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公頃的填海玫瑰園 (雷鼎鳴)

團結香港基金上周二公布了一個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據「基金」的資料，這是它成立以來最大型的顧問研究計劃。我的義務工作之一是作為「基金」研究委員會的成員，但我沒有參與過這項研究，聽過「基金」作出報告後，認為這是很合時宜且有重大社會效益的建議。

人工島將成為新交通樞紐

這個計劃建議在大嶼山以東的中部水域填海2,200公頃，製造一個新的人工島，此海域地近坪洲、交椅洲、周公島與喜靈洲，但建成的人工島不會與這4個小島連接起來，以避免影響小島上原有的生態。說它是「強化版」，主要原因是它比政府曾建議過、只得1,000公頃的東大嶼都會計劃，還要大1,200公頃，而且交通建設更為雄心勃勃。根據建議，此地將會成為一個新的交通樞紐，有3條海底鐵路，第1條4公里便到堅尼地城港鐵，第2條直達美孚港鐵站，第3條大嶼山連接到屯門。另外又有3條公路，1條經海底隧道直通港島，1條至11號幹綫，1條駁上港珠澳大橋。報告中對水深、航綫、水流、環保等細節都有清楚論述。

這計劃的最大特色便是它涉及的面積大，可起到一勞永逸的效果。根據年前政府公布的「2030+」計劃，政府在未來20、30年總共需地4,800公頃，已找到3,600公頃，尚欠1,200公頃。在找到的3,600公頃中，已包含着1,000公頃的東大嶼都會計劃。現在強化版的計劃若實施，比以前增多了1,200公頃。我也是成員的土地專責小組，近月不斷告訴市民香港尚起碼要多找1,200公頃，有了這新計劃，「小組」任務豈不完成？我們可提早收檔？

能提早收檔當然是好事，但這恐怕是個誤會。「小組」一直指出1,200公頃是不夠的，香港不但住宅樓價及租金貴得要命，連商業大廈的辦公室租金的增速，一樣使各公司吃不消。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使港人住得更大更好更平，及有空間多建商廈，額外多出了這個人工島，當然會對社會大有禆益。此計劃不但與土地專責小組沒有衝突，還會相輔相承，「小組」尚要繼續通過18個選項覓地。

間接推動地產商發展農地

「強化版」規模之大，足以使島上住宅共可容納近110萬人。如此規模的填海計劃一被社會接納，住宅樓宇的預期供應自會大增，這對樓價便有重大下調壓力。香港一直受困於發展商不一定願意把農地發展起來或支持市區重建，倘若這些持份者知道將來樓價會大幅下滑，他們便會有巨大誘因早日把農地發展，以免招致損失。因此，這個發展計劃可起一石二鳥的作用，不但比原定計劃多了1,200公頃，還可間接推動地產商更快發展新界的農地。

此計劃若要起到這些效果，還需要另一條件，這就是速度。倘若這人工島要20年才造好，再加上建屋的時間，那麼計劃完成時，我可能已行將就木矣，今天的地產商自然對現在便推出農地沒有這麼積極。因此人工島需要加快做，若是在10年之內建好（工程上這可行），一石二鳥的效果會更凸顯。

香港近年出現了一小撮頗為自私而又無腦但卻喜歡發表言論的人，他們認為自己反正不會是填海新地的居民，填海只會益了地產商，所以對填海計劃都會反對。上述建議中，7成住宅是公屋（我認為不一定要這麼高的比例），對公屋輪候期當可大幅縮短，又因多了這些土地，樓價自然受壓，就算選擇不住到那裏的無殼蝸牛也會因而受益。至於地產商是否得益，卻是難以定論。多了潛在的房屋供應，他們現在便要減價，但將來有機會可投到多一些的土地在競爭壓力下要實行薄利多銷策略，利潤是上升還是下降，難以判斷。但就算他們能多賺錢，又有何妨？

(Sky Post 2018-8-17)

 

中國有無債務危機?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戰火早已蔓延至科技戰場，我在友報亦曾就此發表過一些文章。下一個受到牽連的領域，有可能是金融市場。美國人財技高超，但中國資本市場仍有不少管制，人民幣匯率尚未達致全面由市場決定，美國的不少財技可用武之地有限。特朗普一直希望人民幣升值，若中國有大量資金流出，引致人民幣貶值，反而不合乎美國的戰略目標，若有匯率戰的話，也可能只是一場目標不清的「混戰」，沒有價值。剩下來佔中國金融市場最大板塊的不是規模有限的股市，而是資源真正所在地的債市。

 

媒體報道一向混亂

 

債市是否鞏固，直接影響到中國金融的穩定性。自歐債危機以來，國際媒體時有對中國債市悲觀的報道，但中國似乎都可輕易化險為夷（見〈信報〉兩篇拙作：2011年10月10日的〈內地資金鏈會否斷裂？〉及2014年9月10日的〈中國會否爆發企業債務危機？〉），這便應提醒我們，對中國債市的危機意識是否過了火，誤判了真實的國情？

 

林行止先生在本報2018年7月24日的大文〈熱戰未至大混戰，人匯貶值後患深〉，在討論貿易戰時，敏銳地把視野擴闊到中國的債務問題上，他認為「內地的債務已陷『水深火熱』地步，去年負債達同年國民毛產值（GDP）的百分之三百強（參考數據，美國同年的負債比率在百分之百左右）」。

 

行止兄所引用數字有根有據，但這些數字在媒體報道中一向混亂，就算有根有據也容易張冠李戴，使人產生誤會。按照我對這些數字的認知（見下文），中國的總體債務，即國債（含地方政府債）企業債，以及住戶或個人債務，加起來或有可能超過中國GDP的300%，但行止兄所引用的美國負債比率卻只是美國政府的欠債，不包括私人市場的債務。

 

2017年美國的公債是GDP的105.4%，與行止兄所用數字相符（若減去各州的地方欠債及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互相欠債，則是GDP的77.4%），不過，私人市場中的債務卻高達202.8%，公私債務加起來一樣超過300%，與歐洲及加拿大等地情況大致相同，而且因為美國的2016年總體儲蓄率只得GDP的18%，遠低於同年中國的46.4%，所以中國債市的基礎遠比美國的穩固，「水深火熱」是過了火的形容。

 

不過，正如上文所提到，有關中國債務數字的媒體報道一向混亂，我們有需要對真實的情況先作較小心的了解，並從中找出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才可避免屢次預測中國經濟「爆煲」，但此煲總是不爆的錯誤。先從數據談起，再談理論。

 

總體債務包含幾個項目，第一項是政府的欠債，此等數字國家統計局公布甚詳。在政府收入方面，地方政府的收入在2017年佔總收入（中央加地方）的53%，但各省市的收入大部分要上繳中央，後者再另行把這筆錢分配。地方的開支佔總開支高達85.3%，可見各省市間收入再分配的程度頗高，沿海的一些省份，例如廣東，其實是不斷的補貼著較窮的省份，但這些補貼不應被視為借款。

 

全國而言，歷年財政都有赤字，積累起來的欠債，寸居在2017年高達13.48萬億人民幣，佔GDP的16.29%，在2016年則是16.15%。美國中情局的《世界事實書》

（The World Factbook）一直有整理世界各國的重要數據，根據中情局的說法，2017年中國政府的欠債應是佔了GDP的18.9%，我有一多年來的習慣，若數據有討論空間，我一般採用對我立論不利的數據，以減少爭拗，但即使是18.9%，中國政府的欠債也是全球最低之一，在世界排名188，遠低於排第一的日本所欠的等於GDP的223.8%。

 

中國政府欠債率全球最低之一

 

在這裏也應指出，上述的政府欠債，未有包括政策銀行債券，鐵路部的欠債等，有些機構估計，若什麼都算在內，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在2017年高達47.6%。根據上文我自訂的原則，我選擇採用47.6%這一較高的假設，雖然其準確性不是不可挑戰。2016年的相關數字則是46.4%。

 

第二種債務是私人或私營債務，這本來有企業欠債及住戶欠債之分，但人民銀行的統計中卻使用了所謂「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把企債與住戶欠債合二為一。

 

2017年12月，企債加住戶債合共169萬億元人民幣，是當年GDP的204%；2016年

12月，同樣的統計是156萬億元，佔GDP的210%。此兩種債務數量挺大，比起2008年的125%，增幅顯著。有人也附加一些假設後，把企債與住戶債分開，在2016年前者估計佔GDP的166.3%，後者是43.2%，近年常有人討論的所謂企債危機問題，正是源於企債的數額甚大。

 

第三種債是外債。政府、企業及住戶所欠之債，有部分向外資借的。

 

據官方統計，政府在2017年所欠外債只是1323億元人民幣，等於GDP的0.16%，微不足道。但中情局的數據中，中國的總外債在2017年卻是1.61萬億美元，佔

GDP的13.7%，我相信這主要是因為企債中有部分是向外資借的。不過，外債的部分卻不用再加在總欠債之上，否則便會重疊計算了。

 

