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2/2019

通識教育科應否保留? (雷鼎鳴)


董建華先生日前公開說,通識教育科他是始作俑者,但完全失敗。這個高中必修科一直以來都備受爭議,不少人認為它是有強烈政治立場的老師向學生洗腦的陣地。在教育效果上,連學究天人的數學大師丘成桐也認為通識科使到學生「通通不識」,是一個大災難。究竟此科應否繼續保留?又或得把它視為必修科

從教育意義上看,此科不可能毫無貢獻,有些學生也許可通過它而更能慎思明辨。不過,它佔據了大量的教學與學習時間,以致中學其他學科並無足夠時間學習,最明顯的是至關重要的歷史科尚未能成為高中必修科,又或香港中學的數理課程大幅削減,學生將來訓練不足,很難應付科技新時代的需求。所以我們必須以成本效益的角度去看看投放這麼多資源與學習時間搞通識科是否不值得

老師易在選教材時偏頗

至於部分年輕人激進化或喪失民族身份認同,通識科也不可能是唯一原因,網上的仇恨言論或許影響更大。但疑問尚在,通識科會否是推波助瀾的「幫兇」?

我對通識教育這概念不但不反對,還大力支持。我自己的學習道路上,便曾在通識教育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接受過最優質的通識教育。但芝大或香港各大學的通識課程與中學的通識科又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高中的通識科教學的自由度很大,會否走了樣,與原意不符?社會中人對此有強烈的質疑,包括對某些老師能否在課室中持平教學,不少人都毫無信心,畢竟中學與大學不同,在大學中,學生思想成熟得多,大學教授各自堅持自己的學術意見,舉世皆然,但這對中學生並不一定恰當。近日不斷有人揭發個別學校的通識老師取態偏頗,連領導香港通識科考試的委員會主席也被發現發表仇警的極端言論,家長的不放心,或是懷疑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已不是避重就輕的說句老師都是專業的便可化解

還有,通識科不少內容都沒有合適課本,教材的取捨便啟人疑竇。教協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工夫,但教協的形象卻有強烈的政治取向,這在立法會其代表的表現中已表露無遺。不可能所有老師都政治上腦,但從已揭發的多個案例看來,不承認有個別老師有在選教材時塞進自己的意識形態,只是自欺欺人

另一個問題是中學教通識,會否是未學行先學走?舉個例子,通識6大單元中有一個是探討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天呀!這是學術界中極前沿的研究項目,我們都只是在摸索中,整個香港也找不出多少個專家,沒有充足的知識與理論基礎,便要應付這麼複雜的問題,是浮誇的學習,不如把時間留給適合中學的基礎學科。

教育局有官員反駁董建華的看法,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通識科使學生激進化。這位官員可能是虛假的自信,也許是因為她讀過趙永佳教授團隊的研究報告。我也曾把趙教授去年在《港澳研究》發表的大文找來一讀。

趙永佳團隊研究有缺失

趙永佳團隊的論文是嚴肅的學術著作,我讀後卻發覺其計量方法很有商榷的必要,其結論不見得站得住腳。篇幅所限,我只集中在通識有無使學生激進化這一單一議題上。團隊對近3,000名學生發出問卷,根據學生回應把他們分為兩大類︰喜歡通識的和不喜歡的。團隊接着用計量經濟學中多元回歸分析法試圖找出18個因素中哪一個對學生的政治取向有影響。這些因素中除了上述的是否喜歡通識科外,尚有「政治及社會議題的興趣」、「學生在政治上的自我概念」等等。他們的結論可作如下表述︰在其他因素不變或相同的條件下,對通識科的興趣未見到有影響政治取向

團隊也認同,用對通識有無興趣去量度通識的效力,並不理想。這的確是文不對題,但就算我們接受這方法,更大的缺失還在後面。第一,把學生簡單分成兩類,等於是忽視了大量有用信息,例如我們再難知道學生對通識的喜愛強度。在計量經濟學中這稱為「虛擬變量」(Dummy Variable),是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因為它會削弱我們量度出真實效應的能力。第二,把對通識是否有興趣這一變量與其他大量互相有關的變量同放一起,未經回歸分析也可預知不易找出真相。舉個例子說明這技術問題︰假設我們要驗證喜歡甜食是否會減低壽命這一命題,但在定量分析時,我們卻把血糖指數與肥胖程度與是否喜歡甜食當成是3個獨立的解釋因素,並由此得出結論,在相同的血糖指數及肥胖程度下,甜食並不影響壽命。這結論之所以不妥,是因為甜食的作用,早已被血糖指數及肥胖程度更精準地包含並體現出來,甜食當然便看來沒有作用。同理,是否喜歡通識,這力量亦早已被其他的因素更準確地反映了,而這些其他因素,是對政治取向有影響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強制學生必修通識並不恰當。

