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政策造成的影響 (雷鼎鳴)

這兩個月來，資金確有流出香港的迹象，但到目前為止，規模尚小，影響不到金融與貨幣系統的穩定。今年2月15日，貨幣基礎達到它的高峰，共有1.7354萬億港元，但4月18日只剩下1.6932萬億港元，兩者之差可解讀為資金流出的數量，顯而易見，這段期間共流走了等同422億港元的外資，更有甚者，從4月17日至4月18一天內，流走的等同108億港元。(後記：本文截稿後又再流出一百多億。)

流走資金微不足道

這些數字對我等一介小民而言，自然是天文數字，但我們如果看看近年的貨幣史，這卻是微不足道，多流走一些可能更好。

2008年9月16日，金融海嘯剛開始時，香港的貨幣基礎是3,298億港元，但隨後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大量新增貨幣溢出美國，有些跑來了香港，到了今年2月15日，貨幣基礎共增加了1.4056萬億元，此亦乃資金流入的總量。由此可見，近月流走的資金只佔過去9年半以來流入量的3%左右。

上月我所教的「香港經濟」科期中考試，我其中一道題目便是問學生這幾年資金流入及一旦流出的影響。前幾年流入的量極大，容易引致惡性通脹，金管局應對之法，亦即是不少中央銀行所用的方法，便是多發外滙基金票據，把流入資金的6成以上借走，再送回美國購其債券。此外，銀行在金管局開設的戶口總體結餘亦猛增，以防資金流走時隨時可向金管局兌現到足夠外幣供客戶提取，從而避免97至98年間亞洲金融風暴時金管局所犯的錯誤。不過，有一部分資金總會溢出市場，這些錢並未造成通脹，但卻使到資產價格頗有升幅，香港近年樓價升勢不止，除了土地供應不足這一主因外，資金流入造成金管局資產負債表擴大，亦是重要原因。若現在資金流出，「縮表」效應可緩和樓價升勢。

未來的情況如何？這便需要我們多了解美國的貨幣及外貿市場的變化。經濟學有一定律︰外貿結餘（NX）等於社會的總儲蓄（S）減去總投資（I），即NX=S-I。NX若是負數，便是外貿逆差。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實質利率愈高，NX則愈少（即外貿逆差愈大），這是因為利率上升會使到美元升值，從而不利美國的出口。但利率上升卻會推高儲蓄及減少投資，如此一來，S-I也會上升。在附圖中，NX及S-I兩條曲綫相交處（A點）便決定了利率與貿赤的量。

樓價升幅或會放緩

美國經濟緩慢復甦，這會使投資增加，把S-I曲綫移向左邊，成新的均衡點是B，利率上升了，貿赤也上升。利率上升會使美元升值。從2010年1月至今，據BIS的美元兌一籃子貨幣的數據，美元共升值了超過10%，符合預期，但此等復甦力度不足，美元滙率升降也有波動。去年美國改變稅制，到明年其效果會開始突顯。此改變主要造成美國開支增加，政府及民間都借債更多，S-I曲綫會更向左移動。

這又會進一步推高利率及滙率，並且使到外貿赤字加大。我們可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美利率上升，香港利率如果不跟着上升，將會有更多資金流走。

第二，美國的貿赤會被其稅制改革加劇，與中國的貿易戰只會迫使美國人在其他地方從更高價格購入消費品，與中國的貿赤或會減少，但總體貿赤會增加，到時特朗普不會檢討自己政策的自相矛盾，更可能諉過於人。

第三，特朗普說中國與俄羅斯在玩貶值手法，但這顯然是胡說八道。美國自己的政策，如上所述，會推高美元的滙價，若其他國家不作反應，她們的滙價自會被迫下跌。從去年1月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10.7%，根本沒有特朗普所說的貶值，這是因為中國自己的政策抵擋得住美元的升值壓力。俄羅斯盧布近年確有大幅貶值，但這主要是油價大跌，影響俄羅斯出口所致。

第四，香港資金若流出夠多，樓價升幅會放缓。

(Sky Post 2018-4-20)

台灣「卡管」行動「真氣不足」 (雷鼎鳴)

　　二月二十三日我在本欄寫了篇题為《台灣政府強橫「拔管」》的文章，報道了蔡英文政府視「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如無物，阻礙台灣大學對新校長的委任，事件至今仍不斷發展，對台灣政局已產生一定的衝擊。外人看來，十分熱鬧。

　　事緣今年一月五日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出了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內頗有份量的計量經濟學家管中閔教授當校長，但管是國民黨，民進黨不想台大校長此一台灣學術龍頭的位置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千方百計阻撓管的委任。代表民進黨政府出戰的是教育部長潘文忠，按照台灣的《大學法》，教育部對台大校長的遴選並無實質審查權，只有辦好手續的行政權，但潘卻老是想盡藉口，遲遲不辦手續，目的可能是希望管不堪羞辱，自行引退。

　　潘用的手法是鼓動一些「路人甲」胡亂「爆料」，先是指管有篇論文抄襲（其實是管沒有引用自己學生的文章，而這篇文章卻是引用了管的文章；換言之，是指管抄襲了自己），後又指管當過一間公司的獨立董事，並在一月十二日至二月二十六日之間連下八道金牌，要台大解釋這解釋那，拖得便拖。但台大不但確定了遴選委員會的建議，其學術倫理委員會也否定了管有抄襲之嫌，另陽明大學的校長也曾當獨立董事，但一樣可當校長，台大的相關會議紀錄也一一送給教育部。到了三月二十四日，台大的臨時校長會議更粉碎了教育局的最後希望，投票大比數地擱置五項意在「卡管」的提案。

　　教育部苦無「卡管」的藉口，竟不斷要台大及管澄清管曾在大陸「兼職」的疑義，教育部認為這是違法的，若管有「兼職」，便可振振有辭，置他於死地。

　　管雖多次到大陸訪問講學，但從來沒有擔任教職及領取薪酬，管常訪問的廈門大學甚至直接回信指出管並非其聘任的教員，教育部的指控就完全落空。在情理之中但在意料之外，這指控卻使民進黨引火燒身。台灣官員不少都是大學教授，但台灣與內地學術交流頻繁，沒有到過大陸講學的學者「好打有限」，台內政部長葉俊榮本是法律教授，也被「揭發」曾到清華大學講學，他若然犯法，為何仍可當部長？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也曾多次在大陸講學。學術交流本與正當之極，絕無過錯，但胡亂以此「卡管」，不罰其他人，卻又是雙重標準。

　　潘文忠頂不住社會對其處事不當，事事政治先行的批評，在四月十二日辭了職，但繼任的中研院院士、曾任東華大學校長的吳茂昆，學術上雖無可非議，一樣也曾多次到北大、清華、中國科學院交流，這便又授人以雙重標準的口實。

　　管中閔四月十三日在臉書上回應潘文忠的下台，引用了《倚天》中絕學「九陽真經」的幾句口訣：「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不料這又引發一場武功大比試。很可能是整個事件幕後指揮者的台行政院院長賴清德也懂「九陽神功」，以「他自狠來自他惡，我自一口真氣足」還招。但民進黨政府這回使用傷敵必須自傷的「七傷拳」，而吳茂昆按其政府愚蠢的標準也是「身有屎」，賴清德其實只得「半口真氣」，功力不足，使用「七傷拳」自傷，危矣！賴會否最終被拖累下台，仍有待觀察。常有港人認為台灣實施了民主選舉，可作觀摩學習對象，經過民選的民進黨政府一再干預學術自由，此說可能淪為笑話。

 

(Headline Daily 2018-4-20)

言論自由 被誰侵損？ (雷鼎鳴)

年輕的讀者或許不知道，在911以前，世界各地的機場保安都甚鬆懈，乘客若不用過移民局的話，可隨便跑到上機的閘口，送機者也可隨便跑到那裏，不用安檢。今天當然不同，沒有機票的不能到閘口，乘搭飛機的不但不能帶利器，帶瓶水也不能，大家都要在安檢前排隊，浪費時間，有時私隱也不保，自由不能說沒有被侵蝕。

港獨歪理殃及無辜

不過，我們絕不應怪保安當局這樣做，因為大家都知道是恐怖分子帶來對社會的破壞，後者才是侵蝕我們自由的元兇。我們愛好自由，對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都要捍衞，也都不想發表觀點時要小心翼翼，生怕無意中蹈觸法網。長久以來，我與同事在學術界或在公眾中發表意見，都未有感覺到自由被甚麼人限制，最多只是被一些極端分子辱罵幾句，香港的確仍有高度的言論及學術自由。不過，近年來社會卻也有不少人對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提出質疑，不再信任寬鬆的言論及學術環境仍然行得通。這種情況使人傷感，但誰是破壞學術及言論自由的始作俑者？我相信要負上最大責任的，是那些濫用言論自由的人，他們常常發表極端言論，甚或用仇恨語言、經不起考驗的理論，去鼓動受眾做一些破壞社會利益的行動，有了這種人，自然會引致反彈，社會中有訴求要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在過程中，其他無辜的人的自由也可能被波及，就像天性和平的人在機場也要被拖累，不得不過安檢一樣。

那些「累街坊」的人原本不一定有意要侵害別人的自由，但這些人中大部分根本不懂得做事前都應沙盆推演，預先估計自己行動的後果。他們應否為自己的鹵莽及無知負上責任，社會自有公論。

近年最顯眼的一個議題是港獨言論應否被限制。我從來沒看到過有說服力的論述，說港獨行得通，但卻看到大量強而有力的理由指出港獨只會大大侵害港人的利益，再討論此事，已毫無學術價值，反可能製造平台讓人去鼓吹此等禍港殃民之事。雖則如此，我仍相信社會可容納這方面純粹理論上的爭論。不過，有些支持或同情港獨的人的行徑，卻又往往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涉及具體行動。例如，最近在台灣參加「五獨」大集會的幾名港人，行動已極為危險，大有殃及港人核心利益之勢，不能不鳴鼓而攻之。

不應測試中央底綫

發表言論的場合是很重要的，在浴室中唱歌，無人會理會你，但在擠迫的地鐵中突然走音狂歌起來，卻有可能被認為是犯了公眾妨擾罪。要知道，支持「五獨」中的不少人，不但支持並實踐恐怖主義，香港有位前學生更公開說中國是敵國，此等言論，在美國可能已構成叛國罪被監視或抓起來，起碼聯邦調查局已找他「談話」了。

