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的遊行人數 (雷鼎鳴)

為大型遊行數人頭，是一種並無學術深度的調查計算活動，它可以需要大量人手，也可以一兩人也估算出精準度不錯的結果，視乎用甚麼方法去做。董建華先生找我幫忙，為6月9日遊行作點算時，我便明言我很懷疑這些工作的作用。在過去10多年，已有多位學界中人做過相同的工作，並指出目測印象十分不可靠，而民陣自己公布的數字，又多會數倍於學界或警方的估算，但記憶中，民陣從未有收回自己的數字，傳媒也以訛傳訛，繼續報道。董先生似很執着於還原歷史真相，此點我也認同。我也是個對追求真相很感興趣的人，我的數學與純數學家相比，並不入流，但自幼對數量很有感覺，少年時量度過數量智商，超過160分，並不覺得此類計算有何難度，便答應了。

 

道路長度寬度不難找

 

6月9日遊行人數的估算，我在上周本欄已討論過了。6月16日那次，民陣自稱有200萬人的一次，其估算難度卻一度超乎預期，幸好很快便找到解決方法。有何難度？主力部隊走得很慢，2時40分出發，龍頭5時55分左右才到終點，走了3.25小時，我們派出參與遊行的人，堵在後面，還要走上近4個小時。龍頭未到終點前，卻已有零散的先頭部隊從不同方向先到了終點。在5時前後，駱克道與莊士頓道也開放了，有些人也從灣仔等港鐵站走出來，據探子回報，有些黑衣人也坐港鐵走回頭路「翻食」。在這麼混亂的條件下，如何可以數得準？

 

數人頭不外乎兩大類算法，第一類是數人流（Flow），在某必經之地的觀測點看看總共有多少人路過；第二類是數「庫存」量（Stock），在某刻所有人都同在的時候，看看總人數的量便是。兩種方法都應採用，互相印證。

 

我們一直有用原始的笨辦法－以數人頭機數路過必經之道的人流。至於數「庫存」量的最佳時機，我們也找到了。在5時55分，龍頭剛到終點，這時從起點到終點的3公里路程中仍在遊行的人，我們稱為第一梯隊，尚未能進入起點的人為第二梯隊。第一梯隊有多少人？在5時55分，駱克道、莊士敦道及遊行主幹綫的東西行馬路的兩邊都基本上站滿了人，甚麼道路甚麼時候開通已無關宏旨。網上不難找到這些道路的長度寬度（6綫、4綫及有無電車軌要計算在內），我們也據此可以輕易算出這幾條街道的總面積為10萬500平方米左右。至於密度，有些地方因大家基本上是站立，可超過每平方米3人，但有些地方較疏，我據不同照片估算，平均大約是每平方米2.84人。面積乘上密度，在5時55分仍在起點與終點之間的第一梯隊應有285,500人左右。但尚未進入遊行範圍的第二梯隊有多少人？在約1小時後的6時50分，龍尾已在中央圖書館出現，即全部進了遊行區。

 

點算可當高中生習作

 

按上文提到的人流移動速度，我們可合理假設第一梯隊的龍尾要3.5小時左右、即到9時多才能完成遊行，那麼在近6時到近7時這1小時內，共可空出7分2（1小時除以3.5小時）的面積，讓第二梯隊進入。由此可知，第二梯隊的人數只等於第一梯隊的7分2，兩者相加，總遊行人數約為36萬7千人。若再加上從中環來的人，6月16日真正的總人數應在40萬左右，這數字與我們用笨辦法數人頭得出的結果非常脗合。

 

民陣說有200萬人，又是我們估算的5倍了。為甚麼他們的數字錯得離譜？按以上的時間數據推算，在5時55分，有77.8%的遊行人士正身處遊行道路之內，那麼假若總數真的是200萬，這塊總共才10萬平方米、即0.1平方公里的面積可否容得下156萬人同時在那裏步行？亦即每平方米15.6人。1米的長度大約是從腳到腹部的距離，這麼小的空間容得下15.6人嗎？據說參加者大多是年輕人，若有200萬人，假設當中150萬是年輕人吧。香港18至33歲的年輕人只有150萬，豈非全部的年輕人都參加了遊行？讀者可自行判斷。

 

此等點算其實很適合高中學生去做。香港有通識科，老師若參考上周及本周的拙作，細想一遍，沙盆推演，足可教導及引領學生去做此習作。倘若有多組學生肯進行這些點算，民陣或許便會受到制約，不敢隨便說個數字了，我也可以把更多的時間放在較艱深的學術研究中。

 

(Sky Post 2019-6-21)

和平、暴力、誠信與政府弱點 (雷鼎鳴)

　　政府在逃犯例上突然退讓，究竟是林鄭叫停還是中央下令，惹人猜疑。在兩軍對決前，一方突然撤兵，也許有其長期利益考量，但要付上沉重政治代價，卻是免不了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政府與反對派的博弈未來仍充滿變數。反對派貪勝不知輸，亢奮當中，部份所謂「勇武」人士，其真實面目已逐漸露出，使人大起戒心，這裏只談兩點。

