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GDP 與人口關係怎拆解 (雷鼎鳴 )

何漢權校長主理的「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了一個有多所中小學參與的歷史比賽，其頒獎典禮找我去作一個演講，給我的題目有點嚇人，「漢朝到今天中國GDP的故事」。

最初「口輕輕」的答應了，到準備時才知道要做大量的功課才可應付，但想到香港學生的歷史知識長期有虧欠，辛苦一點也是義不容辭。

這題目涉及的儼然是一份中國經濟通史，甚至是世界經濟通史。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面對的聽眾雖有何漢權、丁新豹等歷史學家，但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所以我只能採納較簡單的架構，突出GDP與人口、生產力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去年人均GDP 為1952年89倍

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綫，接着代表GDP的曲綫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綫。

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

這裏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

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中，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

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

食物產量增 人口與GDP拾級升

這裏要提一提印度。她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她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她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她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

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二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二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

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着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

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她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1022）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土地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

現代人均GDP猛升 生育率卻降

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上升。為甚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6)

  

未來世界貿易體制 還靠中國重建 (雷鼎鳴)

 

世界已進入歷史上的動盪期。烏克蘭與中東的戰火未熄，涉及多個國家的貿易戰沒完沒了；中美雙方針鋒相對，大搞合縱連橫。為何世界經歷過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幾十年繁榮後，會出現此等逆流？若要窮究其原因，我們可在全球化三個階段的發展中找尋。

全球化1.0：互相貿易 互通有無

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我或可稱之為「全球化1.0」，大約始於80年代初。那時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但美國已視其為威脅，正磨刀霍霍計劃把她打下去。而中國剛推動改革開放，這意味着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會參與國際生產與貿易，一波又一波海量的勞動密集產品進入市場，徹底改變舊有的國際分工格局。

這本是經典的自由貿易，發達的國家在技術及資本上有比較優勢，會偏向生產技術密集或資本密集產品；勞動力充沛的窮國則生產勞動密集產品。兩類國家互相貿易，互通有無，大家都互相倚靠，紛爭有望減少。美國雖有暗算中國，但她從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中得益甚大，表面上她與中國的關係亦處於黃金期。

也許在90年代開始，世界悄然進入了「全球化2.0」。因為貿易帶來了分工，分工得愈細，生產力便愈進步。逐漸分工變成不光是你造某某產品，我造另一些，而是同一產品的製造，可分為多個過程及多種元件。一所公司或甚至一個國家，只專注它要負責的那個過程或元件，另會有人將這些過程及元件一環一環的連接起來變成最終的產品。一個例子是蘋果手機，它的元件是多個國家製造，最後在中國裝機。

全球化2.0：貿易分工 爭話語權

「全球化2.0」是更徹底的貿易分工安排。國與國之間變得更互相依存，某一個生產環節出了問題，整個產品便沒有了。此種破壞力大於1.0的貿易，在之前的階段，某國若不再生產某種商品，大家買別的便是；但在2.0，一個國家不再合作，整個供應鏈可能便斷裂，很多產品都生產不了，後果嚴重。正因如此，負責生產鏈任何一環節的國家或企業，理論上都擁有某種壟斷力量，只要它不高興，不玩了，供應鏈涉及的其他國家都會受到牽連。

實際上，此種壟斷性的影響力並非存在於所有國家，只有掌握技术上最難以被複製的環節的國家才有壟斷力。一般的國家就算脫離了國際貿易體系，另外的國家只要稍花時間便可掌握其生產技能，她們並非無可替代，話語權有限。反之，像美國此等既擁有多種專利，其技術也不易複製，便有誘因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對其他國家說三道四，要其聽從自己指揮，或利用壟斷地位提高自己的利潤。

全球化3.0：美掀貿戰 胡亂制裁

全球化本來便是要使到各國互相依存，從而達到共贏及和平的目的。但一旦有國家破壞了互信，像美國般搞起貿易戰，胡亂制裁別人，那麼這個體制便要面對極大的挑戰，全球化進入3.0的階段。某些國家就算只有一次行使自己的壟斷力，別國對她的信任度便會劇減，怕再次被其卡脖子。

在此氛圍下，大家惟有走逆全球化的老路，減少分工，自力更生，不再倚靠別人。大家都浪費資源，發明別人早已發明過的東西，或做自己不擅長的工作，全球生產力都會下降，隨時可導致世界級的大衰退，全球都是輸家。不過，為了不被別人卡脖子，又都不得不投放大量資源做自己本來不擅長之事。

一個典型的案例，正是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她眼見中國升勢如虹，害怕自己掌握的某些科技霸權終會消失，所以要拼命阻止中國科技的進步。但她似乎忘記了兩點：第一、中國在供應鏈環節上，一樣有實力卡美國脖子，例如美國若無中國無人飛機供應或買不到中國造的抗生素，則美國經濟及民生都會受到重大困擾。現在美國不敢再阻止美國各界別的人買中國無人機，但中國反而說她會對無人機出口進行管制了。第二、中國投放在教育及科研上資源增加，人才也己已累積起來，美國的某些領先技術也不能領先多久了。中國這頭睡獅被美國的政客吵醒了，這些政客殊為愚蠢。