綜上討論，2016年中國的總債務，即政府債、企債及住戶債，加起來大約等於

GDP的256%。2017年的數字疑問較大，但可能高於2016年。我們大可以作出幾個判斷：中國政府（中央加地方）欠債率極低，出現債務危機機會不高，不過，地方政府的收入這麼多要交到中央等候發落，卻可能引起問題。住戶欠債不算高，不用擔心。企債佔總額的份量最大，GDP的166.3%不能等閒視之，這比例高於歐羅區的104%，但有網上資料庫說香港企債是GDP的234%，頗使人驚奇。又總債務在2016年尚未有GDP的300%，比例低於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報告的全球債務佔全球GDP的327%。

 

中國的企業債雖然不低，但其實這對構成危機，仍有相當距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點要注意的是中國超高的儲蓄率，中國的總國民儲蓄率一向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2011年高達GDP的50.4%，2016年國民消費雖增加了，儲蓄率仍保持在46.4%。年年近半的收入被儲蓄起來用於投資，在資產負債表上資產部分自然巨大，這便可支持到數量一樣巨大的負債。我們可作一比較，美國的儲蓄率是17.5%，世界排名106，她2017年的總欠債（公債加私債），根據上文提過的數字，約為GDP的308%，後者是當年儲蓄量的17.6倍。美國大約要17.6年的國民儲蓄才可還清其總欠債。

 

中國人民儲蓄超高

 

至於中國，總欠債量等於GDP的256%，當年儲蓄量是GDP的46.4%，二者相差5.5倍，亦即5.5年的總儲蓄便可還清總欠債。美國與中國相比，哪一個國家更易出現債務危機，不是很清楚嗎？當然這不是說沒有中國的企業會出現債務違約等事件，若有此種情況，多半是該等企業自身的管理或業務出現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資本結構與歐美國家頗為不同。投資學問中有所謂的股債比，中國自2007年底股市大跌後，股市尚未真正恢復元氣，股市尚非融資的最有效途徑。過去10年，中國新儲蓄起來的資金（若不算利息及折舊）超過250萬億元人民幣，上海與深圳股市總值加起來則尚不足50萬億元（以8月3日市值計），比起10年前，並無什麼增幅。

 

由此可見，股債比中的比重，大大向債市傾斜，中國的融資不是靠股市，而是靠人民超高的儲蓄，而這些款項則通過銀行或債券市場借出到企業的手上，股市仍只是股民短炒套利的場所。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儲蓄總量愈滾愈大，貸出的總額只會繼續增加，將來還會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中國的債務總值會繼續上升。但只要中國債市中的資產大於欠債，這便不是壞事，不用大驚小怪。

 

這裏尚有一問題要說明。中國的股值不振，企業主要靠借債融資，這會否影響企業的價值？以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與Miller定理告訴我們，在沒有稅制或資訊扭曲的條件下，一所企業的融資方法並不會影響這企業的價值。

 

換言之，企業的資本結構或股債比例不會影響到企業的價值。以一所樓宇為例，究竟這樓宇是自己掏錢買的還是靠借錢買的，它的價值還是不變。同理，中國的資本結構以債務為主，有些國家則以股本為主，但這些對公司的價值沒有影響，也不是造成危機的直接原因。

 

不過，在不同資本結構下，風險的承擔者卻有所不同。例如，一所生意不景氣的公司若沒有欠債，股東便要承受全部損失，若是有借貸而又出現債務違約，那麼銀行便會受到拖累。

 

(HKEJ 2018-8-10)

熱浪對經濟的警兆 (雷鼎鳴)

近日世界多處地方熱浪滔天，本應擁有夏天涼爽冬天溫和地中海氣候的西班牙葡萄牙，竟出現40多度高溫；印象中應屬極北苦寒之地的挪威，也有40多度；加州內陸地區又乾又熱，山火在百多個地方肆虐；我6月底到北京開會，經朋友接洽，順便到北京黨校內的利瑪竇及幾十位耶穌會教士的墓園中憑弔，那幾天氣溫也達40度，我要高呼吃不消。

我不怕冷，但怕熱。地球是否暖化，對我的快樂指數頗有影響，今年暑假因頗多公務，幾乎全部時間都要留港，不能避暑，苦不堪言。為何不怕冷只怕熱？原因是我曾有10多年住在幾個使人避之則吉的冬天之城。芝加哥是有名的風城，它靠着無遮無擋的密歇根湖，冬天之際，北風呼嘯而至，是真正徹寒入骨的。我也在明尼阿波利市住過4年，此地是美國最寒冷的大城市，1、2月間，加上所謂的冷風因素（wind chill factor），當年屢有出現攝氏零下55度的低溫。至於另一個居住過多年的水牛城，雖因地近風景區尼亞瓜拉瀑布而吸引到大量遊客，但卻也與使外人聞風喪膽的大風雪結下不解之緣。

極端天氣會致財產損失

對地球是否暖化，原來在科技界仍有激烈爭論。我不懂這門專業，但以我橫跨幾十年的觀察所得，我較相信地球確在暖化。我中學時在香港華仁就讀，那裏的課室兩邊通風，感覺舒服，不大覺得熱；但近20年前，校方下令將課室一邊很具建築美感的木製闊邊百葉窗全部拆掉，改安上密封鋁窗，以便安裝空調，我見到後大感失落，昔日校園建築和諧之美湮沒了是一個原因，但也是有感於新生代嬌生慣養，沒有冷氣上不了課，現在看來，恐怕是地球暖化了所致。但更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去年2月中，我重回明州母校，戶外溫度竟是攝氏20多度，學生都爭相穿着夏衣，跑到街上嬉戲。從零下55度變成零上20多度，差別也太大了吧，怎不叫人警惕？

地球暖化會帶來甚麼經濟損失？以前讀過一些嚴謹的研究報告，現在已找不出來，但清楚記得，都是天文數字。這不難理解，若溫度平均升高1度，已經可以大事不妙，極端天氣會頻繁出現，風暴、火災、水災、旱災等等都可能奪走大批人的性命，財產損失更難以估量。只要想想南極陸地上的萬古玄冰溶化掉，海洋水平上升，多少地產會被水浸，便可知問題的嚴重。北極的海水浮冰溶掉卻不會使水位上升，否則違反阿基米德定律。

若要減低氣候變暖的代價，我們不能不減少碳排放，這倒有可能創造到商機。從前太陽能發電遠比火力發電貴得多，現時差距已拉近不少。太陽能的光伏板能大幅降價，主因應是中國已在大規模生產。從前我在美國很少見到光伏板，現在在一些陽光充沛的地方，例如加州，卻是容易見到很多房屋都安裝了光伏板。除了光伏板，風力發電也沒有碳排放。從前我在某些地方見到發電風車，覺得新奇，但現時在世界不少地方也可找到這些風車，希望這能減慢溫度上升的速度。對商人來說，這些也可以是新興的生意。

減少碳排放可創造商機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環境庫茨湼茲曲綫」，是指窮國人民為求擺脫貧困，會重視工業發展，甚至犧牲了環境也在所不惜，但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後（這是用了10多年前的物價指數），愈來愈多人會對環境生態看得較重，所以願意花費資源去改善環境。因此之故，隨着收入上升，環境會愈來愈糟糕，但過了某個階段後，環境會愈來愈好。世界各國發展階段差異極大，有些國家在致力減排，有些則尚會大搞污染工業，也有些如美國般，發了達後退出巴黎協議，不理環境的破壞。

霍金曾預言，到了2600年，地球將「暖化」成一個火球，人類不能再居住。我不認為他對，因遠在火球出現前人類已死光，哪裏還有機會繼續碳排放？

(Sky Post 2018-8-10)

 

 

沒土地儲備便應加快程序 (雷鼎鳴)

　　我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中最感頭痛的問題，是中短期土地供應不足。中長期或長期不是沒有問題，而是短缺的量沒有這麼嚴重，並且尚有時間可以化解。但政府若不下些猛藥，而又不是遇上經濟衰退的話，未來十年樓價仍會在高不可攀的位置。如何解決這十年的短缺問題？

　　在香港仍有大量土地儲備的年代，這應該不是問題。香港開埠以來，填海造地達六千七百公頃，雖比不上新加坡更大手筆的一萬四千公頃，但總也曾使香港有些土地儲備。不過，近十多年來，填海近乎完全停頓，過去的土地儲備幾乎已消耗怠盡，土地稀缺所帶來的困局，便不斷在我們眼前出現。

　　有儲備可用及沒有儲備會帶來完全不同的後果。有儲備的話，就算覓地或造地需要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問題也不大，社會要地起房屋，大可每年先在儲備中撥出一部份土地便可，減少了的土地可從新造的地中得到補充。有了這個緩衝，社會不至於出現要地時完全得不到供應的難題。但現時沒有儲備，要等新造地完成了才能建屋。香港一些規章制度所隱藏的弱點便全面浮現出來。

　　甚麼弱點？是程序繁複，若有爭拗，更會拖拖拉拉，這次第，怎一個慢字了得。當我第一次聽到某些程序起碼需時十多年，另一些甚或需要二、三十年時，我是感到十分驚訝的。若追問為何要這麼久，總會有一些聽起來很合理的理由，我們甚至可想像到做事要先諮詢多如牛毛的各種持份者，要有程序公義等等說詞。從良好願意的角度看，這是體現出民主法治精神，而且若有大量土地儲備以濟燃眉之急，我們又那用介懷新造土地要多久時間？問題是在儲備已經近乎用盡的條件下，施施然地走過所有程序的機會成本便太大了。待到某些地可建成房屋，我們或要等上二十年或更長，這本身便是不公義，而此種不公義卻是由某種畫地為牢自設的所謂程序公義所造成。

