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超越了民族英雄 (雷鼎鳴)

　　朋友從北京考察回來，說那裏的人已視任正非為民族英雄。他當然有此資格，但他最感興趣的是研究宇宙起源，當中反映的視野之寬廣，卻又超越了這個稱號所能代表的，後世科技史中，應會有人研究他所帶領的華為，如何使到中國的科技超越美國。

　　為甚麼說民族英雄這稱號他當之無愧？一小部份的原因與華為及任都是被迫害者有關。他女兒孟晚舟無理被扣押，美國政府又窮一國之力打壓華為這民營公司，但他及華為同人依然有奮戰到底嗷嗷叫的氣魄，這已使人佩服。但假若他只是志大才疏，最終戰死沙場，那麼有些敗類還會嘲笑他的愚蠢，人民也未必把他視為民族英雄。他當得上此稱號，大部份原因與他的能力及超凡的預見力有關，他此種領袖力，使華為在美國強大的進攻壓力下，不但毫無敗象，而且大有可為能把特朗普打得方寸大亂，甚至落荒而逃，華為則愈打愈強。

　　他的預見力如何驚人？在過去幾個月中華為早已大量購入零部件，足以使華為有六至十二個月的時間應付禁運。這與中興去年的束手無策完全不同。但他真正展示實力的，卻是二○○四年已投入兩萬人及四億美元，命何庭波開發「備胎」，就算美國向華為突襲，它也完全可以應付自如。美國政府連此點也搞不清，自然每戰必殆，出了招後才發現別人早有埋伏，真正搞笑。就連禁止谷歌微軟等公司與華為合作的「必殺招」，看來也成為了廢招，原來華為已有能力推出一個新的操作系統，這系統還可一統江湖，貫穿了電腦、手提電話、電視、汽車、智能穿戴與平板電腦的操作。葡萄牙有個幾乎與谷歌完全相容的系統，而且有九十萬個應用程式，很想與華為合作，但華為對此已未必完全需要，華為剛宣佈推出藏有了七納米頂級晶片的Mate 20X 5G，似是立威之作。 

　　任正非超越了民族英雄的身份，是他真正看通了經濟及科技發展的成功之道。美國為何能成為科技大國？根本原因在於它過去能大量吸納外來人才及有一套優秀的培養科技人才制度。美國的大學及科研機構不但人才輩出，而且在二次大戰前後吸納了大批歐洲科學家，在蘇聯解體後，又再接收了大量東歐人才。它的開放社會，亦使不少華裔科學家趨之若鶩。不過，特朗普上任後，常常派人騷擾華裔科學家，連對抗癌症研究起到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也被視為影響其國家安全，美國此一反傳統的做法，已使其有識之士擔心美國會出現人才外流。

　　任正非一抓便抓中要害，他從美國經驗中，學懂人才是關鍵。中國的稅率過高，不利吸納人才，所以他希望社會能想出辦法解決這問題。華為本身卻早已有大動作，它僱用了七、八萬名科研人員，光是數學家物理學家也各有七、八百人，規模是等於十多所大學了。這些人員遍佈在世界各國的幾十個研究所中，不一定受中國的高稅率影響。華為薪酬高，管理良好，很有能力吸引世界人才，可做到美國所做到的，任知道東歐人民收入較低，眼睛似已盯上那邊希望尋夢的有科技天份的人才，有意把他們納入華為的大家庭。此種國際視野內地少見。

　　在理論層面，任似已化解了一難題。國際貿易意味着各國要互相依賴，各自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樣生產效率才會提高。但貿易戰的出現使人看到，依賴也可意味着被別人卡脖子，所以不能不追求科技自立。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任立場鮮明，叫人不要民粹，不要排外，買外國東西不等於不愛國，他自己也買蘋果，華為自己發展晶片，也願意與生產商交流經驗，看看如何改進，他也很懂得欣賞外國企業的優點，勸國人不要對別人的企業抱有敵意，這些企業也只是受制於外國的政客而已。他說：「完全依靠自主創新不夠，要跨國創新。」華為一直實踐跨國創新，實力因而成長，別人便卡不了它的脖子。美國政府搞封閉，把自己搞得元氣大傷，華為卻堅持搞開放，愈搞愈強，二者高下立判，這對中國的國策企業，都可起到啟示作用。

　　中國人民儲蓄率高，積累到的資金出路不夠多，便只有流到房地產中。華為事件使到美國晶片要退出中國市場，這倒大大有利中國的晶片公司，並可刺激年輕人轉向學習科技，當中任正非的貢獻無比巨大。

(Headline Daily 2019-5-24)

為甚麼華為有超強忍痛力？ (雷鼎鳴)

美國政府說服不了歐洲的主要國家禁止使用華為的5G技術，特朗普在碰了一鼻子灰以後，上周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條件下，竟以緊急情況為藉口，簽署行政命令封殺華為，美國商業部的工業與安全局隨即把華為列入其實體名單之列，除非得到許可，美國公司與華為不得有任何交易，這意味着華為以後會買不到美國製造的芯片及其他零部件，其他國家供應商若用了美國的技術或產品去生產華為所需的零部件，一樣不可賣給華為。

 

美國已不再偽裝，她的意圖很清楚，便是不能容忍中國的科技能超越她。美國有位官員告訴路透社，華為很倚賴美國的供應商，把她加入實體名單後，華為便難以或基本上不可能銷售部分產品。既然美國坦白了，再批評她的不光彩已是對牛彈琴，浪費時間，更有用的做法是客觀評估封殺華為的影響及訂定政策。最急切的問題是華為的忍痛力會否不足，頂不住美方壓力，關門大吉？

 

一早已研發「備胎」

 

我深信這場仗美國贏不了，華為有3個有利因素，死不了。

 

第一，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雖然即時生效，不留任何緩衝期，但自去年中興事件後，華為已起了強烈的戒心，大量購買零部件，足可供未來6至12個月生產所需，這便為她對美國的突襲留下了應付的空間。

 

第二，任正非真乃奇才，據華為總裁之一何庭波對華為員工的公開信，華為一早便已假設美國有朝一日會全面封殺她，所以在「數千個日夜中，我們星夜兼程，艱苦前行」去研發「備胎」，這些「備胎」今日全部轉正。美國政府及不少外國分析員顯然沒有意識到華為如此有遠見，準備得這麼充分，難怪任正非在電視中可以興奮地說華為的收入上升幅度只會稍為減慢。

