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國安法及疫情未了的經濟 (雷鼎鳴)

國安法立法後，我們終於看到陽光，香港有望重回法治正軌，人心回復理性，「違法達義」等反邏輯謬論終被歷史揚棄，社會穩定的概率大增。不過，我們總應保有危機意識，香港經濟被貿易戰、黑暴及疫情重創，今年經濟負增長近乎必然，明年也可能舉步維艱，我們有必要評估一下未來的經濟狀況。

　　假設黑暴從此以後較難肆虐，那麼對香港經濟而言，最大的挑戰便是疫情。香港本身的防治其實不錯，甚至有些過火，本地感染個案低企，但此等傳染病有個特點，便是只要還有地方瘟疫仍在蔓延，那麼世界總還會不得安寧，經濟也難以全速前進。

　　世界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很可能是美國。她雖只有全球4.3%的人口，但新冠個案卻佔世界總數的25.7%，新冠死亡人數也佔25.3%，更可怕的是，其感染個案從前一段時間的每天新增二萬左右上升至今天的五萬多，這與歐洲及亞洲多國的新增個案持續下降有所不同。美國的疫情顯然尚未受控，不但她本國經濟全無反彈力度，只能靠印鈔票撐着，而且她的疫情失控，必為世界帶來很頭痛的困擾。要看世界經濟能否早日脫困，還是先要知道美國疫情何時可了。

　　世界人民的最大希望也許是甚麼時候會有疫苗。按照近日的報道，現時全球共有17種疫苗進入了人體試驗的階段，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也十分驕人，據不少專家的判斷，也許今年底明年初便有疫苗，到時我們是否便可脫險？

　　這恐怕沒那麼容易，據美國六朝元老首席抗疫權威福奇（Anthony Fauci）的估計，疫苗的有效性大約是七成至七成半左右。假設我們樂觀一點，有效性是七成半，即每12名種了疫苗的人，有9人生效，3人無效。這能否足夠阻止疫症蔓延？還要看此疫症的傳染率有多高，即R0的數值如何。

　　新冠病毒的R0大約是3，即一個中招的人平均可傳染3個人。R0的數值多少，當然要看情況，例如人人戴口罩便傳不了這麼多人。設想最初一個社群有4人中了招，R0是3，那麼12人便理應被傳染了。但假設這12人都打了防疫針，而疫苗的有效率是七成五，那麼有9個人頂得住，只有3人會被感染。從此可知，若人人都有打針，第一輪感染的有4人，第二輪便只有3人中招。這樣一輪一輪下去，新感染的人數會愈來愈少，直至歸零，疫苗仍可達致所謂的群體免疫。

　　上述的情境假設了人人皆會打針，那麼疫苗的有效率就算低於百分百，疫症仍可受控，甚至消失。但問題是並非人人願意打針或戴口罩，此點在美國尤為嚴重。美國人重視個人自由，不少人不理會因自己的自由而帶給別人的痛苦，他們連口罩也不情願戴，將來有了疫苗後有多少人肯打針，值得懷疑。我算過一下，若R0是3，疫苗有效率是四分三，那麼要有近九成的人肯打針，社會才可達致在沒有人戴口罩的情形下仍可擁有群體免疫，大家可較放心去工作去消費。當然，若是有戴口罩，情況可更好一點。

　　有了疫苗後，負責任的政府最佳的政策便是鼓勵絕大部份的人口接受疫苗，並同時用口罩、社交距離、洗手等方法大幅壓低染病人口，再靠疫苗所造成的免疫力營造群體免疫力。很不幸地，美國人未必願意這樣做，口罩也不戴，打針的人也不多，這樣美國這一塊最大的經濟板塊總是有一大批病患存在，到處播毒的可能性仍在，疫情沒完沒了，美國經濟復甦困難，直接衝擊各國的經濟。

　　這個可能性出現的機會不低。我們無力改變美國人的習慣，便唯有減少其負面影響。可做的回應有如下：第一，經濟發展的方向減少與美國市場為目標。第二，疫苗在世界廣泛使用後，入境香港的人士要有接受過疫苗的證明。第三，健康碼是有用的工具，但香港的檢疫收費幾乎等於內地的十倍，而內地檢驗劑質量可能比在歐美買的更好，此種情況總會使人猜測當中有些古怪。龐大人口要檢疫才能旅行，價錢又如此貴，當中是否有醫療界的利益集團在作梗，難免使人猜疑，政府應有相應政策回應。

 

(頭條日報 2020-7-3)

 

 

國安法吹散了香港天空的烏雲 (雷鼎鳴)

《港區國安法》正式頒布那夜，我很多朋友、同學、同事、經濟學同行，紛紛在社交群組中表示慶祝，有些還說當夜便要出外飲酒，以表達對一年以來香港頭頂烏雲被吹散的歡欣。我很少喝酒，最近免不了多喝了兩杯，便不敢再喝了。

 

《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完全有迹可尋。反對派多年以來一直自欺欺人，跟着錯誤的路綫走，終於遇到對手強而有力的反制，這有何值得驚訝？這些人以為只有抗爭才能改變，卻犯了兩個策略錯誤︰第一，若對手強你百倍，你卻跑去挑釁對方，結果是自己粉身碎骨；第二，你自己力弱，討價還價能力不足，卻不思量怎樣使到自己不可替代，反而大搞攬炒，亦即不單攻擊對方，還不斷摧毀自己的價值，這是何等的愚蠢！

反對派自欺欺人

為甚麼反對派掉進此愚蠢陷阱這麼久仍不懂自拔？這是因為他們另有兩個更愚蠢的假設支撑着自己的看法。第一個假設是所謂的「支爆」論，即如日中天的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中國自顧不暇；第二個是西方國家會大力支持自己。其實過去20、30年以來，每年都有人拿着經過裁剪的數據，煞有介事地論證中國快將完蛋，只不過他們愈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成績便愈可觀，有趣的是接受此看法的人，大多多年連內地也沒去過，卻自以為是專家。美國會否充當這些人的後盾？美國到處搞顏色革命，當然希望有棋子可利用，觀乎其過去在北非與中東的往績，用完即棄是其習慣，況且中央政府在港有強大的主導力量，美國根本無處埋手。

 

《港區國安法》的出現，粉碎了很多人的幻想。江湖傳聞，偷渡的價格大升，不知是真是假？但解放軍播出海陸空捉拿逃亡者的演習片段，卻使人意有所會。讀了《港區國安法》幾遍，深感此文件十分嚴密，滴水不漏，事事皆有防範，亦似乎有很強的針對性。也許這並不一定是針對某些人某些事，而是過去一年以來，黑暴無所不用其極，顏色革命課本所教的套路已一一在港實踐，這便給《港區國安法》的立法者足夠的靈感去思考如何堵塞漏洞。