 

(Sky Post 2019-7-12)

保護社會關愛與理性肌理 (雷鼎鳴)


  香港社會無疑是處於劇變當中,至於這是起點還是終點,尚有待觀察。在此種時代,價觀、利益、認知能力等等都在互相碰撞,容易使我們見到是非不分,指鹿為馬,凡事不講道理,放棄法治精神等等異象。也許香港這世所稱羡的人間樂土合該有此一劫,但我們若對港有承擔,便應守緊崗位,使大亂早日變成大治。為減少大亂中某些人或外國勢力的渾水摸魚,有些原則我們是要堅持的:第一,心存關愛,擇善固執,對不利香港的言行與政策,我們應昂起頭來,橫刀立馬,大聲喝止。第二,在決定立場及判斷是非前,必須先經過一種以事實及證據為基礎的仔細推敲,不讓別有用心的人蒙蔽們的靈智。第二點在混沌社會中並不討好,但正因如此,保持此中蘊藏的理性尤其重要,它是社會能復元的最重要動力。亂中的社會,肌體難免會被破壞,我們要減少其破壞,舉三個例子。


  搞社會運動的人大多懂得,若能弄出一些「烈士」出來為運動背書,容易煽動到更多的群眾。香港社會運動很難出現甚麼「烈士」,退而求其次,可向自殺中人尋。香港的新聞媒體本有一合情合理的潛規則,便是盡量不報道不渲染自殺個案,以免製造示範效應,使人有樣學樣,造成更多的不幸。很可惜,這個優良的傳統卻被某些示威遊行的組織者所打破,對一些與《逃犯條例》關係牽強,但已自殺的人,幾萬人路祭者有之,在網上追封為「烈士」者有之,在遊行派發的傳單中成為宣傳品更有之。香港自殺率在世界上處於中游偏低,因老年人自殺率較高而香港又特別多老人,把這因素標準化處理掉後,2017年港人自殺率是每
10萬人有9.5人自殺,1524歲青少年自殺率與此相同,也是9.5人。這意味着香港約100萬青少年人每年可能有95人自殺,在這麼多人當中強要找幾人與社會運動掛鉤是容易之事。此種宣傳策略的效力我不置評,但消費死者,把他們自殺前的悲愁浪漫化,並公諸世界,的確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走進悲劇。此種表面重視生命實質視生命為無物的惡行,不該在我們的社會存在。


  過去一月,林鄭在處理《逃犯條例》時進退失據,「好打得」的能力大幅衰退,原因為何,不得而知。以效果而論,她最大的錯誤是甚麼?我認為是她的不停道歉,不斷讓步。公平一點,她道歉的具體內容並無太大的不當,但形象上卻予人以主帥投降的感覺。她能爭取到反對派嗎?不可能!他們只會得寸進尺,但有此天掉下來的「驚喜」,未必會要求她辭職。她原來的支持者,卻大量地流失,她就算能多留三年,恐怕已無足
政府能量有效施政了。為何支持者會大批流失?警隊在艱苦的環境下保護香港,家人被毫無道德底線的暴民起底欺凌,他們也頂過去,但他們感到政府向暴民傾斜,怎會受得了?我認為的朋友,多是城中的知識份子或社會棟樑,他們當中有些不喜談政治,但很多都看過大量暴徒如何不守法紀,磚頭亂扔,仇恨粗鄙行為蜂擁而來的錄影片段,這些與他們的價觀有巨大反差,但政府卻要向此暴行投降,我見到最不理政治的也變成悲憤,大罵林鄭。她判斷力大跌,還反映在她所說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出來反對修例。那有數以百萬計?在人最多的616日,我們動用大量人力估算,也只是40萬人,警方的估算更低。別人不懂不為奇,但林鄭不應不知真實情況,這反映她過去幾周,生活可能十分封閉。