第三，中國的軍事科技工業極為獨立，系統完全與國外不同。中國在不少領域上有追得上美國的技術，但國際貿易的邏輯是只要外國造的比你便宜，買外國的便更好，因此華為縱然有技術，也會入口零部件。軍事工業卻不同，它不用理會自己生產是否太貴，總是會堅持自己生產，不假手於人。因此之故，軍事工業部門藏有不少可轉為民用的技術，在美國封鎖時也頂得住。從前美國不容許英特爾把可用在超級電腦的芯片賣給中國，卻促使中國自己研發出完全自立的超級電腦芯片，便是一例。

 

華為的幾位CEO是否只是在出口術派定心丸？以華為領導層公開的自信講話及必定有大量員工參加過研發「備胎」的情況看來，他們所說必有所據，但我們仍需檢視美國這一禁令具體可帶來的後果。華為可能要面對好幾個問題。

 

華為業務多，智能手機已迅速躍升為收入的重要來源。據CNBC所引述的數據，73%的華為智能手機用了自己公司設計的芯片，10%用台積電設計的，17%用美國高通的芯片，倚靠美國程度不高。

 

美國聲譽勢受打擊

 

但是還有幾個問題。第一，華為早已買下了美國各公司相關技術的使用權，在設計自己芯片時就算用了這些技術，也不違反美國法律，但美方產品若更新，華為便不能用新版本，只能靠自己研發，在舊版本之上更新，此點華為應有能力做得到。

 

第二，華為自己設計了麒麟系列的芯片，並用在手機上，但這些芯片交由台積電代為製造，美國必會向台積電施壓，中國自己的中芯國際卻尚需幾年才能追上台積電，造出7納米的芯片製程。所以，在高檔的手機市場上，華為這幾年尚有風險；在中低檔市場中，就算台積電不替華為生產，中芯國際則已有能力為華為分憂。

 

第三，有評論人擔心美國可以禁止別人用美元與華為交易，從而把她摧毀。以特朗普之愚蠢，這的確有可能，但如此政策卻會加快中國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交易貨幣，不利美元霸權。

 

這場科技戰本來便是中美貿易戰的延續，貿易的性質是使到國與國之間互相依存，生產也更有效率，打擊貿易不可能不使到雙方都受損，損失多少，要看哪一方更有準備。華為既有準備，忍痛力超強，不會被打倒，這對美國政府來說是場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噩夢，用了洪荒之力也連一間公司都打不過，對美國的自信及國際聲譽打擊何其巨大。有特朗普這對手，中國真是幸運。

 

(Sky Post 2019-5-24)

誰害怕《逃犯條例》？ (雷鼎鳴)

　　修訂《逃犯條例》一事鬧得沸沸揚揚，但我一直不認為它的通過與否對港人的利益有重大的影響，有些人的言論有杯弓蛇影，誇大之嫌。

　　對一般人而言，此修訂若然通過，香港不再是逃犯天堂，他們也許會認為這是好事，這會滿足到他們的正義感，但若說他們對此感到與切身利益有關，只怕未必。

　　反過來說，某些政客把此事誇大至香港生死攸關，危急存亡的地步，也使人失望。香港每天這麼多人來回內地都不怕，可又誰會突然害怕被引渡？若然內地引渡某人，要得到中央的批准，手續繁複，一般人等便不要太高估自己的重要性，以為別人在意他們了。現在修訂的條例，豁免了不少類型的案件，我對此倒是不以為然。例如，政治案件阻塞了引渡之路，這意味着有些人在內地作奸犯科後，卻可在香港故意高調大搞政治，並以此為掩護色，一被引渡便推說是政治迫害。有些人在內地犯了大罪，逃到香港前，有誘因再多犯一些殺人放火般的死罪，因為死罪反而可成為不能引渡的理據。

　　社會中究竟誰才會害怕引渡條例呢？簡單的答案是「身有屎」之人，但這些是甚麼人？內地的貪污犯每以香港作為其財富儲存地，在沒有引渡機制前，他們可能視香港為理想的安全港，有了修例後，此情或許不再。香港也是世界最活躍的情報中心之一，各方間諜雲集，這早已是公開秘密，這些人對香港本身的情可能沒有多大興趣，他們要收集的應是與內地有關的，可能他們要常到內地才能把工作做好，若條例通過，香港便再也不是他們的安全港了。這些人不一定只是港人，也包括其他國籍的。

　　如果香港不再是逃犯天堂，資金流入會否減少？這根本不是問題，若是真正的投資者如此忌憚被引渡，我們便不會見到這麼多國際資金願意湧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也許貪污而來的黑金會撤退，但這只會被合法的資金所補充。美國要反恐，要求了香港的銀行及金融機構設下種種監管制度，既然美國也要香港遵從它的旨意，那麼加強監管內地貪官的資金活動，並在需要時把他們送回內地，又有何不妥？我們也要知道，中國的儲蓄率及儲蓄量都位居世界前列，資金積累充裕，流入香港的資金一般情況下只怕過多，不是過少，近月香港有資金流出，只是反映着前幾年流入太多，能疏導一下會更好。

　　既然《逃犯條例》對一般港人的利益無觸動，受影響的人又不值得同情，又有這麼多關卡防止引渡機制荒腔走板，那麼為何有些政客對此條例的反應如此咬牙切齒，表情十足？有人說他們演戲，也許有此成份，但我相信他們應有不少真情投入，他們目的何在？誇大事情本是爭取選票的法門之一，但觀乎香港市民普遍對上周立法會中的爛仔行徑搖頭歎息，他們選票也可能會流失。這些政客的策略似乎是走焦土政策之路，在多種事情上與對手玉石俱焚，所以不用再理會形象是否理性，只要得到一批極端思想的人支持，中間選民的不滿也無足道哉。這是很短視的策略，通常只在感到時不與我時才會盡地一煲。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中美冷戰將發未發之際，這不見得是好策略，香港若激進活動頻繁，容易吸引中央注意，為免後欄起火，中央在與美國相爭期間，順手把香港整頓一下，以減少外力對港的影響，這是中央輕易可做到的事。

(Headline Daily 2019-5-17)

中美冷戰既濟未濟 (雷鼎鳴)

