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2017

競選語言與尋求真相 (雷鼎鳴)


撕裂的社會有一個特徵,不同人對同一樣事實,往往有南轅北轍、截然相反的解讀。他們互不相讓,但都以為真理在自己手中,看一看近日特首選舉中的爭議,便可見到大量例子。

林鄭開會時很快便可做判斷,有人會說她是精明能幹,但另有人也可把她說成是剛愎自用。

對下屬嚴厲,有人會認為是「惡死」、不受歡迎,但也可解讀為做事認真、要求高。

前財爺看起來好像沒有做過甚麼事,他的辦公桌面上亦空無一物,甚麼時候都乾乾淨淨。他自稱如天鵝般優美地在水上滑行,但見不到的雙蹼其實在不停的拍動。沒有做事可以解為無為而治,不是work hard,是work smart,但也可理解為懶惰,從來不肯承擔,A字膊,哪一個才對?

自己不幹活,全都讓手下去做?這是領袖才能,還是讓手下把持了「朝政」,自己糊里糊塗,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見到乞兒不施捨,這是缺乏愛心,還是洞燭世情不應鼓勵行乞?肯付錢的則是愛心爆棚,還是十分愚蠢?

此類例子俯拾皆是,但大家若都堅持己見,怎樣化解?

用事實檢驗分析 從全盤證據辯證

我們其實不用悲觀,誰對誰錯總是可以用更多的事實作檢驗的,又或大家可心平氣和的分析問題,以找出真相。舉兩個例子,香港一直有人在散布一種說法,中央有兩條路綫,一是讓鬍鬚做特首,習核心肯與他握手是證據;另一路綫是支持林鄭登上寶座。此種論述若無更多事實,我們便只能各自自說自話,無從辯證。

傳聞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發了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了會支持林鄭,多了這極可能是事實的說法,所謂兩條路綫的假說應再站不住,但好事者仍可繪影繪聲說政治局不等於是習核心。

這其實也可被更多的事實所驗證,梁振英升級當了國家領導人,習核心又當眾與他握手40秒,若不明習已「畫公仔、畫出腸」支持林鄭,便真的是笨蛋一名,當然也有可能是別有用心地在死頂。所以要對爭議性的問題作出正確判斷,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找來更多的事實去分析。

林鄭有所謂「廁紙門」事件,她是離地?還是性格率直,肯自爆瘀事?這也是可以用更多的事實去幫助判斷的,到她所住的會景閣附近走一走便知。我二十多年前剛到科大上任時,曾被安排住在此地3個月,此地附近並無生活用品的銷售點,要走上十多分鐘才有超市,十分不便。

我們大可想一想,若是晚上在附近要買廁紙,有何可行方案?普通人大可走路到灣仔看看超市是否未關門,但林鄭是名人,大概不行。設身處地,我相信打的回故居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她是離地、率真,還是決斷明快?我們可自行判斷。我對一些不理生活瑣事的人一般十分理解,大學中不少同事是absent-minded professors,他們潛心更重要的學術探索,不分心處理小事,是最懂使用時間的人。

既然通過詳盡的搜集事實及分析,我們對同一事實的理解有可能得到共識,從而減少爭執,但為何這並不經常發生?一個原因是在互聯網的世界中,大家對資訊都當作是即食麵,知道了一丁點東西,便又跳到另一種資訊去,不求甚解。此種資訊碎片化的現象中國古代早已知之,「盲人摸象」這一成語正是警告我們解讀事物要搜集到足夠的資訊才會準確。

資訊成為即食麵 片面而不求甚解

我們若堅持盲人摸象的作風,摸到象尾便說大象是一根繩子,摸到象腳卻說它似一根柱,然後又相互爭論不休,再而大打出手,這是否無謂?若此風繼續吹下去,社會不同人等對世界認知的分歧便愈來愈大,大家都會視不同意見者為患有認知障礙症或是邪惡之輩,又自以為自己永遠都明辨是非,社會怎會不加劇撕裂?

對特首選舉中網上或部分媒體出現的攻訐言詞,最理性的態度便是停一停、想一想,看看某些結論是偏見還是道出了真相。與其說別人是變了,不如想一想是否只是自己的眼鏡顏色變了。

(Sky Post 2017-3-24)

 

3/23/2017

曾俊華支持者五大錯誤策略 (雷鼎鳴)


唐英年說今屆特首選舉沒上屆的好看。此說有其根據。我執筆時只餘數天選委便要投票,社會中卻尚未見到非常熾熱的氣氛,在最後一次為選委而設的公開論壇中,大半選委根本懶得出席,反映他們意向早決,並相信乾坤已定,花時間到場已不值得。

 

更重要的指標是,原本預期有百萬人參與的所謂民間投票,最終只得6.5萬人參加,門面冷清,我見不到熱情。

 

但若說此次的競選毫無可觀之處,卻非事實。當中各持份者的考量與策略,對希望能了解香港的人,仍極具參考價值。

 

經濟學分析社會問題的核心方法是,先搞清楚各持份者所面對的制約、擁有的稟賦資源,以及想要得到什麼,然後把他們放在一起互動,看看最後的均衡點是什麼。更簡單的說,是要把自己代入不同的持份者所面對的環境,從他們的角度出發看問題,此種分析方法遠比不知己、不知彼,只憑主觀愛好或偏見來得有效。

 

毫無疑問,中央政府是香港特首選舉的一個重要或甚至是關鍵性的持份者,中央對誰可當特首的態度有什麼演變?

 

薯片過去曾表示相信中央也信任他,觀之於2007及2012年中央願意委任他為財爺,2015及2016年習近平都有與他握手,中央過去的確未有視他為不可接受之人。但現時情勢已起了重大變化,可能是為勢所迫,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錯誤,薯片在中央眼中可能已變成「疑人不用」的疑人,他當選的機會已極為微小;就算當選,正如曾鈺成所言,不能排除根本不會委任他,若他竟被委任,亦必被中央盯得緊緊的,隨時會被免職,香港容易變得更撕裂。

 

大約半年多前,我與一些學術界的朋友曾游說中央,希望中央對誰最適合當特首不要表態。在其後的一段頗長時間中,中央的沉默不表態的確令一些人感到無所適從。以當時的形勢而論,我個人相信薯片是會當選的;但隨著CY表明不會出選,以及林鄭被勸進入場後,局面立起劇變,薯片也因陷入困局而犯上一系列策略性錯誤,逐漸失去中央信任這一當特首的必要條件。

 

若是CY、葉劉與薯片3人對決,薯片很可能在建制中已得到接近足夠的支持;加上非建制為求ABC及不喜歡葉劉,就算薯片刻意與非建制保持距離,甚至不接受他們並無隱名的提名票,在最後的選舉中,他也會得到建制與非建制足夠多的票而當選。

 

林鄭一出,形勢立變,若不理非建制近月對林鄭的策略性抹黑工程,林鄭形象一向正面,而且「好打得」能幹非常,連我在與她多次的共事過程所得的觀察中,也知道這些抹黑與事實相去甚遠,遑論與她有更廣泛來往的建制派。既然如此,薯片若不依靠非建制,根本便只是陪跑——但這就很快迫使他犯上幾個錯誤。

 

【錯誤一】

 

第一,反對派的媒體和政客為了造王,選他為親近對象。此等「死亡之吻」不是隨便可接受的,他沒有保持與他們的距離,中央對他的信任一定大減。造王者愈是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去捧紅他,中央對他的戒心便愈大;反之,抹黑林鄭的動作愈多,疾風知勁草,中央對她便更信任。此種局面一旦出現,便會有其自身動力,中央雖知悉過早表態有不利的影響,但也無法不出手,通過不同的途徑,強烈地暗示自己支持的人選。

 

暗示的方式很多,不但中聯辦大員及負責港澳事務的張德江的態度很清楚,連政治局常委也作了決定。這本是「畫公仔已畫出腸」,但某些非建制仍要面壁作故事,說習近平未有定案;此乃完全不懂中國國情之說,目的是為了阻止失敗情緒在己方蔓延的自欺欺人策略,但這反又導致中央再加上幾分力度,習近平與CY握手40秒,後者還升級為國家領導人。

 

至此,中央的意圖已是彰彰明甚。一直有傳聞部分地產商支持薯片,但隨著李家兩位第二代當家人表態支持林鄭(後記:李嘉誠說會投票給會補天的女媧,其意向也是呼之欲出),薯片在建制派選委中已經崩盤。

 

香港當然有人可以唱高調不要中央欽點,但薯片本人早已表明「習核心」的握手是對他很大的鼓勵,他出選與此有關,這分明是他也是希望得到欽點黃袍加身。這倒不能批評他,在現時的憲制下,中央不同意的人根本不會獲委任。

 

【錯誤二】

 

第二,薯片本是性格隨和之人,就算他很hea的形象在坊間揮之不去,大家總會覺得他是容易相處的君子,而真正希望香港好的人也會樂見一場君子之爭。不過,他的支持者卻把他推向另一錯誤。在最近兩次電視直播的辯論中,他突然變得充滿晦氣,沒有花多少時間去講述政策或政綱,反而言詞間充滿攻擊性、甚至侮辱性地說林鄭是「撕裂2.0」等等,對胡官則不屑一顧。

 

林鄭採用相反策略,在媒體搞的論壇中一直面露笑容,從容不迫,在選委的論壇中,雖然面對絕大部分是來自非建制並不友善的提問,但沒有被壓垮,經此磨練,EQ更進了一步。

 

為什麼一個要攻擊抹黑,另一個卻盡力忍手不攻?這當中大有文章。

 

薯片與林鄭在社會和公務員隊伍中都各有粉絲,如果兩人大打出手,惡言相向,必會導致或加劇社會和公務員的撕裂。此事對管治大大不利。究竟主攻的在撕裂還是忍讓的在撕裂?

 

《聖經》中〈列王上〉第三章所記載的撒羅滿王的智慧,可助我們回答此一問題。話說有兩個女人帶著一個小孩在撒羅滿王面前爭著說自己才是小孩的母親,撒羅滿王說可把小孩割開兩份,兩個女人一人一份;其中一個女人說她不要了,不要殺死小孩,撒羅滿王立刻裁決此女人才是孩子的真正母親,把孩子交還了她。

 

同理,知道自己會輸,不用領導撕裂了的公務員去管治撕裂了的社會,便根本不會在乎自己對別人的攻擊抹黑會否撕裂社會。林鄭本是硬朗、能言善辯的人,卻堅持君子之爭的取態,盡量不主動出擊,顯示出她大局為重,不想刺激薯片在社會、尤其是公務員中的粉絲。誰真正不想撕裂、誰不在乎,豈不一目了然?