華打造新體制 防卡脖子建互信

本來世貿組織（WTO）的成立，便是要維護自由貿易，不容許有些國家胡亂強加關稅或出口管制打貿易戰。在全球化1.0和2.0過程中也曾起過貢獻。但是，事實證明，美國為了維護霸權，完全可以把WTO的規則置之不顧。發動貿易戰，顯然違反WTO規則，但美國連WTO的仲裁法官，她也阻礙委任，使到這組織形同虛設。

二十大三中全會的公報提到中國要繼續開放，發展新質生產力，大搞市場經濟。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其非國企如華為、阿里巴巴 （09988） 、騰訊（00700） 、比亚迪（1211） 等，科技進步巨大，亦會是未來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創造者。中國要解決的，是如何在全球化3.0中建立一個新的國內體制與國際體制，防止互卡脖子，重建互信。這是世紀級的挑戰。

(香港經濟日報 2024-8-30)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港如何搶人才？(雷鼎鳴)

上周談到現時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從海外回流的海歸，已多於出國留學的人數。香港是否也如此，未知。從戰略考慮，內地與香港都要發展高新科技，這便必然需要大量高質人才。究竟我們需要甚麼人才？如何可吸引更多人才？這是內地與香港經濟未來發展必須回答的問題。

就以人工智能（AI）作為高新科技的代表，利用它思考起來，又快又準，百分百冷靜。AI在圍棋這一人類最複雜的遊戲中，能戰勝任何棋王，已證明在不少領域，AI確是比人類更有能力。用上了它，我們可迅速找到最優的商業決策。打仗時，可以小博大，用最低成本取得最大勝利。它可以為我們創造的價值，無窮無盡，它需要的人才，也很具代表性。

AI創造價值無窮 港宜吸AI精英

近日網上瘋傳一段視頻，是Google前行政總裁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史丹福大學與師生交流的非公開答問。這次答問全程被直播並錄影下來，但他似不知情，講得很率直，也揭示了不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據說，當他後來知道在直播時十分不安。視頻有不少版本，但不斷被史丹福校方下架。我看到較詳盡的是一個微信版本，其中部分內容對找甚麼人才很有啟發作用。

施密特指出，大公司搞AI，都沒有成功；而成功的，倒是起步低微的小公司。為何這樣？大公司福利好，重視員工的「工作與生活平衡」。但施密特認為，時間勝於一切，如此的工作態度不會搞得出名堂，一定要玩命般工作才有成功的可能。而有成功潛質的小企業，其創業人常會高壓驅使員工工作，這些創業人都有堅強的意志及好勝心，他們找來的人也應有同樣的心理素質。

從國家的層面去看，施密特認為只有美國和中國有資格一較高低，歐洲已然失敗出局。但他又相信美國的贏面大得多，因為美國政府與市場都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在加速跑；中國則受制裁，舉步不順。原來發展AI要耗用大量電力，美國也不足夠，但鄰國加拿大有水力發電，可支持美國。

施密特本人高度參與美國政府制定AI的政策，為美國自吹自擂並不奇怪。他判斷的另一因素是認為中國的AI人才還在外流，而美國則教育制度良好，又能借用加拿大與印度的人才。他很欣賞台積電的一項政策，原來此公司規定剛取得物理博士的員工都要在地牢工作，以便磨練他們。

AI專才特質 戰鬥意志不受約束

施密特的人才觀值得重視，但除了要找尋願意苦幹、有戰鬥意志的人才外，他還喜歡不受成規約束的人。他認為TikTok一定會被禁，一旦如此，他鼓勵美國的年輕人可迅速把TikTok抄襲過來自己發展使用。若賺到錢，可用這些錢來化解侵犯專利權的官司。抄襲中國？美國人似不會介意。

按照施密特所要求的「理想」創業者與員工，中國其實形勢大好，拋離美國幾條街。中國工程師遠多於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和，社會中雖有人要躺平，不肯再追求卓越，但願意早上7點上班，晚上11點下班的，大有人在。美國剛好相反，「生活工作平衡」的要求，深入新一代年輕人的思維。不過，美國社會有吸引外來人才的能力，中國這方面有所不及。但美國政客愚蠢，把華裔學者都看成是間諜，助長了他們回流祖國，我倒是看不到美國在培養施密特所稱許的人才上比中國有優勢。

如何把外留人才吸引回來？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在創新科技上，內地與香港不少領域仍處起步階段，要建立一有效的生態系統才能使人才知道在此地可以有所作為，將來會產生巨大貢獻。找尋有眼光的領軍人物十分重要，一分錢一分貨，香港的薪酬太低了。在矽谷，名校博士畢業並做過博士後的初級中級科技人才，第一年薪酬連股權，等閒在200萬港元以上，工作了幾年後，300萬、400萬的十分常見。香港頗為不及，更遑論內地。

