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海難以遏制中國 (雷鼎鳴)

    　美國傳奇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新書《憤怒》（Rage）未出版前已廣泛流傳，震動美國政壇。這本書根據與特朗普的十多次錄音訪問及多位內閣要員的訪問而寫，其結論是特朗普有關疫情的言論基本上都是假的，特朗普本人也承認此點。有錄音為鐵證，特朗普是一名大話精這罪名也坐實了，伍德沃德於是認定特朗普完全不配當總統。 　　

       這些本也不是甚麼秘密，本欄的讀者應早知道我也有相同的判斷，但我有兩點疑惑：第一，特朗普應明白在此記者的錄音機前吐出真言，會重挫他的形象，他為何肯做此蠢事？不要告訴我他天生誠實，因為有記錄以來，美國公眾已找到他說過二萬多次謊言；第二，伍德沃德為何在大選前出這書？時機上當然對此書的銷情有利，但伍氏是上了神枱的記者，選此時機會害了給予他訪問機會的特朗普，伍氏在道義上難免會被認為有虧損。

　　此書有一並不引入注意的細節，但我卻認為它有助了解當前的中美關係。書中有段關於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在任）的描述很耐人尋味。在2017年金正恩屢有發射飛彈期間，原來美國官方高層大為緊張，整個情報機構無法判斷北韓是在虛張聲勢還是來真的，馬蒂斯深恐美韓正處於核戰邊緣，大受壓力，晚上也要和衣而睡，還多次跑去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祈禱。

　　馬蒂斯是國防部長，他所掌握的軍事情報當然比我們豐富得多，他在怕甚麼？以美國的軍力，若要夷平北韓，在政治上雖說不過去，但軍事上卻是易如反掌，所以他擔心的核戰，不會是由美方自己主動的第一擊，而只可能是北韓的先發制人，射些核彈到美國去。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北韓是否真有實力威懾美國，大家都是不大相信，就算北韓有能力發射出少量核導彈，美國應也有能力一早在太平洋便攔截到。既然如此，馬蒂斯還怕甚麼？細想一下，他只可能是對美國的防禦能力也不是太有把握。美國稱霸大半個世紀，只有她去侵略別人，那曾害怕過別人殺上門來而自己擋不住？現在的美國身驕肉貴，竟怕有人來碰瓷？ 　　

        中國的進攻及防衞能力自非北韓可比，美國發動冷戰，優而為之，但她敢與中國熱戰嗎？特朗普上台雖到處撩事鬥非，但他與前任不同，從未發動過一場熱戰，他的考慮似是不願付出費用。若真的有熱戰，地點不外三處，一是香港，二是南海，三是台灣。香港有八萬多美國公民作「人質」，美國對港襲擊機會偏低，至於南海還是台灣，那個機會較大，人言人殊，但台灣多了一個因素，便是中國也可能主動出擊，收復台灣，統一中國。若有此一天，美國會如何反應？

　　今月初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總裁哈斯（Richard Haass）與他的合作者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一篇文章，力陳美國應放棄過去行之四十多年對華的戰略性含糊政策，亦即故意不說清楚一旦內地與台灣開戰，美國會做些甚麼，此舉可使北京與台北都因不明前景而大家都不動。但目前中國軍力大升，哈斯認為美國就算積極支持台灣，甚至參戰，也殊無把握可擊退解放軍（據云中美雙方都曾多次沙盤推演過此種戰局，每一次都是中國勝利。當然，這只是狹義的指台海戰役而不是其他的戰爭），因此哈斯建議美國不再搞含糊政策，而是要明確支持台灣，表明美國會介入，但介入的方法卻不是打仗，而是經濟科技等的制裁。哈斯等認為中國共產黨管治的合法性源于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中國一旦受制裁，經濟便會倒退，共產黨便會完蛋，所以制裁威懾力巨大，中國不敢動。

　　我很懷疑美國政府是否願意接受這觀點，但它的出現，正反映美國政府的無可奈何。關鍵是中國的軍事資源很大部份用在如何處理台海戰爭並取得地區性優勢之上，以至美國也認為自己在此戰場上打不過中國。過去，不論香港、台灣或美國，都有人不斷貶低中國的軍力，這對中國是絕妙的好事，誰會希望自己的軍事力量被人摸清？香港的黃絲也有此傾向，他們是在曲線助中國一臂之力了。經過多年發展後，中國軍力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美國也不由不改變策略。

　　但改為制裁有用嗎？中國一旦收回台灣，其領導人的地位必會如日中天，甚至超越當年的毛澤東，怎會倒台？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一窮二白，政權一樣固若金湯，何況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早已踏上一個不大需要外需而仍能好好過活的新階段，制裁雖也能損害中國利益，但對外國影響更大，以前我也曾多次論述，不贅！只提一事，近日美國西岸山林大火，烏煙瘴氣，其中一原因，竟是美國去年禁止聯邦政府購買內地的無人飛機，大大掣肘了防火工作。中美經濟脫鈎的影響，廣泛度及深度都遠超美國政客所想像。

 

（頭條日報 2020-9-18）

全民驗疫才是重啟經濟的關鍵 (雷鼎鳴)

