冷血冒犯有喪子之痛的蔡若蓮事件，及有學生利用「民主牆」鼓吹港獨的行徑，雖然涉事的學生極少，但因為事件嚴重，衝擊着香港的核心價值及法制，社會便有校園都是沸沸揚揚的印象。這些事件在校園中發生，可算是學生主導，究竟他們的活動算是學生運動的一種，還是只屬學生鬧事？

學生運動與學生鬧事有何區別？我是學生運動的過來人，也許會對它有所美化而不自知，但在我的認知中，學生運動實有其悠長並且光榮的傳統。若學生感受到時代的訴求，承擔起民族的責任，其充滿衝刺力的運動，不難使他們站在道德高地上，成為人民希望的所在，但做到此點，前提是其運動的方向要順應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及符合人民的利益。學生鬧事則不見得與偉大的目標掛得上鈎，往往會充斥着破壞性的力量，不符社會的總體利益，人民常會厭之煩之。

五四感染力在正義性

中國現代史中的學生運動，若論地位，沒有甚麼比得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其影響深遠以致從前我在芝大時的一位老師、著名政治學家鄒讜認為，直至毛澤東、周恩來在1976年去世，五四時代才算結束。從前我讀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時，見到學生高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總會心潮澎湃。五四之有感染力，在於其正義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戰勝國之一，德國是戰敗國，但《凡爾賽和約》中，竟要把中國的青島從德國人的控制中交給日本而不是中國。學生得悉3名親日漢奸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從中作梗，索性火燒曹汝霖的寓所趙家樓，及圍毆這3人。學生雖被北洋政府抓了起來，但中國的百姓仍是同情他們。五四前後，中國的思想界變得極為活躍，1921年共產黨成立，也與此有莫大關係。

但即使是這麼一個偉大的學生運動，我們仍可見到一些頗值得我們思考的負面現象。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行止便頗堪玩味，他拯救出被關起來的學生後知道危險，要逃離北京，臨行前卻在報章廣告上引用《白虎通》留下幾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殺君馬者一句是指策馬者在路邊小兒的拍手歡呼鼓勵下過於興奮，要馬不停奔跑，終於喪了馬命，這暗指學生在群眾的支持下一樣可以做事過火，群眾反而是害了學生。這句充滿智慧的話，實值得搞任何群眾運動貪勝不知輸的人銘記於心。

無理無節令行動變質

五四算是成功的學生運動，但成功往往又會異化，反而使學生成為使人討厭之人。在蔡元培的好友及北大校長接班人蔣夢麟所寫的《西潮》一書中，便記錄了學生運動衰敗或學生鬧事的現象。此書第16章說︰「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裏的學生竟要奪取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若所求不遂便會鬧事，教員考試嚴格的，學生便馬上罷課反對他們，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從來不考慮自己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一提到校規，便咬牙切齒，準備揍人！在一次衝突中，蔡元培真的生氣了，捲高了衣袖，喝罵學生為懦夫，並表明哪個學生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從上述例子可見，即使是開始時有堅實道理支撑的五四，學生運動亦可因為一些人承受不了權力的陶醉而墮落為自私爭權的學生鬧事。群眾運動若要成功，要講求「有理、有利、有節」，「有理」是最關鍵的。現在一小撮學生要鼓吹大多數港人所反對的「港獨」，首先便失去了理。他們懂不懂利用有利時機，我不知道，但觀乎一些學生處理「民主牆」及辱罵師長的表現，可看出他們完全不懂「有節」，做事無底綫。此種活動便只能歸類為學生鬧事，對社會無正面貢獻，浪費參與者的學習時間。10所大學校長對學生愛之深責之切，我能體會他們的心情。蔡元培當年有巨大的道德勇氣與學生劍拔弩張，今天希望學生能迷途知返的校長，其實也是在保護學生，不想他們誤陷法網。

(Sky Post 2017-9-22)

 

香港要增多少地才夠？ (雷鼎鳴)

　　香港未來三十年究竟要供應多少土地才「足夠」？這問題沒絕對的答案，要視乎港人對住所的擠逼及高樓價的忍受力有多大而定。

 

　　據政府《香港2030+》的估計，香港的長遠土地需求約四千八百公頃（即四十八平方公里），這當中包含了工商業樓宇、房屋、政府機構、運輸、休憩、特別設施等等用地。不過，政府暫只有把握取得三千六百公頃的供應，尚欠一千二百公頃不知何處可覓，所以要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去想想辦法。

 

　　工商業的樓宇及道路等的用地當然重要，但港人最關心的恐怕仍是住宅的供應是否足夠。我們若細分各類型的土地供求，據政府的分析所示，未來三十年要多建一百萬個住宅單位，單是房屋的土地需求便是一千六百七十公頃，而政府暫只能提供一千四百四十公頃，欠了二百三十公頃。

 

　　但此組數字只是基於香港住戶數量的變化而來，只能算是勉強應付未來的需要，未能使港人住得上較便宜及較大的房子，殊不理想。

 

　　我過去說過，港人住屋又貴又細，極需改善。多貴？兩周前我提過，一個收入處於中位數的住戶要十八點一年的收入，才買得到一所價格處於中位數的住宅單位，冠絕全球。排第二名的澳洲雪梨則只需十二點二年，但要注意，澳洲的住宅比香港大得多，二○○九年，澳洲人均居住面積是八十九平方米，而今天的香港只是十六平方米（住公屋的只得十三平方米）。十六平方米是甚麼的概念？住新加坡組屋的，是人均二十七點六平方米，據國家統計局數字，二○一六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有三十六點六平方米，農村更達四十五點八平方米，而且住房面積連年上升，但離美國的七十七平方米仍有距離。

 

　　我相信使到港人居住面積增大三成或更多是完全合理的訴求。假設只要求未來新建的一百萬個單位面積都要大三成，其他因素不變，那麼房屋的土地需求便要從上述的一千六百七十公頃增加五百零一公頃，至二千一百七十一公頃。政府原本已有一千二百公頃的短缺，加上這新的需求便是約短缺了一千七百公頃了。

 

　　這是否已經「足夠」？尚未！港人一個重大訴求是不要一生一世當房奴，這需要樓價顯著下調才可以。上述的供應量只是應付到頗低的要求，樓價下跌有限。若要樓價跌得有點感覺，總也要再多幾百公頃吧！要增加多少？這無答案，加得愈多，樓價便跌得愈多，這應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事。

 

　　假設只再增三百公頃，那麼總的土地短缺量便是二千公頃。地從何處而來？將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或許能有精準一些的答案。不過，我相信不論填海、棕地、郊野公園等等都應作些貢獻。

 

倘若這二千公頃中的一半來自郊野公園，也只是要動用郊野公園總面積四萬六千公頃的百分之二左右，十分值得，只要政府肯再花資源多植樹，生態可能還會改善。

 

(Headline Daily 2017-9-22)

學生要與違法及不道德切割 (雷鼎鳴)

新學期甫開始，一些政治思想偏激的學生又在大學校園挑動事端。大學本為追求學問的場所，但現在要還校園一個清淨的學習環境，已經不是簡單之事。

我教學多年，深知絕大多數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但也知道總也有少數的人，思想走偏鋒，對學問不肯花工夫，最感興趣的便是搞政治鬥爭。因為要鬥爭，所以他們視學生會為必要奪得的平台，而大學的學生會選舉，只需極少的人投票已可合法，既然大多數人對奪此權力並無興趣，有志者要把持學生會在操作上容易做到。

煽動行為 實屬刑事罪行

最近的兩次校園事件雖可能都是政治光譜接近的人所為，但性質有頗大不同。貼標語宣揚港獨，是愚蠢及犯法行為；冷血冒犯蔡若蓮則是道德淪亡的問題，不一定犯法。不少泛民的成年人不斷說香港沒有港獨，便是不想刺激中央出招干預，但港獨的宣揚者卻是不斷大聲呼叫︰「港獨在此！」這叫那些成年人情何以堪？至於宣揚港觸犯法與否，不是看你、我或某些人所說，而是要看看香港的《刑事罪行條例》，當中可見，連發表煽動文字或印發煽動刊物，甚至管有這些刊物隨時都可被判一、兩年監禁或更多。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最近在訪問中指出，這些法例並無過時，宣獨者為免被人送到獄中仍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實應在網上找來《刑事罪行條例》自己細讀。

發表涼薄的冒犯性言論，超越大多數港人道德標準的下限，但要坐牢的機會極低，這卻不是沒有代價的。教大的學生會會長表示，聽聞有些校長表明因此事不會再僱用教大畢業生，也有機構也不肯給予教大學生實習的機會。學生會會長說這很不公平。這含有「株連」成分（「連坐法」其實是比商鞅更早的墨子已有推行），當然不公平，對與案件無關的學生特別如是。經濟學家看此問題，卻會從不同持份者的角度看，才再判斷會發生甚麼事。

首先從作為僱主的校長角度看。他們會看到如下的情況︰寫涼薄標語的二人，雖不一定是教大學生，但可能性不低，此種人絕不可以當老師，否則會有不少家長追究。此種可能性是否意味着有不少其他的教大學生也有相同的歹毒思想？校長們未必知道確切答案，但若他們看不到教大的其他學生與此等涼薄行為劃清界綫，切割得清楚，校長們理所當然對僱用教大學生會更加疑慮。他們不是要歧視教大學生，而是教大學生未有向他們提供到足夠的資訊釋其疑慮。

泯滅人性 各界都要正視

校方管理層當然明白這道理，所以教大校長要神情悲憤地譴責此種行徑。學生不可不知，這正是校長努力保護學生與校譽的必要之舉。

但學生會的回應卻使人失望。若認為「株連」不公，最好便是使僱主相信大多數學生不會有此惡劣行為。但學生會不但不切割，還替涉事者辯護。正如教協前會長張文光所說，此等大字報失掉了人性，此種人性是不教自明的。學生會會長連這種基本道德觀也掌握不了，豈不愈描愈黑，連累教大的校譽及其他學生的就業機會？若要改變此局面，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學生會協助校方追查出貼標語的二人，並思慮清楚為甚麼這二人應被譴責。

兩位涉事者也有其角度看此問題。我不寄望在短期內他們會深切領悟自己過錯的嚴重性，但想指出兩點。

第一，他們要明白，他們正在連累教大的學生，教大的校譽受損，學生也受到傷害。這是很不道德的行為，他們欠教大一個深刻的道歉。第二，我寫文章從來都真名實姓，我手寫我思，文責自負。大字報的冒犯語言，卻是匿名的。為甚麼你們要匿名？是自知不對感到羞恥？還是偷偷摸摸不敢為自己行為負起責任？我看不起這些人！

回想七十年代香港校園火紅的年代，大學生也積極發表意見，他們當中很多都用真名或用並不秘密的筆名寫文章，不用躲躲藏藏。今天學生中的極端分子，有膽量單獨地站出來，不用粗口與別人理性辯論嗎？

(Sky Post 2017-9-15)

兩種大學生 兩條道路 (雷鼎鳴)

　　最近幾宗校園事件，的確使人為香港前途憂心。教大出現冷血冒犯蔡若蓮的字句，固然使人懷疑有些人有無道德底線，但更使人擔心的是，該校學生會不但不斥責寫標語者違反學生會規則匿名張貼，而且還多方包庇，我們怎放心讓這些是非不分的人教育下一代？至於中大學生會支持宣揚港獨，則隨時會觸犯港英時代所訂立但尚未過時的《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及第十條，犯者可被監禁兩三年。這些學生最好自求多福，讀讀法例，搞清刑責。