香港採用一國兩制，特區政府是在港維護國安的主要執行者，所以在制度設計上，有一個政府統領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首當主席。但香港政府的領導層基本上是文官出身，並無對付暴徒的經驗，警務處在1996年已解散了政治部，總也會缺乏情報人員，不足以在香港這個世界間諜之都中應付各種特工。由香港政府主導國安，難以使人樂觀。今次制度上的解決方法包含幾個重要步驟，中央怕特區政府無知，便委派一個顧問到委員會。警務處的執行部門欠缺相關人才，便容許其在境外招聘大內密探及技術人員。港人對律政司的檢控工作是否到位，常有懷疑，於是便設定專門部門負責檢控與國安有關的罪犯，其負責人由特首任命，但先要徵求另設的國安署的意見，此負責人尚要宣誓效忠及保守秘密。在經費方面，委員會可得撥款，不用立法會批准，其決定也不受司法覆核。

 

一國兩制獲強化

 

《港區國安法》要設立的國安公署，不但可提供政府做不到的國家級情報分析，還可管轄一些不適宜在港處理的案件。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公署有點像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或國家安全局（NSA），而香港的執法機構則接近美國的地區警局。美國也懂得有些工作是要由聯邦執法單位擔起的。

頗具爭議性的司法問題也得到解決。香港黃官眾多，有些人多重國籍，在敏感問題上有雙重效忠問題，現在由行政長官先挑選一批可擔重任的法官，而且排除掉那些曾有危害國家言行的人當選，特首也要先諮詢國安委員會及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意見。若有涉外的案件，不一定要設陪審團。

 

有了《港區國安法》後，會否變成一國一制？我雖認為就算是一國一制也比過去一年的黑暴肆虐好出太多，但顯然《港區國安法》能更好地強化一國兩制。沒有一國這前提，兩制根本搞不下去。《港區國安法》在針對的罪行及量刑方面雖嚴厲，但嚴厲不過很多西方國家的《國安法》，而且打擊面很小。你不搞分裂國家、顛覆、恐怖活動、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誰會把你告上法庭？不設追溯力，我認為是美中不足之處，但也體現出立法者不想擴大打擊面的思路。

 

目前反對派及外國政客所搞的文宣，當然在說一國兩制已亡，但他們的真相信自己所說嗎？若香港與內地都是同一制度，留在香港與內地對反對派來說應無甚分別，為甚麼他們還是寧願留在香港，而不到經濟機會多得多的內地去發展？

 

(晴報 2020-7-3)

 

世界人才市場突現機遇 (雷鼎鳴)

世界各國都希望疫情過後經濟能早日復甦，並且能持續增長。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是資金、人才、科技、政策或制度，而科技又與人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內地與香港都不是缺資金的地方，現時要注意的是全球人才市場正在出現劇變，若要從中得利，必須有靈活的政策以作回應。

歐洲與美國，尤其是美國，素來是培養人才的全球基地，但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後，這些國家應對不當，大大打擊了到當地求學或工作的吸引力。但更深遠的影響，卻來自這些地方出現的民粹排外思潮。特朗普本人便是一個靠民粹上台、反移民的總統，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視華裔學生與科學家俱為間諜，及近日大幅收緊的輸入人才政策，都在嚴重挫傷美國的國力，但又會為內地與香港提供新的挑戰與機遇。

特朗普短視收緊簽證

就在本周一，特朗普正式簽署了暫停H-1B簽證的命令，最快要年底才能恢復。此種簽證是甚麼東西？它是美國吸納外國人才的主要工具，要有大學學位或以上，並有特殊才能的才可以申請。獲此簽證的，可在美國工作3年，並一般可延期多3年，有些不願回國、要長期留美工作的，可接着申請綠卡。據《紐約時報》估計，今年內會有52.5萬名外籍人才因而不能留美或赴美工作。要知道，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及高科技企業，大多都要靠H-1B留住人才，所以特朗普的政策一出，商界、科技界及大學紛紛批評。

特朗普及他的顧問顯然不明白，美國立國之本正在於其能夠吸納全球的精英，尤其是科技的精英。看看各大名校教授的名單，你會發現大量中國、印度及東歐的名字。到矽谷的科技巨企參觀一下，到處都是亞洲人的臉孔。若是把留美工作的華裔科技人員都吸收回中國，中美科技實力的對比恐怕會換一換位置。留住人才如此重要，為何特朗普仍毫無眼光？

這不奇怪，特朗普只是重複前人的錯誤。多年前讀過秦相李斯所寫的《諫逐客書》，深為其見識所動。話說秦國強大，很多人才都湧到秦國工作，但當地的宗室大臣卻搞保護主義，怕外來者分薄了他們的利益，所以向秦王施壓，要其盡逐外來客卿。李斯有見及此，撰文指出秦國東征西討，遂能得到各國的財富美女，而財富之最乃人才，「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是危害本國造福敵國的愚蠢之舉，秦王聽了他的意見，終止逐客。看來特朗普的道行遠遜秦王嬴政，他的謀士也不及李斯。

暫停H-1B只是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的延續，各國有識之士早已領會此舉為他們帶來的機遇。在沙特阿拉伯當校長的陳繁昌教授及清華大學的舊同事鄭紹遠教授都告訴我，他們正密鑼緊鼓，打算利用此機會大量吸納被美國所「逐」的人才，我的一位老師、IMF前第一副總裁顧魯格（Anne Krueger），一早便撰文痛批特朗普造成的人才外流。

中港應積極延攬人才

中港兩地應如何面對此新的變局？假若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還持續一段時間（就算他輸掉選舉，美國也未必能立時撥亂反正），這便意味着兩個情況︰第一，現有多達數以10萬計的高端人才可能會選擇離開美國，內地與香港都有機會成為他們的目的地；第二，將來能夠去，或選擇去美國留學的人數會大幅減少，美國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喪失它作為培養人才基地的身份。

第一個情況說明機不可失，內地及香港都應迅速反應，大量吸納這些人才，遲則失去機會。政府應鼓勵及撥款資助大專院校擴大容量，增加職位，工商界則積極招聘這批一流人才，政府也應思考如何能改善環境，解決這些回流人才的子女教育及生活問題。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成為科技一哥，很大程度便是那時他們懂得吸納歐洲科技人才的重要性。

第二個情況意味着將來到美國求學會困難重重，香港與內地要更倚靠自己培養人才。若能吸納到現時「被逐」的大批人才，這對未來的教育顯然有利，當然中港兩地的教育體制也應持續改革，使其更能培養人才。

香港去年黑暴，其教育中心的地位大受打擊，大家都擔心內地精英學生不再願意來港。不料柳暗花明又一村，自從歐美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濟大白於天下，申請入讀港校的內地學子人數據說出現反彈，香港變成二惡中較輕的一惡，就算在招聘人才上也出現轉機，令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此種機緣，實在可遇不可求，政府應以最高優先視之。

 

(晴報 2020-6-26)

國安法與司法 (雷鼎鳴)