中美兩國，其實已經處於冷戰的邊緣。

說有冷戰，是因為美國早已採取了一系列的攻勢。貿易戰中美方單方面要加關稅，在貿易談判過程中，美國不但咄咄逼人，而且在關稅上還要加碼。在科技戰綫上，年前美國打擊中興我們記憶猶新，對華為這一私營公司，竟要用盡國家級的洪荒之力去威逼別國不得用華為的5G。在美國境內，FBI不斷騷擾華裔學者，甚至把他們都視為間諜，要美國的大學及研究機構防着他們，但這也引起反感，因美國的科研很倚賴華裔學者，且人才外流已經出現，美國的有識之士深以為憂。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美國卻要唱對台戲，不但不派人參加中方舉辦的會議，還冷言冷語不理實際證據唱衰這計劃，說它只會把發展中國家推入債務陷阱。在軍事上，美艦常常進出南海此敏感水域，又向台灣出售武器。

中國將更主動開放

說冷戰只是在邊緣，因為中國顯然不想打。劉鶴赴美進行第11輪談判前，習近平還寫信給特朗普，信的內容似是勸特朗普和中國合作，共同搞好世界。就算在特朗普大加關稅後，中國暫時也只選擇一些較溫和的反制措施；劉鶴訪美時，態度也溫文有禮，更似是照會一聲美國，中國在原則問題上不會讓步，便走了，局面仍算是鬥而不破。

世界局勢遭特朗普一輪胡搞，恐怕很多事已不能回復正常了。中國增長及科技發展速度遠高於美國，時間在中國一方，自然不想捲入冷戰，發急的倒是美國，她認為現在不採取攻勢將來便更無能為力了。有此態度上的大變，中國對美國的解讀恐怕要更新一下，不能天真爛漫。

未來中國會採取甚麼策略？與以前蘇美冷戰時不同，中國並無打算像蘇聯般垂下鐵幕，反而更主動的採取開放政策，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美國倒是不肯簽）、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協助多國大搞基建、降低關稅等，都符合開放精神。經濟學家大都懂得，開放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反觀美國，則只懂得加關稅，動不動又要制裁這國制裁那國，這都是在開歷史倒車。美國外貌看似強大，其實已失去了過往的從容自信，這對關心美國人利益的人，並非是好現象。但這也難怪，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等於美國加上日本的總和，10多年後，應會等於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和，美國怎會不感到焦慮？

冷戰一旦真的出現，對香港有何影響？既然中國回應之道是對美國以外的國家更加開放，而香港是金融與信息的中心，亦是經濟自由度全球最高的地方，中央自然希望香港能繼續發揮開放作用，就算親美力量繼續在港活動，中央也大有可能隻眼開隻眼閉。不過，這總也會有個程度，假如中央認為此等力量過了底綫，要把其連根拔起，不會是難事。由此觀之，在中美冷戰的環境下，香港的反對派最須避免的便是搞分離活動，尤其是爭取或接受美國的支持搞分離活動。

港反對派恐成輸家

香港的反對派有一種奇怪的舉措，便是久不久便派人到美國唱衰香港，我相信這是犯了大忌的愚蠢行為，除了美國的反華分子外，誰都不會有好處，在冷戰時期，政治邏輯跟平時不再一樣，這可被理解為叛國行為。

正如上文所說，今天中美仍只是處於冷戰的邊緣，兩國尚未至完全劍拔弩張的地步，若中國無法勸服美國搞合作不搞鬥爭，冷戰真的出現，那麼第一批輸家恐怕便是香港反對派中那些不懂與美國劃清界綫的人了。

（Sky Post 2019-5-17)

獅城模式 增醫生最好方法 (雷鼎鳴)

醫委會終於僅以一票之差勉強通過鄧惠瓊教授提出的方案，以後海外醫生若要來港行醫，要在醫管局的醫院、衞生署或大學醫學院工作3年，又通過考試才可以。這方案比過去一些歧視性很強且保護主義色彩更濃的方案是一種進步，但保護主義的思維仍在。眾所周知，這個專業考試被弄得極為困難，及格率奇低，就算是香港或海外的名醫都毫無把握考得過，這樣如何能吸引到人才？香港需要的是一種能保護病人健康及選擇權的一種制度，而不是千方百計防範人才來港服務的制度。

醫學會保護主義形象突出，不值得訝異，全世界醫學組織多多少少都有此通病，但為了社會總體利益，市民不會希望他們太過分。不過，有一點我倒是同意醫學會前會長蔡堅所言，他相信香港能吸引到的海外名醫，頂多是屈指可數。我過去長期參與過招聘海外一流學者到港工作，這是極艱巨的任務，每一個成功個案背後都包含着無數的心力。醫生與學者不盡相同，若是名醫，一定也有相當的社會地位與收入，別人也想留着他們，沒有足夠的條件，怎能打動他們？

香港醫學界卻反其道而行，處處設限，擺出一副我不想你來的架勢，名醫怎會不拂袖而去？殖民地時期，外國人來港可享有海外僱員條件，待遇特別豐厚，這帶有歧視港人成分，並不公平，但現在矯枉過正，歧視外地資歷，同樣不公。

培訓人才成本高 短期難紓壓

這種態勢對港十分不利。香港目前每1,000人口中，只有1.93名醫生，遠低於歐美國家與新加坡。反對引入外地醫生的人，只肯承認醫管局管理不當才致公家醫院逼爆，但對是否醫生短缺卻顧左右而言他。公家醫院醫生不足，已是不證自明的事實，但私家醫生是否足夠？從經濟觀點看來，醫療服務的供求有市場價格的調節，若是需求大於供應，價格會上升，短缺自動消失。

但價格上升的方式，卻不只限於多收醫生費，而在於縮短見醫生的時間。時間愈短，等於醫生每分鐘的收費愈高。據好友芝大醫學博士並在港大醫學院執過教鞭的肺科名醫陳真光總結港美兩地的經驗所言，香港醫生看一病人的時間不及美國的三分一，此點與我的觀察相符，由此可知，香港的醫生費並不便宜。多些醫生來港工作，醫生才可有更多的時間照顧病人。

我深信若不增加醫生數量，香港的醫療體制只會每隔一段時間便陷入困境。香港人口未來20、30年會繼續迅速老化，危機出現的頻率只會愈來愈高。自己多訓練醫生是一種方法，但訓練醫生需時甚久，且價格昂貴。多貴？大學訓練醫科生的單位成本是訓練其他學生的3、4倍！

日前看新聞時得悉，港大醫學院打算每年多取錄數十名醫科生，需要擴建醫學大樓，經費竟要100億元。我一向支持投資教育，但這100億元的擴建費卻也確實反映醫療教育的昂貴。作為比較，科大早期建設時，整個校園的總建築費才是35億元，已被政客認為是超支。