　　香港的經濟表現無疑地與疫情仍掛上了鈎。鍾南山七月底時說過，香港的疫情處於一種拉鋸戰的狀態。其實經濟也是在拉鋸，只要疫情不歸零，人民便不會心安，經濟的V形反彈不易出現。 　　

先說經濟的表現。香港去年第三季經濟已呈下滑，GDP同比下降2.8%，即與之前一年同季相比有此跌幅，第四季同比仍跌3%。但此等跌幅顯然只與黑暴的破壞有關，疫情的影響要到今年才出現。今年第一季GDP同比下跌9.1%，第二季也無起色，同比負增長為9%。GDP的數據每三個月公佈一次，訊息不及另一些數據及時。 　　

有一組挺有用的每月數據可助我們知道最新情況。私營部門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可告訴我們經濟是在擴張還是收縮，若是50以上，便是擴充，50以下則是收縮。今年的四月及五月，香港的PMI很低，但六月時突然猛升至49.6，反映市場經濟雖然仍在收縮，但並不嚴重。我們應還記得，六月時疫情第二波似已受控，很多天都是零確診。 　　

不過，一至七月，PMI又急跌回44.5，八月份再下調至44，反映在確診個案急升後，香港經濟又在收縮。此種情況與內地相比，大相徑庭，內地第二季疫情已基本受控，雖然經濟仍受歐美拖累，但GDP同比依然出現3.2%的增長。 　　

我們知道疫情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差別頗大，例如網購或超市生意可因疫情已門庭若市，金融業可通過網上進行大部份交易，旅遊餐飲則成重災區，但總體而言，只要疫情還是拉鋸下去，經濟的代價會十分沉重。 　　

有多沉重？去年第一、二季黑暴尚未出現，今年的第一、二季黑暴也暫退了潮，但GDP卻依然同比下挫了9%，這顯示疫情對GDP的影響可能很接近9%的負增長。香港去年GDP每星期平均560億港元，9%的跌幅約等於每星期50億元的損失。就算我們不計算疫情帶來的人命與健康的損失，亦不理會財爺耗用了2000多億元的外匯儲備救市，疫情每延遲一個星期結束或受控，香港光是總體經濟收入便要沒掉50億元。政府及社會都要明白，時鐘不斷在轉動，不盡快使疫情歸零，經濟損失會不斷積累，一個月的延誤便是二百多億的代價了。 　　

經濟的損失會不斷增大，直至港人承受不到也不一定終結。 　　

但上述的損失並非不可避免。將來有了疫苗後情況相信會改善不少，但若無口罩、社交距離等輔助，問題恐仍存在。在未來的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很多人或許都無接種疫苗的機會，重啟經濟的最重要手段還是能否有更多人能夠檢疫，甚至是每隔兩、三個月（或更頻密）再來全民（不止是普及）驗疫。這是很符合成本效益的。在內地驗疫，連上試劑與人工，每人成本只是一、二百元人民幣，遠低於香港醫生所收費用。我們若與內地合作，假設每次驗測總成本300元，750萬人全部都驗，總成本也不足23億，卻可保經濟較有效運作起碼幾星期，十分划算。 　　

香港政府崇尚自由，但性格軟弱，不願為了對社會有益之事而冒上政治風險，所以沒有強制驗疫。這是不對的，驗疫的作用不止於有益個人，而且有界外效應，有助斬斷無徵狀者的隱性傳播鏈，這足以使強制性驗測變得符合共眾利益。若政府在將來的驗測計劃中仍不肯用強制性方法，次優的政策是用激勵方法，而不只是勸告，適當的誘因很重要。幾點以作參考。 　　

第一，願意驗測之人大都重視健康，將來有疫苗時他們應有優先權接種。第二，將來若政府再派錢，好市民應有優先，有打針記錄的才可領錢，其他人則沒有或數額減低。 　　

第三，持有健康碼的人可以到內地及澳門。在某些人群較密集的場所，政府也可讓曾擁有健康碼，但過期不太長時間的人自由進出，其他人則禁止。曾經有健康碼的人一般較小心健康，他們傳染他人的風險較低。上述幾點只是些例子，政府可自行把政策精密化。這類政策社會成本不高，但有助使個案歸零，重啟經濟，希望政府不再優柔寡斷，拖泥帶水，能強勢出擊。


(頭條日報2020-9-11)

六億人月入平均1000元之謎 (雷鼎鳴)

上周有位中學同窗謝錦明突然致電問我一個我注意了一段時間的問題。謝是位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是我母校「華仁一家基金」的創辦人之一，其努力惠及過無數師弟，大家都只管叫他「仔哥」。仔哥來電時語帶疑惑，他不明白為何李克強會說，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年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仔哥的疑惑很直接。他過去在內地有生意，從前招聘員工時薪水很低，幾百元一月便有大量民工蜂擁而至，但近年早已不是這麼一回事，3500元僱不到員工，就算派人到較偏遠的農村逐村找人，常常也乏人問津，怎麼會有6億人每月收入平均只得1000元？但李克強貴為掌管經濟的總理，也沒理由弄錯。