　　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n Olson）在其傳世巨著《國家衰亡》中早已指出，在一些所謂民主社會中，一些人數不多的利益團體很易向政府施壓，一早便訂定了一些只對他們有利而別人不大理會的法例或程序，久而久之，社會的運作會大大被此種本無人注意的條例所束縛着，社會的進步便停滯下來。造地所需的程序是否很多已變得不合時宜，阻着地球轉動？我們也很難期望公務員體系中誰有此魄力加快造地的速度，唯一有足夠權力的只是特首。我希望在土地問題上，她能用盡她的權力，走快速通道，把一些中長期才可供應到的土地提早到短時期便能使用。以香港的政治環境，她會為此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甚至變成烈士，但這是值得付出的。

 

(Headline Daily 2018-8-10)

 

為何要申請轉直資？ (雷鼎鳴)

兩周前教育局通知香港華仁書院直資辦學的申請不成功，在媒體及華仁的校友圈中頗引起一些討論。我是港華校友，在那裏度過了幾年極有意義的學習生活，深明有數百年經驗累積的耶穌會教育理念不同凡響，但恐怕香港教育界中人未必人人懂得欣賞。

舊同學中，以我所接觸的，幾乎人人都支持母校轉直資，究其原因，我猜測主要是華仁校友人才輩出，但現時畢業生的考試成績與我們那年代相差甚遠，不少人都認為這是華仁收生時缺乏自主所致，而直資則有助取回自主權。

有助取回收生自主權

其實大約十年前華仁也有考慮過轉直資，當時曾當過港九華仁校長，也是華仁校友精神象徵的狄恒神父卻反對這樣做，他的理由是崇高的，因為他本着有教無類的思想，不希望學生盡是有錢人的子女。這是理應受到尊重的理念，但崇高的願望往往在實踐中出現問題而致事與願違。

大約一年半前，狄恒神父與我們飯聚，我坐在他旁邊，他告訴我他已改變了看法，全面支持直資。不過，他在重病中，聲音太柔和，附近環境又有點嘈吵，我無法聽清楚他的理由了。這也無妨，直資的利弊，倒也不難判斷，自己做點研究也可搞清楚問題。

現時香港共有73所直資學校，其中52所是中學、12所是中小學。直資了的學校基本上可獲得與以前相同的資助金額，初中學生的單位補助是每人每年59,349元，高中則是72,626元（校齡低於十六年的學校資助額稍低一點），平均每名學生大約66,000元吧。沒有直資的學校不收學費，直資了的學校卻可以，但對收入較低的家庭，卻可減少或全部免掉學費。各校收取學費的標準不太一樣，在網上資料可見，聖保羅男女中學的學費是每年61,000元，若讀IB課程的，更高達91,500元。也有便宜一些的，例如聖保祿學校的高中是27,500元，拔萃女書院則是38,000元。但更為便宜的是愛國學校，培僑的高中是12,040元，香島是9,140元。

學費減免條件最透明的是學費高昂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內資料列明，根據不同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是入息減去租金或房屋每月供款）訂定可免多少學費，例如「可支配收入」低於331,500元的4人家庭可獲全免學費，校方對某些活動還會有津貼。收入高一點的減免額便少一點。換言之，不同學生其實在交不同的學費，收入最低的不用交，收入愈高，交得愈多。

學費收入可辦多元活動

在經濟學的術語上這稱為「歧視性價格」（Discriminating Pricing），但其實當中並無多少歧視成分，若說有，只勉強可說是家庭寬裕的學生受到歧視，要多付一些錢才可與別人得到相同的教育機會。不過，這些學生倒也沒有吃虧。舉個例子，假設一所直資學校學費5萬元，一半人零學費，一半人交足5萬，學生總人數是800人，那麼學校便可比資助學校每年多出2千萬元的資源，足以做到很多改善教育的工作，甚至因為校內教育質量改進了，家長不再熱衷於付錢讓子女參加一些對教育無助的補習班。

小兒高中時在美國一所寄宿名校安多福（Andover）就讀，今天該校的單位成本是每名學生每年10萬美元，但全費學費寄宿費是53,000美元，而且48%的學生有助學金，一樣可學費全免（學校經費並非由政府補助，而是靠捐助而來的基金）。有着這麼多的資源，不但低收入家庭的人可入讀，而且校內光是不同年級的課程也有300門，更不要說課外活動之豐富了，我從未聽過該校的學生需要找人補習。

由此可見，直資可增加學校用在每名學生上的資源，低收入家庭子女得益更大，但這有個條件，便是直資的全額學費不能太低，否則便不能「劫富濟貧」，以致資源不足。

低收入家庭學生得益多

港華只計劃收2萬元左右的學費，我認為是不足夠使到直資的好處凸顯的。以此學費，她不易列舉出足夠的進一步改善學生的各種計劃，可能教育局也是以此為由，否決了她的申請。至於報章上所說的有近半老師不贊成直資，我看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直資後教學質量的要求難免增加，競爭壓力大，有些老師或許會不適應，但願華仁明年再接再厲，再申請一次。

(Sky Post 2018-8-3)

 

「厲害了我的國」與中國科研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的延伸是科技實力上的比併。經濟是科技發展的基礎，但科技水平卻同時也是經濟表現、軍事力量與國際地位的重要源泉。中美兩國科技成就各擅勝場，但總體而言，美國領先的領域廣泛得多。既然如此，使美國坐立不安的是甚麼？是中國科技進步的速度！此速度使我們的認知每天都顯得過時。

　　科技上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是未來科技成績的重要領先指標，實驗室出到成果，將來的科技水平便有保障。中國的科研水平如何？這要看量與質兩方面。先看量。

　　我從前的一位學生、現在美國工作的賴港華教授很懂得我思考的方向，時有主動傳來一些與我興趣有關的學術文章，近日他又傳來一篇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 Working Paper 24829）傳閱的新鮮熱辣文章，是兩位哈佛學者所寫的，其中一位是哈佛著名的勞工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該文正好提供了大量數據，說明了從二○○○年至二○一六年中國科研成果進步的情況。

　　文章首先用國際學術期刊數據庫Scopus的記錄作根據，把從二○○○年至二○一六年在自然科學、工程與數學國際期刊所刊登的論文檢算一下，發現來自中國的論文在二○○○年只佔總數的4%，但到了二○一六年已佔18.6%，超過了美國的17.8%。這些數字並非簡單的數數文章數量便可得到，因為絕大多數的論文作者都不止一人，而且可能是國際合作，所以要把每位作者的名字及其地址搞清楚，再按比例算出他們對每篇文章的貢獻。這項研究尚另有一重要的計算，便是把用中文發表的科研論文也包含在內，不過因為這些論文影響力及質素不及用英文寫的，所以文章根據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比例，替用中文的論文數量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經過這些調整後，文章認為中國在科研論文的數量貢獻上佔了全球的36%，這些論文被引用的比例亦佔了全球的37%。這些都是十分卓越的成就，研究的作者甚至認為，中國十多年前還是全球收入最低的國家之一，科研竟然可以進步這麼快，足以寫入世界科研發展史中。

　　上述談的是論文的數量，當中有小部份還可能涉及學術腐敗造假等，但在今天資訊發達的年代，造假容易被揭發，得不償失，應已減少。不過，相比於數量，我們應更重視論文的質素，在這方面，最有資訊價值的應是頂尖學術期刊《自然》每年所編訂的「自然指數」。這個指數把世界各國及各科研機構在自然科學最頂尖的六十八份刊物中每年所發表的論文數量都算出來（若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作者，一樣要按人數計算對論文貢獻的比例）。

　　按照「自然指數」所公佈的資料，二○一七年美國在頂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共19579篇，中國全球排第二，共9087篇，遠遠低於美國，但又遠遠高於排第三的德國。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數量每年都在增長，美國的卻在下降，例如從二○一五至二○一七年，中國的增長是18.3%(與五年前相比，增幅更達100%)，美國則是負6.02%，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十年後若中國在最高質素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超越美國，也不應使人奇怪。

　　「厲害了我的國」在宣傳策略上比不上韜光養晦這麼有智慧，但美國人也不是傻子，他們懂得利用大數據評估中國的未來，中國官方的低調不一定能忽悠他們。在科研領域上美國要未雨綢繆，遏制中國，這是他們的遠見。

 

(Headline Daily 2018-8-3)

貿易戰的勝負標準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中，甚麼是輸甚麼是贏？應先訂定準則，否則雙方都各自宣稱勝利，便十分無聊。今次是美方主攻，中方是被動地捲入戰局，所以輸贏的標準首先要看美國能否達到其戰略目的，及中方能否排除美方干擾，繼續按自己目標前進。

美國的目標是甚麼？兩個多月前中美談判後發表聯合聲明說貿易戰不打了，但隨後美方卻反悔還是要打，中國有過了這經歷，估計已不再相信美國的某些人，並認定他們的終極目標只是要美國永續霸權。

中國雖然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最高國策，無意浪費資源與美爭霸，但中國的迅猛發展使到美國有些人坐立不安，相信若現在不遏抑中國，將來恐怕要不情願地與俄羅斯合作才能多抵擋一會，「修昔底德陷阱」不易破解。雙方勝負的標準應是美國有無能力阻止到中國，無論在經濟或科技上都冒升到世界第一。