 

【錯誤三】

 

第三個錯誤策略是,在某些報章和網上發動一些民粹式並經不起事實考驗的抹黑對手。打擊對手最方便的方法通常是抹黑其最強項,若是強項也不外如是,其餘的不問可知。林鄭的強項是做事認真、要求高、不會Hea,攻擊她的其中一招便是用一封非常可能是偽造的匿名信,訴說林鄭如何不顧公務員的感受,所以不受公務員歡迎,但信中內容及隨後加入的一些傳聞已被知情或相關人士指與事實有重大矛盾。

 

濫用「嬲嬲」符號狙擊林鄭的網站更令人失笑,此種對憤青才起作用的伎倆,對中央及建制只會起到反效果,他們很多與林鄭都有長期交往,比網民更清楚林鄭的作風,甚至很欣賞她勇於負起重擔的承擔精神,中央相信也是看中她這些被「薯粉」刻意攻擊的優點。愈攻擊,愈會使那些有票的建制加強他們對林鄭的支持。

 

抹黑工程其實又不只針對林鄭。胡官雖然裝糊塗不承認自己只是陪跑,但他被誣為中共臥底,卻令人噴飯。在世界歷史中,把與己意見不合的同路人說成是敵人派來的奸細,是常用的鬥爭策略,但建制派可能對非建制內部的互鬥十分高興。

 

不過,用不同形式的陰謀論去抹黑不同人等,怎可能有利社會和諧。我不相信薯片是好此道者,但他甘愿被某些傳媒和公關團隊牽著鼻子走,誠判斷力失準也。

 

【錯誤四】

 

第四個錯誤是自說自話,聲稱薯片能團結香港人。宋恩榮在友報說,薯片若當選,不但會撕裂建制內部,同時也會撕裂泛民內部,我完全同意。建制中少人與林鄭有宿怨,而且很多都強烈支持林鄭,薯片如當特首,他們的不滿可知。非建制的議員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後往往都要拉布,並大罵薯片一頓,他們忽然同意暫時捧紅他,只是出於反中央的策略性考慮;加上若他當選,中央必定會要他在重要及尖銳的事情上表明立場,那時他如何可以避免得罪非建制?薯片若不完全投向反對派,很快便會遭他們反噬;就連當年民望比今天的薯片更高的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蜜月期也捱不了多久。

 

其實薯片走的不是中間路線,與極少數的建制及部分非建制結盟,並保護他們的利益與中間路線無甚關係。中間路線是要能夠舉起一面大旗,令大部分建制與非建制都能同意和擁護,才算是中間,但我見不到有此路線。

 

【錯誤五】

 

第五個錯誤是乞靈於暗票。也許真的會有一些提名林鄭的人會改變態度,轉投薯片,但這只可能是少數。在社會上有名有姓的人一旦公開支持某候選人,一般是很難改變立場的。更重要的是,我看不到他們有足夠的誘因這樣做。

 

林鄭在建制中有大量鐵票,而大量最鐵的票還未在提名階段被動用過,擺明是留待將來才發揮作用。打算在暗票階段改變意向的,除非有二三百人組成聯盟,一致行動,否則根本改變不了結果。但誰是鐵票、誰是沒有這麼鐵的票,有心人一早便已知悉,怎可能有足夠多的人改變主意而不被察覺?

 

若他們不怕被察覺,開始時便不會提名林鄭;既然改變主意也影響不了結果,又要承擔風險,為何會這樣做?

 

過去3個月我都絕不相信薯片能夠勝出,但世界時有「黑天鵝」出現,我們總也要沙盤推演,判斷薯片一旦當選便會怎樣;既然薯片已因上述的錯誤策略而失去中央的信任,我傾向相信中央不會委任他。

 

不委任會造成社會撕裂,但若委任,正如上文所述,撕裂一樣避免不了,而且中央尚要對他處處設防,沒完沒了。對經濟政策而言,中央一定不再願意太倚重香港,經濟的前景及就業機會都會困難得多。李澤楷說一個中央不信任的人當上特首,會帶來很大的不穩定性,確是一針見血。

 

近日中央似乎已不再發功說支持某人了,中央應是知道大局已定,再毋須要做什麼了。老練的非建制應也明白此點,但為什麼他們仍在利用捧紅薯片去抹黑林鄭呢?原因簡單,反對派政客及媒體的生存需要一種撕裂的環境,民望高的特首不利他們的生存。

 

(HKEJ 2017-3-23)

3/17/2017

應否容許奶粉賣廣告? (雷鼎鳴)


過去幾年,時不時都有人問我對政府打算立例規範奶粉商賣廣告的看法。我母親曾經營託兒所,我自小就聽慣了哪一種奶粉嬰兒適應得了,哪一種不行,所以要換,等等,所以對奶粉的事也較為留神。最近有朋友傳來了一份關於規範奶粉商的《香港守則》,讀後頗有疑惑之處。

這分《守則》據說是回應世界衞生組織的要求而制定,當中有幾部分,其中一部分重申了母乳餵嬰的好處,並引述外國的研究,指出這可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例如在美國,假若當地九成的嬰兒頭6個月都用母乳,可省回130億美元及減少911個死亡個案。我不知這些數字是否準確,但絕不懷疑用母乳哺育對嬰兒健康最好,香港的家長大部分相信也懂得這道理。

《守則》的核心當然不是有關母乳的學術討論,而是要求奶粉商不能以廣告或教育的方式介紹自己產品的好處,這些產品,不單是6個月以下嬰兒的配方奶粉,也包括36個月或以下較大嬰兒或幼童所用的奶粉。《守則》也要求奶粉商幫助宣傳母乳最有益此一信息。

減少誤導 讓消費者更有保障

這些《守則》的原意是不錯的,我從前在內地公幹,常在早上的非黃金時段在電視上看到一些人對各種「靈藥」大吹大擂,這的確有可能誤導消費者,近年這類廣告似是少了,可能內地已有一些規管。但我認為《守則》的條文仍頗有過火之處。

第一,不能賣廣告便等於扼殺了家長取得相關信息的不少機會。奶粉與藥物不同,用哪種奶粉較適合,家長的判斷力不會太差。政府為何有權力去干預奶粉商去提供信息?若是怕奶粉商胡亂吹噓,立例監管他們,並對發放虛假資訊加以懲罰,更為恰當,哪用防止別人賣廣告?

《守則》出自負責食物與衞生官員所設立的專責小組,這更提醒我們另一件事:香港的醫生與律師都不能替自己賣廣告,記憶所及,只有謝偉俊曾替自己的法律服務賣過廣告。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此種做法其實不利業內人士的競爭,對消費者不利,新入行者較難挑戰早已建好人脈關係的老行尊,是一種保護主義。但將此種保護主義模式推廣至幼兒奶粉(首6個月用母乳倒是少人會反對的),莫名奇妙。

巨資研發 不作宣傳難以知曉

第二,打壓奶粉廣告不利創新與進步。某某公司若花了巨資研究出更好的配方奶粉,但卻不能盡情介紹這新產品有何好處,在市場中便佔不了優勢。

既然如此,奶粉商那來誘因搞好科研?有人可以反駁,香港反正沒有奶粉的科研,所以禁止廣告也沒有大不了。

但不可忘記,既然用家都無信息,進口商倒可只運來一些成本較低、營養沒這麼好的奶粉,在缺乏競爭的市場中,他們賺到的錢更多。

第三,《守則》據說是自願性的,奶粉商若對它不加理會,有甚麼後果,文件中並無說明,但也許會有某些懲罰也說不定。既然《守則》不是法律,我們大可視它為一種道德號召。在某些領域內,政府提出一些道德要求,無可厚非,例如要求學校教師不應講粗口教壞學生,便十分正確。

但奶粉不賣廣告,不見得等於相關公司比別人更道德,就算是,政府在市場機制的操作中,又憑甚麼對一些並不違反法律的做法加以道德判斷?

市場機制 政府不宜太多判斷

第四,《守則》針對的是36個月以下幼兒的奶粉。在國外,發達國家對此的監管通常只適用於6個月或12個月以下的嬰兒,香港現在建議要對36個月的都適用,領先世界,我想不到為何香港需要這麼「先進」?

香港的自由經濟指數常常被排名世界第一,這是港人的驕傲,但我們更要提醒自己,有些措施是否給予了政府太多權力。
(Sky Post 2017-3-17)
 

 

 

 

 

3/10/2017

中國與梵蒂岡建交之路 (雷鼎鳴)


今年1月25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撰就一篇鴻文〈從教會學角度展望中梵交談〉(載《公教報》3808期),當中的報告與分析對我等局外人了解中國與梵蒂岡建交之路的過程極有幫助。想深一層,這對香港社會也可能有重大影響,我們不應等閒視之。

 

中梵自1951年斷交後,近月雙方關係的發展是最積極的。阻礙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因素並不新奇,在歷史中,我們屢有見到神權與政權、宗教與國家的矛盾。具體而言,過去中梵之間有一道不易化解的難題,梵蒂岡根據過去訂立的《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規定只有教宗有權任命主教,違者不論委任人或被委任者都會遭到教廷最嚴厲的「自科絕罰」(excommunication),但中國政府不認同梵蒂岡這一境外國家可以侵犯自己的主權。

 

建交障礙 不難解決

 

是否可自由行使宗教信仰,似非問題關鍵,反正中國憲法中容許宗教自由,但同時也容許宣揚無神論的自由,而神州大地近年隨處可見,佛寺道觀香火鼎盛,基督教信徒也增加不少,惟天主教斯人獨憔悴,有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之爭。國家與宗教的權力如何界定配置才是核心問題。

 

上述的矛盾既然涉及權力的界定配置,並非無可解決。現任教宗標榜「健康現實主義原則」,而習近平於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過後,已被不少人視為可取代美國總統的自由貿易與開放的旗手,同樣以務實主義治國,所以雙方確是存有可談判的空間。

 

在湯漢的報告中,已可看到他本人也是健康現實主義的信徒,並且雙方的談判基本上都是按照務實軌跡進行,阻擋談判成果的幾個障礙已可逐漸消除。

 

在最麻煩的主教任命權方面,梵蒂岡可改變觀念,把中國地方教會的選舉當作主教團的推薦,最後決定是否任命被推薦者為主教,權力仍在教宗手上。我中學時華仁書院的校長狄恆神父曾告訴我,歷史上歐洲諸國早有近似先例。中國方面,則可要求主教符合愛國標準,宣誓效忠憲法,對他們是否「愛教」並不關切。教廷的傾向似是認為這要求並不過份,主教愛國天經地義,沒有違反教義。若此,問題便化解了。

 

第二個障礙是過去內地「自選主教」產生了8位「非法主教」(有1位今年1月去世,現餘7位)。按教廷的角度,此等行為已嚴重違反上述法典第1382條,這些主教正遭到一觸犯處罰便即降臨的「自科絕罰」。我中學時讀歷史,以為excommunication便等同驅逐出教,但近日查看資料,才知這雖是天主教的最高懲罰,卻只是割斷受罰者與天主教會的共融關係而已,只要教宗願意,他可免除這懲罰。據湯樞機所言,這7位主教已經寫信給教宗,要求赦免,表達對教宗的無條件服從,教宗赦免的可能性很高。若如此,有了下台階,問題應可解決。

