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投資講膽量 (雷鼎鳴)

　　我向來視股票投資為一種比賭博優勝的遊戲，而不是一種發達工具。說它是遊戲，因為我深信股價的上落在短線上表現出隨機散步（random walk）的特徵，難以預測，靠它發達，猶如靠賭博致富般，運氣勝於一切。但它比賭博優勝，原因在於發行股票的企業本身有投資有利潤，利潤最後會回歸股東手上，這不是零和遊戲。長線投資，只要不犯太大的錯誤及運氣不濟，可以有合理的回報。

　　要賺錢不難，要長期跑贏大市卻是不易。我只把自己定位為謹慎的投資者，對靠此發達不存厚望，因生活簡單，錢多了也無大作用，但若輸掉一大筆，則仍會很傷，所以平衡風險，分散投資仍是一直遵從的心法。

　　若要提高回報率，也不是束手無策。最簡單的方法是投資界經常建議的收入平均法（income averaging），即不論大市是上是落，總是每相隔一段固定時間便把部份收入投資到股市中。當買入時剛好遇上股價高企，買到的股份數量便較少，但也有一些時刻股價低迷，買入的股份數量便大，所以用了這方法一段時間後，你以低價買入的股票數量上便大於高價買入的，平均回報率自然較高。此種方法亦是強積金背後的投資原理之一。

　　對胸懷大志的人而言，這種方法難免太過保守。當玩這遊戲較為興奮時，偶而也可把一部份資金（最好不要全部瞓身）去博一博。我較為傾向的是當一個contrarian逆向投資者，即絕大部份人都悲觀，甚至絕望時則應入市，大家亢奮時要控制好情緒，早點離場。

　　這說來容易，選擇時機卻難，但有一簡單原理可幫助我們增加勝算，這需要指路明燈，但明燈何處有？環顧周圍，我們不難發現，長期跑贏大市的人鳳毛麟角，遍尋而不可得，但輸給大市的，卻所在多有。只要選定一名長輸將軍，並暗中觀察他的投資取向，按他相反的策略而行便是。

　　用逆向投資可得怎樣的回報？過去十多年來，最能引致大眾悲觀絕望的無疑是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我尚記得當時全球恐慌情緒高漲，我當時寫了好些文章，認為這是政府錯誤而非市場失靈所造成，並相信政府擁有工具可使市場回穩，在當時這已算是樂觀的言論。全球股市大約在二○○九年二、三月間探底，亦即那時才是最悲觀的時間。若在這市場近乎絕望的時候入市，今天的回報有多少？

　　買恒指成份股的，今天恒指是當時的大約二點四八倍，若加上平均每年百分之三點五的分紅，十年前投入一百元，現在可得三百四十一元，年均回報率幾乎有百分之十三。若投資美股，今天的標普500是十年前三月初的四點一五倍，加上每年百分之一點九左右的分紅，當年投資一百元，今天可得四百九十元，年均回報率是百分之十七。就算是在港投資樓市，今天的中原地產指數是二○○九年三月初的二點九八倍，假設租金回報有百分之二，年均回報率也超過百分之十三，稍勝股票投資。

　　但上述不錯的回報是建基於在最壞的是時代有膽量做逆向投資才可達到。我們若把投資起點設在二十年前而不是十年前，回報率便有不如。投資恒指（加上分紅或租金，下同），年均回報約百分之九，投資標普，年均回報百分之六，投資香港房產，年均回報也只得百分之八左右。不過，這些數字雖說明了逆向投資的優越性，我們也不可不防股市表現的隨機性，可能一鋪清袋的投資要避免。

 

(Headline Daily 2019-4-25)

香港的排內思潮 (雷鼎鳴)

香港近年出現一種排斥中國內地政府和人民的「排內思潮」，成為香港經濟進步的障礙。

 

香港近年出現了一種「排內思潮」，對一部分港人頗有影響。所謂「排內」，是指排斥從中國內地到港的訪客或新移民，而不單是指排斥內地政府。

 

這種現象在十多年前或許已經逐步成形，帶有嘲諷意味或甚至是具侮辱性的名詞陸續出現，「強國人」、「鳩嗚團」、「蝗蟲」、「鬼域」、「支爆」等變成網上及某些人的「潮語」，你若指出這些詞語脫離現實或太過份，你只會是浪費時間，有些人對事實或道理已失去興趣。

 

此種思潮也削弱了公共政策的有效討論。當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及主流傳媒都指出香港樓價世界最貴，而且港人人均居住面積遠小於新加坡、內地及世界上所有的發達經濟體時，有些人硬是要說香港土地很足夠，只要不容許內地每天一百五十人來港便可（其實近年每天平均只是一百二十餘人）。只要對香港的人口與土地數據作定量分析，便可知人口數量並非樓價居高不下的原因，缺乏土地供應才是。港人因生育率幾乎全世界最低，所以雖有新移民，人口的年增長率只得百分之零點四，是世界極低的水平，但因人口老化，每個住戶的平均人數下降，住戶數量卻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長，到二零四三年見頂。不過，土地供應量在二零零三年後卻一直低迷。聲稱香港不缺土地的人，其背後的潛台詞只是不希望有內地人來港。

 

春節前流感盛行，醫院急症室迫爆，只要分析醫管局的數據，也不難知道香港的醫療人員不足，公家醫院的醫生更嚴重短缺，但也有些人認為這都是太多新移民佔據了香港的公共醫療資源。香港本來便是個移民城市，現在年輕人的父母或祖父母輩很多是移民。況且新移民的年齡中位數只有二十九，遠比年齡中位數為四十四的港人來得年輕，新移民又怎會是醫療系統的主要佔用者？埋怨新移民的，只是在找代罪羔羊。

 

「排內」的想入非非

 

近有退休前議員自稱聽人說過新移民中內藏大量負有特殊任務的共產黨員，人數超過二十萬。不少評論人早已指出，這是不經大腦的胡亂猜測，共產黨員在內地被當作是精英分子，新移民中有大量屬經濟低下層的婦孺在港為學業與生活艱苦奮鬥著，把這些人視為有特殊任務的間諜，只可能是「排內」的想入非非。這也反映出「排內」情緒太強烈，會使人失去判斷力。

 

香港的「排內」顯然是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當今世界不少發達地區民粹流行，其他地方的「排外」與香港的「排內」本質上一致。當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而內地創新科技又開始領導經濟發展時，「排內」思潮頓時會成為香港經濟進步的障礙，不少青年人會喪失擁抱香港新機遇的能力，最大的受害者正是這些「排內」的人。

 

為什麼會出現「排內」？當一種新科技出現後，世界能以更低的成本做到更多的事，社會既有的平衡必被打亂，很多制度與規則都要調整才能達到新的平衡，否則社會容易出亂子和充滿怨氣。