　　第一是暴力與和平的問題。絕大多數參與遊行的人，甚至是六月十二日在暴動現場的旁觀者，都是和平人士，此點我並不懷疑。在六月十六日的遊行人士聚集之地，有救護車經過，人群也懂得讓路，這反映港人的素養與善良，值得稱許，但這些卻又絕不能掩蓋他們當中少數人行使暴力的事實，只要看看Now電視一段未經剪接的錄影便很清楚。美國的不少朋友看過這些錄映後，紛紛都說在美國是會調來國民警衞軍開槍掃射了。有人或會說美國政府太過離譜，不足為楷模，但不要忘記，美國民選出來的政府，也是從經驗中學懂如何才能應付暴動的。

　　在暴力或暴動人士旁邊的和平人士有無責任？有的！他們實際上已成為暴徒的掩護者。也許他們事前並不知情，別人的暴力出現後，他們也不知所措，我們的確不能苛責他們，但他們的容許暴徒混在他們當中，沒有與他們劃清界線或制止己方的暴力行為，那能怪責警方一百五十發的催淚彈也打向他們？至於一些政客及甚至神職人員還去現場打氣，實質上等同把所有人都打造為和平人士，他們倒是不懂蔡元培引述《白虎通》「殺君馬者道旁兒」的深刻意義了。為暴力者喝采，這些人其實是在傷害年輕人而不一定自知。

  近日背後組織者還要求釋放所有被拘捕人士，不准用暴動的說法等等，這已是在嚴重破壞法治，以致明目張膽干預司法制度了。警方若無證據，也告不入這些人，若有證據，法庭自應判罪，政府若是放軟手腳，便是不尊重司法制度的獨立性了，港人都會失望！組織者提出此等訴求，也是可反映他們視法治為無物，泛民若不與他們切割，以後講法治便是虛偽十足了。

　　第二是誠信問題。民陣把六月十六日的遊行吹成有二百萬人參加，我不相信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睜開眼睛說瞎話。過去十多年，民陣宣佈的數字，幾乎都是數倍於警方及包括泛民學者所估算的數字，在網上一查便可知曉，民陣對此又那有不知？有一個簡單的難以爭辯的計算可立時顯示，二百萬是胡說八道。

　　在行走了三個多小時後（為簡便，我們姑且當作是三小時），在大約五時五十五分，遊行主力部隊的龍頭才剛抵金鐘的終點，一小時以後，即六時五十五分左右，龍尾便在中央圖書館出現。這意味着甚麼？第一批人全部進入起點與終點間的遊行區要三小時，他們要再過一小時才可騰空足夠地方讓第二批全部進入，那麼我們大可推斷，在五時五十五分，身處遊行區的人數是總人數的四分三以上，若總人數是二百萬，這便是一百五十萬了。

　　這時，不但主幹線雙線已全部開放，駱克道及莊士敦道也開放了，在網上可輕易查到這些道路的總面積，加上某些有被遊行人士路過的小街，總面積不足十萬五百平方米。一百五十萬人在這面積上行走或站立，等於每平方米有近十五人，一平方米站兩人已嫌擠，十五人要疊羅漢了。

　　中央政府與香港政府有無弱點？有的，《孫子‧九變篇》中談到「將有五危」，即指揮者有五種可致命弱點，其中有「愛民，可煩也」。中央政府不想香港亂，希望香港穩定人民生活好，這正是可供外國或本地別有用心者使用的弱點，他們搞動亂，破壞香港穩定，便可煩倒中央，有時甚至可使其讓步。「將有五危」也有「廉潔，可辱也」，即德行無損但重視名聲的，對付的策略便是不斷羞辱他。找個長期政治活躍的女士出來當演元扮演香港媽媽，罵林鄭是個毒辣媽媽，這是所有母親都不易忍受的侮辱，林鄭雖好打得，但據說她十分感性，她心神失守判斷錯誤的可能性存在。這也是她可能被利用的弱點。

 

(Headline Daily 2019-6-21)

103萬人是否高估了五倍？ (雷鼎鳴)

上周日我應董建華先生之邀，當義工帶領一個40人的團隊用幾種不同的方法點算參與遊行的人數。深夜離開臨時指揮中心後坐的士回家，司機發表政見，說民陣宣布有103萬人參與遊行，但他認為民陣素來誇大，他會把民陣的數字習慣性地除以5，所以他相信只有20萬人參加。

我們40人用了多種方法多種器材得出20萬左右的數字竟與他的如此相近，民間智慧的確了得！但民陣是否誇大了幾倍呢？我深信必然如此，用邏輯或數學上的反證法很易證明103萬這數字意味着荒謬。我們可用兩種不同的推理說明此點。

 

兩科學方法印證誤失

 

