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與阿拉伯之冬 (雷鼎鳴)

　　十多年前有本流行的經濟暢銷書Freakonomics，中文譯本中有一版叫《蘋果與橘子經濟學》，也有叫《魔鬼經濟學》的。在內地的語境中，「魔鬼」似乎是指很厲害之意，不是貶詞。至於蘋果與橘子，是指英文版的封面有一表面是蘋果，內裏是橘子的怪水果，這是作者利維特（Steven Levitt）要提醒世人，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要深入核心。

　　年前電腦深藍與人類圍棋高手對決，結果是電腦橫掃所有頂尖高手，它的成功依恃甚麼？電腦不會犯上「棋屎貪食卒」的錯誤，短線的利益不易誘動它，電腦思考快速，它會推算很多步，看看某一步走下去會導致甚麼結果才作出選擇，人類的推算能力比不上電腦，考慮不到這麼多步，不得不敗。此事提醒我們《孫子兵法》已有的智慧：多算者勝，凡事要看長遠後果，短線利益不可靠。

　　經濟學有所謂規範（normative）經濟學，有所謂實證（positive）經濟學，前者突出甚麼是好，甚麼是壞，後者着重邏輯推理及強調證據，要找出人類行為的科學規律。在世界各國的學府中，經濟學的教育都會以實證為主流，這種訓練使我們對一些好聽的口號天然地有一種免疫力，某種政策就算背後出自良好意願，若經過分析後發現它竟會帶來破壞，我們便不能用這政策。同理，有些人自稱都在爭取甚麼甚麼的「公義」，要打倒某某強權，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便一定會深究若這些口號被貫徹，最終為社會帶來的是利益還是破壞。

　　全球正處於多事之秋，其他地方早已對些有展示。世界的火藥庫長久以來本在中東有產油的一帶。2011年6月，復旦大學的張維為與史丹福的福山（Francis Fukayama）對話，福山最為人知的著作是《歷史的完結與最後人類》，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加上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最終點，他又認為，2011年方興未艾的「阿拉伯之春」及「茉莉花運動」也將在中國出現，但張維為卻反駁，這不但不會發生，而且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很快便會變為「阿拉伯之冬」。其後的發展也證實了張維為的觀點，他在此事上比福山看得更遠更準確。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是怎麼一回事？2010年12月突尼西亞爆發出一場號稱是爭取民主的浪潮，該國的阿里政權被推翻。因茉莉花是突尼西亞國花，所以這場運動又稱為茉莉花運動。此運動迅即波及中東及北非多個國家，一些強權政府，如利比亞的卡達菲，亦倒了台，首腦甚至被殺。在過程中，有外國政府介入，北約甚至有軍事行動，但阿拉伯國家的人民對其政府不滿，亦是事實。不過，推翻了一些政權後，卻又未有為這十多個國家帶來春天，反而內戰四起，例如敍利亞便陷入無止境的多方混戰，本來曾受過美國培植的伊斯蘭國更攻城掠地，造成極大威脅。損失多大，不同人有不同的估計，例如基礎設施的損失，有機構認為高達9千億美元，死亡人數25萬至140萬人，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成為難民，湧往歐洲的難民潮便使歐洲國家十分頭痛。就算是較為成功，弄出個民選政府的突尼西亞，GDP也要下降10%。下周一應團結香港基金到港演說的張維為，說這是「阿拉伯之冬」，絕不為過。

　　這便是歷史的真實。頭腦發熱，社會動盪。發起運動容易，是否有能力有節制地退場，卻是更大挑戰。港人對此也有經驗，2014年佔中起不了正面作用，亦長時間退不了場，正反映到當事者宣談公義，不看後果，不懂人性規律的毛病。

(Headline Daily 2018-12-14)

貿戰無勝算 不得不暫停 (雷鼎鳴)

習近平與特朗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議後，中美雙方各自發表聲明，貿易戰暫時停火。從兩份聲明的用詞看來，中美都認為這次會議成功和有積極意義，美方甚至大讚習近平為了人道主義，願意嚴懲把類鴉片藥物芬坦尼出口到美國的中國公司。這段說話有些使人意外，但美國的醫生近年過量使用類鴉片藥物，致使美國中年男性白人自殺率大增，已成美國社會大問題。停火當然比雙方惡鬥好，但若以為中美關係從此便變得十分和諧，便顯然是過分樂觀與天真了。未來90天的暫時停火期使雙方都可喘一口氣，我們也可利用此機會做一個階段性總結。

 

美國有一哥情意結

 

現在的流行詞語「修昔底德陷阱」其實很易理解。做慣霸主的人都不會喜歡有人從後追來超越自己，此乃人性，就算在學校內長期考第一的學霸若被同學超過，也會不開心。多年前，中國尚未加入WTO，我已多次撰文指出，一場賽車最危險的時間便是跑第一的見到第二的要扒頭，所以不斷使出危險動作阻止之。中國發展的迅速遠超美國的估計，不由他們不心慌。但使用戰爭去抑制對方卻是行不通，因為雙方經貿關係密切，互相依存，打仗必然傷敵傷己。貿易及相互投資是最好的防止戰爭工具。「修昔底德陷阱」也可靠加強貿易去化解。

 

特朗普不斷聲稱要美國優先，這反映到美國人要做一哥的情意結，這種心態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做了霸主後慣出來的，在第一次大戰後情況並非如此，當時美國自動急着裁軍，致使軍力在二戰前大大落後於德國與日本。特朗普此人看事情很表面，他以為美國有龐大貿易赤字便是別人在討了美國的便宜，太失面子，與美國優先的理念不相容，所以他首先發難的便是貿易戰。

 

他選錯了戰場。美國有貿赤其實不是她吃虧，而是她賺了別人的，這與美元霸權有莫大關係。貿赤意味着她出口少於入口，美國人的消費大於她的生產，亦即美國人的生活質素高於她的經濟發展水平。她靠的是甚麼？是無本生利地印出一張張美元或債券換取別人的實物。美元與債券都是欠單，若別人信得過美國，這些欠單會被收藏起來作儲備永不使用，但若美元地位受質疑，這些美元便要用來換回美國貨物。一旦如此，美國人便不但不能消費大於生產，反而是生產出來的，要分出一部分償還別人。如此一來，美國的通脹會上升，美國人收入的購買力會下降，因為GDP的一部分會跑到外國持有上述欠單的人處。特朗普不明此理，硬是要消滅貿赤，是不明白美國有美元霸權的特殊情況。

 

貿赤源自消費過度

 

特朗普也用錯了武器。用關稅等方法打貿易戰根本不會減少貿赤，從初級經濟學中我們已經得知，一個國家的貿赤等於其儲蓄減去其投資，此乃千古不移的經濟規律。美國有貿赤只是因為美國人消費過度，不喜儲蓄而已，與關稅並無關係。但是若關稅造成了美國經濟衰退，美國人的消費倒是會降低，從而減低貿赤，不過，這倒不會是特朗普所想的。

 

特朗普另一錯是他不懂判斷形勢。在貿易戰初開時，他掛在口邊的說法是貿易戰美國會贏得輕鬆，香港的一些經濟外行人也以為因為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量大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量，所以也錯誤地接納了特朗普的說法。但徵收關稅幾乎等同於向自己國民收取銷售稅，政府庫房收入增加了，但這些稅款卻是來自自己的人民，不是來自外國，有何勝利之可言？貿易戰雖不會有贏家，但對於大國來說，貿易戰的傷害卻不會很大，因為她們資源多，容易改變生產方式及產品，而且國家內部不同地方都可互通有關。既然損失不大，交戰雙方都有韌力打持久戰，美國怎可能贏得輕鬆？近月的數據顯示，美國的損失可能比中國更大，例如美股下挫的百分比雖低於中國股票，但因美國股市總值4、5倍於中國，每下降1%的損失便等於中國的4%以上。

 

現在貿易的關稅戰暫停了，下一步怎麼樣？中國會支持購買石油改用歐元或人民幣結算，以削弱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則有可能阻止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至於科技上的競爭早已開始，中國肯定會大幅增加科研的投資。

 

(Sky Post 2018-12-7)

 

胚胎基因編輯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物理副教授賀建奎趕在香港舉行的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學術會議前宣佈，經他編輯過基因，以後可不受愛滋病毒感染的兩個女嬰已經出生。此事迅即成為全球大新聞，中國及國際生物學界同聲譴責，內地科學界又認為他違規秘密進行此實驗，要加以懲罰。

　　我對新科學素來有強烈的好奇心，而賀被痛罵的理由之一是此等以基因編輯改造人類的方法，會造成社會的不平等，後者正是經濟學中重要的議題，所以我對這新科技是否真的帶來不平等大感興趣。

　　生命科學界熱議賀的做法如何違反倫理道德，倒是提醒了我，此種名為CRISPR-Cas9的技術在幾年前曾打過官司。今年才三十七歲、麻省理工的大教授張鋒，與加州大學栢克萊分校及舊金山分校的杜德娜（Jennifer Doudna），都各自有校方代表他們爭奪此技術的專利權。因為這技術如此重要，也許張、杜二人與另一參與創立此技術的學者Emmanuelle Charpentier將來都會得諾貝爾獎。據說，這技術的優點是它十分簡單快捷，我問過小兒，他不是研究基因的人，但在日常研究中也常常用這技術，由此可知，編輯基因已是生命科技界中一種為人熟知的技術。