 

中國參與了全球化的生產活動，意味著不少產品都可用較低的成本造出來，這與新科技的出現所起的效果近似。一些港人過去自以為有優勢的產品，內地的工人現在也可造到，而且價錢更便宜，港人若不懂調整，或重新找尋自己的優勢，便要承受巨大的市場壓力。港人中不少未有掌握到新的技能，他們的收入便停滯甚至下降，會感到在事業上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在他們眼中，不少的壓力來自外面的競爭，所以他們心理上容易「排內」。

 

 

面對無情的市場壓力

 

對知識或技能沒有優勢的人而言，他們面對的市場壓力是無情的。在世界所有的創新科技中心與國際金融中心，人傑自會地靈，人才薈萃，收入增加，很易把樓價推高，那些沒有跟上社會新形勢的人根本住不起房子。在其他國家，不掌握當地技能需求的人可遷徙至樓價較低的地方工作，但香港不容易，尤其是那些不打算與大灣區經濟融合的人。

「排內」是一種消極的思潮，對香港及當事人都不利，但很難化解。也許很多「排內」的人在政治立場上反對中國政府，但重點不在此，而在他們也排斥普通的人民，所以這不一定涉及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而是與情緒發洩有關。

 

 

幾種解藥都需時長久

 

如上文所說，在新時代中缺乏自身競爭力的人容易出現「排內」情緒，所以「排內」的解藥也在於社會能否提升大部分港人的競爭力，這倒不是三年五載可解決的事。學校改革課程，使更多的年輕人能掌握到新科技及懂得與內地及一帶一路的人民溝通，這可幫助他們就業，減低「排內」思潮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機會，香港的教育界有必要檢視現時的課程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

 

增加土地供應從而遏抑樓價也是重要的舒緩「排內」方法，但沒有一二十年的工夫，這形成不了效果。推動與大灣區經濟融合，鼓勵更多的人認識內地的發展機遇，或許也有幫助，但需時也是長久。假如世界的大環境沒有大變化，「排內」的思潮很可能還會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它可以被抑制，但不會消失。■

 

(Yazhou Zhoukan 2019-4-21)

佔中運動蓋棺定論 (雷鼎鳴)

　　佔中三子與另外六名從犯終於在法庭被判罪成。在本文執筆時，法庭尚未宣佈刑期，但定了罪總也算是遲來的公義，還了佔中受害者的一個公道。

　　在電視所見，幾名被定罪者都強顏歡笑，在鏡頭前刻意露出愉快表情。追求自由本是人類天性，他們行將坐牢，究竟是知道失去自由的時間不長，還是在笑甚麼？這種笑容，可能是強撐面子的一種表情，也可能是一種政治計算，想別人相信違法活動的機會成本並不高，坐牢可以很愉快。若然如此，法庭倒是不應聽取求情，反而加重刑期才可能有嚇阻作用。對一些受過佔中三子感召而較早前判了刑的年輕人而言，這種笑容實有欺騙性，年紀大了的人去坐牢並不算甚麼，因為他們已不用考慮前途或事業，但年輕人卻是不同，他們或許要押上一生的前途。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笑容顯示這些犯案者並無悔意，至今仍無能力明白自己錯在甚麼地方。過去五、六年間，我寫過大量分析佔中的文章，但最核心的論述，正是佔中是一場不道德的運動，不一定是組織者本人不道德，而是整場運動的理念不道德。

　　《君王論》的作者惡棍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里宣揚過一種歪論：「目的可用以合理化所用的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我在中學時神父老師便對此大加撻伐。在中國文化中，我們對為求目的不擇手段也是十分痛恨的。佔中的核心手段，正是把損害港人經濟上及生活上的利益作賭注，甚至稱此為核彈，以圖脅迫政府跟從組織者自以為正義的理念去行事。整個運動也無機制使我們知道他們得到港人的授權去行動。事實上，若我們相信民調，他們從來得不到過半市民的支持。他們搞的商討日也不倫不類，耶魯大學著名政治學家艾卡曼（Bruce Ackerman）搞的商討日，在選擇參與學者時是隨機抽樣以確保參與者有代表性的，但香港佔中前搞的不是。

　　佔中運動對香港民主的發展是有破壞性的。我尚記得在二○一四年夏天中大有一民調，其中顯示八成多的被訪者根本不認同即將發生的佔中能有足夠力量改變中央政府的態度，事後看來，大多數港人明白的道理，佔中組織都卻不加理會。當今天美國政府的中國通大紅人、與美國民主基金關係密切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幾年前便不無邀功的公開說這個民主基金資助過佔中。在國際政治圈子中，這是犯了大忌，搞佔中的既然肯收美國的錢，便必然會被中央政府把佔中者視為美國的棋子，以後他們提出任何東西都會引起戒心。

　　佔中主事者也不是沒有試圖把運動包裝一下，把它描繪為「愛與和平」的體現，便是包裝者的傑作，但受到損害的市民把此視為「愛與和平」嗎？有位資深傳媒朋友在二○一四時到旺角佔領區視察，就眼目睹一些疑似（或真是）黑幫份子驅趕一些露營者，附近商戶中人竟拍手歡呼。為甚麼要把自己弄成比黑幫份子更不受歡迎的人？魯迅在他的遺言中有道：「損着別人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們接近。」用「愛與和平」包裝損人行為，又說政府用司法來報復，不正是魯迅所說的這些人嗎？

　　我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三日在《信報》有篇長文「佔領運動蓋棺前的定論」（見我的博客）詳細解釋了為何我估計運動為香港帶來三千五百億的損失。我翻閱舊文，唯一後悔的是把損失算得太保守了。幾年來，香港經濟停滯不前，泛民中人及一些年輕人，據坊間傳說，不少都患上抑鬱病，我雖同情他們，卻也深感因在錯誤路線引導之下而必然走向失敗的群眾運動害人之深。當一大群本有大好前途，甚至是有理想的年輕人踏上了歧途，社會的長遠經濟損失會多麼巨大！

(Headline Daily 2019-4-12)

中國四個階段的工業革命 (雷鼎鳴)

過去幾十年，很多所謂「中國觀察者」不斷認定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即將結束，中國的經濟隨時崩潰，事實卻又一直在推翻他們論斷。為什麼他們會把錯誤重複了這麼多次而仍不自知？

 

撇開有政治動機或以仇恨掩蓋眼光的人不說，他們的錯誤很可能源自其不懂中國正在深刻地經歷著幾場不同階段的工業革命，而這些不同的階段在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中國往往是同一時間發生的。這些工業革命規模宏大，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行，今天仍是生機勃勃，遠未到結束的階段。不掌握此點，政策錯誤會隨之而來，累人累己。