　　仔哥在實踐上的觀察不會有錯，我們也可注意另一個看似奇怪的數字，去年中國GDP只稍低於100萬億人民幣，人口接近14億，那麼2019年人均GDP應是71400多元人民幣，怎麼與李克強所說的3萬元有如此大分別？

　　這些數字相互之間其實並無矛盾，只是各自代表不同概念而已。先說人均GDP與李克強所說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差別。GDP包含一國總體的收入、生產及需求，它們應都是等值的，按中國的統計口徑，總體收入包含居民、企業，及政府的收入。李克強所說的是居民的平均收入，不包括企業及政府收入，所以一定遠低於人均GDP。我們若再仔細一點，可注意他說的「可支配」的收入，即是要繳交的稅、社會保障支出或贍養支出等項目要從收入扣除掉。

　　再說人均的概念。中國14億人口中，有工作的不足8億人，退休長者、兒童、家庭主婦等大多是不工作的，一個3人住戶若只有一人工作，工資3000元，那麼這家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便低於1000元。從仔哥的觀察可知，工資每月低於3500元的人從前很多，現在則較為稀有，在城市中尤其如此。

　　為方便起見，我們可統一使用李克強所引用的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此數會遠低於人均GDP及市場上的工資。《中國統計年鑑》尚未提供較齊全的最新數據，所以我只能用2018年的數據。在這年，全國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全年為28228元人民幣，有六成人口住在城鎮，他們的可支配收入為39251元，農村的平均是14617元。這意味著在農村，平均每月只有1200餘元，他們還可以生活下去嗎？除了進口貨及奢侈品，內地平均物價遠低於香港，農村尤其如此，這是要注意的。更重要的是房產，中國有接近九成人住在自己擁有的房屋內，雖有些人仍要每月支付按揭，但大多數人卻不用像港人般害怕房屋貴，而且房屋的升值還可增加他們的帳面財富。我們不用把香港的條件套在他們身上。

　　這當然不能說中國沒有貧富差距問題。我們可把中國人口按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劃分五等，最窮的五分一，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只得6441元，次窮的五分一，則是14361元，這些數字顯示最窮的四成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稍多於1萬元，也印證了李克強所言，約有6億人平均每月只支配到1000元。

　　事物總有正反兩面，中國有6、7億人口近年才脫貧，這批人現在與中上收入仍有距離，但中國總也有一批先行者較早地進入小康或中產收入行列。仍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標準，2018年有五分一的全國人口年均收入近71000元，他們絕大多數都住在自己擁有的房屋中，這2億8千萬人已經可被稱為中產階級，他們的人數及平均收入都會繼續上升，這也許已經是世界人數最大的中產群了。這些人很多都受過高等教育，有強大購買力，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國力而言，這批人的知識與經濟力量將可挑戰美國，人數上，未來將會遠超美國。美國政府對這群中產又愛又怕，愛的是他們構成了一巨大的市場，怕的是這群人含大量在科技上可挑戰美國的人才。

(頭條日報 2020-9-4)

內循環與雙循環 (雷鼎鳴)

習近平月前曾就中國經濟發展提出過「內循環」概念，後來中國官方又補充，「內循環」以外，還要加上個國際國內的循環，「雙循環」才是較準確的策略。

「內循環」應該是指生產與消費基本上自給自足，最極端的情況是就算割斷一切對外經濟關係（Autarky），也可自力更生，經濟持續運轉下去。

當然實際上，中國毋須進入Autarky狀態，但可能是為了排除別人誤以為中國會走上閉關鎖國之路，所以再加上個「雙循環」的說法。雖則如此，我們也可看出中國的發展策略中，已重視保證即使在較惡劣的國際環境下，經濟也能少受外國的干擾。

特朗普破壞全球生產鏈

此種取態，自然是與特朗普政府不斷推動一些損人害己的貿易政策有關。過去30、40年來，全球化為各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很多企業都以整個世界作為她們的市場，大家都選擇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去分工生產，分了工後可集中資源去生產較為單一的產品，市場大了，生產經驗累積快，技術也就進步快。這又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產鏈，每間企業都只負責生產鏈的一小部分，缺少了任何一環節，生產鏈都可斷裂，世界同受其害。好處是生產效率可大幅提高，大家互相依存，可減少戰爭。世界性的市場還可帶來一個好處，大家都要搶奪市場，競爭壓力大，也就可倒逼企業進行內部改革，有利於進一步推高生產力。

對中國而言，改革開放40多年，帶來了人均收入上升了30、40倍，中國不少產品行銷全球，獨步天下。對美國而言，資本家發了大財，普通人民也得享廉價而又有基本質素的消費品。若非中國的供應壓低了物價，美國拼命印鈔票的政策，會造成嚴重得多的通脹，大大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特朗普不懂這道理，他以破壞全球生產鏈作為武器，其後果雖然對美國不利，但此攬炒策略，當然也會損害別人。形勢如此，各國不能不考慮如何才能避免被美國拖累。局部的去全球化、走回頭路，是必須的選項。