在充滿政治性的「五獨」集會中大講中國崩潰便可怎樣怎樣，會有甚麼後果？這有如在癮君子大會中高呼吸毒是種選項，別人不把你當作毒販才怪。此等觀感，涉事者不可能不一早知悉，但為何明知中國及港人反對港獨的底綫，而仍會力圖踩紅綫？說來也慘情。這些人多年前本不是思想極端之人，但卻走上錯誤路綫，以為不斷挑釁對方才是推動社會變革之道，殊不知中央政府本來已甚忙碌，無暇理港事，但眼見有些人在不停測試中央的底綫，便不能不懷疑他們的用心，再而訂下種種政治界限，這便破壞了港人本來擁有的寬鬆環境。而且中國國力強盛，處於歷史中的上升期，反對派不可能討得了好。

他們理論上及實踐上都無出路，惟有幻想出一個中國崩潰論，以為中國崩潰了，他們便有空間搞自決搞港獨。先不說預測中國崩潰的人一個個已成笑柄，就算中國崩潰了，也絕不表示港獨有任何可行性，香港不被一些軍閥割據的省份併吞了才怪。只要看看中東某些國家戰亂的歷史，便可知不識進退者的慘烈下場。

(Sky Post 2018-4-13)

貿易戰是特朗普送給中國的禮物 (雷鼎鳴)

美國發動的中美貿易戰，雙方早已各自布陣，戰鼓雷動，但總算還未有真正打起來。中國軟硬兼施，先對美國提出的關稅堅決還擊，繼而習近平又在博鰲亞洲論壇上釋放善意，擁抱開放政策，認定經濟全球化不能逆轉，特朗普及其背後的策略師，立時便陷於道德低地，這場仗未打便已輸了招。

 

美國人總開支太大

 

美國的意圖是什麼？從特朗普的論述中，他似乎十分介意美國貿易有巨大逆差，認為是美國吃了大虧。消除貿赤是否他的目的，而貿易戰則是達到這目的的手段？大學初級經濟學告訴我們，假如他真的這麼想，便大錯特錯。

 

經濟課本有此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定律，外貿淨出口（NX）等於總儲蓄量（S）減去投資總量（I），即NX＝S－I，NX若是負數便是逆差，正數則是順差，儲蓄愈低，逆差的絕對值便愈大。

 

美國的逆差是由於美國人的總開支大於他們的總產值，要靠別的國家接濟，向她供奉商品，這便是她的逆差；別人肯送商品給她，是因為她開動印刷機，印出一張張鈔票或債券作出交換，這些鈔票或債券並無使用價值，它們都是欠單。

 

由此可知，只要美國人不願減少消費或投資，而又不能改進生產力的話，美國的貿赤不會下降，若是因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而令中國貨品入口減少，美國人便只能以更貴的價格從別的國家入貨。對華的貿赤會減少，但總貿赤不會。不要忘記，美國去年稅制改革令她更倚靠借貸，儲蓄更少，貿赤會應聲上升。由此可見，特朗普若是懂經濟，對華貿易戰的目的不是為了削減逆差。

 

在此也要指出一點，美國雖是地大物博、土地肥沃，科技發達，但卻是世界上最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她去年的商品與服務業貿易逆差總共4620億美元，遠遠地拋離英國，高踞世界第一。美元是世界的儲備貨幣，印出鈔票便可以用它在世界買來消費品，美國人被供奉慣，被寵壞了，只要別的國家不向美國追債，她怕什麼貿赤？

 

在美國推出的第二輪對華商品的關稅清單中，她擺明車馬是要針對2015年李克強推動的「中國製造2025」。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大製造業國家，但產品較為低端，所以中國計劃大幅度地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並列出了10個新的發展方向。美國完全跟隨這10個項目的清單去抽稅，用的藉口是所謂的「301調查」。「301條款」是1974年出台的美國法例，名義上用以調查知識產權，八十年代中期美國便曾以此為名義，威逼日本在貿易上讓步，從而拖慢她科技產品的發展；後來美國又故伎重施，遏抑台灣半導體工業的進步。

 

有戰術與戰略之分

 

若說美國的目的只是保護知識產權，也不見得完全準確。中國過去是較落後國家，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有差距，這便使中國擁有後發優勢，她耳濡目染，總會吸納到別人科技及管理上的優點，正如在歷史上不少國家都學到了中國的四大發明及中華文化一樣。

 

中國過去的確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但因近年她創新科技進步快速，不保護知識產權反而對己不利，美國不向她施壓，她也早已大力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301調查」豈非多此一舉？況且中國在某些新興高科技產業中已進入世界最先進水平，電子商貿便是一例。

 

有些領域，中國人口眾多，搜集大數據不用太顧忌私隱，規模效應顯著，進步更是神速。我在內地參觀過一些高新科技企業，它們便能利用到此種優勢，人工智能水平之高使人印象深刻。歐美社會對此頗為忌憚，以現時內地進步的速度，人工智能幾年後在多個領域超過外國，毫不奇怪。「301調查」可能只是借口，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去限制「中國製造2025」產品的入口，反映出美國在心理上是採取守勢，怕中國的高科技產品來勢洶洶，競爭力太大，惟有盡力遏制其發展速度，拖得一時便一時。

 

這或許是美國發動貿易戰不願說出口的目的。歐洲一些國家雖也主張自由貿易，但同樣也可能畏懼中國進步之速，她們暗地裏或許希望中國發展之勢受到遏抑。利益使然，她們的立場可能搖擺不定。

 

中國若認定美國的目的是打擊「中國製造2025」的國策，因涉及國家核心利益，是不可能退讓的。這場仗如何打下去？這有戰術與戰略之分。

 

在戰術上，中國首先要盤點彈藥，看清楚雙方實力，再訂下大計。中國也已做足心理準備，明白貿易戰都沒有贏家，雙方都不可避免地會有損傷，因此必須充分克制。

 

中國的統計口徑與美國不同，美國估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3752億美元，中國則估計是2758億美元。我們不妨以美國的數字作為起點去分析問題。美國已宣布會研究向從中國輸入的1530億美元貨品徵稅，中國若要等價回擊，應對多少美國商品徵稅？這問題有點講究，要算一算。

 

權威數據經大量運算

 

中國出口的產品中有不少都是把從外國進口的零部件加工組裝起來再出口，因此出口的商品一般並非含有百分百的本土生產成分。在十多年前，劉遵義、鄭國漢、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的陳錫康教授及多位經濟學家曾進行過一個大型研究，我主理的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也有資助這項目，他們發現當時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只有約四成是中國自己製造的增加值。

 

但時移世易，中國生產能力愈來愈強，很多零部件過去生產不了，現在也可生產，因此出口品中的本土成分日漸增加。我問過鄭國漢最新的估計如何？他十分幫忙，告知我陳錫康教授的研究團隊在「中美交流基金」的資助下，最近用2015年的貿易數據更新過估算，得出結果是平均而言，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中69.4%是中國自己創造的增加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則是88.7%。

 

按照這兩個要經過大量運算才得到的權威數據，我們可推導出一個結果，美國向1530億美元中國貨徵稅，中國若等價回擊，向約1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稅便可。

 

去年美國入口中國貨超過5000億，中國輸入的美國貨卻只有約1304億，若美國不停擴大徵稅的範圍，中國是否需要亦步亦趨還擊？不需要的。就算中國完全不向美國加徵關稅，美國也要為自己的徵稅而承受損失，消費者要用更貴的價格向別的國家買貨。但中國若要成為自由貿易的旗手，卻反而有責任去加重懲罰發動貿易戰的國家，使其蒙受更大的損失，成為反面教材。

 

中國的還擊應適可而止，只要美國討不了好處，並要承受相當沉重的代價便可停止。本來在服務業的貿易中，中國對美國是數百億美元的逆差國，但我認為不用向美國輸華的服務業（例如飛機航班或旅遊業）徵稅，因輸入中國的服務業對中國有利，不用限制。但如果美國政府不知進退，繼續擴展戰線，中國倒可賣掉一部分美債，轉成人民的消費品。這會引起金融動盪，但美國首當其衝，加息會加快，損失比中國大。

 

在戰術中，中國尚有一招可針對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10種產品領域的衝擊。美國每向中國的高新科技產品抽100元的稅，中國報復性抽稅所得到的稅款應如何用？應該悉數用在補貼高新科技的研究開發，甚至更再加大經費。換言之，科研可與美國的關稅掛鈎，美國加的稅愈多，中國高新科技所得的補貼便愈大。這會令美國遏制中國高新科技產品發展的圖謀落空。

 

近身肉搏有針對性的還擊戰術是重要的，它們可削弱別國啟動貿易戰的誘因，但我們更應注意的，該是戰略上的考慮。這裏有兩個陷阱要注意。

 

給中國一個表演機會

 

第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是指既有的強國眼見有新興國家冒升，威脅到自己地位，故要先下手為強把它幹掉（見2016年7月19日本報拙作）。美國見到中國國力及科技進步急速，渾身不舒服，發動貿易戰以遏制中國原因也在此，但貿易戰總比軍事戰爭要好。

 

這個陷阱不易迴避，中國軍力尚未足夠強大，發展貿易有助於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從而減低戰爭的風險，所以中國需要全面支持自由貿易，習近平提出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既可使中國站在道德高地，也幫助中美減低開戰的風險，一舉兩得。

 

第二個陷阱是所謂的「金度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此陷阱是以麻省理工一著名經濟教授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為名，是指某強國若不再願意（或再無能力）領導世界時，如果沒有一新晉武林盟主出現，國與國之間缺乏制衡，容易出現混戰，兩次世界大戰都可追溯到此等權力真空。

 

特朗普常說「美國優先」，要退出巴黎的氣候協議，搞單邊主義，發起貿易戰，要別國交「保護費」，全球到處樹敵，都足可使世界各國懷疑美國是否有意願或力量繼續當武林盟主或世界警察。中國這時候搞「一帶一路」，批判冷戰思維，堅持開放路線，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對減少碳排放的項目大量投資，正好填補美國退出後的真空。這個過程雖必會曲折，但大大有助中國提高國際地位。

 

在這個歷史高度下看貿易戰，可視之為「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種表現形式。特朗普搞損人害己的貿易戰而又難以成功，正好暴露出美國充當武林盟主已力不從心。為免世界跌入「金度伯格陷阱」，中國需要逐漸地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特朗普的貿易戰正好給了中國一個表演的機會，習近平在博鰲的演說使他成為不少普世核心價值的捍衛者，貿易戰即時雖會替中國帶來損失，但卻可視為特朗普送給中國的禮物。保住特朗普的面子，使他繼續在台上自吹自擂，符合中國利益。