 

　　我教書數十年，深知絕大多數大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胡搞的只是少數。學生犯錯是家常便飯，不值得奇怪。我所教過的數以千計的學生，平均的判斷力與學習能力遠高於現在所見到的極端份子，但他們一樣常常犯錯，只要他們有能力看到錯誤並糾正，問題便不大。不過，現時校園中極端份子所犯之錯，對他們自己及對社會經濟都會影響深遠，而且損害不易逆轉，不可不防。

 

　　年輕人處於求學時代，簡單而言，他們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努力增進學問，學懂一些對社會及自己的生產力有貢獻的知識，將來不但可為自己建立事業，而且社會也會因為他們的存在而得益。

 

第二條路是把精力用於搞鬥爭，走此路者，正規的學習成績通常不會很好，也不易搞懂真知灼見或社會所需求的專業知識，但「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日久有功，他們的鬥爭技巧多會日漸純熟，「成就」高一點的，會成功把別人的生產成果弄到自己手中（立法會中不事生產的拉布者也可享有高薪），這些人的作為，在經濟學中有個名詞，叫「直接無生產力但對己有利活動」（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成績不及他們的，也可不用工作，躲在家中當宅男宅女，父母尚在時生活不憂，還可上網匿名發表偉論辱罵他人，其樂無窮，父母將來不在時也可領取綜援度日。

 

　　由此可見，走第一條路的人愈多，社會的經濟水平及增長速度都會更好，社會累積的財富不少，也可養得起一些寄生蟲。反之，走第二條路者眾多的話，社會便漸漸變得缺乏人才，經濟自會萎縮，財富短缺，僧多粥少，當寄生蟲的人就算寶刀未老，鬥爭技術高超，也分不到多少資源，內鬥反而容易出現。

 

　　有遠見的社會當然都不會希望此種情境出現，最好的方法便是防微杜漸，在鬥爭活動尚未普及成為年輕人時尚之前，便將其扼殺於萌芽，否則好鬥者人數一多，互為激勵，積累的鬥爭經驗豐富後，積重難返，他們更不會放棄此道路，不會參與對社會生產活動有貢獻的活動。大學及執法當局做事若婆婆媽媽，最終會替社會造成硬傷。

 

(Headline Daily 2017-9-15)

極端分子應搞清自己的刑責 (雷鼎鳴)

新學期開始，香港的校園中便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不但使教育界蒙羞，也使人擔心部分港人素質會劣化到什麼地步，香港的發展又會受到什麼影響。

 

先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長子因去年在單車比賽中腦部受傷而產生抑鬱症自殺身亡，竟遭人在教育大學民主牆以大字報用極為涼薄的語言冒犯，引起社會嘩然，但教大學生會會長卻竟不認同校方要追究，公民黨黨魁還強詞替涉事者辯護。涉嫌貼上標語的兩名年輕人，有可能將來會為人師表，如此毫無道德底線的行徑怎能不教我們擔心下一代會受到什麼樣的仇恨教育？

 

教育界深感悲傷羞愧

 

中大某些學生也來湊熱鬧，「民主牆」上貼滿港獨標語，其前學生會會長周竪峰在錄像面前大演功架，頗顯躁狂地大罵內地在港的學生為「支那人」。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發表聲明，指周的行為粗暴惡劣，有負新亞創校諸君子的教誨，但新亞學生會不但不作檢討，還用錯誤的尺牘體裁寫了封回信，不無故意的稱呼黃乃正為「黃乃共」，並要他深切反省己過云云。內子乃新亞舊生，平素討厭政治，也按捺不住，認為此等學生行徑「映衰」母校，應該開除。

 

倘若認為上述事件只是極個別的惡劣行為，涉事學生會經教導後知道悔過，便是太天真了。沒錯，絕大部分學生都理性，可以講道理，這是我多年教學的體驗，也是我不斷地要告訴社會的，但這並不意味校園中沒有一些走火入魔的極端分子。針對蔡若蓮的涼薄言論，早於教大出現標語之前，已在極端分子盤據的網站上到處可見。張文光對教大出現這樣失掉人性的大字報深感悲傷和羞愧，認為此種人性，不教自明；張文光此言，正可說到包括筆者在內的教育界人士心裏。

 

你要這些蠻了心的人愧疚當然是陳義過高，要他們不錯上加錯恐怕也不能如願。教大隨著出現的新一波涼薄大字報，表面上是要羞辱劉曉波與劉霞的，但從語法、用字與常理推斷，插贓嫁禍的意圖都是呼之欲出。此等「小學雞」行徑目的顯然是要「平衡」一下社會對這些極端分子的不滿，騙得了誰？

 

以上事件對不少人來說，都是似曾相識。文革中的紅衛兵豈不都認為自己最「革命」（等於今天某些港人自以為的「正義」）嗎？他們要鬥垮別人時所用語言又是如何歹毒？扣黃乃正院長帽子，要他深切反省己過，又豈不是與紅衛兵們「敢把學閥拉下馬」的氣概如出一轍？文革十年浩劫過去了已40多年，毛澤東曾預言文革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發生一次，但現在內地未見文革，它卻竟在香港以不同的背景再次登場，誰敢說毛不是預言家？對香港泛民的一些東郭先生而言，大學中的極端分子也不停地在打他們的臉：你們說香港沒有港獨嗎？他們便要用更鮮明、更極端的言行去證明他們的存在。我也認為他們難成氣候，但否定他們所可能帶來的破壞卻是不符實際的。

 

表面上看來，某些大學生或年輕人的激進化似乎顯示他們攻勢凌厲，其實他們是在為自己的社會運動自掘墳墓。任何社會運動若要變得可持續，必須得到足夠的人民支持度。

 

港人不支持港獨，港獨分子卻稱可以不妨一試，而不理此舉雖不可能成功，但過程卻足以使中央失去對港的信任而大大損害了港人利益。他們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但其行事道德標準的毫無下限，卻使我們見到他們比其攻擊對象，更加不堪。

 

我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多方友人，其實對香港的政治本來並無一定取態，但正因見到不少極端分子的胡搞，而傳統泛民又不敢與這些人劃清界線，所以不能不對他們大起警惕，甚而反感。我從來相信，走極端路線的人，不管其理念是左是右，對社會及自己的同路人破壞都會大於建設，中共黨史中，王明、李立三的極左路線便曾對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嚴重的損害，這是內地中共人士熟知之事。香港的各個大學學生會只需極低的投票率便能上莊，一般學生並無興趣參與高度政治化的活動，也只有低比例的人肯去投票支持學生會，所以它們的代表性成疑，但當選者大權在握後卻容易脫離群眾，這也是他們容易走上極端路線而不自知的原由之一。

 

極端分子躁狂有因

 

為什麼這些極端分子近來顯得特別躁狂，坐立不安？我們倒是要探究一下他們正要面對的壓力。我屈指一數，起碼有4種壓力：

 

第一，過去社會中人雖屢有指出「違法達義」的荒謬，他們卻不但置若罔聞，而且還以此作為其精神支柱、道德基礎，甚而自我催眠認為提醒他們的人都是邪惡之輩。最近上訴庭的判決及嚴正的判詞，卻根本性地動搖了這根精神支柱，他們立時陷於道德低地，為千夫所指，他們如何會不躁？

 

第二，他們的一些同道中人已經鋃鐺入獄，他們豈無唇亡齒寒、兔死孤悲之感？

 

第三，法律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頭臉人物紛紛出來表態，認為上訴庭做得對，並且不支持所謂「違法達義」的「違法」部分，這些人熟悉律法，極端分子若不把他們所言當作一回事，將來只會遇上更大的困厄。

 

第四，這些年輕人過去幾年很大可能根本無心向學，把時間投資在搞政治運動之上，據我在1999年《政治經濟學報》（JPE）一篇論文中的分析，他們會失去部分帶有生產力的人力資本，但卻可能得到更多可讓他們進行尋租活動的政治資本，而他們鬥爭的本領技能，也可能超越於把時間放在學習或生產的人。不過，面對觸犯法網的風險，這種政治資本的價值難免大打折扣，在道德上，極端分子習以為常，久居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的惡劣言行，清楚告訴我們其欠缺人文精神甚至人性，其政治資本加速貶值已寫在牆上。他們能不為前途擔憂嗎？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不會樂於見到年輕人前途險阻甚至要面對律法制裁，但當前的困局是，如果法律目前未能顯示其力量，公義得不到彰顯，將來便會有更多的人蹈入法網，對社會不利。是什麼原因令社會陷此困境？我素來相信思想的力量，也認為錯誤的思潮可造成巨大的破壞。

 

主流經濟學家相信人的理性，不同的人可有不同的偏好，但決定其行為的主要力量，仍是當外在約束條件改變時，其行為會有什麼調整。不過，有一種叫「字典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s），卻可使人有怪異行為。此種偏好顧名思義，是指人雖有無限多的訴求，但其重要性的排列，卻像字典一樣有先後的凌駕性。舉個例子，英文字典中的auto排在babe之前，前者有u、t、o 3個字母都排在後者的a、b 、e之後，但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a有凌駕性，所以第一個字排在第二字之前。

 

同理，我們若有此偏好，等於在追求快樂會把所有的資源集中用在單一的目標之上。

 

在呼叫政治口號或建構理論，某些極端分子正是忽視了人類訴求的多樣性，把人民的偏好都當作是字典式的。我們可把問題稍作簡化，以方便明白當中道理。我相信社會追求的，應是人民最大的總體幸福，而這是多種因素共同形成的，但有些人卻把他們心目中的某些民主手段，例如普選，看成是有凌駕性的追求目的。

 

我們不用爭論追求民主是「達義」，還是追求人民的幸福才是，但若使用字典式偏好作分析，便不難明白為何有些人認為追求普選便足以凌駕包括法治的所有其他考慮，所謂「違法達義」的「正當性」便由此而來。

 

同理，他們在判斷一個政府是好是壞時，也用一個自定的標準為唯一根據。例如，他們對內地政府可用「不民主」或「專制」等概括一切，對中國人民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實質生產總值上升了32倍視而不見，對人民因經濟繁榮而帶來的自由與幾乎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對前景樂觀的情緒更是不屑理會。我們大可不用忌諱地批判內地的種種不是，但若把政治因素完全凌駕於經濟或其他因素，正正也在體現「字典式偏好」的影響，也顯出其評價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使其人民收入有最大增幅的政權為邪惡的突兀。

 

體現「字典式偏好」影響

 

但在個人行為上，極端分子卻絕非服從「字典式偏好」。他們真的可以為其追求的所謂「真普選」而放棄一切，包括坦然坐牢嗎？以他們對上訴庭判刑的抗拒，可知其行為與從前叫的口號並非一致。也許很多年輕人從一開始便沒有搞清情況，不知自己真的要負上刑責，或刑責充其量只是社會服務令，但這是危險的，誤導他們的成年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最近一段長達半個小時的錄音訪問便發人深省。

 

胡指出，任何國家都把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放在極重要的位置，例如，意圖推翻政權的行為過去叫capital offense，因為可判死刑也。港獨是分裂國家行為，自是嚴重的罪行。從前曾德成在港英年代派派傳單一樣判了坐牢兩年。我查了查香港的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以檢驗胡之所言是否屬實，倒是大吃一驚。

 