吸AI人才 世界級報酬至關重要

人才物有所值，看看英偉達（Nvidia）此類企業便知，幾年內其市值增長2萬億、3萬億美元，等於GDP的十分之一，這要歸功於創造此等財富的科技人才。

華為如此成功，與其世界級的報酬制度密不可分。營造一個尊重科技尊重人才的氛圍，至關重要。

以近月港大校長與校監互相搏鬥為例，社會應站在哪一邊？從推動香港締建科技基地的目標出發，肯定要站在科學家一邊。此乃政府發放偏幫科技界訊號的良機，不應錯過。

(香港經濟日報 2024-8-23)

  

科技人才爭奪戰 應向美國搶精英 (雷鼎鳴)

 

香港經濟要斬斷窮根，須發展高新科技。中美兩國進入世紀之爭，關鍵戰場也在於高新科技誰人領先。高新科技生產鏈最核心的環節不但是人才，更是要領軍人才。人才哪裏尋？

對香港而言，除了自己培训外，可以從內地輸入，這雖無可避免，但並非最上策，因為這等於把家人的飯搶過來自己吃，內地也是殷切需要人才的。更好的方法是盯着歐美的人才，尤其是美國的華裔科學家或工程師。此等人才數量質量俱高，且可使中美科技領導地位的天秤向中方傾側。

美政客愚蠢 視華裔科學家為間諜

這本來是很難達到的目標。多年以來，內地教育界一直有埋怨，讀過北大清華的尖子，怎麼最後都到了美國工作？但此事近年頗有轉機，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及科技發展迅速，慢慢形成了對科技人員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美國不少政客十分愚蠢，不但不明白華裔理工科人才對美國科技界所起的關鍵作用，還有人把所有華裔科學家工程師視作間諜，要趕絕之而後快。

這些政客是美國自己的禍國分子，香港也曾有人散布華裔科學家都是間諜的說法，他們雖然仇中，但實則上是幫了中國的忙，且害了美國。秦相李斯有篇名著《諫逐客書》，內文正是勸秦王不要聽一些秦國貴族的讒言，他們因為眼紅，要把各國走到秦國的人才食客驅逐出境，而李斯指出，秦國打仗，都是為了搶來財寶美女，而人才正是最貴重的財寶，如何能驅之？看來美國今天愚蠢的政客智慧遠不及二千多年前的李斯！

要從美國手中搶回人才，雖然得到該地政客的助力，但仍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們要掌握一些實況與數據，才可知彼知己。去年6月27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有篇由5位來自普林斯頓、哈佛、麻省理工的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發表的論文，提供了很有參考價值的研究結果，值得特區政府相關官員一讀。

此文從微軟一個包含有2億篇論文的大數據庫的數據梳理出不少發現。文章追蹤了2.5萬名華裔科學家，他們最初發表論文時所屬單位在美國，但其後所屬單位卻已非美國，有些到了別的國家，有些回到中國內地，有些則到了香港。在文章的樣本中，2010年共900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其中43.1%到了內地，4.9%到了香港，在中美摩擦加劇後，離開的科學家人數急增，2021年共2,621人離美，當中62.6%回到內地，4.4%到了香港。

大批華裔專才返內地 部分來港

為甚麼這批科學家要離開美國？據文章的問卷調查所知，72%感到在美做學術研究不再安全，86%認為很難招募到美國國外的學生來當研究生（理工科的研究都要依靠是否有優質的研究生及博士後進行研究），為何出現這些困難？美國的「中國計劃」（China Initiative）出現後（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曾終止了它，但其影響仍在），多名頗有名氣的華裔科學家無端被查，有些還要傾家蕩產打官司，與麥卡錫主義年代錢學森所遭的待遇差不了多少。此種氛圍自然使這些科學家感到不公，有些領軍人物，如UCLA的人工智能權威朱松純便早着先機，2019年離美到北京大學當人工智能的院長。

此種情況對美國不利，對中國有利，但我們尚需評估其規模效果有多大。有些數據可助我們了解情況。2020年美國共有33,676人得到科學或工程的博士學位，其中的17%，即5,730人來自中國（另有一些取得綠卡的中國籍博士尚未被包括在內）。而2021年離開美國又曾出版過論文的華裔理工學者共2,621人，當中1,640人回到內地或香港。

由此可知，回歸的理工學者雖急劇上升，但仍不及新畢業的理工博士的3成。內地與香港要從這批高端人才中挖角，尚有很大的空間與潛力。

昔留學多不回國 今回歸比出國多

我們再看另一組數據可更清楚實況。2006年以前出國留學的，大多留在彼邦不回國，但從2006年開始情況有變，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6年共有13.4萬人出國留學，4年後的2010年學成回國的共13.48萬人，即回歸的比出國的更多（早期出國的開始也回來了）。此趨勢一直延續，2015年出國52.37萬人，2019年留學回歸的有58.03萬人，海歸多於出國。不過，據上所推斷，最高端人才中，回歸的也许仍不足三成，而這批人才最可能是這裏急需的領軍人物。

如何吸引更多的高端科技人才到港？下回再談。

 

(香港經濟日報 2024-8-16)

 

奧運的兩種精神 (雷鼎鳴)

 