 

農村人口大量遷徙城市

 

第一個階段是農業人口轉型為工業或服務業人口，最明顯的代表性現象是，農村人口大量遷徙到城市中。1952年，中國城鎮人口只有7163萬，佔總人口12.46%；到1978年，也是只佔17.92%，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家。隨著改革開放出現後，城鎮人口大幅上升，到2017年，城鎮人口已達8億1347萬人，佔總人口58.52%，而且此種升勢遠未衰竭；近20年來，城鎮人口增加的數量仍保持在每年2000萬以上。

 

就算從較表面的角度觀測此種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也可知其對經濟有重大影響。2017年，中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396元人民幣，農村人口則只是13342元，但因城鎮人口要負擔較多的稅，所以我們大可推斷城鎮人口的人均產值大約等於或高於農村人口的三倍。換言之，農民跑到城鎮工作後，收入或產值可猛增200%。我算過一下，每年城鎮人口增加2000多萬，大約可把GDP的增長率拉高一個百分點，而且這效應在未來二三十年都會長期存在，直至八九成以上的人口都變成城鎮人口為止。

 

城鄉的人口遷徙，由此可見，已經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但它的效應其實遠不止此。宏觀經濟大師盧卡斯（Robert Lucas）去年再次發表他對工業革命研究的看法，他根據百多個國家歷史上的數據指出，農村人口的比重與GDP有顯著的負面關係，一國的鄉村人口比例愈高，GDP便愈低，與上述所談到的相符。城鎮人口在起著什麼作用？

 

城鎮人口密度較高，而且工作的組織性比農村強，訊息也流通得快，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密切，這樣便造成了一個比在農村更利於學習的氛圍，包括盧卡斯在內的多位經濟學家都認為，我們的知識有溢外性，假如我們接觸的人學識豐富，能力高強，我們也會得益，生產力得以提高。

 

正如盧卡斯所言，我們的父母、朋友、同事、上司、學生、在社交場合結識的人，所看的電視、所讀的書，都可決定我們人生的路向與生命的質素；反過來看，我們自己的行為言論都有社會性，亦可影響其他人。從此推論，在人傑地靈的地方，就算沒有物華天寶，也可打造出一個高度發展的美麗新世界。

 

由此可知，生活地方的選擇十分重要，與什麼人結交來往也有可能對自己的前途影響深遠。中國人對此不會陌生，孟母為孟子三遷正是她明白這道理。城鎮在提高生產力方面，能提供一個遠勝農村的環境，所以若要工業化，移民到城鎮十分必要。

 

抄襲創新要看歷史環境

 

上述說法可從另一角度探究。城鎮的優點是方便我們接觸不同事物，亦即提供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使我們的生產力能快速提高。我們在學校學什麼？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學習先賢的思想，分析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掌握更多的知識，為己所用。在這個意義上，成功的學校是可以把學生培養為更有效率的模仿者，或說得直接一點，是抄襲者。

 

課本中的知識都是別人發現的，我們用了這些知識，是否在「偷竊」別人的知識產權？人類社會若視此為偷竊，事事都只求原創，不是自己發明的便不能隨便用，那麼社會恐怕會有大倒退；但我們也知道若不保護知識產權，那麼創新活動的誘因會隨之減弱，一樣不利社會進步。

 

如何平衡，要看歷史環境，例如，在科技領先的國家，若要生產力上升，主要靠創新，不是靠學習，那麼保護知識產權的聲音便很強；但在科技較落後的地區，學習別人的先進知識、縮窄與別人的科技差距是最快提高生產力的方法，他們只是被迫才會尊重知識產權。

 

此等隨環境變化而對知識產權產生不同態度的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例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的工業生產技術冠絕全球，那時英國視其紡織工廠中的紡織機是絕密技術，美國當時想盡辦法要掌握此技術而不可得，後來終於有位叫斯萊特（Samuel Slater）的英國人，14歲時開始在英國一紡織廠中當學徒，一做7年，之後他秘密潛離英國赴美，把他記憶中的紡織機細節洩漏給美國人，從此英國視他為叛徒，美國的傑克遜總統卻讚揚他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

 

二次大戰前，德國擁有大批頂尖科學家，但他們為了避秦而大量移民美國，從此美國便掌握了科技創新的牛耳，這不也是很厚臉皮地把別國的科技順手牽羊般拿過來嗎？但美國人絕不會認為這有什麼不妥，就算在阻止錢學森回到中國時也是如是。當科技遠遠落後的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時，後者往往不會追究知識產權問題，這是因為落後國家根本無法挑戰先進者，讓她們掌握更高的技術，有利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可用較低價格把產品賣給先進國家。

 

中國今天的工業革命在哪個階段？農村人口遷到城市去，這是為城鎮工廠生產勞動密集產品的必經階段，但2017年仍有四成多的人口留在農村，意味這階段的工業革命尚未完結。不過，城市中卻又早已出現另一波更高層次的工業革命，能生產出十分先進的科技產品，華為、百度、大疆、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世界上赫赫有名，在某些領域還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

 

為何中國可做到此點？我相信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學校在訓練學生學習上頗為成功，學生把別人的東西學得很快，還不到10年前，中國的「高科技」商品還是山寨的居多。成功的山寨公司其實尚未足夠反映中國人學東西快，較高層次的學習是學到獨立創新的方法與制度，而不光是學到怎樣造出一個產品。如上所說，有些產品是領先外國的，這足以證明中國自己已有創新能力。

 

美國怕科技大國地位旁落

 

中國人學習之快部分已體現為創新之快，此等速度遠超美國的預期，一大堆矛盾乘時出現。對中國過去生產及未來一段頗長時間還會生產的勞動密集但有一定質量的工業製品，美國十分歡迎，美國自己沒興趣造，留給別國對己有利。對一些可與美國高新科技產品搶佔市場的中國商品，美國的策略是追究它們不尊重知識產權，這也是貿易戰的一個主戰場，但中國創新科技有部分甚至已領先美國，這引致美國恐懼自己失去一哥地位。

 

在這問題上再拿知識產權攻擊中國，便欠缺說服力，因為有些科技外國並未擁有，中國自然不可能從外國抄襲過來。用安全理由到處警告其他國家不可用華為，正是反映美國怕科技大國地位旁落，不能用保護知識產權的理由，便用通訊安全作理由。

 

由此可見，除了第一階段的工業革命仍在進行外，中國早已進入第二階段的模仿學習先進國家的高新科技及第三階段的自主創新，每一階段都做得不錯，今天還是3個階段都同時並行，而且速度極快。美國最顧忌的也許是中國的速度，速度意味經濟增長率高企，連哈佛大學前校長森馬斯（Larry Summers）也承認在不久的將來，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將兩倍於美國，這對地緣經濟影響何其深遠！