貿易戰不但要有目標，也有代價。代價來自它是雙面刃，扭曲了資源配置，傷到了對手時，自己也受傷。例如關稅不但減低了別國的生產，自己的消費者也要付出更高的價錢。設立關稅的國家隨時損失比對手更大，難怪美國有不少不認同特朗普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根本不需回應美國的貿易戰，讓特朗普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便可。

美國貿赤愈多 實際利益愈大

小國若無貿易，後果嚴重，人民可能活不下去，但對大國而言，因國內不同地區可貿易，貿易戰帶來的破壞低很多。同行徐家健教授最近在友報撰文引述美國學者的研究，正好估算出美國若完全閉關鎖國，GDP損失只是8%，但中國閉關損失卻會高達11.2%。若估算正確，我們可知貿易對這兩國的影響不是這麼大，且影響力相若。美國GDP是中國1.5倍左右，美國GDP 8% 絕對值正好約等於中國GDP 11.2%的絕對值。

特朗普及香港某些評論人似乎認定，貿易中有盈餘者便是贏家，有赤字便是輸家，而中國對美貿易有3,700億美元盈餘，所以中國是討了美國便宜，一搞貿易戰，中國失去的出口額比美國輸華的出口額大，所以美國必勝。這是很膚淺的看法，是十九世紀的經濟學。中國對美有盈餘，意味着中國輸出很多商品給美國，換回的是價值較低的商品，加上一些印鈔機印出來並無內在價值的紙張，中國把這些紙張當作儲備，美國便不用再生產有價值的商品以換回這些鈔票了，所以美國赤字愈大，愈顯出她佔了大便宜。不過，因為中國輸美產品中有超過三成的元件非中國所造，及在服務業貿易中，美國對中國有巨大盈餘，所以總體貿易上中國對美的順差，應在1,000億美元以下，而不是3,700億，亦即美國討到的便宜只是前者，沒有後者這麼大。

我一向主張貿易戰需要反擊，但反擊的目的是要挑動貿易戰者受到更大的懲罰，使其將來不敢再胡搞，但反擊一樣會自傷其身，所以要有節制，只要使對方討不了好，又感到痛便可，中國根本不用跟美國一起癲、或不斷加碼。

其實，就算中美兩敗俱傷，我相信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捱得，因窮慣了；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增長比美國快得多，受損傷恢復能力定比美國好。在持久戰中這尤其重要。

靠禁售去遏制 難擋中國人韌性

貿易戰的一種形式不是抽對方關稅，而是不賣給對方一些重要或策略性產品。買不到想買的產品自然會有損失，但卻可化解。可化解多少要看產品的替代性。例如，不能在中國買到蘋果手機，可用華為、小米；買不到美國大豆可買巴西的，甚或俄羅斯的；這些雖比不上自由貿易，但替代性可大大減低貿易戰的損失。

外國扣着某些戰略性產品怎麼辦？其實中國過去一直都在壓力或劣境下生產高科技產品，例如超級電腦、送人上太空、核彈、火箭、電子支付等等都是無援助及有壓力下發展出來。我問過好些專家，有些芯片中國尚要長期投資才有足夠技術，有些可用還原工程重現別人的技術，有些產品中國有技術造，但自己產品與市場主導產品不相容，造也賣不出；有些產品只要獲得知識產權便可放手去發展，例如中國的企業收購了芯片公司ARM China 51% 的股權，當中便大大有利於中國掌握有用的知識產權。

美國若想靠禁售去遏制中國戰略性產品的發展，很可能會弄巧反拙。既然是處於貿易戰狀態，中國大可不再付錢購買知識產權，用還原工程搞清產品如何生產，大幅增加投資發展科技，都可使中國科技發展更快。而中國工程師人數之多，震驚世界，中國有能力在不少科技領域超越美國。若然如此，勝負便分明了。

(Sky Post 2018-7-27)

大豆戰略 (雷鼎鳴)

  　憑着我曾在美國十多年讀書及工作對美國的了解，我一直相信中美貿易戰很難避免，所以在兩個月前當中美發表了聯合聲明，貿易戰似是暫時不打的時候，我在本欄也大表疑惑，認為此事會有反覆，中國宜多作準備（見五月二十五日本欄拙作）。

　　現時貿易戰的號角已響起，幾年前早已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即既有強國害怕新興國家挑戰它，所以想先下手為強）的習近平似乎已重新訂定政策，除非美國求和，否則對美國的要求不再理睬，中國在貿易戰中已進入積極備戰、調兵遣將的階段，對美國進口的大豆徵收關稅，只是貿易戰的前哨戰，當中包含多種四両撥千斤的謀略，遠勝特朗普以brute force（蠻力）為主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策略。中國的大豆戰略值得仔細探究。

　　中國本來是大豆的老故鄉，此種植物能提供完備的胺基酸，因而能製造多種蛋白質的食物，十分罕有。中國在一九九六年每年進口的大豆只有200萬公噸左右，其他的自己種植，二○○○年進口增至1042萬公噸，但到了二○一七至一八年間，每年進口估計超過9500萬公噸，自己則只種植1430萬公噸。

　　中國為甚麼增加了這麼多的大豆進口？大豆雖然只是一種價廉的普通食品，但其實在經濟學意義上，它是一種「奢侈品」。此名詞在經濟學上的界定標準是當收入上升一倍時，它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一倍。過去二十年，中國人均收入持續上升，對肉類的需求增加更快，而大豆渣正是飼養禽畜的重要食物。美國及巴西土地肥沃，在種植大豆上比中國更有優勢，所以中國改為從美國與巴西進口十分合理。二○一六年九月至二○一七年八月的大豆貿易季節，美國向華輸出了3615萬公噸大豆，佔美國同期大豆出口的62.2%，但巴西在二○一七年對華出口的大豆更多，是5093萬公噸。

　　中國如何在大豆貿易中博弈？中國一宣佈向美國的大豆徵關稅，便意味着美國大豆的需求大降，最近大豆國際價錢大跌了近一成半，這影響的不光是美國輸華的大豆，還包括它輸出到別國及自己消費的大豆。中國本來從美國輸入大豆的數量只是120億美元左右（以近期的價格計算, 下同），但關稅卻能壓低全部美國大豆的價格，美國大豆生產總值約340億美元，因整體價格下降，農民已損失了近60億美元，這已是借力打力的一部份。60億在整體經濟上並不算大，但壓力集中在中西部的農民身上，而這些人曾投過票給特朗普，他們不滿，特朗普要承受的政治壓力便很大。

　　中國另一招是增加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尤其是開發俄羅斯的大豆貿易。本來俄羅斯生產的大豆不多，她既入口也出口大豆，二○一八至一九年季節，估計只生產387萬公噸，但與幾年前生產只有幾十萬公噸相比，增幅凌厲。俄羅斯地方廣闊，過去為何不多出口大豆到中國？主要原因是她的遠東產豆地區缺乏運輸基建，但若中國大幅轉向俄羅斯購買，卻既可提供誘因加強中俄的運輸建設，亦可爭取多一個盟友。

　　要備戰還要靠自己多生產。二○一七年相對二○一六年中國已增產了14.3%的大豆，最近又再計劃把種大豆的土地增加超過8%至8萬5千平方公里。從這些步驟可見，中國在大豆貿易中準備充足，她早已計劃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而且有板有眼的在進行。

 

(Headline Daily 2018-7-27)

民主政制能否減低貧富差距? (雷鼎鳴)

上月我為本報撰寫〈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一文之前，曾經檢視過好些行內有關此問題的研究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省理工經濟教授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等人的論文，因為他們大量採用了「自由屋」（Freedom House）所收集有關不同國家民主或自由程度的數據，所以我也造訪了「自由屋」的網站，以求了解它數據的計算方法。

 

曾懷疑特朗普有精神病

 

這個「自由屋」似是力求推動民主的組織，在其網站中卻可見到一個重要的訊息︰從2006至2018年，全球有113個國家民主呈倒退現象，只有62個國家的民主指數有所上升。「自由屋」更直言，全球民主倒退每年如是，已持續了12年，所以民主制度正在面臨着數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上月拙作手誤把Freedom House錯寫為Random House，致歉。）。

 

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勢的，應不會對「自由屋」的擔憂感到驚訝。有些歐洲國家的選舉差點選出了一些法西斯主義信徒當元首，去年底美國一批知名精神病醫生聯名指出特朗普很可能是心理變態者；英國脫歐公投後，不少投脫歐者紛紛後悔，他們本以為一定脫不了歐，所以才鬧着玩。

 

凡此種種，不免使人懷疑民主政制對保障人民福祉是否可靠。若我們再多看更深層次的數據，還可看到更多使人不得不思考的狀況。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跨國民意調查機構，根據它的調查，有幾個國家不但有九成左右的人民對本國經濟十分滿意，而且也有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將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這幾個國家是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

 

不過，也有一大批國家，人民不但不滿現時經濟表現，而且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更好的人只佔一兩成，法國、意大利、日本都屬此列，連美國也只得32%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可活得更好。

 

