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施政報告未面對的問題 (雷鼎鳴)

林鄭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我記憶中最短的一份，內裏最有實質性的是房屋與相關的土地問題。針對房屋與土地，本身自然沒有不對，但對當前如何止暴制亂，卻完全沉默，輿論對此等取向，當然不會客氣。

政府公務員需要了解內地治國之道。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唯物辯證法。唯心唯物我們姑且不論，但辯證思維在《易經》、《孫子》、《老子》中都能清楚體會，近代毛澤東更在《矛盾論》中將它通俗化，連普通農民也懂得一點。辯證法其中一點便是要我們分清矛盾的主次，主要矛盾不首先去解決，而去處理一些次要的，不但事倍功半，甚至會無濟於事。以林鄭的學養，她大學時期的知識分子多多少少對此等思辯方法都應有所認識，她為何對水浸眼眉置之不理，反而把目光放在一些長遠問題，使人費解，也容易惹人作出種種猜疑。

須表達及落實止暴制亂決心

施政報告本來最需要做的是要表達及落實止暴制亂的決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用盡特首坐擁的龐大資源及權力去抓捕暴徒並繩之於法，而不是讓警察在各種制約下孤軍作戰。但我們並無看到丁點這樣的苗頭，暴亂就算將來因市民的反感而逐漸止息，只要犯法者一天未受到應有的懲罰，香港的內傷未來10至20年都不會康復，香港肯定會跌出中國一綫城市的行列，至於會否連內地二綫城市也追不上，便要看港人能否吸收教訓。時間亦不在香港一邊，亂局拖得愈久，香港內傷愈重，但內地城市仍在不斷以驚人速度進步。最近到訪內地的二綫城市，發現別人已經不太當香港是那麼一回事了。

辯證法也告訴我們，矛盾可互相轉化。大半年前，房屋是社會中最尖銳的矛盾，現在不是，但將來房價若高企，這矛盾也終會回來再成為我們的噩夢，所以林鄭在施政報告中突出土地房屋問題並非錯誤，尤其是解決房屋土地問題需時，現在不下大工夫，將來便來不及了。我不會說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完全沒用，但香港土地問題的難以解決，政治因素很多。我認為關鍵的政策是要能讓市民深信，有大量的土地將陸續湧至，現在若有人囤積居奇，不快點把手上土地脫手，只會損手爛腳。如此一來，政府不論用討價還價還是用法律手段，短期內取得土地的機會都可大增。要創造到條件，大嶼山東邊交椅州的填海造地是關鍵，因其規模夠大，對樓價影響力高。眾所周知，政府填海比別人慢三拍，會否因土地出現太晚，對今天沒影響？這要看政府的意志，若大家都相信這是勢在必行，而且步伐會比預期的更快，那麼對可較快發展的棕地或農地的擁有者而言，便會構成壓力，為免將來價低，只好及早建屋，這便可有助解決中短綫的問題。不過，在施政報告中，我們仍未看到政府有何堅定意志，再加上近月政府民望低迷，我們如何敢指望人民深信政府有足夠意志排除萬難，加快填海的速度？政府不在施政報告中表達出一種一往無前的勇氣，浪費了一個機會。

中小學老師應採短期合約制

長遠但又急待開始着手解決的是教育問題，施政報告對此基本上是無言以對。港人眼見一群群恍如中了邪、充滿戾氣的學生，喪失了辨別是非能力到處搞破壞，若不准他們用粗口，他們可能連聲音也發不出，豈能不對香港的前景充滿憂慮？我10多年前已說過，教改使老師的行政工作增加，造成了不少怨氣，而怨氣的積累，日久可扭曲人對世界的認知。沒有一大批思想偏頗的教師，教不出更大批是非不分的學生。這一代年輕人中，有一部分可以假設為已被毀掉了，他們未來在職場中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哪個僱主願意把一些疑似暴徒的人放在自己公司中？此種悲劇要長時間才能化解，但首要做的是教育界的另一次改革。

根據今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實地實驗結果，要老師做好本份是必須的，而做好本份要有合理的評核機制，而且不應讓他們有長期工作合約。根據他們研究的發現，只得短期合約、但若表現良好便可續約的老師，教出來的學生成績會更為優異。香港教師的工會不會歡迎此種有實證基礎的科學結論（這並不適用於大學，因大學有另外的機制可保持教授的水準），但若政府有勇氣的話，實應在中小學都引入短期合約，學生成績能進步的便續約加薪，退步的便另謀高就，這對老師也是好的，不適合當老師的宜早日轉行，自己會開心一點。老師要重視學生的學業，便沒有胡亂灌輸個人的政治思想了。

(Sky Post 2019-10-18)

今屆經濟諾獎對我們有何啟示？ (雷鼎鳴)

　　今年諾貝爾經濟獎頒給麻省理工及哈佛的三位教授，班納之（Abhijit Banerjee）、他的學生與妻子杜芙路（Esther Duflo）與克藍馬（Michael Kremer），三人都是對近二十年的發展經濟學有重大貢獻，至於他們是否最適當人選可以有爭論，但他們的研究結果是一流的，而且對降低落後國家的貧窮率大有幫助，卻是不用懷疑。

　　三人的主要貢獻是推動了在貧窮地區的實地政策實驗，把龐大繁複的如何發展經濟問題分而化之為一大堆較小型較簡單可依靠實驗驗證的具體政策。我說他們推動，而不是首創，是因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不少相近的嘗試。已故的芝加哥大學副校長與經濟系主任約翰信（D. Gale Johnson）早年已曾帶領他的中國門生（最有名的是北大的林毅夫）到各個中國農村實地考察研究。至於用實驗方法去研究政策，在經濟學界中亦早有不少先例，已故的古魯格（Alan Kruegen）研究小班教學是否有成效都是例子。但在貧窮國家，如肯亞、印度等的農村實地展開大型的研究，卻往往是艱苦及費時的任務，經濟學家不免會視之為畏途，不如分析別人搜集回來的數據更舒適一點。試想，在一些非洲的農村，在不同的群組實施不同的教育政策，其成果往往不是一年半載便可定奪，需要十年磨一劍的意志與決心（雖然有時也可幾劍同磨，以省時間），三位學者不但身體力行，而且推動了其他人做此等有益有價值的工作，我們應感到佩服。

　　他們做過了大量的研究，有些頗為有意思。舉一些例子，克藍馬發現，用提供免費課本的方法去幫助窮人子弟學習，成效有限，以免費午餐去吸引學生上學作用也不大，二者並用會好些，但仍達不到希望得到的效果。不過，若集中資源幫助成績較差的學生提升其水平，卻是有顯著成效。