世界頂尖醫院多 莫故步自封

培養醫生既慢又貴，輔助性的解決之道自然是輸入人才。港人子弟有不少在外國醫學院就讀，別人替你出錢培養，你還阻止他們回來，其蝕底之處，已到天誅地滅的境界。明乎此，新加坡的做法比香港剛通過的方案依然優勝得多。新加坡在世界各頂尖醫學院中選出百餘所，只要是這些醫學院畢業的，其學歷與新加坡本身的醫學院被相同看待。這既能保證醫生質量，又符合香港開放社會的特性，香港的兩所醫學院雖然質量不錯，但總不能自欺欺人以為世上沒有更先進的醫學院吧。

香港本是人傑地靈的大都會，而且港人壽命幾可冠絕全球，可見其醫療體系有一定的優點。

有此生招牌，香港本可成為亞太區的一個重要的醫療中心，輸出醫療服務，外地的有財之士豈不蜂擁而來看病？現在當然是不行的，基本的醫療服務尚未有足夠人手應付，更何論搞甚麼醫療中心、醫療港？不過，若氣魄夠大，大幅吸納外地人才，這倒並非不可為，香港的醫生根本不用擔心病人不足、收入減少。

 

(Sky Post 2019-5-10)

特朗普變臉如何應付？ (雷鼎鳴)

　　這幾天在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參加學術會議，有一位很熟的經濟學朋友臨時不能來宣讀他的論文，原來是特朗普突然又再變臉，他被告知要留在北京隨時候命，以備中央領導人諮詢最新的分析也。此種安排過去我曾多次聽過，不以為怪。

　　特朗普的變臉翻枱把戲早已成為他的生招牌，在河內與金正恩談判時如此，今回只是故技重施而已。由此推斷，他將來說甚麼好話，承諾甚麼，我們都可當作耳邊風，這對堂堂泱泱大國的美國，損害之大是難以估算的。特朗普此種瘋癲的形象，在世界各國及美國都早已深入民心，我們是否有需要分析他這個突然從中國入口商品大幅加稅的決定嗎？有需要的，這有助中國更深入了解此人，並據此而制定政策。

　　先看看背景。貿易戰在去年上半年早已打響，美國對多個國家都胡亂增加關稅。稍有道行的經濟學家都懂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貿易赤字或盈餘一定等於國家的總儲蓄減去投資。此數若是正數，便是盈餘，負數則是赤字。美國人只要一天還做大花筒，拼命消費，儲蓄便低，貿赤不會消失，大加關稅也沒有用。貿戰打響後，二○一八年美國的商品貿赤不降反升，從二○一七年的八千零七十五億上升至八千九百一十三億，特朗普宣稱的「貿易戰是好事，很易勝利」的說法已經完全破產，美國對華的貿赤，一樣從三千七百五十五億上升至四千一百九十二億。

　　我們再看美國的經濟。二○一七年底美國減稅對短期經濟肯定有正面影響，但因其沒有減開支，長遠卻會使赤字擴大。哈佛的著名經濟學家巴羅（Robert Barro）去年曾預測，減稅的正面效應可維持兩年，即二○一八及二○一九年GDP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三點一的增長。去年全年的實際增長是百分之二點九，但第四季跌至百分之二點二，今年第一季則回升至百分之三點二，四月份的失業率也降至百分之三點四。股市方面，去年九月美股因憂慮貿易戰而劇跌，年底開始，卻隨貿易戰有結束的憧憬而回升。今年的一月及二月，美國的貿赤比去年同期也稍降。

　　這些數據與經濟分析相符。減稅的效應還在起作用，美國經濟暫時還向好。貿易戰的擔憂對股市不利，去年第四季美國的GDP及股市表現都強差人意，正是因此因素在起作用。今年第一季情況好轉，與貿易談判不斷傳來好消息有關，但去年底經濟的放緩，卻使到今年初美國的貿赤稍減，原因是經濟停滯可使美國人減低開支，向外國購物的定單減少。

　　在此態勢下，達成貿易協議對特朗普及美國有何影響？有協議的話，美國股市有支持力，貿易戰消失是利好消息，經濟暢旺，但人民消費增加，所以貿赤更大。假如人民忘記了特朗普對減少貿赤無能為力，經濟的好轉有助他明年的選情。假如協議告吹，但中國出口到美貨品不變的話，美國政府則共向美國人民及企業每年共多徵收約六百二十五億美元的關稅（這筆稅基本上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付的），這等於美國GDP的百分之零點三一，美國也因中美貿易繼續會有衝突的預期而受損，股票也會下挫。但對特朗普而言，他卻可渾水摸魚，自稱對中國夠強硬，不似奧巴馬般軟弱，甚至可以把貿易戰後美國貿赤反而節節上升的責任，乘機諉過於人。我的一位美國經濟學朋友斷言，特朗普的反口，觸發點正是近日有傳媒說他很需要得到協議，所以甚麼也肯退讓，他害怕別人以為他軟弱，所以亂搞一通。要知道，特朗普重視個人利益多於美國利益，他不一定想有協議。

　　對中國而言，以和為貴，有協議當然比沒有協議好。我去年曾在各報寫過大量分析中美的文章，結論是就算中美貿易完全中斷，中國所受的損失依然十分有限，原因是中國與二、三十年前相比，變化已大，貿易的正面作用大減，中國輸美商品很大部份的含量不是中國所造，而且中國夠大，生產線完整，對外倚賴低，美國則不能不大量進口。中國完全有條件對美國說不。對美的適當策略也不複雜，表現要冷靜成熟，可使人更覺特朗普的幼稚，誤判態度要堅決，對美的無理要求，一步也不用讓。特朗普並無多少板斧！

 

(Headline Daily 2019-5-10)

「五四」百年祭談「五四」意義、民主與科學 (雷鼎鳴)

五四運動在我的思想中一直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在芝大當學生時期，讀了周策縱教授純學術的傳世巨著《五四運動史》，也感到心潮激盪。記得當時修過政治學大師鄒讜與尚為年輕後來也成大名的社會學家William Parish合作開設的「中國共產運動」，此書是課本之一，鄒老師嘗言，幾乎整個中國近代史都可稱為「五四時代」，這個時代要等到毛澤東與周恩來去世才算終結。

 

科學真理不以投票證明

 

我自己在本報也寫過兩篇長文談「五四」，25年前寫過〈「五四」七十五年祭談民主與科學〉（收集在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5年前「佔中」期間也寫過篇〈理想與現實「五四」與今天的學運〉（收集在拙著《民主與民生的經濟解讀》）。