為甚麼4年一度的奧運，每次都能吸引全球億萬觀眾，徹夜不眠地在電視機前大聲呼叫喝采，為自己國家的運動員打氣？我相信這是因為奧運有兩種精神與普世價值十分符合。

先要指出，所謂普世價值很多都是假的，並非普世，只是西方媒體強行把對其有利的思想到處灌輸，並稱其為普世，以防別人挑戰而已。但奧運精神擁有的支持者卻着實眾多，參與奧運的國家也有足夠的代表性，是如假包換的普世。

是哪兩種精神？第一是追求卓越，第二是公平。

追求卓越是明顯不過的奧運精神。當我們看到運動員種種近乎非人類力量所能達到的成績，自然會明白其背後鍛練之艱辛，又或見到他們拼盡最後一分力氣也不會放棄時，怎會不知這是被鋼鐵般的意志所支撑着的？完美的表現在頂尖高手的較量中被迸發出來，這是追求卓越的充分體現。

追求卓越 有效激勵機制不可缺

為甚麼這麼多運動員肯進行地獄式的訓練，以追求獎牌？除了被培養出有堅強意志外，有效的激勵機制不可或缺。這個機制有些考究，內含重要經濟學原理。

它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是勝者全勝回報極大，敗者則基本上無甚收益；第二這是一個零和遊戰。別人取了獎牌，你便沒有了。獎牌有限，取勝的機會極低，一個國家有千萬、甚至有以億計的人口，能拿到的獎牌卻是屈指可數。既然取勝的概率這麼低，若要運動員肯拼命訓練，那麼一旦得到獎牌，便必須有巨大的獎勵，否則形成不了誘因。

以香港的選手為例，奧運選手都是從人口中萬中選一，得到金牌不但全民視為英雄，立成燦爛的明星，而且馬會有600萬元獎金，未來若拍廣告或找工作，身價亦水漲船高，企業也會因他們表現出的毅力及意志而看重他們。

上述的激勵機制也可稱為錦標機制，它有何好處？為何不採用看似較為中庸，只要肯參加鍛練，人人都可有相當的收入，輸贏對收入只有輕微影響的平均主義機制？原因是錦標機制對追求卓越的激勵巨大得多，人人有份的機制提供不了激勵。試想，贏了才能一舉成名，輸了則一無所有，一旦進入這遊戲，能不拼命乎？此種機制在創新行業中特別多見。一套理論、一件設計，或一種產品，若非是最優秀的，往往無人問津，一無用處。平均主義者往往不喜歡這種機制，但抱歉得很，在實際世界中，它卻是最有效的，不採用它，不會有多少人能突破潛能。

奧運的第二種精神是它的公平性。既然比別人跑快了0.01秒便可獨贏，其他人一無所有，那麼此種先天的不平等，更要有公平的機制去平衡一下。

西方炒作禁藥議題 干擾華選手

所謂公平，是要大家對勝負如何訂定都要有一種共識。跑步、游水等項目標準較為容易，比的是時間快慢，十分清晰。有些項目評分較為主觀，為防偏袒，會有多位裁判打分，給最高分及最低分的會被刪掉。

最大的不公平便是有人作弊，若有此情況，不但結果不公，對追求卓越也會有重大的影響。最常見的作弊是吃了禁藥。在網上看到資料，在過去多年對各國運動員取得的尿液樣本中，被發現服過禁藥比例最高的是印度，有3.2%；中國是0.2%，是最低比例的國家之一；而有口罵人沒口罵自己的美國，則是1.2%，是中國的6倍！今次美西傳媒開足馬力，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一早便強烈暗示中國的游泳隊靠吃禁藥。奧運會的反禁藥組織WADA（World Anti-Doping Agency，即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備受西方媒體與政府壓力，對中國的泳手每人進行幾十次驗尿，嚴重干擾他們的作息，但「幸好」如此，無一人被驗出有吃禁藥，足證其清白，卻依然在兩個標誌性的項目男子100米自由泳及男子4x100米混合接力中奪金。此種情況雖然因中國隊出了天才泳手，能化解過去，但究竟是地緣政治的魔手伸入體育，還是種族歧視，有人看不得中國人能達此卓越成績，都是十分的不公平，希望奧運當局能繼續頂住壓力。

西方人口較高大健碩 先天佔優

另有一種不平等，是否不公，可能見仁見智。我們毋庸諱言，西方世界的人口，平均而言，較為高大健碩，在多種項目中，他們先天佔有優勢。學術界早有大量研究結果，說明人口的平均高度與營養有很大關係（營養過多，變成肥胖，是另一種問題），而營養是否足夠，又與經濟生產息息相關。

經濟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曾計算過，以今天美國人的身高，若他們生活在200多年前的歐洲，恐怕不一定能活得下去，原因是他們身形所需消耗的熱量，已超過當年歐洲人均食物產量所能提供。

由此亦可知，當年西方世界人口的高度遠低於今天。此事毫不奇怪，在19世紀末，日本男人平均身高5英呎1吋左右，今天已超5英呎7吋，中國今天的年輕人平均身高已達5英呎9吋以上，而且增加甚快，這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之一。假以時日，與歐美差距會收窄，奧運比賽，再不會吃虧。

(香港經濟日報 2024-8-9)

 

西九雖虧損 仍值得支持 (雷鼎鳴)

 