　　在教學上，發展中國家所用的教材，往往不符合學生需要。老師也必須問責，他們發現，老師若有長期合約，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往往不負責任，教學敷衍了事。但若他們只有短期合約，是否續約與升級，要與教學水平掛鈎，則學生成績會優越得多。此種結果符合經濟理論，但他們難能可貴之處是在落後貧窮地方做實驗，一樣得到同樣結果！此等成果，很值得香港教育界參考，政府若只是對教育界增撥資源是不足夠的，必須問責。大專界有嚴酷的對每位教員的評核制度，總體經費亦與研究成績有關，但中小學近年出現亂象，不少朋友都說不敢把子女送到本地學校就讀，以免被荼毒而家長也未知道。雖然我深信大部份教師都會重視其專業，但大量證據也讓我們不能否定一種現象，便是有人不顧學生的利益，只是忙於把自己扭曲了的政治理念傳給學生，這便不能不使我們重視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智慧，教師也要問責，其合約不應是長期性的，要以其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作為重要的評核標準。我們知道，教育是決定貧富的重要因素，不可不察。

　　幾位教授當然有大量其他的發現，例如設置流動站替村民免費注射疫苗有用，但效果遠不及對接受注射者同一時間送上一袋小扁豆，後者還可降低成本，因為設置醫療流動站而乏人問津所付出的成本遠大於送出禮物。

　　在上文我暗示過也許有其他人更值得獲得這次的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全球尚有數以億計的人活在赤貧當中，這是事實，亦是人類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但在脫貧方面貢獻最大的卻是中國。據世界銀行數據，1981年中國有88%人口活在每日開支1.9美元以下（以2011年價格計算），而2015年已跌到0.7%，以此標準的貧窮人口減少了8億5千萬人！到了今年，脫貧人口肯定更高，這0.7%很快便會消失了。

　　中國的脫貧是公認世界做得最好的，從2007年至2017年，農村可支配人均名義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2%，比較富裕城鎮的10.3%更快，當中可見對脫貧的重視。這些成績不但是人民與企業家的努力，當中亦灌滿了大量經濟學家實地研究各項政策得失的考察研究。獎項給予一些有貢獻的高手無問題，但諾貝爾獎仍未頒給有重大貢獻使到中國有着人類最輝煌經濟成績表的中國經濟學家，總是會使到評審委員會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

 

(Headline Daily 2019-10-18)

暴亂後香港的地位 （雷鼎鳴）

過去4個月香港出現了多場暴動後，中港關係會變得怎樣？香港還有何前景？

影響最深遠的一次無疑是《環球時報》記者在香港機場遭禁錮及被暴徒毆打一事。本來全世界各地，無論是子彈炮彈如何橫飛，政府都會力保機場安全，但那次香港政府及佔據機場的暴民都犯下了彌天大錯，一次事故，幾天之內竟有42億人次觀看視頻，「我支持香港警察」成為潮語。

42億！沒有甚麼力量能把這集體記憶抹掉的，可幸此事可一分為二，一是在內地人眼中，港人和平守法理性形象一瞬間崩塌了，香港因而蒙受的損失難以估算；二是內地人還肯講是非，擺明車馬支持香港警察，而不是把港人全都看成是壞蛋。香港那些罔顧事實、視警員為黑警的人，當然對此不滿，但連劉亦菲此等有萬千影迷的美女也堅持要撑香港警察，港人總算尚不致全部成為大陸人民的公敵，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港人和平形象瞬間破滅

有些人或以為內地人民資訊封閉，才會有如此的「誤判」。其實內地資訊流通之廣，早已超越港人所知，而且他們每年有過億人出國旅行，對世界的信息怎會不掌握？倒是有些港人連內地也從未踏足過，其無知使人擔心。如果我們搜尋一些內地知名博聞強記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又如何看待香港的亂局呢？

我有位朋友陳平，本來是物理學家出身，但半途出家，在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當教授，退休後又到復旦去，近來才曉得他自號「眉山劍客」，經常發表評論，是內地知名的評論人了。最近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香港的評論，倒也頗有代表性。

他首先以大量基本上都準確的數據指出，大陸經濟增長比歐美及香港都快，而且香港尚能稍勝歐美的，也只是因為有中國的幫助，所以香港人實無資格擺甚麼譜。此話對不少港人而言可能十分刺耳，但平情而論，他的觀點依然是有根有據，內地人不忿港人能享超級國民身份，不用交稅尚可有種種優惠，不在少數。也許平常他們不說，但一旦認定港人中有人不懂感恩，情況便難說。不幸地，有些港人還不知進退，自以為對國家仍然貢獻很大，例如誤以為內地的外來資金多半來自香港，殊不知，這些只是內地出口轉內銷的資金，是利港政策一部分。

陳平認為這場風暴，中央的最好政策便是等香港陷入蕭條，經濟爛透爛掉，港人才會端正態度，學懂感恩，知道脫離不了中國，才再施援手。

我與陳平是老朋友，但不喜歡這觀點。香港並非人人都是只懂擺譜的井底之蛙，我們一樣對那些破壞中港關係的無知之輩感到不滿，我們不應為他們的錯誤承受責任。但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的確有責任與這些人千方百計劃清界綫，免被其害。

內地利港政策或漸消失

另一位著名的公知是張維為，他大名鼎鼎，也在復旦，前年他來港時，曾與他在一飯局上交流過。他對香港近日的事情，倒是認為是一史詩般的學習機會，一下子內地人民得到一次絕佳的愛國教育機會。

他表示，內地連瘋狂追星的「飯圈女孩」（我也是第一次聽這名詞），也排山倒海地愛國，一下子甚麼是顏色革命、甚麼是制度自信等等，大家多多少少都懂了，「港獨」又變成全球華人社會中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他說得會否誇張了一點？以我觀察，真的頗有根據。張維為是一個世界級的知識分子，幾年前與史丹福寫《歷史的終結》的福山辯論「阿拉伯之春」，一年後事實證明他的推斷完全正確，技驚四座。但我們若細想一下，他雖然客氣，骨子裏卻是把香港暴徒的愚蠢看成是反面教材。香港從過去內地人心中的「高大上」變為反面教材，這對香港不危險嗎？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香港再不會有超級城市的地位，深圳這個先行示範區會取而代之，利港的優惠政策也許慢慢會消失。這便是攬炒的結果，但炒的不是別人，只是自己。

（Sky Post 3019-10-11)

怎樣最大化《禁蒙面法》的效果 (雷鼎鳴)