對中國而言，某些較倚賴美國的產品，例如高端的芯片，不是中國沒有能力生產，看看與國防有關但又完全國產的高端芯片便知道，而是美國能較便宜地大量生產，中國自己製造，不符合經濟原則，但如果情況改變，中國加大投資，假以時日，便可自己量產，美國便會失去中國這個最大的市場。一失去後，芯片企業收入大減，耗資極大的研發工作便會被削，長遠反而有可能把芯片龍頭地位讓給中國，這也是美國芯片業巨企的擔憂之處，所以她們要努力游說美國政府不要弄出這麼多出口限制。

中國人忍耐力勝美國人

去全球化肯定會損害經濟，引起多大的衰退要視乎回頭路走得多遠。這回頭路如何走，又要看今秋美國的選舉特朗普是否輸掉。現在各國還要應付疫情，對去全球化的路程應走多遠，多多少少都持觀望態度。中國應如何回應？

「內循環」或在關鍵領域上可在短時間內自力更生，應該是首先追求的目標。一個例子是防疫用品，在疫情初期，中國自己也不夠，但其工業系統卻可短時間內調整，擴大產量。

第二個目標應是繼續開放，佔據市場，把自己放在一個充滿競爭性的環境中，才有動力自強不息。

第三個目標應是增加自己的儲備，這包括能源儲備、糧食儲備、外滙儲備、人才儲備。這方面中國是優而為之的，中國人遇過無數苦難日子，懂得居安思危，很願意儲蓄，也肯不惜工本投資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忍耐力抗逆力也久經考驗，看看封城期間武漢人的堅忍能力，及美國人連口罩也不肯戴，疫情下仍到處玩樂，我們輕易可知中國人在忍耐力上完勝美國人。沒有足夠的忍耐力，便很難在去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衰退中成為贏家。

 

（作者注：作者因事，本欄九月份暫停一個月.）

 

（晴報 2020-8-28）

兔主席與「降維解釋」香港的黑暴 (雷鼎鳴)

今年初，有位朋友找我，他聽說我認識內地一位叫兔主席的網紅，中華書局的編輯讀過這位網紅有關香港的文章後，希望全部出版，找我查詢聯絡他的方法。我與兔主席素未謀面，但都同屬一個社交群組，神交已久，亦讀過不少他的文章，深知其眼光銳利，觀察事物的角度獨到。把他的文章結集出書是如此的好事，我當然樂觀其成，等了幾個月，終於收到出版商寄來他的這本厚甸甸六百頁的巨著《撕裂之城——香港運動的謎與思》。

　　兔主席原名任意，有時也用大型肉兔的外號，他在哈佛的肯尼迪學院讀過書，亦當過著有《鄧小平傳》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助手，雖然他的文章很長，等閒五七千字，但據說他有二百多萬的讀者追看，而且每兩三天便有一篇，這種影響力怎能低估？讀他的文章，不難發現他真的很希望明白香港去年黑暴的前因後果，從書名看來，兔主席把黑暴說成是「香港運動」，可知他是盡力不帶價值判斷觀察香港去年諸事之謎，對於一個充滿好奇心有學術素養的人來說，解開心中謎團，找出真相的願望一定是很強烈的。從書中所集的83篇文章可看出，兔主席下過大工夫多角度地思考香港問題。我們不用全部同意他的觀點與結論，但卻必須承認他是研究香港問題已登堂奧的專家。香港書獎的評選若是公平，來年的得獎名單理應有兔主席這位年輕人的位置。

　　兔主席要找尋答案的問題很多，但其中最困擾他的，似乎便是這場運動充滿矛盾的特性。有甚麼矛盾？參與者有泛民的頭面人物、香港的部份中產，他們自稱的價值觀含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等漂亮口號，一些知識份子、評論人、律師，甚至學者（雖然真正學術地位崇高的人鮮有參與他們）支持他們，並都自感佔據道德高地。在示威遊行中，開始的階段多數是和平的，反映大多數參與者以此為傲，不想破壞香港。按照上述現象，運動參與者的思想似乎較為接近西方社會的自由派，與充滿族群歧視，喜歡大肆破壞社會安寧，行動仿效三十年代納粹黨衝鋒隊故技的黑暴，理應涇渭分明，但事實並非如此。

　　兔主席作為一個熟悉中國與西方社會的旁觀者看香港，不斷地注視事態的發展，並高密度的思考問題的關鍵，很快地便發現香港的政治話語非常落後，參與運動者不懂理論，不懂歷史，不懂世界，對抽象思維十分陌生，雖然他們自以為在捍衞着香港，但其實連基本的社會責任感也缺乏，心中倒是不斷幻想警察如何殺人強姦，內地政府則無惡不作。更為奇怪的是，香港政府對於保障港漂（內地來港定居的人）不受暴民攻擊歧視的基本人權也是麻木不仁，愛理不理。黑暴份子搞的是消遣式的革命，在網上用假名，在街上蒙了面，幾乎沒有人願意用實名為「革命」付出代價。一般和平參與示威的人，本來不用承擔攬炒破壞香港的惡名，但他們又表明絕不割席，在行動中亦時有保護黑暴之舉，那麼旁觀者便不能不把那些和平參與者與真正的黑暴視為同一家人。我有次問過反對派的頭面人物，他們只是表示不同意黑暴的行為，但不會割席。若是他們的理念只有輕微的差別，這還可接受，但當某些行與「和理非」所稱許的理念是真正的無法調和時，他們仍不割席，我們便只能用虛偽或機會主義去形容。