未來十餘年，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都會十分激烈，美國對中國的抹黑不會終止，香港也不易完全躲開。美國及她的部分附庸國，早已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告，宣傳上則把香港說成是十分黑暗的危險地區。

香港健兒在奧運中曾居人均獎牌排名的首位，證明「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只要有人才，肯堅持進步，則別人要抹黑也會徒勞無功。香港要更進一步反擊抹黑最好的辦法，是發展軟實力並吸引更多的人訪港。近日內地對不少國家批准免簽證入境，吸引了大量遊客到訪，眼見為實，他們大讚中國的發展及人民的生活。此事值得香港認真參考。

文化藝術軟實力 助破抹黑港伎倆

能吸引高質素的遊客到港，並讓他們體驗到香港的文化藝術軟實力，自然會造就一批國外鴻儒自動為我們辯經，不用自己硬搞宣傳。以規模論，最能顯示香港對文化藝術的重視，莫過於西九文化區的博物館及戲曲中心等設施。西九十分重要，只要有質素，跑來參觀或開會的人士自會把香港的實況說出去，而文化藝術政治性較低，美國要阻礙這些交流恐怕也做不到。

由此可知，西九的重要性遠超一個尋常吸引遊客的打卡點，發展得好的話，可使各種抹黑香港的伎倆不攻自破，也可如奧運獎牌般增強港人的自豪感。

博物館帶來總體效益 遠大於成本

但發展及管理好如西九般的大型文化藝術設施，卻絕非容易之事。要它站得穩，首先便要問資源是否足夠，亦即財務上是否可收支平衡。西九在這方面的紀錄並非十分亮麗。政府2008年撥給了它216億元，又容許它發展一些商業項目作為補貼，以利它可自負盈虧，而且可持續。但它出生後便遇困難，工程複雜，又遇上新冠，遊客大減。近幾年M+及故宮博物館都錄有虧損，2023至24財政年度因大力節流及遊客增加，成績已算近年最好，營運仍出現5.78億的赤字。以目前財政情況看來，若不想法化解其財務困難，到了明年，便再無資金可動用。

此種情況，在當世著名的文化藝術機構並不罕見，反而是常規。2023至24年度，香港故宮的成本回收率是67%，M+是42%。但反觀世界各他的著名博物館，例如，紐約市大都會博物館的成本回收率只是38%，新加坡的國家美術館更低至11%，反映它們的收入都遠低於成本，虧損甚大。為何蝕本也要營運？道理簡單，它們帶來的社會總體效益遠大於成本，博物館的直接收入雖然不足以抵銷成本，營運這些博物館依然十分值得。

香港的西九帶來的間接效益或社會效益是否足夠大，大到可超過它在財政上的虧損？我翻過西九管理局的顧問報告，據報告說，去年西九文化區為香港的GDP共貢獻了68.6億元，未來10年，其帶來的經濟效益還會共達1,200億元。若然經濟效益有這麼大而虧損只是每年5.78億，那麼西九當然是值得社會在財力上支持的。但它的經濟效益（不計算對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真的有68.6億這麼多嗎？

這裏有些經濟概念的問題，我並不認為GDP是量度收益的正確方法，68.6億是高估了西九的經濟效益了。舉個例子說明：某人投資10億建一工廠，在建造期間，這10億元會反映在GDP之內，但這並不等於這工廠的收益便是這10億元。真正的收益是它每年能得到多少利潤，初期的10億投資是成本，不是收益。根據這個邏輯，上述西九顧問報告中68.6億的所謂經濟回報，要打上一些折扣才較合理。報告把效益分為建造工程、營運與遊客的影響3個部分，我認為應刪去建造部分的16.5億，營運的18.7億也不盡可靠，較為靠得住的是訪客帶來的經濟效益，共33.5億。

訪客經濟效益估算 仍較赤字高

但即使用此數字，仍然要再打折扣，GDP可簡單分為資本與土地的投資回報，及勞動力的工資。工資部分不應算在投資回報上，例如你付了4億元的工資，這4億元雖會計算在GDP當中，但它是你的成本，不是利潤，也不是投資回報。

我曾用香港GDP及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過，資本回報佔GDP的比例約是52%，按此作推算，上述的33.5億還要乘上這52%，即17.42億元，才是較為合理的經濟效益的估算。17.42億從訪客而來的效益，大於5億多的赤字，所以即使我們不理會它在文化藝術與地緣政治上較為間接的效益，西九也值得港人的支持。

因為它連年的虧損，現在解決財政困境的方法是打算把住宅項目賣掉套現。我相信這是解決燃眉之急的合理辦法。有人說這會益了地產商，不應做。你要他們拿錢出來幫助西九，又不忿他們賺錢，如何了得？當然，長遠而言，西九還應多方考慮開源節流，并提高展品的质量，使香港的文化區成為真正世界級。反正到香港访问，不会碰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或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时要面对的恶劣治安，香港的西九自有其吸引力。

 

(香港經濟日報 2024-8-2)

 

從游說集團 窺探下任美國總統取向 (雷鼎鳴)