數人頭靠保持專業


  說起數人頭,最重要保持頭腦冷靜,使社會不致被騙。我近月有參與的香港發展中心,也有派人去估算77日到高鐵站的遊行人數。這次我不在港,但有一位很有計算人數經驗的城市規劃師陳伯熹先生加入我們。我們常試驗不同的方法,這次是在兩個遊行人士的必經之路計算不同時段人流速度,伯熹先生做事非常專業,保持專業性是正是動亂社會中一定要做的。他的結果是不超過11萬人,比民陣的少,比警方的多。


  順帶一提,有人問我們為何不用人工智能AI?我一直主張用AI,它的主要優點是快,節省人力,有了照片,幾秒鐘便可算出人數,但它的主要缺點是準確度可以極低。電腦也會錯?是的。用過谷歌翻譯的人都知它的翻譯很多時使人啼笑皆非,而它是靠AI的。若要減少錯誤,必須一段頗長時間的深度學習,人工智能會自動調校,結果逐步改善,其優點便可發揮。在算人頭上,如何使電腦能分辨出那些是人頭,那些不是,並不容易,電腦可通過不同的過濾,把不同顏色、形狀等等的特徵辨別出來,而使用者可以用原始的方法把人數數出來,對照電腦結果,再逐步刪除錯誤。在未經大量深度學習的過程前,AI的結果最多也只是輔助性,不足為信。


(Headline Daily 2019-7-11)

7/06/2019

香港人要與暴力劃清界線 (雷鼎鳴)


從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短短二十二天內,香港爆發了三場暴動,又有多次包圍警察總部、政府辦公大樓,騷擾坐地鐵的乘客,甚至是阻礙別人坐電梯上班等大大小小社會事件,和平反「逃犯條例」的大型遊行有三次,撐警大會也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這是半世紀以來香港面對著社會矛盾最集中爆發的一段時期

當然,有些人根本不承認有暴動出現過,也否認參與者是暴徒,但他們七月一日攻入立法會,搶走物資,肆意破壞設施,又用毒粉及不明液體襲擊警察,若還不能把事件定性為暴動,則世上便無暴動這回事。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與這些暴動行為緊緊相連的是幾次大型但和平的遊行,和平贏得市民讚許,暴動受人譴責,二者本不應混為一談。不過,參與和平遊行的其中一部分,又顯然有跑去為暴徒打氣及包庇他們。七月一日的那次,有些和平遊行人士在步行到了金鐘附近後,便應包圍立法會人士之邀約,跑去聲援那些運用各種手段要打碎立法會玻璃牆的暴徒。晚上若非有近三、四萬人在包圍立法會,內裏的警察也不用在遭受襲擊及擔心停電會發生意外的威脅下暫離立法會,致使暴徒入來搶掠。在網上留言所見,並非所有的和平示威人士都譴責這些暴徒,有些人還稱他們為「義士」,一定要與他們保持團結云云。立法會的一些黨派還挖空心思替他們開脫

若和平人士不願與暴徒劃清界線,本應是兩種不同的人便被混在一起,這樣難免使人感到他們偽善,不能再相信他們了。和平人士大多都會自認接受一套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他們既然努力表現和平的一面,就算無法阻止暴動行為,也應該遠離現場,不致成為幫兇。他們都說崇尚法治,但當有人不斷違法或替正在違法的人打氣,又要求不能起訴暴徒,我們能相信他們真的重視法治嗎?這些人也說支持言論自由,但暴民的特徵之一正是喜歡網上欺凌,和平人士能包庇他們而不臉紅嗎?暴民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便輸打贏要翻枱搞暴力,還胡謅自己是被逼出來的,如此低等的質素能使我們相信他們真心支持民主制度嗎?和平人士怎能信任他們?這些暴民的仇警言論充斥,行動上亦有包圍警署、將警隊家人起底並欺凌的往績。和平人士不少有宗教信仰,主張愛、寬容。我倒是記起魯迅那著名的對家人的遺言:「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我們能包容這些暴徒嗎?要政府不起訴或特赦那些暴徒,不如出來一起譴責他們,否則便真是假仁假義了。

真正的暴徒其實人數很少。我們可以把不滿港府的人,尤其年輕人分一分層次。六月九日遊行人數根據我與一個四十人團隊用幾種可互相印證的方法所估計,有近二十萬人,不是民陣誇大了五倍的一百零三萬。六月十六日那次有四十萬,七月一日則近二十二萬。這些人絕大多數和平,不算特別激進,但不滿政府。七月一日晚包圍立法會的有三、四萬左右,主要是年輕人。帶頭破壞立法會的,大約有十人,衝入去繼續破壞的,據有些人估計有百多人。香港十八至三十歲的年輕人大約有一百六十萬人,全港人口七百四十萬。從這些數字可見,政治較活躍的不滿政府的人佔總人口及年輕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有暴力傾向無法無天的則更少