　　兔主席系統地論述過反對派的自相矛盾，最後卻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用他很客氣的詞語說來，這些矛盾需要「降維解釋」。甚麼是「降維解釋」？我倒是第一次見此詞語，本來我用語也傾向客氣，但若用普通人的語言，大概等同於說若用高深抽象理論去解釋黑暴現象，根本是殺雞用牛刀，只要剝去那些扮高深的人所提供的漂亮口號後，你會發現他們要包庇的只是一些無知及充滿惡意又毫不敢承擔責任的流氓！

　　本來我對意見不同者不喜歡用太重的語言，也極少憤怒，但這幾天看到一些社會的沉渣卻不能不憤怒及為香港悲哀。陳彥霖去年不幸逝世，最感傷痛的便是她的母親及負責照顧她的外公。陳的媽媽在死因庭作供說出事實，證明陳過去已曾試圖自殺過，在失蹤前也曾胡言亂語，顯然精神出了問題，但因陳的媽媽證供不符合黑暴所說她是被警察所殺的荒謬版本，所以竟有些人不斷辱罵及滋擾這位飽受家破人亡所傷害的母親。這已是泯滅人性的行徑，我們應怎樣看待那些核彈也不割席還妄想自己能霸佔道德高地的人？

(頭條日報 2020-8-28)

香港的金融中心會否「走向地獄」？ (雷鼎鳴)

上周特朗普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又再大放厥詞，他認為經美國制裁後，香港的金融中心會走向地獄，而且在中國手上的香港，沒有人會在那裏做生意。

 

美國的有識之士不會如此胡言亂語，但特朗普這種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的病態卻早已貫徹在他的政府中。2018年9月彭斯發表了篇演說，一樣是不看真實數據，卻要貪天之功。當時他認為2000年至2018年中國經濟的崛起，主要得力於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但他卻不知道也不理會，2000年美國在華的直接投資總額只佔當年中國總投資額的1.1%，到了2018年，此比例更跌至0.046%，微不足道。對外國開放正確，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靠自己的。我們可問同樣的問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立，真的這麼倚靠美國嗎？

 

背靠內地 資金豐裕

 

在不同的層面上，香港已有世界3大金融中心的格局。香港股票市場的總值，大約是4萬至5萬億美元，視乎股價而定，位於紐約的兩個交易所、東京及上海之後，但已超越了倫敦的交易所（含英國與意大利）。首次招股得到的資金，卻屢創全球第一，再加上美國對中資企業不友善，有些企業轉來香港上市足可期待。在滙市上，香港是美元交易的世界第三大中心。香港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銀行中心之一，在港註冊的銀行或相關的金融機構達194間，世界100所最大的銀行有70所在港有業務。反觀紐約，只有50所銀行（加上分行倒是有765所），而且大多都是美國本土而非外國的銀行。

 

金融服務業的目的是要把有限的資金作出合理的配置，使其流向資金最善被利用的企業或個人手上，並把風險管理好。要成為一個卓越的金融中心，有兩個很重要的必要條件，第一是有大量資金可配置，第二是有活躍的實體經濟可把吸納到的資金變出豐厚的利潤。中國因為儲蓄率極高，每年新增的資金，遠超美國，亦高踞全球第一，香港位處資金最豐裕的地區，條件比紐約還好。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遠超歐美，快速增長有豐厚利潤的企業不計其數，香港這一金融中心，若面向內地，正是有實體經驗可依托。假以時日，當中國經濟板塊全方位地超越美國時，香港也未必不能勝過紐約。

 

香港的金融中心有優勢，但美國政府若懷有敵意，可否打沉香港的金融業？以美國目前的金融實力及美元霸權，若說美國對港的攻擊能力毫無實效，也非正確。香港有不少美資金融機構，她們的主要業務便是面向內地，並從中賺錢。打擊香港，等於也要衝擊這些美資利益，美國應避之而唯恐不及。我以前也多次說過，美國並無多少有效的板斧可用作破壞香港的聯繫滙率制度，而且就算有這些工具，也只會迫使港元與其他貨幣掛鈎及加快全球去美元化的速度，對美國有百害而無一利，犯了傻的才會這樣幹。

 

定位獨特 人才充足

 

要注意，中國近年積極研究由人民銀行作後盾的數碼貨幣，加上大數據的支撑，中國確有可能弄出一套新的國際收支系統，以方便、安全、高效去取代使用美元的習慣，美國若打擊港元，很可能會加快這個過程。

 

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確應是國際性的，但其成功與否，並非取決於美國，而是在於中國與香港自己。香港金融業目前還是比上海及深圳先進，但不要忘記，上海股市已大於香港，深圳也不遑多讓。香港的主要任務，應做到從國際上及內地吸納到資金，並將之有效率地配置到內地的企業或個人。面對內地才可使香港的金融業更具國際性。若無內地經濟，外國資金又怎會跑來香港？號稱世界最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紐約，其實主要的服務對象也是美國本國。例如紐約交易所逾2,000所上市公司中，77%都是美國公司，她們的市值也佔了該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總值的73%。資金會流向有高回報的地方，香港的定位便應是把自己打造為國際及中國資金流向中國經濟體的橋樑。在此點上，美國的正面反面角色有限，中國目前還是很願意香港擔當中外橋樑的角色。