　　既然技術已十分普及，那麼他們在吵甚麼？我讀了一些評論，似乎有三點是重要的。第一，改造人類某種基因究竟會帶來一些甚麼後果，科學家尚未能全面掌握，過程中稍一出錯，都對被改造的當事人十分危險和不公。第二，科技界可以接受在動物或成年細胞中編輯基因，但卻反對改造胚胎中的基因，更遑論讓胚胎成長為嬰兒誕生出來。原因是胚胎中的基因被改造後會傳給下一代，若嬰兒長大成人後結婚生子，暗藏在改造過的基因中的問題，可以在人類中流傳下去，後果難測。第三，若基因被優化了，估計有錢有勢的人較易得到這技術，他們的後代或可變得聰明絕頂，強壯健康，壽命千歲，有能力奴役那些沒有資源獲得改造的人類，世界於是更不公平。

　　我對此說十分懷疑。假設半個或一個世紀後科學界已經更掌握人類基因被改變後的生理後果，不會編輯些科學怪人出來，但社會依然把基因改造應用於胚胎視為禁忌，那會出現甚麼情況？因為編輯基因的技術並不困難，很多科學家都有能力做得到，人民若相信此技術足夠安全，便必會有不少人想一試把子女變成超人的機會，就算他們本來興趣不大，也會怕別人的子女變成超人，為了防範，自己也要先做。但此技術是禁止的，誰更有能力利誘專家替他們施術？肯定是有財有勢的人。禁止得愈厲害，施術的成本便愈高，收費便愈貴，普通人更難以負擔，這不是使世界變得更不平等嗎？科學家對社會的良好願望經不起經濟分析。

　　以上所說，並不等於認同賀建奎的作為。但作為出身名門，在史丹福博士後的導師Stephen Quake大名鼎鼎，近年孕婦可以不靠超聲波，只用驗血，便可在很早的階段得悉胎兒是男是女，此種技術便是Quake所創，但賀當時的研究與編輯基因技術無關，他進行相關研究時手勢是否熟練並無出錯，也使人懷疑。既然科學界現時仍未全面掌握各種基因編輯的後果，先禁一禁，拖一拖也有好處，只是這未必能杜絕一些求財若渴的公司做這生意。

(Headline Daily)

中國的長期貿易順差——白銀與美元 (雷鼎鳴)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原因，據他本人多次論述，是因為美國對中國有龐大貿易逆差，是中國討了美國的便宜。我相信很少經濟學家會同意這種說法，但中國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如魚得水，不但迅速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而且積累到龐大的外匯儲備。此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中有無出現過？當中的經驗對今天的政策有無啟示作用？

 

白銀流入的始末

 

歷史不會完全重演，但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例子，情況與今天頗為相似，第一個例子是明朝最後100年中國成為全球貿易核心及白銀的大量流入；第二個例子是鴉片戰爭及其後的百年國恥。

 

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經濟全球化什麼時候開始？若我們把此概念簡化為全球多處地方，包括亞洲、美洲、歐洲等，都在進行大規模的國際貿易，那麼第一時期的全球化應始於1572年前後，亦即明隆慶六年。

 

早在1565年，西班牙的大帆船（Galleon）烏爾達內塔號從馬尼拉出發航行了130天，開闢了馬尼拉到墨西哥港口阿卡普爾科（Apaculco）的航線，也帶去了一些中國的產品。此航線開通不久便迎來巨變。

 

本來歐洲人一直對中國的絲貨、瓷器、茶葉、蔗糖和亞洲的香料很感興趣，奈何中國人覺得自己可自給自足，對西方商品並無需求，所以對貿易冷淡。但剛在此之前，日本與美洲的玻利維亞都發現了產量很豐富的銀礦，而中國是缺銀的國家，剛巧在1567年明朝政府又放寬了海禁，容許中國商人與外國做生意。

 

有了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到訪菲律賓的中國商人迅速與西班牙人達成協議，把大批大批歐洲人趨之若鶩的商品，從福建的漳州月港及泉州運到中轉站馬尼拉，在那裏接收墨西哥運來的白銀。

 

1572年開始，便有定期的大帆船航運，把中國的商品運到墨西哥，其中一半左右的貨物又會再運至歐洲。墨西哥市那時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貿易中心，也有不少中國人隨著大帆船移民到墨西哥市，建立了有數以萬計華人聚居的唐人街。

 

據舊同事歷史學家李伯重教授的描述，這400多年前的唐人街，有裁縫、鞋匠、肉販、刺繡工、樂師、書記等。華人似是天生的生意人，在多個競爭行業上完全打敗了西班牙人、印第安人與非洲人。西班牙人又因害怕長途跋涉，寧願讓來往馬尼拉與阿卡普爾科大帆船的水手由中國人充當。自此時開始，美洲白銀源源經馬尼拉滾到中國。

 

中國那時本有禁令，不與日本做生意，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卻知道日本對中國產品有需求，中國對日本的白銀亦感興趣，所以便當了中介人，進行了中日貿易。

 

從上可知，中國的貿易一直都是巨大的順差，這本無法長久持續下去，但有了白銀，情況便不同。白銀有著三種特性：

 

第一，它本身便是一種有用的商品，可造首飾或其他華貴的用具；第二，它可作為交易的媒介，亦即流通的貨幣；第三，它可被視為一種保值的儲備，或是用作儲藏財富的載體。

 

由於有了第一種特性，大家都知道它有價值，所以不用擔心在交易時人民拒絕接納它；此兩種特性也同時決定它可變作儲值工具。

 

我們也可容易見到，美元也有流通貨幣及儲備貨幣兩種特性，又因為石油用美元結算，而且美元稱霸世界數十年，所以心理上，美元也理所當然地被視作有內在價值，亦即上述的第一種特性存在。

 

平均每年流入300萬

 

明代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時，中國是世界最重要的製造業產品出口國，中國的長期順差，被日本與美洲的白銀所補充，當時的白銀便等同今天的美元。歷史又何其相似，中國不認真參與國際貿易則已，一參與便是龐大的順差。

 

這裏也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聯儲局不用擔心何處可找來更多的白銀，它若要美元的話，大可開動機器印鈔票。這點顯示美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國家可以在逆差中圖利，逆差愈大，意味美國可「無償」地用自己印出來的鈔票支付到本國的逆差。

 

流入中國的白銀規模愈大，愈顯示出明代中國經濟的開放性。長久以來，歷史教科書都會把明帝國描繪為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明代經濟史專家李伯重及不少學者都認為閉關鎖國一說已經過時。但輸入白銀的規模有多大？

 

由於白銀的進出口數量並無官方紀錄，所以我們不易獲得準確數據。不過，這是一個眾多歷史學家注意的問題，各家各派的估算都有，這裏用史學家王裕巽的估計，他認為從1567年海禁開關至明亡的1644年，海外共流入3.3億兩白銀，約等於那時期世界銀產量的三分一都跑到中國去。

 

這個估計與多個其他的估計十分接近，例如李隆生認為明季100年間，流入的白銀應在3億兩之譜，平均每年300萬兩；弗蘭克的結論是2.24億至3.2億兩。這些是什麼概念？1593年，明朝的國家稅收是2295萬兩，軍餉是836萬兩。白銀入口的數量不但大，而且從吳承明等人的研究可見，其流入量在明季100年間，總體趨勢呈上升軌跡，例外的是明帝國滅亡前的幾年，因有運銀的大帆船沉沒及其他原因，入口的白銀有所減少。

 

科大同事貿易專家黎麟祥教授有次提醒我，中國社會科學院監製的100集《中國通史》紀錄片有些地方不妥，他特別提到第86集白銀的問題，此集認為明朝亡國的主因是缺少白銀，亦即「銀荒」；我把此集找來，也認為片中的觀點可疑。我同意白銀作為貨幣，加速了明帝國的崩潰，但其機制卻未必是「銀荒」。

 

英國賣鴉片遏白銀流失

 

倘若流通的貨幣減少，確有可能引致通縮，物價下降，即銀貴物賤，對經濟不利。但如上所說，流入明帝國的白銀極多，明亡前幾年流入量雖減少，但並無停止，這也意味以銀為本的貨幣總量並無下降，只是增加速度慢了一點而已，我很懷疑這會嚴重至國家滅亡。

 

更加可信的是，中國不是沒有銀，而是銀很多，但不少白銀都被民間窖藏起來，以作保值的儲備，在亂世中這尤其需要。不過，白銀很多都集中在江南，北京政府的庫房往往因運輸困難而得不到這些通貨，支付軍餉也出現過問題。這些與白銀其實無直接關係，只是明朝賦稅系統有問題而已。

 

我倒是認為白銀流入太多，不是太少，才是傷害明朝經濟更重要的原因。要知道，這些白銀不是從天上飛來的，而是明帝國人民花了大量社會資源製成工業品出口換回來的。白銀作為窖藏起來的儲備或交易媒介，本身對民生並無多少直接的助益，實有浪費資源之慮。

 

在明太祖時期，中國曾仿效南宋發行紙幣，但可惜學不全，紙幣制度完全崩潰。紙幣背後可以用有價值的實物（例如白銀）作遠低於百分百的儲備，例如有價值一兩的白銀，便可發行面額十兩的紙幣，這樣便可既有足夠多流通的貨幣（鈔票），又不用花費太多的產品去購入白銀，南宋時也一度有這樣做。

 

可惜有明一代都因太祖時濫發了太多貨幣，引致高通脹，以後便都不敢再做，改為用需要耗費大量資源的方法去換取白銀。若是其他的政經條件好，這也許不會產生大問題，但晚明的中國運氣很差，從1600至1644年之間，正好遇上小冰河時期，天氣寒冷，農產下降，國家早已陷於經濟下降，再加上流走了這麼多製造業產品以換取3億兩白銀，亡國便絕不奇怪。

 

此事在今天的意義是，中國是否需要這麼多外匯儲備？中國貿易的順差意味用了大量的產品去換取美元作儲備。這情況真的與明代用順差購買白銀如出一轍。中國可以借鑑明朝的經驗，檢討一下持有美元的合理水平。