 

第三個障礙是30多位地下主教能否獲中國政府承認。現尚不知中方肯在多大範圍承認他們;湯的態度樂觀,相信北京可能要他們明確表態遵守中國的憲法、法律及政策等便可,這些對地下教會都不是問題。

 

第四是中國對待天主教的態度會否與西藏新疆等地的宗教一樣?天主教會似乎會力圖表示天主教並不涉及民族自決或分裂國家,所以與藏獨或疆獨不可同日而語。

 

從上述的發展看來,雙方確是向務實合作的方向走,最終有望達成協議。湯漢自己的總結也表達與其「等待全部的自由」,不如「緊握必要的自由」。此等「袋住先」的務實思想與其前任似有頗大差異。教廷其實也早釋出善意,啟動了審理明朝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及徐光啟品列真福的程序,這很有象徵意義。我不夠資格論斷他們兩人將來會否獲封為聖人,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卻是劃時代的。

 

利瑪竇秉承耶穌會不拘一格的靈活變通,為中國人拜祖先的習俗辯護,不為教廷正統派所喜;他與徐光啟合譯的歐基里德《幾何原本》13卷中的前6卷,是經天緯地的大事,從此中國人學懂什麼才算是循序推理的數學證明,大大地填補了中國人的思辨能力,為日後的科學發展打下重要基礎。

 

教宗訪港 重大成績

 

中國會否也沿用務實主義的態度處理天主教問題?這個可能性不低。華仁及芝大學長前年過身的余國藩教授是世界宗教學的頂尖權威,長期在芝大當傑出服務講座教授,他10年前曾贈我一書,是他的大作《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其主要結論是2000多年以來,無論不同朝代,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都不會對宗教採用中立政策,歷代政府對宗教都會監管、控制並利用其穩定社會,鞏固政權。

 

此種取態當然不合宗教人士的胃口,但想深一層,假若某種宗教被視作有利社會的和諧穩定,中國政府與該宗教便大有合作空間,各取所需。倘若該宗教思想僵化,不願在非原則性的地方妥協,事事按自己的意願做,那麼大家只會談不下去。可幸在湯漢的報告中,務實主義躍然紙上,而中國的反應也算積極。

 

我過去多次指出,香港在1990年的GDP佔中國的25%,現時則不足3%,香港經濟地位下跌已是彰彰明甚,但正因如此,港人更應想方設法在其他方面提升香港的地位,使其不致被邊緣化。現在看來,中梵建交的談判雖是在兩個國家層面進行,但香港的教區似也在擔當相當的角色,否則湯樞機不會對整件事如此掌握。的確,現時的談判有幾個有利的條件,千載難逢。

 

第一,現任教宗不是墨守成規的人,從他肯為十字軍道歉便可知一二。他也是耶穌會會士,有著他們靈活心態的傳統,很想天主教能在中國立足,顯然也想訪問中國,對社會主義又不反感,是中國可以談的對象。

 

第二,現任樞機是務實主義者,思想沒有僵化,肯切實解決問題,使雙方都可滿意。

 

第三,中國經濟發展成績驕人,30多年間人均實質GDP上升了22倍,成就了人類史上人數最多的脫貧運動,因而自信滿滿,敢於取代美國成為開放經濟的旗手,但這也會使中國政府感到需要社會開放及宗教自由以配合其未來發展。

 

有了這些條件,我認為在建交談判更進一步後,中央政府大可邀教宗訪華,並路過沒有這麼敏感的香港。若到訪內地的條件不成熟,到港訪問也是一項重大成績。

 

這對香港有很大好處。近年香港社會撕裂嚴重,教宗到訪可以身作則示範和諧的好處。香港最具影響力的4位非建制領袖都是天主教徒,或許只有教宗的智慧與胸襟才能感召他們,使他們放下心結。未來的特首有很大的機會也是信天主教的。教宗是否訪港,特首並無多少影響力,但有一個不會反對教宗訪港的特首,總也會提供到一點方便。

 

我的同學「華仁一家」基金會的謝錦明有一建議,同學都撫手稱善。2019年是華仁在港100周年紀念,華仁是耶穌會在中國最重要的據點,而方濟各又是耶穌會會士,請他來主持紀念活動不失為一種低調又或許是適當的做法。當然,建交之事若全部談妥,更高調的訪港訪華也無不可。

 

2013及2014年梵蒂岡曾邀我參加當地的經濟學術會議,我亦有機會兩次覲見教宗。當時言語頗有不通,我不無僭越地說歡迎他到訪中國,若成事,我僭越之失倒可清除。

 

(HKEJ 2017-3-10)

惡意自戀的經濟後患 (雷鼎鳴)


香港不少媒體都有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為狂人,原來這與精神病專家的判斷頗為接近。

月前美國頂尖的霍普金斯醫學院精神病專家加納(John Gartner)公開表示特朗普的精神病已到危險程度,不適合當總統。他認為特朗普患上的是「惡意自戀狂」(Malignant Narcissism)。其實在去年12月也有3位來自哈佛與加州大學的精神病教授寫信給奧巴馬,指特朗普常常分不清真實與幻想,反應衝動,對批評超級敏感,建議他盡快找醫生進行全面評估。

美國有大批精神病醫生根據特朗普公開的言論、行為與表情,都得到相同的結論並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此事非比尋常,因為自1965年起,美國有所謂的「高華德守則」(Goldwater Rule,源自曾有大批精神病醫生曾公開為當年的總統候選人高華德斷症),精神科業內的人士不應發表對公眾人物的心理評估。既然他們連業內守則也顧不上,顯然是覺得找一個精神病人當總統太危險了。

喜歡攻擊別人 視特權為理所當然

「惡意自戀狂」一詞為我中學年代常常捧讀的名著《逃避自由》的作者佛洛姆(Erich Fromm)所引入,至今對有無此病仍有爭議。我不是精神病專家,但網上有關此症的資料卻多的是。

有自戀傾向的人是很多的,我也認識不少,算不上病,但較為嚴重的已可視之為人格障礙的一種,若加上惡意這另一特徵,病態便更嚴重。那麼「惡意自戀狂」有何症狀?美國精神病學會有一個自戀狂的9點症狀。若有5點符合,便有可能是中了招。(我做過另一測試,分數甚低,離自戀頗遠,鬆了一口氣)。

概而言之,患上此病的人不但極端自戀,並且有反社會的人格障礙,喜歡攻擊別人,有虐待他人的欲望,看到別人痛苦,他們不會難過,反而十分享受。這些人對強人有時頗為欣賞(例如特朗普對普京),常以為自己擁有特權是理所當然,喜歡自吹自擂,自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其他人若不是平庸,便是道德腐敗。他們也多疑,容易相信陰謀論,也喜歡操控別人。現實世界若與他們所想像的不符時,他們不會相信真實,有時也喜歡「搬龍門」,自己說過甚麼,答應過甚麼可以不算數。

對我們外行人來說,如何理解此種性格?白雪公主的故事中常對着魔鏡問自己是否世上最美的那位惡毒皇后,當屬此類型。古龍小說的《楚留香傳奇》中有個叫石觀音的角色,喜歡挽鏡自戀,楚留香與她對決時打破了這鏡子,她便立刻崩潰,看來她與特朗普也是同類。金庸筆下的獨孤求敗,性格可說是相反,此位絕世高人無敵是最寂寞,到處找人打敗自己,絕算不上惡意自戀。

以上的性格特徵都是在相關的資料中找出來,不是我這行外人能杜撰得出的。但香港的讀者若有留意近年社會事態的,倒容易覺得這些特徵熟口熟面。若然不信,隨便找個網上評論平台,這些地方容易找到一大批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但同時又極為享受用惡毒言語攻擊別人的群組(他們竟以為這是獨立的批判性思維),被攻擊者可能是政見不同的人,但也可能是同路人。

自戀一詞的英文字根本來自水仙花,但水仙花在水邊顧影自憐的高潔形象又怎能與滿口粗言的人相比?香港是否已湧現了一大批惡意自戀的病患者,值得精神病研究者探討。

充滿負能量 自毀兼毀滅他人

回到我的本行,社會中有這麼的一批人,對經濟的表現無疑是不妙。在日益全球化講求協同的社會,所謂teamwork的合作精神往往是大企業所需,缺此技能,事業容易受到挫折。在一所企業中,若有這些充滿負能量有自毀及毀滅他人傾向的人存在,怎會不早點把他們拔除。

在一個國家中,若主事者是特朗普這類鼓吹「美國第一」的人,別國怎麼受得了?不爆發戰爭已是萬幸。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曾發現,幼兒的品格或非學能教育十分重要,投資1元的資源,可收到8元的折現值,原因是品格良好、有社交領導能力的人將來更能成大事。香港也應研究教育上出了甚麼問題,致有這些人出現。若不化解這問題,有些人總是看不到別人的進步與長處,故步自封,怎可能掌握到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Sky Post 2017-3-10)

3/03/2017

補貼港鐵車費與乘車成本 (雷鼎鳴)


幾年前與舊同事,科大前理學院院長鄭紹遠教授閒聊,他慨嘆在港觀察社會的發展,才明白為何當年文革可以在中國出現。對於我們這些未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對於當時的事事政治掛帥,人人唯恐被紅衞兵亂扣帽子、惡意標籤,不學無術自以為正義的人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人民就算想努力生產也隨時被鬥垮、鬥臭,我們的確大惑不解,不明白為何人性的光輝可以熄滅殆盡。但香港近年不少人的心靈一樣已被政治扭曲,言行與紅衞兵早已無甚分別。在此種氛圍下,冷靜理性地分析民生經濟問題,已日漸罕見。

林鄭的政綱中倒有不少與民生有密切關係,我支持林鄭,並相信她幾乎篤定會當選,但這意味着我們更須對其政綱作批判性的分析。她建議的政策中,有一項看似是小事,但倒也與數百萬市民的利益有關,不妨撇開政治,把這「小事」作一點經濟分析。此事是政府可以把港鐵交付的紅利補貼乘客,使他們的車費得以降低。

這建議與港鐵主席馬時亨年前的建議一脈相承。港鐵有一個可加可減的機制,用以決定車費多少。但任何社會都不願見到加車費,所以港鐵也備受要求減價的壓力。但從港鐵的角度看,它是一上市公司,要對股東負責,不應搞福利亂訂車費。若然要搞福利,應是政府埋單,不是作為商業機構的港鐵,於是馬時亨建議政府把取得的紅利回饋給市民。林鄭對此建議似是相當認同。