 

不過，這角色是否做得好，尚需看港人自己。香港已累積不少金融人才，近年不少這些人才來自內地，他們可能到過外國或香港讀大學，最後來到香港。若要香港的金融中心繼續發展，香港要有豐富的相關人力資源才行。這意味着年輕人把眼光放遠放大，學懂國情，並掌握專業知識，才可作出貢獻。若香港本地人做不到，因為有大量外來人才供應，只要社會保持穩定，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仍可發展，美國也阻不了。

 

(晴報 2020-8-21)

攬炒與字典式價值觀 (雷鼎鳴)

　　在網上看到一段美國電視節目對香港傳媒大亨的訪問，主持奇怪大亨要爭取甚麼？大亨懂得美國人的口味，說爭取的是自由，並說若沒有了自由，就算仍有一繁榮的都市，等同失去靈魂，便甚麼也沒有了。

　　此種想法說起來好聽，在香港十分普遍，但當中有不同層次顯著的思想缺陷。這些人的價值觀，或經濟學家更慣用的術語「偏好」，有一個經濟學中較為少用的名字，叫「字典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

　　英文字典中各字的排列，是按字母次序的，第一個字是首要的，接着才輪到第二個字母，如此類推。例如，英文字aback，排得比babe高得多，原因是第一個字母中a比b要高，那麼雖然在第二個字母中，aback的b高於babe的a，後者也不能爬頭。「字典式偏好」採用同一原理，我們對世間事物有不同程度的偏好，假設某人未得到A前，會萬分痛苦，就算把整個世界給了他，他的痛苦也不會稍減，但如果A已到了手，但尚未得到B，那它仍會難以忍受，把所有其他的東西給了他也沒用。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這其實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怪癖。試想想，假如尚未到手的A真的這麼重要，其他東西都不足道哉，都要靠邊站，那麼染此怪癖的人的合理行為便應是把手上所有的資源全部集中到爭取A之上，得到了A後再論其他，在此過程中，所有其他的考慮，如養妻活兒、照顧父母、個人健康等等皆可先擱在一邊，暫不理會。實際上，我們極少見到有人有此行為，就算上文提到的那位大亨，我也不相信他會為了聲稱的自由，放棄照顧家庭，甚至放棄富豪生活，把所有資源都用在單一的目的之上。如果沒有，便不能聲稱若無某種自由，便等於失去一切，這是言行的不符。

　　聲稱某某目標如何重要，就算言行不一，也不是甚麼錯事。有些人可以有某種理想，這是他們的偏好，在自由主義者眼中，人人皆可擁有自己的價值觀或偏好，我們理應尊重。不過，有些人的偏好卻與別不同，他們要的，不止是滿足於他們自己的偏好，而且要其他人都接受同一目標，同一價值觀，若有不同意的，開始時是辱罵攻擊他人，自己或許是更自由了，但別人的自由卻受到損害，後來他們還改變策略，要搞攬炒。攬炒反映甚麼？除非達到自己目的，否則便毀滅一切。你自己有「字典式偏好」的怪癖，A比一切都重要，但其他人不是，他們可能認為B或C或D更重要，你不滿意，要把一切都毀掉，這如何符合尊重各人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民主精神？人民不群起反對才怪，人類社會對一些偏執狂一般並不歡迎。

　　由上可見，攬炒思維其實與「字典式偏好」一脈相承。只重視一事或一物，其他的都無所謂，才會使人感到毀滅一切是正當的。倘若人人都有「字典式偏好」，你認為A有壓倒性的重要性，我認為B更加重要，人人都要不惜代價達到自己目的，妥協不可能出現，世界只會大亂。甚麼因素使到此種帶有負能量的思想佔據一些人的腦袋？

　　這不是天生的。有些人在生命歷程中受過一些挫折，最易認為世界對他們不公。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營造了各種大大小小的回音廊，不少人從青少年開始便只聽到自己群組的單一聲音，其他意見一律視為異端邪說，學校某些老師自己也跌入此陷阱中，慢慢地年輕人形成一種黑白不分扭曲了的價值觀，又有何奇？此種社會病態絕非香港獨有，看看西方社會內部出現的分裂，便知他們未來的發展會有眾多阻滯。化解之道是社會要鼓吹一種多元互相尊重的風氣，大家以開放視野為尚，事事搜尋實證，不斷以事實檢驗自己的信念，而不是以信念檢驗信念，社會才可和諧，長期繁榮。香港的反對派長期走錯路，社會進步並無貢獻。

(頭條日報 2020-8-21)

香港壹傳媒股價異動之謎 （雷鼎鳴）

8月8日晚香港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及另外兩位高層被警方拘捕，但接著的幾天，壹傳媒股價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異動，不少人都嘖嘖稱奇。