　　香港國安法的草案，不少內容已公佈，餘下的一些具體細節，也許下周便會大白於天下，大家不用再猜測。

　　有個現象很奇怪，自稱沒有看過條例草案詳情的香港官員，似乎在進行一種安撫或淡化國安法影響力的工作。這是並不需要的，國安法的推出，本就是因為香港的法律出現了大漏洞，直接威脅了國家安全，法律亟需修補，整個執法與司法系統也應被重新檢視，不能以司法獨立作推搪，而不去查找制度有無缺陷。在此背景下，我們希望的是國安法的打擊面要小，使大多數市民不致誤蹈法網，但打擊的力道卻一定要大，起碼要達至國際標準，否則如何有震懾力？要知道，分裂國家或進行顛覆活動，在不少國家是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別人沒有顛覆活動，也尚需嚴刑峻法，香港已有此等活動，又豈能太過慈祥？政府要做的，是警告那些在盤算着應否犯法的政客或暴徒，犯了國安法後果很嚴重，前景堪虞，而不是暗示他們會有甚麼保障，或可能避得過罪責。

　　這裏有一個歷史背景問題是要先說清楚的。司法獨立是一種理想，假如香港的司法制度紀錄良好，我們自然十分反對干預司法。總體而言，香港的司法表現算是成績不錯，公義通常得到彰顯，但很可惜，一旦涉及國家安全及政治問題，香港的司法運作卻是走了樣，有部份裁判官或法官的判決，常令市民感到嘩然，憤憤不平。最難以服眾的，倒不是誰人罪成，誰人脫了罪，而是刑罰的輕重毫無標準。過去幾年，大量的例子說明，就算是法官也認為是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量刑只如搔癢，毫無阻嚇作用，但有些人犯了性質接近或更輕微的罪行，卻是承受更重刑罰，刑罰的輕重，往往取決於法官及犯人的立場，此等例子太多，悠悠眾口，司法系統若不自作檢討，很難得到市民信任。

　　與國安法有關的爭論，有幾點我們應分析一下。第一，法官是否一定不應有外國籍？香港社會開放，重視人才，對國籍問題看得較輕，而且立場先行的法官很多也是非外籍。不過，在國安問題上，法官的國籍卻絕非不應考慮的因素。假設有一外籍法官要處理一宗涉及其祖國在港搞顛覆的案件，這位法官便明顯有利益衝突或陷入雙重效忠的困境，根本便應迴避此案。我搜索枯腸，倒是想不起有那一個國家在審訊國家安全案件時會靠外國法官的。據說今天香港的法官只有6%不是香港人，特首為國安法選法官時應有足夠空間選本地法官。想深一層，其實國籍也不一定是最關鍵問題，在英美加澳等國家，當法官前要先經過嚴格的品格及安全檢查，由情報單位負責，倒是香港沒有這要求。也許更有效的做法是，香港要跟上國際標準，審訊與國安有關案件的法官，也要經此程序特首才可考慮。

　　第二個爭論點是法官的任命。這點不難解決，據《基本法》八十八條，有一個獨立委員會作推薦，任命權力在特首。在特首決定是否接納時，宜先對這些被推薦者作出安全調查。既然在西方國家，普通法官也要經此程序，在國安問題上，更宜謹慎，以免誤港誤己。

　　第三，應否有追溯期？特區官員似乎在說，不應有追溯期。他們不應說這話，這不啻是向人大常委會施加壓力，也不符合法律。據一位新認識的朋友黃汝榮法官提點，《香港人權法案》（e-legislation 383章）第十二條第一款的確說明刑事罪沒有追溯力，但第十二條第一款也同時指出有例外，「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既然國安法所列明的四宗罪在國際上也會被視作罪行，所以根本不應說國安法沒有追溯力。

　　以特區政府官員的公務員性格，的確不能想像他們有意志或能力自行制訂國安法。在他們的評論中，我又一次感到香港公務員是世界一流的，但政治能力卻是九流。香港國安法早已是深度捲入中美關係，當中涉及國安問題異常嚴峻，立法須在《基本法》容許的範圍內將此法的嚇阻力最大化，而不是去淡化，否則立此法又有何意義？

(頭條日報 2020-6-26)

國安法背後的中美關係 (雷鼎鳴)

不少人認為香港是間諜之都，而且還是世界最大的。若然如此，肯定是因為香港在情報搜集方面並無法例規管，在政治部被取消後，處於「無掩雞籠」狀態。港區國安法立法，直接觸動了不少外國在港的情報利益，更打擊到進行顛覆工作的人士，所以歐美國家多不會歡迎。這些國家中當然是美國最為緊張，港區國安法的核心也是中美關係問題，要分析港區國安法也必須從中美關係出發。

 

中美關係近年迅速惡化，這是有原因的。第一，「修昔底德陷阱」的動力正在產生影響。美國是霸凌世界的第一強國，靠此地位撈得不少好處，例如她可靠開動印鈔機便可用美元換取到各國提供的商品與服務，若非別國肯大量接受美元為儲備貨幣，濫發鈔票會造成通脹及貶值，美國便得不到好處。美國的一哥地位若受到挑戰，美元儲備貨幣的身份也會動搖，上述利益也會削弱。所以縱使中國毫無挑戰美國一哥地位的用心，只要美國見到中國國力上升，她也會害怕自身地位下降。

 

美國國力大不如前

 

美國如何感到中國國力上升的威脅？早在2000年，我已讀到有美國的極右政客主張要瓦解中國的軍事力量。在那時，美國的GDP以官方滙率計算，是中國的5.3倍，美國政客有人認為中國不堪一擊，應及早行動。不過，中國也幸運，出現了9.11事件，美國無暇他顧，讓中國多了7年積累國力。到了2008年，金融海嘯又重創美國，中國又再多獲7、8年的高速發展。2016年底特朗普當選總統，他做事瘋瘋癲癲，對美國破壞之大遠超於對中國的遏制，中美國力又再進一步拉近。2019年，用官方滙價計算，美國GDP是中國的1.5倍，但若把物價差別也考慮在內，用購買力平價計，美國GDP已低於中國，只是中國的8成，其他國力的指標，也出現近似情況，美國已失去了機會，你說美國政府會否恐慌？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境內出現經濟分配不均。在過去3、4年，世界上四分三人口收入急劇上升，但發達國家中大多數人民收入則停滯。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後果，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眾多的人民，一樣造得出發達國家人民所懂得造的工業產品，所以窮國人民收入上升，但富國人民收入則停滯。不過，美國的資本家在全球一體化中獲利卻是甚豐。美國總體而言，也是得益者，只是利益集中到資本家手中。普通人民的收入停滯，得益主要是消費者可用較低價錢買到廉價消費品。此種形勢產生了微妙的對華政治力量，資本家本是中美貿易的得益者，但他們在華卻因種種限制未能「賺到盡」，所以也希望美國政府為他們爭取到更大利益。至於普通僱員，他們見不到薪金上升，很易被人引導以為是中國搶走了他們的飯碗。美國消費者可以低價買中國的便宜貨，是得益者，但消費者的利益分散，絕難形成一種有方向的政治力量。美國反華言論猖獗，原因正是沒有制衡的動力。排外反精英的民粹力量出現，事在必然。