少收紅利 影響政府盈餘

我們對此建議應先算一算帳。近十多年來乘坐港鐵的人數急劇增加,在繁忙時段,班次的頻密幾近飽和。政府的統計數字顯示,2016年港鐵(包括港鐵綫路、機場快綫及輕鐵)的使用率平均每天為5,186,900人次,佔總體公共交通的41.2%,這也意味着全年(365天而不是366天計)載客18.93億人次。去年港鐵的營運利潤中,源自火車客運的部分為24.93億,但若加上它其他項目的利潤,除稅後是53.12億。

政府擁有港鐵75.4%的股權,將來若政府將紅利(部分或全部)用作補貼乘客,紅利的上限應是政府能分到的利潤。若政府光是動用火車的利潤,那麼最多可以有18.8億元,但若公司的總利潤(包括地產發展等的利潤)可用,那麼政府最多每年可補貼40億左右。如果是前者,以全年有18.93億車程計,每一程車資可減少約1元,若是後者,每程可獲補貼約2.1元。是否如此,要看港鐵如何分紅,及政府願付多少。

政策往往有利有弊,若然此建議實施,最直接的後果是政府每年會失去從港鐵紅利中取得的18.8億至40億。從政府自身的理財角度看,這無疑會構成一種壓力,因為我們知道,現時政府雖有盈餘及儲備,但因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壓力,將來情勢會逆轉,所以審慎理財是必須的,少了收入後,政府若能在其他地方節省開支,也並非不可。

從經濟學的理論看來,補貼價格並非一定是好事。倘若定價過低,亦即價格低於邊際成本,會引致資源配置失當,反為不美。用簡單的語言來說,價格若過低,會有更多的乘客坐港鐵,這些乘客雖有得益,但港鐵為應付這些新來的乘客所要付出的成本更大,港鐵亦更加擠塞,乘客要浪費更多的時間等候,社會總體利益可能下降,減價便得不償失。

乘客增多 或令車廂擠迫

每程補貼1至2元後,車費會否低於邊際成本?現時坐港鐵第一個站收4.5元(以八達通價格計算),以後的站平均每一站多收0.3至0.4元左右,但過海則多收5.2元。從這些數字可見,多坐一站的邊際成本不會超過0.4元,否則車資會更高,但這同時顯示,第一個站或過海的收費很可能高於港鐵的邊際成本。

這可能意味着補貼1至2元不會帶來資源配置失當,因補貼後的車費仍高於邊際成本。但我們要注意,港鐵的成本不完全等同社會成本,若減價後過分擠迫,乘客要浪費更長時間等候的成本應考慮在內。所以政府若補貼,最好要限期檢討一下效果,若是太過擠迫,港鐵又再無空間增加班次,便要修訂補貼方法。按照上述的統計數字,我們可算出每個家庭平均每月有約60個港鐵車程,若每程得補貼1元,一個月可省回60元,是否因此而值得多等候或更擠迫,見仁見智。修訂的方法之一是過海的部分才補貼,這或許可紓緩乘客的增幅

(Sky Post 2017-3-3)

特首選舉博弈策略 (雷鼎鳴)


隨著提名期結束,薯片與胡官各自得到165與180張提名票而雙雙入閘後,今屆特首選舉已步入第二階段。

 

本文執筆時,林鄭仍未正式報名,但她挾400票以上,入閘已無懸念。至於葉劉,雖得到不少建制派的尊敬,但不滿她的人也不少,而泛民除了策略性的考慮外,也不大可能支持她,恐怕她閘也入不了,中央政府或許將來對她會有補償;長毛梁國雄的參選退選只是鬧劇,不值得討論。

 

今次選舉的形勢比以往的複雜,各方博弈的策略不同,而且屢有變陣,分析他們的策略有助增進對港深層次的了解,就算不懂經濟學博弈論的,只要把自己代入不同集團、從它們各自的角度出發看問題,也可見到權謀在如何運作。

 

第一階段 策略簡單

 

假設有4位競爭者,即林鄭、薯片、葉劉與胡官,4人各自有不同的支持者,他們在不同階段什麼才是最優的策略?我們先分析第一個階段的形勢,即未入閘前各人各派的權謀。

 

第一階段最重要的問題是,自己一方能否夠票入閘,以及如何搭建平台,在選舉中旗開得勝。

 

這一階段的策略相當簡單,各人的意圖可說是路人皆見,只有笨蛋才看不懂。非建制派部分人會投票給薯片,部分人會投給胡官,兩人處於競爭狀態,互相𠝹票。胡官最多只能取得少量的建制票,他的票愈多,愈會削弱薯片的票源,建制一方當然樂於見到他𠝹走薯片的票,但他們不見得肯把自己的票浪費在一個不可能當選的人身上。

 

至於葉劉,一樣可以𠝹走林鄭部分的票,若葉劉入不了閘,便無此憂慮;建制派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葉劉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取得小量的票。林鄭支持者的態度比較統一,不像非建制派中既有薯粉,亦有人視薯片為建制中的建制,絕不靠得住,薯片與胡官一早便注定互相爭奪非建制為數不多的票,兩人的勝望都絕微。

 

既然一開始我們便知非建制的票根本不足夠把薯片或胡官任何一人推上特首之位,遑論兩人互相分薄票源。非建制的意圖究竟是什麼?我相信他們有兩大目的。

 

建制是不會投給胡官的,觀乎他一票建制的提名也取不到,便可知一二。薯片本來並非無機會,他也曾得到中央的信任,但他雖非泛民,卻想取得80票泛民的提名,既然有求於人,便不得不放下身段,在8.31及重啟政改的立場上較為含糊,這便觸了中央之忌。建制中本也有一些薯粉,若林鄭不出選,這些票都會跑到薯片處,他頗有機會當選。但從建制的角度看,林鄭與薯片兩人的政策取向只是大同小異,若中央在政治問題上對薯片信任不足,西瓜靠大邊,建制大多數人對林鄭又無宿怨,實在沒有多少理由把票投給薯片。胡官入閘分薄了票源後,只要計一計數,薯片幾乎已全無機會了。

 

在開始階段時,部分非建制拙於計算或以為建制的想法與己相同,可能真以為薯片可以夠票,把他捧上位便是第一個目標。當然也有人心思更深一層:就算是林鄭勝出,也可先打擊她的民望,使她的管治權威受損,這樣非建制將來才可把她壓制。這些人的第二個目的是攪局,他們對誰當選不寄厚望,就算是薯片當選,他們一樣不會賣賬。這些人的政治生存空間便是靠反建制,誰當選他們都不能不反。

 

打擊林鄭的選情可以有助達到上述第一個及第二個目的,為此,非建制採用過三種戰術。第一是杜撰習核心鍾情於找薯片上位,而張德江、港澳辦及中聯辦等都只是從中作梗,假傳聖旨。這種小說式的「理論」我從一開始便不相信,習近平權力集中,過去曾是港澳問題的最高負責人,在資訊發達年代,怎可能對一些架空他的「陰謀」毫不知情?此種自欺欺人的論述在近日中央要員在深圳傳了話後已經再撐不下去了。若有關張曉明會升任港澳辦主任及梁振英會當上政協副主席的傳聞正確,此論述更是徹底破產。

 

第二是提出一套天真爛漫的理論,認為只要人為地推高薯片的民望,壓低林鄭的氣勢,中央便會棄林鄭取薯片。殊不知這容易引起反效果,在中央的尺度中,信任的比重遠大於民望,中央愈見到有人發動宣傳攻勢捧薯片,便愈容易視此為死亡之吻。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林鄭的民望分數只低於薯片一個百分點,但大眾對她能力的評分卻比薯片高出十個百分點,這戰術已經失效了。

 

第三是盡情找機會嘲諷林鄭,希望激怒她後她會犯上錯誤,最好是大家互作攻擊,亂成一團。但林鄭與薯片都有修養,並沒有對罵,到目前為止,兩人之爭仍是君子之爭。

 

建制一票 胡官難求

 

倒是胡官的舉措使人意外。薯片取得建制35票,非建制125票後,便正式申請當候選人,不再拉提名票,這客觀後果分明是讓票予胡官。若薯片繼續拉票的話,胡官的提名票不可能暴增至180票,但胡官在別人仍在拉票時卻認為別人損人不利己。怎會得到這結論?不讓胡官入閘,薯片才有半線生機,讓他入閘則等同自殺,生死攸關,怎地損人不利己?胡官入閘對𠝹走林鄭的票全無作用,但卻可𠝹走薯片的票,此事彰彰明甚,胡官的意圖使人費解,或許他只是有興趣在這遊戲中玩得久一點而已。

 

薯片並非不懂算計之人,既然放胡官入閘會挫敗自己的選情,為何他肯這樣做?觀乎胡官在建制一票也拿不到,只要薯片肯在非建制中多爭取三四十票(而這可能做得到),胡官便根本無望入閘(除非建制故意放他入閘攪局),選舉變成兩位前司長的對決。我猜想,薯片應對形勢有充分了解,知道就算有所謂的暗票也離成功太遠,所以便無所謂了,反正贏不了,不如玩得格調高一點,以保身後之名,反正為了特首這份「衰工」付出一切,不值!

 

中央的態度及策略又如何?在回歸最初幾年,中央對港採用懷柔與放任政策,但效果不彰,自2003年以後每年都出現大示威。所以中央不再相信靠懷柔便可足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但中央同時也想保持「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想把香港視為敵人,所以團結大多數人的工作仍要做。按照中共的政治哲學邏輯,正確的策略是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港獨分子,我去年在京見張德江時,這訊息很清楚。

 

港獨與中央是敵我矛盾,中央也希望港人視港獨為敵我矛盾,至於某些非建制派,中央與他們的關係可能只被當作是對抗性矛盾,並未上升至敵我矛盾的層次,一般港人,則頂多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團結大多數人打擊港獨,需要一個懂得懷柔而且又「好打得」不是和稀泥的人,林鄭與薯片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但因為香港問題複雜,中央還是較為相信能力夠強做事夠堅決的林鄭。因此中央的策略便剩下替林鄭拉票一項,目標單一清楚。

 

上述分析只適用於通過選委會選特首這一特定環境。我們不妨作一假想,倘若年前的政改方案通過了,普選得以出現,情況會有何變化?