此條例第一部分便講「叛逆」罪，第二部分是「煽惑」罪，可知法律對此二罪的重視。原來煽惑、勸誘或協助政府官員或警務人員棄職或擅離職守者可罰款5000元及監禁兩年；勸誘解放軍放棄職責或叛逆的，更可判終身監禁。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煽動刊物等第一次定罪為2年，第二次為3年，管有這些刊物第一次定罪是1年，第二次是2年。

 

經濟學家相信，犯罪者比守法者有更大的誘因搞清所面對的刑責。胡漢清特別指出，這些刑法雖是港英年代訂立，但法律仍在，法庭也無判決其為過時，打官司時只要把英女皇改為中央政府，便可按這些法律進行。我希望香港的極端分子，尤其是宣揚港獨的，最好在網上找來這些條例，甚至其他國家的相關法律仔細研讀，自己衡量，以免誤蹈法網後又喊冤叫屈，說香港已變成威權社會云云。忠言多為逆耳，無奈！

 

(HKEJ 2017-9-13)

訂立《國歌法》合情合理 (雷鼎鳴)

人大立了《國歌法》，在香港《基本法》附件3中也會備載，香港須自行為此再立法，將來若有人在港公然侮辱國歌，便要受法律懲處。

尊重國歌，理所當然。但尊重之前，最好先了解其歷史及時代背景，這樣更可避免形式化。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是聶耳，作詞人是田漢，2人都大名鼎鼎。我當學生時，曾遍閱上世紀50年代在《人民音樂》等刊物有關聶耳的記載，並在留學生刊物寫過幾篇文章，比較3位風格不同的音樂家，包括聶耳、創作過《旗正飄飄》的黃自與《黃河大合唱》作曲者冼星海，年代久遠，舊文已找不到，甚憾。

《義勇軍進行曲》觸動人心

聶耳生於1912年，原名聶守信，雲南人。1931年到上海加入「明月歌舞社」當小提琴手，但因不滿此社販賣《桃花江》、《妹妹我愛你》等流行音樂，批評其為靡靡之音，遭解僱而離開。1933年田漢介紹他加入共產黨，這段時候全國抗日呼聲此起彼伏，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中，抗日的聲音尤烈，多套電影都或明或暗的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聶耳在此氛圍下，在去世前不到2年便創作了37首樂曲，70年代海外及香港的大專生相當熟悉的《畢業歌》（電影《桃李劫》插曲）及《大路歌》（電影《大路》主題曲），都出自他的手筆。

據說田漢為《義勇軍進行曲》作詞時，因情況緊急，把歌詞寫在香煙包背後，聶耳快速完成曲譜後，為避國民黨追捕而逃亡日本，不幸於游泳時溺斃。此曲在電影《風雲兒女》出現，因為詞曲都觸動了人心，迅速流行全國，甚至成為當時國民革命軍第5軍200師的軍歌。在抗日戰爭年代，它是喚起民族魂的一首經典創作，極具時代意義。

《義勇軍進行曲》歌詞雖為田漢所作，但素材很可能源自「九一八」以後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田漢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重要人物，寫過大量劇本與歌詞，周璇的《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等經典便是他的手筆。但他的人生也頗為悲慘，坐過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牢，他撰寫《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時，正在逃亡路上，所以才需匆忙間把歌詞寫在香煙包上傳給聶耳。田漢在文革時遇上大禍，被關在牢中並遭紅衞兵虐待至死，其主因恐怕與「四人幫」的江青有關。江青在30年代仍是年輕貌美之時是上海的小明星，她後來最怕別人提起這往事，所以對那年代的上海文化人一早便埋下殺心，田漢是所謂「四條漢子」之一，是遭到江青怕恨的代表人物，不死不行。年前電影《建國大業》中也有田漢的角色，由甄子丹扮演。田漢的悲劇告訴我們，當社會被文革般的極端思潮所騎劫時，如何荒謬的事情都可發生。

走音犯法論故意找麻煩

因為田漢的關係，《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國歌也是一波三折。1949年9月有關當局從600多件應徵歌曲中選出了此曲，當時有人認為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合時宜，建議修改，但周恩來認為應尊重歷史，毛澤東也同意，遂用了原來的歌詞。但到了1967年因田漢的問題，歌詞不能再唱，國歌便只剩下音樂。後有人修改了歌詞，但得不到認受性。1979年田漢被平反，2004年《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正式寫入憲法，歌詞繼續用田漢所作之詞。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百年積弱，《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期間，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此首歌曲實在是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載體。任何對國歌不莊重的舉止，不單應為法律所不容，亦應是道德上被譴責的對象。

近日一些「唱歌走音」會否犯法等「小學雞」言論，目的當然是故意找麻煩，但為了釋疑，香港倒可參考美國《國歌法》（36 US Code§301）的具體說明。該條例除了對穿有制服的軍人有特別要求外，對平民亦指明一定要在升旗奏國歌時脫帽，右手放在心上，專心站立，面向國旗或音樂發聲之處。至於是否尊重，強說為不知者大概都會懂得在教堂唱聖詩時有甚麼是不可做出的行為。在教堂不敬，信宗教者會認為此乃犯罪行為，將來要由天主發落；對國歌不敬，由法官判罰，無甚難處。

(Sky Post 2017-9-8)

 

「土地供應專責組」應發動大辯論 (雷鼎鳴)

　　政府剛成立了一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它並無行政或法定權力，其成立的主要目標似乎是要推動一次有關土地問題的社會大辯論，但辯論不能無的放矢，這小組其中一項職權便是「提升公眾對土地供應有關事實和限制的認知」。

 

　　我幾年前已贊成應該有這樣的辯論。房屋問題早已成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據紐西蘭一組織Demographia所做的跨國調查，香港樓價的中位數是香港住戶收入中位數的十八點一倍，在世界四百零六個被調查的城市中，高踞第一，遠遠拋離第二名雪梨的十二點二倍。

 

　　其實這對於飽受樓價愈來愈貴，但房屋面積卻小至納米型的港人來說，這個世界第一是毫不使人驚訝的。多年以來，批評樓價高的言論已不知凡幾，但頗多的評論我相信是焦點錯置，既搞不清甚麼是推高樓價最重要的因素，也不願承認天下沒有免費午餐，要樓價下降，我們便必須有取捨。這一事實，政府在辯論前希望公眾能先提高對相關事實與限制的認知，是應有之義。若不懂得對症下藥，港人可能一直都要捱貴樓。

 

　　影響樓價的因素當然很多，但有些並非很重要，有些卻有決定性。我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在《信報》寫過篇「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見我的博客），指出炒家與地產商都不是高樓價的主因，土地供應不足才是。有些網民把此文罵過半死，但今天看來，我的立論完全得到事實的支持，反而是社會的後知後覺可能拖慢了制訂正確政策的時間。

 

　　過去幾年一系列房屋政策已使到炒家幾乎絕跡，但樓價卻仍節節上升，「炒家論」一說，已可以不用理會。「地產霸權」一詞深入民心，地產商的確都希望賺盡，但若無政策的支持，他們的能力其實十分有限。從一九九七至二○○三年，樓價下跌了六成三，原因主要是因為預期樓宇供應會大幅上升所致。雖說當時經濟不太好，影響了樓價，但不可忘記，二○○○年期間科網股熱潮帶來的經濟復甦也扭轉不了樓價的跌勢。地產商在此役中根本無法抵擋市場的力量。舉個例子，新鴻基地產在九七時的股價高位是一百一十六元，但二十年來，它大多數時候的股價都只是稍高於一百元左右，難說它得到了多少暴利。究其原因，是地產商要面對二手小業主的強力競爭，從二○○七年到二○一一年，二手交投量是一手新樓交投的十點三倍，地產商那有壟斷能力？不過，自從近年限制小業主買賣的政策推出後，二手盤的交投便跌至一手盤的二點五倍左右，地產商議價能力反而大增。

 

　　但所有這些因素又都遠遠比不上土地供應的重要性。九七至○三年樓價因預期供應增加而大跌，○九年在金融海嘯經濟大衰退的環境下，樓價反而急據上升，原因便是當年只有七千多個單位出售。今天政府重新認識大幅度增加土地供應才是治本之道，是認知上的進步。但怎樣增加，以後再談。

 

(Headline Daily 2017-9-8)

是什麼損耗著港人應變創新能力？ (雷鼎鳴)

1963年有一位美國的商學院教授在演說中這樣概括達爾文的進化論： 「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並不一定是最強大的，也不一定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這段話雖不能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內找到，卻是大有道理。縱觀世界經濟史，名不經傳的小公司走對了路後可變成巨無霸，曾領一代風騷的公司也因沒有掌握到世界的變化而要退出歷史舞台，只要看一看「一雞死一雞鳴」的高科技企業便知此言不虛。過去港人常以靈活應變見稱，但近年經濟表現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是否因為港人對變化已不太懂得應對？

 

我們只要看一看香港的就業情況，便可知大多數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二十年來收入增幅甚慢，但也有小部分畢業後即可在職場中獲得很高薪酬。成功的多是因為他們掌握的技能可符合世界的新需求。此種情況自然會引致收入不均，事實上，以2015年為例，家庭收入的平均數等於家庭收入中位數1.69倍，這反映出有一小部分人薪酬遠遠高於一般人等。我們若將港人薪水與新興國家相比，也可發覺中國內地、印度等地人民收入上升的速度遠遠地超過香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現象？我相信是因不同人等對世界上的變化反應的能力不一所致。

 

錯失科技發展的絕佳機會

 

近三十年來，有兩大動力推動著世界經濟的變化，一是全球化，二是科技的急速進步，而這二者又是緊密關連的。全球化使產品的市場擴大，國際上的分工也愈來愈細密，例如一部手機的零件可以來自多個不同的國家。分工細、市場大本身便會推動生產力，舉個例子，內地的微信有近十億的活躍用戶，一個應用程式若被採納，錢途不可限量，所以這會激勵很多人去改進程式的設計。反過來看，科技的進步又會促使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易實現，只要我們看看今天通訊科技的發達，便可知天涯若比鄰已非難事，整個世界都緊密連在一起。全球化與科技雙劍合璧，互為影響，又會加快及加大它們對世界的影響。

 

這便是今天我們要面對的生存環境。而世上各地的變化中，又以內地的進展最為使人目不暇給。近年中國有所謂新的「四大發明」，即高鐵、共享單車、電子商貿與支付寶，樣樣都在顛覆著人民的生活，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這些變化，不斷地在拷問我們：香港能適應到它們，利用到它們，還是會被它們淘汰？

 

就以這四大發明作例子，香港的回應可算是十分遲鈍的。過去八達通是極優秀的發明，使香港在小支付額的交易中領先世界。但現時通過用支付寶或微信進行的電子商貿，真的是太方便了，遠遠把沒有進步的八達通拋在後面，這難道不是向我們發出不進則退的警號嗎？共享單車在港也有人搞過，但開始時有人在惡意破壞。高鐵嗎？這是把城市與城市間的距離縮短為等同社區間距離的偉大工具，而且節省能源，但香港一直有人對此新科技強烈抗拒，港人能否適應並利用到高鐵帶來的新機遇，使人生疑。

 

在這三十多年的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的巨變中，最明顯使人感到日新月異的是中國內地，而香港這個開放型的國際大都會，恰恰應是最能從這些變化中獲益的城市。但很可惜，我們在香港並未見到應有的迎接新世界的朝氣，機會在那裏，卻少人肯花費精力想想怎樣利用這些機遇去帶動出更新的潮流。是什麼障礙損耗著港人應變創新的能力？

 

政治爭拗牽扯太多精力

 