 

在明朝傾覆了以後，白銀又再大量流入中國，大帆船貿易直至1815年都如常進行，美洲白銀產量增加，貨幣史專家彭信威根據東印度公司的資料估計，從1681至1800年，海外輸入中國的白銀高達4.58億兩，致使有些學者相信，世界一半的白銀都跑到中國去。

 

熟悉香港歷史的人也知道，鴉片戰爭前英國也遇到困境，其對華貿易是逆差，白銀都流向中國，就如今天的美元流向中國般。不過，英國人卻想出個對其更有利的方法，便是賣鴉片給中國人，使他們成為癮君子，這樣便可制止白銀的流失。

 

或遇懷璧其罪之險

 

賣鴉片還不算是最絕的討回白銀的手段。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要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

 

其後，八國聯軍侵華，又迫使清政府簽下《辛丑條約》，中國要向列強繳付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款，年息4厘，另再加地方賠款0.2億兩。

 

部分的賠款後來雖有被退還，但到了第二次大戰時，中國總共已付出了6.532億兩銀才不再付下去。其實，不平等條約是可以不遵守的，但在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之時，國民政府卻尚未即時停止向日本付款。

 

中國明清幾個世紀靠人民辛勤工作所積累的幾億兩銀順差及隨之而流入的白銀，竟被這兩個不平等條約全部消耗殆盡還不止，豈不使國人潸然欲泣？由此可見，只是懂得做好生意或是擁有精明的商業頭腦，若是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也是枉然的，隨時可被人一鋪清袋。歷史便是這樣的殘酷！

 

中國今天擁有外匯3萬多億美元，大約等於2000億兩白銀的價值，這筆巨款絕大部分正是由中國幾十年貿易盈餘積累而來。這2000多億兩白銀，百倍於明清貿易盈餘的總和，雖然把今天的白銀與明清時白銀的價值相比不倫不類，但我們已輕易知道今天中國外匯儲備的龐大。

 

這可能會遇上懷璧其罪之險，中國對美有順差，等於中國送了很多產品給美國人享用，換回來的是一張張美國發出的欠單（美元與美債都是欠單），若這些欠單價值能維持，中國自會如明清時人民把白銀窖藏般把美元收藏起來當作儲備，永不向美國追債，前提是，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能保持下去。

 

不過，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美元的地位一樣可受人民幣挑戰，若美元地位下降，美國會被討債。此種威脅可使美國如芒在背，想盡方法抑制中國崛起，幾乎是必然的。

 

(HKEJ 2018-12-4)

台灣22縣市選舉的前因後果 (雷鼎鳴)

上周末的兩個選舉，都被人形容為變了天。香港九西的立法會議員補選再一次推翻了建制派不能在單議席直選中得勝的論斷。台灣的縣市選舉更具戲劇性，2014年民進黨在6都16縣中搶得了4都9縣，國民黨則只得1都5縣，其餘為無黨派人所得，但到了今次選舉，民進黨被殺至只剩下2都4縣，國民黨則奪得了3都12縣。

 

國民黨有此成績，最大的功臣卻是一位曾退出政壇16年、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北農）當總經理但又被上了台的民進黨弄至失業的韓國瑜。此君被形容為一人救了全黨，他在深綠大本營高雄市的對手民進黨的陳其邁，卻是需要全黨救他一人也救不了。為何出現此局面？將來香港會否也出現相近情況？當中情由極有啟發性，值得港人注意。

 

民進黨輕敵 痛失票倉高雄

 

我不是台灣專家，但自讀大學起，卻一直有些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人物為朋友，從他們處我學懂不少台灣的歷史、社會、政經。當蔡英文仍是陸委會主委時，我被邀當上了陸委會的諮詢委員，在兩年間每個月都要飛到台北開會，事前事後都要讀一大堆官方文件，所以我對台灣總有些斷斷續續的認識；近年有朋友在港退休後到台教書，卻又傳來大量台灣的政經新聞，這倒是替我惡補了不少近況。今次對選舉前因後果最全面的評論，我認為是內地評論人姚堯（著有《姚堯精讀資治通鑒》系列）的長文（在網上容易找到），其論點精準深刻，不可不讀。

 

本來蔡英文上台後民望急跌，台灣最大的黨變成是「討厭民進黨」，今次選舉一早已可預知民進黨會輸，但國民黨擅長內鬥，本身已老化，又缺乏能攻城掠地的戰將，幾乎已走上窮途末路，誰會預測到民進黨會敗得連褲子也輸掉，其最大的票倉高雄本來是其大後方，卻被人一攻而下。在選戰過程中，民進黨先是不把韓國瑜當一回事，但後來發覺形勢不妙，把其他縣市的競選資源都調到高雄，以圖保住陳其邁，但這樣一來，在其他選區，民進黨便顯得後防空虛，有實力贏的也輸掉。反觀韓國瑜，卻成功掀起「韓流」，可以常跑到別的選區支援其黨友。這「韓流」是怎麼弄出來的？

 

韓國瑜曾當過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但16年前被馬英九排擠，基本上離開了政壇，成為國民黨的棄卒。2012年至2017年當上了北農總經理，銷售蔬菜水果。蔡英文上台後，所採的策略是要將國民黨趕盡殺絕，不但凍結其黨產，使其連薪水也發不出，更重要的是，把社會中的各種肥缺都搶到手中，以作酬謝自己的支持者。韓國瑜的職位本不算高，但民進黨卻大小通吃，不理能力，硬是把在北農管理得很好、極受員工擁護而且清廉的韓國瑜炒掉，換上一個庸才吳音寧，致使北農業績連連倒退。民進黨又派人去查韓國瑜，看看其有無貪污的把柄，怎料那位調查員竟發現，從未見過像韓一樣乾淨的人。吳音寧的不濟，及這位民進黨調查員的公開挺韓，使到民進黨無從招架，但蔡英文卻不懂與吳音寧切割，甚至下令全黨為吳辯護，當台灣蔬果價格崩盤時，強撑吳的民進黨便惹火燒身了。

 

韓國瑜策略 有毛澤東影子

 

若要將深綠陣營的高雄變藍，光是靠民進黨的錯誤也不夠，韓國瑜的政經理念不可或缺。姚堯研究過韓的策略後，深信韓一定精讀過毛澤東的文章，且深受其影響。這點有可能，我年輕時在芝大上課也要讀《毛選》，知他確是不世出的軍事與策略天才。韓走群眾路綫，且其策略依稀可見毛的辯證法思維。他有幾個口號影響很大，首先他不怕別人罵他，主打高雄「又老又窮」，因而需要改造。因為他所說的都符合事實，民進黨說他抹黑高雄，策略也失了效，反而高雄人從這口號中看到希望。他另一口號是「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又說高雄以後要「經濟100分，政治0分，全力衝經濟」。

 

這些口號極有針對性，高雄的東西賣到哪裏？只能是大陸，也只有這樣，高雄才可能發大財。政治0分更是與民進黨事事政治化、忙於鬥爭、力圖破壞與大陸的關係對着幹。很多台灣人早已厭倦民進黨對大陸的政策，對其爭權奪利、用人唯親的土匪作風亦十分抗拒，韓國瑜的政綱便有如一道清泉，韓未來在台將扮演關鍵角色。

 

回到香港，李卓人說是輸給了港人的心淡，但泛民難道不應反省為何有人會心淡？民進黨是前車之鑑。

 

(Sky Post 2018-11-30)

失獨立關稅區是否仍重要 (雷鼎鳴)

　九龍西補選時，最奇怪的助選言論也許是梁家傑所說的，如果李卓人輸掉，香港獨立關稅區一定不保。

　　也許梁家傑與美國政府很熟，一早已掌握了機密，但也許他只是眼見李卓人撐不住，心急如焚，胡亂說出此預言，但這話是可驗證的。李既已輸了，如果美國遲遲不撤銷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那麼梁便是信口開河了。但如果美國真的撤銷，卻不能證明香港的關稅地位與本地的選舉有關，美國政府可能只是想通過香港威脅中國而已，立法會誰人當選都不會改變美國要打擊中國的政策。

　　梁家傑的論斷當然與美國國會屬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月初的報告有關，此報告說大陸干預香港過甚，香港會失去其獨立地位，取消獨立關稅區的建議便跑了出來。中美正在為貿易戰鬥法，但撤銷香港的獨立關稅區真的對港有威脅嗎？

　　這數十年來，港美貿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從前香港是一重要工業城市，出入口數量都大。一九八三年時，香港本地生產輸到美國的出口是438億美元，佔當時GDP的21.3%，這是很大的比例（所以聯繫匯率也選定以美元掛鈎），美國人若不買香港貨，香港必會出現重大經濟危機。但時移世易，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增百倍，不過本地產品的出口量已大降，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更少得可憐。二○一七年香港輸到美國的本地產品只得34.65億港元，佔GDP的0.13%。

　　假如美國不理會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貿易區，香港本身幾乎是完全的零關稅，強要香港產品徵收頗高的關稅，以致港輸美產品大減，算是減少一半吧，那麼，香港對美出口便會減少約17.3億元。又因香港生產出口產品時要先入口大量材料及半製成品，所以出口減少了17.3億元並不意味着損失也同樣大。出口少了，入口也隨着減少，因此真正的淨損失可能連10億港元也不到。這便意味着就算美國真的要香港及內地都要聽她吩咐，否則便不把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把香港與內地一視同仁，香港的損失也就頂多10億元吧，只是GDP的0.038%，對直接受影響的行業，這可能也算嚴重，但對香港總體而言，這損失微乎其微，根本構成不了威脅，香港政府也不用太過緊張，連回應也是不必要。