他們最大的誤失是忘記了遊行路綫上的街道總面積其實很小，根本容不下太多人。據谷歌地圖的資料，從中央圖書館至政總的步行（不是行車）距離共2,900米，路政署的資料是軒尼詩道單程三綫行車的標準寬度剛好10米，所以若遊行只用一邊馬路的話，整段路面積共約3萬平方米（遊行距離合理假設為3,000米）。但因為有些人走到旁邊的街道及4時35分左右跑到對面馬路，面積提升，我們可把遊行路綫的總面積調整為5萬平方米。在4時45分，我們點算過共約1萬8千人已抵目的地進入立法會地帶或離開，在維園仍未出發的尚有1萬多人左右，為免算漏一些，我們可在此寬鬆假設，已過終點及尚未起步的共5萬人，那麼在那高峰時刻仍在街上的，按民陣的說法，應有98萬人（要參加遊行的，絕大部分應已出現，所以誤差不大）。5萬平方米若要容納98萬人，那麼人口密度便要每平方米19人了。這可不可能？這密度意味着每50平方米的面積要承載950人在步行！我們可能把950人同時放在家中步行嗎？

另一比較，天安門廣場共可容納100萬人站立，這世界最大的廣場是44萬平方米，剛好是遊行面積的9倍左右，天安門可站得下900萬人嗎？

 

我們也可用第二種角度看此事，遊行不是有流動嗎？會否因有流動而容納到103萬人？當日遊行總共用了7小時才結束，夠不夠疏散103萬人？假如遊行人口每1平方米有2人步行，那麼5萬平方米約可同時容納10萬人。當隊伍帶頭人花了N小時到達目的地後，從終點到起點便應塞了10萬人，我們姑稱之為第一梯隊，這個第一梯隊要全部走光，即其龍尾也要到達終點，再要N小時，到時路上便剩下第二梯隊之人，要他們都走光，又再要N小時，如此類推。要走光103萬人，需十個梯隊，總共要N小時的11倍（不是10倍，因為要最後梯隊的龍尾也走完才算，這稱之為植樹問題，十多年前葉兆輝教授便指出民陣犯上了這個錯誤）。

 

那麼N是多少？第一梯隊走得很快，龍頭一個多小時已到目的地，但其後速度便大減，我們的工作人員在相當擠塞之時走了1小時才走了四分一路程。若要在7小時的遊行時間中走清十個梯隊，每一梯隊從起點到終點只容許36分鐘左右的時間，有參加過遊行的，都知道在擠擁的環境下，這根本不可能，以較合理的速度，要疏散這103萬人，約要30小時。所以民陣的數字誇大得離譜。

 

重視政治效果多於事實

 

我們自己用的第一個方法是在三個點算站中把路過的人用點人頭機實時點算，最有代表性的是灣仔的點算站，全程共只15.3萬多人走過，但因少數人可能從其他的路走過，或一早中途退出，這應是稍有低估。我們也用了一個笨辦法，把遊行隊伍做了連續錄影，事後再慢慢點算。最省時的方法還是用人口密度乘上面積。

 

我們原本的部署是當第一梯隊的龍頭到了終點後，立時通知藏身於A點的工作人員插隊，到他抵達終點時又通知下一個工作人員在A點加入遊行，餘此類推，這樣我們便可得知總共會有多少個梯隊。我們也拍攝了大量的不同地段不同時間的照片，我從當中估算了平均密度，是每平方米3.05人，比過去2至3人要高。但在4時45分時，我們見到遊行隊伍移動太緩慢，而且知道人群基本上都已出動，便稍為改變方法，把已知的已過了終點的人數，加上仍在維園的人數，加上在路上的人數（密度乘上面積），得出20萬人。經過反覆印證，雖不可能百分百準確，但肯定民陣的數字是誇大了幾倍，若他們重視政治效果多於重視事實，那便是不幸的。

 

(Sky Post 2019-6-14)

雷鼎鳴

 

「六四」三十周年所思 (雷鼎鳴)

六四是一場民族的悲劇，也是一道很難瘉合的傷痕。

　　三十年前的六三晚上，我在美國東部教書的大學，中國的留學生邀請了傷痕文學的鼻祖、《人妖之間》的作者劉賓雁到我校演講，座無虛席。因為與內地有十二小時的時差，那是正是北京清晨的時候，消息不斷傳來，大家熱血沸騰，決定拉隊去華盛頓示威。我回家後收拾行裝，也與朋友及學生正在午夜出發，飛車十小時次天趕得及示威，接着再開車回家，已是兩晚沒有睡了。一年後，趙紫陽的左右手陳一諮在美國流亡，到訪我校，學生對我信任，把他安排在我家中住宿，我也得以多聽到一些內情。

　　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作為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對其不斷思考，是責無旁貸的。有關六四的錄影與資料，我已記不清看了多少次，但最公正的紀錄，我認為是韓倞（Carma Hinton）在九十年代初期所拍的三小時紀錄片《天安門》，當時在香港有放映，今天在網上有時也可找到。

　　為甚麼說這是一場民族悲劇？我們若把事件的枝節除掉，可以發現鄧小平認為自己面對的，其實是一道千古難解的哲學兩難困局：假如要你殺掉一名無辜而且優秀的公民，但卻可因此而救到一千人的性命，你會怎樣做？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答案，在西方社會，主流看法恐怕是此事萬萬不可，但中國人，尤其是相信功利主義哲學的，很可能認為這是值得。對鄧小平此等軍事將領而言，這難題是家常便飯，軍官派敢死隊去贏得陣地，以增加戰爭中的勝算，不也是一早便預知有優秀的士兵會送命嗎？中國人民明知鄧小平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在某些人眼中，他理應罪大惡極，但大多數中國人今天對鄧小平仍是敬若神明，而且衷心擁戴，這正好反映他們心中都有一把功利主義的尺。他們對不對？此事恐怕從盤古初開吵到天荒地老，也不會有答案。