 

(HKEJ 2018-4-13)

 

 

一招擊破美國貿戰算盤 (雷鼎鳴)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的確顯示出政治家的風範，他擁抱市場，相信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行，強調對外開放政策不變，大大有利於中國與世界經濟，與特朗普魯莽地挑起損人害己的貿易戰，真是不同等級的人物。   中國堅持開放政策，並不意味着不用還擊貿易戰。美國的貿赤，根本原因是美國人花錢如流水，美國每年產值跟不上她的開支，唯有靠借貸度日，在實體經濟層次上，這便變成商品從外國淨流入，形成貿易逆差。本來對應的方法是減少開支，增加儲蓄，但顯然美國只會諉過於人，不想減開支。因此美國對中國搞貿易戰絕不會減低她的貿赤，中國貨物因關稅而變得更昂貴，只會導致美國以較高的價錢從別的國家進貨，貿赤依然，人民卻要捱更高的物價。   中國既然日漸變成世界自由貿易的旗手，便多了一層責任要告訴世人貿易戰之愚蠢。本來美國提高關稅，就算中國毫不回應，美國也要捱通脹及貿赤不會消失，美國自食其果。但中國的還擊，雖也是會自傷其身的「七傷拳」，卻可使美國受傷更深，更清楚的告訴世人貿易戰的不智，以後再也不要搞出此等劣招。   美國的貿易戰真正的意圖現在已差不多大白於世界。她極有針對性地按照二○一五年中國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清單發難，清單中的十種較高科技含量的製造業正是中國致力提升產品的奮鬥方向，但美國竟開始害怕中國的高科技產品有超越美國之勢，搞起保護主義來，確使人驚訝。不過，美國過去也曾同樣使用其「301條款」遏抑日本及台灣高科技的競爭力。   在此等爭鬥中，不可讓人以為貿易戰可達到遏抑中國發展大勢的目的，所以中國在宣佈一旦美國一意孤行便會採取報復措施外，尚可再多一招：中國報復性關稅所得稅款，可全部用作補貼《中國製造2025》十個項目的科研發展，換言之，美國抽徵關稅愈多，中國推動高科技製造業的力度便愈大，投放在這些項目的經費與美國徵收的關稅掛鈎，甚至補貼更多，自可發放訊息讓人知道，貿易戰的意圖只會落空。   這些措施公諸於世也毫不礙事，這可使特朗普早日認清形勢，但貿易戰終乃不祥之物，雙方握手言和，讓特朗普有個無傷大雅的下台階是有用的策略，反正此君愛好自吹自擂，深諳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中國更開放市場，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等政策，符合中國當前發展階段所需，亦一早已搬上議事日程，現在順水推舟將其公佈出來，軟硬兼施的回應特朗普，十分聰明。   (Headline Daily 2018-4-13)

 

朝鮮問題與中美貿易戰 (雷鼎鳴)

這幾個星期中美關係波譎雲詭，大事頻仍。上周中國邀金正恩到北京訪問，是漂亮的外交。金首先訪華，說明中國仍是解決朝鮮問題的核心力量。本來特朗普也安排了要與金正恩會面，但被中國後發先至了。南韓與朝鮮也在搞緩和，美國被放到一邊，日本更只是乾焦急，生怕別人不理她。金正恩帶着也懂唱歌的夫人到北京，與歌唱家彭麗媛互相輝映，金開始時神態有點緊張，但離開時也頗為風騷，反映其內心有點沾沾自喜。

朝鮮擁制衡美國力量

這次不但是中國在外交上展示了影響力，同時也是金的勝利，看來其他國家要接受朝鮮已擁有大殺傷力武器這一事實，對她不敢造次了。實力才是決定國際關係的基石，將來就算要制裁朝鮮，也不會做得太絕，以免出現反效果，反正現在米已成炊。

此種發展符合博弈論的原理。在合作性博弈（Cooperative Game）中，雙方（或多方）討價還價的結果，很大程度受制於一個所謂「威脅點」（Threat Point）的存在，即對手做得最盡時可把你置於甚麼樣的痛苦狀況中，自己縱然是天下無敵，可把所有敵人殺盡，但別人卻有實力足可令你斷手斷腳，使你要承受你根本承受不了的代價，你便不敢亂動。朝鮮弄出了核彈，火箭假以時日（或許現在已經）可以射到美國本土，就算美國的武器可毀滅朝鮮1,000次，但美國的一個城市可被摧毀，朝鮮便已擁有了制衡力量。

同樣道理在中美關係上一樣體現。習近平年前提出過要小心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名將軍，也是歷史學家，他所著述的《伯羅龐尼沙戰爭史》，使到他在西方史學界的地位直追中國歷史上《左傳》的作者。此書我大學時在必修的西方文明史中是必讀的課本，其中一個觀察是本來強大的斯巴達眼見雅典的影響力日增，大有超越斯巴達之勢，終於坐不住，要發動一場戰爭把雅典打下去。此戰打了28年，從此後人便把既有強國攻打後起新興國家的戰爭稱為「修昔底德陷阱」。有人做過統計，過去500年來出現過20次近似情況，結果發生了16場戰爭。

習近平談及「修昔底修陷阱」時，當然是在說中美關係，兩國若打仗，是世界及人類的悲劇，但我相信大型戰爭打不起來，因為現代化武器太厲害、殺傷力太大，雙方都承受不起後果，美國雖然目前軍力遠勝中國，但正如上文所述，這不會改變長期相爭的格局，因為中國早已有實力使到美國要承受難以負擔的後果。不過，較細規模、殺傷力較遜的爭鬥，卻不易避免，貿易戰便是此中的例子。

美國擋不住中國崛起

平情而論，到周二為止，雙方對貿易戰的規模仍是十分克制，在第一階段美國對鋼鋁產品的徵稅範圍有限，中國只涉及30億美元，稅額只有4億美元左右，中國還擊的水果豬肉之類的，總稅額也是6億多美元，都是小兒科至極。在未來的第2階段，美國要向中國出口的500億美元科技產品徵稅，稅額也會有限，但金融市場不知還有沒有第3、4階段的貿易戰，不確定的前景便十分惱人，股市波動便大。不過，我相信整個局面是鬥而不破的，因為美國已討不了好，中國也不想打這仗。

改革初期，中國需要用國際貿易的優勝劣敗殘酷競爭來推動內地企業改革，亦需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但中國內部現已有足夠競爭壓力促使企業不斷進步，技術研究亦日趨圓熟，國際貿易的幫助已沒有這麼大。而且中國發起狠來，尚可停止借債給美國及賣掉手上的美債，又或容許朝鮮搞搞局，美國也難以安睡。美國當然也有牌可打，例如在香港多支持一下反對派的活動，替中國製造多點麻煩。不過，從歷史角度看，美國處於退卻期，中國處於上升期，美國已擋不住中國的崛起了，所以貿易戰此等小爭鬥根本也改變不了甚麼，只是雙方都要蒙受點損失罷了。

(Sky Post 2018-4-6)

 

 

 

 

 

 

 

中國有條件打貿易戰 (雷鼎鳴)

　　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第一輪雙方已短兵相接，開打了，第二輪美方正在部署兵力，選擇戰場，中方也必然會回應。至於還有沒有第三輪、第四輪，現在還不知道。

　　第一輪是小菜一碟，特朗普要對鋼、鋁及其製成品徵收關稅，但豁免了多個國家，中國的則不會豁免。這一輪的規模很小，因關稅並非施於所有鋼鋁產品，中方只有不足二十七億美元的產品要交稅，稅款只有四億美元左右。中方回應之道也十分克制，只對價值三十億美元的來自美國的水果、紅酒等徵稅，稅款約六點五億美元。

　　美方已宣佈要對涉及六百億美元的從中國進口商品徵稅，但具體在那些項目徵稅，要在四月七日前才公佈。不過，一般估計，針對中方的戰略報告《中國製造二○二五》中列出的高新科技項目，如信息技術、高鐵裝備、機器人等而制訂出來，換言之，美方是要壓制一下中國高新科技發展的速度，又或許美國部份科技界已視中國為競爭對手。中方是被動者，需要等待美方公佈才能制訂方案。

　　這場貿易戰中國應如何博弈？貿易戰是真的沒有贏家的戰爭，傷敵八百，隨時自損一千，但若不報復，對方可能會擴大戰場，沒完沒了，所以必須反擊。反擊的原則應該有三：第一是要有克制，不胡亂擴大戰線，第二是反擊力道要稍大於對手攻來的一招，要使對方感受到痛楚。在第一輪的博弈中，中方似乎是採取這兩個原則。

　　但與對手博弈一定要先知己知彼。中國其實有足夠底氣打這場仗。表面看來，按美方數字，去年中國向美輸出五千多億美元貨物，而美方逆差竟達三千七百五十二億美元，中國是賺了，但其實不然，中國的輸出品很多都是把外來進口的半製成品組裝起來，產品的中國本土比重不高，所以上述的逆差不是中國造成的逆差，而是美國面對多個國家的逆差。若對中國出口的最終製成品徵稅，中國只用承受部份的損失。

　　我們大可作最壞打算，假如美國要全面開戰，對中國出口的五千多億美元全部徵20%的稅，中國是否受得了？受得了的。假設中國出口商品中的本土成份只有一半，那麼二千五百億的20%便是五百億美元的稅款，相對於中國十二萬億美元的GDP，只是0.4%而已。

　　中國過去不是靠國際貿易而迅速發展的嗎？沒錯，貿易對中國幫助極大，通過國際競爭的壓力，中國的企業不得不努力改善生產力，至今已有大成，而且在過程中，中國亦學懂了不少外國先進的管理與技術，現時羽翼早已豐滿，貿易對中國這麼大的一個頗能自給自足的國家，好處已減少，況且中國的科研體制已成形，早已從抄襲進化為創新了。

　　也許這場貿易戰還會帶來點好處。這會提供更大的誘因，使中國貫徹一帶一路政策，開闢新的市場。中國投資高新科技及教育的比重也應提高。在市場競爭性方面，繼續拆牆鬆綁，使到新公司容易進入市場，會造成競爭氛圍，有利提高生產力，亦可替代因貿易減少而弱化了的市場競爭。

(Headline Daily 2018-4-6)