 

為何中國有此速度？除了中國人相信教育並肯花苦功學習外，也許規模效應是最重要的因素。如上所說，人口城鎮化容許人民有更廣闊的交流與學習機會，有利提高生產力。同一道理，中國人口眾多，擁有多個超過一兩千萬人口的超巨型城市，而且近20年來高等院校的畢業生超過歐美的總和，這便為大量的工業與創新提供了條件，例如深圳的科技零件供應鏈冠絕全球，相當大程度是靠擁有大量不同檔次的科技人才所賜。

 

此等規模效應又正為中國進入第四階段的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未來科技的領導地位要依賴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應用，我曾親身領略過騰訊一個小團隊開發的翻譯軟件的準確性，原因是它能用人工智慧分析到大量只有中國這麼多人口才能提供到並不斷更新的數據。華為為何對美國的打壓有反擊力，部分原因也是它在中國及世界上不少地方所擁有的規模，使它實力十分強大。

 

規模效應是重要的，除了本身有龐大人口及市場外，中國也想全球化繼續下去，這對提升規模有積極意義。本來美國是世界最大市場，但現時美國政府卻要搞保護主義，畫地為牢，這只可能進一步挫傷美國的經濟；反觀中國，雖然時有國進民退，過多資源向低效率的國企傾斜，但這些失誤仍阻擋不了中國人口大規模城鎮化、重視教育、強大的學習、模仿與創新能力、及規模效應所帶來的4個階段的工業革命。不過，不同的工業革命階段也引致對保護知識產權不同的需要及態度，這倒是中國須要想清楚的問題。

 

(HKEJ 2019-4-2)

 

韓國瑜旋風對港有甚麼啟示？ (雷鼎鳴)

韓國瑜的確是個人物。他7天內訪問了香港、澳門、深圳及廈門，不但替高雄市爭取到52億元新台幣的訂單，還捲起了一股新的「韓流」。幾名香港的反對派議員及一個主張香港自決的組織也坐不住，發表一個聲明，說他到訪中聯辦不適當，會對香港市民發出錯誤信息云云。台灣陸委會又說要對他罰款，蔡英文也要發表一些「酸話」。

記憶當中，過去也有好些台灣的市長訪港，2001年台北市長馬英九、2009年台北市長郝龍斌、2009年台中市長胡志強、2015年新北市長朱立倫，他們都獲得特首接見，但從無韓國瑜的聲勢，更遑論香港反對派的忌憚。

 

政治奇才獲人民支持

反對派說韓到中聯辦不當，這十分搞笑。中聯辦在港的主要職能之一便是處理涉台事務，一個台灣的市長到港、澳、深圳、廈門推銷高雄的商品，不到中聯辦應到甚麼地方？韓國瑜擺明車馬的口號是「拼經濟」，沒有大陸的幫助，這怎可能成功？韓深明此理，跑到中聯辦恰恰是發放了正確的信息。韓國瑜在台被喻為「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香港的小學雞政客要去碰他，真是自討沒趣。

為何反對派對韓如此忌憚？若不是他一旦肯出選，明年大有機會當選台灣的總統，反對派或會對他在港的活動選擇冷處理不聞不問的策略。從陰謀論的角度看，美國並不希望台灣的總統與大陸有良好的關係，因為這會打亂美國今天圍堵及遏制中國的戰略。也許反對派對此已心領神會，所以要加入唱衰韓的行列。

我對陰謀論一般抱高度懷疑的態度，反對派的批評韓，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口號、理念與政策正好形成了一面鏡子，照出香港反對派的錯誤。韓國瑜這個名稱已代表了一系列的政治含義及政策方向，每項都可使反對派招架乏力。

他是去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中的大贏家，他不但創造奇迹，在深綠的大本營高雄市大勝民進黨對手，而且國民黨在其他縣市得他助選，從原本的1都5縣的席位猛增至3都12縣，他獨力扭轉了台灣的政治形勢，這證明他的理念有人民的強大支持，反對派不能說他並非代表人民。但更使反對派害怕的，是他敢於充當說破皇帝新衣的小孩，他指出高雄在民進黨執政下已是「又老又窮」，他的口號是「經濟100分，政治0分」，手段是要爭取大陸的經濟合作及訂單，對反對他政策的人，他反諷︰「豬八戒賣不了人參果，孫悟空在賣，你拖甚麼後腿？」

 

與大陸融合才是出路

台灣的台獨派與香港的反對派對他打的經濟牌難以抵擋，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兩地的人民早已開始厭倦不管經濟、只搞鬥爭的作風。他們批評，韓的經濟牌其實充滿政治性。對於想改善生活的人而言，這是廢話；對於只懂鬥爭的人，這的確會構成強大的政治壓力。韓不與他們正面交鋒，但他的策略卻正好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對香港而言，韓的策略正起着示範的作用。台灣搞民選已有多年，政治和經濟與內地若即若離，但韓卻發現，在政治上堅持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及經濟上與大陸合作融合才是出路。這路綫酷似香港的一國兩制理念，香港的反對派大多不會喜歡他這個結論，但韓卻靠此在台贏得選舉，這也許會引起唇亡齒寒的感覺。香港的反對派會從韓的成功得到啟示嗎？恐怕不易！他們專注搞鬥爭這麼多年，已是此中的老手，你要他們轉行搞經濟，等於廢了他們的武功，他們是不會願意的。

（編按︰作者外遊，4月停刊，5月3日復刊，敬希垂注）

(Sky Post 2019-3-29)

迴音室及測試人 (雷鼎鳴)

　　孟母三遷，其實很有經濟智慧。

　　現代經濟增長的理論家，大多同意人是一社會動物。我們與甚麼人相處，相當大程度地影響着我們的人生方向、學習、知識與行為。誤交損友，可以禍害一生，與良朋來往，卻可得益匪淺，甚至在相互砥礪中提升自己的生產力。孟母對孟子交友的選擇抱謹慎態度，顯示出她深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教育界及父母對此要多加注意。

　　在現代社會，人與人的互動頻密而且多元化，有了互聯網及社交媒體後，我們所交的「朋友」可能還是我們從未見過或甚至永不會見面的人，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與這些「朋友」的相互影響不重要。界定甚麼是益友損友，有兩個概念很值得我們留意。