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國，在可見將來發生革命的機會極低，除非其政策大改。歷史上我想不到有哪一次革命是在人民極樂觀的時候能出現的。至於西方國家人民的悲觀，倒也使人驚訝，究竟她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更要命的是，對長遠前景最樂觀的幾個國家，在「自由屋」的民主評分中，都屬於最低的等級，但悲觀情绪最充斥的國家，民主評分卻屬最高的級別！「自由屋」的擔憂豈非無因！

 

我們當然可以說樂觀及悲觀的受訪者都是豬油蒙了心，他們的意見作不得準。但若如此，我們更應多用客觀事實去評估民主制度的得失。上月拙作已指出，並無證據足以顯示民主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一些長年經濟停滯不前的赤貧國家中，其政制往往是獨裁的，我完全相信多一點的民主和自由可為這些國家帶來經濟的增長，但對民主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這一假說最有力的反驗證，是中國。她在「自由屋」民主等級中最低，但世上有五分之一人口在她的制度下生活，卻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長期經濟增長。

 

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的關係

 

若以成效來評估民主選舉這一政體，除了是否能提高生產力或增加經濟增長率外，尚有一個很重要及不少人都接受的標準，那便是民主政制能否使收入分配較為均勻。我不認為收入應非常均勻，有些不均有利回報那些較努力工作和學習的人，是好事；但若社會貧富極度懸殊，卻總會帶來不穩，有些人也會認為不公。但民主社會收入分配是否較為平等？

 

這個問題也是經濟學中一個多人追求的「聖杯」，作過有關研究的人不知凡幾，總結其結果只有3個字︰不確定。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西方民主國家雖有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人人收入較接近，但也有英美等國家所謂1%對99%之爭，大量財富與收入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所以就算未做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已足可對民主可促進收入均勻這一命題產生懷疑。

 

在實證上，我不喜歡只是看別人的結果，若是可能的話，我也會做一些較簡略的工作，以作印證。既然上述的「自由屋」網站已經有系統地存有200個國家歷年的民主指數，而簡便的（但不一定最理想）量度收入分布的指數——各國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可在網上輕易下載，那麼收入分布與民主是否有關也不難找出個定量答案。

 

民主與收入分布的關係有不同的層次。最粗略的做法是，用計量經濟學中的回歸分析檢驗「自由屋」的民主指數與基尼系數有無關係，結果是，在這層次上關係頗顯著（在統計意義上），即民主程度愈高，收入分布愈平等。「自由屋」有好幾個量度自由或民主政制的指數。

 

此外，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亦有獨立量度的各種自由民主指數，但無論用哪一種指數，全都可得到近似的結果。

 

這是否已可確立民主體制有利促進收入平等？這卻未必。我注意到經濟的發展水平，即人均GDP與基尼系數關係一樣是十分密切，若把人均GDP及民主指數同時都當作是解釋基尼系數的變量，結果立時改寫︰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愈高，收入分配愈平等，但民主指數對收入分配已再見不到影響力。用較簡單的語言道來，若兩個國家人均收入接近，較民主的國家不見得比較獨裁的國家收入分布更平等。這結果與行內其他更嚴謹的研究成果大致上符合。

 

戴維德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為何上文中我提出民主指數似對收入分布有影響？其實這與民主的特性有關。這裏有兩個有數據支持的假說︰第一是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甚作用；第二是富裕國家，即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通常民主程度會較高，這兩個假說並無矛盾。民主雖未能幫助經濟增長，但民主可視之為「奢侈品」，在經濟學用語上，這名詞的含義與日常用語稍有不同，「奢侈品」在經濟學上的特性是當人民收入上升1%之時，對這消費品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1%。

 

換言之，富裕國家人民既多已經濟獨立，很多人都希望對誰當領袖有話語權，所以很多富裕國家都會選擇民主制度。

 

從上可知，收入上升會增強對民主的需求，收入高的國家的基尼系數較低，所以我們在民主指數高的地方較易見到低的基尼系數，但其實因果關係並非是民主造成更平均的收入分布，一旦加入了人均收入這因素，民主與平等收入分布這關係，便在計量經濟的估算結果中消失掉。

 

為何民主並無使到收入分布平均化？在理論上，本來根據所謂的「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Aaron Director是從前芝大重要的經濟學家，他是佛利民夫人的兄長），民主有可能使收入更均勻，這是因為在歐美國家，中產人數眾多，而且他們參與投票的比率高，所以容易令政府從最富有及最窮的人身上抽取資源補貼他們。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產子女多有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窮家子女卻較難入讀，富家的則看不起這些學校，他們要去更貴族的學校。不過，不同國家國情不同，中產的力量也未必處處都這麼有影響力，所以「戴維德定律」似非真的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我過去也屢有指出，不同的民主國家都會產生利益集團，它們並非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有些政治技巧高超的往往能主導議題，甚至推動只對他們有利的法案，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團騎劫的屢見不鮮。如此一來，收入分布取決於哪些利益集團更有政治力量，這顯然不一定可以保證收入分布更均勻。

 

既然民主制度並非促進經濟增長及令收入較為平均的良方，世界上對此制度抱着懷疑態度的人自然不會少。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由屋」察覺到全球的民主化進度已出現倒退現象。

 

民主制度有優點有缺點，優點之一是權力的繼承較為平穩，缺點是容易被不同利益集團利用，出現內耗，選出的領袖往往是平庸之輩。若要民主體制得到更多人接納，需要的條件是從內部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像美國的以飛機大炮去消滅一些不認同她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人民與政府。

 

(HKEJ 2018-7-20)

香港要超越內耗 (雷鼎鳴)

近年香港社會內耗嚴重已是不爭的現實。在政治層面上，立法會有部分議員不斷群起拉布，以圖拖垮哪怕是對民生顯然有利的議案，自然是社會在爭鬥內耗的反映。

網上仇恨言論充斥，各方互罵，也不會是社會和諧的表現。嚴格來說，我們應把內耗分作兩層次，第一層次是有些人心中充滿負能量，對社會怨忿，他們不斷在消耗着對自己及社會作出正面貢獻的能量。第二層次是滿懷負能量的人對一些積極進取，想法與他們不一致的人看不順眼，自己的才智不用作生產，卻用作構思如何去損人牙眼。

此種現象理所當然地受到香港不少公共知識分子的關注。《亞洲週刊》與《獨家》兩個媒體剛在書展期間出版了一本名為《香港超越內耗》的書，內中包羅了15位文化人在近年所寫有關內耗的分析。這15人包括筆者在內，過去幾年，我們幾乎每月都參加資深傳媒人邱立本及江迅所組織的飯局，暢談天下大勢、國事港事，這也許可視為香港較少見的定期舉行的文化人沙龍吧。經過長時間來往，我可輕易感受到眾朋友底子厚實、思想敏銳、愛國愛港之心拳拳，我獲益良多，他們撰寫的大作，自有反映當代香港歷史真實的傳世價值。

土地問題 令社會出現分化

為何香港內耗如斯嚴重？當中原因複雜，這裏只談一些重要的。凡是一種社會現象廣泛出現，必有其社會基礎。在香港這基礎是甚麼？

過去三十多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及科技的進步對人類的生產力及收入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脫貧的人數以億計，但同時這也造成各國人民收入的大執位。從前只有發達地區的人民才懂得做的工作，現在發展中國家的人也學懂了，而且他們更勤奮努力。在發達地區的人民部分能順應時勢，懂得提升自己的能力，但也有一部分在新來的競爭出現後，無法應付，又或不思進取，所以他們的收入停滯不前。

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個發達經濟體中，都容易孕育出充滿排外的民粹主義思潮，香港也不例外。但民粹不但不會幫助到這些人，反而更容易蒙閉他們的理智，看不清也不懂得全球化及科技進步帶來的新機遇，人生便也在怨氣中沉淪下去。

但香港還另有一可怕現象是別的地方少有的，那便是土地問題。眾所周知，香港不是沒有地，但卻拿不出來建屋。一涉及土地，便總有各類型的利益或壓力團體出來反對，政府卻也不夠果斷，土地供應一再被阻延，以致就算房屋絕對平均分配，每人所得的樓面面積也只得16平方米，與新加坡、內地、美國等地相比都少得太多。

土地不足直接推高樓價，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不但收入停滯，而且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屋，嚴重阻礙社會流動。這便成為怨氣的溫床，沒有房屋的人，居住成本一生都是他們的噩夢，有房屋之人卻可享受到樓價上升帶來的愉悅，社會分化極易出現。大幅增加土地供應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若不解決，內耗不會消失。

港獨情緒 源於缺乏競爭力

香港另一個深層次矛盾是中港關係。本來內地可為香港帶來無限的機遇，但如上所述，排外（或排內）情緒在世界各地都出現，這是源於恐懼，怕自己競爭不過別人，機會被搶走。但香港一些缺乏競爭力的人，卻容易出現虛假的優越感，誤以為內地人質素低下，見不到別人早非昔日吳下阿蒙。這是心靈上自我療傷所衍生出的情緒，很難改變。

此種只受情緒操縱不問事實的思想方法在發揮極致時又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所以港獨大有可為的自欺欺人夢話。其實這些人大多數已經多年都沒有或是從未到內地旅遊考察，每年也都有人說當年中國經濟便會崩潰，就算事實一再推翻他們的預言，他們也不會停止，因為這是他們心理的需求。不過，一些經常往訪內地的人，不免會對這些人基於無知的「信念」感到驚詫。