　　《禁蒙面法》實施後，至本文執筆為止，據說已拘捕了77名相關犯案人士，但在示威集會中，仍有眾多暴徒戴上面罩，這便引起了一些人懷疑此法是否有效。

　　《禁蒙面法》是必須立的，它主要打擊那些犯法但又想隱藏身份、增加警方蒐證困難的人。是否立法後便人人不敢戴口罩？當然不可能。就算有死刑、無期徒刑，一樣有人殺人越貨，難道我們便廢除這些刑罰嗎？不過，我們當然要考慮如何才能使蒙面法起到更大的效果。

　　經濟學家相信誘因的作用。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增加戴面罩的懲罰或提高成功檢控違法蒙面的機會率都會對犯法者有震懾作用。現在香港政府立的法只是對這些蒙面人最多判一年或罰款25000元，嚇阻力十分薄弱。假設成功拘捕並檢控入罪的機會是5%，那麼在那些躍躍欲試的準罪犯心中，預期懲罰只是兩三個星期的坐牢左右（被成功入罪的機會率乘上一年的牢獄）及一千元左右的罰款，幾乎與參加一個夏令營無大分別。近日有法官容許一蒙面被告以三百元保釋，我在坊間聽過無數的嘲諷之聲。也許法官有其道理，但李國能從前說過，司法制度不但要公平，還要使人感覺到（perceive）它是公平的。三百元的保釋不論有無理據，也顯然加深了民間所說「警察拉人，黃官放人」的印象，這是很不幸的。蒙面法犯罪蒐證容易，希望香港的司法界從嚴對待，否則政府便應把最高一年坐牢之期大幅增加至與加拿大的十年看齊。

　　 在具體刑期上，有些細節必須考慮。這點可從犯罪經濟學的一些經典理論得到啟示。

　　假設有一殺人犯在逃，而殺人的刑罰是死刑，那麼死刑對此殺人犯還有無嚇阻力，使他不敢再去殺？答案當然是再無嚇阻力，殺了一人被抓到是死，再多殺一人也是死，所以殺第二個、第三個等的邊際成本是零，而且還可能在被追捕時，繼續殺人清除被捕的危機。歷史上不同的執法機構也深明此理，所以死刑並不算極刑，有些罪大惡極的會被誅九族、凌遲處死等，我在歐洲一些城堡中參觀過一些酷刑室，甚為恐怖。現代社會不會容許這些，所以執法者對在逃殺人犯多會成立專案小組，投入大量資源早日將其拘捕歸案。此種缺法是雖然加重不了刑罰，但卻可用增加成功緝捕的機會率去增加嚇阻力。

　　話說回來，上述對《禁蒙面法》有何啟示？有的，有兩點要注意。第一，蒙面者很有可能同時犯上其他的罪行，例如在搞暴動、在破壞、在傷人。判罪時不可把蒙面刑罰和其他罪的刑罰同期執行，必須分開執行，否則這只等同蒙面罪的邊際懲罰是零，這不但不會嚇阻別人蒙面，還會鼓勵他們蒙面，因這更有助於他們隱藏身份也。第二，因蒙面本身已可能犯了罪，警方不妨大肆拘捕那些只觸犯此法之人，並送他們坐牢一年。如此可大樹此法的威嚴，減少閒雜人等以身試法的機會。示威活動中減少了蒙面人，真正犯法的人便會減少，警察維持治安的能力便會增強。

　　蒙面本來便不是好事，偷偷摸摸的，做了壞事，損害了公眾利益，又不敢承擔責任，如此沒擔當的行徑，竟有人吹捧之，是社會的病，教育界也應感到慚愧。

  政府能否扭轉此局面，要看其是否只求敷衍塞責，還是全力以赴，若是前者，則根據《基本法》十八條引入全國性法律，最終便不可或免。

 

(Headline Daily 2019-10-11)

建國70年回顧與展望 (雷鼎鳴)

10年前中國建國60周年前夕，本報編輯部問我要稿，我交了篇萬餘字的報告〈建國60年經濟回顧〉，分幾期連載刊出。10年過後，又是一個適當的回顧與展望的機會。

 

我撰寫10年前的報告時，所用的數據都統一用到2007年為止，今天為了可比性，我用的數據便也以2017年而不是以2018年為終點，但這並無影響到結論。從2007至2017年，中國經濟獲得了什麼成績？經濟政策有何調整？有什麼領域並無變化？

 

廣東與貴州的GDP比較

 

2007年中國的實質GDP增長高得驚人，是14.2%，除了1984年的15.2%增長外，這是中國經濟表現最好的一年了。2017年，GDP增長率已降至6.9%，但在增長的絕對值上，中國的成績依然亮麗。2017年中國的總體實質GDP是2007年的2.21倍，人均實質GDP是2.1倍，資本總額是2.5倍。換言之，中國人民目前大半的收入及資本財富都是這10年內新增的！未來10年有否如此輝煌的成績，現言之尚早，但以目前走勢看來，仍有大概率的機會國力再接近翻一番。

 

GDP是衡量經濟變化的最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世界銀行有一個GovData 360的網站，當中有評估世界各國的幾百個指標，我選了兩個，政府的有效性及總體基建的質量，從這些數據皆可見到，中國的進步一樣是高速的，成績早已遠遠拋離世界的中間數，亦即中國雖未達致世界上最先進水平，但已是完勝大多數國家了。

 

在10年前的文章中我說過，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靠開放政策，此政策使到中國的企業要面對世界的競爭，為了生存便必須努力改善自己的生產效率。這模式在今天仍適用，但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卻又靜悄悄地發生了轉變，我們可用貴州與廣東的比較作例子說明此點。

 

廣東是個富庶的省份，貴州則很窮。從1952年到改革開放才剛開始的1978年，廣東的實質GDP總共上升了267%，貴州則是274%。由此可見，若無改革開放，廣東的增長速度還稍為低於貴州。但2007年廣東的實質GDP卻是1978年的41倍，貴州則「只是」13.4倍，而我們知道，廣東是最開放的省份，貴州則封閉，2007年，廣東進出口總額是它的GDP的156%，貴州只是6.4%，兩省不可相提並論。最近10年，兩者的開放程度變化不大，廣東的進出口貿易額佔它的GDP比重已滑落至76%，這主要是GDP很高所致，而貴州這方面卻也無進步，進出口更跌至GDP的4.1%。

 

我們是否可據此而預期貴州表現更差呢？結果剛好相反，2017年廣東的GDP是 2007年的2.39倍，平均年增長9.1%，但貴州卻如有神助，是3.06倍，年均增長 11.85%！為何並不開放的貴州最近10年有此驕人成績？我相信是貴州採用了另一模式，近年大搞高科技並吸引外來科技人員所致。廣東雖一樣在科技上有大投入，但經過騰籠換鳥後，高科技產品雖有大幅增加，但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產業北遷，總也會拖累了部分的增長。