　　美國的政客胡亂出招，固然反映出他們已脫離了現實，不知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國對港的重要性已遠不如過去，但這也可再提醒香港的工商界，美國並不是一可靠的市場，港人要廣開門路才能保住長遠的經濟增長。「一帶一路」正好帶來機會。「一帶一路」國家人均收入遠低於非「一帶一路」國家，這也意味着只要前者能融入全球經濟體制，那麼這些國家的發展速度會快於傳統的富國，其市場也愈來愈大。港人宜將美國的威脅看作是促進自己開拓新市場的動力，在「一帶一路」中找尋新機會。

 

(Headline Daily 2018-11-30)

從《創業時代》看創業遇到的困難 (雷鼎鳴)

幾年前有次在清華大學的一個論壇中，有學生問我對創業的看法。我贊成年輕人積極投入創業，尤其是與創新科技有關的創業，但我對清華的學生有多少會創業卻頗有懷疑。能進清華的多是很聰明的人，這是創業的有利條件，但他們也容易找到安穩的高薪厚職，放棄這些去創業機會成本很大，所以未必很多人願意幹。

 

這幾年多觀察內地的創新科技後，我變得樂觀一點。內地創新科技界似已建立了一種生態系統，能把年輕人的創新思維調動起來，社會中也流傳着一些模範人物的事迹，喬布斯的傳記、馬雲的演說與金句，對搞創業的人也起到激勵與指引作用。

 

中國年輕人愛汲取外國經驗

 

這點便是中國優勝於美國之處，中國的年輕人開放得多，美國的經驗他們肯放開心靈去了解，看看內地書店中各種繙譯過來的書便可知一二；反觀美國，又有多少人看得懂中文及了解中國在發生甚麼？美國這個問題，在港人中一樣存在，看不懂簡體字，聽不懂普通話，對中國創新科技的蓬勃發展也不知悉，這會吃大虧。

 

最近看了一套內地的連續劇，叫《創業時代》，覺得很有意思。小時候家中沒有電視，主要的娛樂是靠一台原子粒收音機聽播音故事及講波，我做功課時都習慣開着收音機，練成了分心二用的絕技。現在寫稿或做研究時也開着電視，但眼睛卻只能偶然望向電視了解其故事大概，自動篩去枝節。《創業時代》的主角是黃軒（以前在《芳華》中見過他）及Angelababy，故事部分情節有些犯駁，但這無所謂，我要看的是它的主綫如何能反映創業者曾遇過些甚麼困難。電視劇當然不能被看作是社會真實的全面反映，但劇中牽引出的一些問題頗有普遍性，值得內地及香港負責創新科技的決策者思考。

 

劇情主要講窮小子黃軒創造一個他命名為「魔晶」的手機互聯網軟件之經過與困難。這個軟件可用作語音傳遞及有其他一些功能，比電話更好。他的團隊遇上的第一種困難便是其創意遭人抄襲，此種抄襲在初階段便發生，其產品尚未真正研發，意念便已被盜竊了，知識產權根本無從保護。

 

這不由不使人想起2000年的dot com泡沫，當時香港上上下下各方神聖都說要創新，搞網站，不相信舊的商業模式，以為只要網站的點擊率高便可成功，網站如何收錢他們毫不理會。猶記得當時的網站很多都是互抄，例如某網站加了個項目，可以算命或看星座的，吸引到一些點擊率，過幾天別的網站便也推出近似的項目。此種模式我看不到賺錢的可能，過了幾個月泡沫便爆破了。

 

被人抄襲的確是頭痛之事，但在創新科技界這也可以成為動力。《創業時代》的主角意念被盜、吃盡苦頭後，卻也學懂在產品真正成功前要保密，這樣一來，就算別人抄了他的創意，也需要時間去發展出產品。這樣會留下空檔，讓真正有創意的人繼續創新。既然後有追兵，應付的方法便是向前走得更快，永遠站在領先的位置。創新、不斷創新，才是成功之道，停下來便輸了。

 

新科技威脅舊產業既有利潤

 

創新科技面對的一種嚴峻考驗，是有些人的利益會受到威脅，他們會利用各種途徑，把新科技扼殺於萌芽。劇中的「魔晶」有語音功能，通過互聯網，不用錢，自然比電話優勝（今天WhatsApp與微信早已有此功能），越洋語音通訊也不用錢。這樣對電話公司，不論是固網或是移動的，一定造成衝擊，劇中這些公司便要把主角的公司告上法庭。

 

在實際世界中，我們也知道新科技會影響很多人的利益與就業，例如，Uber便很受的士業的敵視。社會如何解決新科技與舊產業之間的矛盾，是創新科技進步能否更快的關鍵因素之一。

 

此種利益衝突，有時會引致另一種不太妙的解決方法。一些大公司可能預計到某樣新科技會直接搶走了其既有利潤，使其過去的投資化為烏有，所以會乾脆在新科技尚未成熟時，把它的產權買下，再擱置起來，使它不再成為威脅。大公司的舊有利潤得以保存更久，但新意念卻被扼殺了。

 

此類問題並無必然的解決方法，政府決策人還是要無時無刻的對新問題找答案。

 

(Sky Post 2018-11-23)

美國股市損失比中國更大 (雷鼎鳴)

　　今年中國與美國股票市場大幅波動，執筆時的十一月二十日，上證指數從一月份的高峰下跌23.3%，深圳交易所的股票也跌了29.7%。美國股市則虎頭蛇尾，在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頭六個月，美股仍有不錯的升勢，但從九月二十日的高峰到十一月二十日，包含了98.5%美股總值的Russell 3000指數已急挫了10.5%。股市是政經形勢的晴雨表，從股市的上落變化中，我們的確可解讀出不少訊息，但這需要小心分析。特朗普及他的追隨者，便曾一度以中美股市的表現為據，大呼其貿易戰正在節節勝利，中國則受到重創。到今天，我們已有證據知道他們是錯了。美國股票損傷其實比中國更大，貿易戰正如所料，不但沒有減少美國對華的貿赤，反而是增加了。貿戰不會有贏家，中國與美國的實體經濟都輕微受損。特朗普宣傳的「戰果」，其實犯了四個錯誤。

　　第一錯是不知中美股市規模差別很大，中國只有9%的住戶擁有股票，美國則有45%。中國的上海與深圳交易所的股票總值是47萬億人民幣（十一月二十日），佔今年預計的GDP約51.9%。美國股票的總市值約29億萬美元，佔其GDP 144%。若直接比較中美股票的總值，則美國大約是中國的四倍，這意味着同等百分比的下跌，美國股票帳面消散的絕對值也四倍於中國。從今年一月的高峰期至十一月二十日，中國股票總市值（扣掉新上市公司等的影響）共消散了15.1萬億人民幣，等於2.18萬億美元。至於美國，從九月二十日的高峰到十一月二十日，總股值則損失了3.36萬億美元，比中國的多出54%！也許將來兩國的損失出現拉鋸，互有勝負，但特朗普等人認為美國輕易勝出卻是與事實完全不符。

　　他們的第二個錯是不明白「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在貿易戰的首六個月，美國正因去年的企業獲大幅減稅及美國經濟尚處於上升周期，所以市場有動力承托。但經濟的好景逐漸被加息消化掉，貿易戰帶來的後果終會浮現出來，這有如水漲時不知誰沒穿褲子，水退後便知道了。

　　第三個錯是不明白中國的融資結構。中國儲蓄率超過GDP的43%，資金積累極快，但股票市場不成熟，企業融資主要靠借債，不是靠股權，所以槓桿比一定很高，根據經濟學中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債股比重的高低不會影響企業的價值；不過，債高股權低，卻會使股權持有者要面對較高的風險。市場好景時，股價上得多，出現負面震盪時，股價跌得快，所以中國股價波動的百分比通常會高於美國，但這並不等於中國實體經濟的波動大於美國。

　　第四錯是特朗普團隊不懂經濟。美國經濟人才濟濟，幾乎整個經濟學界都明白貿易戰不會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但特朗普等人總是聽不進去。今年一月至九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3014億美元，去年同期未有貿易戰時卻只是2742億美元，我估計今年全年美國對華貿赤甚至有可能突破4千億。由此可見，貿易戰的後果與特朗普的意願完全相反，我過去多次論述的經濟原理得到實證支持，特朗普及他在香港的支持者，在事實面前應該無地自容，但他臉皮或許有足夠厚度。對一般美國人而言，或許開始時會被其政府的宣傳誤導，但形勢比人強，現在較有智慧的應會更明白美國難以在貿易戰中成為贏家了。

　　要指出，股市帳面上的損失是包含了貿易戰對經濟帶來的長期損失的總和（折現值），中美都是大國，較能化解貿易戰的影響，實體經濟每年所要承受的損失有限。既然兩國的經濟損害都不大，所以雙方都不易退讓，各種爭鬥會持續下去。

(Headline Daily 2018-11-23)

全球政經秩序與福音帝國主義(雷鼎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政經秩序雖不斷有變化，但其主流架構與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締造的，當中的主要元素，數其犖犖大者，應包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G7、聯合國、北約、崇尚歐美民主與法制，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等等。

 

一國獨霸 易受挑戰

 

在戰後曾參與設計「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重建的麻省理工前經濟教授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便認為，世界需要一個武林盟主以化解各國的糾紛，否則衝突不斷，甚至會釀成世界大戰。當然，在過去幾十年，美國便坐上這個位置，這位盟主還同時當上世界警察，頻仍的發起過多場戰爭。上述一些國際機構的規則是美國人主導撰寫的，在世界買石油也要用美元結算。

 