 

整個遊戲規則都會起改變。最重要的是在篩選後進入普選期間,民意再非諸多因素當中的一個,而是決定性的,我過去在本報曾指出,根據「中位投票人」(median voter)理論,參選人為了爭取最多人的支持,不得不把自己的施政方針放在較中間的政策光譜中,否則便無望當選。就算參選人都是「爛橙」,他們也無法迴避這規律。

 

但在小圈子選舉中,他們的光譜中位位置與數百萬人的位置不一定相同,這自然會對候選人的定位有影響。在提名篩選階段又有何變化?這要看篩選的具體機制如何設定,但每名成功被提名的人都要得半數以上的提委的支持,這意味著最終每名提委可提名多於一人。

 

無論如何,成為最後參選人所需跨過的門檻低於在現時機制下被選中當特首的門檻,不但薯片更有機會成為普選候選人,葉劉可能也有機會,但我相信在1200名提委中,胡官還是不夠票。如果是全民選出的特首,中央雖有最後任命權,但不接受結果的機會極微。

 

今次的競選過程有一鮮明特色,便是策略性投票並非暗地裏討論,而是大鑼大鼓的在進行。這其實等於參與者根本不相信民主制度的基本價值。我二十多年來沒有寫過十篇也有八篇的文章指出,根據經濟學中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無論投票機制如何設計,只要有多於兩位候選人,那麼投票者便必定有誘因進行策略性投票,亦即投票時不一定按照自己對各參選人的評價而投票。例如這次選舉中,有些人也許喜歡葉劉多於林鄭,或胡官多於薯片,但卻會投林鄭或薯片,最後選舉結果不一定能反映選委的真正民意。

 

任何選舉的結果都未必代表民意,民主制度的功能豈不有限?此定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兩位經濟學家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他們顯然是受到剛去世的阿羅(Kenneth Arrow)所證明的「不可能定理」所啟發。順帶一提,林行止兄上周大作中指出阿羅的定理十分深奧,不易明白,這是對的,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經濟學早已把阿羅的證明簡化到大學本科生也可明瞭的程度。

 

另行止兄提到阿羅的定理不但使人對民主機制的有效性存疑,其結果對自由市場機制的有效性一樣提出挑戰。此點我倒是不同意,在民主選舉中無論某人對候選人的態度有多強烈或多無所謂,他的影響也只是一票,與其他人無分別。投票機制不理會意見的強烈程度,票票一視同仁的局限正是證明阿羅「不可能定理」的關鍵。但在市場機制中,人人以付出金錢的多少來「投票」對某商品的喜好程度得到反映,因此阿羅的定理不適用,經濟學家由是相信市場機制比民主選舉更能準確反映民意。

 

(HKEJ 2017-3-2)

2/24/2017

曾蔭權案與七警案 (雷鼎鳴)


最近兩宗法庭的裁決牽動了不少香港人的心。先說曾蔭權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我認識曾蔭權二十多年,對他的政策不見得完全認同,也知道他多多少少帶有「醒目仔」的性格,不為某些人所喜,但若說他涉貪,我卻從不相信。他為人正直,對規章條例熟悉,一般也十分小心。對一個人的人格判斷,我相信要經長期交往觀察才可作出,否則容易造成不公。今次陪審團並未能對他有無收受利益達至一致的看法,曾被定罪的只是舉證門檻低得多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對陪審團這個觀點,我頗為疑惑。曾付出了市價租金租住東海花園(幾年前我問過也住在東海花園的張五常,曾蔭權所付的是否市價?他說是),這需不需要在行會申報?我覺得這是一灰色地帶,設身處地去想,我若在同一處境,恐怕也不知申報是否必須。

按法例而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立法原意雖好,但有時容易矯枉過正。這次法庭雖事前對陪審團作合理的指引,但最後仍需靠投票去判斷曾是否有違誠信。但事實的真假往往與投票無甚關係。大約十年前,我有一位認識數十年,在電台擔任公職的朋友因為看不過眼所在機構的低效率,不完全按既定條例去處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中間絕無涉及個人利益,但在法庭倒也被定罪,幸得緩刑,整件事使我大開眼界,不能不問這條例是否過於嚴苛。反觀近年在扶貧委員會中,雖然人人都一早簽了保密協議,但洩密依然頻仍,對我們開會造成頗大不便,但倒未見有洩密者被檢控,這又是否另外的一種不公?

條例似有過嚴 小心矯枉過正

另一個更牽動人心的案件,應是七警案。若孤立地問七警打人是否有過失並且違法,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若問兩年牢獄是否有根據,答案或許也是肯定的。但佔中及旺角暴動的涉案者不少仍未被檢控,就算有告上法庭,絕大多數也被輕判,不用坐牢。孤立地看這些判決,也許它們也有法理依據。但很多市民的困惑來自將兩種判決作比較︰為甚麼對執行任務維持治安時,被挑釁侮辱的警察要嚴刑峻法,但對掟磚暴徒卻心存仁厚,輕輕放過,只判社會服務令之類的?每件案件法官多多少少都有酌情權,可以手重可以手輕,法官中當然有很多都十分公正,但市民得到的印象卻是某些人似乎得到系統性手軟的對待,有些人卻剛好相反,香港的司法當局實有責任要作出交代。

李國能多年前曾說過,法庭不但要判決公正,而且要被大眾感知其為公正,否則公義很難彰顯。現在的情況是有不少市民將兩類案件的判決作出比較後,認為反差太大,對司法制度是否公正,有點失去信心,這對香港的法治權威性無疑是有損害的,其嚴重後果不應低估。

我從來都反對對別人作出侮辱性的言詞,也厭惡粗口,更不認同對個別法官辱罵。但現實是,很多市民,包括警隊在內都有司法制度未能彰顯公義的觀感,這應如何處理?

法庭或許不會把不同案件的判決作比較,但律政司應該把所有與近年佔中與旺暴相關案件的裁決結果及其理據作一系統性的比較,並公諸於世,方便市民查閱。這或可挽回市民對司法制度的部分信心,但也有可能更顯露出某些判決的系統性不公平,若是如此,有關當局應想辦法改進,而不是要處罰市民。

莫忽視背後危機

任何一個地方,倘若警察普遍地感到他們受不公平的對待,那麼整個社會都要面對嚴重的後果。劉進圖說法官不能被侮辱,因為他們沒法自辯,這種說法是對的,但同理,警察要服從啞忍的命令,一樣無法自辯,不引入辱警法便難以化解這問題。如果警察覺得忍無可忍,抱着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香港的治安會立現危機,受害的是整體市民,香港的執法、立法、司法當局不可對此後知後覺,光是下些指令要警隊變成聖人,恐怕有反效果。

話說回來,警隊也要警惕一事。我前些日子寫了幾篇有關美國社運煽動大師阿連斯基的反建制戰術,其核心要旨便是要激怒對手,使其失去冷靜作出錯誤判斷,從而向煽動者提供了攻擊的藉口。法庭早已判定曾健超侮辱警察,作為資深社工的曾建超似乎頗懂阿達斯基的戰術。警察的回應最好是用更多的資源去搜證檢控這些人,而不是留下把柄。

(Sky Post 2017-2-24)

2/17/2017

政策篩選與林鄭的財策 (雷鼎鳴)


我多年來都持有一種觀點,學者應盡量不直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但對別人或政府提出的政策,卻大可評論批判。此種取態絕非是說學者可坐在一旁說風涼話,而是基於社會分工與對認識論的尊重。


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是否可行,大都涉及社會中不同的制約及不同的專業知識,而各領域的學者對這些制約與知識的敏感度可以有重大差異,某政策在政治上可行,經濟學家卻可能指出這會造成經濟災難,另一些政策在經濟學上沒問題,但法律上卻可能是違法亂紀之舉。一項政策就算從某種學術領域看是可行,只要它是違反另外一種專業所熟悉的社會規律,政策的成功機會便很微。因此,我認為學者的主要功能是要做一個過濾器,據自己的專業知識,篩走一些行不通的政策,但要注意,過得了自己一關的,不等於一定可以過得了別的專業的篩選。


舉些例子。政府開倉派米,大放福利,社工界或認為可行,沒有甚麼行不通,但經濟學家卻會認為今天過量地用錢會造成財困,使到未來的窮人得不到救濟的機會。又例如,不少經濟學家會認為在選舉時容許買票賣票是天大好事,符合社會利益。假如我認為選出誰人當特首對我無關重要,但對你卻是生死攸關,那麼你出錢把我的票買走,符合物盡其用的資源有效配置原則。當然,我們也知道,從法律的角度看,賄選是可以坐牢的。


政策制定要平衡多種因素


由此看見,政策制定是考慮多種因素,並要作出平衡,只懂偏重一種因素而不及其餘的,往往是不成熟的表現。例如年前社會受到一些思想極端的人所騎劫,用民粹式口號「我要真普選」否定能使到數百萬市民都有選舉權的政改,不但連不少民主國家的有識之士都感錯愕,今天我們若是不滿僅約1,200人的選委才能投票,應同時也明白否定政改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特首參選人陸續提出政綱,當中包括其財經政策,我相信對這些政策,我們一樣要用上多角度的思維去篩選及評估。香港的財政政策一定要面對兩個制約,一是人口老化無可避免地在將來會帶來極為沉重的財政壓力,二是《基本法》〉107條規定政府量入為出,開支增長要與GDP增長相適應,這便確立了在開支上政府只可當小政府的原則。


在這兩種制約下,我們不能以為政府現在有九千多億儲備便可大肆用錢。這好比我們銀行戶口中有100萬,但卻明知明年有一筆200萬的必要開支,那麼我們自誇自己有多少存款豈不荒謬短視?


但這並不意味政府甚麼錢也不應用。政府開支有兩大類,一是消費性的開支,錢用了便沒有了,例如今天增加了福利開支,將來便沒有錢這樣幹了。二是投資性的開支,現在用了的錢可以帶來回報,對社會有好處,但要注意,政府也不一定可以因經濟增長而全部收回到對社會投資所作出的開支,因此政府時會選擇購買外國的債券等項目,因這些投資雖對本地社會無即時用處,但卻可為政府保本及增加收入,其進帳也可支持未來開支。


林鄭的教育政綱裏有一項是增加50億開支。對社會來說,這是一項好事,但對政府的預算,卻仍是一種壓力。在發達國家中,教育的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一般在4%以上,若套入香港,政府的教育開支應每年千億才達標,但201617年的教育經常性開支卻只得747億,所以增加了50億,其實仍未達標。但從此中我們已可見林鄭團隊的平衡之術︰增加教育開支對社會有利,但在人口老化會引致未來財赤壓力及《基本法》的制約下,先增加不算是大數目的50億可算是一種折衷,對社會有好處又不至於帶來財政災難。


減利得稅 8成納稅公司受惠


同理,減稅也對社會有好處,但對政府的財政一樣可帶來壓力。林鄭提出的對年利潤200萬元以下的企業只徵收10%的利得稅,而不是其他企業的16.5%,一樣是一種平衡。此點我們要算一算帳。



據政府公布的數字,香港共有1,149,000間註冊公司,其中只有9%有交稅,共交稅1381,而有交稅的公司中,79.1%的公司利潤在200萬元或以下,但這79.1%的公司所繳付的稅款,只佔利得稅總稅款的3.3%,即45.6億元左右(74.4%的利得稅由賺錢最多的1.8%的公司所繳付)。這79.1%的公司若稅率跌至10%,政府每年收入直接減少約18億元,也不是很大的一個數。評論政府理財的得失,除了看其利弊外,尚要看其規模的大小,18億不及政府收入的0.4%,但卻可使79.1%的有納稅公司得益,算是有規範的減稅方案了。至於這會否導致公司拆細,以求實現10%的優惠稅率,這倒非不可能,但規模或許不大
 