 

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有龐大的市場以作支持，但它更需要的，是對科研及教育的投入。在2007年，中國投放在科研與發展的經費是GDP的1.49%，到了2017年，已高達2.13%，我們還要注意，2017年的GDP相對於2007年，早已大漲了121%，在2017年中國的科研經費已達17,606億元，是比前充裕得多了，難怪中國近年吸引了大批科學家從海外回流。

 

兩間房與兩個球場的工程師

 

教育對科技的進步不可或缺，蘋果的CEO Tim Cook便曾慨嘆，蘋果離不開中國，很難回到美國生產，原因是它需要大量的中級工程師替它工作，美國能提供的，兩個房間便可容納，但在中國，隨時可找到能站滿兩個足球場的工程師。在教育經費上，2006年是GDP的4.6%（政府負擔了3%），但到了2016年，也增至5.23%（政府負擔4.22%）。

 

在高等教育方面，就讀學生的總數已有3000萬人，比歐美的總和還要多。在高端人才方面，現時每年回流的留學生數量早已超出4年前出國的留學生。有了經費及人才的配合，科教興國的道路自然走得順利。如上所說，科技發展一樣需要大市場，但因中國自己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已非常龐大，所以就算有貿易戰及科技戰，只要中國能保持資金及人才上的優勢，經濟仍可靠科技推動起來。

 

提高生產力的另一招是人口城鎮化。人民居住在城市，接觸較先進的科技及管理的機會增加，生產效率及收入都會比農村為高。在1982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20.9%，其餘住在鄉村的，多達7.97億人。到了2007年，城鎮人口佔比已達44.9%，農村人口的比例雖已劇跌至55.1%，但總數仍有7.28億人。但隨人口繼續遷移至城市，到了2017年城鎮人口已多於農村人口，58.5%的人都住在城鎮。城鎮人口的增加，是支持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我們也可看到，尚有四成多的人口仍留在農村，城鎮化將來還有空間繼續發展，來自這方面的增長動力在一二十年內還會舉足輕重，繼續發揮作用。

 

然而，城鎮化又容易帶起另一問題，農村人口收入比不上城市，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便不利社會穩定，如何可保住鄉村人口收入的增長？在1978年，城市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的2.57倍，到了2007年，差距已擴大至3.14倍，此種情況若持續，對社會十分不利。再看2017年，這問題卻有所緩解，城鎮人口收入相對於農村人口，跌回至2.71倍。用另一角度看，在這10年內，城鎮人口人均名義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上升10.3%，但農村更高，是12%。這說明，中國這10年打破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宿命。

 

這是了不起的事，農村收入一般不易提高，為何可做到？我估計有兩個原因。第一，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有所提高，這有利農民。第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大幅提升，人民食物的質量也得到改善。在五六十年代或更早，中國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農業失收，甚至是死人無數的大饑荒，但近半世紀以來，饑荒已近乎絕跡，過去每年中國公布的統計數據中，糧產多少千萬噸是萬眾注目的數字，近二三十年來幾乎已無人理會，這是因為大量採用了科學方法後，耕地面積雖然萎縮，但產量卻遠遠超越了只夠充飢的水平，肉類、水果等消費也變得普遍。

 

城鄉收入差距外，區域的差距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痛點。中國可分為3個大區域，沿海省份、中部地帶及西部較偏僻之地。我們可用浙江、湖北及甘肅為典型，代表這3個地區。在2007年時，浙江的人均產值是湖北的2.31倍，亦是甘肅的3.61倍，這反映出巨大的地區性差別，這10年來又有無改善？是有的，浙江平均每年的名義人均產值仍保有9.4%的增長率，湖北卻有超強的成績，每年有14%增長，甘肅的貧窮仍未全面解決，但也有每年10.7%增長，差距問題稍有紓緩。中央政府重視大西北的發展，是否真有成效，或許要多看10年。

 

城市與鄉村人均產值差距

 

從上述可見，過去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仍有卓越的成績，人民的收入及財富都翻了不止一番，收入差距的問題也有紓緩。在政治制度上，若按西方的標準，則中國無疑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這一點反而對西方的制度帶來一種嚴重的挑戰，為什麼排拒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可以持續地得到奇蹟性的成績，反而西方國家在過去十多年除了有金融海嘯外，尚有歐債危機，日本經濟又接近停滯30年，歐美民粹主義爆發，選出不學無術的美國總統，英國也被公投後的脫歐搞得焦頭爛額？此種對比使西方世界及其支持者十分不安，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首當其衝，千方百計打擊中國的發展是情理之常，但貿易戰美國應已知道打輸了，唯有寄希望於中國自己崩盤，從而得到心靈上的慰藉。

 

不過，中國經濟會停頓下來嗎？這是個概率近乎零的事。若按定量分析，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近73%來自中國的高儲蓄及高投資率，26%來自生產效率（亦即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上文所提到的改革開放、科技教育的投資、城鎮化等等因素，這些因素正是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對經濟增長起作用，它們在未來的幾十年不會無緣無故的消失。

 

我曾經作過一些定量推算，假如中國人民願意維持現今約等於GDP 43%的投資率，資本積累會繼續快速發展，那麼就算生產效率進步速度是零，到了30年後建國100周年時，到時的實質GDP將會是今天的3.1倍。倘若全要素生產力能維持到每年1.7%的增長速度（已顯著低於過去），那麼在2049年時，中國的實質GDP將是2018年的5.2倍，即平均每年以5.47%的速度增長。

 

10年後，若我再寫一次回顧，有大概率的機會中國經濟在更多領域超越美國。 10年前所預期的，今天基本上已實現。

 

(HKEJ 2019-10-1)

暴動背後的課本式招數 (雷鼎鳴)

　　我一向相信工多藝熟，黑衣人在港不事生產，把精力都投進搞暴動當中，經過一百多天，理應已成專家，而且應不斷有創新意念出現，若論搞破壞，建制中人不會是其對手。不過，細看近日他們的動靜，手段的確是純熟了，但也許他們智商不高，創意倒未出現，蓋因其行動，並未脫離他們課本中之指定動作也。