此種一國獨霸的局面難免會不斷受到不同國家的挑戰，要維持秩序，美國要倚靠軍事力量及美元霸權，但這仍未足夠，在意識形態上，美國也要大做工夫，歐洲在這方面也偶會幫忙。此種意識形態雖然包含多種層次，但簡而言之，可借用經濟史家費格遜所創的一詞：「福音帝國主義」（Evangelical Imperialism），亦即西方國家（也許文化上受到《聖經》中「到萬邦去，教化萬民」的影響）有種文化優越感，認為自己制度優勝，足以教化各國人民，後者亦因此會蒙受福澤，排斥此等教化的便是落後或邪惡。

 

此種論述不能只說句「我一切都是為了你好」便足夠，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有何理論可說服佔人類總人口達八九成的非西方國家人民，現有的全球政經秩序都是懷有善意有益世界各國人民？

 

過去有一種說法，西方國家不會發動不義的侵略戰爭，因為她們國內實行民主政制，而此制度有人民監察，不會胡來。

 

檢驗此說的最有效方法是看實證，而不是看理論是否完備。在二次大戰後，實行民主的美國發動的戰爭多如牛毛，又有哪些不是導致別國無辜人民妻離子散，死傷慘重？美國人民當年聲勢浩大的反越戰，我親眼目睹，其正義感不容置疑，但他們敵得過軍火工業系統嗎？由此可見，西方或美國的民主體制，根本無法排除西方國家侵略別國的可能性。

 

有另一種理論似乎較能自圓其說。侵略可導致佔領或甚至擁有殖民地，我們可乾脆把焦點放在殖民地之上。殖民地宗主國歷史上幾乎清一色的是西方國家，宗主國派到殖民地的官員，大都一言九鼎（從前港督便有近乎絕對的權力），他們既然是獨裁者，會否胡作非為？有些人可拋出這樣的理論，殖民地官員的上司是祖家民主選舉出來的官員，做事一定有分寸，會珍視西方社會的一些價值觀，例如崇尚民主、法治、自由、反對歧視等，所以他們會責成殖民地官員也要保護這些價值。

 

民主制度當然有其優點，例如其權力轉移便往往比別的制度好，但我們也不應把它的作用誇大。今年6月21日我在本報便檢視過一些實證研究，指出民主政制不見得有助經濟增長；在7月20日另一篇文章中，也用數據指出民主制對縮減貧富差距未必有幫助。

 

掠奪印度 未見賠償

 

究竟宗主國實行民主制是否能保障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今天世界雖再無多少殖民地，但此問題依然重要，因為西方國家仍在推銷其制度在道德上的優越性。民主制度下的國家，對別的國家是否都遵從高標準、滿懷善意的道德，還是以利益為先？她們要傳播福音？還是要推行帝國主義？答案可從西方國家如何對待殖民地得到啟發。

 

此等問題最有資格的回答者應是經歷過殖民地的人民。十多年前麻省理工幾位經濟學家發現，歷史上不同的殖民地表現差異很大，若宗主國打算長期留在某殖民地的，她們較有可能建立一些有益的現代管治制度；另一些只想短期淘錢的，則沒有興趣建立制度，這些殖民地表現不濟。

 

在評估宗主國是否出於「好意」才去殖民，我們不妨特別注意英國，因為她比西班牙等國更有興趣建立長期管治制度，而且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文化也接近，更有助於我們評估美國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殖民或軍事佔領。印度的經歷最有參考價值，因為她被殖民的時間橫跨近200年，而且人口眾多，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大國。

 

印度的故事讓印度人來說更適合。近閱一本書，叫《不光榮的帝國：英國對印度幹了些什麼》（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作者是Shashi Tharoor，此人是印度的大人物，曾在聯合國工作29年，當上了聯合國的副秘書長，回到印度後又做了國會議員，且著作等身。此書源自作者2015年在Oxford Union（小友黃裕舜告訴我這應譯為「牛津辯論協會」，他是代表香港辯論界的大將，亦是此協會的骨幹）的一次演說，題目是英國對其過去的殖民地欠了補償賠款，此演說被放上網後立即被瘋傳，致使Tharoor決定寫本更詳盡的書。

 

應該賠多少錢給印度？書中估計，印度因英國的佔領而損失了最少3萬億美元（以今天的價格計算，去年印度GDP是2.61萬億美元）。為何要賠這麼多？英國害慘了印度什麼？

 

作者開宗明義引述世界經濟史大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700年，印度GDP約等於全球GDP的27%（乾隆年間，中國GDP約等於世界的三分一），但到了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時，印度GDP只佔全球GDP的3%。這些數字要分析一下。

 

英國在1600年根據伊利沙伯一世的旨意成立了東印度公司，此公司在印度影響力大，但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印度仍有自己的皇帝，不算殖民地，所以1700年的27%是殖民地以前的印度經濟總量。經過200多年跌至3%，可說明一點，殖民地的經歷並沒有幫助印度經濟現代化，沒有跟得上工業革命，但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說法：英國並無傷害過印度，後者只是自己不濟，經濟不前，而世界卻在飛速進步而已。

 

Tharoor顯然不同意此說，他整本書不少篇幅便在逐點證明印度是如何被英國掠奪及瓦解其工業。英國用了些什麼手段？一種方法是苛捐重稅，農業稅多於農產量的一半，稅率等於英治以前的兩三倍，亦可能是當時世界最高的稅率。抽了這麼多稅要來做什麼？除了流向英國外，也用來支付英國在海外的軍費，例如在1920年代，印度殖民地政府64%的總收入便用在海外英軍之上。英國人在印度一樣收入豐盛，例如在1901年，當上印度國務卿的英國人，一人的薪酬便等於9萬名普通印度人的收入。印度的經濟在淌血，一些貿易數字顯示，印度每年8%的GDP被轉移到英國本土去。在十九世紀末，印度是英國收入最大的來源，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年輕壯丁 徵為士兵

 

印度損失的並不只是財富，還有生命。英國在擴張其勢力時往往會在印度徵用壯丁當兵，例如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攻打中國時，便有5787人是印度兵；義和團後的八國聯軍（1900）英國軍隊中一樣有印度兵；侵略西藏（1903）時也有他們的影子；在埃塞俄比亞（1867）及馬來亞（1875）打仗，印度人也被徵用。英國之所以在全球稱霸，印度的貢獻至巨。

 

不過，英國卻似乎不希望印度能發展出自己的工業，英國有一系列刻意去工業化的政策在印度實施。印度的紡織業本來頗為發達，在十八世紀初，印度的紡織品出口佔全球貿易的25%，但東印度公司卻曾公然派兵去印度的紡織廠大肆破壞，對仍生存下來的工廠，則徵稅70%至80%。英國又控制了印度的港口，英國人可以向印度徵關稅，反過來則不行。在此等政策下，1830年英國銷往印度的紡織品有6000萬碼，但到了1870年已達10億碼！此外，在造船業及航運上，印度也受到不斷打壓，到了1850年，印度的造船業基本上消亡。

 

英國為印度帶來多少法治與民主？英國法官判案中，印度人犯法所受的刑罰幾乎永遠高於英國人或歐洲人，這樣的雙重標準又如何是法治精神？民主嗎？尼克魯便曾指出，英國靠的是極端的暴力，又用了大量的密探。理論上，英國派來的公務員是民主政府委任的，但我們見到的卻只是殖民者的行徑。

 

民粹興起 秩序瓦解

 

不厭其詳地論述印度的殖民歷史，是要推翻民主國家對其殖民地只有善意的教化意圖這一假說，影響殖民者的關鍵是利益。香港50歲以上在成年時經歷過殖民統治的人對此不會感到驚異。但要指出，印度是人口眾多的大國，英國要在那裏掠奪資源以擴充帝國，香港則無甚資源，所以只用作發展為貿易中心，而且在港的政策若過分，會引來中國的反應，所以香港的殖民政策也許不如在印度般這麼粗暴。

 

即使如此，1971年維園保釣集會中威利警司亂棍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1973年「反貪污捉葛柏」等情景，仍在不少港人心中留下烙印。讀罷此書，不由對一些在殖民地時期尚未出生或只是年幼懵懂的人竟在戀殖，感到啼笑皆非。話說當年，學生運動便含有鮮明的反殖民地及所謂的反殖民地奴化教育的色彩。

 

以上歷史例證足可說明，民主制度絕不足以阻礙一個國家走上帝國主義侵凌別國的道路。福音帝國主義的福音部分也許只是包裝，又或許是掠奪別人利益引起內疚，要行一點善以滿足心理贖罪的需求。

 

近年把自己利益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民粹主義興起，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更是沒有顧忌地把保護著過去幾十年全球政經秩序的意識形態外衣脫掉，利益考量變得赤裸裸。根據智庫「自由屋」（Freedom House）的數據，全球可稱得為民主國家的數量正在減少，現有的全球政經秩序似乎處於重大調整的前夕，我們正活在一個多事之秋的世界。但正因有此挑戰，我們更不應被情緒左右思想，就算過去或當今的全球秩序含有不少帝國主義的元素，我們仍該冷靜辨別及吸納別人制度上及意識形態中有用的部分，變得盲目排外便輸了。

 

(HKEJ 2018-11-16)