減少內耗要做的事很多，先從增加土地及多促進香港年輕人到內地交流做起吧。

(Sky Post 2018-7-20)

 

為何美國如此好戰？ (雷鼎鳴)

  近日幾位朋友都傳來一名女子大談美國好戰的演說錄像，其背景有soapbox（肥皂箱）的標誌，大概是指這是一場即興的演說吧（肥皂箱一詞，便有把肥皂箱放在公眾地方，往上一站，發表政見的含義）。女子羅列數字，指小布殊時代，用了七萬個炸彈（導彈）轟炸了五個國家；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奧巴馬青出於藍，用了十萬個炸彈在七個國家中狂轟猛炸；特朗普毫不蝕底，上任一年便用掉四萬四千個炸彈，平均每十二分鐘便炸一個。

 

  此種網上流傳數字未必準確，但這個肥皂箱小姐的演說倒也提醒我們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美國的確在世界多處地方發動戰爭，其軍事開支超過中國、俄羅斯、印度、沙特阿拉伯、英國、法國、日本的總和。在十九世紀，美國奉行不參與國際事務的門羅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勉強參戰，第二次大戰是形勢所迫，不能不打，但在戰後，其發動的戰爭卻多如牛毛，犖犖大者是韓戰、越戰、伊拉克戰、阿富汗戰等。不少美國人聽見有仗可打便躍躍欲試，這與六、七十年代瀰漫的反戰厭戰情緒大異其趣。為何美國以行動證明她十分好戰？

 

  這個答案的最祟高理由是她為捍衛自由而戰，所以雖然軍事開支佔了GDP的三十分之一也在所不惜。不過，這說法也容易被人反駁，美國軍力超強，誰會在太歲頭上動土，跑去美國奴役美國人？況且美國在別人國家放炸彈，死的是無辜者的生命，自由能這般捍衛嗎？

 

  近年美國發動的戰爭多在中東一帶，按照舊理論，這是因為中東盛產石油，美國在那裏打仗，不是捍衛自由，而是保護其利益。但美國現時已是石油的淨出口國，還留在中東幹甚麼？更「崇高」的答案是要在那裏按照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建立一些採納美式民主的政權，以造福這些國家的人民。其實西方世界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七分一，稱他們的價值觀為「普世」，十分牽強，但更大的問題是，別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要用武力強加於人嗎？

 

  一個制度若能導致好的成績，造福人民，自然會有吸引力，但西方民主的吸引力現時恐怕已不是這麼大。幾個顏色革命出現後，受影響的國家一片混亂，經濟一團糟，竟成了反面教材。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民意調查機構，近年做了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在三個國家有八、九成的人民都相信自己的下一代會活得比現在更好，而且他們也很滿意現時的經濟環境，這三個國家是中國、越南與埃塞俄比亞，全部被西方認為是最不民主的國家。與此同時，在法國、意大利等一系列的西方民主國家，只有一兩成的人民相信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連美國也只有32%有此較樂觀的態度。這些數字無疑可使人對美式民主的有效性打上問號，難怪美國一個鼓吹民主的智庫Freedom House不斷提醒，世界上已連續十二年出現民主倒退現象。美國若不用炸彈與中情局，恐怕這所謂倒退的現象更是明顯。

 

  以武力維持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也許還算不上是美國好戰的最大原因。不停打仗，並大量輸出武器，使別人相互間打得更熱鬧，誰是最大贏家？美國的軍事工業也！為何這小圈子的利益集團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值得研究。

 

(Headline Daily 2018-7-20)

美舞貿易戰之「劍」圖永續霸權 (雷鼎鳴)

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兩國都互有評論指出自身的痛點所在。在兩敵交鋒時雙方都示人以弱，這本是違反「狹路相逢勇者勝」原則的愚蠢之舉，但我們也不妨將這些論調視為現實的反映。貿易戰是兩敗俱傷之事，沒有贏家，但以今天中美兩國的經濟實力看來，卻也沒有一方能足以拖垮對手，美國發動貿易戰，十分不智。貿易戰的第一槍既已打響，我們可在此對形勢先作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美過度消費貿赤難減

 

據美國政府最初的說法，他們發動貿易戰是因為要扭轉美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這種藉口本身便有幾個謬誤。

 

第一，稍懂宏觀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貿赤或盈餘都必須服從一方程式「NX=S-I」。NX是淨出口，亦即出口減去入口，若是正數便是盈餘，若是負數便是赤字；S是國民總儲蓄，I是總投資。

 

美國人有貿赤只是他們喜做大花筒，不願儲蓄，消費加上投資大於生產入不敷支，只能靠借債去支付開支，在國際貿易的層面上，入口便多於出口。美國若真的想減少貿赤，增加儲蓄便可。若不作此舉，就算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也需要從別的國家進口更貴的商品，貿赤只會更大。

 

第二，特朗普對於貿易的觀念，似仍停留在一、二百年前的重商主義思想中。對今天的美國而言，有貿易赤字並不等於她吃了虧，而是她討了別國的便宜。中國淨送出商品給美國，後者回贈的只是從印刷機印出的一張張本身並無使用價值的美元或美債，只要中國（或別的國家）長期不兌現這些紙張，而是把它們收在國庫中作儲備，美國便賺了，她沒有什麼好埋怨的。反之，若中國要求實物換實物，不是紙張換實物，美國便不能消費大於生產，她才會掉入新的麻煩中。

 

第三，特朗普及他的顧問似乎對現代貿易中的供應鏈毫無概念，這是使人拍案稱奇的。美國經濟學界人才濟濟，但總統身邊卻似庸人充斥，這可能是有獨立思想的人受不了特朗普的無知，也可能優秀的經濟學家都被他炒掉，更有可能是仍能留在他身邊的謀臣為保權位，不敢直言。所謂供應鏈，在全球化生產的過程中，是指一個產品的零件或元件，很可能不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在不同國家生產。

 

生產鏈的一個突出例子是蘋果的手機，美國有幾位經濟學家，最近更新了他們對蘋果手機在不同國家附增值的估算。以2016年底的數據計算，一部iPhone 7出廠時的總成本是237.45美元，此機在中國組裝成本只是8.46美元，即總成本的3.6%。其餘的元件例如記憶體、處理器、屏幕等皆產自包括美國在內的別的國家，若美國政府把蘋果手機當作價值240美元的中國貨，徵收25%的關稅，中國倒是沒有多大損失，反正中國只是組裝而已，但蘋果的生產線會轉到其他效率較低或成本較高的地方去，消費者便要付出更高的價錢；若中國以牙還牙，對蘋果手機徵稅，反而可使華為等手機搶佔了蘋果在內地的市場。

 

蘋果手機只是一個較極端的例子，其他中國出口商品中，中國製造的含量不一定只有3.6%這麼低。十多年前，劉遵義、鄭國漢及中國科學院的陳錫康等多位教授便曾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附增值進行過仔細複雜的計算，據近來他們用2015年的數據更新過的估算，中國出口商品中平均69.4%是中國自己創造的附增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則88.7%源自美國。

 

假設我們用美國的出入口數據（當中其實誇大了美國對中國的逆差），那麼表面上中國去年從美國入口了1304億美元的貨品，美國從中國入口了5056億美元貨品，但若以上面附增值的數據計算，美國只是從中國入口了3509億美元，出口到中國的卻是1157億美元，逆差2352億美元。又因在服務業上美國對中國有順差，所以真正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足2000億美元，不是現在被引用的3052億美元。

 

若貿易戰的目的只是要消除這2000億美元的逆差，問題便並不困難。中國市場每年的售車量是2600萬輛，遠超於美國市場的1600萬輛，只要中國與美國同意，每年多售區區的300萬輛到中國，美國對華貿赤便可立減1千億美元。中國每年進口原油4.2億公噸，若其中2億公噸改從已成為石油淨出國的美國購買，美國貿赤又可再減1千億美元，中國自己也沒有顯著損失。

 

不過，這些建議恐怕解決不了問題，因為貿赤可能只是美國的藉口，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美國的「沛公」是什麼？一種可能是它要永續霸權，就算中國如何韜光養晦表明無意爭霸，美國以己度人，也只會相信中國只是在隱藏實力，另有企圖。階段性的意圖很可能是忌憚中國科技發的迅速，希望能遏止「中國製造2025」的計劃。

 

美國這麼關注「中國製造2025」計劃，其實有些奇怪。這個計劃嚴格來說，是所謂的產業政策的一種，即中國政府配置資源去補貼或催谷一些技術含量高的產業的發展。此種政策，對於受到補貼的行業自然有利，但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些行業較快的進步是建築在部分社會資源被耗費掉的基礎之上，總體經濟是得益還是有浪費，難說得很。事實上，產業政策是否可行有效，從來是爭議很大之事。若要推動此種政策必然有利社會，美國自己也可大搞特搞，從而保持科技領先的局面。美國政府若不相信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大可對中國的做法冷眼旁觀、心中竊喜；若是認為產業政策真的有用，自己大可也弄出個美國版的2025計劃出來，美國自己進步無人可批評她，但她不是自己進步，反而是要阻住中國的進步，是何道理？

 

中國可承受貿易戰衝擊

 