　　第一個概念的英文名稱是echo chamber，中文一般譯作「迴音室」或「同溫層」，它是指不少人常把自己放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來往的人意見接近，所以不用害怕說錯話，受到別人批評，既無後顧之憂，所表達的意見容易誇張甚至扭曲，與事實是否相符不用理會，久而久之，極端意見或毫無根據的論述都因缺乏制衡而滋長。同一個迴音室中眾成員可圍爐取暖，但不同迴音室的人，卻互相仇視，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他們也不用理會。例如近日有一人大代表因病去世，卻有人用粗鄙語言辱之為「報應」，卻也有人拍手讚賞。不少朋友不明白此種無端仇恨從何而來，其實若非迴音室早已到處開花，有些人的仇恨言論也不會如此變本加厲。  

　　第二個概念英文是sounding board，其中文翻譯及含義卻頗有分歧。此詞有被譯為傳聲筒、共鳴盤、宣傳媒介及測試人，我用此詞的含義較接近測試人。我們人生處世，要作很多決定，在未下決定前，一個良好的習慣是找一位或幾位思路與自己不同，但是友善及有見地的朋友，談談自己的計劃或觀點，再問問這些朋友的看法以作參考。這些朋友便是我們的sounding board，若運氣好的話，有良朋提供意見，我們的人生事業會順利很多。

　　這兩種朋友有何不同？迴音室中人同處一室，只是自求舒服，他們給予中肯意見的機率甚低。測試人卻不同，他們若真的是益友而又有見識的話，會有誘因講實話。

　　如何判斷誰屬那一種朋友？第一要長期觀察並廣交不同類型的朋友，第二要以事實檢驗，看看他們的觀點是否站得住還是一向只屬情緒發泄。對能夠堅持理性分析全部事實的人，我們要親近，對喜歡以偏概全，思想極端的人，我們要遠離。

 

(Headline Daily 2019-3-29)

美港政策法已無甚影響力 (雷鼎鳴)

莫乃光、郭榮鏗及陳方安生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邀赴美「滙報」他們版本的香港情況，坊間猜測，這是美國有些政客要為取消或重訂「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作準備。

這幾年來，美國深受「修昔底德陷阱」的力量所影響，害怕失去一哥地位，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已日漸成形為國策，倘若美國政府在經過成本效益的分析後，認為打壓香港有利於這國策，他們不會給香港甚麼好果子吃，香港的法治、自由、人權等是否出問題，只能是藉口，不會左右到美國對其利益的考慮。其實美國的法治、自由、人權等狀況，在國際排名上甚至比不上香港，但這是無關宏旨的，只要找一些人唱衰香港便可。港人在中美角力中處於夾縫，避無可避，對美國的政策要有最壞的預想，才可作出最佳的應對。但話說回來，改動或中止上述的「政策法」是否對美國有利？恐又未必。

對港貨加關稅 損失僅幾億

這條法案在1992年出爐，主要內容是承認中英聯合聲明，視香港為與大陸不同的地區，承認香港的護照，也把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但是，如果美國政府認為香港「一國兩制」走了樣，總統有權中止此法。換言之，如果美國認為打壓香港有利遏制大陸，她便可通過取消此法來打擊香港，打擊的手段主要是不承認香港為獨立關稅區。

中央政府一直反對美國這條法案，認為這是美國在干預香港的事務。以中止一條中央政府反對的法案來遏制中國，邏輯上難以起到脅逼中國的作用。但從香港的角度看，撤去這條法案，又是否真的能使香港吃不消？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可帶來兩大後果。

第一，香港出口到美國的貨品會被當作是大陸貨，有可能要加關稅。此事若在1992年立此法時出現，的確有些威脅力，那時香港本地產品出口到美國的總值是646億港元，佔當年GDP的8.29%。但在2017年，香港與美國貿易已主要是轉口，自己產品出口到美國的，只得34.7億港元，佔當年GDP低至0.13%，美國就算對港貨加關稅，香港的總體損失也不過是幾億港元而已，毫無威脅力！

第二，美國對香港及大陸一視同仁，某些與國防或敏感科技有關的產品以後禁止輸港。美國既然大有可能與中國展開科技戰，香港怎麼還可指望美國對港不加諸任何限制？有沒有「美港政策法」，都是如此，美國輸港的科技，高極有限。

由此可見，這條法案已無甚意義，成了美國的雞肋。美國立這條法的原意，也許是視它為懸在香港頭上的一把刀，香港若不順美國的旨意，刀便會掉下來，但若是真的撤銷了此法，便等於刀已經掉下，那麼威脅力也不再存在，美國反而變得被動，香港政府更不用理會美國對港說三道四。若中美進一步鬧翻，魚死網破，中國還可順勢把美國在港的勢力連根拔起，不用再顧忌。

港外滙儲備豐 難衝擊聯滙

「美國—香港政策法」在今天的條件下已無多大的意義，廢與不廢都不重要，但也許美國可用獨立關稅區以外的手段威脅香港，例如打擊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但這恐怕也只會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一直希望中國能更開放金融市場，使她們能分一杯羹，這也是中美貿易談判重點之一。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今天正是西方金融界進入中國市場的通道，摧毀了她，對西方國家無好處，而且美國不要香港的金融服務，不等於別人不要，美國就算積極游說別國參與打擊，作用也不大。

打擊港元的聯繫滙率又如何？港元並非普通的法定貨幣，而是背後有美元儲備支持的貨幣。流通的鈔票有百分百的支持，香港總外滙儲備共3.39萬億，是總貨幣量M3的46%，也是貨幣基礎的兩倍，美國如果不舉國用上洪荒之力，很難沖垮港元，而且港元與美元掛鈎及用美元作儲備，有利美國，若是胡搞一通，美國及世界都會有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不敢這樣做。倘若真的做了，港元可能便與人民幣掛鈎，也沒有大礙。

 

(Sky Post 2019-3-22)

 

中國應感謝特朗普 (雷鼎鳴)

　　香港有不少反共反華人士，對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不斷喝采打氣。美國的經濟學界也有一些人反共反華，但他們對特朗普貿易戰的評價卻是幾乎一致劣評，認為這些政策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而且美國可能會輸掉。

　　美國經濟學界人才濟濟，不論他們立場如何，其見識當然比香港一些跟車太貼的反共民粹份子來得高超。前者容易看穿特朗普的不學無術，以及目標與政策錯亂。特朗普在理念上犯上兩個大錯。第一是誤以為貿易的成敗得失，在於是否有貿易盈餘，而不知貿易的主要作用，是容許不同國家按自身的比較優勢而分工，即集中生產自己最具優勢的產品，再倚靠貿易互通有無。這樣會使世界的總產量大增。不按照這模式只顧用關稅或其他方法搞保護主義的國家，都會使自己經濟陷入困境；反之，則可使國家興盛起來。第二，特朗普以為靠增加關稅便可減少美國的貿赤，殊不知貿赤的根源是美國人消費大於生產，以致要從外國淨進口商品以填補缺口，這與關稅多少無甚直接關係。二○一八年美國發動貿易戰後，美國的總體商品貿易赤字反而大增百分之十點三，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赤更上升了百分之十一點八，由此可知特朗普以增加關稅去減少貿赤的策略全面失敗！