 

補貼黑暴耗費上升

 

美國現屆政府對華不友善，乃社會反映，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疫情甩鍋戰，雖不能說對中國毫無影響，但卻阻止不住中國的發展，對美國自己的傷害也大。例如在甩鍋戰中，美國所用的政治修辭雖然兇悍，但最近一個國際民意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在53個國家或地區中，50個國家的人民大都認為中國的抗疫做得比美國好，只有美國、台灣及南韓認為美國做得更好，顯然甩鍋工程並未能使美國討得好處，美國政府幹此無聊舉動，少了時間應付疫情，後果便是美國變成全球最失敗的疫情受害國。

 

地緣政治之爭是美國要開闢的重要戰場，這戰場的地理位置正是香港。去年黑暴背後有美方支持，已是路人皆見，抵賴不了。港區國安法一出，若是執行得有力的話，美國一些傳統的諜報工作可能也會受到拖累，美國必會動員英國及一些西方國家反對。香港太小，我估計白宮中人以前對港美關係的現況根本不了解，誤以為撤銷獨立關稅區或撤資等工具會有效，但一坐下摸清情況後，卻發現這些工具根本無甚作用。至於衝擊聯繫滙率，更是對美國利益打擊甚大，美國尚不至如此愚蠢。剩下來美國在港區國安法出台後可以做甚麼？

 

觀乎美國領事近日放盤出售壽山村道價值近百億的宿舍一事，似乎在減少在港的資產，其原因若何，讀者可自行猜測。但煽動及支持香港的暴亂，只要不影響到美國在港金融界的利益，應仍是本小利大的行動。只是有了港區國安法後，犯罪成本增加，就算要搞暴亂，其金錢補貼也水漲船高，要耗費的資金也會上升。

 

(晴報 2020-6-19)

國安法一早已是博弈中的選項 (雷鼎鳴)

　　有人認為，國安法是逼出來的。這個睇法，我並不同意。這個結果，沙盤推演，也可一早推斷出來，沒有甚麼可奇怪的。十年前我或許不知細節，但當中預測的大方向，卻是一一應驗。有些人沒有實力，也不懂得如何積聚實力，卻跑去挑釁強大百倍的對手，不頭破血流才怪。

　　這裏暫不談是非對錯，只談博弈策略。《孫子．謀攻》有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裏「殆」的意思不是敗，而是危險。孫子是個思想嚴謹的人，不知彼不知己，只能保證你每戰都險象環生，但不保證你必敗。假如你很幸運，剛好對方很弱，又怎會敗？只是無謂損傷可能會較多而已。

　　香港的黑暴或港獨份子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在港搞些小打小鬧，不會有太大危險，但踩過了界去搞甚麼港獨便等於挑戰一個如日中天、千年難逢的盛世國家，如何能勝？以弱對強不是不可能，但要有條件。當今的條件便是反對派要先能夠使自己不可取代，內地也要倚靠他們，否則在博弈中誰會把他們當作一回事？我十年前早已說過這些話，只是沒有人理會，不少人誤以為不管有無實力，只要抗爭便可改變世界。

　　也許反對派心中也明白，強弱懸殊下沒有勝望，所以為了向同路人打氣，他們不惜自欺欺人，把頭埋在沙堆中，不願去知彼，卻反而幻想一套內地快將分崩離析的論述。這些人脫離現實的程度使人驚訝，2019年中國出境旅客達1.68億人次，旅遊完畢後，基本上全部回國，那有一個快崩潰的國家人民會如此？今年的新冠疫情，八成半的中國人民滿意政府的抗疫表現，這又那有一絲國家快將敗亡的氣息？

　　反對派也犯上了不知己的毛病，他們以為自己的理念會得到港人的廣泛支持，美國也會義無反顧的撐着他們，但他們擧着美國的國旗，不少港人已看得不是味兒，跑到美國向政要求助，在今天中美關係緊張的環境下，也會被視為引清兵入關當吳三桂。

　　有一點他們倒是老搞不清的，連甘迺迪總統也說過，國家利益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美國對香港黑衣人的態度，完全是建基於美國利益之上，他們只可能被視為工具，若非如此，美國與中東的一些國家領袖意識形態上千差萬異，怎會還與他們稱兄道弟？

　　集體性地不知彼不知己，是怎麼造成的？這恐怕是特區政府慣出來的。香港的公務員世界一流，效率高，但其政治能力卻不入流，對着反對派，唯一懂得的政策便是綏靖，遇上無賴更是手足無措。

　　《孫子．九變》有云：「愛民，可煩也」，只要香港政府以為要顧全大局，保護人民利益，反對派便可靠攬炒而使政府疲於奔命，香港政府的忍讓容易使到反對派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政府都是可欺的，自己則十分強大。這種錯覺使他們完全不懼越過一道一道底線，走上港獨，用上暴力。中央政府雖也有忍讓的毛病，但她終究與特區政府不同，受到挑釁，懂得需要採取強硬路線。

　　美國也是整個博弈的參與者之一。美國在港也有重大的情報利益及金融利益，她對應否攬炒香港會感到矛盾。走得過了頭傷害到美國利益她不願，但若能把中國的這一國際金融中心拖垮，從而能遏制中國的發展，有些人也許樂於見到。

　　香港國安法打擊到美國的情報利益，我在友刊中也論述過美國用以經濟制裁香港的招數都無甚效果，剩下能做的便是繼續支持街頭的搗亂運動。此種策略，花不了美國多少錢，卻仍可損害內地與香港的利益，所以她很可能會繼續進行。只是國安法使到黑暴被判重刑的機會大增，繼續推動暴亂的成本便飛升，美國的資助額要加碼才有用。

　　上面沒觸及是非對錯，對港獨及黑暴而言，他們的價值觀論述或可蒙騙一些缺乏理性思維的人於一時，但其理論基礎卻是築於浮沙之上，一推便倒。既無實力，價值觀念也扭曲，在博弈中敗下陣來是可預知的。

(頭條日報 2020-6-19)

種族歧視與政治正確 (雷鼎鳴)

美國經濟乏善可陳，失業率早進入雙位數，經濟大幅負增長已成定局，在經濟不景的擠壓下，社會矛盾都會變得尖銳。種族歧視是美國本土社會矛盾的敏感核心問題，哪個總統處理得不好，隨時會粉身碎骨。對特朗普而言，近日弗洛伊德死亡事件是一個禍從天降的震盪，本來大有機會勝選的他，可能要敗走麥城了。我不喜歡特朗普的管治風格，瘋瘋癲癲的到處甩鍋誰受得了？但美國因貿易戰、控疫不力，及種族矛盾所引致的種種困局，我們不宜幸災樂禍，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格局下，美國經濟不好，全球也會遭殃。客觀分析美國的政經局面，倒是有助我們趨吉避凶。

