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港政策法已無甚影響力 (雷鼎鳴)

莫乃光、郭榮鏗及陳方安生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邀赴美「滙報」他們版本的香港情況，坊間猜測，這是美國有些政客要為取消或重訂「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作準備。

這幾年來，美國深受「修昔底德陷阱」的力量所影響，害怕失去一哥地位，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已日漸成形為國策，倘若美國政府在經過成本效益的分析後，認為打壓香港有利於這國策，他們不會給香港甚麼好果子吃，香港的法治、自由、人權等是否出問題，只能是藉口，不會左右到美國對其利益的考慮。其實美國的法治、自由、人權等狀況，在國際排名上甚至比不上香港，但這是無關宏旨的，只要找一些人唱衰香港便可。港人在中美角力中處於夾縫，避無可避，對美國的政策要有最壞的預想，才可作出最佳的應對。但話說回來，改動或中止上述的「政策法」是否對美國有利？恐又未必。

對港貨加關稅 損失僅幾億

這條法案在1992年出爐，主要內容是承認中英聯合聲明，視香港為與大陸不同的地區，承認香港的護照，也把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但是，如果美國政府認為香港「一國兩制」走了樣，總統有權中止此法。換言之，如果美國認為打壓香港有利遏制大陸，她便可通過取消此法來打擊香港，打擊的手段主要是不承認香港為獨立關稅區。

中央政府一直反對美國這條法案，認為這是美國在干預香港的事務。以中止一條中央政府反對的法案來遏制中國，邏輯上難以起到脅逼中國的作用。但從香港的角度看，撤去這條法案，又是否真的能使香港吃不消？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可帶來兩大後果。

第一，香港出口到美國的貨品會被當作是大陸貨，有可能要加關稅。此事若在1992年立此法時出現，的確有些威脅力，那時香港本地產品出口到美國的總值是646億港元，佔當年GDP的8.29%。但在2017年，香港與美國貿易已主要是轉口，自己產品出口到美國的，只得34.7億港元，佔當年GDP低至0.13%，美國就算對港貨加關稅，香港的總體損失也不過是幾億港元而已，毫無威脅力！

第二，美國對香港及大陸一視同仁，某些與國防或敏感科技有關的產品以後禁止輸港。美國既然大有可能與中國展開科技戰，香港怎麼還可指望美國對港不加諸任何限制？有沒有「美港政策法」，都是如此，美國輸港的科技，高極有限。

由此可見，這條法案已無甚意義，成了美國的雞肋。美國立這條法的原意，也許是視它為懸在香港頭上的一把刀，香港若不順美國的旨意，刀便會掉下來，但若是真的撤銷了此法，便等於刀已經掉下，那麼威脅力也不再存在，美國反而變得被動，香港政府更不用理會美國對港說三道四。若中美進一步鬧翻，魚死網破，中國還可順勢把美國在港的勢力連根拔起，不用再顧忌。

港外滙儲備豐 難衝擊聯滙

「美國—香港政策法」在今天的條件下已無多大的意義，廢與不廢都不重要，但也許美國可用獨立關稅區以外的手段威脅香港，例如打擊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但這恐怕也只會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一直希望中國能更開放金融市場，使她們能分一杯羹，這也是中美貿易談判重點之一。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今天正是西方金融界進入中國市場的通道，摧毀了她，對西方國家無好處，而且美國不要香港的金融服務，不等於別人不要，美國就算積極游說別國參與打擊，作用也不大。

打擊港元的聯繫滙率又如何？港元並非普通的法定貨幣，而是背後有美元儲備支持的貨幣。流通的鈔票有百分百的支持，香港總外滙儲備共3.39萬億，是總貨幣量M3的46%，也是貨幣基礎的兩倍，美國如果不舉國用上洪荒之力，很難沖垮港元，而且港元與美元掛鈎及用美元作儲備，有利美國，若是胡搞一通，美國及世界都會有金融危機爆發，美國不敢這樣做。倘若真的做了，港元可能便與人民幣掛鈎，也沒有大礙。

 

(Sky Post 2019-3-22)

 

中國應感謝特朗普 (雷鼎鳴)

　　香港有不少反共反華人士，對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不斷喝采打氣。美國的經濟學界也有一些人反共反華，但他們對特朗普貿易戰的評價卻是幾乎一致劣評，認為這些政策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而且美國可能會輸掉。

　　美國經濟學界人才濟濟，不論他們立場如何，其見識當然比香港一些跟車太貼的反共民粹份子來得高超。前者容易看穿特朗普的不學無術，以及目標與政策錯亂。特朗普在理念上犯上兩個大錯。第一是誤以為貿易的成敗得失，在於是否有貿易盈餘，而不知貿易的主要作用，是容許不同國家按自身的比較優勢而分工，即集中生產自己最具優勢的產品，再倚靠貿易互通有無。這樣會使世界的總產量大增。不按照這模式只顧用關稅或其他方法搞保護主義的國家，都會使自己經濟陷入困境；反之，則可使國家興盛起來。第二，特朗普以為靠增加關稅便可減少美國的貿赤，殊不知貿赤的根源是美國人消費大於生產，以致要從外國淨進口商品以填補缺口，這與關稅多少無甚直接關係。二○一八年美國發動貿易戰後，美國的總體商品貿易赤字反而大增百分之十點三，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赤更上升了百分之十一點八，由此可知特朗普以增加關稅去減少貿赤的策略全面失敗！

　　在事實面前，今天特朗普較聰明的支持者已不太敢提特朗普的名言：「貿易戰是好的，很易取勝。」他們已靜悄悄地調整了目標，改為以關稅戰及其他手段脅逼中國聽從美國的指揮。其實整個策略頗為好笑，增加關稅是在搞保護主義，長遠而言會削弱美國經濟汰弱留強的能力，生產效率停滯不前，這等於美國要自插一刀，然後要中國聽其指令，否則它會再揮刀亂插。就算從短線角度看，美國胡亂揮刀雖也會傷及別的國家，但特朗普不斷說他靠增加關稅替美國賺了很多錢卻顯然是胡吹，最近有實證證明，這些關稅其實都是由美國的生產者及消費者承擔了。

　　美國自稱是不公平貿易的受害者（其實貿易規則很多便是美國自己制訂的），它也要求多多，例如不准中國補貼某些行業或國企，又不准搞「中國製造2025」等產業政策，在外資直接投資上，不能再強制搞合資企業及技術轉移等，若中國不聽，美國便會增加關稅多插自己幾刀。