(Sky Post 2017-2-17)

2/10/2017

林鄭與鬍鬚的異同 (雷鼎鳴)


如無重大意外,本屆特首選舉應是林鄭與鬍鬚之爭,而又以林鄭佔了極大優勢。二人各有支持者,雙方或都有意誇大二人的不同,此點尤以鬍鬚的網民支持者為甚,他們要把林鄭妖魔化,用詞刻毒,但內容空洞,十分無聊,鬍鬚是君子,見此恐怕也會感到尷尬無奈。


我認識兩人都超過十年,吃過多少頓飯、開過多少次會,已記不清,我並不覺得二人有太大的差別,部分網民的態度,基於無知的發洩絕對大過基於理性。
當然世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選特首最重要的是看他們的政策及執行能力,性格、形象等等的重要性是低得多的。


在背景上,二人都可算是精英。鬍鬚在曼哈頓的史岱文森高中就讀過,此校是美國理工科的頂尖名校,且學生眾多,每年送入麻省理工或長春藤等名校的起碼有一、二百人,鬍鬚據說在班中屬於最高的10%,是高材生了,能進入麻省理工的當然是精英。但他見慣叻人,不易變成自戀,但對一些胡說八道的庸人意見,或許心中也會不耐煩。


政策思維接近 同屬公務員精英


林鄭就讀本港的聖方濟各,也是名校,我中學時便常到此女校蹓躂,識人無數。林鄭不但是Head Girl,而且年年考第一,會考據說是3A5B,當年只得極少數人能拿AB,其成績大約等於近年分數寬鬆得多的十優狀元,其分析能力不容置疑,我在會議中見過她的戰鬥格,其對問題與理據的掌握,容易使對手潰不成軍,引起某些人的忌恨倒是必然。


二人性格上雖有不同,但都做過三十多年的公務員,近年更是共同的主要決策官員,意識形態與認知分別不可能太大。


就政治任務而言,兩人都知道未來政改脫離不了8.31框架,而且23條要立法,二人都算是務實主義者,差別又大得到哪裏去?


在工作態度上,林鄭顯然是工作狂,或許還睡眠不足,與人多吹水一分鐘等於要睡少一分鐘,再加上其判斷力不錯,所以很少議而不決。此種傑出女性我認識不少,但近十年來世界各地都有反精英情緒滋長,女子精英更易引起別人眼紅。至於鬍鬚,有人說他很Hea,這個批評並不公道。他或許不如林鄭般拼搏,而他相信無為而治,有些事他不認為應該政府插手,看起來便是很多事都不願做,似乎懶散。


在經濟政策的取向上,我也看不到二人有甚麼根本性區別。二人都曾表明過相信自由經濟。在理財上,按照往績,鬍鬚有「守財奴」之稱,其實是等於他重視審慎理財。林鄭如何?公務員重視規則,她也視《基本法》107條為必須恪守的天條,我曾聽過她一次演說,核心內容是把政府開支控制在GDP20%以內,這與鬍鬚又會有多大差別?


經濟理念相似 均信奉自由主義


林鄭的經濟理念仍未詳細公布,鬍鬚則已有政綱。後者與歷年的財政預算案頗有相同之處。若按較新的部分,主要有三。第一,可推行負入息稅,即收入低的不但不用交稅,而且政府有錢派。此建議的好處是可鼓勵人民工作,不工作便拿不到這些補貼,缺點是政府財政壓力會增大,而且僱主可乘機減薪也不愁請不到人,因為減了的薪水最終可靠政府補回。這建議也新不到哪裏去,經濟大師佛利民多年前便提出過,林鄭當主席的扶貧委員會也推出過性質相同的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二人的分別又大得到哪裏去?


第二,鬍鬚建議利得稅搞累進制。其效果如何?要看累進的程度。但我不認為稅制能夠有大改動。香港近七成有交稅的企業,利潤不足100萬,它們所付的利得稅只佔利得稅總額四十分之一左右,微不足道,但1%的大企業卻負擔了近三份二的利得稅。小企業目前要付的利得稅本就不多,減免了它們,對大事無助益多少。增加了大企業的稅率,它們可將公司分拆為多個小公司,以求減低稅率,亦可以遠赴他鄉投資,不留香港。林鄭對此政策似是不置可否,只說過去討論多年也做不到。


獲得泛民捧場 令中央有了戒心


第三,林鄭提過政府可考慮善用儲備,投資在教育等對社會有利的項目上。按照經濟學準則,只要投資總成本的折現值低於預期社會效益的折現值,投資便是值得的。問題是政府找尋這些投資機會並不容易,成效較大的多是基建項目或教育。我相信鬍鬚對此也不會有重大的反對意見。


既然如此,為何不同人等對二人的態度又涇渭分別呢?中央過去對鬍鬚應信任,但泛民要捧他,而他又未有對此死亡之吻保持適當距離,所以中央便起戒心。中央顯然更信任林鄭,這從傳聞中政治局支持她已經清楚可見,亦印證了泛民圈子流傳的習近平另有人選的傳言是鬼話連篇。但從激進泛民的角度看,這也是一個死亡之吻。不過,既然泛民推翻了政改,中央對特首候選人的信任當然遠比泛民的信任來得重要,最後選舉結局已可預科

 

(Sky Post 2017-2-10)

2/07/2017

煽動家激化香港矛盾的戰術 (雷鼎鳴)


近年香港政治頗為動盪,社會撕裂,經濟發展很易因此而停滯不前。造成此種局面的根源,當然與社會中存在已久的深層次矛盾有關,不少評論人過去對這些矛盾亦早有分析,但我們若細看情由,倒也不難發現,除此以外,部分政客及媒體,往往也喜歡激化矛盾,無事變小事,小事則化大,使社會不得安寧。社會事態,仿似背後有一雙無形之手在操弄著,往往著一定的套路進行。

 

我不喜歡用陰謀論去分析事情,也相信絕大部分港人都不願看到香港陷入困局。但世界大事多變,我們也不是沒有看到過外國常有顛覆活動出現,弄至民不聊生。香港尚遠未發展至有如敘利亞、利比亞般地步,但我們也不應對一些近年常見的現象缺乏戒心。從現象推斷出潛在對手的策略,並加以提防,才是合理的做法。

 

社會運動的老手很多,但能夠將各種策略有系統地總結起來,並將之變為放諸四海皆可應用的法則之人,並不多見。在美國倒是曾有這樣的一個人物,他叫阿連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此人曾是希拉里大學畢業論文研究的題材,亦是奧巴馬在芝大法學院教書時的教材,也有人研究過奧巴馬在爭取上台時所用的戰術,發現他深受阿連斯基的影響。阿連斯基所著《激進派的法則:給現實主義激進派的務實入門手冊》(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及其他書籍,早已被國際上社會活動的組織者視為天書。由此可知,阿連斯基雖已去世多年,但他的思想是美國朝野中的「圈內」人士十分熟悉的。香港社會運動的煽動者就算不認識阿連斯基其人,亦應早已掌握其套路。

 

阿連斯基搞社會運動的目的是顛覆建制,其道德標準亦與常人不一樣:任何手段,只要是有利於達到顛覆建制目標的,便合乎道德。換言之,他是徹頭徹尾的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信徒,認為目的足可合理化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若要與他或他的信徒講仁義道德,或勸其不要不擇手段,是浪費時間之舉。

 

阿連斯基共列出十三條法則,法則以外,尚有總綱:進行煽動活動時,成敗準則應該用敵人的反應來量度,若敵人受到挑釁,深受刺激,從而失去冷靜,犯上錯誤,該次煽動任務便算成功。反之,若對手無動於衷,行動便算失敗。十三條法則比總綱來得具體,確有將政府從強變弱,甚至將其推翻掉的能力。

 

第一條法則開宗明義指出,鬥爭時你有多大的影響力,並不取決於你真正有多大的力量,而在於對手認為你的力量有多大。換言之,對手自己的反應才是根本性的。對付懂得阿連斯基心法的激進分子,招數也簡單,千萬不要被激怒,不要按照煽動者所希冀的路線圖作反應,這樣他們便只能徒呼奈何。

 

第二個法則是行動時,不要把自己的支持者置於陌生的經驗當中。若支持者發現形勢並非如過去設想般,很易會混亂起來,兵敗如山倒。例如去年兩名小學雞宣誓時的辱華事件,主事者脫離了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殊不知,出事時他們對社會的憤怒十分驚訝,不知如何應對,這正是他們犯了第二法則之忌。

 

第三是製造條件,使對手處於他們不熟悉的環境中。此法則與第二法則同一道理,混亂要施之於別人,而不是自己。

 

第四法則是要敵人完全按照其過去訂定的規章制度行事,稍有偏差便要吹毛求疵,小事化大攻擊對方。例如林鄭在街上給予了行乞者五百元,立時便有人上綱上線說其鼓勵違法,但我們大可預期,若林鄭對行乞者視而不見,她便會被說成是冷酷無情。在各種規章制度中找出攻擊借口實是容易不過之事,就算是宗教人士中的聖人,也要每天不斷為小過失而懺悔告解。對敵人可抱著酷吏般的挑剔態度,但對己方當然是寬容萬分。

 

第五法則可能被用得最多:最有力的武器是不斷嘲笑奚落對手。嘲笑的內容是否公平根本無關宏旨,煽動者的目的只是要激怒對方,從而使他們犯錯,攻擊的口實越不公平,越易引致對方動怒,符合策略。若是對方無犯錯誤,也可扭曲他們的言論,從而達到羞辱他們的目的。此種策略在網上極易找到,已不用舉例。

 

第六法則是所用戰術應是己方支持者樂於執行的,這樣有助提升士氣。大多數人對必會失敗的任務都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去執行,所以為了鼓動自己群眾的士氣,須把行動說成是成功在望。例如,「佔中」前的民調早已表明,大多數港人根本不相信「佔中」能使中央政府讓步,但「佔中」的主事者卻仍自欺欺人宣稱「佔中」是核彈,中央不能不讓步。他們的胡說是必須的,若不如此,可能開始時已潰不成軍。

 

第七是任何行動都不要拖得太久,否則反而成為累贅。我們回想一下,可記得「佔中」共拖了79天,到後期參與者的士氣幾已消耗殆盡,士無鬥志。不是主事者不明白此法則,而是參與者各有山頭,未必肯聽指揮。

 

第八是要用盡各種戰術與選項,千方百計找尋新借口去製造事端,使對手恆常地感到壓力。就算抗壓力高的人在不斷受攻擊的環境下,亦可能失去平衡冷靜,這便可成為被利用的機會。我們在香港可見到攻訐行動無日無之,但若以為大家都想休養生息,可能會是一大誤會。樹欲靜而風不息,就算大多數人想社會和諧,但不斷製造事端正是少數社會煽動家的重要法則,他們不會停止,否則他們便無存在的價值。