一個重要的阻力是無止境的政治爭拗。內地近年飛躍式的進步，已使它再非昔日吳下阿蒙，但部分思想僵化或別有用心的政客卻刻意地「妖魔化」中國，對其創新與進步也不聞不問。這是很可惜的，在歷史上最急劇的社會及生產力巨變中，港人竟然痛失機會，參與不足，誰會最吃虧？不要忘記上文提到的進化論中心思想，不懂得審時度勢適應世界變化的人最易被淘汰掉。反之，有部分港人樂於積極了解國家的，則較易掌握到新形勢，最有機會領導新潮流。

 

面對香港的教育，建制有無責任促進新變化？有的，教育界中人必須要問，現在課室中所教的，在五年後還有沒有價值？要不要更新課程？現在教的有沒有足夠的廣度與深度，使年輕人將來保持著有效率的學習能力。

 

政府也要注意一個趨勢，並對此作出適當的調整。現時的年輕人成長的環境與從前的分別很大。在他們從小面對的互聯網世界中，不用證實道聽塗說的消息流傳甚廣，容易扭曲他們的認知。網友們也容易物以類聚，意見相近的聚在一起圍爐取暖，外間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一旦進入他們的根據地便會被罵走，久而久之，他們根本搞不清他們小圈子以外的人的看法，把自己的觀點視為人間正義，別人的則全是邪魔歪道。在性格上，由於生育率長期偏低，不少港孩都是獨生孩子，他們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缺乏技巧，容易犯上社交上所有的錯誤，在職場中也會吃虧。

 

政府及社會要想法應付此種新變化，否則社會容易撕裂不穩。方法是在學校中引入與他們觀點不同的意見及論據，多與內地交流使他們較易見到新變化，並且多搞一些活動，訓練社交能力及改善人與人間關係的技巧。近50年前，港英政府也曾大搞青年活動，其做法值得參考。

 

(Ta Kong Pao 2017-9-5)

香港的反對派何去何從？ (雷鼎鳴)

去年選舉過後的「小學雞」（幼稚）宣誓為他們的麻煩掀開了序幕，不但觸發了人大釋法，社會亦對某些當選人的低劣質素大開眼界，隨著而來共有六名議員被DQ褫奪資格，議會中非建制的實力立時大為削弱。究竟政府及建制派會乘勝追擊，利用機會改變議事規則杜絕拉布及多取一些議席，還是仿效宋襄公之仁放反對派一馬，現在仍是未知之數。

 

近日林子健事件因指控太多疑點及過程太搞笑，市民除了當作笑談外，不免也懷疑某些人是否患上了被迫害狂症候，反對派本來要集結力量反對高鐵站「一地兩檢」，聲勢反而大弱，市民若沒有杯弓蛇影，自會懂得「一地兩檢」對港人的巨大好處。

 

政治一天也嫌多，林子健事件雖仍未終結，但它為反對派所帶來的尷尬，卻迅速被十三名因在東北土地事件使用暴力及三名在二零一四年衝擊政府總部廣場的學生領袖被法庭送進監獄而沖淡了。雙學三子被上訴庭加刑至坐牢六至八個月不等，會對反對派構成沉重打擊。

 

反對派所受的挫折本來便是自找的。我們只要仔細分析過去二十年香港的政經形勢，不難可得到以下結論﹕中央政府認為香港可繼續搞資本主義，繼續發揮金融中心、進出口貿易中心的功能，只要港人不踏過中央的底線，即絕不挑戰中國對港擁有的主權，則中央並無干預香港政治的誘因。反過來說，若有人過了界，或明或暗推動港獨，那麼中央政府卻不可能坐視不理，當作等閒。支持港獨的人雖然不多，但香港確有產生港獨的土壤，中央政府恐怕已起戒心，在香港可肆意放任的空間已縮小。

 

為何說雙學三子的判刑是對反對派沉重的打擊？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判刑意味著違法的抗爭活動並非毫無成本的大眾同樂活動，此案一成案例，以後同類案件的判刑便有準則，參與反對派活動的風險大增，他們號召群眾的能量定受影響。第二，更重要的打擊是理念上的。佔中運動以來，反對派一直標榜著「以法達義」的口號，但上訴庭非常清晰的判詞卻嚴厲批判了他們實際上「違法」的錯誤。上訴庭的批判本來便基於社會應有的常識，但由權威性的法庭作出這一論斷，卻不由反對派的支持者不作檢討。他們賴以號召群眾的借口正是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此高地一崩潰，反對派「違法達義」的整個理念根基便被動搖。

反對派要害被攻，最自然的反應是奮力防守，減少損失，所以他們無可避免要反駁法庭的判決，但這須面對上訴庭判詞十分嚴謹、法官形象又獨立的事實，攻擊法庭策略上十分不智，他們更方便的方法是轉移目標，攻擊律政司長，認為他不應提出上訴。但既然法庭判政府得直，這便顯出政府的上訴正確，可為受違法活動影響的人討回公道；而攻擊律政司的理據也十分薄弱。

 

反對派陷此困境，相當程度是他們的思想方法所造成。他們的核心假設有兩項﹕第一，中央是可與妖魔相比的極權政府；第二，一人一票的直選才是真民主，民主就算不是萬能，也是能醫社會百病的靈丹。按此兩項不證自明的「公理」，他們大可推斷出任何與中國內地的交往，尤其是中央的涉入港事，都是不義之舉，反之，若在港支持他們心目中的民主模式，則是道德高尚之舉。簡而言之，他們的思維是有如幼兒般忠奸分明，非忠便必奸，忠奸標準由他們而定。

 

此種自以為正義的思維與文革期間紅衛兵的一樣，紅衛兵絕大多數都以為自己是最「革命」的（等同今天最「正義」的），其他人則為牛鬼蛇神。紅衛兵的大塊理論文章往往寫得大氣磅礴，而且在其自設的「公理」體系中，邏輯完整，但可惜一與事實相碰撞，便被證明錯得離譜。反對派有時為求撐住自己的體系，要多加一些假設，例如佔中前便預測佔中有如核彈，惡魔般的中央一定會讓步，並認為中央外強中乾，不斷預測中國經濟快將崩潰。他們也曾告訴港人，佔中能做到充滿和平與愛，又暗示就算犯法刑罰也不會重。若我們將他們的假說用歷史事實一一檢驗，立即可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假說經得起考驗。以方法學的標準來看，其理論已是破產，以實踐成敗作標準，也是失敗的。

 

可以預見，反對派現時的必要策略除了批評律政司外，還要營造入獄者的英雄主義色彩。他們有人以為入獄可增加將來搞抗爭的政治本錢，甚至把他們與台灣當年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後來奪得政權的人相比。但其實他們也大可與希特勒一九二四年入獄相比，希魔在獄中寫成《我的奮鬥》，贏取大量民眾支持，後來卻為禍人間。但因美麗島事件入獄七年的張俊宏對香港反對派卻沒有這麼樂觀，反勸他們應更珍惜法治。八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是末代王朝，一推便倒，今天的中國卻是如日中天，港府的政治總體來說雖有缺點，但總算清明。香港對內地經濟倚賴日深，時間並不在反對派的一方。反對派若不改變思維，除了在港製造亂象累己累人外，並無前途。■

 

(亞洲周刊 2017-9-10)

 

 

 

 

 

從風災看港澳的發展策略 (雷鼎鳴)

強颱風天鴿吹襲澳門造成10死150人傷的慘劇，事後海水倒灌造成洪水氾濫滿目瘡痍，停水停電多時，尚要出動解放軍救災。反觀香港，雖也有財產損失，但總算無人死亡，這比起1962年使不少港人猶有餘悸的溫黛襲港所引致的183人死、388人傷、108人失蹤已有了長足進步。用此事件比較一下香港與澳門的發展策略會有益有建設性。

先說經濟。澳門經濟較為單一，主要是靠賭業與旅遊業，不似香港有金融、進出、專業服務等等重要行業。但以收入而論，2016年澳門人均收入是554,619澳門元，換成美元是69,372元，比香港高出61.4％！此種比較也許稍有不公，因為部分澳門的GDP為境外賭場投資者所得，不屬於澳門本地人，但我們若把只計算本地居民收入的GNP作一比較，倒可發現，人均收入只是少了五、六個百分點，分別不算太大。事實上，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經濟表現相當亮麗，前兩、三年因內地打貪，到澳門賭錢的內地豪客減少，澳門的經濟大受影響（今年增長又復強勁），但其政府的財政收入及GDP仍是非常耀眼，否則那能造到人均收入比香港高出六成？我們只要看看政府收支，便知它是錢多至不懂得怎麼用掉！

澳門基建表現普通

去年澳門的公共開支是826億澳門元，收入是1,105億，財政盈餘是279億元。使港人羨慕的是澳門政府派錢似已成常規，2008年至今，澳門本地居民連年都收到政府數千元的派錢，非居民也可收到等於居民所得的六成。去年派給居民的是每人9,000大元，非居民則是5,400元。自2008至2016年，每名澳門居民已經分到66,000元，怎不使人笑逐顏開！現在每人每年派出的9,000元，總開支也只是50餘億，耗不掉政府的盈餘。

風災過後，我們難免狐疑，為何澳門的基建如此差勁，幾乎是不堪一擊？我們不用當事後孔明，但也可看出澳門政府在基建上表現只是普通。我不反對其派錢，以澳門的財力，每人9,000元還富於民沒有問題，況且它派錢之餘，其實尚完全有財力搞好一些重要基建，使同類的災難不致再發生。

香港渠務更勝一籌

再看香港，今次除臨海的屋苑損失較大外，在海水水位高的環境下，水浸程度尚可控制，這不能不歸功於過去一二十年渠務處新建的排水工程。此類工程平時看不到其功效，但在災難時我們便要慶幸香港獲其保護了。我從來不認同政府胡亂搞基建，但卻贊成若經過仔細的成本效益分析後，有些基建對香港的好處大於成本，若然如此，投資基建是無妨的，香港建高鐵是一個例子，因其效益極大，渠務處的不少建設可能也物有所值。

今次天鴿事件使一些澳門人埋怨在颱風期間澳門政府似是不知去向。香港的指揮系統卻一直在運行着。也許在此事上我有偏袒，但我相信香港公務員的素質平均而言比澳門高出一個層次。若然如此，我們難免還要問下一個問題︰為何以香港官員之能幹，香港經濟總體表現比澳門差了這麼多？澳門似乎瞓在地上也可以財源滾滾而來，香港則大搞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卻仍一籌莫展。當然，中央讓澳門搞賭業是明益它的，但中央不又一樣大力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嗎？也許澳門從回歸前黑社會橫行的日子，到今天經濟的發達，正顯示出社會若不政治化，在中國經濟急促發展的機遇下，周邊地區的經濟其實也大有可為。港人也應審視一下，我們出了些甚麼問題。

(Sky Post 2017-9-1)

 

 

美暴亂啓示：放任仇恨失自由 (雷鼎鳴)

美國名校維珍尼亞大學的所在地夏洛斯維爾市（Charlottesville）最近爆發的一死十九傷種族衝突震驚美國朝野，甚至觸發了白宮一系列的人事變動。此地方我到過，三十多年前差點到了這大學教書，想不到這風景優美的寧靜小城竟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其產生的影響很值得港人參考。　　

 