《我不是藥神》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今年暑假，內地放映了一套電影《我不是藥神》，賣了個滿堂紅，我最近終於有機會看到。這電影確是一個現象，它是真人真事改編，製作預算七千五百萬元，但票房竟破了三十億。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認不出片中有誰是一線明星，片中主要角色都是些社會低層的小人物，到印度拍的外景也只見髒亂。劇情只是稍有曲折，不算複雜，唯一能吸引這麼多觀眾的原因，應是它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劇情環繞在一個靠賣印度神油為生的小人物身上，他被朋友鼓動，飛到印度購回一批專治白血病的仿製藥物。這種藥物的正版本為瑞士一藥廠研製，在中國賣得奇貴，每瓶售四萬元。不少白血病患者為了治病延續生命，買藥買得傾家蕩產，買不起的便只有等死。印度的仿製品化學成份相同，主角把藥運回來成本五百元一瓶，最初他賣五千元，也賺得盤滿鉢滿，經過開始階段的困境後，各地的病友都紛紛向他購藥，他也成了印度仿製藥的代理商。不過，此種販賣「假藥」的活動在中國是犯法的，他害怕被捕，一度退出，只把進口來的藥物轉給一個奸商發售，此人賣兩萬元一瓶，失去病友的支持。主角眼見太多病友的痛苦，重新自己售藥，並降至完全無錢賺的五百元一瓶。不過，他終被公安追查到，被法庭判了坐牢五年，三年後釋放，但他已贏得病人的擁護，稱他為藥神，負責此案的公安也感到很難把此案辦下去。

　　此案的素材不但反映出知識產權與生命之間的矛盾，也是經濟學的好教材，我多年前也曾在課堂上討論過相關問題。印度的藥物仿製，有侵犯知識產權的嫌疑，主角把藥品走私入中國，也是犯了法。為甚麼有些正版藥物這麼貴，但仿製品的成本卻可低至百分之一？這是因為研發一種新藥的成本等閒以百億計，但有了結果後，每多生產一瓶藥的邊際成本卻是很廉宜。藥廠若按照競爭市場的方法，按邊際成本去定價，便一定補償不了研發的成本，虧蝕巨大，以後再不敢發展新藥，所以藥廠必會申請專利，保護其知識產權。擁有知識產權，公司便可用襲斷者的身份訂高出過競爭市場很多的價格。

　　反對此種訂價的人，除了在道德層面上批判藥廠不理人民死活外，尚可有經濟角度的論述：知識產權不是不應保護，但保護的年期多長，範圍多寬等多種複雜因素都要考慮，況且保護知識產權的原意本是要使社會利益最大化，但一旦新的科技被壟斷後，不但價格高昂，損害人民利益，而且應用的範圍也會因此而縮減，反而不利科技的普及和傳播。美國十九世紀追趕科技比它先進的英國時，對英國人的知識產權也是不大理會，美國的科技進步才這麼快。

　　由此可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能是絕對的，應是一種能最大地造益社會的平衡，世界不同國家很多都會自行判斷如何去作此平衡。例如中國古代發明了活字印刷，今天它不會對此有知識產權；四十年代的一批科學家發明了電腦，今天造電腦不會對他們付出專利稅。但更大的困難是知識產權往往是跨國創新產品被複製或會有利於全人類，但卻不利於創新者或他們的國家，國際上這方面的爭議極難化解。

　　中國政府為解決藥貴問題，已免除了一些藥物的進口關稅及將更多藥物納入醫保。我相信這是不夠的。對方是一個壟斷體，要壓低價格便需使中國變成一個買家壟斷（monopsony），亦即將市場變為「雙邊壟斷」（bilateral monopoly），政府可直接與藥廠講價。若價錢太離譜，便會禁止入口。

 

(Headline Daily 2018-11-16)

特朗普的民族主義與馬克龍的愛國主義 (雷鼎鳴)

特朗普到巴黎與多國領袖一起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的紀念會，卻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擦出不少火花，刀光劍影，蔚為奇觀。也許兩人明裏暗裏較勁的導火綫是特朗普要歐洲諸國為北約多交軍費，但馬克龍卻反而主張要建立歐盟自己的軍隊，以對抗美國、中國與俄羅斯，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後又公開支持馬克龍這個建軍建議。中國與歐洲相隔太遠，在可見將來，並無能力與誘因進攻歐洲，把中國加入要對抗的名單內，只是幌子，但把美國這盟國也加了進去，便是表達對美國的不信任了。

 

特朗普隨即作反擊，諷刺若非美國在大戰中拯救法國，巴黎人已經要學德語了。此君意猶未盡，又說馬克龍民望低，國內失業率又高，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法國人般驕傲與奉行民族主義云云，而且又暗示將來也許德國會入侵法國。為何提到民族主義？原來是早前特朗普剛對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引以為傲，但馬克龍卻在演說中明刀明槍的指斥民族主義（Nationalism），認為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背叛，而且是愛國主義的對立面。

 

美國優先不屬愛國主義

 

一般讀者也許搞不清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何不同，兩者不是都指愛國愛自己的民族嗎？其實不然。我猶記得在美國讀大學時，與一位後來成為香港名人的中學時期同學通訊，正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大家不知怎地在信中爭論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來。同學眼見當時大專界民族主義氾濫，文革時的一些錯誤行為也照單全收，所以十分感嘆。我也反對民族主義，但卻認為愛國主義是可取的，兩者大有分別，若國家受到欺凌侵略時，愛國主義可起到很正面的作用。回想起來，我20歲左右時的觀點與今天馬克龍及自己今天的觀點都一脈相承。這兩種主義有共通的部分，但卻也有着重要的分別。

 

韋氏大字典在網上對它們的分別有詳細的討論，最大的分別是民族主義除了愛國愛族群外尚有一項元素︰把自己國家及國民的利益凌駕於其他國家與人民之上，不斷為自己國家爭取利益。愛國主義沒有這一元素，它與國際主義沒有矛盾，若非被人侵略，愛國主義者會平等看待其他國家。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旗幟顯然與愛國主義格格不入，這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近年此種意識形態席捲世界多個國家，要維持歐盟內部和諧統一的馬克龍，對此當然十分反對，他不滿特朗普把美國當作是高人一等的國家，符合其一貫的信念，兩人雖在公開場合也曾稱兄道弟，但兩人想法差別太大，不會是朋友。

 

社交媒體衍生部落主義

 

特朗普與馬克龍兩人爭拗事小，但民族主義的興起卻是大事。民族主義大潮會用變了種的形式出現，容易與充滿排外及仇恨的思想搞在一起，等而下之的，民族主義的「民族」還會割裂為一個個人數少得多的部落，部落中人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圍爐取暖，視其他部落為邪惡，此種現象早已有一新名詞將其概括：「部落主義」（Tribalism）是也。

我較喜歡「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但民族主義的氾濫可造成戰爭，部落主義卻會造成人類互相仇視甚至一國之內的人自相殘殺，不可不防。為何會有此種現象出現？一個可能的源頭是社交媒體，例如在facebook中，它會把與你意見接近的觀點或人不斷拋給你，久而久之，便會誤以為自己接觸到的小圈子觀點代表着主流。據說facebook已答應法國政府派人入駐，以了解如何能避免利用面書散布仇恨。我對朱克伯格印象很好，他與朋友（其中一位是小兒中學時的同學）創立facebook時，肯定想不到它也有破壞世界和平的一面，它的負面影響在港也容易看到，內地政府禁止facebook在內地運作，竟是有先見之明，現在連歐洲好些國家的政府也要想辦法解決這問題，但願愛國主義能回潮，剋制住民族主義。

 

(Sky Post 2018-11-16)

看清事實 明白填海好處 (雷鼎鳴)

上周中大經濟系宋恩榮教授與我聯絡，說他與港大的王于漸教授會發起一個支持「明日大嶼」願景的填海造島簽名活動，問我要不要簽。我讀過他們二人在友報發表過的一篇相關文章，與我在本欄連續幾期所寫的分析與觀點不謀而合，所以當然答應。但因我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要保持低調，我就沒有向科大的同事講解此事的技術細節或鼓勵他們加入簽名了。

 

經濟學界對香港的社會活動一般不大感興趣，若非早前反對「明日大嶼」的言論有太多與事實大相徑庭、民粹色彩極濃厚，而且與經濟常識相悖的「分析」，我相信宋、王二人也無興趣站出來批判這些人立場先行的觀點。有些人或許反駁，是否反對填海的便是民粹，贊成的便是理性？簽了名的38位經濟學家（其實楊汝萬教授是地理學大師，不是經濟學家），不也是立場先行嗎？這些疑問倒是有清楚的答案︰沒有經過理性分析及缺乏經得起推敲的證據，但又喜歡呼叫誇張口號的人才算民粹，有小部分反對填海的人提出過一些值得考慮的擔憂，我不會把他們歸類為民粹，38位學者的立場顯然是在分析過大量數據後才決定，所以對他們這方面的批評並不成立。

 

三跑成本加通脹 已具參考價值

 

有些人或會說，他們的理據不是也一味靠估嗎？為甚麼反填海的人所估的1萬億成本便不可接受？任何涉及未來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都必然是估算的，但估算的質量或準確性卻必須看看背後所用的假設是否合理，或只是拍拍腦袋隨口亂說。我讀研究院時花了一個學期修讀過一門「項目評估」的博士課程，讀過無數聯合國、世界銀行或各國政府對很多基建的項目評估，這些世界級的評估，當然也無可避免的一味靠估，但卻無損它們的可信性，因為它們背後有着合理的方法，及站得住腳的假設，與「隨口噏當秘笈」不可同日而言。但涉及未來的，必然會有誤差，問題是對「明日大嶼」項目所作估算可能出現的誤差是否在安全範圍之內，不致推翻討論。

 

估算涉及要找到一些不是這麼容易找到的參考數據，也要懂得甚麼細節可以不理，甚麼是關鍵，某項目有無更好的方案，及不進行此項目所帶來的損失或風險。我初出道尚未讀博士時曾短時期內在商界做過項目分析員，對幾十個項目作過可行性報告，其中一個例子可說明不少問題。

 