 

第九是尚未發生的潛在威脅比已發生的更有威嚇力。有時這些煽動者會虛張聲勢,例如他們會自吹「港獨」可與廣東廣西結盟,一起各自「獨立」,但當然牛皮吹得太大也會沒人相信,反成笑柄。

 

第十是設計具體行動時要審視其能否起到不斷向對手施壓的效用。

 

第十一是表面負面的行動若推動得宜,有時可得正面效果。有時扮弱勢宣稱自己是受害者,以博取同情也可能是有效的招數。所謂「和平佔中」,口號上的確比「暴力佔中」來得動聽,但其損害港人利益的本質卻未有改變。去年旺角的暴動,更顯露出有些人的本心究竟是什麼。推動「港獨」的人做事過了火,不懂執行此法則,未必為更有經驗的煽動者所喜。

 

第十二是煽動者在攻擊別人時也應準備一些後備方案,否則對方若提議「你們既有這麼多意見,怎麼不提出一個可行方案來考慮」,煽動一方便會陷於被動。不過,煽動者提的方案根本不需要有可行性,提出來是為延長施壓時間。例如,在退休保障方案上,反對派所提的方案在財政上完全經不起考驗,政府難以接受,遑論推行,但有行不通的方案提出已可拖延施壓的時間,目的已達。

 

第十三條法則十分重要。要先選擇一個攻擊對象,但這不能是抽象的觀念或組織,必須是一個人物。把一個人物妖魔化後更能動員支持者。梁振英不參選特首,反對派頓失重心,所以急速調整,把污水都潑向林鄭是必然之事。曾財爺不是反對派,他之所以被捧高,目的只是用以貶低林鄭,倘若曾財爺當選特首,也會迅速成為新的攻擊對象。

 

此十三項法則十分凌厲,在美國的社會運動中已被檢驗過,香港反對派或幕後高手也玩得成熟,但阿連斯基的法則卻絕非沒有破綻,美國亦有人著書闡述破解之法。對港人而言,冷靜不被激怒,便是最重要的回應。今次特首選舉最能保持君子之爭態度的,則更可能是真正愛國之人。
 
 
(TKP 2017-2-7)

2/03/2017

選戰中的退保爭議 (雷鼎鳴)


上周日林鄭在電視節目中被問到為何反對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回應說是基於有關的公共理財數據,而這些數據是「財政司司長那邊說給我們聽」。曾俊華隨即表示奇怪,說自己未計過這些數。


二人的隔空交鋒其實都涉及一個工作小組及一個委員會的工作。2013年時任財爺的曾俊華成立了一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負責評估未來三十年左右主要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公共財政壓力,20143月出了第一份報告後,曾再命該小組根據第一份報告的結論研究方案,以紓緩此等壓力,林鄭所提到的數據,應主要是根據這份報告。至於委員會,當然是負責研究退休保障的「扶貧委員會」。


除了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外,我是香港唯一「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及「扶貧委員會」都有參與過的成員,所以我認為自己有資格評論此事。


長者人口續增 影響盈餘兼政府欠債


曾俊華並沒有說謊,但他的回應過於滑溜,不夠完整。沒錯,工作小組並沒有算過一旦採用不論貧富都有錢可領的退保福利,所會帶來的財政壓力,但即使沒有這額外開支,工作小組的報告已顯示出未來幾年政府雖仍會有盈餘,但當長者人口無可避免地繼續增長後,不但盈餘消失,連已儲起的財政儲備也會迅速消耗怠盡,政府進而欠下巨債。至於欠債多少,要視乎政府是否可以及早控制開支,倘若政府對此問題視若無睹,在最壞的情況下,到了2042年欠債可高達近11萬億港元,大約等於到時一年半的GDP,但若政府早作準備,控制開支,則欠債會大幅收減。這份報告在政府的網站容易找到。


既然有了這份報告的推算作基礎,而林鄭又曾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主席(我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她當然明白人口老化及其帶來的財政壓力非同小可,若再加推一項龐大的不論貧富的退休福利計劃,怎可能不使政府的財政推向更深的困局?換言之,林鄭根據財政司司長成立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所推算的數字而得出,不能搞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這一結論,合乎邏輯合乎理財常識,沒有理由要感到奇怪。


未來開支龐大 不加稅何來財政盈餘


嚴格來說,有兩個例外的情況可以使到搞不論貧富退保而又不用增加財政壓力。第一是政府加稅去抵銷退保所帶來的額外開支。但這樣,香港幾乎必然會觸犯《基本法》第107條量入為出及政府開支要與GDP增長互相適應,而不論貧富的退保將來每年開支近千億港元,若加稅的話,比例不在小數。


第二是不論貧富的退保可做到自給自足,不用增加政府的財政壓力。曾有一些以社工為主的學者弄出一個方案,說到了2064年其方案仍可有千餘億的結餘。但公共理財從來不是社工的專長,我去年531日在友報寫了篇長文「為何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不可行」,詳細分析此方案的假設根本不成立,若我們糾正了其假設,該方案到了2064年可能帶來3.4萬億的欠債(以2015年價格計算),而不是有甚麼盈餘。


既然這兩種情況都不存在,不論貧富的退保與人口老化帶來的醫療等等龐大開支若是雙劍合璧,則香港的財政困局不問可知。扶貧委員會開會時的討論內容,我們都簽了保密協議,所以我不能談及任何細節,但我仍可指出,有關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該委員會就各種細節作出過長時間的討論,政府的經濟顧問亦帶領過她的團隊作出過多項技術上的推算,這些專業推算雖由來自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技術官員進行,但財政司司長本人沒有跟進他的下屬在扶貧委員會的工作,是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


曾俊華早已接納工作小組的分析,應深明香港的財政問題,連林鄭這被某些人(可能錯誤地)認為是福利主義者的人,也知不論貧富的退保不可行,我更不相信曾俊華會誠實地認同此方案。在選舉的競爭中大家為了爭選票,說話不太準確並不出奇,但若大家將選舉視為君子之爭,那麼可減低對社會及公務員的撕裂,有利香港長治久安

 

(Sky Post 2017-2-3)

2/02/2017

特首選情與阿連斯基法則 (雷鼎鳴)


特首選情雖尚未進人直路衝刺階段,但形勢已初步明朗。胡官就算夠票入閘,起的作用也只是𠝹走薯片的票,當選的機會低於千分之一。葉劉有實力,中央也信任,但時也命也,若有150票提名,或會分薄林鄭月娥的部分票源,特首之位恐也只是擦身而過。最後林鄭與薯片仍是真正的主角,但我相信林鄭勝出的機會大得多。非建制的300多票加上部分地產商的票不足以阻擋她的當選。

 

未來選舉的結果,不少人應已心裏有數,但選舉過程與香港能否長治久安,仍有不少變數。要分析與預示選情,我們要先確立幾點認知:

 

【認知一】

 

中央已闡明當特首的4個條件,即要愛國愛港、中央信任、管治能力、港人擁護。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這4個條件十分合理,但世上無完人,哪一個條件的比重較高,卻值得我們留意。假若年多前的政改能夠通過,港人可以自行投票,那麼民間的認受性自然十分重要,但現時是1194名選委投票,中央的信任卻變成是成敗的關鍵,不搞通這點,選舉工程的成效也只是鏡花水月。

 

【認知二】

 

林鄭本來不願出選,後來改變主意,局面便完全不一樣。我完全相信林鄭在梁振英決定不參選前的確沒計劃出選。此說有何根據?

 

我認識林鄭,也曾直接問過她,但她的身份使她不便回答這問題。其實,就算她答「不會出選」,這也無甚參考價值,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從我信任的而又是她的密友圈中探聽,我從前得到的印象是她不會出選。當特首顯然會使到她不能有正常人的家庭生活,犧牲甚大。我們要注意,十多年前為了與她家中的一個男人及兩個男孩在一起,她寧願在官階上降了一級也去了英國,可見她重視家庭。

 

更明顯的是,在宣布參選前她並無進行過為自己鋪路的參選工程,起步慢便會吃虧。在宣布參選後的開始階段,其選舉工程也使人有倉卒之感,林鄭在政府為官多年,若一早有打算,不會如此無規劃。不過,我亦深信,一直都有人向她勸進,所以她若有過猶豫,不用奇怪。

 

【認知三】

 

若梁振英參選,林鄭自然不出,局面會是梁振英、葉劉與薯片之爭。CY未必夠150票入閘,葉劉在選委中很可能有不少反對者,薯片勝出的機會很大。不少人懷疑中央會否信任薯片,我相信此種信任是存在的,但在不同時候其程度卻不一。薯片本非CY馬房中人,為何在2012年可連任財爺?這顯然是中央支持之故。從管治權術的角度看,財爺有理財經驗,中央則把香港視為經濟城市,留下他既可較能守護到特區的錢,又可起到人事平衡的作用,所以他留任順理成章。至於說他Hea,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公平的批評。薯片傾向自由經濟,此種信念的最高境界是垂拱而治,無為而治,政府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讓市場自己解決問題,所以貌似Hea是必然的。但邏輯上而言,某人若是很Hea,卻不一定等於他有無為而治的理念(無為也先要建立到一些機制才可放心無為),可能某人是真正懶散的也說不定。

 

我估計中央對CY、葉劉、薯片3人相爭的局面並不喜歡,因這容易變成混戰,在建制派中也會造成分裂。但更大的問題或許是中央在後期對薯片的信任程度不及從前。何以見得?香港的非建制派在ABC的階段時(即集中火力反CY時),屢屢對薯片暗送秋波。這雖可被看成是「死亡之吻」,但本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薯片肯與他們保持距離便可,反正薯片本人也很難歸類為泛民或非建制。不過,薯片可能也有苦自己知,若林鄭不出,他勝算較大時,不用靠非建制的票也可能勉強勝出,現時則難矣哉。這樣便迫使他墮入一困局,若肯簽名正式接受非建制的提名,他便會使中央對他的戒心大增,但若不接受,未必夠票入閘,遑論最後勝出。在利害關頭下,他接受的機會很大,所以最後是他與林鄭之爭,但容易輸掉。

 

【認知四】

 

林鄭與薯片之間的分別可能被誇大。我認識薯片與林鄭都有多年,交往也算不少,與薯片的多半是在飯局及預算案的諮詢中,與林鄭則多在長遠人口策略督導委員會及扶貧委員會的會議中,兩人誰當選,我個人都覺可以接受。其實兩人出身背景差別不大,長期都是公務員,意識形態與理財哲學不能說完全一致,但差別並非根本性,正如上文說過,薯片並非泛民或非建制,林鄭也絕非福利主義者,在一些會議中我見到她多次與一些免費午餐派對撼,印象深刻。她制定的貧窮線我不認同,但其應用之處主要在於量度有多少人脫貧,而非完全據此而派發福利,破壞力便大不到哪裏去。若然她的「新」理財哲學是根據《基本法》107條把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限制在足夠低的百分比,那麼此種哲學與過去其實無大分別。當然兩人的風格與性格都大有不同,但我並不很重視這些。