　　若要奪取權力，有兩類互相配合的行動是要做的，一是用非暴力行動造成壓力，二是用暴力打擊對手。先說非暴力的部份。研究非暴力抗爭的人很多，但被視為大師的卻稀少，當中有位叫夏普（Gene Sharp）的可稱為佼佼者，他著有多本有關非暴力抗爭方法的書，其中一本叫《非暴力行動方法》（The Methods of Nonviolent Action），當中說有198招，每招都有具體案例以作支持。我檢視了一下香港最近三、四個月所發生之事，只見夏普的198招已基本上包含了香港黑衣人所有招數，有些雖形式上稍有差別，但內涵是一樣的。由此可見，黑衣人並談不上有甚麼創意，他們只是像在中藥房執藥般，把別人用過的招數搬過來使用而已。198招數量太大，黑衣人至今仍未全部用完，我這裏也是稍為作舉例以作比較而已。

　　有一些招數是簡單不過，但又是必須的，叫口號、派傳單、貼海報、在報紙上或電台上宣傳自己理念等等俱是。黑衣人主要的口號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要宣傳口號，最重要的不是理性探討它們有無道理，而是不斷的重複，遭到別人質疑時，可回以口號式的答案，只要重複的次數夠多，便可以取勝，例如我從未聽過有人能提供一個有說服力的理據，為甚麼暴徒可以在法律面前高人一等不能被起訴，但黑衣人還是喜歡唸咒語般，不斷重複「缺一不可」。

　　搞群眾運動要有符號，要有顏色，雨傘、豬嘴、黑衣、黑口罩，把自己包得像中東的恐怖份子一樣，已成為他們的標誌。在言語及行動上，他們也要有自己的特色。為何他們滿口粗言穢語，使人側目？這是他們標新立異，以示自己與眾不同的手段。為了增加相互的認同感，以振奮士氣，他們也會弄些大家都認同的歌曲或電影。

　　他們互相交流溝通時，有自己的系統及用語，當年三K黨有暗號，今天黑衣人也有保密性強的Telegram。在具體行動上，他們會號召各人去擠提，以圖搞垮經濟，但可惜他們財力不夠，根本不可能成事。文宣工作對他們是大事，這方面他們人才才倒是頗多。

　　最能製造凝聚力的是搞悲情，而悲情是否夠悲，很視乎是否出現「烈士」。香港警察克制，動亂至今未有一人死亡，這倒使暴動搞手十分煩惱，劇本無法演下去。但這難不到他們，虛構些死者再加以大力宣傳便可，總有些無腦之徒很願意相信。前些時太子地鐵站很多人送去花圈，卻未見有苦主出現，蔚為奇談；爆眼女不願公佈醫療記錄，也有相同功能。夏普的198招中，便有模擬喪禮一招，有無死人並非關鍵，沒有也就當有便可。周二有人中槍，但似乎並無生命危險，倒使黑衣人失去有效的素材，但連美國的拜登也急不及待地要用這消息大力宣傳，以謀取政治利益。

　　這倒是使人失笑的。1992年4月美國羅省暴動六天，死了63人，2380人受傷，萬二人被捕。更近一點的，2011年11月佔領華爾街，聯邦調查局把示威者視作恐怖份子，拘捕了8千人。2011年8月倫敦暴動5日，5人死亡，3千人被拘捕並嚴懲。法國黃背心運動第一個月便死了10人。歐美國家又憑甚麼說香港警察過份使用武力？

　　這結果是對黑衣人及其背後推手很不理想的。他們用了非暴力的198招中相當的一部份外，又用了暴力的掟磚、汽油彈、用鐵通毆打，雷射槍等，仍未創造出有人成為烈士，我估計他們仍待努力，繼續提升暴力層次，以圖真有人死亡才成。但就算成功了，他們又如何可以迴避歐美國家在暴動中有更多人死亡這一事實？要搞制裁也是要出師無名的。

(Headline Daily 2019-10-4)

保釣、國慶與香港暴亂 (雷鼎鳴)

今年春天，科大同事張東才教授告訴我，清華物理教授吳國禎正發起海外老保釣在國慶時回國參觀慶祝，問我要不要參加？我說保釣運動開始時我仍未赴美讀書，雖然我後來認識很多參加過保釣的學長，但我嚴格來說不算老保釣，若參加，頗有濫竽充數之感。張問過吳後說無所謂，我也想見見一些老朋友，也就答應了。

保衞釣魚台運動，源起於北美洲的台灣及香港留學生，第1次示威在1970年，後來席捲美國各校園，也傳到香港大專界及歐洲的知識分子中，影響深遠，周恩來稱之為海外的五四運動。當時運動的主力是台灣在海外的留學生，他們當中不少人因為參加了保釣，被國民黨特務打了小報告，不能回台，以致流亡海外，在台灣的家人也備受騷擾。這批老保釣因為積極參與運動，有部分人未能完成博士學位，不少人跑到聯合國工作；也有一些人繼續學習，在學界闖出名堂。科技大學早年創辦時，吳家瑋校長能迅速找到一大批著名學者當資深教授，也是相當程度倚靠保釣網絡，所以熟知掌故的人在90年代時每有稱科大為保釣大學。

保釣主力來自海外台生

海外保釣的影響又不止於曾直接參加過運動的人。舉個例子，我的科大舊同事林毅夫教授在保釣發生時，尚未進大學，但他顯然也曾受運動的影響，在鎮守金門時，當上天下第一連的連長，在1979年游泳投奔大陸，後來得到到訪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賞識，到芝加哥大學讀經濟，終成一代名家，多次被提名諾貝爾獎。他的夫人陳芸英教授在美留學時與他重逢，現在也在北京，所戴帽子之一便是台灣同學會會長，也是今次我們訪問北京時的接待單位之一，她曾在香港的教育學院任教，在科大是我鄰居之一，相見甚歡。

10年前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收到一大批保釣刊物的捐贈，搞了個聚會，我也有參與，當時見到北京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館長，也就決定把自己珍藏數十年的保釣刊物贈給北京清華。今次到京，參觀的項目之一正是清華大學圖書館的保釣刊物藏書室。

據介紹，清華收集了300多種保釣刊物，是世上最齊全的了，比新竹清華的還多出1倍不止。眼見自己有份捐出的刊物能藏於名山，甚感快慰。

保釣的影響力似乎不止於知識分子圈內，這次有一節目，是參觀圓明園，此園已成為內地愛國教育的一個基地，有些團友怕觸景傷情受不了見到當年帝國主義侵華時遭破壞的遺迹，不肯去參觀，我倒是麻木不仁，沒有所謂。在圓明園內，有內地遊客看到我們掛在胸前「保釣團」的名牌，好奇問我們保釣是否保衞釣魚台？