　　主張要用武力驅散或鎮壓學生的主要理論是要保持國家的穩定，而穩定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當時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了十年的高速增長，但開始遇上不少難題，鄧小平的愛將胡耀邦是自由化的旗手，已被免職並逝世。鄧小平本人既主張改革開放，但也重視穩定，相信若無穩定，政策也推行不到。黨內的強硬派不一定認為改革開放是好事，但肯定贊同穩定。趙紫陽是改革派，要與學生對話，但他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門見學生時，已經失勢，且學生也不肯聽他之勸早日退場。但殺了一些人，也把學生驅離廣場，是否有利於穩定並推動了經濟？歷史如何考驗鄧小平的信念？

　　從牌面看來，鄧是賭贏了。中國政局在六四後遇過一些壓力，當時幾乎全球都預言中國經濟快將垮下，只有普林斯頓的經濟教授鄒至莊獨持異議，他預測中國經濟只會在短線受挫，接着會強力反彈。事實證明，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有了二十多年人類未見過的騰飛。為何如此成功？歷史往往是詭異的，鎮壓過後，強硬派表面上是贏了，但其實黨內影響力已降。鄧南巡時一聲令下，全國支持，強硬派已無力阻擋。

　　會否鄧的勝利只是巧合，不鎮壓學生效果更好？也許是，但歷史並無給我們機會直接檢驗這說法，不過，我們知道，蘇聯解體後，社會失去穩定，經濟隨即受到摧殘，至今元氣未復。但經濟增長與生命有何關係？改革開放不光只是經濟增長，後者會創造大量社會資源，使到人民壽命大幅增加，醫療進步迅速。在解放初期，中國人均壽命只是四十歲左右，但今天已達七十六，上海則更高達八十三。穩定對經濟帶來的好處，包括醫療進步，救回了多少條生命？

　　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希望上述的兩難困局在中國再次出現，替中華民族多添幾道傷口。如何才可避免此等悲劇重演？雙方都肯理性探討，不走極端，是個關鍵。在六四之前，多位與學生站在一起的有識之士都曾勸他們退場，但學生沒有理會，以致後來大家都無路可走。想深一層，學生運動最難之處便是無法在適當時退場。當上學運領袖，一夜之間可從寂寂無聞變成萬千寵愛在一身，世人注目。這是一種權力，一答應退場，這光環便灰飛湮滅，況且幾乎必然有新來者希望你讓路，好讓他們佔據你的位置。年輕人很難受得了權力的誘惑。群眾運動迅速變質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法國大革命變成《雙城記》所描述的殺戮；偉大的五四運動也不倖免，不少學生領袖後來也被權力欲沖昏頭腦，蔣夢麟與蔡元培都對此十分厭惡；佔中學生也不懂退場，不但一事無成，還播下後來旺角暴動的種子。我看過韓倞的紀錄片後，對柴玲等人的品格大感失望，從此亦對激進活動大起戒心。

 

(Headline Daily 2019-6-14)

從土地供應看香港公共政策的生態圈 (雷鼎鳴)

中美關稅戰與科技戰已炮聲隆隆，而且很可能是持久戰，香港夾在其中，已是避無可避，港人最好的策略便是持盈保泰，做好香港本應做好的事務。若論要提高香港經濟增長，擴大香港的經濟容量，以及化解社會矛盾，不易找到有比增加土地、遏抑樓價更重要的政策；但此種政策卻又深深地觸動香港的政經結構，若要成功，不可不對此有深入了解。

 

工作半世紀 始可買蝸居

 

香港的房屋是否又貴又細，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對大多數港人而言，答案是明顯的，根本不用討論，但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運作期間，我倒是聽過有些人力持異議，甚至認為港人居住的面積已經不錯，所以在分析樓價與政經結構前，還是有需要掃走一些謬誤觀點。

 

港樓有多貴？在眾多量度樓價的指數中，訊息量最多的是一個叫NUMBEO的指數。為免比較面積大小不一的樓宇價格，這指數把世界上幾百個城市的數據找來，劃一比較面積90平方米的樓價，其方法是看看不同城市中，收入處於中位的住戶，要多少年的收入才能買到一個90平方米、價格處於同類樓宇中位數的單位。

 

香港要多少年？去年的答案是要49.02年，是近半個世紀，超過一生人的工作年期！我數十年前在美國教書時住過幾年水牛城，NUMBEO指數是1.87年，與香港相差何其巨大。就算是新加坡或倫敦等昂貴城市，都「只」是22年。

 

香港人居住的面積已算不錯嗎？香港的公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是13平方米，整體香港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積也只是16平方米。香港的老對手新加坡是27.6平方米，內地是32.9平方米，美國是60.9平方米，丹麥更高達76.7平方米。港人見到這些數字，能不悲乎？上述數字也意味着就算居住面積完全平均配置，絕無不平等，港人的居住空間也是十分擠迫。港人生育率極低，部分原因便是被此迫成。