8月10日週一上午壹傳媒股價先是稍跌，接著卻節節上升，收市時漲了183%。次天更厲害，股價最高升至每股1.96港元（約0.25美元），這是等於週一開市時每股9仙的21.78倍了！股價隨著從高價回落43.9%收市。週三比週二續跌40.9%，週四又下挫41.5%，週五回升5.3%，以每股40仙收市，本文執筆時又再回吐至36.5仙。

記憶中想不起有什麼股票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股價有這麼大的波幅。使人覺得異常之處還有交投量。這公司的總股量是26.36億股，在公司主席手上的佔71.26%，其他三位董事則擁有0.58%，假如他們（除了另一位擁有股權的董事外）都因身在警署而沒法交易（這假設未必對，因主席的一名外籍助手傳說正身在台灣，或可策劃交易），那麼，在市場上可流通的股票便只有7.42億股，但光是週二那天，交投量已達40.9億股，這意味著在短短的一天內，流通的股票共買賣過5.5次，這是很驚人的交投頻率，在四個多小時的開市期間交投這麼多次，難度並不等閒。就算是主席及董事都曾把其擁有的所有該公司的股票都拋出市場，交投量仍是總股數的1.55倍。若把週一至週三的總交投量加起來，則是71億股，這等於在市場中流通的7.42億股在三天內總共易手了9.56次。

如此的大上大落及交投量，背後有何微言大義？坊間耳語，流傳著不少說法，我只能有多少數據便說多少，若證監認為有造市，它調查後自會真相大白，目前我倒可提出三個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假說。

第一個假說是上述異動其實是市場邏輯的展現。要明乎此，先要知道壹傳媒的「合理」估值是什麼。從它年報公布的數據可知，2019年4月初至2020年3月初的年度中，壹傳媒的總資產減去總欠債共有結餘約6.43億港元。另外，它的上市公司身份本身便已具備價值。這個「殼」理論上可以賣給其他投資者，但近年因條例收緊，殼的價值已大跌，現時市價估計在2、3億之間，我們可假設其稍多於2.5億元，加上上述的6.43億結餘，壹傳媒若現時賣掉，價值當在9億元左右，即每股市值34仙。假如此公司預期賺錢的能力不錯，股價可高於34仙，但若它不斷虧損，其結餘會逐步被侵蝕，甚至歸零或變為負數，股價會低於34仙。壹傳媒連年虧損，光是過去3年，總虧損便達到12.34億港元，市場很難期望它有轉虧為盈的能力，它的股價也反映了這種市場期望，在其領導層被抓之前，股價一直徘徊在10仙左右，即市場對公司的估值約為2.6億元，這顯示市場認為現在的6.43億結餘早晚也會蝕清光，公司剩下的價值剛好等於股殼的價值！

換言之，根據市場邏輯，若公司繼續經營，如過去般持續虧損，它的股價應是10仙上下。若市場相信它快將放棄，賣盤在即，不用蝕下去，那它的合理股價是34仙左右，賣盤拖得越久，股價越低。

上述假說並非沒有可挑剔之處，既然合理股價暫時在9仙、10仙至34仙之間，視乎市場是否相信它會賣盤或它能起死回生的機會率，為何它股價能一度升至1.96元（等於總市值51.7億元）？第二個假說是市場中總有些人不理性，是跟風的羊群，而且這公司總值只是區區幾億元的蚊型股，只需少量資金的流出流入，即可使股價大幅波動，所以能從9仙升至1.96元也不足為奇。在週一週二那兩天，據說在網上有人鼓動支持者快點買入，推高股價，以作支持。我相信有股民的確有如此做，但這對壹傳媒的財務狀況卻不會有幫助，得益的只是被綁多年的股票持有者，他們可乘機出貨。不要忘記，十多年前，有些人是以超過4元的價格買入的。要注意，若是股價超出了市場基本因素，遲早會回落，這好比一個龐氏騙局(Ponzi Scheme)，一個資產就算毫無價值，只要肯買的人多於願賣的，價格也會一直上升，直至有人發現不對勁，急忙離場，接過火棒的才赫然發覺自己是個大笨蛋。

第二個假說可補充第一個假說的不足，但仍有使人疑惑之處。週二那天有四十點九億股的交投，以當天價格計算，涉及金額逾50億元，若大股東沒有交易，正如上文提到，一天內在市場流通的股票平均要買入賣出5.5次，這個難度太高，使人生疑。會否有代理人替大股東大手出貨？這樣交易頻率就可降低，但是否有足夠實力的人士在發功掃貨，使股價在兩天內無視經濟基本因素上升近22倍？坊間傳說有外力在注資，大股東可高價出貨，再在隨後顯然會回落的價位中吸回賣掉的股份。此種傳言構成第三種假說，它不無可能，但需要有金主肯做冤大頭，明知虧本也願一擲億金入貨。是耶非耶？這是可證偽的命題，只要證監願意調查，不難水落石出。我是個好奇之人，仍在疑惑為何大股東以外的總持股量是7.42億股，但週二中午左右的一小時內卻錄得有近10億股的買賣？▇

 （亞洲周刊  2020/8/24-8/30 2020年34期）

 

慎防香港變成另一個貝魯特 (雷鼎鳴)