 

在上述第一篇文章中，引用過二十世紀物理天才費曼（Richard Feynman）的一段故事。費曼認為科學與民主是兩回事，他曾在加州參加過一個挑選中學數學課本的委員會，竟發現很多人連那些課本都未翻過便去投票。他指出最終被選出的課本充滿謬誤，別的委員罵他為何可認為自己的意見勝得過幾十名其他人的意見，他答曰：雖然他不見得比這些人都聰明，但他卻肯定自己比這幾十人的「平均」要高明。民主投票不正也是找尋一種「平均」的意見嗎？科學真理從來不是靠投票來證明的。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引用了蔡元培所用〈白虎通〉中的典故「殺君馬者道旁兒」。對群眾運動中的錯誤行為若只是喝采，會害死參與者，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

 

這麼多年過去了，對「五四」尚有更多的體會，它含義豐富，我們可從多個角度繼續解讀它。

 

按此運動的本質而言，它的核心是一種愛國的反抗運動，其口號中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在後來以「五四」傳承者自居的海外「保釣」運動，有把這口號改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當中包含了對帝國主義侵凌中國及賣國漢奸的不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梵爾賽和議中，中國雖是戰勝國，但竟有把青島割讓給日本之條文，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漢奸章宗祥、曹汝霖及陸宗輿等人仍主張簽此和約，而且政府又未能廢除之前日本強加於中國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本是和平的示威，但其後也發生了「火燒趙家樓」，以及憤怒的學生打傷了送上門的賣國賊章宗祥，以致大群學生被抓，蔡元培要奔走搭救。但學生其實也不是不知打傷了人，闖了禍，犯了官非；剛好在5月7日有位叫郭欽光患有肺病的北大學生因操勞過度，吐血而亡，學生最終用了無賴招數，把郭說成是被曹汝霖的傭人打死，捧他為烈士，以抵消傷人縱火的官非。

 

當時的政治氛圍，在中國經歷過大半世紀帝國主義的侵凌後，愛國主義勝於一切，學生也就不被追究。我們要知，在「五四」時期，民主、科學都是口號，但法制與自由卻不是，對學生違法持批判態度的，最著名的也許是後來香港新儒家思想家的同路人、北大哲學家梁漱溟，他在《國文公報》中撰文，指出學生傷人是現行犯，要服刑，就算曹、章等人如何罪大惡極，縱然學生的行為是愛國急公，也不能侵犯他們。此種批判態度，與大多數港人不認同「佔中」的違法手段，一脈相承。

 

這裏也應指出，在理念上及行動上，「五四」與佔中尚有兩點重大的不同。第一，在多種民意調查中，佔中從未得到過大多數港人的支持，更遑論授權，但從歷史紀錄可看到，「五四」得到的民眾支持，卻是普遍的。

 

第二，「五四」的示威原本和平，不擾民，後來的傷人縱火犯法行為並非在組織者的計劃中，而且對漢奸的攻擊，只是出於替天行道的心態。佔中不同，受損害的是無辜市民，而且此等損害是佔中發生前一年多已不斷有人指出的，只是組織者不加理會而已。由此可知，「五四」是一時憤怒下的違法，而且目標無爭議地崇高，但佔中卻是早有預謀的違法，而且在極多（很可能是多數）港人眼中，這達不到義。

 

五四與佔中的分別

 

「五四」也是一場倫理運動。「打倒孔家店」是「五四」前後泛濫的思潮，魯迅在「五四」前第一次在《新青年》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痛陳中國封建社會是吃人的社會，要救救孩子，可見當時反孔、反封建、反傳統的思潮如何強烈。

 

當時也有人主張全盤西化，在社會中引起過辯論。在文化界，「五四」也引發了一場文學運動，「五四」以至三四十年代多位作家，如魯迅、巴金、聞一多、曹禺等，都頗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這不奇怪，帝國主義與封建思想被視為阻礙救國的思想。也許白話文運動的得到支持，部分原因是文言文是古老傳統的載體。

 

「五四」時期有「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說法，這本是胡適的觀點，但卻引起不少爭議。用今天的術語說來，我們應重視具體可執行的公共政策，還是永遠糾纏在意識形態之爭上？在今天的香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很可能都應被視作為主張具體政策解決具體問題的族群，但社會中總會有人對具體政策興趣不大，事事泛政治化，緊站與內地誓不兩立的立場。「五四」時期的思潮雖或有百家爭鳴的階段，但最終的主義勝利者，卻是共產主義。

 

「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本來是鼓吹白話文、新文學運動的刊物，但慢慢左傾，最終被陳獨秀等人把它變成共產主義的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法國的勤工儉學，後來成為革命家，絕對都受過「五四」的影響。這沒有值得奇怪的，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本身便是「五四」眾多思潮的帶導者之一，俄國的成功，對相信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中國知識分子吸引力極大。「五四」時期，「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在中國遊蕩」是很貼切的描述。

 

「五四」有一個核心的文化內容，便是應否把德先生（即民主）及賽先生（即科學）都請到中國。這兩位先生今天在內地與香港有無長進？

 

我相信負責任的自由，在經濟上主張市場自由，但對民主制度卻一直都有很大的保留。它不是沒有優點，例如它在權力轉移中，是最具和平性的一種制度，但它的功能卻被遠遠的誇大了。

 

25年前我寫「五四」時，在認知中只知道民主投票機制的兩個缺陷。第一個是費曼指出過的，一般參與投票的民眾，未必都掌握到充分的訊息，投票的結果可能是錯誤的，對大眾不一定好。這一點在今天已得到有力的驗證。英國用最民主的公投去決定是否脫歐，怎知卻弄出個大頭佛，至今尚不知如何收科。

 

美國及好幾個國家民主選出的領導人，一樣使人對民主制度大失信心。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Texas A & M 大學的演講更使人對此民主大國嚇一大跳，他直接承認他當中情局長時，既說謊講大話又偷竊，並設有學科教人如何這樣做。

 

第二個缺陷是，40多年前經濟學家早已用嚴格數學證明過，任何的投票機制都是可操控的，即通過不誠實投票可改變投票結果，而且選民有誘因這樣做。因此之故，我們見到的投票結果，根本不知能否反映真正的民意。近年「策略性投票」一詞在香港已很多人用，這個觀念，我可能是第一個人在香港討論的。

 