中美的貿易戰及金融戰 (雷鼎鳴)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至今，雙方暫時都尚算克制。在鋼鋁關稅方面，表面上，涵蓋的商品價值達140億美元，但因不是全部都要徵稅，實收的稅款估計只有4 億美元左右。而中國向美30億元商品徵稅，總稅額也只是6.5億美元。當然，未來的情況仍充滿不確定性。美國公布對涉及500億美元商品的徵稅清單後，中國才列出第二輪還擊的細節。（到了4月4日，雙方進一步加大力度，中國亦宣布擬對自美進口的大豆、飛機等金額約500億美元商品徵稅，但是否落实，仍有待觀察。）將來貿易戰線會否再擴大，甚至雙方都捲入軍事衝突中，都使我們不得不關注。

 

  欺上門來不能不應戰

 

  這場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但別人欺上門來，中國是不能不應戰的。打之前中國應檢視自己有何實力，是否可使到對方叫痛。美國的確有軟肋，大約在七、八年前，我在清華大學碰到一位名叫David Dollar（是真名字）的美國人，他是奧巴馬派到北京長駐的「密使」，據悉其唯一任務便是說服中國繼續持有美債。在金融海嘯後，美元貶值，中國發現自己手持的美債及美元儲備價值不再，不能不考慮是否把部分美債賣掉。一旦如此，美國利息便會上升，不利其復甦，美國政府頗為驚恐，致有派「密使」到華一事。

 

  此事提醒我們，貿易戰的另一面是金融戰。當然這種戰爭也是不應隨便開打的，但有強大的武器才會有止戰的實力。貿易戰與金融戰有什麼必然關係？本科生宏觀經濟課本很多都載有一條簡單定律：一國的外貿淨出口（NX），等於這國家的總儲蓄（S）減去它的總投資（I），亦即NX=S-I。淨出口是出口減入口，若是負數，便是貿易逆差或赤字，若是正數，則是順差或盈餘。總儲蓄是私人儲蓄加上政府儲蓄。

 

  一個國家的政府或是人民若都是大花筒，用錢如流水，儲蓄量當然低下，更嚴重一點，儲蓄變成負數也不出奇。從上面的方程式所見，儲蓄越低，越容易出現貿易逆差，儲蓄率高的話，則大有機會出現順差。美國人愛好消費，無甚儲蓄，中國的儲蓄率之高則是領先世界。為何美國有逆差、中國有順差，已是十分清楚。

 

  我們也可用另一角度看此問題。假設美國某年的總需求（消費加投資）是120億元，總產量是100億元，那麼額外的20億元從何而來？20億必然是外國給它的，亦即美國的貿赤。但為什麼別國肯對美國淨付出20億元的商品？原因是美國會向別國送出欠單，拍胸口說將來會償還這20億。這種欠單有兩類十分接近的形式：一是美國債券，二是美元鈔票。為什麼鈔票也是欠單？現代鈔票本來是沒有使用價值的紙張，背後並無實物儲備作支持，但美國法例規定，美元是法定貨幣，用之可以在市場購物，所以它也就變成可被接受的欠單。簡單而言，中美貿易的美方逆差出現，只是因中國淨送出商品予美國，而美國則發出一張張欠單給中國。

 

  此種情況其實對美國有利，中國人民辛勤生產的商品送給了美國，後者則只要開動印刷機印鈔票或債券便可。如果中國永不向美方追討欠債，美國豈不大有着數？當然，美國也會懼怕終有一日要它還債。

 

  在美國早已欠下中國巨款，貿易又連年赤字的環境下，美國最應去做的便是審慎理財，不要再搞入不敷支。但美國卻反其道而行，去年底美國完成其稅制「改革」，其主要作用便是加深了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這也意味著它要舉更多的債，欠下一身債的政府不會有什麼儲蓄，美國的總儲蓄自然更要下降。從上述的方程式可見，美國的貿赤只會再擴大。

 

  美國的經濟學界當然很多人都懂得此點，但他們對特朗普並無影響力，有些有識之士受不了他的氣，一早跑掉或被炒掉，未走的，也是人心惶惶，我們還能對特朗普有何期待？若是貿赤因稅改而上升，則絕不會埋怨自己，只會諉過於中國。我們也可看到，美國的稅改會加快美國加息的步伐。

 

  賣掉美債攻其軟肋

 

  美國政府不會喜歡過大的加息壓力。但中國卻恰好有能力令其雪上加霜。中國擁有三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一萬多億美元是美國國債，中國只要停買美債，美國便立時少了一個最有能力最肯借錢的金主，這已足以推高美息。如果中國索性賣掉一萬多億美元的美債，影響便會很大，不但利率會上升，美國人民的消費亦將減少。這些對特朗普都不是好事。

 

  中國賣掉美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反正欠單若永不兌現，欠單便是無用之物，中國便變成冤大頭。反而美國取走了這麼多中國商品，袋袋平安後卻反過來忽悠中國，說中國不應使美國有貿赤，得了便宜再賣乖，莫此為甚。回應之道是使美國求仁得仁，要它還債，這起碼可使中國人民消費增加。

 

  減少美債或美元儲備會否衝擊到人民幣匯率？有一點儲備是必要的，這可減少一些炒賣活動的影響，但人民幣的幣值终歸是建基於人民幣的制度及政策是否健全，及中國經濟實力是否強大之上。中國既已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只要購買中國貨物必須要用人民幣，那麼人民幣便必有龐大的市場需求，根本不需要太多外匯儲備。

 

  習近平主席年前曾提過「修昔底德陷阱」。中國的崛起，容易被美國認為會威脅到其霸主地位，這便可能使到美國有些人要千方百計遏抑中國的發展，就像古希臘時代修昔底德將軍在《伯羅龐尼撒戰爭史》一書中所記載的，斯巴達人害怕雅典崛起，發動了一場長達28年的戰爭，要將雅典扼殺於萌芽。不過，今天不論是在軍事上或金融貿易上，美國恐怕已錯失了與中國交戰而仍可毫髮無損的機會。中國自己當然不用撩起戰火，但若被攻擊，克制地及精準地還擊卻是必須的。

 

(TKP 2018-4-5)

為什麼世界變得兩極對立? (雷鼎鳴)

近年香港社會趨於兩極化，這應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從網上不同群組互相對立的激烈言詞，到街頭上巴士上隨時可遇上的辱罵，又或佔中前後家庭成員或朋友之間的敵意性互不理睬，在在都指出香港社會比前撕裂，大大不利於經濟發展及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的和諧。

 

不同意見「雙峰」分布

 

兩極化如何定義或量度？四五年前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指在較「正常」的社會，意見分布應是「單峰」的，即使各人意見不同，但持中間意見的人會較多，兩邊較偏的人會少一些，在此等社會，對立的情況不會嚴重。

 

但假若人民對同一事實的解讀太受自己的偏見所影響，他們會愈來愈分化，久而久之，持不同意見的變成「雙峰」分布，兩邊的人多，中間派減少甚至消失，雙方陣營解讀世事時，往往只看到自己有利的，與己信念相悖的事實卻會視而不見，社會中的情緒反應容易被挑起。

 

此種現象絕非香港獨有。歐美社會中的兩極對立一樣變得嚴重。歐洲不少國家的極左與極右影響都同時在增加，在選舉時我們往往要擔心某些國家的政權會否被極端黨派所奪。就算是美國的選舉，從前我們也很難想像極左的桑德斯與極右的特朗普都同時獲得很強的聲勢。

 

這便帶來一個啟示，既然兩極化不是香港獨有，而是世界上發達地區中頗為普遍的現象，那麼造成兩極化的原因不大可能只是本地因素，某些跨地域性的因素一定也在扮演重要角色。

 

經濟學家喜歡定量分析，若說兩極對立加劇了，我們先應有一種量度兩極對立的指數。去年有3位經濟學家，薄希來（Levi Boxell）、簡茲高（Matthew Gentzkow）及薩皮奧（Jesse Shapiro），倒是發表了一篇文章，通過過去數十年一些民意調查所用的9種不同的指標去量度美國社會的兩極對立程度，並把這9種指標的結果平均化弄成一個單一的兩極對立指標。

 

第一位作者應是一位研究生，第二及第三位作者都曾是芝大經濟教授，簡茲高更因研究傳媒及資訊而獲得過地位幾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章，年前被史丹福挖角。綜觀他們用的9個因素，大都是量度在黨派認同感、意識形態、宗教等領域中，對持相反意見者的敵視強度，敵視愈深，社會便愈兩極對立。

 

他們的第一個結果便是從1972到2012年，美國的兩極對立指數幾乎都在不斷上升，2012年的兩極對立指數遠高於1972年，反映出美國社會愈來愈分裂。

 

這個結果本身並無多大爭議性，它只是確認人們一早已知的事實。但什麼因素造成此等兩極化？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及科技進步都是明顯不過的重要及持久性的變化，美國、香港以至世界不少地方的兩極化原因應該也從這兩種變化中尋找。

 

有些國家順應了全球化的趨勢，當中獲利甚豐，最大的得益者應是人數眾多的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大批地擺脫貧困。不過，在歐美國家，雖有不少人也能從全球化中得利，賺得盤滿缽滿，但在普通人當中，收入分布是否更加不平均，仍頗有爭議。

 

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以前相對落後的國家已追了上來，發達國家的普通人在世界市場中已失去優勢，不一定競爭得過從後追上來的競爭對手，此種「後有追兵」的壓力會否促使他們思想走上偏鋒？我相信是可能的。

 

陷入一種認知孤立

 

香港不少評論人喜歡說貧富懸殊是造成社會分化的重要因素。此說有其道理，但卻不足夠。根據統計處的計算，住戶的稅後福利後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在1996年是0.429，在2016年是0.420，從這些結果可知，香港的收入分布一向不均，但近年卻稍有紓緩。

 

若我們認為香港兩極化現象加劇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布惡化，便會面對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今天「基尼系數」比前稍降，如何可以說它推高了兩極對立？香港有數據計算收入的「基尼系數」，但沒有足夠數據計算資產的「基尼系數」，但從樓價如此高昂的態勢看來，是否擁有樓宇已經成為一道劃分貧富的鴻溝，而這鴻溝是比過去更深更寬的。

 

資產或財富分布不均是否已可解釋兩極化上升？歐美國家並無香港般的樓價問題，但兩極對立一樣愈來愈嚴重。在香港，有樓人士之間或是無樓人士之間，其意識形態或政治理念一樣可以是南轅北轍，資產的有無，似只可解釋人民的怨憤程度，卻未必能解釋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因此，我相信全球化帶來的收入或資產財富的分布問題，並不足以解釋兩極對立指數的上升。

 