面對美國無理發動的貿易戰及呼之欲出的科技戰，中國如何應對？根據美國一些經濟學者近年對關稅效果的估計，就算美國全面地對所有從中國入口的商品都徵收40%的關稅，中國GDP只是損失0.46%而已，亦即本來12個月後可達到的GDP水平，要拖慢一個月到13個月後才可達到，中國完全可承受到貿易戰的衝擊。我們也知道，美國消費者極度倚賴中國的貨品，幾乎沒有人可以在美國生活一個月而完全不消費中國商品，一有貿易戰，美國人民生活的成本便要增加。也許美國人民要直接感受到貿易戰帶來的切身之痛時才可統一意志要其政府不要再胡搞貿易戰。在未來的一段頗長歲月，中國也應大力投資科技，甚至把向外商徵收的關稅全部撥作科研之用。技術領先，別人才不敢發起貿易戰。

 

(Ta Kung Pao 2018-7-16)

誰購買「年金」最着數？ (雷鼎鳴)

　　金管局旗下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推出了一個終身年金計劃，很多朋友都問我應否參加。

　　此計劃的細節我上月已經知曉。年金公司的負責人曾到扶貧委員會介紹詳情。此計劃並非為扶貧而設，為甚麼到扶貧委員會？原因是退休保障是扶貧委員會重點關注的項目，年金卻正正是退休保障的一個有價值的補充。

　　年金計劃有其優點，它可保證退休者在去世前每月都收到一份固定的保金。但年金並非對所有人都適合，有些人得到的好處多一點，有些人卻會吃虧，是否應付出五萬到一百萬的保費去參加計劃，因人而異，這要取決於年齡、健康、性別、家庭狀況、本身的投資能力等等。

　　根據年金計劃所提供的資料，如一名六十五歲的男性投保者交付一百萬的保金，他每月可取回五千八百元，直至去世，若是女性，每月可得五千三百元。若是年紀較輕便去世，其後人亦可逐年取款，直至年金公司總共已付出保費的105%為止。對於出了一百萬保費的人而言，我們也不妨把一百零五萬視為可取回的最低數額。

　　判斷年金是否合算的投資，最簡單的方法是計算其預期內部回報率。先以六十五歲男性為個案。二○一七年，香港的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八十一點三二歲，但一名六十五歲而仍健在的男人，他的預期壽命沒有被一些英年早逝的人所拖低，除非他健康不佳，其預期平均壽命應不止八十一點三二歲，我相信應在八十三歲左右（人口學家可較精準地估算）。換言之，平均而言，此人可預期仍有十八年，即二百一十六個月可活，若他參加計劃，而又正好是八十三歲去世，總共可取回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元，內部回報率每年是2.63%（讀過經濟的可自行推導出計算的方程式，這是粗淺的學問，不難）。

　　香港女性出生時預期壽命是八十七點三四歲，六十五歲的女人平均而言，應可預期多活二百八十八個月（即八十九歲去世），付出一百萬，每月可取五千三百元，根據我的計算，她的預期年金內部回報率是3.87%，比男性為高。

　　由此可見，女性因壽命較長，每月取回的錢雖較少，但回報率卻高於男性，更值得買年金。我們也可注意到，此等回報率不算高，勝在穩陣，對投資有自信的人，有了安全低回報的年金作保障後，其餘的投資可稍為勇進一點。為何年金公司不敢提供較高回報的計劃？一個原因可能是它規模不多，只有一百億，管理費已吃掉不少回報，另一原因是它要向受保者作出擔保，不能破產，所以投資項目相對保守。上面提過的105%最低保證也會拖低回報率。

　　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年金公司要抵擋所謂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力量。從上可見，壽命較長的人在年金中得益較高，例如一名六十五歲投保的男人若能活到九十五歲，他的內部年回報率便高達5.85%。既然如此，一些自覺精神不振陽壽快盡的人不會被計劃吸引到，那些父母皆長壽，基因良好，生活健康的人卻更值得加入計劃。但如此一來，年金的顧客便容易聚合到大批老而不死的組群，在商言商，這對年金公司的收支卻是壞消息，所以他們不敢答應付出較高的回報率以防萬一。

　　年金當然有不少代替品。例如，家庭關係若是和諧，父母大可投資在較高回報的產品之上，若是壽命較長，積蓄耗盡，有子女供養撐着，若是短命，剩餘積蓄可留給子女，正是千百年以來最常見的保險。

 

(Headline Daily 2018-7-13)

美國稅改與貿易戰 (雷鼎鳴)

中國政府批評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是霸凌主義。這批評當然正確，但我們也應看到，這是特朗普個人性格的必然延伸。分析國際大事，自應以社會科學與事實為基礎，但忽略擁有極大權力的國家領袖的性格，卻容易引致對形勢誤判，所以中國不但要懂特朗普，還要利用其弱點。

特朗普有何性格？去年底美國有多位知名精神病學家，聯名直指他根本便是一名精神病患，對美國構成重大危險，最近更有他們的同行，認為他病情加劇。至於他主要患上甚麼病，卻有些爭議，但也不外是惡意自戀狂、反社會、虐待狂之類的。我是精神病學的外行人，也搞不清這些病症的差異，但據這些精神病學者所言，此種病患不會對損害他人利益有任何內疚，他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地位。他們若是成功，會得寸進尺；若是挫敗，也只會繼續蠻幹攻擊，把矛盾升級。他們對實際世界無甚認知，只活在自己世界中，要停止他們對別人的侵犯，只能是真實世界對他們權力及自由的制約。假設他們行事理性，是緣木求魚。

民粹主義主導 胡亂發洩不滿

如果分析屬實，應付特朗普只能是以硬制硬，但這也要研究策略。中國或其他國家不可能終止其權力，只能靠美國人自己限制他。美國受不了特朗普及反對他政策的人多如牛毛，但更應先搞清誰是特朗普對華貿易戰支持者。

去年美國的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有個大型跨國調查，他們發現美國人民中有47%對中國抱負面態度，正面則僅44%。在全球多個國家的調查結果卻顯示，位處中間的國家的人民有37%對中國負面，有47%正面，反映中國在世上雖然朋友多於敵人，但在美國卻不能如此說。不滿中國的美國人很多都會支持特朗普的貿易戰。

一般美國人對國際政治並無興趣，也不認識中國，但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下，不少美國人卻分享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他們很易被民粹主義者引導，認為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至於中國製造的民生消費品價廉物美，充斥市場，大大降低了美國的物價，一般人除非被提醒，否則會視而不見。怎樣提醒？貿易戰可推高美國的物價，以美國人儲蓄低，家無隔日糧的現實看來，物價上升可以有效提醒他們從中國得到的好處及貿易戰的危害。

但這裏也要注意美國近月一些重要的經濟狀況。去年12月22日特朗普簽署了一系列的稅制改革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美國稅制複雜無比，但此法案的主要特點便是減稅。在7個個人入息稅稅階中，有5個稅階俱獲減稅率，例如最高稅階的稅率從39.6%減至37%，標準的免稅額也上升近倍。但對商界影響最大的則是最高稅率35%不復存在，公司稅劃一為21%，再加上各地的州稅城市稅，企業的稅率大約是26.5%，低於歐盟的26.9%。

減稅是利好因素，有助經濟增長、人民可用收入及企業的稅後盈利，這也是為何特朗普上台後，美股除近期受貿易戰的影響外，一直處於上升軌的主因。此種局面有利特朗普掌權，但世上無免費午餐，減稅也有兩大後患。

第一後患是美國人的消費會更被刺激，更要借貸度日。我們知道，美國的貿赤正是因為其儲蓄量低於投資量所致，所以美國的儲蓄減少，後果只會是其貿赤更大，特朗普在國人面前失威可期，但他有可能惱羞成怒，對更多國家發動貿易戰，製造更多敵人。

華府不減開支 財赤仍會嚴重

第二後患是倘若美國政府不能同步減低政府的開支，減稅便必然擴大其財赤，增加其政府的欠債。特朗普政府雖說可寄望較好的經濟能帶來更多的稅收，但經濟學界及美財政部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減稅做不到增加稅收的效果，所謂的 Laffer’s Curve 在真實世界中並不適用。雖然美國法例有規定，若財赤增加，有一削減開支的機制會自動啓動，但很多開支是減不了的，最後財赤及欠債都會上升。美國的「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估計，未來幾年，美國政府的債務會因此而增加2萬億美元左右，美國政府目前對公眾的欠債是15.3萬億美元，對政府不同部門的內部欠債是5.7萬億，財赤對美國經濟不會有幫助，光是償還利息，便隨時每年耗掉美國4%的GDP。這也是為甚麼特朗普強要別的國家向他多交保護費。美國自己想擴軍，但卻要別人付錢，不會使世界及美國社會更和諧。

從上可見，中國的最好策略是強硬回擊，使美國人的痛浮現出來，特朗普失道寡助，持久戰中他會敗下陣來。

(Sky Post 2018-7-13)

如何確定美國的意圖 (雷鼎鳴)

中國與特朗普打交道後，似認為他反覆無常，大家談好了的協議，也可隨意推翻。這個印象有可能是對的，我一些醫生朋友便認為他是一個神經病。但另一可能是中國仍未確定到特朗普的最終意圖，於是解讀他的行為時摸不準脈絡。嚴格來說，分析美國社會比分析一個總統更加重要，美國是一個多元化、擁有3億多人口的大國，人民及政客都各自有利益及盤算，意見不會一致，美國政府的反覆，與其說是特朗普的個人問題，不如說是美國不同人等影響力分布的反映。