近年世界出現一種民主倒退潮，雖慢，但倒退步伐穩定。據美國智庫「自由屋」（Freedom House）2019年版的《世界的自由》所下的定義，民主制度已經從2005年開始連續倒退了13年。此機構把它所說的自由等同民主，我對此並不同意，但為方便起見，暫不理其分別。根據它的指標，2018年只有39%的世界人民生活在民主國家中，世界的國家也只有44%是民主國家；更突出的是，這13年來，民主分數在增加的國家，在總量上一直少於民主分數在減少的國家。

 

為何民主制度的「流行」程度在退潮？也許上述的兩個缺陷能解釋到部分原因。民主國家近年的政經表現的確不好看，使人懷疑其有效性；又或中國並不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經濟及國力的進步卻冠絕全球，這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絕對有吸引力。不過，我相信尚有另一深層次力量在起作用，這便是在公共領域中，西方國家對科學思想方法的不當一回事，25年前我倒是沒預期到這一點。

 

中國選拔幹部任人唯才

 

政制的成功要按什麼標準？一個必要的條件是人民的收入持續上升，生活上的幸福程度每年都能改進。做到此點，必須要有成功的公共政策，能解決人民遇到的民生問題。這便回到「五四」時所爭論的多談問題，而且解決之道一定要基於科學精神，即基於可驗證的大量相關事實，而不是選擇性的事實，而且要有嚴謹的論據。缺乏科學態度，吹得怎樣宏偉的意識形態，終究也不能帶來良好的管治。

 

很可惜，西方民主國家近年民粹主義肆虐，道聽途說帶來的主觀感覺取代了冷靜思考，鬥爭的興奮驅走了科學精神，使這些地方進入了所謂的「後事實」年代，各家各派自豎旗幟，宣揚互相矛盾的「另類真理」。大家互不信服，世上無人有權威判斷真理誰屬，就算是在美國此等自居為世界領導的民主大國中，總統胡言亂語已是司空見慣，上述蓬佩奧公開承認中情局訓練員工說謊，當中對別的國家用了多少抹黑手段？

 

有時翻翻香港網民的一些言論，不能不對其無知感到可笑，但我們幾可肯定，他們對自己所言是否符合事實，並不在意，他們只願活在自我封閉的虛幻環境中，若真相或真理使他們感到痛楚，他們會選擇逃避。此種態度當然不符科學求真精神。民主制度有優質劣質之分，但缺乏了科學精神的民主制度卻一定劣質，必然會遇上挫折。美國大量吸納外來人才，科研成果了得，但在公共領域中，近年的排外及對事實的不敬，卻在侵蝕她的國力。民主領袖如此，其他國家會有何態度？

 

「五四」並無使中國實施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的科技也是近年才剛有大成，但她有一套制度，卻使她在公共及經濟政策方面屢放異彩。在高考中，她是分數掛帥，普通人家子弟一樣可大量進入北大清華。在選拔幹部上，任人唯才 （meritocracy）並不是只說說而已，能升上高位的，大多都要從基層做起，打過木人巷，習近平也要經歷這些階段，我認識的朋友中，有此歷練的不在少數。

 

此種歷練要求參與者幹出成績，他們若不實事求是亦即尊重科學，不易成功。就算她的政制如何被西方國家視作有問題，中國人才政策所帶來的科學精神，卻使她有強大力量挑戰科學精神被損耗掉的西方民主國家。「五四」時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諸君子，恐怕沒有預料到這後果。

 

(HKEJ 2019-5-4)

 

明仁遜位後 日本何去何從？ (雷鼎鳴)

日本明仁天皇在位30年後遜位，在日本，這是頭等大事，這會否象徵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日本並無朝代之分，按照官方的說法，明仁是第125任的天皇。明仁並無劣績，起碼他在位期間並無像他父親裕仁般發動過侵略戰爭，他對日本人也算愛民如子，但在他任內，卻正好碰上日本由盛而衰，不知歷史學家將來如何評價他？

在近代史中，明仁的曾祖父睦仁（即明治天皇，1867至1912年在位）自然最受日本人尊崇，他把日本從一落後的農業國變為一工業與軍事霸權，影響不可謂不大。但若論一生見盡大上大落，卻要數明仁的父親裕仁（1926至1989在位）。在裕仁在位的63年間，日本發動過侵華戰爭，又在亞洲各處燃起戰火。嚴格來說，發動戰爭的是日本軍閥，但天皇被日本人奉若神明，裕仁不可能脫得掉責任。

 

日本GDP 被中國遠遠拋離

在上世紀30年代後期，美國軍隊只有335,000人，但同期的日本卻有85萬士兵；到了1941年，美國軍人增至160萬，但日本也增至240萬，後來更上升至773萬，美國人曾有段時間不願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因之一便是怕打不過德國與日本。但美國資源終究比日本豐富得多，在1944年期間，日本敗局已現，美國政府卻顯出其遠見，找了位傑出的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其研究報告寫成了《菊花與劍》一書，深刻地影響美國的對日策略。

據潘乃德的發現，日本人欺善怕惡，階級分明，美國若表現出強大，日本便會低頭貼服；反之，日本人認為中國國民政府要以德報怨，這被視為低一層次國家對日本此等上國理所當然的行為，所以日本不用感謝，更遑論向中國賠償認罪。潘乃德亦認為天皇制度不可廢，否則日本人會覺得天塌了下來，日本會混亂非常，難以服務美國利益。這一發現便使天皇制度保存下來，裕仁也撿回性命。有了戰爭的失敗後，日本刻意發展經濟，其GDP總量在上世紀80年代直逼美國。不少人認為美國為了遏止日本經濟的冒升，在1986年逼她簽下《廣場協議》，日圓被指令要大幅升值，從此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明仁這30年，正好碰上這噩運。

日本經濟在這期間當然不好，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的欠債從GDP的一半左右上升至幾近GDP的2.5倍。日本GDP世界第2的位置，大約10年前也被中國取代了。到了今天，日本GDP只有4萬餘億美元，中國卻已增至13萬億美元了，日本被遠遠拋在後面，這對日本人的心理打壓頗大，尤其在近代史中，不少日本人是視中國人為次等的。

 

拓展經濟 需保持政治中立

不過，我卻不相信《廣場協議》的作用這麼大。它不是沒有影響，但其效果不會維持這麼久。日本經濟之停滯與衰落，與她的人口有關。日本人壽命長，出生率低，人口大量老化，卻無多少人口出來工作。社會負擔加重，工作人口減少，日本人本來樂於儲蓄，資本積累不錯，但退休者不但不會儲蓄，還會把過去積累起來的資金吃掉，所以總體資本累積便緩慢。日本政府屢屢想通過擴開支及減稅去刺激經濟，但投入的資金卻如泥牛入海，毫無作用。用了這麼多錢後，日本的欠債更易增加，難以減少，光是償還巨債的利息，已使日本難以翻身。