美國民主黨有識之士早已斷定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必敗，終迫使拜登退選，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補上。此女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常常無緣無故的傻笑，但大家搜索枯腸，也不易找到她對世界大局有何獨特精深的見解；她代表着加州的白左思想，此種政治理念衍生出零元購、屋霸、流浪漢滿街睡等等問題，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右派民粹主義者不會支持她。

我相信她大概率會敗北，她最好的機會，是能否以前檢察官的身份，把早已被定罪的特朗普如審犯般審，從而打散特朗普一方的氣勢，但這不容易。

山雨欲來風滿樓，世界正處於百年未見的大變局中，美國戀棧霸權，不願在歷史舞台當配角，所以會盡可能全力對付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未來10年世界必有巨變。從中國的角度看，對方陣前易帥，不能不弄清其後果，否則易定出錯誤的政策。

特朗普及賀錦麗二人的外交政策有何分別？這問題不易回答，特朗普善變，隨時翻臉，賀錦麗在國際問題上基本是名素人，也含不少變數。不過，美國的外交政策很受各種游說集團（lobby groups）的影響，我們也可從他們與游說團體會如何互動，而窺探出美國未來在重大外交政策上的取向。

以國游說集團 屢扣「反猶太」帽子

美國的游說集團多如牛毛，經費最多的是以爭取老人利益為主的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但這在內政方面，不是我們所關心的外交政策游說集團。與外交有關而又對政策有重要影響的，應包括勢力極大的以色列游說集團、「軍工綜合體」，及台灣在美僱用的游說集團。

以色列游說集團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此組織的影響力據說全美排第二。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有《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書，書中詳細列出證據，說明以色列政府如何能通過這些組織，使美國的政策不合自己利益地倒向支持以色列。其手段頗為凌厲，誰批評了以色列政府，就算本人對猶太人十分友好，也會輕易被扣上反猶太主義的帽子。

不能說他們能完全控制美國的傳媒，但米爾斯海默卻找到大量證據，指出傳媒若刊登某些被認為是批評以色列政府的文章，麻煩便會接踵而來。例如有不少律師會找你訴訟，又或幾小時之內有幾千封譴責信寄到編輯部等等。傳媒為怕麻煩，往往自我審查，不敢登載批評以色列的文章。游說集團又往往與智庫合作，提供利益，讓親以色列政府的人物加入智庫。

他們最難攻陷的是學術界，但也不是全無成績，例如曾大搞活動讓學生免費參與，並鼓勵其注意親巴勒斯坦的教授，若有教授對以色列政府持批判態度，偶然也會狙擊他們，例如名重學林、已故思想家薩伊德（Edward Said），便曾受過其「招呼」。

這類策略加起來對政客的影響頗大，在媒體、智庫、及學界噤若寒蟬的條件下，不對以色列友好的政客隨時被扣上反猶太的帽子，政客自然不願此事發生。

軍工綜合體 安插「自己人」進政府

軍工綜合體的手段不盡相同，不少評論人認為軍工綜合體財雄勢大，但其實美國市值最高的5個軍工企業，加起來總值才5,140億美元左右，遠低於市值第一的蘋果公司（Apple）的3.45萬億美元，或只等於貴州茅台市值的兩倍，其財力並非這麼驚人。他們慣用的手法，是把自己人放在有巨大影響力的政府部門中，他們在選舉時也很懂得選擇性地捐款，官員或政客退位後，很多能通過旋轉門到軍工企業擔任高位。國務院及情報系統中有不少高級人員便是來自軍方，政府高層官員也充斥着大量有軍事背景的員工。

軍工綜合體喜歡戰爭，有戰爭才使他們有利潤；他們的做法，是典型的以小眾利益凌駕國家利益。

美反華力量增 台游說集團再冒起

台灣的游說集團在中美建交前曾極為活躍，但後來力量大不如前。近年隨着美國反華力量上升，民進黨政府僱用的游說集團又活動起來。美國前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公開鼓吹放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美國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等事件，便是這游說集團所交的功課。他們花費不多，反而花巨資買美國過時武器才是正中美下懷。

假如賀錦麗當選，她大概會蕭規曹隨，與拜登分別不大。拜登不敢得罪以色列集團，且因其好戰，甚受軍火商歡迎。美國擺脫不了以色列的掣肘，深陷中東，這對中國有利。軍工綜合體不想讓俄烏戰爭結束，賀也會照辦，這樣美國無力抽身對付中國。台灣民進黨政府會希望與民主黨政府眉來眼去，但除了拉攏韓日外，美做不了太多事情。

特朗普一樣不敢得罪以色列集團或軍工綜合體，但他因個人歷史關係，不喜歡傳統精英，或較能終止對烏克蘭的支持，但對以色列的態度則難說。他在任時，把大量軍方背景的人拉入內閣，說明他明白得到軍工綜合體的重要性。對台灣，他收保護費的形式是高價賣軍火，但因知道阻不了中國，不會與中國決一死戰；台被統一了，他不會太介懷。

 

(香港經濟日報 2024-7-26)

 

 

  

萬斯若當美國副總統 有何影響? (雷鼎鳴)

 