　　在事實面前，今天特朗普較聰明的支持者已不太敢提特朗普的名言：「貿易戰是好的，很易取勝。」他們已靜悄悄地調整了目標，改為以關稅戰及其他手段脅逼中國聽從美國的指揮。其實整個策略頗為好笑，增加關稅是在搞保護主義，長遠而言會削弱美國經濟汰弱留強的能力，生產效率停滯不前，這等於美國要自插一刀，然後要中國聽其指令，否則它會再揮刀亂插。就算從短線角度看，美國胡亂揮刀雖也會傷及別的國家，但特朗普不斷說他靠增加關稅替美國賺了很多錢卻顯然是胡吹，最近有實證證明，這些關稅其實都是由美國的生產者及消費者承擔了。

　　美國自稱是不公平貿易的受害者（其實貿易規則很多便是美國自己制訂的），它也要求多多，例如不准中國補貼某些行業或國企，又不准搞「中國製造2025」等產業政策，在外資直接投資上，不能再強制搞合資企業及技術轉移等，若中國不聽，美國便會增加關稅多插自己幾刀。

　　在政治層面上，中國不願聽從美國自殘的威脅，並作出適當的反擊，這是對的，但特朗普的某些要求雖然立心不良，卻其實對中國有利，有些則已過時。中國確存在一些行業及國企受到補貼的現象，此等補貼會降低相關產品的成本與價格，等於用中國納稅人的錢去補貼美國消費者，這對中國不利，對美國有利，但既然特朗普不懂得領情，並以自殘來表示反對，內地的改革派得他助攻，大可順水推舟，乘機廢掉部份的補貼，這會改善中國的生產效率。

　　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從來爭議性甚高。得到補貼的行業很可能發展更快，但世上無免費午餐，其他行業的資源自會相應減低。若被選中的行業真的潛力驚人，問題便不大。不過，真正的困難在於誰去作出這些選擇。舉個例子，以過去台灣產業政策的經驗看來，得到補貼的大多是紡織等夕陽行業，因這些行業歷史較長，政治影響力強大，新興的電子工業卻反而得不到政府多少扶助。現時特朗普以洪荒之力遏制中國高新科技的發展，卻反而使中國政府更義無反顧地投放更多資源在創新科技之上。未來中國高科技得以迅速發展，特朗普居功甚偉也！

　　特朗普政府很在意中國對知識產權的態度，但其實中國早已進入了極度重視知識產權的階段，每年付出購買專利的費用數以百億美元計算，而且中國創新日多，亦恐別人抄襲自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額，現在已跌至中國每年總投資量的百分之零點零五，美國若用撤資去逼迫中國，也會毫無威脅力。美國打壓華為一事，已使世界知道華為的5G技術領先全球，美國無法望其項背。特朗普此招，對華為有重大的宣傳效益，怎能不謝特朗普？華為的聲名鵲起，也使它成為中國創新科技的榜樣及指路明燈，這些也都是拜特朗普所賜，理應謝之！

 

(Headline Daily 2019-3-22)

中西文化的相互認知不對稱 (雷鼎鳴)

　　三星期前到英國牛津參加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座談會，主持人是中國問題專家，在答問環節他提到中國人與西方人價值觀或行為方式並不相同，就算在商業活動中，也頗容易引起誤會或衝突，如何解救？

　　這問題太大，不易回答，但一個懶人包的回應是中國人到外地設廠或開公司，可盡量僱用當地人，這樣因文化誤解而引致的摩擦可減少一些。當然，中國的投資者也應入鄉隨俗，主動了解別人的文化，西方人到中國，也應如是。

　　無獨有偶，近日外長王毅回應媒體時也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作為綿延五千年而未中斷的文明，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連續性和最具可預測性的國家。」這段話可能是希望點出，中國政府與人民的行為規律都有跡可尋，且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可供外國人揣摩，他們若肯下工夫，要了解中國也不是這麼困難。

　　經濟學家一般不相信文化背景是對我們行為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利益或誘因的影響力更大。舉個例子，儒家文化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及「百行孝為先」的教條，按照此種文化準則，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人理應拼命生育。此說在古代農村社會中的確正確，那時死亡率高，農村又需要勞動力，所以能百子千孫的會引以為榮。今天又如何？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等地，生育率全部極低，比西方國家更低，中國內地廢除了一孩政策後，大城市中的總和生育率依然遠低於世界的平均，原因可能是房價貴及教育費高昂，甚麼文化因素也就無從考慮了。

　　不過，我們也絕不可說文化因素全無作用，多了解這些因素應有利於與人溝通，減少衝突。王毅的說法有兩個重點，都十分有趣：第一是中華文化是否與別的文化不同，五千年來從未中斷？第二是歷史長便等於中國更具可預測性？

　　中國以外主要文化體系的連續性的確不及中國。今天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與歷史上的早已不是同一回事。以希臘文化為源頭的西方文明好一點，但它也經歷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失落。從公元三五四年出生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到一二二五年出生的阿奎納（Thomas Aquinas），西方經歷了近八百年的思想半真空，除了天主教的宗教文化得以延續外，其他近乎空白，竟無可稱得上是思想家的人物出現過，若非阿奎納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思想，恐怕西方文化的這一源頭對後世的作用也有限。

　　中國不同，從古到今，一些古代經典如易經詩經孔孟老莊墨子韓非，文化人對它們仍耳熟能詳。不過，中國文化並非未遭遇過幾乎中斷的風險。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歷史學家中有所謂的「戰國學派」，他們指出，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是中華文化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分水嶺，當年掌握近百萬大軍的前秦胡人苻堅，兵力可投鞭斷流，若非戰術失誤，本可輕易戰勝只得八萬士兵的東晉。當時中國文化的載體都只在人數極少的士族身上，若苻堅取勝，這些士族就算不死，也難以傳承文化了，中華文化當會如其他國家一樣，從此而絕。另一個分水嶺則是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幾乎亡國，「全盤西化」之聲曾大為流行，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知識份子那能不驚中華文化的消亡？

　　但擁有連綿不絕的文化並不等同別人會理解它。一個國家若是國勢衰弱，有多少人會願意花時間去學懂它的文化？中國經過百多年的衰落期，近數十年才復興，西方國家從前不懂中華文化或中文並無大礙，現在仍不懂的話，在溝通及了解上便容易出錯。這方面倒是中國人佔了很大的優勢，過去百多年已有無數華人學習並掌握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及方法，今天在內地，懂英文的人十分普遍，書店中外文的著作或其翻譯汗牛充棟。但在西方世界，懂中文的仍少見，更遑論對中華文化有了解。西方社會的此種缺失雖有逐步改善，但不是一朝一夕可化解，在中國強勢崛起下，他們的「不知彼」對他們會大大不利，但其實對中國也無好處，因為這會損害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信任。王毅相信西方國家的人民可了解到中國，這對大家都有利，但西方國家自己也要加倍努力才可做到。