上周二貝魯特發生特大爆炸事件，死了超過220人，傷了6,000多人，近30萬人的居所幾乎被夷為平地。事緣有等同1,155噸TNT炸藥的硝酸銨爆炸起來，真正的爆炸原因仍有爭議，但可能是有人不守規則把煙花與大量硝酸銨放在附近。在爆炸前，黎巴嫩政府已飽受財赤困擾，經濟嚴重衰退，爆炸是雪上加霜。

 

多年來中東時局不好，我們常聽到的便是那邊有甚麼戰亂，或是有甚麼革命。貝魯特在2005年自己出現過一次相對和平的「杉樹革命」，但其他地方的革命卻不一定能避免破壞，伊拉克有過「紫色革命」、烏克蘭有「橙色革命」、格魯吉亞有「玫瑰革命」，當然更有「阿拉伯之春」等等，這些地方的經濟遭到摧殘，戰亂頻仍，我們不免望之卻步。貝魯特雖也經歷過戰亂，經濟下行，但她與其他地方有些不同，有人稱她為「中東的香港」，既有此稱號，我們理應多了解此城市，看看有甚麼問題香港要引為警惕。

 

持續動亂掩蓋輝煌

 

貝魯特是黎巴嫩首都，面積不大，中心地方加上近郊也只是67平方公里，香港是她的16.5倍；人口也少於香港，高峰期可能達到220萬人。黎巴嫩近半人口在貝魯特，但此國近年確遇上困境，GDP早已出現負增長，政府欠債高達近GDP的150%，外債393億美元，工業生產在2017年負增長21.1%。但貝魯特依然是個發達城市，黎巴嫩在2017年的人均GDP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約19,600美元，貝魯特因是首都，應比這高一點，按世界銀行的標準，這已是發達地區的收入了。

 

與香港一樣，貝魯特是個金融中心，有銀行，也有個貝魯特股票交易所。她是一個海港，是地中海西面的航運中心。她的經濟屬於自由市場體制，自稱崇尚自由貿易，但我對此懷疑，她關稅重，入息稅也不菲，很多事辦起來都收費昂貴，貪污盛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她與香港類比。不過，她也有些指數頗為亮麗，黎巴嫩人均壽命78.3歲，醫生密度每千人有2.03人，比香港高出3成。她也是中東的旅遊要地，曾被多個國際排名列為世界最值得訪問的城市之一，但當然這是在較和平時才適用。在人才培訓上，貝魯特卻是有真材實料，她是中東的學術中心，貝魯特在海外的僑民也人才輩出，我的舊同事陳繁昌校長告訴我，此城市也稱為「地中海之珠」，大多數人能說多種語言，加州理工學院聞名世界的「火箭推動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的主管Charles Elachi、汽車公司雷諾－日產的主席與行政總裁Carlos Ghosn（此君多年前到港巡視公司業務，曾找人約我討論香港與內地經濟，但他近年因逃稅，被日本檢控，後棄保潛逃回黎巴嫩）及美國東北大學校長Joseph Aoun等，都是一些世界級人物。就連美食與流行文化，貝魯特也是領導潮流。

 

不過，貝魯特的輝煌很大程度地都被她的動亂所掩蓋。1943年，黎巴嫩從法國的管治下獨立出來，一直至1975年，她都是間斷地經歷繁榮與不穩，從1975至1990年更持續內戰。黎巴嫩人有61.1%信奉伊斯蘭教，33.7%是基督徒，在內戰期間，貝魯特城西為伊斯蘭教據地，城東則為基督教據地，城中心成為無人之地，稱為綠綫。內戰後和平也非踵至，貝魯特人民宗派主義嚴重，互相不和，政局時好時壞，加上當地有不少真主黨人，與鄰國以色列常互採軍事行動，戰亂難以真正止息。2020年黎巴嫩人口估計會銳減6.68%，每1,000人中，移民淨流出的高達88.7人，看樣子，他們是要離開這國家以避禍了。

 

民主制度無助解困

 

從上可知，貝魯特自有她的獨特風華，很多方面與香港相比都不遜色，但為甚麼她的經濟會持續下滑、社會持續不穩、人民爭相逃離？她的政制是民主共和制，除罪犯外，21歲或以上全民有權投票，這也可看出，民主制度解決不了她的困難。除了位處中東這火藥庫，隨時受戰亂威脅外，她的宗派主義，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可持續打15年內戰的景況，都對這有3,500年歷史、美麗的古城構成嚴重破壞。

 

香港尚未出現因宗教而生的宗派主義，但去年的黑暴已警示我們，動亂離我們不是這麼遠。香港不大可能出現與外國的戰爭，有中國這超級強國在，誰敢侵略香港？這世界恐怕只有美國勉強有實力作此想像，但香港有8萬多美國僑民居住在此當「人質」，一旦局勢緊張，中國不讓美國在港「撤僑」，人命關天，中美兩國怎可能在港打起來？所以香港本土大可不用經歷貝魯特或中東其他地方的戰亂。不過，從貝魯特歷史可見，人民的分裂對立，一樣可把一個璀璨的城市弄得不成樣子。前車可鑑，香港的攬炒派實應放下其有破壞無建設的路綫，團結才是愛護香港的行為。

 

(晴報 202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