特朗普（Donald Trump）遭行刺，但只受輕傷。去年當大多數人不敢預測特朗普會勝得今年大選時，我已推斷他大概率會勝出。現在他在競選活動中被刺不死，情況有點像20年前台灣前領導人陳水扁被子彈擦傷大大有利於選情。除非出現特大意外事故，否則特朗普會成為下屆美國總統，已是路人皆可預測到之事。如此容易的預測毫無挑戰性，再無趣味可言，反而他選了萬斯（J. D. Vance）當競選拍檔，其含義深遠，更值得我們注意。

我過去指出，美國人才濟濟，但竟弄出拜登（Joe Biden）與特朗普兩個奇葩候選人，錯不在美國沒有人才，而是制度出了問題。既然她有人才，便怎也會有人想法彌補現時的錯失，萬斯能被選中，特朗普或得到高人指點。從特朗普本人及共和黨中短期利益的角度而言，萬斯確是不錯的選擇。

背景主張 助特增勝算支持率

說推出萬斯不錯，並不是說他對挽救美國經濟或化解其社會危機有何靈丹妙藥。據說他也接觸過經濟學，也做過風險投資者，但他的經濟理念十分錯誤，不會救得了美國。他主張大幅加關稅，以為這可保護得了美國的製造業，但過去兩任總統沒有大加關稅嗎？加是加了，但美國外貿赤字依然巨大，本土製造業也了無重復昔日光輝的迹象。此等道理不難理解，舉例假設香港突然對紡織品徵收6成入口關稅，你以為香港在觀塘、荃灣等地的紗廠便都會重新開工，幾十萬名少女會像陳寶珠年代般跑去當紡織女工嗎？

但萬斯的背景及主張，又的確有可能增大特朗普勝算及將來的支持率。他出身破碎的工人階級家庭，貧苦長大，靠努力入讀俄亥俄州立大學及耶魯法學院，又在耶魯華裔法學教授、《虎媽的戰歌》作者蔡美兒的鼓勵下，把自己成長環境寫成暢銷書，並被拍成電影。此種背景可彌補特朗普出身富貴花花公子不學無術的形象。特朗普靠民粹主義的支持起家，美國精英對他不屑，萬斯顯然也十分民粹，但他本人也屬精英，卻肯為陷於窮途末路毫無前景的製造業工人吐苦水，雖然他的政策無甚用處，但卻大有可能強化這些人對特朗普民粹路綫的支持率。他也當過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打過仗，退役軍人本身在美國有一定的受尊敬優勢，這是特朗普此等世家子弟所不擁有的。現時頗多人視他為特朗普以後的熱門總統人選，他1984年才出生，如此年輕，未來的確大有前途。

萬斯和特朗普若獲勝，對美國及世界有何影響？美國總統的施政往往受制於利益集團或所謂「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幕後影響，但特朗普行為怪誕，不易預測，利益集團若要控制他，要頗花氣力。他不喜歡打仗，已為軍工工業體所不喜，他搞貿易戰，美國也許有部分商界認同，但不以為然的恐非少數，只要看看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三藩市會見美商界領袖時，受到的熱烈歡迎便知。所以特朗普在傳統利益集團中的支持，可能根基不足，但他可靠神經刀煽動民粹主義來增大支持。萬斯在這方面和特朗普一鼻孔出氣，二人都支持貿易戰，所以他們當選後，世界的保護主義會更甚，對全球經濟都不是好事情。

勢停對烏軍援 大力支持以國

萬斯並不認同軍事干預，他過去並不認為美國要支持烏克蘭，若當選，立場可能稍為調整，但烏克蘭想得到美國支持，難度大增。他對歐洲的態度與拜登迥異，更接近特朗普，後者似乎十分不喜歡歐洲國家，新加坡的外交家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認為，這是因為歐洲象徵着傳統的精英，而特朗普一直不被精英接受，所以心理上對歐洲也頗存芥蒂。萬斯認為歐洲自身要負起更多的自衞責任，亦即這些國家要多負擔軍費，這一向是特朗普的態度。看來歐洲諸國在俄烏戰爭中付出巨大代價，卻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對以色列，萬斯主張大力支持，甚至主張若校園有反以色列示威，便應停止政府對這些學校的資助。原因是他認為以色列可助美國控制着中東，亦可能他受到福音教派原教旨主義的影響，以為以色列是上帝選民，美國人也是上帝選民，要站在一起。

華力拓經濟 阻美施崩潰手段

他認為減少在俄烏戰中的消耗，可促成美國有更多資源對付中國。從中國的利益角度看，美國被俄烏戰爭牽制，更難對中國出招，而且俄羅斯一面倒向中國，但特朗普及萬斯上台後，這有利條件會改變。不過，萬斯對軍事上美國能否遏制中國，卻似乎並無信心。他雖認為未來40年美國應把注意力集中在東亞，但他的意圖似乎是希望通過種種手段，使中國經濟崩潰，從而打擊到中國的發展。中國還招之道，應是大力發展經濟，使人民滿意，更加團結，那麼特朗普或萬斯便無法施其技矣。

(香港經濟日報 2024-7-19)

 

 

誰當美國下一任總統？ (雷鼎鳴)

 