當代社會的另一大趨勢是科技的變化，尤其是資訊科技及社交媒體的出現。互聯網可能造成兩極對立，很多人對此都深信不疑。

 

2010年間，左翼的政治活動家巴利沙（Eli Pariser）製造了一個名詞「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s），意指在網上搜尋器的影響下，電腦會掌握到我們喜歡什麼，因此，在搜尋資料時，電腦程式往往只會提供我有興趣的資料及認同的觀點，久而久之，我們會失去接觸我們並不喜歡的觀點，慢慢陷入一種認知的孤立中，不知人間何世，容易自以為是，把其他人都視為邪惡。

 

我們一旦跌入此陷阱，便容易情緒化。近日《科學》雜誌有篇文章，是麻省理工的幾位學者寫的，他們發現，虛構的假新聞流傳的速度和寬度都遠勝真實的新聞，如果假新聞能挑動一些人的情緒，那麼其影響力便更大了。

 

處於認知孤立中的人，更易接收無根據的煽情報道，自己的情緒升溫了，自然更易與不同己見的人對立起來，只喜歡在迴音廊中過活，圍爐取暖變為必須。世界首富蓋茨也慨嘆，社會媒體令想法接近的人聚在一起，這為世界製造的麻煩超出以前的想像，對民主政制有很大的破壞性。

 

漸受「過濾泡沫」衝擊

 

社交媒體是否促成「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人都不自覺地被電腦程式各自洗了腦？我相信此種影響力是存在的，但上述薄、簡、薩三氏的論文卻對此提出質疑。他們的數據證實，75歲以上的長者上網或加入社交媒體的機會遠低於18至39歲的年輕人，但2012年的長者與1996年的長者相比，他們對持不同意見者的反感強度高了很多。

 

這裏我不使用「兩極化」一詞，原因是也許長者相互之間的對立程度不一定有明顯加劇，但他們對其他年齡群組中持不同意見的人卻更加反感。反觀在2012年18至39歲的人，他們對不同意見者的反感強度比起1996年的年輕人也有增加，但增加幅度比不上長者的幅度。

 

根據此等結果，我們或可下結論，2012年的長者並無受到互聯網社交媒體太多的直接影響，但他們比起1996年的長者卻有強烈得多的意見。2012年的年輕人是社交媒體的世代，1996年的年輕人卻不是，但兩代的年輕人意見的強度卻相差不遠，因此互聯網社交媒體並無多大影響。

 

這個結論是否可延伸至香港？這有兩個問題：一、美國與香港的歷史背景不同，2012年的長者很多都是六十年代反越戰的理想主義者或叛逆青年；但1996年的長者卻有不少是二次大戰期間的士兵，兩種人的人生背景不同；2012年的那批對意見相左者有更強的意見不足為奇，這與社交媒體倒不會有太大關係。

 

二、社交媒體及互聯網對年輕人的影響力可能有「溢外效應」，上述三氏的論文有資料顯示，1996年互聯網剛開始流行時，18至39歲年輕人的兩極對立指數便遠高於長者，此後大部分時間中，年輕人的指數還是高於長者，但長者的指數近年有所攀升，到了2012年，長者的指數超越了年輕人，但差別不算大。

 

對此現象的一種解讀是，年輕人接觸互聯網多，很快便受到「過濾泡沫」的衝擊，一部分人指數高企；長者雖不大用互聯網，但他們一樣可見到部分年輕人的激烈言行，認為這不符合他們的信念，十分不滿，這便慢慢推高了長者的兩極對立指數。

 

美國的研究並不能否定互聯網社交媒體對兩極對立有推波助瀾的效力，但也說明在互聯網這一因素以外，應該還有其他原因在製造兩極對立。香港的情況也許與美國不同，但我們對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是否能通過「過濾泡沫」，使到不同人等的思想趨於偏頗，應該有所警惕。此種可能性恐怕社交媒體的創辦人當年也沒有想像到。

 

(HKEJ 2018-3-23)

人行要關心的兩個問題 (雷鼎鳴)

易綱本周接任了人民銀行行長的職位。人民銀行的決策，對中國及世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中國國力已經大漲的環境下，易網要面對來自哪些領域的挑戰呢？

去年11月，易綱來港宣傳十九大的精神，他約了我與內子在公開演講後的次天早上到他的酒店聚舊，分手前他把兩份不同內容的講稿給我，頭一份我已經在演講聽過，第二份重點介紹經濟結構及貨幣政策，我便多閱讀了點，其內容涉及多個範疇，但我較注意兩點，都是與人行角色及中國經濟轉型關係較大的。

審慎政策可增對人民幣信心

第一個範疇是貨幣政策。易綱相信市場力量，一直有參與構建利率與滙率的市場基礎。這個取向沒有錯，利率及滙率都應由市場決定，但貨幣與普通的貨物有重大的差別，其市場亦有甚特殊之處，政府應扮演多少角色，頗使人費心。一般貨物或商品，本身有使用價值，買賣時，雙方都對這些價值心裏有數，因此得以形成價格機制。但貨幣不同，一張張的鈔票或是銀行帳戶中一個個電子數碼紀錄，本身都是無用之物。為甚麼別人給我們幾張無用的紙幣，我們會願意用一些有用之商品與其交換？原因是我們相信這些紙幣（或銀行帳戶中的數字）將來也會被別人接受，我們也可用其購物。由此可見，貨幣的價格，即利率或滙率，是取決於人民對它有多大信心。現代貨幣基本上都沒有實物儲備（如黃金白銀）作為支撑，美國的鈔票更乾脆印上In God We Trust 一句，聯儲局倒也有自知之明。

信心這回事較為虛無，不易掌握。世界若對某國的貨幣失去信心，它的幣值隨時會大幅貶低，甚至會變成毫無價值。信心從何而來？是要看一國的國力及中央銀行長久以來的政策是否審慎。若要市場力量發揮良性作用，便必需要營造一種貨幣政策穩定審慎的形象，若政策多變，政府事事強行出手，以為可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反而會侵損其審慎穩定形象。經濟大師佛利民因此建議過，貨幣量一定要由政府控制，而且要處變不驚，無論經濟發生何事，都只容許美國的貨幣每年以4%的速度增長。中國近期的貨幣增長速度約在9%上下，大致符合中國國情。易綱本人便是一個審慎的形象，應有利提升世界人民對人民幣的信心。

應精挑更有效益的項目投資

第二個範疇是投資的規模。人民幣M2的總量今年2月已達173萬億元，折合為27萬億美元左右，大約等於美國M2的兩倍，當世第一。中國企業的融資來源中，在2016年，股權與債券融資的比例加起來才是23.82%，由此可見，企業直接向銀行借貸才是融資的主要方法，人行負責人關心投資的方向與規模，是應有之義。

易綱認為要「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過去依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優化供給結構，即不胡亂選取投資項目，當然正確，沒有甚麼好反對的。我一向認為，投資前要作好成本效益估算，有好的社會回報及企業回報才可進行投資，但中國是否不需要搞大規模投資，或是大幅削減投資佔GDP的比重呢？此事需小心計算。

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績驕人，但近年超過7成的增長動力來自資本的快速積累，所以減低投資比例會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影響。中國投資佔GDP的比例大約是43%，這是很高的比例，反映中國人願意犧牲今天的消費以換取更好的明天。但43%是否過高呢？要知道，投資太多，便要減損今天的消費；投資太少，今天雖可多點消費享樂，但經濟會因缺乏投資而放慢，將來便沒有多少本錢去支持消費了。經濟學中有消費黃金準則的概念，要找出最優的投資比例，以致未來幾十年的總消費量（折現值）達到最大。

我曾經算過，以現時中國生產力進步的速度看來，投資佔GDP的比例訂定在41%最為適宜，合乎黃金準則，而這準則與現時實際的43%的比例十分接近。這說明中國根本不用刻意去減低投資比重，但挑選更有效益的項目卻是對的。

(Sky Post 2018-3-23)

 

 

 

 

 

 

 

我所知的易綱二三事 (雷鼎鳴)

  易綱終於當上人民銀行行長，這是中國最重要，對世界影響力最大的職位之一。人行的決策可以興邦可以喪邦，對世界財富的配置有強大作用，從此他的言論更會受人注意，甚或是更被捕風捉影。他是否適合當這個職位？內地雖人才輩出，我還是認為他是非常適合的人選。

 

  我認識易綱超過三十七年，深知他為人謹慎低調，此種性格是中央銀行行長所必備的。去年十一月他代表中央來港宣講十九大的精神，「團結香港基金」主辦了一個大型演講會，找我當主持。演講會次天，我到他酒店聚舊，單刀直入問他會否做行長，他的答案可圈可點，他認為「不能說完全沒有機會，但機會不高」，我追問他有多高，他說十分一左右。此種答案應如何解讀？這是要看誰說的。愛吹牛的人若這樣說，我們可斷言他毫無機會，但以易綱的性格，我立時解讀為機會極高，今天我不能不佩服自己判斷力之準也！

 

  易綱是有見識之人。我與他相識於微時，當年明尼蘇達州有個華人組織及中國同學會在科莫公園（Como Park）搞了個郊遊活動，我在那裏第一次認識他，一見如故。當年極少內地學生能夠到美國留學，明州的漢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有位關心祖國的魯教授，說服了學校每年從北京大學取錄幾名交換生，易與他的兩位很有性格的室友顧援朝及丁克儉因成績優異，是第一批被選拔到那裏的本科交換生。我與內子都喜歡吃美國大學宿舍的餐，有一段頗長時間，一到周五晚便驅車到他們學校，吃畢便到他們三人的宿舍房間吹水，無所不談，但多是國家大事。記憶所及，易有大志，說將來想當總理。有句名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以此推論，不想當總理的公務員也不是好公務員，蓋因將軍或總理思考問題時都要從大局出發，只顧眼前一畝三分地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易綱顯然是胸懷全國及世界之人。記得當時也問過他在下鄉當知青時有無跟別人打架，他說有。知青是磨練人的經歷，易文靜身影內所包藏的，是一顆敢於捍衛權益的心。

 

  在一九八○年底，香港有幾十位關心社會科學及中國的朋友，在普林斯頓舉辦了一個國事研討營，參與者不乏今天的名家。我們明州一行六人開車二十多小時經芝加哥直剷至紐約市，易綱有同行，我繼承保釣時期遺風，把他安排在朋友的朋友家中用睡袋在地板上過夜。研討營用廣東話進行，易只聽得懂小部份，但這無損他領會到那年代香港知識份子關心中國的情懷。易在營中十分感慨，發表了一些熱情洋溢的說話，他愛國熱血之心，無可爭議。似乎從此以後，他對港人的觀感都十分正面，去年中央找他來港宣講，似非無故。