不過,人數多寡並非決定政治方向的唯一因素,人數少的組織往往組織力更強,影響更大。對年輕人而言,社會流行的思潮可使他們感到同儕壓力。香港年輕人大多受制於樓價高聳、收入停滯等因素,要解決這些問題,是否有普選基本上毫無作用,反而與大灣區的融合才是重大機遇。大灣區是目前整個世界經濟最有動力的地區,連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今年暑假也派遣了二百五十名學生到大灣區實習,由此可知沒有偏見的人如何看待這地區的潛力。但可惜的是,香港年輕人當中卻有一思潮阻礙著他們向此探索,這便使得很多年輕人感到無路可走了。不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我們大可預料,他們將來的經濟處境一樣會原地踏步,難有寸進。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要把施政重點放在年輕人身上,這是對的。她說要多聆聽,這也許有用,但若想單靠此而解決年輕人的問題,卻是緣木求魚。聆聽了以後又怎麼樣?難道政府各種資訊架構還不夠多嗎?政府缺乏的是高效率的領導力與執行力。舉個例子,有朋友聽說填海造地也要蹉跎歲月十多年後才初有成果,立時說佛都有火

政府的多聆聽不能說完全沒有用,但聆聽不等於任由一些人隨便幹違法的事。有法不依,對破壞社會安寧的活動不理便容易侵蝕年輕人的思想,使他們走錯路。政府不用當年輕人的家長,但違法的便要檢控,這是起碼的,而且在事發前便要讓年輕人知道。這是對年輕人的真正愛護,那些煽動年輕人犯法、默許他們犯法的人不是在尊重年輕人,而是在摧毀他們的前途,其心可誅

只是聆聽但無規矩方圓法制,或光是責罰不去聆聽,都是不對的。社會中人,無論政治觀點如何,都應與暴徒割席。除惡要及早,年輕人為了自己的前途及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也應慎思明辨,開放心靈,不偏聽一方,否則他們會是最大的輸家。

 

(Yazhou Zhoukan 2019-7-14 33 27期)

7/05/2019

大阪會談中方之得多於美 (雷鼎鳴)


  習近平與特朗普在大阪會面八十分鐘後,正如各界所料,沒有達成重要協議,只是說重談判,從特朗普及中方的各自表述中,《華盛頓郵報》認為中國贏到了一切她想得到的,而美國的鷹派則是最大的輸家。


  《華盛頓郵報》與特朗普並不和睦,該報的評價會否基於偏見,不可盡信?要回答這問題,還是我們自己檢視當前中美形勢更有用。


  美國得到甚麼?得不到甚麼?關稅戰及科技戰都是美國自己發起,不是中國要打。美國早已宣佈要對二千多億的中國出口加徵關稅,峰會中則說不會對其餘的三千億中國商品加關稅。這對美國來說,倒不能算作是得或失,因為主動權在它,它要加便加,要減便減。不過,這並不表示加關稅對美國沒有成本。要知道,特朗普過去一年大搞關稅戰,他所聲稱的目的,是要以此為武器,減少對華的貿赤及逼使中國在科技領域讓步,後來甚至要中國改變國策,不再津貼國企,並容許美國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監控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的一舉一動。但這些目標顯然仍是全部落空。美國雖大鑼大鼓加關稅,但對中國的貿赤卻不減反加,從2017年的
3756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4192億。特朗普雖不斷吹噓美國政府從中國手中收到很多關稅,但這些關稅其實誰來埋單?讀經濟學的都知道這是雙輸的政策,中國與美國要共同埋單。美國的消費者、進口商及工商界已紛紛叫苦連天。


  在科技戰上,美國本要把華為打得從此消失,但華為生命力的頑強卻遠遠出乎於美國鷹派意料之外,多個國家不但接納華為的5G,美國自己的公司生怕失去華為這大買家,紛紛想法迴避美國的規限,繼續賣產品給華為,但華為顯然已更加走上科技自立的道路,更少倚靠美國的科技,到頭來,中國的華為不但死不了,還更旺盛,美國則失去每年以百億美元計的生意。在其他戰線上,美國也得不到甚麼,要中國改變體制,改變法律,當然只是幻想。