　　在政治層面上，中國不願聽從美國自殘的威脅，並作出適當的反擊，這是對的，但特朗普的某些要求雖然立心不良，卻其實對中國有利，有些則已過時。中國確存在一些行業及國企受到補貼的現象，此等補貼會降低相關產品的成本與價格，等於用中國納稅人的錢去補貼美國消費者，這對中國不利，對美國有利，但既然特朗普不懂得領情，並以自殘來表示反對，內地的改革派得他助攻，大可順水推舟，乘機廢掉部份的補貼，這會改善中國的生產效率。

　　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從來爭議性甚高。得到補貼的行業很可能發展更快，但世上無免費午餐，其他行業的資源自會相應減低。若被選中的行業真的潛力驚人，問題便不大。不過，真正的困難在於誰去作出這些選擇。舉個例子，以過去台灣產業政策的經驗看來，得到補貼的大多是紡織等夕陽行業，因這些行業歷史較長，政治影響力強大，新興的電子工業卻反而得不到政府多少扶助。現時特朗普以洪荒之力遏制中國高新科技的發展，卻反而使中國政府更義無反顧地投放更多資源在創新科技之上。未來中國高科技得以迅速發展，特朗普居功甚偉也！

　　特朗普政府很在意中國對知識產權的態度，但其實中國早已進入了極度重視知識產權的階段，每年付出購買專利的費用數以百億美元計算，而且中國創新日多，亦恐別人抄襲自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額，現在已跌至中國每年總投資量的百分之零點零五，美國若用撤資去逼迫中國，也會毫無威脅力。美國打壓華為一事，已使世界知道華為的5G技術領先全球，美國無法望其項背。特朗普此招，對華為有重大的宣傳效益，怎能不謝特朗普？華為的聲名鵲起，也使它成為中國創新科技的榜樣及指路明燈，這些也都是拜特朗普所賜，理應謝之！

 

(Headline Daily 2019-3-22)

中西文化的相互認知不對稱 (雷鼎鳴)

　　三星期前到英國牛津參加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座談會，主持人是中國問題專家，在答問環節他提到中國人與西方人價值觀或行為方式並不相同，就算在商業活動中，也頗容易引起誤會或衝突，如何解救？

　　這問題太大，不易回答，但一個懶人包的回應是中國人到外地設廠或開公司，可盡量僱用當地人，這樣因文化誤解而引致的摩擦可減少一些。當然，中國的投資者也應入鄉隨俗，主動了解別人的文化，西方人到中國，也應如是。

　　無獨有偶，近日外長王毅回應媒體時也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作為綿延五千年而未中斷的文明，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連續性和最具可預測性的國家。」這段話可能是希望點出，中國政府與人民的行為規律都有跡可尋，且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可供外國人揣摩，他們若肯下工夫，要了解中國也不是這麼困難。

　　經濟學家一般不相信文化背景是對我們行為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利益或誘因的影響力更大。舉個例子，儒家文化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及「百行孝為先」的教條，按照此種文化準則，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人理應拼命生育。此說在古代農村社會中的確正確，那時死亡率高，農村又需要勞動力，所以能百子千孫的會引以為榮。今天又如何？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等地，生育率全部極低，比西方國家更低，中國內地廢除了一孩政策後，大城市中的總和生育率依然遠低於世界的平均，原因可能是房價貴及教育費高昂，甚麼文化因素也就無從考慮了。

　　不過，我們也絕不可說文化因素全無作用，多了解這些因素應有利於與人溝通，減少衝突。王毅的說法有兩個重點，都十分有趣：第一是中華文化是否與別的文化不同，五千年來從未中斷？第二是歷史長便等於中國更具可預測性？

　　中國以外主要文化體系的連續性的確不及中國。今天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與歷史上的早已不是同一回事。以希臘文化為源頭的西方文明好一點，但它也經歷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失落。從公元三五四年出生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到一二二五年出生的阿奎納（Thomas Aquinas），西方經歷了近八百年的思想半真空，除了天主教的宗教文化得以延續外，其他近乎空白，竟無可稱得上是思想家的人物出現過，若非阿奎納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思想，恐怕西方文化的這一源頭對後世的作用也有限。

　　中國不同，從古到今，一些古代經典如易經詩經孔孟老莊墨子韓非，文化人對它們仍耳熟能詳。不過，中國文化並非未遭遇過幾乎中斷的風險。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歷史學家中有所謂的「戰國學派」，他們指出，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是中華文化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分水嶺，當年掌握近百萬大軍的前秦胡人苻堅，兵力可投鞭斷流，若非戰術失誤，本可輕易戰勝只得八萬士兵的東晉。當時中國文化的載體都只在人數極少的士族身上，若苻堅取勝，這些士族就算不死，也難以傳承文化了，中華文化當會如其他國家一樣，從此而絕。另一個分水嶺則是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幾乎亡國，「全盤西化」之聲曾大為流行，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知識份子那能不驚中華文化的消亡？

　　但擁有連綿不絕的文化並不等同別人會理解它。一個國家若是國勢衰弱，有多少人會願意花時間去學懂它的文化？中國經過百多年的衰落期，近數十年才復興，西方國家從前不懂中華文化或中文並無大礙，現在仍不懂的話，在溝通及了解上便容易出錯。這方面倒是中國人佔了很大的優勢，過去百多年已有無數華人學習並掌握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及方法，今天在內地，懂英文的人十分普遍，書店中外文的著作或其翻譯汗牛充棟。但在西方世界，懂中文的仍少見，更遑論對中華文化有了解。西方社會的此種缺失雖有逐步改善，但不是一朝一夕可化解，在中國強勢崛起下，他們的「不知彼」對他們會大大不利，但其實對中國也無好處，因為這會損害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信任。王毅相信西方國家的人民可了解到中國，這對大家都有利，但西方國家自己也要加倍努力才可做到。

 

(Headline Daily 2019-3-15)

美國無法靠貿戰減貿赤 (雷鼎鳴)

根據近日公布的美國官方數據，2018年美國雖大肆增加關稅，挑起了與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貿易戰，但美國的貿赤卻是不減反加。在商品貿易上，2018年美國的逆差是8,913億美元，比2017年增加了10.3%；在服務業貿易上，美國素來有順差，所以在包括商品與服務業的總體貿易上，美國的逆差低一點，但也高達6,210億美元，比2017年上升了12.5%。