 

(Headline Daily 2019-3-15)

美國無法靠貿戰減貿赤 (雷鼎鳴)

根據近日公布的美國官方數據，2018年美國雖大肆增加關稅，挑起了與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貿易戰，但美國的貿赤卻是不減反加。在商品貿易上，2018年美國的逆差是8,913億美元，比2017年增加了10.3%；在服務業貿易上，美國素來有順差，所以在包括商品與服務業的總體貿易上，美國的逆差低一點，但也高達6,210億美元，比2017年上升了12.5%。

這些「成績」，對特朗普而言，是很沒有面子的。大約一年前，他才說過，「貿易戰是好的，很易取勝」（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他進行貿易戰的目的，是要消除逆差（雖然這不見得對美國有利，但這無疑是特朗普心中的意圖）。現在經過近一年的貿易戰大龍鳳，逆差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這不是徹底的失敗是甚麼？香港某些報刊的評論人不懂經濟，但卻跟車太貼，一早便附和特朗普，現在情何以堪？

不削開支增欠債 壓低儲蓄

但此等結果，卻是稍有見識的經濟學家都一早可預料到的。在過去一年，我在不同報刊寫文章，多次指出，經濟學有一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貿易順差（或逆差）必然等於該國的總儲蓄減去其總投資量，若儲蓄大於投資便是順差，反之則是逆差。由此可知，消除逆差的辦法是增加儲蓄（亦即減低消費），或減少投資，但2017年底開始，美國減稅（此亦為何去年頭9個月美股能上漲的主因），政府卻不減開支，欠債更多，這自然會進一步壓低儲蓄，美國貿易逆差上升，早已是可預見之事，增加關稅與否都改變不了這事實。美國經濟學界高手如雲，當然明白這道理，但特朗普卻無此智力聽懂他們的看法，終於現眼報。

美國貿易戰的主要對手是中國，特朗普也最想通過關稅戰來削減對華的貿赤，但2018年的數據也顯示，美國對華商品貿易的逆差，一樣也在上升，從2017年的3,750億美元增至4,192億美元。說特朗普在貿易戰必勝的人，是否應無地自容？不過，話說回來，經濟理論只可推斷去年美國總體逆差會擴大，但不能明確判斷美國與單一國家的貿赤會增加還是減少。現在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更擴大，特朗普更無面子，但將來這現象未必持續，不可不知。如果美國經濟下滑，出現衰退，那麼美國的消費會下降，貿易逆差反而會減低。

經過近一年的貿易戰與各名家的實證檢驗，我們大致還可確定更多的事實，而這些事實，也是一年前已有論述過的，我自己也寫過同樣的論點。因為中美兩國都是大國，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但兩國的損失並不會太大。據經濟學網誌Slate的一篇報道，聯儲局及世界銀行各自的研究都說明美國有損失，世界銀行的報告估算出美國大約損失了78億美元，不算多，但也不可視而不見。我也曾寫過，估計中國的損失大約等於GDP的0.1至0.2個百分點左右，去年中國GDP增長率從6.8%降至6.6%，與此大致相符。也有人估計過，對鋼鐵的關稅使到美國鋼鐵業增加了2,400個職位，但創造每一個職位的成本，竟是使美國在其他地方損失65萬美元！

華經濟增長率高 較能忍痛

以貿易戰去削減貿赤現已證明是蠢招，美國的政客後知後覺，但在事實面前亦已改口說現在主打的是科技戰，其中一招便是繼續靠關稅等手段迫使中國在知識產權等問題上讓步，當然在華為一事上，美國也想壓迫其他國家不用中國的通訊設備。現在我們已可更清楚看到用增加關稅的辦法只是七傷拳，傷人也傷己，此類手段能有多少作用，要看誰的容忍痛苦能力強，但我們足可相信，中國經濟增長率遠超美國，忍痛力也比美國強，在貿易談判中，中國或許會與美國虛與委蛇，在小地方作點讓步，但美國要用貿易手段遏制中國科技的發展，不但難以成功，反而更可能促使中國加大研發的力度。長遠而言，5G此等科技中國領先世界，可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但美國竟無一間公司能攖其鋒，異數！

(Sky Post 2019-3-145)

理大懲處學生值得喝采 (雷鼎鳴)

　　理工大學校方經過幾個月的研判後，開除了一名學生，並對另外三名實施了暫時停學及社會服務令等懲罰。此事在傳媒及政界中引起了一點漣漪，但起不了波瀾，原因是從錄影可看到，犯事學生舉止張狂，手指指毫無根據地惡言侮辱理大校方高層，又阻止他們離去，甚至把副校長推跌在地，這與港人尊師重道的價值觀相距太大，所以就算有一些廉價的同情，說懲罰過重，也難以引起社會共鳴。

　　我細讀過好些似想為學生開脫的評論，發現他們嚴重失焦，也對香港及國際上知名學府的規章制度與政策茫然無知。大學開除學生的確不是天天發生之事，但卻非罕見至絕無僅有，不值得大驚小怪。我負責過不少本科生的行政工作一段長時間，也避免不了要親手開除學生的經驗。此種經驗是使人傷感的，絕大多數投身於教育的老師，都不會願意見到自己或同事投入過心血的「產品」前途盡失。但走到了某些位置後，卻清楚知道有時懲罰是一定要作出的，否則對大學其他學生都不公平。

　　舉個例子，近年的大學畢業生，除了一些明顯優秀的以外，起薪點都頗低，但工作一段時間後，加薪幅度尚算可以。為何這樣？我聽過無數僱主對大學生的軟性技能，如待人接物態度、責任感等，都抱有懷疑，要待幾年考察才知道他們是龍是蟲。好的學生總會發光，在社會的大浪淘沙中最終也會被發現，但事業開始時也受到大學生形象不佳的印象所拖累，總是不值，而個別舉止酷似電影中黑社會的行為方式，確容易破壞整體學生的形象。

　　理大校方作出判決，不可能未經過由校方各學系教職員組成的委員會詳細討論。這類委員會我參加過不少，其成員都是城中高級知識份子，而且經驗豐富，討論都會十分細緻，各方的觀點都會有，也不可能以政治傾向為主導，判決與校規有一定對得上號。今天我見到的一些同情言論倒是沒有出自有大學資深管理經驗之人，容易無的放矢。我找來多所香港與國外知名大學的校規及懲處條款來一讀，倒是大同小異，反映這些條款很可能已是集合各國教育經常的共同智慧。