種族主義在美國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夏市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二○一五年，密蘇里大學所在地的市中心有白人開車經過時叫了些種族主義口號，學生怪責校方反應遲鈍，多人在校內紮營抗議，該校足球隊拒絕出賽，校監與校長都要相繼下台。耶魯大學在萬聖節期間有學生穿著古怪服裝，有人投訴內含種族主義隱喻，鬧到校長那裏，校長也要表示委屈了少數族裔的學生。今年二月，有被視為種族主義者的講者到左翼自由派大本營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演講，便因安全受到威脅而被迫取消。上周日，右翼團體要在柏克萊搞「美國對馬克思主義說不」集會，事前得知有所謂的「反仇恨」遊行也會出現，怕有衝突，號召支持者不要到現場，但數以千人計暴力衝突仍是避免不了，市長有見及此，事後還勸喻柏克萊最好取消本周的「自由言論」活動。

 

　　某些極右團體——當中包括了三K黨及法西斯組織——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思想，固然不值得支持，但左翼份子的行徑同樣不敢恭維。

 

　　夏洛斯維爾的事件起因，是該市的市議會要移走美國內戰時南軍名將李將軍（Robert Lee）的雕像，引致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不滿，認為他們不尊重歷史。事實上，此種移除雕像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清算歷史人物的風氣，不但席捲美國，連英國也受到波及，有團體便要求移走種族主義者羅德的雕像，但他捐出的羅德獎學金卻不會放棄。影響更深遠的是，不少校園都被要求設置「安全空間」，禁止任何「政治不正確」或種族主義的討論，課堂中也不能觸及這些題材，以防某些學生的玻璃心受損。芝加哥大學校長去年才發公開信反對此種干預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的主張。

 

　　我崇尚自由，反對散播仇恨言論，但同時反對校園和社會中要設立甚麼「安全空間」，能做到真理愈辯愈明就最好，但從美國的發展及香港近年的局面可知，在社會兩極化下，暴力（例如去年春節的旺暴）及語言暴力（從網上的極端言論可知）已在侵蝕我們社會的肌裡。如此下去，容易衍生違法事件，社會為求穩定，會以律法限制，我們的自由也難免受損。這不是我們願意見到的結果，但我們若不想到此境地，便必須對自由負起責任，不能放任地發表仇恨言論及參與暴力行動，不懂自我約束的話，我們會失去的自由更多。

 

　　其實此種局面在不少地方都有出現，重要的原因之一，只是之一，是我們仍未充份明白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影響。此種媒體使意見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互相圍爐取暖，極端思想容易激盪而出，圈外人的意見被視為敵人的荒謬言論。這對人類的文明大大不妙，內地監管社交媒體，雖不利言論自由及資訊流通，竟不意地有助避開極端思潮的衝擊。更理想的情形應是沒有監管，但我們要自我制約，只發表負責任的言論。

 

(Headline Daily 2017-9-1)

雙學三子入獄理所當然 (雷鼎鳴)

 上訴庭判雙學三子坐牢六至八個月，這對受到「違法達義」思潮影響的人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此種打擊不是有人要坐牢這麼簡單。沒錯，坐牢使人失去寶貴的自由，但除非受人違法欺負，香港的監獄今天已十分文明，還有書可讀，可考公開試，囚犯亦有時間反省自己的過錯。我因履行義務公職參觀視察過一些監獄，甚在那裏講過書，深覺適合的刑罰對犯了錯但肯痛改前非的年輕人是一件好事。當然也許會有些人執迷不悟，甚至希望以坐過牢來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若然如此，他們不妨求仁得仁，多坐幾年，積累到足夠的本錢才離開。

　　打擊是因為法庭判得有理，判詞擲地有聲。石永泰認為其有少少情緒化的部份，正是其精華之所在。判詞直指，「違法達義」是一股歪風，有些人以行使自由與權利為名，實質是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使社會陷入混亂，令其他人失去他們應有的權利與自由，這樣會使到法治與自由都成為空談。有些人視這些行動為光榮，只是傲慢與自以為是的想法。

　　此種觀點其實並不新奇，不少港人在過去幾年也屢有指出，我自己也曾多有論述，法庭與我們的看法一致我自然高興。但要注意，違法活動與公民抗命是有差別的，我在佔中前便在報章說過，假如佔領運動在維園而不是在中環進行，那麼我雖然不一定同意參與者所要「達義」的「義」是真正的義，卻會因他們的行動並無過份地侵害港人的利益，而認同他們可有此權利及自由，但可惜他們的主導思想竟是以為可通過脅持港人的利益，而迫使中央及香港政府讓步，此種思維在深層次上，與不顧別人死活的恐怖份子無異。現在上訴庭以其權威性的地位，指斥「違法達義」的錯誤，是在動搖着佔中者的整個理念根基，這怎會不是對他們的一個沉重打擊？他們怎會不大張旗鼓負隅頑抗？

　　戴耀廷斷章取義地引用英國終審庭法官何夫曼（Leonard Hoffman）二○○六年一段判詞，只提到何夫曼認為公民抗命在英國有着漫長而光彩的歷史，但卻漏去接着的更重要的一段。這一段說甚麼？主要是指出公民抗命是有條件性的，即不能引致過份的破壞與別人的不便，而且抗爭者要樂於承受隨之而來的刑罰。七十九天的佔領使到多少店舖損失生意甚至關門？港人浪費了多少交通時間？問問當時罵聲四起的的士司機，已可知部份答案。當然，若他們在維園搞佔領，便不會有這些問題。事實上，何夫曼也沒有把那位自稱是公民抗命的涉案者減去刑期。何夫曼所羅列的條件，在理念上與香港上訴庭的是一脈相承，由此可見，律法便是律法，自我催眠地用自以為崇高實則並不見得正確的理念為藉口，去做違法的舉措是要受懲罰的，中外皆然。

　　令很多香港人看不過眼的是，用錯誤思潮煽動了某些年輕人去犯法的人自己卻不跑出來完成其坦然入獄的承諾。年輕人對世事對錯的判斷經驗不足，難免有錯，也是受害人，但他們也有自由意志，不能不負上法律責任。我不由想起在美國讀書時一些朋友，因為反對美國不正義的越戰，不肯到越南殺人，因而逃避兵役，有些甚至要亡命天涯。這些不肯服役者才是真正的公民抗命，他們沒有侵害別人的利益。

 

(Headline Daily 2017-8-25)

袁國強這次做得對 (雷鼎鳴)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不認同原審法庭對雙學三子過輕的判刑，上訴要求覆核刑期，上訴庭經過詳細考慮後，認為原審法庭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改判三子6至8個月的監禁，並寫了份60多頁的判決書詳述其理據，部分反對派不滿判決，不但大罵法官，而且大肆批評袁國強，說他只是基於政治考慮才要求上訴庭覆核三子一案。

反對派對袁國強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三子違了法，煽動不少年輕人奪取政總廣場，期間有保安受了傷，接着引發的雨傘運動又為香港帶來嚴重的傷害，律政司有憲制責任維護法紀，為受到侵害的港人討回公道，若量刑過輕，公義便得不到彰顯了。傳聞律政司中有高層不贊成提出上訴，若此事屬實，則他們可能是對法律的考慮不周，或太過注重政治，怕惹麻煩。上訴庭最後從法律角度出發判定三子罪行嚴重，不能不加刑，正好印證袁國強判斷正確。他應一早知道這次上訴會引來反對派抹黑攻擊，既然有同事持不同意見，他也大可搞搞官僚主義，不做便不用被罵，但似乎他認同了「為官避事平生恥」的道理，並付諸行動，使人刮目相看。

年輕人要重回正軌

有人會認為，三子及其他衝擊政總廣場的年輕人都是為了理想，為了港人所以不應嚴懲他們，但只要檢視整個雨傘運動，便知此說並無說服力。他們用公民抗命，以法達義的口號，實則是通過佔領、意圖靠挾持港人利益而逼使中央及香港政府讓步，滿足他們的訴求。港人並無授權他們這樣做。法庭的判決書也指出，他們所鼓吹的「違法達義」是一股歪風。「違法」已是錯誤，他們口中的「義」也很可能只是傲慢的偏見。不過，我認為倘若他們的支持者肯掏錢出來補償市民在雨傘運動中蒙受的損失，那麼他們便有權利去「抗命」，但可惜他們常以港人代表自居，不會考慮補償別人的損失。

下級法院對量刑的訂定，過去幾年常給人混亂不一致之感，香港輿論早有指出此點，律政司到較高級的法院要求覆核此案，可望以此成為案例，下級法院便有所依據。判決書中也注意到此點，這案例是對法治的一種改善。

有些人擔心律政司的上訴及法庭的判決會引起寒蟬效應，冷卻了年輕人爭取公義的熱情。年輕人關心社會的確值得支持鼓勵，但現在的上訴及判決要打擊的，只是「違法」的一部分，絕非追求公義之心。某些年輕人也的確要重回正軌，全面考慮社會中不同持份者的觀點與利益。侵害別人的權利與自由，不算是公義，也削弱人民的支持，判決定出的框框，反可保護年輕人，使他們不用因犯錯被罵而失去熱情。

不認同「違法達義」

以上所說都不是新奇獨特的道理，但為甚麼有些人卻似乎不明所以，不懂得從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問題？部分人的家庭及學校教育肯定都出了問題。袁國強的上訴倒可為社會帶回一個道理，人人都可擁有思想及言論自由，但若你的行動損害到其他人的權利與自由時，你便不應迴避法律責任。

有朋友傳來一位基督教詩人胡燕青的大文，當中一針見血指出，你不喜歡被人冤枉，便請不要冤枉別人。但今天香港社會已是抹黑成風，事事立場先行，理據欠缺，袁國強也不知被冤枉多少次了。胡燕青認為，上帝對那些刻意冤枉別人的人，是不喜歡的。攻擊上訴庭及袁國強的人，應有所檢點才符合現代社會的倫理道德。

我從不認同「違法達義」的概念，但若某地政府已使人民忍無可忍便又如何？更誠實的做法是起來革命推翻這政權，這也意味着根本不承認它的整套法制，不用偷偷摸摸的一面說要法治，一方面又要違法，十分虛偽。我佩服革命者，但革命是否會成功，取決於有無足夠的人民支持。反對派自知在香港沒有多少人支持他們這樣做，也怕失敗的後果堪虞，所以不敢搞，便只有靠巧言掩飾違法活動，但現在一樣也逃不開刑責了。

(Sky Post 2017-8-25)

林子健驚奇 (雷鼎鳴)

林子健事件不過幾天時間，便由一高度敏感的政治炸彈迅即變為坊間的笑談，使人感到港人真幸福，在本應嚴肅的政治舞台中也可天天看到新笑料。其實此種發展早已有先兆可尋，上周五的記者招待會後不久，記者追訪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電視上見到這位處長先生滿眼都是笑意，卻要苦苦克制着不笑出來，真替他感到辛苦。

千萬不要怪責一哥涼薄，看到別人中釘便開心。他得掌此位，刑事偵輯經驗與看透騙徒的能力一定比常人豐富，我相信他根本便不相信林之所言，但基於責任卻不能不公事公辦也。而事實上，林子健的供詞似乎違反常識，沒證沒據便說強力部門要整他這一名不經傳之人，替他落釘後又好心替他穿好褲棄之於西貢海灘，他受驚嚇之後滿身汗污坐的士到馬鞍山，第一時間不是報警而竟去吃兩個魚柳包，回家後急着沐浴，述說被擄地點時又前言不對後語，你叫市民如何能相信他？後來警方與傳媒分別取得的天眼錄影更證明了大眾的懷疑，他安全離開旺角，沒有強力部門的任何迹象。據說在西貢的天眼亦見到他行動如常。