這些「成績」，對特朗普而言，是很沒有面子的。大約一年前，他才說過，「貿易戰是好的，很易取勝」（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他進行貿易戰的目的，是要消除逆差（雖然這不見得對美國有利，但這無疑是特朗普心中的意圖）。現在經過近一年的貿易戰大龍鳳，逆差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這不是徹底的失敗是甚麼？香港某些報刊的評論人不懂經濟，但卻跟車太貼，一早便附和特朗普，現在情何以堪？

不削開支增欠債 壓低儲蓄

但此等結果，卻是稍有見識的經濟學家都一早可預料到的。在過去一年，我在不同報刊寫文章，多次指出，經濟學有一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貿易順差（或逆差）必然等於該國的總儲蓄減去其總投資量，若儲蓄大於投資便是順差，反之則是逆差。由此可知，消除逆差的辦法是增加儲蓄（亦即減低消費），或減少投資，但2017年底開始，美國減稅（此亦為何去年頭9個月美股能上漲的主因），政府卻不減開支，欠債更多，這自然會進一步壓低儲蓄，美國貿易逆差上升，早已是可預見之事，增加關稅與否都改變不了這事實。美國經濟學界高手如雲，當然明白這道理，但特朗普卻無此智力聽懂他們的看法，終於現眼報。

美國貿易戰的主要對手是中國，特朗普也最想通過關稅戰來削減對華的貿赤，但2018年的數據也顯示，美國對華商品貿易的逆差，一樣也在上升，從2017年的3,750億美元增至4,192億美元。說特朗普在貿易戰必勝的人，是否應無地自容？不過，話說回來，經濟理論只可推斷去年美國總體逆差會擴大，但不能明確判斷美國與單一國家的貿赤會增加還是減少。現在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更擴大，特朗普更無面子，但將來這現象未必持續，不可不知。如果美國經濟下滑，出現衰退，那麼美國的消費會下降，貿易逆差反而會減低。

經過近一年的貿易戰與各名家的實證檢驗，我們大致還可確定更多的事實，而這些事實，也是一年前已有論述過的，我自己也寫過同樣的論點。因為中美兩國都是大國，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但兩國的損失並不會太大。據經濟學網誌Slate的一篇報道，聯儲局及世界銀行各自的研究都說明美國有損失，世界銀行的報告估算出美國大約損失了78億美元，不算多，但也不可視而不見。我也曾寫過，估計中國的損失大約等於GDP的0.1至0.2個百分點左右，去年中國GDP增長率從6.8%降至6.6%，與此大致相符。也有人估計過，對鋼鐵的關稅使到美國鋼鐵業增加了2,400個職位，但創造每一個職位的成本，竟是使美國在其他地方損失65萬美元！

華經濟增長率高 較能忍痛

以貿易戰去削減貿赤現已證明是蠢招，美國的政客後知後覺，但在事實面前亦已改口說現在主打的是科技戰，其中一招便是繼續靠關稅等手段迫使中國在知識產權等問題上讓步，當然在華為一事上，美國也想壓迫其他國家不用中國的通訊設備。現在我們已可更清楚看到用增加關稅的辦法只是七傷拳，傷人也傷己，此類手段能有多少作用，要看誰的容忍痛苦能力強，但我們足可相信，中國經濟增長率遠超美國，忍痛力也比美國強，在貿易談判中，中國或許會與美國虛與委蛇，在小地方作點讓步，但美國要用貿易手段遏制中國科技的發展，不但難以成功，反而更可能促使中國加大研發的力度。長遠而言，5G此等科技中國領先世界，可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但美國竟無一間公司能攖其鋒，異數！

(Sky Post 2019-3-145)

理大懲處學生值得喝采 (雷鼎鳴)

　　理工大學校方經過幾個月的研判後，開除了一名學生，並對另外三名實施了暫時停學及社會服務令等懲罰。此事在傳媒及政界中引起了一點漣漪，但起不了波瀾，原因是從錄影可看到，犯事學生舉止張狂，手指指毫無根據地惡言侮辱理大校方高層，又阻止他們離去，甚至把副校長推跌在地，這與港人尊師重道的價值觀相距太大，所以就算有一些廉價的同情，說懲罰過重，也難以引起社會共鳴。

　　我細讀過好些似想為學生開脫的評論，發現他們嚴重失焦，也對香港及國際上知名學府的規章制度與政策茫然無知。大學開除學生的確不是天天發生之事，但卻非罕見至絕無僅有，不值得大驚小怪。我負責過不少本科生的行政工作一段長時間，也避免不了要親手開除學生的經驗。此種經驗是使人傷感的，絕大多數投身於教育的老師，都不會願意見到自己或同事投入過心血的「產品」前途盡失。但走到了某些位置後，卻清楚知道有時懲罰是一定要作出的，否則對大學其他學生都不公平。

　　舉個例子，近年的大學畢業生，除了一些明顯優秀的以外，起薪點都頗低，但工作一段時間後，加薪幅度尚算可以。為何這樣？我聽過無數僱主對大學生的軟性技能，如待人接物態度、責任感等，都抱有懷疑，要待幾年考察才知道他們是龍是蟲。好的學生總會發光，在社會的大浪淘沙中最終也會被發現，但事業開始時也受到大學生形象不佳的印象所拖累，總是不值，而個別舉止酷似電影中黑社會的行為方式，確容易破壞整體學生的形象。

　　理大校方作出判決，不可能未經過由校方各學系教職員組成的委員會詳細討論。這類委員會我參加過不少，其成員都是城中高級知識份子，而且經驗豐富，討論都會十分細緻，各方的觀點都會有，也不可能以政治傾向為主導，判決與校規有一定對得上號。今天我見到的一些同情言論倒是沒有出自有大學資深管理經驗之人，容易無的放矢。我找來多所香港與國外知名大學的校規及懲處條款來一讀，倒是大同小異，反映這些條款很可能已是集合各國教育經常的共同智慧。

　　理大管理學生紀律的規條中，第一條便指明對其他學生或教職員誹謗或侵犯便屬犯規。從錄影的學生指控可見，光是這一條他們便難以自辯，況且他們與表達出痛悔的馮敬恩不同，毫無悔意，校方怎能不罰？我翻過科大的相關條文，誹謗一項也是放在第一位。暴力固然不容於大學，但近年氾濫的充滿誹謗性但卻毫無根據的語言暴力更不能容於大學，而大學也有責任為天地立心，對這類歪風作出「說不」的典範。