他們得悉後竟對我們大加稱讚，說人民不會忘記我們，頗使我感到臉紅。

今次的團友來自美國、歐洲、台灣與香港，但他們對香港近日發生的暴亂極為關心，我也被要求多次講述前因後果。今次的主要接待單位是台辦，其領導人搞的座談會中有介紹對台政策。訪問團的團長花俊雄突然要我介紹香港近日情況，在眾多大名鼎鼎的保釣學長面前，我不敢亂說亂動，連忙推辭，阿花發急下竟忽然稱我是副團長，我大吃一驚，惟有硬着頭皮說些看法。不過，台辦領導說對台的一國兩制政策比港澳的會更寬鬆，卻引來台灣團友不同的意見。香港近日的暴亂，原因之一便是內地對港過度放任，若將來對台也是如此，終會有禍患。

9成內地人對未來樂觀

國慶節在內地可見萬眾歡騰，從實地及電視中皆可清楚見到，人民喜悅快樂發自內心。美國的民意調查機構Pew也曾有發現，內地人民有近9成的人認為他們的下一代比這一代會活得更好，而歐美不少國家卻只有1、2成的人如此樂觀。香港暴亂背後的推手有一理論，是要通過搞垮香港經濟而使內地受壓，從而使習近平下台等等。此理論之荒謬不用再分析，但我們卻可清楚見到，香港的亂象已成內地人民的反面教材，使他們不但更愛國，而且對自己的制度產生更大的自信。香港暴亂推手的策略，已被證明適得其反。

思之再比較中港兩地人民的情緒，不禁悽然悵然，內地人民處於節日的狂歡，對未來充滿自信，港人則人人愁眉苦臉，不知破壞伊於胡底，不少人也深信香港已是走上自毀之路，無法自拔。兩條道路差別竟然如此之巨！

 

(Sky Post 2019-10-4)

香港人才中心地位受衝擊. (雷鼎鳴）

有位財經名人曾經說過，香港應該是一個金融中心及人才中心。前者能否保持下去，現先不說，後者卻有需要檢視一下。

香港是美食天堂，世界無處可及，生活服務設施也完善，雖然樓價高昂，但的確仍能吸引一大批高端人才來港工作。在學術界中，港人肯花時間十年磨一劍的人極為罕見，真正的本土自生的學術人才不是沒有，但數量終究有限。香港各大學近20年來能有超卓表現，相當大程度是倚靠我們堅持擇優而聘，不問背景，只重學術能力。人才來到香港後，我們也能嚴格按其學術成就作出升遷或罷免的決定。近年來，香港的競爭力已不如前，新加坡大手筆招聘，內地高校出手也甚重，香港高校早已面臨人才流失的壓力。近月社會動亂出現，學界肯定大受打擊，優秀的教授有整個世界的市場向他們招手，在港的大學中，卻要面對惡劣的歧視氛圍甚至粗言穢語，或威脅人身安全，其子女也有可能在學校中遭人霸凌，將來有人求去，是意料中事。尚未來港的，也要重新考慮是否成行。這些對香港發展為科創中心，顯然不利。

專業服務業恐好景不常

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港人，很多都在各工商金融專業界服務，他們有部分人積累到豐富的經驗，是難得的人才庫，香港的GDP中也有近10%來自專業服務，但恐怕好景不常了。有黃營的評論指出，到內地的外資，72%來自香港，所以內地經濟極倚賴香港，只要把香港經濟弄垮，大陸便要崩潰，習近平也要下台云云。此等荒唐的推論建基於無知，以2017年為例，從香港流入內地的資金有945億美元，但這筆錢從何而來？基本上是從大陸流到香港的912億美元中而來。大陸資金出口轉內銷，是因為回流的資金被當作外資，有各種優惠政策，這也顯然是利港政策。資金到港轉一轉，便可為香港的專業服務，如會計、金融、管理、法律等等衍生需求，從而養活了一大批香港的專業人士。近日的暴亂已重創香港的聲譽及營商環境，在內地人眼中，香港的地位已大跌，只要中央一聲令下，取消惠港政策，香港到內地的資金再無優惠，那麼香港這些專業人士的飯碗便立刻成問題，或許他們為求生活，也要離開香港赴大陸工作。台灣太陽花運動反華的學生近年紛紛要到大陸找工作，正是先例。但這樣一來，香港便無險可守了。

現在在校的大學生及中學生又會面對甚麼就業問題？我已幾次聽過一些僱主慨嘆，他們將來招聘的時候，不能不小心在意求職者的年齡，亦即靠此判斷他們是否在學時參加過今年的暴動。此等標準當然對品學兼優、一直努力唸書的學生不公平，但我們也難以責難僱主，誰會願意把曾當過暴徒的人引進自己公司？可能將來見工面試時，求職者第一句便要大喊「我支持香港警察」，以示自己與暴徒劃清界綫，不被拖累，但這相信也是不足夠取信於人的，也許他們在學校現在便要多參加一些正當活動，可在履歷中展示出來，才有較大說服力。

僱主不會願意聘請暴徒

我們不要忘記，在10至10餘年內，人工智能及機器人都會取代大量的職位，想在職場中成為贏家，現時便要學習相關知識，而大學也已有不少課程為此作準備。但我們能期待掟汽油彈的暴徒能如此潛心向學嗎？他們的未來的確可悲，也許他們自己內心深處也感受到自己自找的悲劇一生，所以「攬炒」的心態才會在他們當中出現。

攬炒當然是極度自私的觀點，他們不單是對自己的世界感到絕望，而且還想攬着別人一起下地獄，這是任何正規的宗教都應譴責的行為，但不幸地，香港部分宗教人士也已走火入魔，不能自拔，這是很可悲的。現在仍有機會接受納稅人資助教育的年輕人，你們與那些喪屍般的暴徒應該是不一樣的，你們還可停一停、想一想，與暴徒割席。文革過後，不知多少退役紅衞兵為自己從前受意識形態痴迷時的荒唐暴行感到一生後悔，希望香港的年輕人不要重蹈覆轍。

(晴報 2019-9-27）

香港公務員是精英還是廢官？ (雷鼎鳴)

　　香港公務員常常會得到兩種極端相反的評價，有人說他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務員，也有人認為他們都是廢官、庸官。這還不算奇怪，兩種矛盾的評價背後，還都有着頗為堅實的根據。

　　我認識的公務員無數，回歸前或之後，與他們爭論或和諧地討論問題，已多不勝數，我估計自己還可對他們作出較為客觀的評論。我對他們從來是有讚有彈，讚了以後的罵，特別有力，罵了以後的讚，亦愈可顯露真實性。