左翼將政治正確民粹化

美國種族問題由來已久，黑人及拉丁裔在社會中一直大多處於底層，近數十年來，不能說完全沒有往上的社會流動性，但他們的平均收入與白人仍有重大鴻溝乃不爭的事實，新冠疫情中，他們的死亡率亦遠遠高於白人。要解決這些問題，本需大刀闊斧的教育與社會政策，但放眼所見，社會的回應卻往往流於形式主義及強加於人的所謂「政治正確」話語，對少數族裔的福祉無補於事。遠的不說，最近幾年的種族議題及與「政治正確」有關的事件，已可讓我們一窺民粹主義對美國的影響。

要從2014年說起。那年8月9日，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費格遜區有名黑人布朗（Michael Brown）遭白人警察無辜槍殺，有關種族主義抗議之聲立時席捲各大校園。事件搞得最大的是密蘇里大學，有學生絕食，亦有人在校園紮營抗議，逾7,000人簽名要校長下台。這與大學校長有何關係？原來是他們認為校方反應遲鈍，當時曾有不明來歷的白人開車路過校園時喊叫過種族主義口號，而校方沒有及時譴責及組織討論如何善待少數族裔。校長與校監卻真的下了台，原因卻是商業性的。美式足球比賽在美國是校園及民間大事，該校足球隊決定在事情解決前拒絕參加比賽，這還了得？校長校監不落台不行。但此事有助解決黑人深層次的族群問題嗎？沒有，有的只是讓人明白，校方不按這些人士認為政治正確的話去做，是有重大麻煩的。

在耶魯大學，有個該校的兄弟會在萬聖節前夕搞派對，據稱門外寫上「只歡迎白人女子」（兄弟會否認），引起極大不滿，學生埋怨校方忽視種族主義的影響，最後校長得發信說委屈了這些學生。

同類要求事事皆要「政治正確」的事件很多，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要求禁止教授柏拉圖及阿里士多德的理論，因為這些哲學只適合富人子弟。不少校園要設立所謂「安全空間」，即有些話不能說、有些科不能教，否則怕有些學生聽了感到不舒服。倒是我母校芝加哥大學的校長有擔當，發表聲明反對這種風潮，校方不會扮演替校園中人抵擋不同意見的角色，學生應自己學懂分辨是非。

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社會的鐘擺便搖到了另一極端。人民對謹小慎微，事事不敢亂說，生怕政治不正確被人叫罵，心生厭倦，一變便變成了喜歡特朗普的胡言亂語，特朗普冠給美國媒體「假新聞」的標籤甚受歡迎。美國左翼分子把「政治正確」與否民粹化，用之以打擊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有些時候頗為過分，這引致右翼的不滿，反其道而行之，也有其正面作用，但不求每段說話每件事都「政治正確」，卻不等於要肆無忌憚地胡說八道，特朗普已把事情推到了另一極端。這也難怪弗洛伊德事件迅速地被民主黨人取作為競選工具，「政治正確」的要求又再被推上高峰。

默默耕耘可扭種族歧視

近日電影《亂世佳人》被某電視網絡下架，原因是被認為當中有種族主義。UCLA有位會計教授被商學院院長停職3周，原因是有學生說自己要去參加反種族主義示威，要延期考試，該教授表明在學術問題上要嚴格，不肯答應。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位大教授厄里格（Harald Uhlig），是我研究院的師弟，當過芝大經濟系主任及頂尖學術期刊《政治經濟學報》（JPE）的總編，因為他在「推特」發表過一些看法，反對對警察撤資，認為應增加經費培訓他們才是正路，近日也有一群同行要求他不能再當JPE的總編，因為這刊物在行內太過重要，不能被他擔任。6月10日，頂尖期刊《自然》及《科學》及另一些科研機構，停止工作1天，以聲援黑人的反種族主義運動。「政治正確」的潮流，又暫佔上風，但我從很多學界朋友聽到的意見，倒是對此頗為反感。

我有位中學同學，其祖先在170年前便移民美國，當年祖先是窮光蛋，但今天後人各有所成，身家數以10億美元計算。其成功之道是秉持家訓，在種族歧視嚴重的環境下，他們不去搞示威抗議，而是努力學習，天天向上，對社會作出大貢獻，地位亦遠高於美國其他族群。美國華人社會很多亦跟隨同一方式，種族歧視阻不了他們往上的流動，這倒是中國人的智慧了。

(晴報 2020-6-12)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 (雷鼎鳴)

這本是個偽命題，正如恒古以來，地球是環繞着太陽轉，但突然有異議者跑出來挑戰，說應該是太陽環繞着地球轉，這不會改變事實，亦不會為日心說增加爭議性。話雖如此，前一陣子在出現歷史題考卷風波時，也有港獨分子趁機質疑香港是否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此質疑沒有事實根據，但反對派有兩絕招，不怕無稽之談被揭穿。第一是在被揭破前他們又再提出另一謊言，掩蓋了舊的，也轉移了視線；第二，真理並不一定愈辯愈明，有時所謂的烏賊戰術，胡說八道一頓，也可混淆視聽，要做到真理愈辯愈明，要有條件，便是雙方都要有共同的判斷對錯標準，而這標準一定是要建立在擺事實講邏輯之上的。缺此標準，多說無益，不如喝杯茶，吃個包，但我依然相信講道理的威力，非說道理不可。

　　質疑香港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最廉價的辦法是說它曾經是英國殖民地，不屬中國管轄。此說不成立，因為它無視兩個要點：新界只是清政府租借給英國的，而割讓香港及九龍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中國與聯合國都不承認。

　　由此觀之，此命題要妥善解答，我們必須重溫歷史。

　　「自古以來」可追溯多古？香港的考古工作其實頗有成績，諸位前輩數十年來的努力早已把香港的居民直追至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三千五百年前的越人也帶來第二波文化，他們以漁獵為主。雖然此種文化與華夏文化有千絲萬縷關係，但若按現代主權標準，這恐怕便太古老了一點。真正確立香港主權誰屬的關鍵時刻是秦始皇的統一天下。公元前214年，大秦帝國在嶺南設了三個郡，並派官員直接管治。秦的郡縣制是中國官僚制度之始，從一開始便包含了香港，當時香港屬於南海郡。