　　有些人以為外國名校不會如此嚴懲學生，這看法只是主觀猜測，毫無根據。外國大學的懲罰往往嚴厲得多。美國的大學開除學生，在越戰期間也許是頻率最高的，當時不但不少學校曾開除學生，嚴重的還會報警拉人。但越戰年代久遠，今天又如何？

　　哈佛本科生手冊寫明學生須避免肢體衝突、肢體對抗及爭吵。她也坐言起行，二○一四年便開除了三名犯了此規的本科生。但近年哈佛吸引公眾注意的一段新聞，是二○一七年她突然撤銷十名已被取錄的新生的入學資格，原因是他們在面書中發表過一些對納粹大屠殺或性侵犯的奇怪談論，又或詆毀過少數族裔。美國媒體對哈佛的決定大聲叫好。香港喜歡仇恨言論的人要注意了。

　　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一向是自由主義的重鎮，校方不但容忍示威抗議，甚至還在官方文件中積極支持，但校規中卻又一再表明，言論自由並不是無限制，過份的一樣會受懲處，芝大不但時有開除學生，對一些佔領學校設施的激進學生還會報警拘捕之，我四年前回校便親遇此事。

　　史丹福也是對學生寬鬆的大學，我查其紀錄，它自然也有學生被開除過。有趣的是，年前有些學生在校園抗議，質問校方為何不更嚴厲一些，把一名曾性侵其前度女友的學生開除，以致女生感到在校園不安全。

　　對不正之風是要扼殺於萌芽的，否則遺禍甚大。懲罰也是一種教育，既使當事人早點明白社會對其不當行為的真實態度，亦可減少無知者有樣學樣，以致最終回不了頭。侮辱別人是大學及學術界的大忌，此風香港卻盛行，理大不再姑息，此役可算為遏制此風立了功，值得喝采。

(Sky Post 2019-3-8)

中國市場有無去槓桿的必要？ (雷鼎鳴)

兩周前到英國牛津參加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座談會，主持人是一位印裔英國人，也是中國通，他有關中國抗日戰爭政治與歷史的巨著我幾年前已讀過。在交流中，他提到中國會否大量向「一帶一路」國家借出款項而最終使它們跌入債務陷阱，從而控制它們？這是很典型的西方傳媒及美國政府經常提出的問題，但事實基礎卻十分薄弱。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一研究機構，一直默默工作，把中國對非洲54個國家18年來的貸款額及其他經濟活動的數據都整理出來，從其數據庫可看到（網上很易找到這數據庫），中國從2000年至2017年對非洲所有國家的貸款，加起來總共只有1,430億美元（有部分已償還），大約是中國4天的生產總值，佔非洲國家的GDP比例也很低，通常在兩三成以下，中國如何可能靠債務為工具去「殖民化」這些國家？

中國高儲蓄率易被忽略

反觀美國，政府欠債超過GDP 100%，家庭及企業欠債接近GDP的200%，即社會總欠債是GDP 300%左右，比非洲國家更不穩健。由此可知，西方的知名媒體往往也會不看數據，因而作出誤導性的評論。

主持人不是經濟學家，不掌握一些經濟數據並不失禮，但顯然他平常讀過不少西方媒體的評論，他接着問我，中國不是也欠債率甚高，以致近年要去槓桿化嗎？這些問題我過去曾多有思索，於是立即回答，中國的債務並不構成危機，而且我不認同去槓桿化的政策。他對此答案很感驚訝，只有細細述說。

從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可見，今年1月底社會融資規模總存量共205萬億人民幣，但這筆款項並非全部都是債項，人民幣債項是138萬億元，外幣債項等約2.2萬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企業債券及其他形式的欠債，以去年中國GDP超過90萬億計，私人市場中個人和企業的總欠債最多只是稍超過GDP的200%。政府欠債大約是GDP 19%，若加上有些國企的欠債，中國的總欠債只是GDP的2.6倍左右，低於美國的3倍、日本的3.3倍。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47%，遠高於美國的17%。這意味着中國可借出的款項，源源不絕地有新的供應，西方媒體一直都說中國債務快將爆煲，但一直都沒有發生，原因是他們把西方國情亂套入中國，忽略了中國的高儲蓄所致。

將來如何？我相信債項佔GDP的比例還應上升，這是因為中國的股市並不發達，甚至是一個賭場，只有9%的國民戶擁有股票，而且大多是短綫持有，每年四十餘萬億元新增的儲蓄款項如何進入資本市場投資於企業？因股市不濟，只能靠債市，或是銀行直接把存款借給企業（或用以買屋的國民），若債款不增，中國的資本累積過程便會遭到窒礙。債股比重傾向於前者，並不表示經濟的總風險增加，只意味着債權人是主要的風險承擔者。

精準借貸可避免呆壞帳

中國政府近年也有擔憂債項過高問題，亦即槓桿太高，例如我們擁有100萬的房子，只付出了20萬，其餘80萬是借來的，這樣20萬控制着100萬，槓桿便是5倍，一旦房子價格掉了20萬以上，便成負資產。從此角度考慮，去槓桿化，即減低槓桿比率，當然有其道理。問題是中國的去槓桿化（或十年前四萬億救市時的大水漫灌增加槓桿）往往是一刀切，容易使需要資金，但投資有好回報的企業也無法融資，這便是最近兩、三年，甚至在貿易戰出現之前，經濟有下行壓力的重要原因。

更精準的做法是要把優秀企業與蝕本企業分開。有些企業（其中不少是國企），長期虧蝕產能過剩，或回報甚低，對它們的確要去槓桿，減少借貸，甚至不借，以免銀行有呆壞帳風險。不過，對能賺錢應擴充的企業卻應多提供融資。對劣質企業去槓桿，對優質企業加大槓桿才是中國應有的政策，靠此化解貿易戰的負面衝擊並不困難。在執行上也許這並不簡單，但今天大數據開始出現，銀行較易知道哪些企業優秀，借錢的精準度可望提高。

 

(Sky Post 2019-3-8)

欲與三藩市灣區試比高！ (雷鼎鳴)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公布後，港人宜對其內容小心研判，以找尋自己未來的發展機遇。

 