明仁退位後又如何？人口結構改變的速度十分緩慢（其實在這方面，香港正面對着相同的問題），日本又不願輸入移民，所以她經濟的困境會持續很久。日本所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環境去拓展市場，否則她實在難以頂得住人口老化帶來的負面效果。發展科技應有正面作用，但搞了這麼多年也未足以使日本脫困，恐怕是不可倚靠的了。要擴大市場，日本的政治立場有需要改變。她若不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在中國這一龐大市場所能爭到的份額，終究有限。沒錯，美國正為日本提供軍事保護傘，她敢不敢拋棄美國？其實她若保持中立，鄰近地區又有哪個國家會向她進攻？美國的保護傘可有可無。日本倒是要想清楚未來的政治經濟如何定位。

 

(Sky Post 2019-5-3)

 

 

妨擾罪不合時宜？ (雷鼎鳴)

　　佔中九男女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公眾妨擾罪，或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等各項罪名，他們顯然不服，否則為何不認罪，而且在判刑遠低於最高可判的七年刑期後還要上訴？這與佔中前宣稱會坦然認罪的承諾大相徑庭。在諸多為他們開脫的藉口中，最使人覺得荒謬的倒是彭定康及部份香港律師所說的，這些刑法有部份已「不合時宜」。

　　相關刑法早已存在，犯罪的證據亦充份，說這些法律過時了，不合時宜了，倒也是一種聰明的策略。但我們一介小民當然要問過清楚，為甚麼在古老的年代（有人說是中古代），引致公眾受到妨擾是一種罪，現在卻不是？我不知此種法例的立法原意，也許它們最初訂定時把貴族視作公眾，現在沒有了貴族，所以法例變得不合時宜。也許這些人相信，從前妨擾到公眾，是罪大惡極，但現在卻可以不當一回事。不論他們心中的理據是甚麼，背後的思想卻頗為危險，無辜的守法的市民，有無不受某些政客的妨擾的權利？保護他們這種權利是否已變得不合時宜？我相信答案剛好相反，香港近年飽受政治活動摧殘，市民的安寧十分需要受到保護，執行上述的法例十分重要，十分合時。

　　佔中的關鍵處是這些行動從來沒有得大多數港人支持，在缺乏民意授權的基礎上，主事者卻仍不理三七二十一，不願只跑到維園示威，最終使到無辜者受到巨大損失。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之時，我們把佔中與五四比較一下，可更易察覺佔中之錯。

　　五四在北洋軍閥政府打算簽訂《凡爾賽和約》中開幕，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卻反而要把青島割讓予日本。五四青年「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不但崇高，而且其愛國熱情幾乎得到全民支持。五四示威本來是和平的，但後來部份學生在見到漢奸章宗祥時火遮眼，把他打傷，並火燒趙家樓，這倒是犯了法。

　　五四年代中國有人提出科學、民主等理念，但法治思想仍薄弱。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三名賣國賊不會得到人民的同情，他們也算不上是無辜者，但他們的權利應否也受到保護？當時北京大學有位哲學家梁漱溟曾撰文力陳，這些人的權利一樣要受到保護，學生毆打章宗祥是犯了法。梁漱溟是毛澤東的朋友，也是後來少數敢於頂撞他的人，與香港的新儒家淵源深厚。我同意梁漱溟的上述觀點，想來香港法律界中人也不會反對無辜的人應得到保護。

　　五四青年的崇高目的無可質疑，他們打的亦是人民恨之入骨的漢奸，但以現代法治觀念看來，這些並不無辜的漢奸的法定權益一樣也應受到保護，為何可保護到受佔中侵凌的無辜市民的刑法，卻被某些人說成是不合時宜？這不是法治思想倒退是甚麼？

 

(Headline Daily 2019-5-3)

逆向投資講膽量 (雷鼎鳴)

　　我向來視股票投資為一種比賭博優勝的遊戲，而不是一種發達工具。說它是遊戲，因為我深信股價的上落在短線上表現出隨機散步（random walk）的特徵，難以預測，靠它發達，猶如靠賭博致富般，運氣勝於一切。但它比賭博優勝，原因在於發行股票的企業本身有投資有利潤，利潤最後會回歸股東手上，這不是零和遊戲。長線投資，只要不犯太大的錯誤及運氣不濟，可以有合理的回報。

　　要賺錢不難，要長期跑贏大市卻是不易。我只把自己定位為謹慎的投資者，對靠此發達不存厚望，因生活簡單，錢多了也無大作用，但若輸掉一大筆，則仍會很傷，所以平衡風險，分散投資仍是一直遵從的心法。

　　若要提高回報率，也不是束手無策。最簡單的方法是投資界經常建議的收入平均法（income averaging），即不論大市是上是落，總是每相隔一段固定時間便把部份收入投資到股市中。當買入時剛好遇上股價高企，買到的股份數量便較少，但也有一些時刻股價低迷，買入的股份數量便大，所以用了這方法一段時間後，你以低價買入的股票數量上便大於高價買入的，平均回報率自然較高。此種方法亦是強積金背後的投資原理之一。

　　對胸懷大志的人而言，這種方法難免太過保守。當玩這遊戲較為興奮時，偶而也可把一部份資金（最好不要全部瞓身）去博一博。我較為傾向的是當一個contrarian逆向投資者，即絕大部份人都悲觀，甚至絕望時則應入市，大家亢奮時要控制好情緒，早點離場。

　　這說來容易，選擇時機卻難，但有一簡單原理可幫助我們增加勝算，這需要指路明燈，但明燈何處有？環顧周圍，我們不難發現，長期跑贏大市的人鳳毛麟角，遍尋而不可得，但輸給大市的，卻所在多有。只要選定一名長輸將軍，並暗中觀察他的投資取向，按他相反的策略而行便是。

　　用逆向投資可得怎樣的回報？過去十多年來，最能引致大眾悲觀絕望的無疑是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我尚記得當時全球恐慌情緒高漲，我當時寫了好些文章，認為這是政府錯誤而非市場失靈所造成，並相信政府擁有工具可使市場回穩，在當時這已算是樂觀的言論。全球股市大約在二○○九年二、三月間探底，亦即那時才是最悲觀的時間。若在這市場近乎絕望的時候入市，今天的回報有多少？