 

為何樓價這麼貴？先考慮是否需求因素造成？香港雖有新移民，但因生育率低，未來25年人口增長率每年平均只得0.4%，但因人口老化，每個住戶人均人口愈來愈少，住戶數量卻上升較快，未來25年住戶數目每年約以1%的速度增長。這便意味着香港每年新增的住戶有2.7萬個左右。

 

這尚未加上要多建單位以補充被拆掉的舊樓，也沒有算上過去多年供應跟不上需求所積累的壓力；我們也應加上港人在經濟增長後，希望住得沒有這麼擠迫的土地需求。

 

有人埋怨地產商壟斷市場，要價太高。地產商若有強大壟斷力，的確不妙，但我卻很懷疑在過去它們是否有這能力？1997至2003年間，樓價跌了63%，卻不見地產商有能力頂得住樓價下瀉。我尚記得在1997年高峰期，新地股價每股116元，今年6月3日，新地收市價是123.6元，20多年才增加這麼少，就算加上每年的分紅，香港的地產龍頭公司又算得是哪門子的「地產霸權」？

 

印花稅辣招 壯大地產商

 

不過，政府從2011年所實施的印花稅辣招，既無法降低需求，反而減低二手市場的供應，這便增強了一手市場地產商的壟斷力；再加上金管局限制了按揭的比重，能夠提供額外按揭的地產商，便可利用政府的政策而得到比過去更大的壟斷權了。這倒是不健康的。

 

眾所周知，香港不是地理上沒有地，但已發展的地只得總面積的24%。我們也確知，樓宇的成本主要是地貴，只要有大量的土地供應，樓宇數量增加，樓價不可能不下調。不少定量研究也為此說提供到證據。為什麼香港的地拿不到出來？

 

另一些相關的問題是，在董建華年代，為什麼搞「八萬五」這麼容易？那時地從何來？今天發展規模遠不及「八萬五」，為何卻拚命擠也擠不出地？我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期間，只有感到官方成員都極其焦急，很想多找到些地。小組的成員只要聽到有些地有潛質可用，大都會兩眼放光，興奮莫名，不存在要卡着一些可用之地的情況。

 

舉個例子，記憶所及，沒有成員反對發展棕地。10年前林鄭當發展局局長時，已想發展棕地，但10年過後，仍無寸進。我聽過一位地產商所說，他們公司過去幾年都想購入棕地以作發展，但對方叫價卻愈叫愈高，脫離實際，至今仍買不到一塊地。

 

另一個例子是私人擁有的農地，這些地有近1000公頃，十分吸引，政府雖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但這種做法卻並非沒有法律上的規限，就算強行收回，也只能在「公共用途」類別中使用，不能地盡其用。

 

過去多年，政府與私人擁有者一直也談不出多少成果，私人地主希望政府出錢多在附近發展基建，這樣有利於他們發展人口密度較高的社區，但政府卻不願。歸根究柢，其實還是一個誰肯多付錢的問題。地主也不焦急，地大可放在那裏，坐等升值。

 

在整個討論土地供應選項的過程中，有一點我印象特別深刻，便是政府若想發展某些地，速度特別慢，是驚人的慢。要用棕地嗎？沒有10年8年恐怕成不了事。要填海嗎？也許要15年吧，這還不一定包括房屋建好，這叫今天交貴租的無殼蝸牛怎麼等？

 

為什麼要這麼久？據說是政府要走過一大堆法定和非法定的諮詢過程，又要各種評估、可行性報告，不少項目也要經過區議會甚至是立法會。在港英年代，填海及建機場這麼大的項目所需的時間也遠短於今天「明日大嶼」所需的時間。

 

從較負面的角度看，這些沒完沒了的諮詢或審批，反映出政府並無足夠的政治能量作出決定，若是得到不同層次的諮詢及審批架構支持，政府便師出有名，可以擊退反對的聲音。不過，這也可造成惡性循環。例如，過去如何發展某社區，是不用問過區議會的，但今天卻要問。試想，一個政治團體若知道他們有權阻止你某個計劃，他們會不跟你討價還價，讓自己得到好處才支持你的項目嗎？

 

填海增土儲 地主才降價

 

多設各層次的諮詢，自己老是不作出決定，也可視為一種卸責，把責任推到諮詢對象身上。有時，但非必然，諮詢對象也會對要肩負起的責任感到壓力，他們也可以卸去部分的責任，自己找另一層次的諮詢。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很難說沒有墮進這陷阱。為何22位各有代表性或專業背景的成員及8位資深官員對很多選項不願作出判斷，而要花費大量資源時間去搜集民意（最後證明，這些民意其實與小組成員的總體意見無大分別）？這一方面是政治，讓小組有機會解釋各選項，並使建議的選項賦有民意的支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小組在卸掉責任，不以自己的專業作判斷，而以民意作包裝，但光是小組的討論與諮詢，便多用了17個月，以致特首等不及，在小組未有報告前便提出「明日大嶼」計劃。