據《綱要》總結，大灣區中的港澳加上廣東省九個市共有7000萬人口，GDP也達十萬億元人民幣。先不說大灣區將來發展的前景，光是這起點已非同小可。7000萬人口就算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人口也可全球排名20，高於泰國與法國。十萬億人民幣的產值約等於1.45萬億美元，這個產值不論以官方匯率或購買力平價計算，都可位列世界二十強以內；用購買力平價計，高於澳洲、加拿大、西班牙等國。換言之，大灣區的人口與經濟規模，均已達世界上的中上級國家。《綱要》提出的宏圖大計，正是要推動這麼一塊巨大的經濟板塊繼續向前發展，這當中必涉及巨大的資源投入與制度變遷。

 

設立目標努力追趕

 

《綱要》共11章，27296字，當中涉及的項目數以百計，不可能在此逐一評論。在經濟生產發展上的建議，集中在第四至第六章中，包括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連接各地的基礎設施，及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第七章與第八章與生活及環境關係較大，主要列出如何推進生態文明及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生活圈。其實生產與生活息息相關，生產力發達了，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中產階級便會大量湧現，他們對環境生態及生活質素要求頗高，會願意付出龐大資源去改善生活環境。反過來看，大灣區若不能提供優質生活的條件，便不易吸引有能力的人才到此工作，因此，生產力與生活環境是相輔相成的發展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科技的發明及生產、金融服務、物流運輸及商貿上早已有堅實的基礎，有些還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我們也毋庸諱言，與世界上先進的地區相比，大灣區仍有一段漫長的發展道路要走。作為一個中期目標，我們不妨找來一個假想對手，看看什麼時候才能接近及超越它。因未來的經濟發展與科技水平密不可分，選擇擁有硅谷的三藩市灣區作假想對手最是適合。

 

加州的灣區應包括哪些地方，這並無統一的說法，因粵港澳大灣區包含的地方甚廣，人口又多，所以我用最廣義的包括了12個郡的灣區概念。如此定義的灣區以只擁有70萬人口的三藩市為龍頭，在2017年三藩市灣區總共有884萬人口，GDP共8781億美元，人均GDP 99347美元。以人口及GDP而論，三藩市灣區都不及粵港澳大灣區，但其人均收入近10萬美元，又是粵港澳大灣區所望塵莫及。究竟三藩市那邊有何優勢劣勢？

 

三藩市灣區最大的優勢應是它的人才來自全球各地，在硅谷工作的科技人員大半都是新移民或第二代移民。這點世上無處可及，粵港澳大灣區在可見的將來恐怕也不可能做到人才如此國際化。不過，中國人口基數大，若能得到培養的話，奇人異士也可能不斷出現，只要盡可能的吸納世界頂尖人才，並非不可能與三藩市灣區在人才上一爭長短。

 

在打通經脈方面，三藩市灣區有其優勢。從灣區的任何一點跑到另一點，根本不需要過海關，汽車的車牌也一致，不用使用兩個車牌。不過，灣區在交通上亦有弱點，其基建落後，天天上下班都塞車幾個小時，公共交通費用昂貴，服務質量低劣，水準遠不及香港、深圳與廣州的地鐵，這些缺失也就抵銷了它自由通行的優勢。

 

在科研實力上，三藩市灣區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三藩市分校，及史丹福大學三所全球頂尖的大學坐鎮，不但源源不絕的提供了創業人才，而且不少學校中的實驗室與企業界深度結合，這倒是不易追近。

 

大灣區要做的最應是加大投資，建設更優越的學府。我們也不要被英國一些排名機構所誤導，以為香港的大學已達到頂級地步，只要看看香港有多少諾貝爾獎，再看看三藩市灣區三所大學各自有多少諾貝爾獎便可知差距。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教育及科研質量亦然。

 

在生活環境方面，三藩市那邊勝在擁有世上最好的天氣，遠非香港的濕熱所及。但加州這一優勢又造成代價，全美各地人口貪圖這裏的氣候，藍天白雲及清新的空氣，紛紛湧至，樓價之貴幾乎追近香港。但對性好熱鬧的人而言，加州雖多有郊遊好去處，繁華及熱鬧聚腳點的數量則遠不如香港、廣州等地。三藩市仍算不上是一個世界級的大都會，在這裏要換取外幣，等閒要等上幾天，我們宜發揮粵港澳大都會所擁有的特殊魅力。

 

必須培養吸納頂尖人才

 

在物價與交稅方面，三藩市並不是個什麼好地方，稅高物價貴。

 

在爭奪人才上，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事人倒應好好利用這優點。假如《綱要》的最重要目標是為大灣區打造一個世界級的創新科技與現代化產業中心，那麼我認為《綱要》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它的第八章第一節。在這一節中，《綱要》提出了一系列建設人才高地的政策，例如指出可借鑒港澳從世界各地吸納高端人才的做法。

 

此點很正確，同時也是開內地風氣之先河，影響深遠。我過去參加過多次在海外招聘一流教授的工作，對吸納人才特別上心。能納天下英才為所用，可帶動本地人的就業，亦可大大提高生產力，要成功做到此點，有兩點是要注意的。第一，世界級的人才都有其價值，他們是天下人人爭奪的財寶，付出高薪是必須的，效益大於成本，華為便是好例子，它對人才付出高過國際級的報酬，而且花巨資打造使員工能安心及快樂工作的環境，從而所得到的成果也是震驚世界的。第二，要有良好的人才評級機制，要做到這點，一個必需條件是創業初期所招聘回來的人才都應是第一流的。第一流的人才會吸引到第一流的人才將來加入你的團隊，第二流的人才卻只能替你找到第三流的人才。起步很重要，不做好此點，後患無窮，大灣區的活力日久也會被消磨掉。

 

(TKP 2019-3-4)

港人活力有無衰退？ (雷鼎鳴)

　　兩周前本欄刊登了篇拙作，討論美國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一九六五年左右，整個國家都充滿活力，但此情不再，近幾十年來其活力已大不如前，反而中國近三、四十年來卻是活力勃發。《星島日報》老總黎廷瑤兄致電給我，希望我也談談香港的活力問題。這是很合理的建議，敢不從命？

　　活力（Dynamism）這回事，本是一種精神面貌，難以直接量度，但它總有跡可尋，在一個活力充沛的社會，我們應見到人民樂觀開放，幹勁十足，不畏艱難，面對挑戰時頗有爭強好勝之自信。這種社會的創新活動層出不窮，用內地的用語，華為受打壓後，其員工卻仍士氣十足，都在「嗷嗷叫」，這正好捕捉到活力的含意。