當時老闆要我調查一下香港用作燒焊所用，一種叫乙炔（acetylene）的氣體在香港有多大市場。當時香港只有一間公司生產它，數據是商業機密，無從搜查。但有高人告訴我，碳化鈣的唯一工業用途便是生產乙炔，我一經提點，便跑到統計處找來每年碳化鈣的入口量（香港不生產此物），再找來中學時有機化學的課本，用分子量的公式輕易便算出乙炔的總產量。在沒有數據時，我們只要懂得轉彎，一樣可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我們也要懂得放棄無關重要的細節，例如香港學校中實驗室也會用掉小部分的碳化鈣，又或此物有小量雜質等等，但誰又會理會此等細節所可能引致的誤差？

 

填海未開始，我們當然沒有詳細的成本數據，但只有蠢人，才不懂得轉彎。三跑要填海600多公頃，它的成本再加上通脹，不就是有價值的參考數據嗎？將來賣地可得多少錢，現在的地價減個折扣不過一樣有助估算嗎？

 

這裏要提個醒，只要一個項目的社會效益大過成本，便已值得做，但今次社會的要求更嚴苛，不但社會效益大於成本，政府的收入也要大於造島及基建成本。在38學者的聲明中，造島而得到，可建醫院、養老院、公屋等等有益社會的土地，尚未計算在內，因為這些項目只有益社會，不會有益庫房，即使如此，庫房收益仍遠大於成本。但其實就算成本稍大於政府收入，既然有這麼多社會效益，項目仍應進行。整個項目的財政安全系數大很得，很多細節便可以不理了。

 

迫使地價向下跌 造地最為有效

 

有人批評經濟學家不懂經濟101，不知道土地增加後，地價會下跌，因而賣地賣不到這麼多錢。這倒是只懂算術的人在指摘數學教授不懂加減數了。整個項目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地價能顯著回落，造福經濟與民生。38學者的聲明中作的其中一假設是到時的甲級商業用地樓面面積可賣9,000元一呎。據統計處數據，今年中環甲級寫字樓售價已達5萬多元一呎（其他地方要便宜一點），世界第一，再加上未來香港經濟有增長空間，誰敢說9,000元一呎的甲級寫字樓樓面地價，不是已考慮到地價會下跌這一因素？

 

有人說填海沒有考慮過其他的選項。這倒是大大的誤會，光是弄這些島，距離提供足夠土地還有很遠的距離，其他的地一樣要，但要得到這些地，廢時可能更長，在艱苦的討價還價後，成本可能更高。不過，填海造島卻正正是迫使土地持有者不能叫價太高的有效法門，不去造島，地價不下跌，誰肯平價讓政府得到土地？

 

順帶一提，公民黨作了個調查，要人在5個選項中只選1個去支持。其結果顯示，有15%的人選了善用棕地一項，有13%的人選了填海造島。據我在月前參與的公眾諮詢中所得印象，幾乎人人都贊成善用棕地，按此推斷，贊成填海造島的人數應該相近，我估計多數港人都支持這項目。

 

至於調查結果也說，57%的人反對耗盡政府儲備去造島，這不奇怪，我也反對耗盡，但現在儲備不會耗盡，卻會增加。

 

(Sky Post 2018-11-9)

 

進博會的深層意義 (雷鼎鳴)

　   習近平本周一在上海主持了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開幕儀式，這個「進博會」驟看起來，有些突兀古怪，但細想下，我認為它是神來之筆，其深層意義，甚至連中央的決策層也未必全部掌握。

　　為甚麼說「進博會」使人奇怪？它與廣交會不同，目的並非是推廣中國自己的產品，反而是開歷史之先河，自己出錢替別人建立平台，方便國外企業來華展示自己的優質產品，在本土市場中，直接使中國的企業感受到競爭的壓力。這是與保護主義對立的舉措。

　　若論「進博會」的時機，其實也不盡如理想。人民幣匯率近月較為低迷，這意味着中國人民若要購買進口貨，要付出較高的代價。因為美國息口帶頭上升，中國的利率也難以不受影響。利率向上，不利投資，這是普通常識，但其實也不利消費，在高利率的環境下，人民若今天把錢花掉，少了儲蓄，等同未來會因喪失了賺取高息的機會，被逼減少更多的未來消費，在投資及消費都被高息壓抑下，要提升入口並不容易。再者，中美正在打貿易戰，中國增加入口，理論上雖可能增加美國的出口，對美國有利，但特朗普有可能葉公好龍，視中國的善意為政治陰謀，反而要唱淡甚至抵制這「進博會」。

　　既然有這些不利因素，為何開創「進博會」仍是一後果深遠的策略？這又可分不同層次看這問題。在較明顯或表面的層次上，中國是要告訴世界各國，中國並非追求貿易盈餘，而且也無意封閉市場，用行動鼓勵外國人把商品出口到中國，正是對堅持開放的政策說到做到。當中暗藏的一招是，沒有跟中國打貿易戰的國家，出口貨物到中國可獲享更低的關稅，這樣對美國便是雙重打擊，美國若繼續打貿易戰，輸華產品不但要付比過往更高的關稅，而且也失去其他國家所享有的比現在更低的稅率，這大大不利於美國在中國市場中爭取更大份額。這對美國的製造業是十分不利的，要知道，去年中國入口1.73萬億美元，大約等同於南韓、西班牙或加拿大整個國家的GDP，這市場規模還在不斷擴大。

　　但要真正了解「進博會」的深層意義，我們尚須明白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概念。貿易意味着競爭，競爭正是推動改革及經濟轉型的最有效方法。中國假如能大幅增加外國的進口，競爭會帶來不同性質的影響。

　　首先，既然進口商品被放在同一平台被人評頭品足，那麼，在中國龐大市場的利潤驅使下，外國的生產商需在價格及品質上力求增加競爭力，這對中國的消費者及要輸入半製成品的生產商都是好事。第二，外來的產品會與本土產品競爭，中國目前雖然資本充足，但勞工成本仍比世界平均低出一成半，根據基礎貿易理論的Heckscher-Ohlin定理，競爭的後果是歐美日等國家會向中國輸出較多的資本密集產品，中國則繼續生產較多的勞動密集產品，假以時日，因中國教育及科研水準快速提升，將來科技密集產品的生產會愈來愈多。又因為輸入了較多資本密集的產品，中國自己的生產商部份會被逼退出這些行業，它們原本擁有的資本可解放出來用在擴充勞動密集產品或用在發展科技之上，亦即更多的資源放在自己有優勢的領域上，這又會為將來的出口培養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魏尚進的團隊實證研究顯示，更開放的政策促進了入口以後，將來出口增加更快，外貿盈餘甚至會因此提升。讀者可自行判斷「進博會」是否神來之筆？香港在內地的廠家亦應調整新來的競爭下要採取的策略。

 

(Headline Daily 2018-11-9)

金庸創造了一個文化體系 (雷鼎鳴)

數學大師同時也是武俠迷的華羅庚，接受梁羽生訪問時認為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我同意這說法，童話與武俠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容許我們的想像力任意飛翔。但金庸的小說又豈只是童話？他的作品是內容豐富的中華文化與語言的百科全書，也是洗滌感情鍛練意志培養道德糾正人生觀的神器。

 

金庸小說出現的中華文化各種載體使人目不暇給，琴棋書畫、歷史地理、五行八卦、得道高僧、清虛道士、武學泰斗盡皆與故事絲絲入扣，生動自然的融入情景中，對中華文化毫不感興趣的也會不自覺的學到一點中國的藝術、思想、道德情操，這對普及教育的貢獻何其巨大！

 

鍛練意志 培養正確人生觀

 

小說中的人物有3種思想感情最為突出︰俠義精神、愛國愛民的情懷，以及男女之情。「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感染了多少代人？金庸寫情，公認是一絕，「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因他的小說人物而深入民心，甚至使不少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這倒是危險的。不過，元好問的《摸魚兒》卻也因金庸而更成千古絕唱。金庸小說人物情感豐富，悲歡離合，大起大落，倒也使讀者在虛擬的環境中得到鍛練，能更淡定的應對生活中的困厄。

 

上述種種，也許優秀的小說家都做得到，但金庸的不同是他幾乎獨自構建了一個自我充足的體系，這體系的巨大成功又使它變成大中華文化體系的一重要組成部分。在海外華人社會及中華大地之上，有多少人未聽過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之名？華山論劍一詞已成為中文的日常語，人人皆懂。我忙碌時總嚷着要閉關練功，倒也未遇過聽不懂之人。馬雲要在杭州搞個達摩院，大家都可猜到他大概的意思。岳不群是偽君子的代名詞，在從前南越的議會辯論中竟時被用作罵人之語。

 

在中國人的社會群體中，隨時抽出金庸小說中的某些元素，都可與其他人輕易溝通，大家都知道你在說甚麼。用金庸人物在社交活動中打破隔閡的成功機率頗高。有次我在鄭州一所大學中演說後在外面等車，有學生跑來搭訕，不知天高地厚地要考考我對金庸人物的認識，問我誰人武功最好，哪個女子最漂亮。

 

我是金庸小說的頂級專家，此種問題當然容易不過。我認為《天龍八部》中的掃地老僧、獨孤求敗及黃裳都是武功最高的，哪一位更厲害，便要打過才知。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那素未謀面的學生一聽便知我是高手，旁邊有另一同學問誰是黃裳，這便顯出他功力的不足了。

 

巧用歷史 真亦假時假亦真

 

黃裳是《九陰真經》的作者，《射鵰》第十六章有提到他。正史中黃裳是北宋時的一位狀元，50歲時被徽宗委任編輯校訂5,000幾卷道家典籍，這套書叫《萬壽道藏》，19年前我在北京一書店中見到一套，共兩書櫃的書，9,000多塊錢，真想買下來看看為何黃裳在讀了這套《道藏》後可悟出《九陰真經》。幸好沒買，因為宋朝政和版的，早已失傳，今天買到的，只是明朝版，悟不出《九陰真經》的。

 