疑未將事實和盤托出

現時有些事仍需警方替我們查清楚，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晚上在西貢究竟幹過些甚麼，但恐怕要他合作重組案情應不會太順利。最核心的事實我們已可確定；他並未將事實和盤托出！據已知的資料，我相信事實只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整件事或是他自編自導自殘，以為可一夜成名。泛民中人雖有人信任他，但我看到網上所載，他六年前帶領一批不知所謂的憤青，以「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為名，到百佳假扮購物，實則故意阻礙其他購物者排隊付款，他的同夥還高呼見到排隊的中產這麼辛苦真感開心。物以類聚，我對他是否不會玩嘢，絕無信心。

第二，他是被人所釘，但這（些）人的身份，我懷疑他害怕警方會查出來，要刻意隱瞞，否則他為何涉嫌欺騙警方，涉嫌訛稱在旺角被人擄走，並且把所謂擄人的時間地點都要弄錯。這些施釘者不會是強力部門中人，既然他已在記者會指控強力部門，當然不用千方百計靠說謊去替他們隱藏身份。他是否得罪了黑社會，只有他才能解答。

第三，他心理有問題。有朋友傳來某人的專業判斷，懷疑他患上「孟喬森症候群」（Munchausen Syndrome）。我不懂精神病學，只能求助於「維基」，此症候群有可能使人有自殘傾向，還會虛構一些冒險故事並樂在其中，不辨真假。是否如此，精神病學家的判斷才是重要的。

偏見阻擾政客認知

我不知道哪一種可能性較高，但既然事實已似乎排除了他沒有說謊的可能性，我看便只剩下這三種可能了。

但真正使人嘖嘖稱奇的卻是泛民中人的反應。事已至此，有些泛民急忙潛水是情理中事，但竟仍有些人宣稱仍信他。究竟這些人是白癡還是他們希望別人都是白癡？我時常對人說，一個學生就算在大學中學不到甚麼東西，只要他學懂並堅持論證時講求證據及邏輯，有了科學精神，他的大學便沒有白唸。但香港的政客連這點要求也辦不到，豈不使人悲哀？

人的認知應來自過去及今天的經驗，但如何將經驗變為正確的認知卻需要我們擺脫偏見，只跟從證據與邏輯。在林子健事件中對政客的認知構成障礙的正是政客的偏見，否則路人皆見的道理他們為甚麼總是看不到？但也許有些人特別喜歡陰謀論，對「一地兩檢」有情意結，在杯弓蛇影的心態下，才會一葉障目，盲撑林子健。他們也應自我檢查一下，在判斷內地政策時，過去是否也曾因偏見而忽視了事實。林子健涉嫌誣告強力部門的事件，很適合他們思考。

(Sky Post 2017-8-18)

從《戰狼2》到「金度伯格陷阱」 (雷鼎鳴)

  電影《戰狼2》在內地票房勢如破竹，執筆時已突破四十五億。故事環繞退役特種部隊戰士冷鋒無意捲入了非洲某國一場內戰，他因為要拯救中國設在該國工廠的工人，與叛軍所聘但已不聽他們命令的僱傭軍大打出手，戰況激烈。

 

  此電影的政治訊息清晰：中國在海外僑民若遇危險，中國政府會不惜一切，包括動用戰艦去保護他們；中國與非洲國家友好，電影結束前，內戰中的雙方見到冷鋒揮舞中國旗，便都停火讓撤僑的車隊通過。

 

  電影其實帶出了一個中國政府今天及將來都要不斷面對的問題，中國企業早已在世界各地大量投資，中國工人有在多國工作，當中包括了一些頗有戰亂的國家，將來「一帶一路」深度發展後，政府更有責任要保護中國在全球各地的利益。中國政府顯然希望把精力集中在發展經濟，不想打仗，但樹欲靜而風不息，麻煩會自己找上門來，怎辦？

 

  這問題需要一個分析角度。經濟學及國際關係中有一個以麻省理工前經濟學教授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為名的概念，叫「金度伯格陷阱」。此概念建基於所謂的「霸權穩定理論」之上，是指世界若要維持和平穩定，需要一位既財大氣粗又武功蓋世的武林盟主，此盟主號令天下，各國莫敢不從。但盟主也有衰敗失勢之時，盟主若沒落，又沒有在經濟與軍事鎮得住諸國的新盟主出現，便會出現「金度伯格陷阱」。金度伯格是美國二戰後援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的諦造者，是位學界政界都有重要地位的經濟學家，他認為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已失去領導世界的地位，而美國當時又不肯「當仁不讓」站出來承擔起英國過去的義務，所以才致世界大亂，甚至二次世界大戰也由此而起。據此推論，美國後來當上世界警察，倒是她對其他國家提供的「服務」了。

 

  我們不用對此理論照單全收，但現實上，美國在世界經濟上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軍事上雖然仍強大，但它到處生事，在全球起碼有七十四個國家有軍事基地，要維持其霸權，頗見捉襟見肘。本來美國在中東等地若沒有挑起戰爭，或沒有意圖圍堵中國，美國的軍力應綽綽有餘，現在則力不從心。中國在此形勢下，是最有實力的「接班人」，但中國願意這樣做嗎？

 

  在經濟上，中國增加話語權符合自身利益，例如在國際貿易的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亞投行的設立、人民幣是否成為儲備貨幣等議題上，中國大可利用經濟優勢增加影響力。在軍事上，我倒不認為中國要像美國般當上世界警察，到處挑起戰事。據CIA估計，去年美國軍費佔其GDP 3.29%，中國則是1.9%。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稍超美國。根據這些假設，中國只需把軍費定在GDP的2%，而GDP平均年增長率比美國高3%，那麼在十七年內，中國軍費的總開支便會超越美國。中國根本不用與美展開軍事競賽，只要保持經濟增長，最終也可成為軍事第一大國，無人敢動她分毫。

 

(Headline Daily 2017-8-18)

 

拉布與司法覆核 (雷鼎鳴)

香港人常自以為香港制度比別的地方優越，因此香港的地位無可取代，繁榮亦可保持。

我們毋須妄自菲薄，香港也有些制度是不錯的，例如它的自由貿易及資金自由流動，便使它一直高踞經濟自由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若只見到自己的優點，看不到缺陷，或對別人的進步無知無覺，將來我們便容易陷入險境。

香港各種制度中有甚麼是缺陷而這些缺陷又被人充分利用了的？這裏只談兩樣︰拉布與司法覆核。現存制度中容許這兩種活動存在。拉布與司法覆核原本的用意是好的，但現在恐怕已被濫用，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它們是否已成為傷害港人總體利益的工具。

已被政客濫用

容許拉布的存在，是希望在重大的議題上少數人的聲音也被聽到，在議會中，佔多數人的一面不能對小眾的意見毫不理會。但此種考慮假設了議會的雙方都是君子，不是小人，他們不會隨意綁架港人的利益。近年立法會幾乎無日無之的拉布活動，並不都是針對特定的議題，而是要癱瘓政府。近千億與民生有關的多項基建開支便是這樣被卡住拖延着，每拖一天，香港社會的損失便大一天。

拉布者自稱這是為了要有效監察政府。我們在拉布者與政府之間大可採取中間立場，不用偏幫誰人，但就算如此，我們也可看到拉布者用錯了方法，打擊錯了對象。拉布若把施政拖住了，錢用不到港人身上，誰是最大的受害者？是香港普通的人民。政府官員雖然面子上也過不去，但他們薪水照領，市民也知道罪魁禍首不是他們。拉布者當然有自由不滿政府，做些事與政府過不去也許我們都可包容，但誰給他們權力以監察政府的名義去損害人民的利益？這好比一些恐怖分子，不滿某國政府的所為，但卻跑去濫殺無辜的人民，他們縱有萬千怨憤，也很難得到世人認同。

既然拉布已被政客濫用，香港民主體制被劣質化，我自然贊同立法會改變議事規程，減少拉布被濫用的機會。眾所周知，有六位議員被DQ後，修改規則比前容易得多。一個地方民主制度的進步便是靠總結經驗逐步改進規則而來的。立法會不這樣做，便是失職。

制度存有漏洞

司法覆核與拉布的問題性質相近。司法覆核原意當然也是正面的，但在實踐中已明顯有被濫用的迹象，以致司法制度有時會被推到人民利益的對立面。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是當年港珠澳大橋被一位婆婆司法覆核，因而延誤了工程，據說納稅人因此而損失了五六十億元。其後這位婆婆承認，她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只是有一位與某政黨關係密切的律師教唆她這樣做！

這位婆婆年老無知被利用了，我們難以深責，但這位唆擺別人去司法覆核而又使社會損失了數十億元的律師卻可消遙法外，不能不使人深覺現存制度有漏洞。這位律師就算被除牌，顯然也彌補不了市民巨大的損失。

其實法庭受理此類案件的準則也應檢討。在這個例子上，它一受理便已是偏袒了。婆婆是否真的因為建港珠澳大橋而利益受損，在申請司法覆核時是未知之數，但官司一展開，工程要停頓，市民的經濟損失便立時體現，而且是每天數百萬元計的虧損，這倒是確定的。為何現在的制度使到法庭選擇視人民的利益如無物？我不知答案，但卻希望司法界在訂定是否受理司法覆核申請時，要看清一些故意窒礙施政的申請，是會破壞經濟發展，無端懲罰無辜市民的。

(Sky Post 2017-8-11)

 

「逆周期」政策弄巧反拙 (雷鼎鳴)

　　任志剛先生最近發表鴻文討論政府的理財哲學，其中一點是政府可以更進取，採用「逆周期」財政政策。陳茂波司長在訪問中也認同「逆周期」政策。　　所謂「逆周期」政策，一般而言是指在經濟衰退時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即增加政府開支或減稅，以利刺激經濟，在經濟過熱時則實施緊縮政策。本來調控貨幣量也可以是「逆周期」政策的一部份，但香港用聯繫匯率制度，沒有貨幣政策，貨幣量基本被動。

 

　　「逆周期」政策聽起來十分合理，但鼓吹此類政策的人，可能低估了現代經濟體制的複雜性。要此政策行得通，一個基本要求是時間要拿捏得當，經濟衰退時得到刺激，過熱時得到冷卻。但這裏有一個嚴重問題，便是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效應，往往要頗長時間才可浮現。例如，搞基建便完全起不了「逆周期」的效果，在香港，政府若決定搞基建，通常要四、五年後項目才能真正開始，到時世局已變，人面全非，也許經濟已不再低迷而是過熱，姍姍來遲的擴張性刺激豈不使經濟熱上加熱？

 

　　要加快達到「逆周期」的效果嗎？沒有這麼容易。奧巴馬在金融海嘯後迅即宣佈要增加政府開支，但也要等待幾年資金才逐漸到位。中國政府明白此困局，所以幾年前用四萬億「救市」（其實不需要救）時，要求政策落實時要快。但欲速不達，大量資金轉到了被優惠但沒有能力有效利用資金的國企手上，後者唯有成為高利貸，把錢再轉借至資金短缺的民企，後來更因此造成資金鏈斷裂危機。

 

　　退稅或派錢的效果可能較快出現，而且能還富於民，我倒是贊成，但恐怕鼓吹大有為政策的人，不喜歡此種政策。

 

　　若是按實證去衡量政策後果，「逆周期」的成績也十分差勁。曾任奧巴馬白宮經濟政策委員會的羅默（Christine Romer）早年研究經濟歷史便發現，在美國採用凱恩斯式「逆周期」政策的數十年間，經濟的波幅並不低於之前沒有此政策的幾十年，顯示政策的無效。日本在八十年代後期，政府欠債只佔GDP的五六成左右，但現時欠債已高達GDP的230％，這中間大幅增加的欠債，正是由政府大開赤字預算的「逆周期」政策所致，但這政策有效果嗎？日本經濟一直低迷了二十多年，翻不了身。