　　舊同事車嘉華教授在臉書上說世界銀行有個數據庫GovData360，當中有不少有關香港與世界各國的指數，他特別提到有一個叫「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的指標，頗為有趣，我找來一看，倒也開卷有益。指數的最低為負2.5，最高是正2.5，北歐與北美國家得分較高，落後國家得分低，這似乎反映政府的管治能力與經濟發展程度有密切關係。香港得分多少？1996年回歸前，亦即彭定康讚揚香港公務員是世界最優秀的時期，得分是1.04，不是很高，但已遠高於世界各國的中位數（當時這中位數是一個負數，今天則接近零）。到了2017年，香港政府的得分已升至1.90。

　　這意味着甚麼？回歸前香港政府得分低於當時英國政府的1.88分，今天卻青出於藍，高於英國的1.41分。這固然由於英國政府不斷倒退，但香港的不斷求進也是不錯的。至於世界霸主美國，也沒有甚麼了不起，2017年得分1.55，一樣遠低於香港的1.90。

　　上述的指標是否可靠？我相信是有事實基礎的。市民不論跑去換領身份證、更新駕駛執照或交稅等，一般可快速搞妥，與外國的漫長等待不可同日而語。我最不願來往的是稅局，因此局的任務是要從我腰包掏錢，還是少來往為妙。年前我認為稅局對我的評稅有誤，發信向其追討我多付的稅款，書信及電話來往交涉超過一年以後，終追回了十多萬，雖頗感浪費時間，而且追回的錢比我認為合理的尚少了一兩萬元，但我卻仍願意給處理此事的稅局公務員一個讚。他們做事有板有眼，講求規定與證據，最終的結果也是經過理性推敲而來，他們甚至主動提出我並不懂得的新途徑，使問題得以化解，而且全程十分耐心有禮，不能不讚。

　　香港公務員在行政上高效是成立的。市民對他們不滿，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沒有見過「世面」，不了解其他地區及國家如何低效或甚至蠻不講理。但香港公務員便沒有缺點嗎？在近月的社會動亂中，他們的缺點便表露無遺。我們都知道當前的首要問題是止暴制亂，政府唯一倚靠的力量便是警察，政府各部門理應出來一起撐警或作各種支撐，不過，我們見到的，是鮮有部門肯出來，各高官與他們的下屬倒似是避事唯恐不夠快速。

　　政府要把時間用在甚麼地方？建立對話平台？本來與市民溝通並無不妥，但當有一批絕不會願意與你溝通，只想跟你玉石俱焚的暴徒仍在不斷衝擊市民的底線時，你找些不相干的人等與你對話又有何用？政府連港英年代也用過的《緊急法》也不敢用，《蒙面法》合情合理，很可能也是不了了之，教育局不敢炒掉發表極端仇警言論的教師。我們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果斷，只看到有些人害怕惹火燒身，「為官避事平生恥」，希望此話能喝醒當前公務員組成的政府！

　　在政府架構中當上EO、AO並不容易，他們大多學識都不錯，語文能力也高，在學校時可能是學霸，考試分數高。他們是好學生，考試時記得標準答案，當官時熟書，各種規章制度一清二楚，也視不按本子辦事為大逆不道。但當世界劇變，仍不懂變通訂新策略，只知刻舟求劍的，不可能是好統帥好戰士。香港今天仍需要公務員保持他們行政能力上的優點，但最上層公務員出身的政策局局長及特首，卻必須擺脫公務員思想的拖累，事事從戰略出發，並勇於出擊，迎難而上，否則香港亂局難以止息。

(Headline Daily 2019-9-27)

香港暴亂失去的與保存的 (雷鼎鳴)

三個多月的動亂過後，很多人都說香港已變得面目全非。究竟它的經濟尚能保存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

有一些制度暫未受到直接衝擊。香港實行簡單的低稅制，這對吸引人才及資金都十分有利，這制度現在未見有改變跡象，但假如政府以為派錢派福利可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從而大幅度增加開支，放棄小政府模式，那麼低稅制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

香港也是一個自由貿易港，除了很少部分的商品外，香港不徵收關稅，資金的進出也是完全自由的。這兩項制度是造就了香港多年以來，也包括今年，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一直冠絕全球的最基本因素。三個多月來，未聞有人要反對這兩項制度，不過，也有一些高唱美國國歌、揮舞美國國旗的人跑到美國領事館請願，要求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條例」，若這條例通過，會增加香港本土產品出口到美國時被加徵關稅的風險，若香港因此而還擊，自由貿易港的制度便會有所改變。暴亂也可能觸發某些對沖基金沽空港股或港元，目前這些仍只是傳聞，大規模的實質行動並未有出現，但假如將來真有大型資金流動，香港能否保持資金流動零管制的傳統，有待考驗，但我相信香港可守得住衝擊。

上述的自由經濟制度，及香港排名一樣很高的個人自由指數，使大量金融與貿易人才聚集香港，這些人互為影響，他們也習慣了香港的制度與生活模式，暴動雖猛烈，似尚未足以動搖他們的去留，但若暴亂持續，結果便難料。

有些東西能保存外，香港也因暴動而蒙受巨大損失。短線而言，遊客來港人數大跌，零售餐飲等行業遇上幾乎與沙士（非典型肺炎）時同等的打擊，GDP今年可能零或負增長。生活上，市民因暴亂及交通系統遭破壞而遇上不便，黃營中人認為自己訴求得不到回應而有人選擇暴烈行為，有人則染上抑鬱症，藍營中也有人因眼見他們建設的社會被摧殘而憤怒及苦悶，這些情緒都對香港的生產力有不妙影響。

但上述短線的影響又遠不足以反映近日暴亂對香港經濟長遠的傷害。這有兩方面頗為不同的破壞。

第一方面是對法治及社會所認可的行為規範的破壞。港人素來崇尚法治，其司法制度，按西方標準衡量，排名一直高企，且高於自稱民主自由的美國。有些人或以為司法制度至今完全無損，我不認同這看法。到本文執筆時，尚未有任何反政府的暴徒走完了司法程序而被判刑，我們確未能知道將來的判刑能否維持公正，但我們已有足夠理由相信，目前的司法系統不足以應付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與暴亂有關的訴訟。大量犯了法後未能被起訴，或被起訴後因遇上不同立場的法官而量刑千差萬異，又或等好幾年才能上庭等等不理想情況，早已造成市民對現存司法制度或其運作的不信任。

加國集會戴口罩判刑十年

在法律上，為何加拿大可以判在公眾集會上戴口罩的人坐十年牢，但在香港，暴徒可以合法戴口罩隱藏身份，而警察卻要顯示身份號碼被人起底家人遭人欺凌？法律上的不對稱性已足以使我們對法庭的判決缺乏信心。