　　活力與樂觀相輔相成，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發現，九成左右的中國人民都相信，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活得更好（歐美等國的比例卻是遠遠低於此數），正也是樂觀的表現，每年內地到世界各地旅遊的遊客數以千萬計，也不見有多少人不願回國，到外國留學的學生畢業後，現已出現回流潮，這都反映出他們對前景的樂觀，願意回國再戰天下！香港有些網民，竟說內地是「鬼域」，不能踏足，這不但反映其脫離現實，更顯示出他們害怕知道事實。對於面對真相時會感到受傷的人而言，我們容易在他們身上找到憂鬱怨恨，但找不到活力。

　　港人的活力在過去幾十年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從可見的現象看來，下降的機會大得多。社會中怨天尤人的情緒瀰漫，排外及諉過於人之風甚盛，與北京、深圳等地相比，香港的創業精神大見遜色。三、四十年前內地剛改革開放時，無數的港人兩手空空，只拿着一個公事包，便有膽量闖到珠三角創業，一個世界工廠，便被他們打造了出來。有時聽這些先行者細說他們當年的辛酸，不能不佩服當年港人殊不畏死的活力與膽量。今天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又出現了新的機遇，但似乎願意積極參與的，主要還是當年這一批人，但他們已垂垂老矣。

　　一個人的收入，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本來不是量度活力的最好指標，但在特殊條件下，收入也可揭示出活力是否充盈。我年前做過一些研究，手上有很詳細的香港住戶調查數據。從一九九三年至二○一五年，港人每月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只上升了三成一，等於每年上升百分之一點二，在香港歷史上來說，這是頗低的增長率，要知道，在同一時期，香港並不缺乏資金，而且港人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為甚麼生產力增長這麼慢？這顯示活力幹勁可能都不如過去了。

　　這個說法也許並非完全公平，因為社會中有不同人等，他們的活力程度可能大有差異。若以年齡劃分，我們可看到年齡較成熟的，收入上升較快，今天四十至四十四歲的人士，比起二十二年前同一年齡的人實質收入共上升了五成六，反觀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只升了一成半（二十至二十四歲的更只得一成三），差距甚大。會否是市場有歧視，對年輕人特別不利？這也說不過去，收入中位數只是說有一半人收入高於此數，一半低於，並無說明某些人收入可變得很高，在二○一五年較仔細的數據可看到，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年輕人當中有數以千計的得享五萬甚至十萬以上的高薪，這在一九九三年（就算算入通脹因素）是沒有的。這裏反映出市場對有用的人，不管他們年齡若干，是願意以高薪回報的，亦說明並非所有港人，也不是所有年輕人活力都不如前。

　　將來如何？香港存在着機遇，但不肯使用最大的精力去實幹的人是不會從這些機遇中獲利的。與其被負能量支配，受制於無知，變成怨恨的奴隸，不如開放心靈，多看多想，重拾活力，才可還自己人生一個公道。

(Headline Daily 2019-3-1)

怎減少公共開支佔GDP比重？ (雷鼎鳴)

今年財政預算案在理財方針上，顯然延續了去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公共開支佔GDP的比重從過去一年的20.2%，在來年預計再增至21.6%，2020年度又將上升至21.8%，2021更突破至22.5%，2022至22.7%，到2023才稍回落至22.0%。

要知道，在近代香港財政史上，只有1998及2003年度才觸到22%這紅綫。但這兩次碰到22%，政府是被動的，主要因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年GDP過於疲弱才出現，與現在的有計劃地推高公共開支比重不可混為一談。當年的財爺唐英年眼見連年赤字，也許又害怕違反《基本法》，作了重大的努力，把這比重壓下去，但也要到2007年度才重返低於16%的水平。

擴張有違《基本法》原意

公共開支的比重擴大，為甚麼是一個問題？世界各地的免費午餐派都會喜歡政府擴大開支，這是因為政府往往是世上最大的「水魚」，她用的錢都是別人的錢，用多了也不會肉痛，社會中的各路利益團體或政客，只要緊盯着政府，向她施壓，便可予取予攜得其所哉，政府掌控的資源愈多，愈是肥肉一塊，真正付出代價的，是納稅人不是政府，後者並無強烈的反抗意志。

此種在民主體制下普世皆然的現象，對經濟並無好處。早有研究指出，政府開支佔GDP比重愈大，該地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便會下降。撰寫《基本法》的諸先輩其實很有眼光，《基本法》108條說明香港要奉行低稅制，107條更指明「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這幾個條件加起來，可歸結為公共開支（或稅收）佔GDP的比重要處於穩定的低水平。在撰寫《基本法》的年代，這個比重很多時低於15%，現在則以超出22%為長綫目標，這便不由不使我們疑慮《基本法》的原意有沒有被違背了。

《基本法》107及108條是很有遠見的條文，它們保障了香港「小政府」這一模式，但未來幾十年，人口老化必會帶來更巨大的財政擴張壓力，怎樣才可避免對《基本法》的碰撞？

造地開支收入另帳計算

在政府的各項開支中，有一項頗為特別，就是基礎建設開支，亦即修橋築路填海的開支，在2019年度預留了851.57億，大約佔GDP的3%，未來幾年它升勢預計會十分凌厲，到了2023年會達到1,389.36億，超過到時GDP的4%。這些基建開支的經費從何而來？答案是靠賣地收入，例如今年度估計可得1,430億收入。在概念上更準確的說法是，這幾乎是一門獨立的生意，政府在經營着一「國企」，它的業務是靠基建去造地或增加土地的價值，然後將價值提高了的土地或新增的土地賣出，所得收入放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中，基金中之儲備又可用來製造更多的土地，這「企業」的利潤可被政府徵用以支付別的開支。

有不少人以為政府太倚靠賣地收入，其實土地並非免費午餐，要有基建開支才有地可賣，例如若不投資建設「明日大嶼」，將來便無地可賣。歷年以來，政府使用這一模式淨賺了不少錢，以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今天已積累了1,492億的儲備。

既然造地而賣是一門政府優而為之的生意，造地的成本未必應劃入公共開支之內，以免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太高，違反《基本法》。政府大可在帳目中把這業務分拆出來，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視作一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填海基建等開支不算入政府開支中，賣地收入也只歸入這公司，如此一來，政府的開支及收入佔GDP的比重都可減少3至4個百分點。以後公司可獨立運作，政府也暫不用擔心違反《基本法》。

(Sky Post 2019-3-1)

 

 

中美經濟競賽的決勝因素 (雷鼎鳴)