 

【認知五】

 

CY的路線一直得到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支持。我們不要忘記,在佔中後期,習近平會見過CY,並有「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兩句相贈,香港雖有人力圖貶低此兩句的含義,但習近平所表明的態度卻是清楚不過的,他也無必要誤導人民。林鄭與薯片都是CY任內政策的主要制訂者,與現任政府的路線都同樣脫不了關係。坊間對哪位領導人支持哪位競選者的種種傳說,我認為是一派胡言的居多。以現代資訊的發達,向習近平謊報軍情,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

 

【認知六】

 

中央希望特首能高票當選。某政壇高人告訴我,董老曾兩次約見薯片,勸他退選。我不知此事真偽,但類似活動應該有出現過。為何如此?一是怕分散選票,致當選人難以得到高票,二是怕兩人之爭會分裂建制與公務員,不利將來的管治,所以中央希望票都盡量集中到更獲信任的林鄭身上。

 

去年9月,我與一些學術界朋友曾建議中央不要表態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後來中央亦的確沒有明顯的表態支持誰,我們對此也頗感高興。但近月的一些動作應已暗含撐林鄭的成分,公布河套及故宮文化博物館事宜的時間,可以被視為某種隱晦的表態。

 

香港的非建制或反對派其實早已明白此點,所以在CY不再成為攻擊的標靶後,矛頭突然都集中在林鄭身上。其實若是薯片當選,不出3個月他也一定會成為新的標靶。為何如此,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反對派近幾年來不斷使用的策略。以下所說,反對派的附和者不一定都懂,但背後發功的高人應是心知肚明的。

 

13項戰術

 

近日冒起的評論界新星盧安迪小友在本報的專欄中提到阿連斯基(Saul Alinsky, 1909-1972)其人其書,這的確是了解近年香港反對派套路的關鍵。阿連斯基是位馬克思主義者,是美國社區組織運動理論與實踐的大師,在芝加哥大學畢業,曾在芝加哥煽動過多次社區運動,亦曾將其經驗歸納為13項戰術法則,並出版了幾本書去討論這些戰術,其中最重要的是《激進者的法則》(Rules for Radicals)。希拉莉大學畢業時的畢業論文便是研究阿連斯基的模型,奧巴馬亦深受阿連斯基的影響,不但在芝大教書時教過他的理論,在競選總統時所用的策略亦多處有阿連斯基的影子,2012年有位叫Jeff Hedgpeth的作者寫了本書詳細列出奧巴馬與阿連斯基的關係。

 

阿連斯基的13項戰術十分厲害,他的著作早已被激進分子視為天書,奧巴馬贏得大選得益於此甚大。篇幅所限,我只能簡介其部分內容,讀者可自行找來他的書,並判斷香港的反對派受他或美國民主黨的戰術影響有多大。13項具体戰術以外,阿連斯基煽動激進運動的心法尚有兩條:一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某種策略是否合乎道德,完全取決於它能否有助於打倒對方;二是任何行動的有效性,量度標準是敵方是否被刺激到失去冷靜,作出對其自身不利的反應。例如,他可以組織100名大漢,吃飽了焗豆後到音樂廳假裝聽古典音樂演奏,在音樂會中這100人不斷放屁,以騷擾其他在聽音樂的有產階級,從而沒有違法地激怒他們,使他們失去冷靜,犯上錯誤。你要講道理去說服這些人?浪費時間!他們的目的是鬥爭,要贏,但不是在口舌辯論中勝利。

 

13條法則其中一條是可用盡一切方法製造話題——哪怕都是無聊與胡搞的——去嘲諷、奚落對方。這些嘲諷是否公平完全不是問題,愈是不公愈容易激怒對方,使他們犯錯。記著:他們的目的是要引導對方作出某種他們預料中的反應,若某種嘲諷戰術不生效,對方反應平常,他們便要再找材料重玩此招。林鄭買不到廁紙,對日理萬機無暇顧及日常個人生活的人來說,本是使人欣賞的事,但當然落在要打倒林鄭的人手上,會被扭曲為另一回事,林鄭回應說自己對私事素來很「論盡」,算是破解了此招。

 

13項有一項是要使自己的群眾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很開心。要做到此點便要使自己的群眾,即被煽動者,相信自己的行動是有效的、成功的。在佔中前的民調早已說明,絕大多數港人並不相信佔中會使中央讓步,但佔中的主事人仍自欺欺人,大肆宣揚中央會受壓讓步;事後證明,大多數港人的判斷比這些人更準確。他們若不這樣做,會害怕自己的群眾失去士氣。

 

同理,今次選舉雖然林鄭贏面高得多,但某些人總會杜撰出種種論述,說林鄭是梁振英路線的延續(此點便已大有不盡不實之處),而且習近平另有打算,不支持這條路線云云。我不知道這些平日極端反共的人為何可突然視習近平為英明神武而臉不紅氣不喘,但卻可知從近日各建制選委的取向看來,此種以虛假論述為自己打氣使自己快樂的策咯已走到近盡頭了。

 

不要以為林鄭的公關團隊化解了一些攻擊後便沒事可幹。阿連斯基法則的一個重點是要持續施壓,使對方終於出錯。各種攻擊一定會繼續下去,直到林鄭選不上或離任為止。此點對薯片一樣適用,除非他對非建制言聽計從(這不可能),否則就算是他當特首,蜜月期斷過不了3個月。

 

阿連斯基13條中的最後一條是,攻擊的對象一定是一個個人,而不是一個團體、抽象的組織、或抽象的概念。攻擊時一旦鎖定了一個人,便不能放過他。攻擊梁振英路線容易引來多種使人分心的討論,不智,所以戰術上一定把路線化為梁振英本人。現在梁這個標靶已無效,所以全部火力要集中在林鄭身上。

 

阿連斯基的戰術其實與厚黑學無大分別,只要研究過其策略,反制之道也頗多,上述Hedgpeth的著作中便列有應對之道20條,但前提是他們去低,我們去高(They go low, we go high),不能不擇手段。在這裏對林鄭團隊及薯片團隊都作個簡單提醒:競選中擦出點火藥味在所難免,但雙方都應把此次選舉保持為君子之爭。任何動怒都會墮入某些幕後高手的算計之中,而且容易分化公務員隊伍,不利日後的管治。這些幕後高手也知道他們並無足夠能量改變選舉結果,他們要的只是及早弱化未來的特首,使其不能有效管治而已。

 
(HKEJ 2017-2-2)

1/27/2017

今屆達沃斯是歷史轉捩點 (雷鼎鳴)


每年一月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叫達沃斯(Davos)的小鎮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已成國際政經界的一件年度大事,上周所舉行的論壇將來更可能被歷史學家當作是21世紀國際實力變化的一個里程碑。這次美國沒有總統或候任總統參與,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出席發表了主題演講,內容視野恢宏,其主張正是主流經濟學界二百多年來的核心思想,我不可能不支持。


習近平的演說顯然是針對特朗普及部分歐洲國家所出現的保護主義思潮而來。他開宗明義引用狄更斯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後的世界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經濟全球化曾被視為《一千零一夜》的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則有人認為是潘多拉的盒子。他指出,世界經濟大海是迴避不了的,要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中國當年加入WTO也有過忐忑,但中國敢於到大海中去經風浪,雖然嗆過水,遇過漩渦,但終於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中國勤勞的人民流血流汗數十年才換回今日傲視全球的成果,七億多人脫了貧,全球經濟30%的增長來自中國。


世界融合不可擋 全球化助脫貧


習的演講稿在網上容易找到,讀者找來一讀,當可用此第一手的資料自行判斷國家領導人的價值觀及其政策。習近平演說之大受歡迎,自然與曾領導世界的美國在經濟上開始退縮走向鎖國之路有關,世界的有識之士,大都明白經濟全球化及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人類帶來的好處;也會認同習所說的,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怎會不對特朗普等人的「美國優先」口號憂心如焚?論壇的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在演說後正確指出,世界正在轉向一個中國領袖,從他處得到信心、穩定及對世界貿易的捍衞。中國不但早已成為世上第一貿易大國,在特朗普孤立主義的陰影下,各國可能會逐漸放棄把美國視為精神領袖,起碼在貿易界,新一代的領袖已然冒起,中國是也!


經濟全球化無疑為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正如我過去一再指出,得益者主要是世界中七成多的人口,在發達國家中的資本家也有不少獲得巨利,但不少人卻沒有得到多少好處。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發達地區,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民收入都有急劇增長,正如上文所提到,脫貧的人起碼也有七億多。但我們若不解決發達地區的得益包容性問題,亦即未有使在這些地區大多數人得益的問題,那麼經濟全球化所要繼續走的道路,一定會滿途荊棘。


阿里巴巴的馬雲前些時見過特朗普,在達沃斯也接受了一次30分鐘的英語訪問,其錄影可在youtube找到。馬雲確是天才,他過去對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貢獻是用他創建的網購平台,重新塑造出一整套高效率的、公平的市場秩序,只要有公司賣假貨或行騙,就可能迅速地受到懲罰。馬雲現在把賣假貨視為犯罪,法律就算懲罰不了這些罪犯,阿里巴巴的平台卻有可能懲罰到,雖然罪惡不會完全消失。馬雲今次的演講卻觸及另一重要問題,即如何增強得益包容性,發人深省。


銷售網購平民化 中小企業受惠


他比較了亞馬遜與阿里巴巴兩種截然不同的營運模式,前者是建立一個帝國,它有能力售賣的,它都會自己賣,若它成功,它會造就多一名超級富豪。阿里巴巴卻是把銷售網平民化,幫助着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成為高效的銷售者,讓這些小經營者慢慢地變為企業家。以成績而論,亞馬遜不少商品已可在幾小時之內送到購買者手中,阿里巴巴的淘寶網等也可在不少城市同樣做得到。但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在經濟全球化中只有少數人得益,沒有好好解決包容性問題,但馬雲的策略卻能更為有效。阿里巴巴成功,不但馬雲成為巨富,千千萬萬依附它而生存的中小企業家同樣賺到錢。難怪在內地的一些農村中,馬雲竟被一些人視為財神而拜!


今屆達沃斯會議中,除了陳繁昌校長外,科大經濟系尚有兩位舊同事林毅夫與李稻葵有參加。他們在科大多年,回到北大清華後發揮出巨大作用,可見我系在招聘時目光如炬,懂得辨識人才。對港人而言,達沃斯發表達出顯揚的精神,正是我們需要重視的,習近平引用紅十字會創辦人杜楠的名言值得我們記着︰「真正的敵人不是我們的鄰國,而是飢餓、貧窮、無知、迷信和偏見」。

 

(Sky Post 201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