在行為規範上，我們日常行事都會有一種預期，例如我們相信坐地鐵上班不會有人敢於故意阻礙車門關閉而誤時上不了班，又或出入機場時不會遭人禁錮毒打，到醫院看病不會擔心有特殊政治立場的醫護不盡心醫治。也許這些都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我們卻難以否認其存在。

香港的最重要資產之一便是我們曾相信法治社會，也信任各方人等會按大眾接受的準則去行事，但暴亂已對這些本來是合理的假設打下了問號，大大增加了經濟中的不確定性。用經濟學術語說，暴亂已推高了執行社會中各種正規或潛在合約的交易成本，這對經濟拖累之大不可限量。從此，不少投資者對香港是否一法治社會，不免滿腹狐疑，不信任情緒一滋長，便難以杜絕。

第二方面是人力資本的誤投。對一個年輕人而言，他要面對一個問題，究竟是把時間金錢投放在學習有助提升自己生產力的技能，還是投在如何搞鬥爭搞革命之上。二者都需資源，用了在甲，便少了在乙。過去三個多月，顯然有不少年輕人公然地或瞞著家長把時間用在參與暴力實踐或鑽研如何鬥爭之上。他們用在這方面的時間越多，技術便會更成熟，鬥爭效率會提高。雖然我不認為他們有任何最終勝利的可能，但身在其中的人每每會為一些小把戲的勝利而沉醉不已，這又會誘導他們把更多資源從學習知識提高生產力方面改投到無助經濟的鬥爭學問或實踐之上。這類人越多，經濟停滯或下滑的可能性便越大。對他們來說，參與大灣區發展或搞創新科技等等全是空話。

這兩種傾向帶來的社會損失顯然是比「佔中」大得多的，因為過去一年同時發生的事，特別是貿易戰的延續或止息都在同步影響經濟，我們難以在數量上隔離出近日的暴動對經濟的真實影響，這與「佔中」時可以用較簡單方法去估算截然不同，但我相信真實的長期積累損失一定是以萬億計算的。不要忘記，香港還有一個在不少領域上勝於香港的競爭者深圳。當港人在自毀長城之際，有些業務會轉到深圳，是難以阻擋的。■

 

(Yazhou Zhoukan 2019-9-29)

三K黨與黑衣蒙面人 (雷鼎鳴)

很多朋友都在問為何香港仍未立《蒙面法》。從前有位議員告訴我，這是因為怕有人批評此法違反人權。但這並不是甚麼好的理由，近年來，歐美國家也遇上過不少蒙面暴徒示威搞破壞，她們不也是紛紛立了《蒙面法》以助警察檢控暴徒嗎？連加拿大這個人民較為和平的國家，在2013年也通過了《C-309條例》，警察不用證明蒙面人有無犯法意圖，只要他們在暴動或非法集會中戴上面罩或在臉上塗上顏色掩蓋真容便是犯法，要坐牢10年以下。

美國以《蒙面法》除三K黨

《蒙面法》十分公平，警察執勤時身份編號要暴露於人前，容易被人起底，家人遇上安全威脅，反而犯法的暴徒都戴上面罩，隱藏身份，這種不對稱性十分不公。要知道，飛虎隊專門反恐或對付窮兇極惡之輩，他們倒可戴上面具保護，但這特權是不應讓犯法者擁有的。

我翻查資料，發現美國有些州已有《蒙面法》，有些州沒有。有《蒙面法》的州當中，有不少立法時的理據，是為了清除惡名遠播的三K黨（Ku Klux Klan）。我記得十多年前讀過曾獲得克拉克獎章（Clark Medal）的芝加哥大學經濟教授李維特（Steven Levitt）所寫的暢銷書《Freakonomics》，當中有一章大談三K黨的歷史及被擊垮的經過。三K黨是19世紀美國內戰後6名前南軍士兵建立的組織，但後來卻發展為白人至上主義的秘密恐怖組織，專門向解放了的黑奴行私刑。我比較了一下，竟發現三K黨的行徑與今天的黑衣蒙面暴徒起碼有9大共通之處。

第一，亦是最明顯的，是三K黨出動時，都戴上頭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香港的黑衣人一樣也戴上黑口罩，在最前綫的，把頭盔也戴上，有些還把頭頸都包了起來。

第二，三K黨是秘密組織，成員身份對家人也隱瞞。香港的年輕暴徒一樣極力把身份保密，很多連父母也不會告知，生怕被父母喝止。

第三，在意識形態上，三K黨種族歧視嚴重，他們針對的，主要是黑人。香港黑衣蒙面人一樣是歧視，內地來客雖與港人同一種族，但黑衣人卻自以為高人一等，看看他們的文宣，便知對不同族群的人態度何等惡劣。

第四，三K黨最廣為人知的惡行是向黑人行私刑，有時手段還十分殘酷。黑衣人則聯群結隊在機場禁錮毆打外來人、在街上縱火、對一些與他們意見不合者狂暴地拳打腳踢。他們又說要懲罰港鐵，對各車站的設施大加破壞，這些其實都是私刑，其違法行徑與三K黨一脈相承。

皆歧視其他族群濫用私刑

第五，三K黨行動都有暗號，以保護其秘密性或神秘性。我不知黑衣人用不用暗號，但他們的通訊方法也是經過加密的，效果與暗號雷同。

第六，三K黨朝中有人撑腰，連當過美國總統及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也是三K黨黨員，他所着的《美國人民史》一書中便有段落大讚三K黨︰「一個偉大的三K黨終於拔地而起，它是名副其實的南方帝國，為了保護南方而來。」香港的黑衣人也有不少政客為他們撑腰，這些政客見到這麼多暴亂後，至今仍未肯與他們割席。

第七，三K黨成員有強烈的白人優越感，他們襲擊黑人時，以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香港的黑衣人雖犯案纍纍，竟自稱義士。

第八，三K黨成員很多都是被歷史拋棄、看不到前景、心情抑鬱的人，要聚在一起找存在感，黑衣人又何嘗不是？

第九，三K黨除了行私刑外，也常以行動恫嚇別人。看看香港黑衣人一些文宣，例如兩個月前對浸大校長的一封公開信，便明言要校長「識趣」，順他們者昌，「只有跪下，你才能活下」。此等信件吹牛居多，但恫嚇性比三K黨更為嚴重。

香港蒙面黑衣人與三K黨有這麼多相似之處，美國也有很多個州為了要打擊三K黨而立了《蒙面法》，香港豈可不參考這歷史經驗？

(Sky Post 2019-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