 

　　經濟大師佛利民曾用一部破車作貨幣政策的比喻。這部「錢七」機件有問題，踩油時它不立刻加速，但可能是三分鐘後，也可能是十分鐘後，它卻突然反應，車飛速前進，把你嚇得急忙煞車，但煞車掣也失靈，速度不減，你唯有死死的踩煞車掣，幾分鐘後汽車完全停頓。坐上此「錢七」有生命危險，其車速會因你的過度反應而大上大落，絕不平穩。其實佛利民此比喻一樣適合財政政策，後者的時滯效應還更加嚴重。「逆周期」政策本身可使經濟波幅更大。

 

　　政府長期性對社會有利的投資與「逆周期」倒是不可同日而語。只要投資的社會回報率不錯，例如建高鐵，長期投資倒是可以的。

 

(Headline Daily 2017-8-11)

評任志剛的公共理財觀 (雷鼎鳴)

任志剛先生近日發表大文，闡述他對香港公共財政管理的看法。他表明贊成審慎理財，但認為過去10年，政府一直採用「守財奴」政策，「穩健有餘，進取不足，亦不合時宜」；他又相信《基本法》第107條並未要求政府開支與GDP同步增長，即兩者的比例固定在一個百分比，例如20%。

 

尖端理論須細心研究

 

既然無此要求，他建議政府可採用「逆周期」（counter cyclical）財政政策，即經濟增長慢時，政府可實施擴張性政策（通常指減稅或增加公共開支）以刺激經濟；GDP上升快速時，則可採用緊縮政策。新任財爺陳茂波先生接著亦發表意見，對逆周期政策頗為支持。

 

我對兩位財金要人的觀點部分認同，部分頗有保留。兩人談到的問題涉及宏觀經濟學的尖端理論，我們不能粗枝大葉。

 

先說《基本法》第107條，原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這條文有兩個核心要求。第一是「力求」收支平衡，而不是法理上每年都必須平衡；事實上，世事多變，政府也無可能每年都一定避免得到赤字，在回歸以後，99、00、01、02、03的5個財政年度，政府都有財赤。我同意只要在每一個中短期間，收支都可保持平衡便可，不用強求每一年都做得到。

 

第二個要求是開支與GDP增長率相適應。我相信最合理的解讀是，政府開支增加的速度與GDP增加的速度大致相同，便可滿足到「相適應」這較為含糊的字眼。

 

要注意，這的確意味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需要較為穩定（例如在20%），這比重不可能完全固定，過去20年它每年都有變化；不過，它若大起大落或持續上升，則不會符合《基本法》。又因實施《基本法》之前，香港早已是低稅制、低開支的經濟體，若長線而言，開支佔GDP的比重穩定，則這條文也意味香港的公共開支一直都要維持在小政府的水平，否則在技術上必有段時候政府開支的增長持續快於GDP增長，從而違反了《基本法》。任志剛只是強調開支與GDP的比重可以有些波幅，這與我的看法無必然矛盾。

 

不過，在理解什麼才算力求收支平衡上，我的觀點與政府或任志剛的卻很可能有差異。沒錯，我們不能要求每年都一定收支平衡，但預算應是有前瞻性的，收支平衡亦應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假如我們預期在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政府將會持續地有巨大的額外開支，而到時的低稅制下的稅收又難以支持得住這些額外開支，那麼今天我們是否應積榖防饑，盡可能做到有盈餘？今天的收支盈餘只是確保長遠地收支能夠平衡而已。

 

不少人會問，政府現已擁有巨大的財政儲備，可應付將來不時之需，現時政府的財政政策是否可以更進取一點？截至今年5月底，香港的財政儲備共錄有9634億港元，另有財政司司長可動用的6325億基金結餘，這些天文數字的儲備正是過去香港審慎理財的成績，世界各地飽受財困的政府理應羨慕香港。

 

人口老化帶來財政壓力

 

不過，正如3年多前我有份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報告所述，香港未來要受必然來臨的人口老化問題所困擾，政府的開支無可避免地會大幅增加，只要理財稍為不守紀律，不但現時的9000多億儲備會花光（根據工作小組的推演，未來幾年儲備還會繼續上升），搞得不好，20多年後，會倒欠相等於到時一年多的GDP的債務；日本經濟從盛轉衰，政府現時欠下等於兩年多的GDP的重債，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日本比香港更早進入人口老化期，此等境況我過去在本報亦曾多有討論。

 

現屆政府也有提到人口老化海嘯，希望財金主事者也明白老化帶來的深重財政壓力，不致誤會現時政府的財政彈藥很充足。上述種種，尚未提到未來支付公務員長俸所需的可能近萬億的款項。

 

政府收支既有未來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嚴重滲漏，我們自應加倍審慎。任志剛與陳茂波理財觀的一個重點是，他們似對逆周期政策十分嚮往，任所說過去10年政府不夠進取，不一定只是說它沒有多用錢，也可能是指政府財政應擴張時沒有擴張，應收縮時沒有收縮，但逆周期政策真的有效嗎？

 

過去數十年，大量的宏觀經濟理論與實證都在挑戰此種凱恩斯思維。我們先要搞清兩個事實：第一，正如諾獎得主盧卡斯多年前在其大著《了解商業周期》（Understanding Business Cycles）的序言中總結，每一個周期有多長有多深都是隨機（random）、不可測的；第二，一項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後果，要等多久才會浮現，又或是分開多少階段逐漸出現，一樣是不易掌握的。

 

舉個例子，當年梁錦松當財爺時，曾在就業專責小組埋怨過，政府落實基建往往要六七年之久，他要把這時間縮短至四五年。一個要等幾年才有效果的政策，當然不能用來調控經濟。在金融海嘯後，奧巴馬要大增開支刺激經濟救市，但錢硬是要好幾年才用得出去。中國當年4萬億資金逆周期對抗金融海嘯，也是問題叢生，後患無窮；正因為中央政府明白救急要快（其實當時並不急），所以指示這些錢要早點到位，但這反而造成資源配置失當，隨後的資金鏈斷裂危機也接踵而來。

 

逆周期政策若要有效，便需要經濟低潮時有刺激，高潮時有緊縮，時間要配合得上；但如上所述，政策生效的時刻與周期的波動時間容易脫軌，政策後果的不測延後性容易在不當的時間出現，不但沒有降低周期的波幅，還可能加劇。逆周期的財政政策自己變成新的震盪來源。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相信政府開支可以有正面功能，但政府用錢時，卻往往受到不同利益集團和政客所左右，對社會有利的項目用不了（例如被拉布拖死），不應用的地方卻會有不同人等跑來游說。觀乎此，政府並不是一個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

 

投資要考慮折現值

 

多年前宏觀經濟大師哈佛的巴羅（Bob Barro）的研究也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愈高，GDP的增長速度便愈低。所以政府用刺激政策，我對增加開支有保留，但不反對減稅，因它可以還富於民，人民用自己的錢，效率遠勝於政府用別人的錢。

 

這不等於政府開支完全起不到作用，但作用有多大，要看用在什麼地方。任志剛希望政府開支可用在乘數效應較大的項目上，這願望當然是良好的，但恐怕是過於樂觀了。這當中假設了政府若用了1元，人民可受惠超過1元（即乘數大於1），否則將來政府為了填補這開支而從人民手上多抽1元的稅，人民豈不反而蒙受損失？但正如上面所說，政府配置資源的效率通常很低，時會出現浪費，那麼乘數又怎會大於1？巴羅在他的宏觀經濟課本中列舉美國政府用錢的證據，花了1元而可取回4角已算不錯了。

 

這並不意味政府一定不可用錢，我認為政府若要用錢，不要以逆周期為目的，因反正這很難成功。重點應放在長期的投資之上，而是否應進行某項投資，最重要的標準是，這會否帶來足夠高的社會回報率，亦即效益的折現值高過成本的折現值。如果這標準符合不了，這投資幾乎一定是浪費。

 

高回報的項目不易找尋，香港過去的做法是把儲備換作外國的證券，這有回報率較穩定的好處，但缺點是不能直接幫助香港發展。若是真的要投資在香港，基建、科技和教育等會較適合，因為受益者較廣泛，較少涉及私人利益，比較安全。但這些項目都不一定有高回報率，政府選項時必須很小心。

 

(HKEJ 2017-8-8)

一地兩檢與免責條款 (雷鼎鳴)

「一地兩檢」被視為林鄭要拆掉的政治炸彈之一，政圈中對此議題亦頗有爭論，但我所碰到的朋友，贊成「一地兩檢」的遠多於反對，不覺得對其自身利益有重大影響的也不在少數，我估計林鄭政府最終應可順利拆彈。但既然社會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的意見，我們也應仔細檢視各方的論據。

一個措施應否執行，我認為最高標準是它對人民的總體利益是有好處還是有損害。作出政策決議前，首先要做的便是效益與成本的比較。若是效益大於成本，自應去馬；如果既有法規阻礙着它的執行，亦即不利人民的福祉，那麼便有必要檢討這些法規，看看有甚麼成本較低的解決方法。

我在友報寫了篇「一地兩檢」的效益分析，得出的結果是，有「一地兩檢」相對於沒有，高鐵帶來的效益30年內可額外增加470億元左右。效益多少，取決於每天有多少人坐高鐵及若要「兩地兩檢」會浪費多少時間。

政府對乘客量的估計，初期是每天10萬人次左右（現時每天陸路跨境旅客60萬人次），隨後會連年增加。我坐過多次高鐵，對它的效率讚嘆不已。從前也曾擔心它乘客不足，現在見到常常一票難求，內地高鐵已漸像地鐵般成為人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便不再有此憂慮。

至於若無「一地兩檢」，要在深圳過海關（深圳的北站其實並無海關的設施）及在巨大的車站中排隊等車及轉車，我估計每次要浪費一小時，但也許有些人行動敏捷一點，時間不至於有這麼大的損失。那麼470億可調低一點，但無論怎樣調整，都會是以百億計算。

助港維持樞紐地位

但上述只是「一地兩檢」較為容易計算的效益，更重要的是它能幫助香港繼續維持其交通樞紐的地位，及因此而來難以估量的巨大經濟利益。縱觀全球重要的城市，絕大多數都是海港、鐵路、河道或公路的交通樞紐，某地若是交通不便，商業活動的交易成本便會增加，人民自會捨此而他方去也。香港近年在不少領域已被內地城市追上或超過，例如貨櫃碼頭已非全球第一，香港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好好利用高鐵這快速而環保的交通工具，被邊緣化只是早晚之事。

「一地兩檢」的成本有政治及法律兩方面。政治方面，我們若冷靜分析，不難知道沒有甚麼人會因此而遭到重大損失，但得益者人數卻每天以萬計算。坐高鐵的人反正目的地是內地，早十餘分鐘進入內地的執法區，絕大多數乘客根本不會介意。反對「一地兩檢」的人有些甚至把高鐵描寫為「屍殺」列車，我最初以為是有人故意惡搞泛民，但最後竟發現是泛民大黨自己製造出來的。如此低智的觀點，在每天都有大量人往返內地的港人眼中，一定會成為笑柄，但這也反映出某些從來不去或少去內地的宅男宅女，其對內地的實況的了解是如何膚淺。這些人自然有權保留其妄想症候群的思維，若他們杯弓蛇影，不乘坐高鐵便是，沒有人會強迫他們，但要無知之人告訴有知之人不要坐高鐵、不要「一地兩檢」，卻是沒有說服力的。