　　買恒指成份股的，今天恒指是當時的大約二點四八倍，若加上平均每年百分之三點五的分紅，十年前投入一百元，現在可得三百四十一元，年均回報率幾乎有百分之十三。若投資美股，今天的標普500是十年前三月初的四點一五倍，加上每年百分之一點九左右的分紅，當年投資一百元，今天可得四百九十元，年均回報率是百分之十七。就算是在港投資樓市，今天的中原地產指數是二○○九年三月初的二點九八倍，假設租金回報有百分之二，年均回報率也超過百分之十三，稍勝股票投資。

　　但上述不錯的回報是建基於在最壞的是時代有膽量做逆向投資才可達到。我們若把投資起點設在二十年前而不是十年前，回報率便有不如。投資恒指（加上分紅或租金，下同），年均回報約百分之九，投資標普，年均回報百分之六，投資香港房產，年均回報也只得百分之八左右。不過，這些數字雖說明了逆向投資的優越性，我們也不可不防股市表現的隨機性，可能一鋪清袋的投資要避免。

 

(Headline Daily 2019-4-25)

香港的排內思潮 (雷鼎鳴)

香港近年出現一種排斥中國內地政府和人民的「排內思潮」，成為香港經濟進步的障礙。

 

香港近年出現了一種「排內思潮」，對一部分港人頗有影響。所謂「排內」，是指排斥從中國內地到港的訪客或新移民，而不單是指排斥內地政府。

 

這種現象在十多年前或許已經逐步成形，帶有嘲諷意味或甚至是具侮辱性的名詞陸續出現，「強國人」、「鳩嗚團」、「蝗蟲」、「鬼域」、「支爆」等變成網上及某些人的「潮語」，你若指出這些詞語脫離現實或太過份，你只會是浪費時間，有些人對事實或道理已失去興趣。

 

此種思潮也削弱了公共政策的有效討論。當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及主流傳媒都指出香港樓價世界最貴，而且港人人均居住面積遠小於新加坡、內地及世界上所有的發達經濟體時，有些人硬是要說香港土地很足夠，只要不容許內地每天一百五十人來港便可（其實近年每天平均只是一百二十餘人）。只要對香港的人口與土地數據作定量分析，便可知人口數量並非樓價居高不下的原因，缺乏土地供應才是。港人因生育率幾乎全世界最低，所以雖有新移民，人口的年增長率只得百分之零點四，是世界極低的水平，但因人口老化，每個住戶的平均人數下降，住戶數量卻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長，到二零四三年見頂。不過，土地供應量在二零零三年後卻一直低迷。聲稱香港不缺土地的人，其背後的潛台詞只是不希望有內地人來港。

 

春節前流感盛行，醫院急症室迫爆，只要分析醫管局的數據，也不難知道香港的醫療人員不足，公家醫院的醫生更嚴重短缺，但也有些人認為這都是太多新移民佔據了香港的公共醫療資源。香港本來便是個移民城市，現在年輕人的父母或祖父母輩很多是移民。況且新移民的年齡中位數只有二十九，遠比年齡中位數為四十四的港人來得年輕，新移民又怎會是醫療系統的主要佔用者？埋怨新移民的，只是在找代罪羔羊。

 

「排內」的想入非非

 

近有退休前議員自稱聽人說過新移民中內藏大量負有特殊任務的共產黨員，人數超過二十萬。不少評論人早已指出，這是不經大腦的胡亂猜測，共產黨員在內地被當作是精英分子，新移民中有大量屬經濟低下層的婦孺在港為學業與生活艱苦奮鬥著，把這些人視為有特殊任務的間諜，只可能是「排內」的想入非非。這也反映出「排內」情緒太強烈，會使人失去判斷力。

 

香港的「排內」顯然是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當今世界不少發達地區民粹流行，其他地方的「排外」與香港的「排內」本質上一致。當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而內地創新科技又開始領導經濟發展時，「排內」思潮頓時會成為香港經濟進步的障礙，不少青年人會喪失擁抱香港新機遇的能力，最大的受害者正是這些「排內」的人。

 

為什麼會出現「排內」？當一種新科技出現後，世界能以更低的成本做到更多的事，社會既有的平衡必被打亂，很多制度與規則都要調整才能達到新的平衡，否則社會容易出亂子和充滿怨氣。

 

中國參與了全球化的生產活動，意味著不少產品都可用較低的成本造出來，這與新科技的出現所起的效果近似。一些港人過去自以為有優勢的產品，內地的工人現在也可造到，而且價錢更便宜，港人若不懂調整，或重新找尋自己的優勢，便要承受巨大的市場壓力。港人中不少未有掌握到新的技能，他們的收入便停滯甚至下降，會感到在事業上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在他們眼中，不少的壓力來自外面的競爭，所以他們心理上容易「排內」。

 

 

面對無情的市場壓力

 

對知識或技能沒有優勢的人而言，他們面對的市場壓力是無情的。在世界所有的創新科技中心與國際金融中心，人傑自會地靈，人才薈萃，收入增加，很易把樓價推高，那些沒有跟上社會新形勢的人根本住不起房子。在其他國家，不掌握當地技能需求的人可遷徙至樓價較低的地方工作，但香港不容易，尤其是那些不打算與大灣區經濟融合的人。

「排內」是一種消極的思潮，對香港及當事人都不利，但很難化解。也許很多「排內」的人在政治立場上反對中國政府，但重點不在此，而在他們也排斥普通的人民，所以這不一定涉及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而是與情緒發洩有關。

 

 

幾種解藥都需時長久

 

如上文所說，在新時代中缺乏自身競爭力的人容易出現「排內」情緒，所以「排內」的解藥也在於社會能否提升大部分港人的競爭力，這倒不是三年五載可解決的事。學校改革課程，使更多的年輕人能掌握到新科技及懂得與內地及一帶一路的人民溝通，這可幫助他們就業，減低「排內」思潮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機會，香港的教育界有必要檢視現時的課程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

 

增加土地供應從而遏抑樓價也是重要的舒緩「排內」方法，但沒有一二十年的工夫，這形成不了效果。推動與大灣區經濟融合，鼓勵更多的人認識內地的發展機遇，或許也有幫助，但需時也是長久。假如世界的大環境沒有大變化，「排內」的思潮很可能還會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它可以被抑制，但不會消失。■

 

(Yazhou Zhoukan 2019-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