 

  易綱在美國及北大都當過經濟教授，也是人民銀行的第一個海歸。北大的學生十分尊敬他，我一九九九年春在北大訪問一個學期，易當時已身兼兩職，在人行及北大工作，他生日時學生還為他開生日會。但學者多有個習慣，便是凡事都喜歡將其背後的道理詳細向別人解說。此種習慣對易有利有不利，過去二十年，易常在電視上解釋政策，在國際財經界，他長期扮演着中國官方政策解釋者的角色，而且似乎建立了不少國際人脈關係，他的誠懇低調，應得到別人信任。但中央銀行行長的話語影響太大不能多言，將來在公開場合我們便再沒有太多機會聽到他對世事的分析了。

 

(Headline Daily 2018-3-23)

假如美國發動貿易戰 (雷鼎鳴)

特朗普早前說要對進口美國的鋼及鋁徵收關稅，有人認為目標是要對付中國，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鋼及鋁數量不多，美國的關稅根本減少不了多少美國與華貿易的赤字。既然特朗普聲稱他若發動貿易戰會很易得到勝利，我們倒要評估一下貿易戰若一旦發動起來，對中國、美國及世界有甚麼影響。

美對華貿赤數字有誇大

據美國官方數字，2017年美國對中國貿易共錄得3,752億美元的赤字，特朗普對此覺得十分失威，貿易戰的目的應是減低或消除此等貿赤。但這3,752億元是否能反映到真正的貿易情況？應該沒有。

現代的國際貿易早已經碎片化，舉個例子，內地造一部蘋果手機，在過去幾乎所有的零件都是進口的，內地只是負責加工組裝。在十多年前，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有人估計，一部價值600美元的手機，內地所貢獻的附增值只有10美元。換言之，中國出口一部手機，外貿統計數字雖然是幾百美元，但如果減除了進口的零件，中國只是出口了10美元。

十多年前，劉遵義、鄭國漢及多位同行，曾對中美貿易的赤字究竟有多少，做過深入的研究，他們發現，中國出口1,000美元貨品到美國時，平均實際上只是出口了368美元的附增值，而美國每出口1,000美元時，卻是輸出了873美元的附增值，比例上遠超中國，按此等估算結果調整了中美的貿易數據後，他們認為在2005年美國對華的真正貿赤只是396億美元，還不到當年官方統計2,016億元貿赤的五分之一。

舊同事鄧希偉教授前年有論文分析中國出口商品的本土成分。如上所述，出口的商品中有一部分其實是對外來進口品的加工組裝，並非全部本土製造，鄧把本土的含量計算出來，發現從2000年到2007年，本土含量的比重由65%增至75%。

為甚麼比重會增加？這是因為中國連零件或部件的製造也有長足進步，例如造一部電腦出來，慢慢地可自力更生，不少零件都可低成本地自己製造，不用進口。若然如此，中國與美國貿易在2017年所得的3,752億元貿易盈餘，不用刪走五分之四這麼多，我估計若用附增值計算，中國對美的盈餘當在1,000億美元以上。  

倘若美國發動大規模的貿易戰，中國當然會有損失，但美國一樣得不償失，甚至頗為吃虧。首先，中國必定會回敬美國，對美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施以重稅。又因美國若設置障礙，影響到中國的出口，那麼中國便必會減少從別國進口零件，貿易戰不可能只針對一個國家，而是快速擴散開去。

更重要的是，貿易赤字本身不一定有害。假設中國從美國貿易中得到100億元順差，亦即美國有對華貿赤100億元。中國拿着這100億元可以有幾種處理方法。

貿易戰惡果將擴散全球

第一是有一部分放在銀行當作儲備，若是這樣，美國便十分得益，美國只是開動了印鈔機印出100億元，便可把中國人民辛苦生產出來的商品買走用作消費，這是很便宜的事。

第二是拿盈餘賺回來的錢到美國投資，美國也沒有吃虧，中國只是在商品貿易上少買了美國貨，但卻勇於買美國的資產。

第三是把盈餘借予美國，最典型的便是買美國政府債券。中國若沒有貿易盈餘，便沒有這麼多錢買美國債券，或甚至要沽出從前買入的債券了。這會推高美國的利率，衝擊美國的經濟。要知道，中國擁有的美債，早已超過1萬億美元。

由此可見，美國如果發動貿易戰，中美雙方都會蒙受其害，其他國家也會因國際生產程序的互相依存，而被殃及池魚。

特朗普的謀臣也明白此等後果，但看來特朗普此人頗為瘋癲，傷敵八百而自損一千的笨事也可能出現。他所委任的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經濟學界地位低微，但為人好戰，搞出一場世界貿易大戰並不奇怪，我們宜將此等風險考慮在內。

(Sky Post 2018-3-16)

 

 

 

 

 

外資有無流出香港？ (雷鼎鳴)

　　過去一兩星期港元兌美元稍有貶值，匯率在三月八日貶至7.8397，接近金管局出手干預的7.85界線，頗引起市場關注。

　　港幣貶值，應是反映有資金流出。事實也如此，從今年二月十五日到三月十三日，香港的貨幣基礎減少了211.6億港元，這意味這段時間內，資金淨流出了相同的數量。對金管局而言，貨幣基礎是它的負債，外匯儲備卻是資產，資金流出，金管局的資產與負債都會同步減少，用近年流行的術語說，現在是「縮表」了。

　　香港實行的貨幣制度是「貨幣局」（currency board），按照貨幣局的規則，若香港的發鈔銀行要多發7.8港元的鈔票，必須先把1美元經銀行體制交到金管局處換取到相應的「負債證明書」（CI）。因此，流入香港的外資愈多，發行的鈔票便愈多，鈔票多了，經過銀行的乘數效應，包含了銀行存款在內的貨幣供應量也會增加。金管局對港元現鈔有百分之百的美元作擔保，但總貨幣供應量多倍於流通的現鈔，香港的外匯儲備並不足以百分百保證港元匯率，若港元被大量沽出，理論上金管局並無足夠彈藥維持到7.8左右的匯率。在九八年九月以後，金管局改變制度，對港元匯率的擔保從現鈔擴展至整個貨幣基礎，後者包含了現鈔、各銀行於金管局所開設戶口的總結餘，及外匯基金票據。這些改變，在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時曾經歷過不少辯論。

　　近月資金淨流出等於二百餘億港元，有無嚴重性？港元是否安全？應沒有嚴重性。二○○八年金融海嘯出現後，美國用量化寬鬆多發貨幣的策略應付之。這些多出的貨幣並無多少留在美國流通，其中不少倒是在世界不同地方遊走。從二○○八年八月至二○○九年十一月，香港淨流入了6523億港元的外匯，若這些資金變成支撐新發行鈔票的儲備，香港的鈔票量將會增加240%以上，通脹亦會極為驚人。當時金管局用外匯基金票據的辦法把超過六成的新增鈔票都借回來，不讓其流通，另外的一兩成資金則存放於銀行總結餘中，以保證資金突然流出時，銀行有外匯可應付市場沽售港元。幾年過後，資金倒沒有大量流出，從二○○八年八月到今年三月十三日，貨幣基礎淨增了13727億，數量龐大，近日流出的二百餘億元，還不到這幾年流入總量的六十分之一，根本構成不了甚麼威脅。

　　其實有資金流出是好事。這九年來流入的資金太多了，香港的資產價格高昂與有這麼多錢停留在此不會沒有關係。現時的問題是流走掉的資金太少，不是太多。若是資金流出的速度加快，銀行結餘中的近1800億元可以迅速應付到兌換，更多的流出也有過萬億外匯基金票據背外的外匯可保持港元安全，整個資金流出的過程會有如流入時一樣，只是方向逆反了。就算流走了一萬三千多億，也只是回到二○○八年貨幣的狀態而已，沒有甚麼大不了。但看情況，就算美國加息，大部份資金似也不願離去。

(Headline Daily 2018-3-16)

從派錢、醫療、樓市評新預算案 (雷鼎鳴)

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是政府總結經濟表現，展望未來，及宣布新財政政策的平台。記憶所及，每次預算案都會引起社會爭議。這裏只討論三點較重要的議題。

 

第一點是應否「派錢」。預算案公布之前，社會早已知悉今年會錄得巨大盈餘，市民的期望立時便變得很高。因為立法會補選在即，多個政黨為了爭取支持，都贊成或不反對「派錢」，這當中恐怕也受民粹主義的影響。我討厭民粹主義，認為它是社會的破壞力量，但我卻不反對有節制地「派錢」，原因與民粹主義無關。

 

「派錢」有優點也有缺點。政府去年盈餘1380億，主要原因是賣地及印花稅收入遠高於預期，但這些收入都是暫時性及政府無法預計的「意外之財」。暫時性意味著政府不應將這些收入用作經常性開支，否則將來容易出現財赤；無法預計則等於說，政府今年徵收的稅款超過它原來推算的金額。而這筆額外的稅款收入該如何運用？政府理應將它儲起來，以應對將來可能再次出現的財政赤字；也可用來投資香港的未來，推動經濟發展。

 

但市民認為，既然賣地和印花稅收入這麼多，而樓價又不斷飆升，政府為何不把多賺的幾百億元還富於民？

 

盈餘大增宜還富於民

 

我一向認為還富於民、藏富於民較藏富於政府更為優勝，原因是我認為市民管理自己的財富時，較政府管理他人財富時更理性更小心。這不是說政府官員不善理財，也不是說政府推行的項目一定錯。事實上，政府推動的某些項目，例如高鐵，因為經得起成本效益的檢驗，我十分支持。但香港政治環境卻出現頗為惡劣的情況，即使政府有著足夠專業的理據，在立法會爭取撥款時，也會遭到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方式無理阻撓，例如大量基建項目撥款申請一直被拖延，無法上馬動工。在一個政治清明的社會，大政府也不一定做得好（大政府很可能違反基本法107及108條），現在若把更多的資源留給政府，等於向那些「拉布」議員送上更多的籌碼，是不聰明的做法。多點財富藏於民間，可使資源更有效配置。

 

我們當然不能忘記香港人口正迅速老化，政府未來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應付此局面，若現在不審慎理財，財赤及欠債均會提早出現，而政府以控制開支增長方式應對未來的財赤，總比增加徵稅款合理。