近年國際政經形勢頗見動盪，究其根源，最大的因素應是美國害怕中國的國力快將超越自己，故而忐忑不安。我們若細看國力的各種指標，不難發現兩國總體力量仍有頗大的差距，但中國在個別的指標上卻已超越或快將超越美國。

 

華為事件發生後，大量的資訊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原來華為的通訊設備及5G都在世界領先，美國國內竟無一企業可攖其鋒。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 GDP已比美國高出近兩成，中國GDP每年光是新增的部分，便比澳洲與紐西蘭的總體GDP加起來更大。個別項目的超越不足夠把局勢穩定下來，要大量指標的超越或接近，修昔底德陷阱背後的力量才可化解掉。

 

值得中國參考的案例

 

中國若要真正崛起，美國並接受現實，我相信要有幾個條件：第一，中國總體 GDP超過美國（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做到）；第二，人均GDP接近美國，這還差很遠；第三，科技力量接近，個別項目超越；第四，國防力量差距不太大。

 

在歷史上，大國之間彎道超車的例子並不常見，不用搞出戰禍的尤其可貴，最新的參考案例已是百多年前美國如何超過了當時最強大的英國。這個過程對中國很有參考作用，也可為中國增加一點政策的自信。

 

以總體GDP作比較，英國雖是十九世紀最大的海權力量，GDP卻早在1872年被美國超過。這部分得力於美國較高的增長速度，部分原因卻是美國人口多於英國。要到1905年，英國連人均 GDP也輸了給美國，後者的優勢才很明顯。為什麼在十九世紀美國能超過英國？這倒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英國是名副其實的霸主。美國雖地大物博，但西部荒蕪且缺水，英國本土面積雖小，但她有印度般面積巨大、人口眾多可供其剝削的殖民地。美國能夠吸引移民，這為她帶來巨大的活力，但當時移民到美的，教育程度和技術能力普遍不高，美國相對於英國並無特別優勢。在1861至1865年，美國還打了場生靈塗炭、經濟損毀嚴重的內戰，元氣大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860年以前，英美兩國的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無甚差別。美國為何在1872年便突然能超越英國？

 

我的一位舊同事艾禮智（Isaac Ehrlich）與其他經濟學家去年發表了他們紀念貝卡爾（Gary Becker）逝世的論文，主旨正是要回答此問題。艾禮智與我都相信，經濟增長若能持續，幾乎必然與人力資本的積累或教育有關，人力資本（當中也包括企業精神）積累快，經濟增長便快；但更深一個層次的問題是，什麼制度或政策能刺激到人力資本的投資？在1862年，美國的教育制度出現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巨變，國會議員莫里爾（Justin Morrill）第三次提出一項《土地出讓法》（Land Grant Act)的動議，終於在國會得到通過，並獲林肯總統簽署成法律。

 

在此法生效前，美國的大學，如哈佛（1636年創立）、耶魯（1701年）等都是私立學校，它們模仿英國的牛津（1096年）與劍橋（1209年），學費雖不算特別貴，但學生要負責一切生活所需，且要僱用一傭人打點一切，等閒家庭出身的，根本無資格入讀。

 

除了要有足夠財富外，宗教是另一限制。劍橋牛津要是聖公會的成員才可入讀，美國著名的私校亦與一些神學組織有密切關係，校內最受重視的學院往往是其神學院。莫里爾的《土地出讓法》把高等教育大規模地普及化，英國的高等教育卻是依然故我，並無改革。

 

這法案容許每名眾議院或參議院議員都可獲得3萬英畝未經開墾的聯邦政府土地，條件是這些議員要賣出其土地，建立一個基金，並用以支付建設這《土地出讓法》大學所需的款項。聯邦政府當時剛經歷了內戰，國庫空虛，用可轉讓的土地換取用以建立大學的資金，效果立竿見影，從1862至1889年，共有45所新高等院校出現，今天吸納了美國大多數大學生、規模宏大、赫赫有名的州立大學，其歷史根源，正是這個《土地出讓法》。這些學校對美國的教育及科研一直都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土地出讓法》導致了州立大學的出現，其意義便是把高等教育普及化，一般平民也有機會讀到大學。就算是香港赴美的留學生，很長時間以來，大多都是到這些學校就讀。在培訓學生的數量上，它們遠遠超過私立學校。當這些學校相繼成立並產出新一代擁有高知識的大學生後，美國經濟便如有了新的火車頭，把英國拋了在後面。

 

如上文所說，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GDP大於美國，雙方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差無幾，但從1871至2012年，美國實質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是3.31%，英國則只是1.88%，差距明顯，在今天累積了百多年的總效果更使得英國與美國的國力處於不同的檔次。

 

當然我們也可質疑，美國一直吸納新移民，人口增加快，所以才使到她的經濟更能擴張。但就算是把人口因素扣掉，按照人均GDP的增長率計算，在這100多年中，美國年均增長率是1.8%，英國只是1.4%，難怪自從1905年美國人均收入超過英國後，兩者差距持續擴大。

 

肯細心思考的人可以發現上述說法仍有漏洞要填補，在1862年以後，會否有其他事情在發生，是這些另外的因素在推動經濟的增長，新的州立大學湧現對經濟無甚用處？這質疑合理，在1862年，雖然美國內戰正酣，但的確仍有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法案相繼出爐。

 

州立大學的歷史根源

 

其中一條法案叫《家園條例》（Homestead Act；1862年後仍有幾項相關增補），此條例及其後續總共使到在30個州的農民從聯邦政府共分配到2.7億英畝的土地。獲得土地的條件十分簡單，只要是年滿21歲以上的美國人，從未武裝反對政府，在最多160英畝的土地上居住5年或以上並開墾過這塊地，便已足夠，但女人及華人移民都無此資格。

 

我問過一位中學同學，他的先人1849年左右便從新會移民到加州，但卻未能受惠，後來是美國的白人朋友用自己名義代他們取得土地，在1950年代才把土地交還給他們家族。《家園條例》按理應對美國的經濟增長起過作用。

 

另一同期的條例是《太平洋鐵路條例》(Pacific Railroad Act)，一樣是1862年立法。美國聯邦政府當年財困，但有的是土地，為建設一條橫跨大部分美國長達1912英里的鐵路，聯邦政府把在16個州1.75億公頃的土地分給了鐵路公司，以作它們建設鐵路的經費。這條例也許有助美國的經濟增長。

 