　　若要在港找尋歷史證據也不難。我喜歡發思古之幽情，到處憑弔，十多年前久聞大名，終於到深水埗李鄭屋邨的東漢古墓一遊。記憶中，離地鐵站很近，也不收門票，展品便是個用玻璃隔着的古墓，內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塊刻有文字的磚塊，一曰「大吉番禺」，另一刻着「番禺大治曆」幾字。古代的深水埗就在海傍，此墓的主人最可能的身份是東漢的鹽官，鹽與鐵在漢代是政府收入的命脈，從《鹽鐵論》一書所載的爭論可見一斑，鹽官的官階也高，大約等於州牧或郡太守。香港是從前中國重要的產鹽基地，從此可見漢代已把香港深深納入管治範圍之內。

　　此種主權以內的管治，一直綿延不息。正史《新唐書》便記載了中央政府屯門駐軍鎮守海疆一事。宋以後關於香港這地區的記載便更多了，很多今天所用的地名，如筲箕灣，在數百年前的地方志中都可找到。宋朝最後兩個皇帝，趙昰（1276至1278）及趙昺（1278至1279）都曾駐居於中國當年著名的產鹽基地官富場（即今天的土瓜灣），香港又有人未聽過「宋皇台」嗎？

　　若有人還不掌握香港歷史的，可到大埔康樂園對面的泰亨村一遊，這裏的居民姓文，多是文天祥弟弟的後人，村內有建築堂皇的文氏宗祠。他們是香港原居民的一部份，近幾百年才來港的外來人，是否要先問問他們香港主權誰屬？在經濟上，香港與內地關係一直也密切。上面提到鹽產，當然是因為香港近海的緣故。香港造鹽的方法是把海水引入一種叫牢盆的東西上把水煮乾，我查過明代宋應星所寫的《天工開物》，知道牢盆是用竹木織成，再用蠔殼燒成灰，和之以水，塗在似鑊的物事上燒乾便不漏水，這在華南一帶流行，原因是附近不產鐵，唯有以此代之。我根據文獻的指引，十多年前曾在新界一些近海地方見過不少燒煮海水的遺跡。

　　除了鹽外，土沉香此一貴重木材也是香港重要產品，香港之名便由此而來。尖沙咀從前叫香頭，它與香港仔都是運載土沉香至廣州這一轉口港的出口地。香港與內地經濟本來融合，但順治康熙年間（1661至1684），為了防止鄭成功部隊的入侵，清政府實行海禁，沿海居民要往內地遷入數英里，違者斬，這便把香港原有的經濟弄得一沉不起。

　　不過，即使如此，鴉片戰爭時從來未到過香港的英國外相巴馬斯頓也是錯的，他以為香港只是一塊無人居住的岩石，其實英國人來時，香港島的赤柱等地可能仍有8千人左右居住。更早一點的1822年，今天九龍城的侯王廟要裝修，找人捐款，便有數以百計的商人或個人捐了錢，其名字都刻在侯王廟的一塊石碑上，觀其風格，與廣州的無大區別，亦足證香港當時已有成形的經濟。一直聽說有本地歷史學者要推動一個香港地方志的大計劃，但近來未見動靜，希望政府能大力支持，以免年輕人昧於歷史而不知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頭條日報 2020-6-12)

經濟制裁與移民英美 (雷鼎鳴)

兩周前，人大常委公布將會在《基本法》附件三中加入港區國安法，恒指應聲大跌1350點。恒指的下跌，顯然反映着兩個因素，一是中美關係持續惡化，市場中充滿不確定性，而投資者是不喜歡不確定性的；二是不知美國政府會出甚麼招制裁香港。

第一個因素會長期存在，大市也會受其困擾，但對我而言，第二個因素不難預估。因為欠了友刊稿債，我連夜翻查了數據，斷定美國對香港經濟根本沒有甚麼牌可打，文章並在美國出招前刊出。果然不出所料，美國的牌早已被人看透，對香港經濟有如搔癢，市場反應也敏捷，恒指連升多天，到本文執筆時，已基本上追回兩周前的損失。在投資上，我一向寧願秘技自珍，不喜歡冒充燈神教人何時買賣，因為說得對的，別人最多只會多謝兩聲，說得不對的，則可能怨你一世，但這趟若相信我分析及行動快捷的，過去一周應有斬獲，未來則不可知。

美撤資可拆港計時炸彈

美國出招前已盛傳會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我完全相信她會這樣做，但香港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和30、40年前相比，早已變得疏離，每年本土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不到5億美元，如此小規模的輸出，關稅怎會對香港有影響？

香港是美國很想多加利用、以進入中國的金融中心，美國會否在香港撤資？也許一些小動作會出現，例如美國政府可勸喻基金經理減持港股，別人聽不聽是另一回事。若是有資金撤出，對香港是好事。2008年9月金融海嘯以後，大量資金湧入香港，到上月底，11年半以來，資金淨進入1.35萬億港元，金管局也知香港這彈丸之地根本承受不了這筆巨資，所以每流入100元，便透過外滙基金票據吸走70元，這就如有人把大筆款項存進銀行，而銀行知道這筆錢會被隨時提走，所以在銀行櫃枱中留下大筆現金可供提取。若有資金流走，就算多達1.2萬億港元，我算過一下，香港的銀行體制可輕易應付，不但不會出現20多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時被沽空30億港元便已遇到的困境，還可解除了一個資金過多的計時炸彈。至於聯繫滙率，美國也很難衝擊，而且此制度有利美國，不一定有利香港，美國政府不想見到的，倒是香港放棄港元與美元掛鈎，改與人民幣掛鈎。

美國與英國在港區國安法問題上立場接近，英國揚言會考慮讓香港持有BNO護照的人（1997年前在香港出生的人），若到英國停留，限期可從6個月延至12個月，並且容許他們在此期間找工作，有工作的話，或可藉此申請永久居留。美國政府會否也這樣做？她含糊其詞，也許會有些微動作也說不定。

若英美政府肯真心實意的這樣做，我認為十分值得鼓勵。中央政府口頭上堅持反對一下無妨，但暗中應助其一把，當中好處甚多。

移民潮助留港人士上流

有些人在香港充滿怨氣，留此破壞多過建設，留他們作甚？30多年前中英談判時，大量港人為求降低風險，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等地，他們不少人賣掉香港的房子、辭掉工作，到了別國後，賣掉房子得到的大筆款項可支持其生活一段時間，但新的職位多半降了一級，比不上香港原有的職位。他們的離去，使到樓市突然多了新盤供應，樓價被遏抑了一段時間；其留下的職位空缺，也使到其他人更有升級的機會，加快了社會往上的流動性。

在外國生活，是一個巨大的愛國愛港培養器。很多人移民外國後，不管是因遭到歧視，或是看事物有了距離感，比前客觀，又或是鄉愁使然，很多人都會變得愛國愛港。1998年期間，我在政府的就業專責小組當義工，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1997年以後移民到外國的港人大量回歸，以致求職者大增，失業率也高企。這批回流港人成熟穩重，皆非麻煩製造者。