 

我雖不反對「派錢」，但也認為此舉不能過火， 「派錢」方法亦不一定是全民派發六千元或其他金額，也可考慮以不同方法惠及不同階層的市民。例如今次預算案建議寬免四季差餉，該措施只有業主得益；以往的電費補貼措施，財爺卻認為不利環保，未有再次推行。

 

其實財爺大可放心，電費補貼是可以不利環保，亦可以毫無影響，主要視乎政府發放補貼的方式。若補貼金額與用電量掛鈎，用電愈多補貼愈多，即電費變相減價，這便不環保；若不論用電量多寡劃一提供相同的補貼金，市民則無額外耗電的誘因。

 

第二點是醫療。2016年施政報告已撥出2千億元作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今年的預算案再建議預留3千億作第二期十年醫院發展之用。人口老化已是板上釘釘之事，這些錢是用得其所的。但是香港醫療系統的根本問題是醫護人手不足。2016年香港共有14013名註冊醫生，平均每千人有1.9位醫生，與美國的2.95名、歐盟的3名以上差距頗大。

 

近年香港本地醫科畢業生數量已有所增加，每年達470人，但只要計算一下，便知供應仍遠不及需求。假設每名醫生平均工作40年，那麼現時的1萬4千多醫生平均每年便有約350人退休。新畢業扣減退休人數，等於每年只新增約120名醫生，不及醫生總數的1%，但歐美等地人均醫生的數量卻比香港高出超過50%。換言之，香港要追50年才可追近歐美，這尚未算及未來人口老化及人口稍為增長導致對醫生的需求上升。

 

香港醫學界的保護主義幾乎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例如在美國或新加坡便有大量外地醫學院畢業生在當地執業，香港的情況卻較為罕見，部分醫學界人士一直排拒外地醫生在港執業。稍為幸運的是，隨著機械人和人工智能技術日益發達、成熟，未來部分醫生工作或能由科技代勞，這或可稍減輕醫生不足的壓力。

 

第三點是房屋問題。預算案對此著墨不多，原因或許是造成高房價的關鍵問題是土地供應不足，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諮詢工作要四月中才展開，現時談樓價為時尚早也。

 

四成首期阻市民置業

 

不過，據我所知，有不少經濟學者對於政府所設買樓時首期要付四成的政策卻頗有微詞，預算案倒也沒有提及這方面的批評。政府設下四成首期的理據不外乎兩原因：一是怕樓價大跌會產生大量負資產個案，衝擊銀行體系的穩定性； 二是受父愛主義（paternalism）影響，以為阻止市民置業可保護市民及防止樓價不斷攀升。

 

這兩點原因雖出於善意，但後果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四成首期意味著很多市民買不起樓，以過去幾年樓價升幅來算，這政策不啻是阻住了一些人通過買樓而發達，發展商有見及此，自行為買家提供二按，減低他們的入市門檻。如此一來，二手市場的賣家與地產商競爭便更形成劣勢，地產商的議價能力更大，一手樓價更高。

 

倘若今天取消這項四成首期政策，樓市會怎樣？我相信一手樓的價格會受壓，但更多的人從此買得起二手樓，後者的樓價或會更高，但這總比永遠買不到樓，看著樓價不斷上升的乾焦急要好。

 

政府是否有勇氣這樣做？它會因為不能掌握市民的心理如何變化不敢做，這好比自己跳進親手挖掘的地洞而爬不上來，問題是這個洞根本不用挖掘。

 

(TKP 2018-3-9)

特朗普加關稅益誰損誰？ (雷鼎鳴)

　　特朗普要對美國進口的鋼材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鋁則徵收百分之十，原因是別人賣給美國的鋼與鋁太便宜，美國這方面的工廠競爭不過，要保護。

　　這是很錯誤的經濟邏輯。別人廉價賣東西給你，你卻嫌它太便宜，要對方加價，怎會有這樣的消費者？有人可以這樣說，對方現在平賣，是想搶佔市場，只要競爭者都倒下，對手就會加價了。這也說不通，鋼與鋁世界有多處地方都有生產，某國就算搶佔了市場，只要一加價，市場又會被別國奪回，在國際貿易上要獨佔市場，謀取壟斷利潤，哪有這麼容易？

　　今次特朗普加稅，甚麼人得益？甚麼人損失？美國的鋼材消費者是一定損失的，因為他們要付更高的價錢，而且因為供求關係，消費的量會減低。政府倒是賺的，它多了稅款。向美國出口的商人有損失，他們能收取的價格，會因徵稅而被壓低，而且賣出的量也會減少。這便是為甚麼多國政府都對特朗普此政策大加指責。美國損了人，但是否一定利己？倒不是，政府所賺的不一定補償到消費者的損失。倘若別國為了報復，而對美國出口到它們那裏去的產品也徵稅，美國則肯定也會吃虧。

　　美國鋼與鋁的消費者是誰？他們可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使用鋁或鋼的工業。美國鋁業與鋼鐵業的工人約有十四萬人，但使用鋁鋼的工業卻僱用六百五十萬人，為了保護十四萬人而打擊僱有六百多萬人的工業，不知特朗普怎樣算？

　　有人說此政策是要打擊中國，因為中國生產着世界一半的鋼。但中國的鋁鋼業幾乎早已放棄了美國，中國的鋁加上鋼，其實很少輸到美國去，加起來還不夠一百億美元，佔中國十一萬億美元GDP的比重低至可以不理。美國的加稅，不會使中國有甚麼感覺。但加拿大、韓國等金屬輸出國，受影響卻大得多。從另一角度看，中國還有可能有得益。中國年產十六億噸鋼鐵，產能過多，乘此機會大力削減一下有好處，中國的環境也可少受破壞。

　　特朗普老是在埋怨美國有貿易赤字，覺得美國是被人佔了便宜，其實剛好相反。貿赤等於美國出口了少量的貨物後，可換回大量的入口貨物，美國是淨賺了。為何別國肯吃這樣的虧？因為美元可以作它們的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開動印鈔機，把一張張沒有價值的紙張變成美元，再以之換取有價值的商品。這是無本生利的方法，別國羨慕也來不及，美國還有甚麼好埋怨的？人民幣將來若有美元的地位，一樣也可過過貿赤的癮！不過，若美國的產品競爭力不濟，貿赤後再帶來美元大幅貶值，別人不再這麼樂意以美元作儲備，那麼它的好日子也不會長。

(Headline Daily 2018-3-9)

 

港人工作有無性別歧視？ (雷鼎鳴)

三八婦女節剛過．這或許也是適當時機檢視香港的職場有無歧視女性。這問題不能簡單回答，要看證據。

首先，看看香港政府的官員。最高級的4位有2位是女性，局長中男的較多，但常秘中女士卻是不少，政府內的性別歧視看似不明顯。

我有位朋友，是資深的電影製片人，他曾詳細告訴我各大明星的身價。我十分驚訝的是男明星酬金往往高出女明星數倍，功夫明星因為有世界市場，片酬更是厲害。這是性別歧視還是市場導向？應是後者。原來願意跑到戲院看電影的多是年輕男女，而挑選看哪一套電影的話事人多是女方，男的不敢反抗，女明星對女士無甚吸引力，最漂亮的並不討好，反而鄰家女孩模樣的會更被接受，容易走紅。此等識見，應是行內人才說得出來。

大學將湧現大量女教授

在學術界中，女性教授人數較少，但我過去經驗中，同事討論聘請誰人，真的不會考慮性別，若是有的話，可能還會更想僱用她們，以提升女性比率。我相信女教授比例較低的原因是完成博士的女性較少，但近年這已有急劇的變化，將來大學中一定會湧現大量女教授。

上述是個別行業的情況，香港的總體情形又如何？我們可以狹義地把性別歧視看作是同工不同酬，或同等的資歷下男女薪酬有差別。香港歷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正可幫助我們解答此問題。

一個人的薪酬自然是受到多種因素所決定，以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多個社會的實證研究看來，教育及工作經驗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我用過計量經濟學的回歸分析法及2016年人口普查的5%樣本估算過香港的所謂「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發現在相同的教育年數及工作年數下，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低17%。在數據分析前，我已把外傭及部分可能只做兼職的人刪掉，以減少誤差。

我們可把估算處理得更細緻一點。結果顯示，女性在校讀書的效率比男性高，每多讀一年書對收入的正面影響大於男性，但在工作年數上，男性則更能據此而加薪。

若男女雙方都沒工作過，但都剛讀畢12年書，那麼女的薪金比男的低10.4%；若他們都工作了20年，則女的要比男的低14.6%。至於讀了16年書的大學畢業生，雙方都沒有工作經驗時，女的薪金要低6.5%；40年後，差距會擴至18.2%。

男性在職場上較有優勢

這些結果，在在都顯示出男性在職場上較有優勢，但教育對女性的幫助較大。但這又是否一定等同於性別歧視？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能否定其他的解釋。

有些女性可能因生育問題，又或較用心照顧子女而對事業專注較少，以致影響收入。我們若看看國外的一些情況，也可發現其他的解釋。

哈佛一位經濟女教授高典（Claudia Goldin）年多前被訪問時，直言美國全職工作的女性與男性相比，平均收入低了22%。這個差距比香港的17%大得多。為何如此？

高典認為與市場中的薪酬結構有關。一個人工作的時數愈長，他的薪酬不止會更多，而且上升的幅度大於工時上升的幅度。

換言之，一個每周工作70小時的人，收入會多於兩名每周工作35小時的人的收入總和。美國的女性一般較不願意每周工時太長，所以她們的時薪也比不上男性。香港是否如此？人口普查的數據不夠詳盡，回答不了這問題，但值得更進一步的研究。

(Sky Post 2018-3-9)

 

 

 

中梵建交背後的是非角力 (雷鼎鳴)

中國與梵蒂岡若成功建交，將會是涉及20多億人口兩個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最近距離的相遇，必會成為歷史性大事。1月底我心血來潮，在旅途中做了點研究，撰就有關〈中華禮儀之爭與衝突處理〉一文（刊1月30日《信報》），目的正是要從歷史中學習，中梵間衝突如何可化解。

 

不料自刊出那一天開始，香港就此問題卻是無風生浪。陳日君樞機公開反對建交，在幾種媒體上大罵教廷的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思想中了毒，沒有信仰，只顧自己功業，出賣了教會，把教宗蒙在鼓裏。按其邏輯，只是差點沒說出帕氏欺上瞞下，教宗則是老糊塗而已。接著香港一些已半退出江湖的政客又搞簽名運動，要教廷懸崖勒馬云云。