「免責條款」留有餘地

政治上的成本對某些人而言，的確存在，但卻是他們以誇張的幻想力去自殘自己的公信力，政治損失是自找的。在法律方面，成本卻較為複雜。《基本法》中確有條文規定，全國性的法律不在港實施，我相信當年撰寫《基本法》的人根本不會想到未來有高鐵這回事。但這是否等於在《基本法》下「一地兩檢」這對港人大大有利的措施不可行？若這樣想，便低估《基本法》起草人的智慧了。有遠見的合約或法律，很多時都會有類似「免責條款」（escape clause）的條文包含在內。我們不可能完全預知某些法律或合約將來會遇上甚麼問題，所以往往需要如太極圖中黑中留一點白，白中留一點黑。例如，總統或皇帝可以因應特殊情況特赦某一些人，而這不會使人質疑其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條。一個主權國家之內讓外國政府設大使館、領事館，館內執行其本國法律，我們不會說東主國在喪權辱國、割地予人。英法美加部分機場中設有別國的移民局及海關，大家都明白這是互利之舉，哪個笨蛋會說他們放棄主權？《基本法》中也有好些包含着「免責條款」的條文，例如香港若有動亂，可實施全國性法律。「一地兩檢」當然不涉及動亂，不能引用這條文，但《基本法》二十條卻容許特區政府享有中央政府或人大授予的其他權力。有人或以為這條款是絕不容許採用的，但若是如此，這條款便是廢物，既然有這條款便意味著它可用。用「一地兩檢」這有大利於港人的措施作為二十條的先例，好得很！有此先例反而可減低它將來被亂用的風險，亦可避過修改《基本法》此等大動作，要求「一地兩檢」由香港政府提出，中央准許，不算干預香港。

(Sky Post 2017-8-4)

「兩檢」巨額效益有數計 (雷鼎鳴)

高鐵「一地兩檢」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我估計在這場所謂的民意戰中泛民會是輸家，原因是他們用錯了策略。每天從陸路跨過港深邊界的便有六十多萬人次，很多港人對內地十分熟悉，由一些幾乎從未踏足內地的政客匪夷所思地把高鐵說成了恍如「屍殺列車」直衝至西九，豈不容易使人懷疑他們有神經病？

 

　　經濟學家重視成本效益，要判斷「一地兩檢」是否可行，成本效益的分析不可或缺。這裏有兩個問題：假如沒有「一地兩檢」，高鐵的成本效益會怎樣？若是有「一地兩檢」，會額外增加多少效益？

 

　　社會中人，包括一些建制中人，認為若無「一地兩檢」，高鐵會變成廢鐵。我不認同這個論斷。2016年1月29日我在《信報》寫過篇《重算高鐵帳》，是要把建造高鐵超支後的新數據也考慮在內，執筆之前我人做足功課，先推斷出政府用了甚麼假設去估算成本效益，接著亦約見了政府及港鐵負責推算這筆帳的技術人員，從討論中確認了我基本上並無猜錯他們的假設，但又發現了他們一個技術上的不當假設，他們認為未來幾十年港人工資的增長率只是GDP增長率的三分之一，這是殊不可能的。因時間便是金錢，薪金正是量度時間價值的工具，所以政府低估了高鐵的效益。

 

我自己估算時，除了必要的改正外，基本上都用政府的假設，算出高鐵的投資回報率是5.25%（註）。

 

　　要注意，在作出這估算時，我單是根據港深段可節省多少時間，而沒有理會深圳以後的行程會怎樣。換言之，5.25%的回報率沒有包括「一地兩檢」所帶來的額外效益，也沒有理會到香港可連上高鐵網絡所得到的其他好處，但就算是5.25%這個被低估了的回報率，已經不錯，高鐵不會變廢鐵。

 

　　但這是否意味著「一地兩檢」可有可無？當然不是。若有「一地兩檢」，對目的地不是深圳的人會帶來更多的方便，而這些方便又會帶來額外的巨大經濟效益，只有笨蛋才會放棄。這額外的經濟效益有多大？

 

　　2014年每天陸地過境的旅客已有60萬人次，政府假設大約六分一旅客會用高鐵，即每天約10萬人，到了2031年會增至超過15萬人。坐高鐵的收入一般較高，假設他們的平均時薪是一百元（即每月萬多元薪水），但會逐步上升。若無「一地兩檢」，到了深圳後要下車，過海關，在巨大的車站內找尋及等待另一班車轉車，據我多次乘坐高鐵的經驗，可能浪費多近一小時。為方便計算，假設未來成本的折現率與工資增長率相若，那麼可算出若有「一地兩檢」，在2047年之前，共可節省價值約470億元折現值的時間，這裏尚有一隱藏的假設，是約七成高鐵乘客目的地或出發地是深圳，不是更遠的地方。

 

　　這470億元的額外收益，其中部份為內地來港旅客所得，但未包括因此而帶旺旅遊業的得益，及香港可納入內地及國際高鐵網所形成的巨大商機。為了一些杞人憂天的理由而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很蠢。

 

（註：拙作載於http://francis-lui.blogspot.hk/2016/01/)

 

(Headline Daily 2017-8-4)

 

 

土地用途大辯論十分必要 (雷鼎鳴)

香港樓價高企，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高到什麼地步？與世界上其他城市相比又如何？對香港社會有何影響？我們應如何應對？多個問題都值得我們仔細探討，以免空談誤港。

 

樓價可以影響一個地方人民的福祉，但若比較不同地方的樓價，卻不可忽視這些地方人民的收入。某地就算樓價很低，若當地人無甚收入，便不等於那裏的人可負擔得起住屋。要較合理地量度及比較不同城市居民對樓宇的負擔能力，一個簡單但不完美的方法是，把不同地方的樓價中位數除以住戶入息的中位數。

 

例如，我從前住過多年的紐約州水牛城，雖然近尼亞加拉大瀑布，景色壯麗優美，去年樓價的中位數是138900美元，十分便宜，住戶收入中位數則是52900元，此地的「住屋可負擔指數」（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下文簡稱為「指數」）即2.6。換言之，若水牛城一個中間收入的住戶將所有收入都儲起來，只要約2.6年便可買到一所中間價位的房屋。也難得新西蘭有一個機構，每年都編制一個叫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Survey的調查報告，最新出版的一期，便把406個城市的「指數」都包括在內，方便我們作出各種比較。

 

地方價值推高樓價

 

根據上述調查，香港處於什麼位置？2016年香港樓價中位數是5422000港元，住戶收入中位數是30萬港元，所以「指數」等於18.1，高踞全球第一，遠遠拋離排名第二的悉尼（12.2）和第三名的溫哥華（11.8），二者皆是港人移民的熱門城市，有人認為它們「指數」這麼高，正是因為港人習慣了買房子一擲千金所致。

 

根據Demographia自己制訂的標準，某城市的「指數」若是3.0以下，住屋便算可負擔得起，3.1至4.0則負擔難度尚屬溫和，4.1至5.0負擔難度十分嚴重，5.1或以上則是負擔難度達到惡劣。從這些國際「標準」看來，港人對住屋的負擔能力又豈止惡劣，簡直已算是超級惡劣了。我們若再多想一想，可知港人住屋負擔能力之惡劣，其實還要再深一層，5百餘萬中位房價的住屋只得數百呎面積，遠遠小於別的城市千餘呎以上的中價房。港人的住所是既貴又細小的。

 

也許有一點是港人聊可自慰的，香港大約三成人口住在公屋，能在市場中買賣房屋的人一般不屬於這三成低收入人口。真正會考慮買賣房屋的人收入會較富裕，他們擁有的收入中位數，當不會是每年30萬港元，而更可能是40萬以上，如此一算，「指數」或許可下降不少。

 

不過無論我們怎樣算，港人的樓宇負擔能力極為惡劣，高踞世界之巔，已是不爭的事實。是什麼原因造成此局面？這可從好壞兩方面看問題。

 

好的一面是，香港這個地方特別有價值。也許是它位處全球經濟增長最快地區的邊緣，地理位置非常優越；也許是這裏的經濟自由指數一直排世界第一，法治尚算良好，所以不少有購買力的人都想在此擁有一塊地或一所住宅，而這些人不一定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此種需求可能來自全國，甚至世界，這是國際大都會常見的現象。

 

上述的調查報告有一項分析與我一貫的觀點雷同：某地若是對某一些有生產力的組群特別有價值，他們會願意在此立足購房工作，付出的樓價會高出那些不大能善用此地的人。舉個例子，加州的硅谷房價驚人，原因是高科技創新人才都喜歡這裏，他們可賺到高薪，買得起高價房子，不懂創新科技的人利用不了地利，也因而賺不到錢，負擔不起高房價，逐漸被迫遷走是自然不過的事。這是市場力量在起作用，它把不宜居此的人都弄走，取而代之的是能最大發揮地方優勢的人。

 

縱觀全球，高科技中心或國際金融中心都會出現此現象。波士頓、三藩市、北京五環以內（尤其是中關村）、深圳等科技中心樓價都貴得要命。曼哈頓、倫敦、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樓價也是居高不下。

 

按此邏輯，假如香港的經濟及金融中心地位發展得好，樓價便不易大幅下降。沒錯，這會使更多土生土長的港人難以負擔樓價，但這不一定能挫低樓價。此種局面當然有很負面效果，對那些一輩子生活在這裏，並建立了多種社會或家庭網絡的人尤其殘酷。但若要這些「香港人」也能安居，便須把樓價升幅遏止，這又必然要求增加土地供應。

 

利益集團與土地的較量

 

這便帶來造成樓價高企壞的一面原因。但凡一個發展已頗為成熟的地方，各種利益集團很可能也早已建立了保護自己群組利益的力量。眾所周知，香港不是沒有土地，而是土地不能被有效利用。香港11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7%的土地建有住宅，78%的土地未有被開發。港人一年平均探訪郊野公園不足兩次，但郊野公園卻可佔用40%的土地。如此低效率的土地資源配置，正是造成不少港人充滿怨氣的根源。

 

港人常自稱香港擁有優良的制度，香港的確有不少制度是好的，但我們切不可報喜不報憂，忘記有些制度對港人也極為不利。阻止更多土地投入建房的，恐怕已不是什麼地產霸權，地產商其實也想有地多建房子，否則他們哪有生意可做？香港絕大多數私人樓宇的產權在小業主手上，他們可不想自己的物業價值大跌，但若說這些人才是阻止土地開發的人也不對，他們無此力量，而且樓價若不是這麼高，用盡他們積蓄的話，他們便可沿著樓宇的上升階梯，買了上車盤後逐步買更大的單位，所以他們也無重大誘因推高樓價。

 

香港倒是有一股不容忽視的表面以環保為旗幟的力量，對土地供應構成阻力。本來保護環境是天經地義的好事，我十分贊成環保，但有部分人卻有「走火入魔」之嫌，主張郊野公園碰一碰也不能。香港有些政客為求鐵票，也樂意與他們結盟，社會卻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港人若繼續捱貴樓，社會難以和諧。

 

現屆政府主張發起關於土地供應的大辯論，這是好事，不論結果如何，都有可能使推高樓價的各種力量暴露於陽光之下，或許也可幫助香港早日擺脫「住屋負擔指數」惡劣程度天下第一的惡名。

 

(TKP 201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