　　理大管理學生紀律的規條中，第一條便指明對其他學生或教職員誹謗或侵犯便屬犯規。從錄影的學生指控可見，光是這一條他們便難以自辯，況且他們與表達出痛悔的馮敬恩不同，毫無悔意，校方怎能不罰？我翻過科大的相關條文，誹謗一項也是放在第一位。暴力固然不容於大學，但近年氾濫的充滿誹謗性但卻毫無根據的語言暴力更不能容於大學，而大學也有責任為天地立心，對這類歪風作出「說不」的典範。

　　有些人以為外國名校不會如此嚴懲學生，這看法只是主觀猜測，毫無根據。外國大學的懲罰往往嚴厲得多。美國的大學開除學生，在越戰期間也許是頻率最高的，當時不但不少學校曾開除學生，嚴重的還會報警拉人。但越戰年代久遠，今天又如何？

　　哈佛本科生手冊寫明學生須避免肢體衝突、肢體對抗及爭吵。她也坐言起行，二○一四年便開除了三名犯了此規的本科生。但近年哈佛吸引公眾注意的一段新聞，是二○一七年她突然撤銷十名已被取錄的新生的入學資格，原因是他們在面書中發表過一些對納粹大屠殺或性侵犯的奇怪談論，又或詆毀過少數族裔。美國媒體對哈佛的決定大聲叫好。香港喜歡仇恨言論的人要注意了。

　　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一向是自由主義的重鎮，校方不但容忍示威抗議，甚至還在官方文件中積極支持，但校規中卻又一再表明，言論自由並不是無限制，過份的一樣會受懲處，芝大不但時有開除學生，對一些佔領學校設施的激進學生還會報警拘捕之，我四年前回校便親遇此事。

　　史丹福也是對學生寬鬆的大學，我查其紀錄，它自然也有學生被開除過。有趣的是，年前有些學生在校園抗議，質問校方為何不更嚴厲一些，把一名曾性侵其前度女友的學生開除，以致女生感到在校園不安全。

　　對不正之風是要扼殺於萌芽的，否則遺禍甚大。懲罰也是一種教育，既使當事人早點明白社會對其不當行為的真實態度，亦可減少無知者有樣學樣，以致最終回不了頭。侮辱別人是大學及學術界的大忌，此風香港卻盛行，理大不再姑息，此役可算為遏制此風立了功，值得喝采。

(Sky Post 2019-3-8)

中國市場有無去槓桿的必要？ (雷鼎鳴)

兩周前到英國牛津參加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座談會，主持人是一位印裔英國人，也是中國通，他有關中國抗日戰爭政治與歷史的巨著我幾年前已讀過。在交流中，他提到中國會否大量向「一帶一路」國家借出款項而最終使它們跌入債務陷阱，從而控制它們？這是很典型的西方傳媒及美國政府經常提出的問題，但事實基礎卻十分薄弱。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一研究機構，一直默默工作，把中國對非洲54個國家18年來的貸款額及其他經濟活動的數據都整理出來，從其數據庫可看到（網上很易找到這數據庫），中國從2000年至2017年對非洲所有國家的貸款，加起來總共只有1,430億美元（有部分已償還），大約是中國4天的生產總值，佔非洲國家的GDP比例也很低，通常在兩三成以下，中國如何可能靠債務為工具去「殖民化」這些國家？

中國高儲蓄率易被忽略

反觀美國，政府欠債超過GDP 100%，家庭及企業欠債接近GDP的200%，即社會總欠債是GDP 300%左右，比非洲國家更不穩健。由此可知，西方的知名媒體往往也會不看數據，因而作出誤導性的評論。

主持人不是經濟學家，不掌握一些經濟數據並不失禮，但顯然他平常讀過不少西方媒體的評論，他接着問我，中國不是也欠債率甚高，以致近年要去槓桿化嗎？這些問題我過去曾多有思索，於是立即回答，中國的債務並不構成危機，而且我不認同去槓桿化的政策。他對此答案很感驚訝，只有細細述說。

從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可見，今年1月底社會融資規模總存量共205萬億人民幣，但這筆款項並非全部都是債項，人民幣債項是138萬億元，外幣債項等約2.2萬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企業債券及其他形式的欠債，以去年中國GDP超過90萬億計，私人市場中個人和企業的總欠債最多只是稍超過GDP的200%。政府欠債大約是GDP 19%，若加上有些國企的欠債，中國的總欠債只是GDP的2.6倍左右，低於美國的3倍、日本的3.3倍。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47%，遠高於美國的17%。這意味着中國可借出的款項，源源不絕地有新的供應，西方媒體一直都說中國債務快將爆煲，但一直都沒有發生，原因是他們把西方國情亂套入中國，忽略了中國的高儲蓄所致。

將來如何？我相信債項佔GDP的比例還應上升，這是因為中國的股市並不發達，甚至是一個賭場，只有9%的國民戶擁有股票，而且大多是短綫持有，每年四十餘萬億元新增的儲蓄款項如何進入資本市場投資於企業？因股市不濟，只能靠債市，或是銀行直接把存款借給企業（或用以買屋的國民），若債款不增，中國的資本累積過程便會遭到窒礙。債股比重傾向於前者，並不表示經濟的總風險增加，只意味着債權人是主要的風險承擔者。

精準借貸可避免呆壞帳

中國政府近年也有擔憂債項過高問題，亦即槓桿太高，例如我們擁有100萬的房子，只付出了20萬，其餘80萬是借來的，這樣20萬控制着100萬，槓桿便是5倍，一旦房子價格掉了20萬以上，便成負資產。從此角度考慮，去槓桿化，即減低槓桿比率，當然有其道理。問題是中國的去槓桿化（或十年前四萬億救市時的大水漫灌增加槓桿）往往是一刀切，容易使需要資金，但投資有好回報的企業也無法融資，這便是最近兩、三年，甚至在貿易戰出現之前，經濟有下行壓力的重要原因。

更精準的做法是要把優秀企業與蝕本企業分開。有些企業（其中不少是國企），長期虧蝕產能過剩，或回報甚低，對它們的確要去槓桿，減少借貸，甚至不借，以免銀行有呆壞帳風險。不過，對能賺錢應擴充的企業卻應多提供融資。對劣質企業去槓桿，對優質企業加大槓桿才是中國應有的政策，靠此化解貿易戰的負面衝擊並不困難。在執行上也許這並不簡單，但今天大數據開始出現，銀行較易知道哪些企業優秀，借錢的精準度可望提高。

 

(Sky Post 20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