 

最煽動情緒的是，陳日君聲稱有內地忠於教廷的「地下教會」主教向他哭訴，說教廷要逼使兩位「地下教會」主教退下火線，讓位予親政府的愛國教會人士當主教。

 

一位在天主教會內有等同「親王」地位的主教有如此嚴重的指控，自然引起國際注目。教廷似乎頗為不滿，先有聲明不點名指陳混淆視聽，繼續更有幾篇半官方文章表達教廷對事態的分析和立場，有些文章的措詞也頗為強烈。如此刀槍劍影，恐怕在近代宗教史也不多見。

 

拿破崙行徑引起改革

 

我們是局外人，但中梵建交有世界意義，值得我們留意。分析問題，首先便要搞清事實，並與情緒波動保持距離。現在發表的資料已很多，我們不難研判情況。第一個要搞清的事實是，歷史上誰有權委任主教。中梵之爭的一個焦點是，內地主教應由教廷委任還是由中國政府決定，現在傳聞的協議似乎是中國官方提名，教廷則決定是否接納。

 

以陳日君為代表的派系認為，此乃離經叛道，沒有先例。但駐曼谷的一位耶穌會神父蓋利（Fr. Michael Kelly, SJ）近日卻撰文直斥陳日君搞錯歷史，並建議他抽點時間讀讀書，降低自己的情緒。

 

蓋利的版本是這樣：在十九世紀初之前，主教的委任權基本上都在各國國王手上。1493年西班牙與葡萄牙在地球上劃了線，美洲除了巴西外，殖民地都歸西班牙，亞洲除了菲律賓外，盡屬葡萄牙；這些地方的主教委任權直至二十世紀中，都是這兩國的國王說了算。在十九世紀初，最多只有2%到5%的主教由教宗委任。不過，1804年拿破崙加冕時，他把王冠從教宗處拿來，自己一手把它放在頭上；他又拒絕梵蒂岡對40名主教的提名。教廷受辱，才決定建立自己的主教委任權。在過去200年中，逐步形成一種制度，地區教會推薦3個名字到教廷，後者經評審後，再向教宗推薦最佳的一人。

 

此段歷史，我從前早已聽說過，現在蓋利神父詳細印證，不由我不信。由此可知，他的確有資格批評陳日君不懂歷史。根據虛假想像，大造文章，自己生氣，何苦由來？

 

第二個事實是，「地下教會」中人是否都不想中梵建交，並要陳日君代表他們發聲？不希望建交的人，我相信是有的，但實際情況恐怕絕不簡單。

 

常在《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撰文的記者瓦倫特（Gianni Valente）曾訪問過好些「地下教會」的主教，他們全部支持建交。其中一位重要的「地下主教」叫魏景義，因為坐過共產黨的牢，所以在「地下教會」中很有地位，但他於2月16日受訪時，卻懇請香港、澳門、台灣或大陸以外的朋友，千萬不要自稱能代表內地的地下信眾，他認為根本無人能代表得了「地下教會」。

 

他又表示，無論教廷在中梵關係上作什麼決定，他都會跟從教宗。至於給前任教宗「絕罰」的地上主教，可否重做主教？他認為既然教宗有權解除其「絕罰」，再委任他們重做主教並無問題，反正教會一向主張寬恕。

 

上文提到「地下教會」情況殊不簡單，是因為《梵蒂岡內部通訊》2月8日有篇報道，直指有位被迫退位的所謂地下主教、即87歲的汕頭主教莊建堅，其實根本算不上是地下主教，因為汕頭這地區並無「地下教會」這回事，莊雖已登記為神父，但政府也不承認他。

 

在此地，說客家話與說潮州話的兩派人互有爭執，非常分化，雙方都想自己的一派有人當主教。我們外人不易搞通他們的權力鬥爭，但從教廷的角度看，整頓一下這地區的教會，要一些主教退位讓賢，沒有任何不當。《梵蒂岡內部通訊》便認為利用此事煽情，是某些勢力早經編排的策略，在他們煽情時，卻故意抹掉一些細節。

 

可作推動「一帶一路」

 

搞清楚事實，有助我們重回清明的思想，可再探索一些更有意義的問題。為何中梵要建交？建交的理由有低層次與高層次之分。

 

對教會而言，低層次的理由是中國是13億人的大國，卻只有幾百萬天主教徒，而且又分化成地下地上，殊不理想，建交即可改善情況，像其他宗教般，在內地可以大展拳腳。

 

對相信無神論的中央政府而言，建交可使「地下地會」升上地面，易於管理，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有幫助。但中國肯定也有人反對建交，波蘭政府於八十年代末期被推翻，天主教會便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天主教會也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羅政府。由此可見，天主教並不見得是個顛覆國家組織，與它建交也無妨。

 

從高層次的角度看，教宗看重的可能並非區區的幾百萬信眾。有位在人民大學做研究的中國通及墨子專家，叫郗士兵（Francesco Sisci），他是意大利人，2016年1月28日，曾就中國問題專門訪問過教宗方濟各。

 

從教宗的訪問中，可見他最關心的是全球70億人，而且認為天主教會有責任要尊重所有的人類文明，對中國文化，他更懷有最高的敬意，代表著西方文明的天主教與中華文明遇上了，他認為是頭等大事。在訪問中他提過曾在飛機上飛越中國，那時他少有地情緒極度激動。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天主教在國際上代表著一種超級軟實力，習近平在兩年多前訪美，便曾見識過美國人民對這位方濟各教宗是如何的著迷。

 

幾年前我兩次到訪梵蒂岡時，便感受到羅馬人民對若望保祿二世和方濟各都當成是聖人，對本篤十六世卻不甚理會。按教廷既然處處流露出對中華文明的深愛和尊重，此等軟實力可用之於推動「一帶一路」及提升國際形象，所以中國對梵蒂岡也不是沒有興趣結交。

 

從上述這篇訪問中，我們可窺見不少教宗的內心世界。他早年讀過利瑪竇的生平。上月我在拙作中談過利瑪竇的思想，他不但極尊崇中華文化，而且是一個思想毫不教條的現實主義者。教宗方濟各認為自己與利氏的想法一致，這兩位耶穌會的傑出人士都認為與中國對話，而且尊重中國，才是唯一可行之路。

 

教宗又認為中國的發展十分積極正面，世界根本不應畏懼這個擁有古老智慧的民族及其復興。教宗也是一個懂藝術的人，他喜歡耶穌會士、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宮廷畫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i），欣賞他能掌握中西美術的技巧，把美表達出來。

 

送贈中國碑傳遞訊息

 

至於中國社會，他也有深層次的了解，例如談到一孩政策及人口老化時，他便顯露其智慧。利瑪竇是中國歷史上最懂中國的超級傳教士，把教宗這位利瑪竇的隔代知音當作是不懂中國、任人擺弄的老糊塗，絕對是一種無知誤判。

 

若以思想層次和氣度作標準，教宗的基於現實主義的靈活性和胸襟，加上他不拘小節，與《倚天》中的張三丰頗為相似。至於陳日君樞機，經常以「漢賊不兩立」、自命正義、嫉惡如仇的態度看世事，活脫脫的便是一位滅絕師太！

 

這兩年來，教廷與中國已出現過什麼互動？從上述2016年初教宗特別安排的訪問看來，他早已為對華的態度和政策制訂方針，他才是真正的定調者；最重要的執行者，當然是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2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郗士兵對這兩年發生的事有很仔細的描述。

 

2016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應邀訪問梵蒂岡，對那裏的藝術藏品深為讚嘆，不少展品是中國的藝術品，梵蒂岡希望以此顯示對中國的關心重視。8月，湯漢樞機發表文告，點出主教任命問題可以如何解決；接著《環球時報》發表4篇文章，顯示對中梵關係的重視；8月，習近平送了一塊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複製品給梵蒂岡，這塊公元781年刻有漢字和敘利亞文的石碑，記載著唐太宗時羅馬（大秦）的景教（基督教派之一）傳來中國的情況。

 

此禮物被解讀為一個訊息：習近平想告訴梵蒂岡，基督教文明早已傳入中國，已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部分；接著，跟進中國問題20年的帕羅林，以神職人員而不是外交家的身份發表一篇演說，主題是一位被封聖不久的樞機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此人大有來頭，提到他亦別具心意。剛恆毅何許人也？這有點歷史。

 

十八世紀初，教廷頒布詔諭，嚴禁教眾遵守「利瑪竇規矩」，即祀孔祭祖，稱天主為「天」或「上帝」，違者要「絕罰」，驅逐出教。

 

康熙知道後大怒，宣布禁教，天主教在華從此一蹶不振，教眾轉入地下，直至1856年，天主教會通過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再次來華，而當時他們是要託庇於法國政府。

 

希望教會真正中國化

 

剛恆毅1922年由教廷派到中國，他對帝國主義提供的特權反感，努力發展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和教眾，帶領多名華人主教到羅馬接受教宗祝聖，當他仍在中國時，曾獲提升為樞機，他卻拒絕，堅持樞機要由中國人擔任，以成其本土化大計。

 

帕羅林突出剛恆毅，正是向中國政府發放訊息，教廷希望中國的教會是真正中國化的，教廷並不希望派人控制中國教會；又因剛恆毅反對法國的保護，這便顯示教會不會與外國強權合作對付中國。

 

2017年3月8日，內地官方電視台有討論中梵關係正常化的節目，11月雙方宣布互借40件文物展出，「藝術外交」正式登場。接著，教宗到緬甸訪問，有中國神父舉起中國旗帶隊參加教宗主持的彌撒。

 

從上述種種可知，中梵雙方都各自小心謹慎，營造善意，一步一步的拉近距離，雖然教會與中國這古老國家在考慮時間時，往往都以世紀或10年作單位，慢吞吞，有板有眼，但我相信建交已成定局，只是早晚而已。

 

梵蒂岡在中國的傳教史中犯過錯，吃了大虧，被逐近百年。上月拙作中指出，這是由於某些教派思想僵化，像滅絕師太般自以為正義，不懂尊重別人，縱有利瑪竇打下靈活務實的基礎，也頂不住後來的教條主義者不懂時勢所帶來反反覆覆的錯誤，天主教終於給康熙掃地出國。

 

今天的方濟各顯然已掌握利瑪竇的心法，不會再犯過去的錯誤，但某些思想境界比他低幾個層次的人，卻仍在自掘的思想陷洞中走不出來，殊為可惜。

 

(HKEJ 20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