最後一個重要的因素是，1865至1877年正是美國內戰後大興土木的重建期，這也會對當時的GDP有所助益。

 

有了這些因素同時出現，並不等於經濟學家無法孤立出《土地出讓法》的影響力。要注意，重建期到1877年基本上已完成，但美國提高了的經濟增長率在其後幾十年仍方興未艾。根據200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近年的研究顯示，十九世紀中至1965年是美國的活力最勃發的時期，全要素生產力進步的速度比今天剛過去的50年要快上一倍。由此可見，內戰後的重建絕不足以解釋這麼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

 

我們也要注意，《家園條例》與《太平洋鐵路條例》都只是在部分的州才適用，這便容許我們有一空間，把受到與沒有受到這些條例影響的州作一比較，從而估算出它們影響力有多大。艾禮智與他的同事便使用了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作出計算，確認了即使有這些混淆因素存在，仍可知道大量學生眾多的州立大學的湧現，一直都對美國經濟持續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

 

大量投資教育與科研

 

正如上文提到，在經歷過40年開放改革後的今天，中國的經濟總產值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很可能已超越了美國，至少美國的中情局一直持這看法（中國政府倒是不承認此點），但中國若要真正崛起，卻應把重點放在人均產值是否能追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就必然要滿足一個條件，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及創新力尚要大幅提高，做到這點，大規模的人才培訓必不可缺。美國國力之所以能超越英國，其「秘密」也在於此。

 

中國在這方面有無勝出美國的機會？美國今天仍是擁有最多頂尖及一流高等學府的國家，中國在這方面仍望塵莫及。不過，中國近20年在高等教育的政策上卻有了重大的改變，效果與《土地出讓法》可能十分接近。1997年，中國每年大專院校的新生取錄共只約95萬人，到了2017年卻已猛增至761.5萬人，上升至近八倍！假以時日，這便必定使到中國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增。

 

在這方面，中國因人口眾多，尚有一重大的規模效應優勢。中國每年的大專畢業生人數已超越了美國與歐洲的總和，有了一個絕對人數這麼多的高質人口群，當中總會湧現一批具有企業精神或高度科技創新能力的人，他們在人口比例上或尚比不上歐美，但因人數的絕對值更大，在創業及創新科技上已可與歐美一爭長短，中國近年迅速的科企發展正好初步反映此點，將來效果更是明顯。

 

中國要做的，主要是更大量的投資在教育與科研並改進體制，集中改善質量而不只是重視數量。這或許尚需更多的政策與制度支持。反觀美國，在1862年的《土地出讓法》出現後，尚有不少後續法例去鼓勵教育，中國也應多研究美國教育史與經濟的關係，汲取經驗。

 

(HKEJ 2019-2-26)

 

 

美國人才外流 中國人才回流 (雷鼎鳴)

美國有一個很奇怪的政策，申請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在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證時，若是被問到為何想到美國，就算是出於禮貌，說自己很仰慕美國，畢業後想留在那裏定居，那麼簽證幾乎必定被拒，我以前不少學生也中過招。不過，美國亦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國力及科技水平之能維持，實又得功於她肯大量吸收新移民。

矽谷是美國創新科技最有活力的地方，這裏的科技研究人員（不計一般職員），泰半便是新移民或他們的第一代後裔。美國大學理工科的課室中，往往大半學生都是亞洲人，其他學生選科時一看到這麼多亞洲人，往往便立刻跑掉，因害怕競爭不過人，分數太低也。在80、90年前，麻省理工本來無甚名氣地位，只被看成是一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工專，但校方有眼光，把在歐洲受到迫害的科學家大量吸納過來，終成就它的科技龍頭學府地位。

特朗普散布排外情緒

但這些情況近年有變，引起了美國有識之士的憂慮。我以前有一位老師、但亦是朋友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專家古魯格（Anne Krueger），她當過幾所名校的大教授，當過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及國際貨幣基金的第一副總裁，亦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榮譽博士，近日她便撰文批評美國政府的政策導致了人才外流，大大不妙。

她指出，美國有大量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到美國留學的人是美國學生到別國留學的3倍，大學教育是美國重要的出口服務業，每年淨賺340億美元，是美國出口大豆、煤與天然氣價值的總和。美國理工科學生中，大半便是外國人，若無留學生到美國讀書，畢業後又留在那裏，美國必定出現科技人才的短缺。在2016年以前，到美國留學的人數每年都在上升（主要應得力於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但在2016年，人數卻下降了3%，2017年又下降6.6%，2018年估計再跌7%。

為何這樣？一方面是美國學費愈來愈貴，另一方面是美國有些人開始排外。人才本應是要大力吸引的，但特朗普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不斷散布疑外排外的情緒，而且收緊學生簽證。已來到美國讀書的各國尖子，也恐慌會否外遊時受到壓制回不了美國繼續學業。古魯格便直斥特朗普是把槍對準自己的腳發射。

美國是否自挖牆腳，我們或許留給美國有識之士去理會，古魯格說美國人才外流，用詞也許可以稍加修訂，美國只是暫時吸引人才的能力削弱，會否仍未到本土人才大量流走的地步？因為到美國留學最多的人來自中國，要回答這問題，我們不妨看看中國的數據。

中國市場吸引力大增

中國統計年鑑有出國留學及回流人士的數據。我分析這些數據有兩大結論。第一，現在每年出國的留學生仍在急速上升，2017年有608,400人，比起2013年的399,600人或1985年的不足5,000人真的升幅巨大。赴美的人數或許減少了，但中國出國留學的人只是移師往別的國家學習而已。

第二，為方便計算，我假設赴美留學平均約4年完成學業，要估算有多少比例的人完成學業後會回流，我們大可把某年回流的海歸人數與4年之前出國的人數比較，例如2017年有超過48萬人回流，但4年前的2013年卻只有41.4萬的人出國留學，這反映近年回流的人已多於出國的人。再細看數據，可知轉折點在2010年出現，那年回流13.5萬人，稍多於2006年出國的13.4萬人。在這年之前，出的人比回流的人要多，例如，在80年代，大約只有3成的人畢業後會回國。由此可知，中國已進入人才淨回流期，人才不是在外流，而是淨流入，正如台灣在8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情況一樣。

這對中國是好事，但既然這現象是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出現，人才淨回流的原因，應該是因中國經濟上升、市場吸引力大增所帶動，而特朗普的疑外政策，將來則或更加快留學生的回流，特朗普實在是幫了中國的大忙。

(Sky Post 201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