 

平情而論，就算真有卸責，以致延誤土地供應，我們也不用抹殺多層次多架構諮詢所帶來的正面作用。多聽意見，尤其是專業意見，可以減少錯誤，實有存在價值，但是否要把諮詢弄得無了期？

 

其實，在特定的條件下，土地政策多作諮詢也不會阻礙供應土地的日期，只要有大量土地儲備，可供十多年以上使用，就算政府動作遲鈍，也不會有問題。政府先逐步用掉儲備中的土地，只要儲備能慢慢地、但又源源不絕地得到補充，那麼土地短缺便不會出現。

 

不過，從1985至2005年，香港每年填海造地平均190公頃，但從2005至2015年，每年平均卻只得19公頃，填海造地急劇下降，土地儲備也消失幾乎殆盡。沒有了儲備，整個遊戲便大為不同，政府找到什麼地，立刻便要用，完全沒有緩衝，找不到地卻有需求時，土地及房屋價格便要急升。政府沒有地，若仍慢條斯理，容易出現社會怨氣。

 

既然政府現在基本上沒有土地儲備，我們只能希望加快每個選項供應的速度。這不容易，香港最大的困難是中短期的供應都不足，長期要靠填海，若填不了海，也便巧婦難為無米炊了。阻礙短線供應的是小圈子利益，他們人數少，但利益集中，也較易組織起來，形成強大政治力量。

 

面對這些利益團體或地主，最理想的方法是利用市場力量。目前各選項中最能解決長遠土地供應的是在大嶼山對出填海造地，它規模較大，足以使市場產生樓價會跌的預期，這樣又進一步減弱各地主把土地待價而沽的誘因。假如這些地主肯定知道未來有大量土地供應，那麼現在減價放出土地便十分合理，所以加快填海，明確前景預期，不但可解長期樓價高企之苦，並可使中短期價格一樣下降。

 

(HKEJ 2019-6-8)

假如中國對美國禁運稀土 (雷鼎鳴)

稀土又成為國際中的重要話題。這是沒有甚麼奇怪的，「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禁售芯片給華為，中國政府怎可能不考慮對美禁售她缺少、但中國幾乎壟斷的稀土？新聞工作者有敏銳觸覺，大家都一起惡補稀土的資料，這對我們了解情況有幫助，但可惜惡補出來的部分資料不見得都正確。

我們先要搞清一些情況，才可能推測中國政府會用何招。有些事實應是無多大爭議性的，稀土在現代科技中至關重要，上至最尖端的軍用戰機、高精準的武器、人造衞星，下至數碼相機、手提電腦、智能手機、夜視望遠鏡、電動或汽油電動兩用汽車、洗衣機、吸塵機等等，都要用上稀土，一個國家假如稀土完全被禁絕，其經濟及科技產品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大量現代科技 用上稀土

 

有一些數據似乎也無大爭議。在已知的蘊藏量上，中國最豐富。中國有4,400萬公噸的稀土，佔世界的38%；巴西與越南蘊藏量也多，各有2,200公噸；澳洲則有340萬公噸；美國雖曾一度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生產國，但現在只有140萬公噸。蘊藏量與生產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蘊藏並不等於能開採，稀土濃度不足，太過分散，又或技術不夠，都可使開採稀土變成蝕本生意。例如，越南、巴西雖是稀土蘊藏大國，但產量卻微不足道，對市場毫無影響。中國在80年代中以前，產量近乎零，但2009年左右，產量卻高佔世界的95%。近年中國為了環保等因素，對生產多了限制。在2018年，產量保持在12萬公噸，佔世界7成。

最重要的問題自然是美國對中國稀土倚賴有多深？美國只有一個在南加州叫Mountain Pass的地方有生產稀土，這個礦場曾倒閉，近年有包括中國的資金進入，又重新開業，但稀土共有17種金屬原素，這礦場卻主要生產並不算高價值的鈰，2016至2018年，它時開時停，共開採了1.5萬噸稀土，相當一部分運到中國去提煉。這個礦場的稀土，從種類到數量都遠遠不可能滿足美國的需要，但欠多少？這不易回答。

 

有不少資料來源都顯示美國入口的稀土大約8成來自中國，去年的價值卻只是微不足道的1.6億美元，這顯示中國賣得太便宜了。有位美國的財經分析員Marc Chandler說，美國只從中國進口4,000公噸稀土，而且大部分都是隱藏在入口的電子產品或其他產品之內。若是只有4,000公噸，便大約等於中國12萬公噸產量的3.3%，香港不少報道或評述也使用了這位先生的數字，我不知他的資料來源，但相信他是錯誤的。

資料來源的可靠性很重要，我翻查了美國地質局屬下的「國家礦物資訊中心」（National Minerals Information Center）的官方數據，當中顯示2016至2018年，美國每年進口的稀土量頗為穩定，平均每年為11,712公噸，若是中國佔了8成，那麼從中國的進口便是約9,370公噸，而不是4,000公噸了。

需求彈性低 收入勢大升

 