若真的有大批港人移民外國，我們可夾道歡送。香港的戾氣可立時大減（也許移民地的戾氣大升），按照30多年前的經驗，留港之人升職機會大增，哀嘆自己龍游淺水遭蝦戲的人數大幅收縮，樓價也下跌，很多人的氣也就順了，社會變得和諧。留港人才會否不足？這倒是過慮了。

香港每年大學畢業萬餘人，內地本科加工專畢業每年800萬人，人力隨時得以補充。況且香港未來所需的人才很多都會與人工智能、大數據、金融科技等有關，又要熟悉大灣區，舊有的人才很多會早晚被淘汰，在外國失業，較在香港失業，對香港的衝擊較低。

真正值得擔憂的，是英美政府說說便算，又或其經濟不景，港人根本在彼邦找不到工作。

 

(晴報 2020-6-5)

港美暴亂的異同 (雷鼎鳴)

明尼阿波利斯黑人弗洛伊德疑被白人警察殺害事件，引起的反種族歧視風暴蔓延至美國甚至歐洲數十個城市，使人傷感。我讀書時在明尼阿波利斯住過四年，暴動的地方也依稀有印象，此城市與相連的聖保羅市組成雙子城，是美國中西部自由主義的重鎮，民風和平，人民守秩序，紅綠燈前車會停下，不像紐約市的汽車般橫衝直撞，不守規則。明尼蘇達的印弟安語的含義是萬湖之州，明尼阿波利斯則是湖市，在此風景秀麗的世外桃源出此慘劇，十分反常，但既然連明州種族歧視也嚴重，其他地方恐怕更免不了。

　　美國的反歧視運動聲勢浩大，我們難免要把它與香港去年至今的暴亂作一比較，二者有相同之處，但分別也是根本性的。

　　有人在網上列表把明州與香港的暴亂作一比較，認為二者性質完全相反，倒也不無道理。明州是反種族主義，但香港的運動充滿種族主義；明州反特朗普，香港暴徒向特朗普求援；明州反白人大美國主義，香港的黑暴視美國為救世主；明州反資本主義，香港不少黑暴自以為支持資本主義；明州示威者不帶武器，香港有大量裝備與武器；明州自發，無組織，香港的行動有精密計劃及部署；明州的運動無人或少人資助，香港的有全國民主基金（NED）及多方的本地及境外勢力資助。若以道德角度看，明州及美國其他地方的反種族歧視、反欺壓，確是十分正義。美國民主黨的政客很可能已在計算如何利用這機會賺取選票以圖擊敗特朗普。香港反逃犯修訂條例的道德基礎卻是極為脆弱，整件事建立在偏見與猜疑之上，所謂五大訴求當中也包含明顯違反法治精神的要求，在意識形態上，與反種族歧視相比，高下立判。

　　不過，即使我們對黑人遭遇有無限同情，他們當中某些人的行為及所採用的手段，我們卻絕不能支持。縱火、到處破壞及搶掠等違法活動，必須譴責。但我們若把他們的暴亂與香港相比，卻不能不慨歎，香港其實惡劣得多。公平點說，除了黑衣暴徒坐港鐵不付錢外，香港還不算有普遍的搶掠，但黑衣人對公共財物及私營商戶的破壞，使用大量武器去襲擊途人及警察，在學校中荼毒少年及兒童，而且裝備充足，有後勤給養，資金之多可以支持某些人的裝備用完可即棄於街頭，又豈是貧窮的美國黑人所能望其項背？

　　無人可知道美國的暴亂能維持多久。這類抗議，美國每幾年便有一小次的，每一二十年便有次大的，都會完結。這次應該是大規模的，美國失業率高企，經濟大衰退，再碰上位不懂如何處事的總統，這次第，美國人怎一個愁字了得？

　　因為其破綻太多，我不太看香港反對派的文宣，但也聽說過他們對美國的騷亂盡可能避而不談。這是很有道理的，美國警察是有名的暴力，這次還殺了人，用美國警察的作風作標準，香港的警察便全是禮儀周周的謙謙君子，反對派素來崇美，「反黑警」的論述如何可繼續下去？對美國視而不見是上策。

　　我們也可看到，民主體制對一些社會問題根本無法解決。香港貧富差距巨大，但號稱民主的美國同樣不遑多讓。香港不能說完全沒有種族歧視，但與美國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此種歧視，由來已久，加劇了貧富差距。在很多重要的社會經濟議題上，美國的問題比香港更嚴重，美國的自由指數排名在國際上又遠低於香港。不是說香港沒有需要解決的困難，但以久病纏身的美國體制為師，又豈不使人感到虛怯？美國也是，在貧富及種族問題上進步緩慢，甚至倒退，為何還這麼熱衷在世界到處得罪別人？不過，在未來半年，美國社會還是會麻煩多多，貿易戰、應付疫症低能、破壞了多國關係、反歧視風暴，都在侵蝕美國的地位或利益，特朗普在此環境下，唯有挑起美國內部的分裂，才可能渾水摸魚贏得選舉。世界真是病了，未來一段時間會發燒。

(頭條日報 2020-6-5)

港區國安法要面對甚麼問題？ (雷鼎鳴)

香港問題早已不光是香港自身的問題，它已是美國要開闢的一個遏制中國崛起的戰場。中國一直不願與美國短兵相接，但過去2、3年美國的行徑，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的無底綫甩鍋，恐怕已使中央政府作出了判斷，美國已不再是朋友，而且是一個有意把中國當成是敵人的對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與定位，也在迅速調整。與其把香港這一戰場當作前綫，不如在此清理「內奸」打掃戰場，將香港變回一個可靠的後方。

美國亦分地方及聯邦法律

在一場戰爭中，己方有「內奸」是很危險的事，清理「內奸」的方法是靠法制，港區國安法的出台亦為了此目的。既然中央已決心對抗美國，香港這陣地是絕不願放棄的，所以港區國安法對港獨分子等必須有一定的震懾，但美國卻肯定會將港區國安法污名化。港區國安法的主旨甚至細節，恐怕早已寫下，並很有可能6月便通過，我相信有幾點它是要面對的。

第一，保護國家安全的執法者，應是香港警察還是國安部派遣來港的成員？這各有優點缺點。找港警的好處是他們熟悉情況，對付暴亂有經驗，自去年中以來，其忠誠已贏得中央信任。不過，他們的設備及開支，也易受到香港政客的制約，他們的家人在港，也可能成為報復對象。至於國安，港人大多不知其情報能力及行動能力如何，估計對付外國勢力會較為純熟，但也許要一段時間才能贏得港人信心。他們的開支及編制應不會受制於香港政客，其家人也不用擔心有何報復行動。特區政府應無權指揮國安，他們的上司應是中央的國安部。

港警及國安既有上述的特性，在港保護國家安全，應如何分工？我相信美國的制度值得參考，她有地方警察（例如紐約或羅省警察），大凡觸犯了各州或地方法律的，由地方警察執行調查與抓捕，但若有人觸犯了全國或聯邦法律的，則由聯邦調查局（FBI）人員負責。同理，若非涉及全國性安全問題，本地警察已能辦好事。