美國總統選舉活動隨着拜登（Joe Biden）與特朗普（Donald Trump）二人的電視辯論，已經正式開鑼。這次選舉不可等閒視之，無論誰人當選，都會拖累世界，但拖累的形式及角度有異，世界各國的回應也要調整。

兩位古稀老人的辯論充斥着人身攻擊，乏善可陳。要知道，美國人民平均壽命近十年來減低了不少，現時足足比港人85歲的平均短了8、9年。所以拜登的81歲在港人眼中可視作89歲，特朗普的78歲則大約等同港人的86歲。我們不應有年齡歧視，年長者腦袋若無退化，可能很有智慧。但可惜我們不易看出這兩位仁兄身上有何智慧留下的痕迹。

特朗普謊話連篇 仍是犯罪之身

拜登常搞不清自己在幹甚麼，腦退化病徵明顯，但這卻無阻他的頑固。有時他在論述國事時，語無倫次，我們倒是不易分辨這是他謊話連篇，還是認知有障礙。

特朗普一如既往，胡說八道、謊話連篇時，卻理曲氣壯，說得十分順口，氣勢輕易輾壓拜登。一個「廢」、一個「癲」，你叫美國人如何選？去年我自駕遊環繞美國一周時，問及朋友如何投票，大都表示兩人都投不落手，今天恐怕答案也不會變。

美國是人才濟濟的大國，但為何其所謂民主選舉制度最後篩選出來的候選人卻是「廢」、「癲」二老？我們一向被教育，好的制度會替我們篩選出最好的人才。按照形式邏輯，既然選出的候選人很爛，那麼制度便必定十分不妥，把美國視為民主燈塔的人，情何以堪？

從拜登辯論及民意的大敗，我們可清楚見到民主黨的困境。本來以特朗普此人的瘋瘋癲癲及大話連篇，就算勝了，拜登也是勝之不武。但民主黨竟敗下陣來，一定是它自身的政策出了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難找出，美國通脹嚴重，實際通脹率似遠超官方的數據所示，若沒有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通脹恐遠不止此。不少城市治安不靖，「零元購」（單次搶劫只要在950美元以下視為輕罪）、屋霸等匪夷所思的怪事層出不窮。

在國際事務上，拜登政府沒事搞事，鼓勵烏克蘭加入北約，弄出個大頭佛，以為能把俄羅斯一招打殘，卻不料北約耗掉巨額資源後，還敗象畢呈。在加沙問題上，美國政府受制於以色列的影響力，得罪了世界大多數國家，也使美國的正義年輕人十分反感。對中國的種種貿易與科技制裁，一樣毫無成績，反而對美國有反效果。拜登聽命於軍事工業體，到處撩打，卻不明白自己已在衰落，愈想展現帝國的餘暉，愈會發現自己事事力有不逮。

找不到人替代拜登 民主黨陷困

現時民主黨內部眼見拜登幾乎必然敗北（我去年在公開場合已有此判斷，今年2月23日在本欄《假如特朗普再當選總統》中也假設特朗普會當選）十分焦急，卻找不到人替代他。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民望比拜登還要低，由她出選，輸得更慘。加州及密歇根州的州長蠢蠢欲動，但他們準備不足，也不會贏。唯一有不錯民意支持的是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太太米歇爾（Michelle Obama），她的能力卻未經考驗，而且似不願出山。為何猶豫？在衰落中的國家當話事人，歷史的評價好不了。

民主黨找不到人才並非偶然，這幾年來，美國政府走上了錯誤路綫，加快了她的衰落。民主黨有頭有面的人與政府的錯誤政策拉上了關係，走錯了路。高人也會愚蠢化，還會有甚麼人可走出來振臂一呼，挽狂瀾於既倒？我們見不到。

衰落帝國 誰緊跟美誰便倒楣？

特朗普其實也好不了哪裏去。他現時仍是犯罪之身，若當上總統，他可特赦自己的聯邦罪行，但卻赦不了在地方的罪行。如果有一天他在監牢辦公，那才開歷史之先河。他在內政上得力於民粹分子的支持，但排外反精英的取向終會損害美國社會的肌理。他上一任所發動的貿易戰並沒有替美國帶來好處，拜登延續了特朗普的貿易與科技政策，效果不妙。若特朗普回朝採用相近政策，一樣也會失敗。特朗普同樣也會受困於找不到人才的困境，他在任時用人糊塗，蓬佩奧（Mike Pompeo）等人是極端反華分子，卻充當着美國外交界最高位置。特朗普的謀臣班農（Steve Bannon）也是名犯罪分子，最近坐牢去了。

在國際上，美國仍有相當影響力，但我們一看近年的局面，便知誰緊跟美國、誰便倒楣！英國是跟得最緊的，看看幾任首相輸得有多慘。最近的國會選舉，保守黨席位竟只近乎工黨的四分一！南韓、日本、菲律賓，無不受制於美國，其國家領導人近來民望全部十分低迷。法國有繼續支持烏克蘭，但也力圖與美保持點距離。最近大選，馬克龍一樣輸了不少，能否維持聯合政府，前途艱險。誰聽命於一個衰落中的帝國，誰便事事不順。下任美國誰當總統，此局面也會延續。

 

(香港經濟日報 202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