不過，實際數字應遠不止此。上述的官方數字不可能包含已藏在各種進口產品中的稀土，因為美國及中國皆無此等統計數據。就算用常識去判斷，美國很多種稀土都不能生產，Mountain Pass也常停產，只從中國及世界其他地方共進口5,000公噸便夠嗎？要知道，每輛電能汽車便藏有幾磅稀土，美國的F35戰機據說每架要用掉920磅稀土，更不要說家庭用品中電視、手機等等的所需了，區區5,000公噸怎會夠？因此可知，美國每年直接從中國進口稀土9,000多公噸，另再加上不知數量藏於製成品中的稀土，此外，她從法國、愛沙尼亞及日本進口的稀土，其來源其實也是中國。

 

中國若要禁運，最簡單的第一步自然是不把任何稀土賣給美國，也不容許其他國家把中國稀土轉口到美國。很多中國輸美的產品用了稀土，例如蘋果手機，中國也可以牙還牙，效法美國近日的政策，不准用上原產地是中國的稀土，否則犯法要重罰，運到其他國家的則不在此限，生產商會否轉到別處生產？這沒用，因為還是不易得到稀土。這會打擊到美國，但不會打沉她，美國自然會另謀出路，但這絕非1、2年能化解的事。稀土因為是必需品，需求彈性低，其價格在世界市場中必會狂升（這便是為甚麼稍有風吹草動，稀土公司的股價近日都急升），中國出口到其他國家的稀土價格也會受惠，出口量減低，收入卻可大升，WTO這回倒是無法批評中國的。

 

(Sky Post 2019-5-31)

 

 

關稅戰與科技戰眾敗多傷 (雷鼎鳴)

　　特朗普喜歡說貿易戰中國損失慘重，而美國則因可收到大量的關稅，十分歡快。中國官方及美國的經濟學家並不認同特朗普的論述，認為貿易戰兩敗俱傷，沒有贏家。究竟誰人正確，這是需要小心經濟分析的。

　　貿易戰的第一步是美國向中國的貨品加徵關稅。先說美國一方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關稅有如對中國來的商品收取銷售稅，產品價錢會提高，美國的消費者自然有所損失。零售商或入口商也會蒙受不利，因為他們不可避免地也要分擔部份的成本，以免商品因價格過高，賣不出去。我在一些美國所有物品只賣九十九仙的平價商店發現，這些商品幾乎全部來自中國，但在別的百貨公司，它們可賣到兩三元一件。這意味着這些商品的入口價一定低於九十九仙，否則上述的平價商店怎可能不關門大吉，但另外的百貨公司則是牟取暴利了。如果加了關稅，平價商店也許不能加價，關稅成本直接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但對其他百貨公司而言，它們因為利潤空間很大，有可能會吸納了相當一部份關稅帶來的成本。總而言之，關稅會帶來消費者、零售商及入口商的「損失」，誰損失多一些，則每種產品都不一樣。

　　　　此外，我們也要注意，關稅扭曲了市場，消費者本來願意多買一點的，現在也因價格被人為地迫升，消費量會減少，這便是資源配置失去效率的損失，也是整體社會的損失。

　　但若只算損失的部份也不對，美國政府不是從入口商處收到關稅嗎？它橫徵暴斂收了錢後也算是贏家了。特朗普是只算自己的關稅收入，不算人民的損失。有些人的錯誤算法則是不理會政府的收入，從而高估了美國的損失。正確的算法是消費者等人的損失加上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退步減去關稅的收入。

　　中國損失多少？關稅壓低了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出口總額下降，但用出口額去量度，則是誇大損失了，這是因為中國少生產一些，總成本也就下降。生產商及出口商利潤的下跌，加上市場被扭曲所帶來的效率下滑，便是中國的損失。若人民幣匯率下降，則等同中國以便宜一點的價錢賣貨給美國，自己分擔了多一點關稅帶來的成本。

　　至於兩國之間誰損失較大，卻是要看每一產品在絕對值上，中美雙方的損失都差不多，但因中國GDP較美國低，所以在GDP百分比上，中國損失的比例要高一些。

　　關稅戰也有另一效果，便是改變入口的來源地。對美國的消費者而言，有不少商品本來從中國進口最有利，但若有針對中國的關稅，美國的入口商便會被迫轉到低效的國家購買。到最後，結果只是美國人自討苦吃，本來可從中國這高效的地方平價買到商品，但卻改為到高價的地方去買。

　　貿易戰的第二個階段是科技戰，它的破壞力卻很可能比關稅戰大得多，甚至會改變全球發展的格局，但同樣是沒有贏家。

　　高科技行業有一特點，便是研發的成本很高，但到了有成果出來後，生產的邊際成本往往很低。這意味着銷量對企業的利潤影響極大，銷量不足，便難以承擔天文數字的研發成本，企業就算不倒閉也要大減科研的投資。美國一些重要的晶片公司大部份市場便是大陸，中國或美國若不准它們進入中國市場，它們必會損失慘重。此種禁售或禁買，也一定對全球互相緊密依存的供應鏈造成難以評估的破壞。