反映美國不同人等影響力

美國的意圖究竟是甚麼？這問題的答案有兩個主要的假說。第一個假說是美國的反華鷹派不安好心，他們要維持自己是世界一哥的地位，希望拖垮中國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上周五晚我在清華大學參加了一個經濟座談會，會上有人直接提問在台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講者Tim Stratford，問他美國是否想 bring down the Chinese economy。此君是美國前駐華貿易代表，隸屬白宮貿易代表辦公室，對中美貿易知之甚詳，他連聲說美國絕無此意，只是美國及歐盟對中國的某些貿易政策不滿。

第二個假說是美國真的很着意貿易逆差，希望能多出口到中國，特朗普要落實競選時的口號，以爭取兩年半後連任及替共和黨贏得今年年底的美國選戰。只要中國能大幅進口美國貨，貿易戰便打不起來。

換言之，第一個假說是美國做了這麼多事，目的是要永續霸權，中國就算如何低調，韜光養晦，也無濟於事，反而會更被懷疑是在隱藏實力。第二個假說是美國人講求實利，他們連短綫利益的誘惑也抵擋不住。

這兩個假說都有人深信不疑，但其實我們不用猜測誰對誰錯，因為它們都可被驗證。

我們可跟從一種思路驗證這兩個假說。假如中國有辦法大幅增加進口美國商品，從而刺激起美國經濟，那麼美國會怎樣反應？若美國心滿意足，停止貿易戰，那麼第二個假說便得到支持。但如果美國對這些利益不屑一顧，便可合理判斷她真正目的是要遏制中國，第一假說成立。

的確有方法增加美國商品的進口，而又不使中國受到損失。科大舊同事、清華的李稻葵有兩個建議︰中國每年汽車的銷售量是2,600萬輛，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可與美國商議，每年從美進口300萬輛，這已是1,000億美元的進口了，足以使失業率高企、破落不堪的底特律起死回生；另外，中國每年進口近4.2億公噸原油，而美國已是石油淨出口國，中國大可每年從美國進口2億噸石油，這便是另一個1,000億美元的進口了。

既有強國難忍新強國冒升

當然，美國若不肯解除關稅，以上的進口便不會實施。取消關稅，美消費者有利，中國因此而不向美國人徵關稅，反而還大量進口美國汽車和石油，一盈一虧，美國不同的利益集團會有不同反應，我們自可以美國政府最後的決定中得悉誰的影響力最大。

我自己猜測，第一個假說成立機會更大。習近平幾年前已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即既有強國很難容忍新的強國冒升，兩國很難不出現衝突。中國國力上升，美國社會卻有分裂，過去幾十年大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以致社會頗有怨氣，把中國當作是代罪羔羊，是簡便有效的方法，會得到政客的支持。中美關係未來10至20年容易出現多種衝突。

(Sky Post 2018-7-6)

 

 

中國「鴿派」以商機誘惑美國 (雷鼎鳴)

貿易戰沒有贏家，這已經是經濟學的常識了。但特朗普既要發動損人害己的貿易戰，中國倒不能不思量如何回應。在內地，「鷹派」「鴿派」意見都有。

　　所謂「鷹派」，主要特徵是以牙還牙，調高從美輸入產品的關稅，或是限制美國在華的金融服務業，又或是沽出美債等等，總之是要美國感到痛。「鴿派」則主張在不損害中國利益前提下，多讓美國貨來華，像哄孩子般哄哄特朗普便可。

　　上周五晚上在清華大學開了個經濟座談會，雖然世界盃賽事十分有吸引力，但數百人的演講廳依然坐滿了人，大家都在爭論中美關係、貿易戰及美國的意圖。我在科大的一位舊同事，現今是內地經濟學界中炙手可熱的李稻葵（他最近獲得一點三億人民幣的捐款，成立一個研究中國經濟實踐與思想的研究院，捐款仍陸續有來，目標是三億元，內地科研的資源早已大幅超越香港），提出了一個頗有「鴿派」氣質的建議。他認為可承諾每年從美國輸入三百萬輛車及二億噸原油，每個項目都可立減美方貿易赤字一千億美元，合共二千億美元。

　　中國有無吃虧？中國加上香港在二○一七年用油六點三億公噸，中國自己生產每年約二億公噸，其餘靠進口。美國現時已是石油淨出口國，中國購買美國石油只是把中東的賣家轉為美國而已，損失的是中東油國，不是中國。至於汽車，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每年售車二千六百萬輛，第二名的美國只是一千六百萬輛，把二千六百萬輛中的三百萬份額分配給美國，中國近乎無痛，但對美國卻意義重大，尤其是底特律的汽車工人。美國汽車業競爭力不足，早已導致底特律失業高企，城市破敗不堪，底特律已成為美國傳統工業衰落的符號，若中國每年肯向此地下定單三百萬輛，不啻是此城起死回生的轉機，其政治意義不容低估。

　　說起底特律，應提一提馬雲去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此城面對三千中小企業家的演講。馬雲用數字說服這些中小企，中國經濟已產生巨變，中產已達三億人，快將有四億甚至五億人對優質消費品需求巨大，對美國商人是無限商機，馬雲並建議他們通過阿里巴巴的電子商貿平台，把美國商品直接送到中國消費者手中，連士多啤梨此種農產品，從網上訂購到在中國收貨，不到三天便可。馬雲的演講在底特律引起了轟動，這其實也是告訴美國人，貿易是可雙贏的。

　　我不反對「鴿派」的建議，但認為要加入「鷹派」元素才有效。若美國的反華派執迷不悟，繼續亂搞貿易戰，中國不但要用關稅回應，而且上述商機也會消失。一盈一虧，何去何從，會令這些反華人士遭到巨大壓力。

(Headline Daily 2018-7-6)

中梵對話 四百年轉折 (雷鼎鳴)

　　上周三教宗方濟各接受路透社一位記者專訪，大談與中國的對話。路透社與教廷的「亞洲新聞」把這訪問都報道了，但後者更加詳盡。

　　教宗表示，兩國對話進展良好，雙方都釋出善意，除了外交，當有文化上和非正式的接觸。教宗又認為，陳日君樞機可能因年紀關係，有些膽怯，但教宗認為若不溝通便肯定更糟，所以就算有風險，他也寧願與中國對話。

　　最耐人尋味的一段說話，是教宗認為中國人值得拿耐心諾貝爾獎，中國人很好，懂得等待，時間在他們一方，他們有多個世紀的文化，是非常有智慧的民族。教宗說非常尊敬中國。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主要目標當然是中梵建交。正如教宗年前在接受一位意大利的墨子專家與傳媒人郗士兵訪問時提到的，這是兩個文明的相遇。這兩個文明各有十多億人口，合起來是世界人口的四成了，它們相遇上，那能不是歷史上的大事？香港媒體中，無線電視新聞觸角敏銳，最早高度重視中梵建交的進展，持續地做過多次報道。

　　上述教宗稱讚中國人有耐性有智慧的一段話應如何解讀？按常理推測，應是中央政府願意等待梵蒂岡，教廷甚為感激。這也意味着梵蒂岡需要一些時間去解決她的一些問題。主教任命的權力及程序本來一直是卡住整件事的主要因素，但此事早已有了眉目，所以教廷要應付的問題應是有些人，包括香港、台灣，與美國都有人反對中梵建交。

　教廷與中國都擁有悠久的文明，處理問題的時間常以世紀作單位。我今年初在友報寫過兩篇長文，一篇是講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遇上的各種困難，第二篇討論近年中梵建交過程的跌宕起伏。兩篇文都花了我大量的研究時間，我的感覺是，歷史雖不在重演，但卻有驚人相似之處。

　　在明清時，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他們十分尊重中國的文化，祭祖祀孔等「中華禮儀」他們不介意，把「天主」稱為帶有物質性的「天」或字義上帶有祖宗含義的「上帝」，他們也認為無傷大雅。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教義有相通之處，理應受到尊重，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能在中國立足傳教。但後來到達中國的其它傳教士，卻比耶穌會教士教條主義得多。他們認為中華禮儀是異端，也絕不能稱呼天主為天或上帝，違者要受到比死刑還嚴重的「絕罰」，他們把狀告到教廷處，一七○四年教宗格筋孟十一世終頒下禁令，全面推翻利瑪竇定訂下的尊重中華禮儀的規矩。康熙本來禮待天主教，但後來見到禁令後大怒，將並不打算永遠留在中國服從朝廷命令的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後來更索性禁了教，天主教要轉入地下。

　　直到十九世紀，天主教才得以返華，但這回卻是倚靠帝國主義船堅炮利的欺壓才能回來。此事引起了頗多不公，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三年在華主理傳教工作的剛恆毅反對帝國主義的欺凌，認為主教應由中國人擔當，所以他在回到意大利前都拒絕升任當樞機。

　　在今天，教廷中一樣有人反對入鄉隨俗，更遑論與無神論的共產黨打交道。但這樣一來，天主教在華信眾人數一直停滯不前。今天反對中梵建交的人，與當年耶穌會以外的某些傳教士胸懷的教條主義不懂變通的精神一脈相承。

 

(Headline Daily 2018-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