第二，美國也有一國兩制或多制，各州的法庭，有些案件不能審理，觸犯聯邦法規的，要由聯邦法院去審。香港也可依樣劃葫蘆，本地法律能涵蓋的，全部由本地法庭處理，但若是涉及港區國安法條文的，就由一個全國性法庭審理。此法庭設於香港還是內地，無關宏旨，若是香港氣氛已然祥和，犯分裂罪的人數少，那麼設立一種代表全國的巡迴法庭，有機會才審案一次，便已足夠。這裏還有個問題，與港區國安法有關的案件誰有資格當法官？本港法官未必懂得內地的法則，有些法官不是中國籍，我們亦見過不少法官判案及言論偏頗，不單港人信不過他們，中央亦不信，這些人不應有資格審訊與中國國家安全有關的案件，道理正如高官不能有外國籍。

第三，過去一年，我們見到香港一些暴徒常被判得很輕，以致保釋出來以後又再搞事。治亂世要用重典，否則暴徒犯罪機會成本太低，容易吸引更多人以身試法，人數若多，被捕及判罪的機會便下降，如此便一發不可收拾。用重典的同時，罪行覆蓋的範圍卻宜收窄，打擊面要小及精準，以免擾民。

香港背靠內地能化解制裁

毋庸諱言，既然港區國安法可有效遏制香港的動亂，美國政府必會多方阻撓。她能用的各種制裁工具，表面上很多，例如徵收香港本土出口到美國商品的關稅、撤資、向設在比利時的國際收支通訊系統SWIFT施壓，以打擊港元及人民幣等等。我以局外人來看，也可以看到有些方法根本作用不大，有些可以兵來將擋，美國也損失重大，中央政府自可想出辦法。不過，未來一段不短的時間內，香港大概率地會風高浪急。

有兩點是香港的定海神針。第一，中國生產力進步迅速，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面不變，而且是全球供應鏈最核心的部分，世界不可能不與中國互相倚靠，中國顯然會繼續向各國開放，但對美國卻未必，這個戰略會使美國日感孤立。第二，中國儲蓄率高，資金的積累比美國加上歐洲還要快，香港處於全球新增資本最多的地區，只要內地肯接受香港的金融服務，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空間便大，各種制裁也能夠化解，港區國安法正是使內地願意繼續利用香港金融服務的重要條件。

（晴報 2020-5-29）

反對派終於求來了國安法 (雷鼎鳴)

  　人大上周宣佈，會將港區國安法加入《基本法》附件三中，此種部署使香港未來局面豁然開朗，我去年已聽過不少這方面的討論，以中央政府做事的決斷明快。我估計國安法的細節早已訂定寫好，六月份人大常委開會時便會討論及通過，九月立法會選舉前香港發生的事，也會被此法所涵蓋。香港一直沒有盡其憲法責任為二十三條立法，這回倒是求仁得仁，中央用國安法暫時堵塞了因沒有二十三條所造成的漏洞。

　　我十年前在友報寫過幾篇長文，倒是相當程度的預見了近年香港的發展。第一篇指出了香港GDP佔中國GDP的比重愈來愈低，已變得無足輕重，就算香港一夜陸沉了，中國半個月不到的經濟活動便可追回，港人在經濟上已無可恃。第二篇論述了若香港要取得話語權，便必須發展出一些對內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產業或人才，否則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此點對反對派及建制派都適用。可惜忠言逆耳，今天香港經濟的相對板塊比十年前細小得多，亦缺乏真正不可取代的生產，在中央眼中，香港經濟變得更可有可無，但有些港人卻還嫌麻煩不夠多，要不斷繼續製造。

　　香港反對派近年製造的社會動盪，是沒有任何一個擁有穩定強大公權力的國家所能容忍的，從前特區政府軟弱，老想着息事寧人，香港的政治巨嬰被驕縱慣了，便對保護國家安全的世界標準失去認知。奇怪的只是中央為何拖了這麼久才出手。我看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爛船有三斤釘，香港的優勢雖早已收縮得要找放大鏡才能找出一點點，但香港總有些企業及人才曾對中國經濟起過重要貢獻，在制訂從嚴治港的政策時，總也會害怕殃及池魚，一直未有下狠手。第二，香港近年動亂，與美國政府背後的插手脫不了關係，美國畏懼中國冒升，以後把美國弄成一個二流國家，我們見到除了在軍事上，美國仍不敢造次外，早已開闢了各個對付中國的戰場，在香港找人搗亂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在過去，中國有些決策人恐怕還摸不清美國的意圖，所以還不願跟美國對着幹，現在卻不同了，幾個月以來美國看似無理性的甩鍋，已被認定為美國的戰略手段，中國政府已不再對美國的意圖存有幻想，對香港這一戰場，策略已然調整，決心已下。

　　決心下了後，所有鴿派都要靠邊站，美國愈是要制裁香港或內地，中央政府便會愈強力打壓香港的暴徒，以中國的實力及香港的環境，這是沒有難度的事。美國不論從象徵意義上出發，還是實質上希望削弱中國的金融力量，都有可能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或甚至是撤走資金，但這些對香港並構成不了重大威脅，中國也不在乎。

　　香港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早已今非昔比，香港已不是一個工業城市，每年輸到美國的產品雖然很多，但絕大部份是與香港無甚關係的轉口商品，本土輸美的產品只是微不足道的4.4億美元，區區關稅，怎會有威脅力？撤資嗎？美國在港的直接投資，在2017年只有120億港元，佔當年到港投資的境外資金1.39%，可輕易被遠為龐大的中國資金所填補。其實資金流出，對港有大利，自2008年金融海嘯外美國出現量化寬鬆政策，至本月22日，外資淨流入香港1.36萬億港元，對香港經濟造成頗大負擔，金管局要千方百計把這些資金從市場吸走，以免造成龐大的資產價格及通脹壓力。

　　我算過一下，就算有1.2萬億港元流走，對整個港元制度及實質經濟，除了心理影響外，根本動不了香港分毫，香港只要賣掉存於世界各地的美債，將美元兌換給撤資者便是，在資產負債表上，資產減少了，但負債同步減少，毫無嚴重性。

　　中央對香港的B計劃也許已開始啟動。香港有金融人才，但近年新增的人才，有大比例是內地長大的精英，他們在港工作還是轉到內地，對中國都不是損失。香港的金融中心，會變成更似紐約模式，而不是面對世界的倫敦模式，紐約的所謂國際金融中心，其實也不是這麼國際，它主要還是以美國金融為主，香港金融業的存在，也是以服務中國為主，中國的經濟發展，亦早已與美國資金只有極輕微關係。

　　明白這些背景，美國對港的制裁中國根本毫不在乎，未來，國安法很可能打擊面不大，但對分離主義者或暴徒，會十分嚴厲。

(頭條日報 202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