　　本來在全球貿易中，大家都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各有自己的角色，也相信合作與共存，但特朗普的胡搞，卻對各國都響起警號，貿易夥伴不再可靠，自己不能不花費資源在每一項重要科技上都投資，重複開發別人已經開發的科技。這是很大的浪費，但卻不得不做。

　　長期而言，世界經濟會全面受到拖累，而且像中國此等科技大國，最終有能力在各領域製造一些優秀產品，搶走美國的市場份額。這結局的出現也只是早晚而已。美國發動的科技戰這招，對沒有實力的小國尚有可能成功，但面對中國，只是替自己的企業趕客而已。

(Headline Daily 2019-5-31)

任正非超越了民族英雄 (雷鼎鳴)

　　朋友從北京考察回來，說那裏的人已視任正非為民族英雄。他當然有此資格，但他最感興趣的是研究宇宙起源，當中反映的視野之寬廣，卻又超越了這個稱號所能代表的，後世科技史中，應會有人研究他所帶領的華為，如何使到中國的科技超越美國。

　　為甚麼說民族英雄這稱號他當之無愧？一小部份的原因與華為及任都是被迫害者有關。他女兒孟晚舟無理被扣押，美國政府又窮一國之力打壓華為這民營公司，但他及華為同人依然有奮戰到底嗷嗷叫的氣魄，這已使人佩服。但假若他只是志大才疏，最終戰死沙場，那麼有些敗類還會嘲笑他的愚蠢，人民也未必把他視為民族英雄。他當得上此稱號，大部份原因與他的能力及超凡的預見力有關，他此種領袖力，使華為在美國強大的進攻壓力下，不但毫無敗象，而且大有可為能把特朗普打得方寸大亂，甚至落荒而逃，華為則愈打愈強。

　　他的預見力如何驚人？在過去幾個月中華為早已大量購入零部件，足以使華為有六至十二個月的時間應付禁運。這與中興去年的束手無策完全不同。但他真正展示實力的，卻是二○○四年已投入兩萬人及四億美元，命何庭波開發「備胎」，就算美國向華為突襲，它也完全可以應付自如。美國政府連此點也搞不清，自然每戰必殆，出了招後才發現別人早有埋伏，真正搞笑。就連禁止谷歌微軟等公司與華為合作的「必殺招」，看來也成為了廢招，原來華為已有能力推出一個新的操作系統，這系統還可一統江湖，貫穿了電腦、手提電話、電視、汽車、智能穿戴與平板電腦的操作。葡萄牙有個幾乎與谷歌完全相容的系統，而且有九十萬個應用程式，很想與華為合作，但華為對此已未必完全需要，華為剛宣佈推出藏有了七納米頂級晶片的Mate 20X 5G，似是立威之作。 

　　任正非超越了民族英雄的身份，是他真正看通了經濟及科技發展的成功之道。美國為何能成為科技大國？根本原因在於它過去能大量吸納外來人才及有一套優秀的培養科技人才制度。美國的大學及科研機構不但人才輩出，而且在二次大戰前後吸納了大批歐洲科學家，在蘇聯解體後，又再接收了大量東歐人才。它的開放社會，亦使不少華裔科學家趨之若鶩。不過，特朗普上任後，常常派人騷擾華裔科學家，連對抗癌症研究起到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也被視為影響其國家安全，美國此一反傳統的做法，已使其有識之士擔心美國會出現人才外流。

　　任正非一抓便抓中要害，他從美國經驗中，學懂人才是關鍵。中國的稅率過高，不利吸納人才，所以他希望社會能想出辦法解決這問題。華為本身卻早已有大動作，它僱用了七、八萬名科研人員，光是數學家物理學家也各有七、八百人，規模是等於十多所大學了。這些人員遍佈在世界各國的幾十個研究所中，不一定受中國的高稅率影響。華為薪酬高，管理良好，很有能力吸引世界人才，可做到美國所做到的，任知道東歐人民收入較低，眼睛似已盯上那邊希望尋夢的有科技天份的人才，有意把他們納入華為的大家庭。此種國際視野內地少見。

　　在理論層面，任似已化解了一難題。國際貿易意味着各國要互相依賴，各自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樣生產效率才會提高。但貿易戰的出現使人看到，依賴也可意味着被別人卡脖子，所以不能不追求科技自立。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任立場鮮明，叫人不要民粹，不要排外，買外國東西不等於不愛國，他自己也買蘋果，華為自己發展晶片，也願意與生產商交流經驗，看看如何改進，他也很懂得欣賞外國企業的優點，勸國人不要對別人的企業抱有敵意，這些企業也只是受制於外國的政客而已。他說：「完全依靠自主創新不夠，要跨國創新。」華為一直實踐跨國創新，實力因而成長，別人便卡不了它的脖子。美國政府搞封閉，把自己搞得元氣大傷，華為卻堅持搞開放，愈搞愈強，二者高下立判，這對中國的國策企業，都可起到啟示作用。

　　中國人民儲蓄率高，積累到的資金出路不夠多，便只有流到房地產中。華為事件使到美國晶片要退出中國市場，這倒大大有利中國的晶片公司，並可刺激年輕人轉向學習科技，當中任正非的貢獻無比巨大。

(Headline Daily 2019-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