金庸為何事事都可寫得「真的一樣」？這皆因他懂得利用歷史。上述的黃裳是真有其人，也有編《道藏》，但他80多歲便去世，不是小說中的百多歲。

 

裁剪歷史最徹底的，是把張無忌變成明教教主，而明朝又看成是明教打下的江山，但這些卻又非毫無根據。金庸的《倚天》，估計是讀了明史專家（也曾當過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41年在《清華大學學報》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才寫得出整個故事。明教與明朝是否真的有關，似乎仍有爭議，但我們看小說的，不會介意，反正有真有假才會過癮。

 

哪個女子最漂亮？無疑應是香香公主。她在清兵大軍前走過時，全場呆若木雞，有士兵見她哭了，竟刎頸自盡，這是黃蓉、小龍女未有之境界。學生時代，王于漸教授曾是我室友，他讀到香香公主時迷上了，大叫一聲後，竟自稱是香香公子，以為更可匹配。

 

這類故事，很多人都可侃侃而談，樂此不疲。學生時期，有位內地來的同學，在當年尚未聽過金庸，與我爭吵了一夜，《水滸》好看還是金庸小說好看，他說一定是《水滸》，後來他在美國的圖書館找到金庸的小說，一讀便停不了，天天見他泡在圖書館看金庸。

 

我看金庸這個現象，起碼尚可延續多數百年。

 

(Sky Post 2018-11-2)

中國出口商品為美創職位 (雷鼎鳴)

　　特朗普雖然不學無術，且性格充滿弱點，但他既然能夠得到很多美國人支持，那便反映他的路線能觸動到某些美國人心靈深處。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最怕的是被別人超越，及自己下一代的生活要走下坡。

  剛好近二十年來，美國的傳統製造業急速沒落，職位大幅流失，底特律若非有中國進口它的汽車，連苟延殘喘也做不到。此種現象近年已有很多人研究並有不少新發現，例如，我們已知道這與科技進步不少低技術工人因而被淘汰有關，此種說法雖然道出了事實，但不會打動人心，特朗普諉過於人，說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職位，反而容易大受歡迎，這是人性弱點使然。

　　要說中國如此厲害，可把美國製造業打下馬來，起碼也要些表面證據才可撐下去。美國從窮國進口的商品佔總進口的比例，在1991年是9%，到了2007年已增至28%，而其中89%的增幅是來自中國的商品；在1991年美國人的總消費中只有0.6%用在中國商品之上，2007年卻增至4.6%。我曾到過一些美國的廉價百貨公司，內裏八九成的貨物也來自中國。這樣便可能造成入口競爭，美國一些工廠競爭不過來，倒閉了，工人也失業了。

　　這種說法有無根據？不能說沒有。2013年有三位傑出經濟學家，Autor、Dorn及Hanson在權威刊物《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含有China Syndrome一詞，短短幾年內竟有超過1400篇論文引用它，可見其影響之大。China Syndrome語意相關，此詞是1979年珍芳達、積林蒙主演經典電影的名稱（港譯名：《危機》），話說美國有核電站出事故，核爆可能炸穿地心，從美國直達中國，出現超級災難。不過，Autor等人的論文卻是嚴謹的定量分析，論證了輸入充滿競爭力的中國貨物總體有利於美國經濟，但同時也會造成巨大衝擊，增加製造業的失業率，降低受影響勞工的薪酬，並且使更少的人願意出來工作。我懷疑特朗普的一些謀臣，多多少少也是受到這篇文章的結論所影響。

　　問題來了，既然貿易有利雙方經濟，怎麼美國似是在吃虧？貿易的好處，尤其是對就業的好處，究竟有甚麼地方得以體現？今年八月有幾位華裔的經濟學家王直、魏尚進、余心玎及祝坤福，寫了篇論文的討論稿，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表，正好部份回應了這問題。王與魏都是老朋友，按工作年份而言，魏二十多年前在哈佛當教授時是Autor的老師之一，有他領軍，他們的發現應該信得過。

　　四位經濟學家指出，Autor等人估算從中國入口商品對美國就業的影響時，少算了一項因素，即半製成品（intermediate goods）對美國生產及就業的正面作用。半製成品不是原材料，但卻是製造最終產品的必要投入，例如要造鋼釘便先要有鋼，鋼便是半製成品之一。要開餐館便要廚具，後者也可視為半製成品。要搞金融便要電腦、手機，這些都是半製成品。

  2014年，美國從中國入口的商品中，八分三是半製成品，它們價廉物美，大大減低了美國下游（down stream）生產（尤其是服務業）的成本，這便助長了這些企業擴充，使它們能僱用更多員工。

　　從2000至2007年，此種效應使美國下游生產中的職位每年額外增加3.25%，在上游直接或間接與中國產品競爭的行業的確有敗下陣來，每年職位下降平均1.98%，正反互相比較後，正大於負，購買中國商品沒有減少美國的職位，反而因此額外每年有1.27%的職位增長。此外，購買中國商品也因推高了美國的生產效率，而使美國實質薪酬每年平均被拉高4.9%。特朗普對入口中國商品的負面看法是錯誤的。

 

(Headline Daily 2018-11-2)

 

明日大嶼的規劃與天災理財 (雷鼎鳴)

香港土地政策應包含幾個目的︰港人居所的面積應顯著上升，樓價下降到可負擔水平，有足夠土地應付經濟與教育發展的需求，及人口老化帶來對醫院及養老院用地的需求。「明日大嶼」雖仍只是一願景，尚未有細節公布，但從過去香港規劃的格局及政府對這願景的一些描述，要推斷出政府對此願景的主要思想，並不困難，盡管這些推斷仍是很粗略的。

 

全數人工島建成後有1,700公頃，我估計約四分一會用來建住宅，等於425公頃的土地面積，假設住宅的地積比率是5（某些評論沒有考慮到地積比率，犯了低級錯誤），那麼建成的住宅樓面面積便大約是2.29億呎，若是建40萬個單位，每單位面積平均約572呎，假設十餘年後每住戶人口平均2.7人，這40萬個單位便可容納108萬人，在島上人均居住面積212呎，比現在的170呎要好一點，但比起新加坡的近280呎及內地的近400呎仍有很大的差距。未來四、五十年間香港人口的高峰會比今天多出約90萬，但隨後會稍有回落。由此可見，在住宅單位數量上，「明日大嶼」似可滿足單位數量上的需求，但卻無法使全港人口居所的平均面積接近新加坡，所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其他選項仍有必要考慮。

 

僅滿足人口增長 難改善居住面積

 

政府雖說公屋單位數量佔7成，私樓3成，但我估計私樓佔地總面積與公屋相比不會小很多。島上其餘土地可用以修路、建商廈、醫院、學校、運動場、休憩地方等，上周我已估算過社會效益及政府賣地收入都遠大於成本。

 

有環保人士提出警告，要防範在地球暖化後，海水水位上升至淹沒人工島。此外，氣候極端化後也可能有更多超級風暴，造成風暴潮，對人工島上的建設也有破壞性。

 

這些可能出現的情況自應計算在內，正因如此，人工島便更有必要。香港本來便有海拔較低的土地，如元朗一些地方據說只有5米高，且香港共有6,700公頃是填海造出來的，雖說比較晚期的填海都早已逐步填高，但假若二、三百年後水位大升，香港會否出現水淹七軍，大家都爭着跑上效野公園建房？解決這問題並不困難，把人工島填高一點，便可挽救二、三百年後的港人於水火之中。

 

這要多少錢？其實不多，值得做。中部水域水深約8至12米，若按照機場三跑的海堤已有6.5米的標準，「明日大嶼」人工島總應有6米的海拔吧。若嫌此不夠安全，可再加多2米高度，這額外2米的高度相對於填海泥沙的總用量只是增加了九分一左右（原本是離水底18米的高度增至20米）。最近有報章報道，三跑的海沙價格上升，按照新價格，若要填1,700公頃，海沙的成本可能要高達600億，這當然未計及工程及基建成本，但根據我上周的估算，填海部分的總成本只是2,700億左右，填高九分一，也只是多了300億而已，佔總成本的比例不高。

 

把人工島填至離水面8米高，成本雖不算高，但有無必要？天文台估計，若地球溫室氣體濃度較高，80年後，香港水位可能比今天高出1米。假如暖化嚴重，二、三百年後水位比今天高出3、4米吧。那麼香港不少舊填海區會出事，但新造的人工島不會。若港人仍不放心，又或希望防範風暴潮短暫性的破壞，可參考新加坡，建一些岸邊的海堤便可，當然也可加建一些避風塘化解潮水的部分破壞。海堤的成本可要比整個島都填高便宜得多。

 

提升填海的高度 成本增加並不多

 

財爺說或會考慮發債建設，一些人大驚小怪說財爺也害怕人工島造成破產。香港政府有1萬億財政儲備及6千億結餘，當然有足夠財力用上幾千億作有回報的投資，但它應否借錢？只要它發債的利率低於美國政府的債券利率，把儲備留在美債賺高息並用低息借來的錢造島，是正確的理財之道。美國政府欠債已達GDP的100%，而香港則財政穩健，港息低於美息是合理的現象。

 

社會也有人挑撥專責小組與政府的關係。小組事前的確不知有「明日大嶼」的願景，但我不認為這與小組的辛勤工作有何矛盾。我們不應忘記初心，小組並無決策權，工作是搜集民意並向政府提供意見，目標是找到足夠的土地讓港人住得不用這麼擠及樓價能低一些。人工島是新的方案，且比原來的東大嶼計劃多了700公頃地，雖然土地小組的其他17個方案仍有必要考慮，但願景若能實現，對港人總有好處，我不會介意為何政府未能更早想出「明日大嶼」的願景。


(Sky Post 2018-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