  若說美國百分百一無所獲也不正確。最重要的是美國經濟形勢開始不妙,第二季經濟增長大幅放緩,若任由其發展下去,必會影響選情。中美說重
談判,可替市場減少部份悲觀情緒。中國也聰明,G20開會前兩天,突然下了定單買了54.4萬公噸的美國大豆,以330美元一公噸的近日市價計,進口是1.8億美元。以此濕濕碎的金額,既可紓緩自己對大豆的供應短缺,又可讓特朗普在農民面前有點交代,真正是本小利大的外交手段。


  中國有何得失?中國一早已作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兩國緩和,可給中國更多的時間,而時間正是站在中國一方。在科技戰線上,美國對華為的包圍網已近乎名存實亡,美國也主動想把科技產品賣給華為,對5G的打壓也心勞力拙,無能為力。特朗普一反之前姿態,宣佈繼續歡迎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這是好事,但美國可能已不再是很多學生與學者的首選了。中國得到這些,付出的,暫是還主要是買大豆的1.8億美元而已。


  為何美國有這些退卻?首先原因是原本的關稅戰與科技戰都違反經濟規律,美國自討苦吃是必然的。美國本來用與中國玉石俱焚的方法去逼迫中國,但這招不靈,中國忍痛力強,美國卻忍不了,唯有主動求和。政治上,特朗普更是有口難言,因為貿易戰觸動到毫無忍痛力的美國選民,他們怨言叢生,美國的政客春江水暖鴨先知,近日紛紛轉
,從支持對華貿易戰改為反對,特朗普及死硬的鷹派備受壓力。內地有位前創科的研究員徐馳做了些統計,得知在五、六月間大批參議員急轉了彎,已知最新態度的68位參議員中(參議員共100人),除了23人外,其餘的現在都明確反對關稅戰,或支持美國與中國盡快達成協議。現實如此,想連任的特朗普很難不放軟身段。此種態度,很可能還會影響到香港近日的社會事件。


  《華盛頓郵報》對大阪會議的評語,並非無的放矢

 

(Headline Daily 2019-7-5)

黑手與白手 (雷鼎鳴)


上月27日,曾在科大主管公關部門、現任職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的楊志剛先生在《明報》發表大文「洋紫荊革命的黑手和白手」,指出有些人要打垮政府,所以必先「辱其首」及「侮其兵」,即用盡一切方法羞辱特首及警察。稍為研究過顏色革命及群眾運動法則「阿連斯基」(Saul Alinsky13招的人都知道,這是顏色革命的標準戰略。但這些活動背後有誰人在發動?志剛兄認為有白手與黑手之分,前者為香港參與和平遊行的人,後者是隱藏於和平群眾中的一些暴徒及外國勢力。

 

我同意志剛兄的觀點。我一向認為和平理性遊行的群眾與暴徒及外國勢力不能混為一談,但他們若不明確與這些人切割,同聲譴責暴力及違法活動,便難免會被視作暴徒的擁護者,在立法會外若非有34萬人包圍,百餘暴徒怎能入去搶掠?他們好心做壞事,以為幫了香港,但反成為外國勢力借力打力的工具,十分冤枉。但近日香港風高浪急的背後,真有外國黑手在操盤嗎?

 

不會向每個支持者都派錢

 

香港沒有政治部,我們一介小民自然不可能完全掌握外國勢力如何操作,搜證不是普通人可做得到。不過,若說沒有幕後黑手,恐怕只有愚蠢或天真的人才會相信

 

只要讀一讀有關顏色革命的文獻,我們容易知道美國的情報機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做過了甚麼事。美國在這些地方都是說要搞民主,但結果卻是流血收塲與社會經濟動盪,甚至製造了難民潮。香港資訊自由、國際化,資金進出方便,引渡法又修訂不成,特別是位處美國最大競爭對手中國的大門,一早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情報甚至間諜中心。數十年前我在芝大的圖書館每周打工15小時,當時每天 --- 對,是每天 --- 都會見到大疊大疊的香港美領事館寄來的有關中國的情報信息,當然真正機密的我不會見到。在今天,中國的地位更重要,美國怎可能對香港這個非常自由的地方不感興趣?

 

早在佔中時期,已有不少人在問,搞手有無外國資助?聰明的黑手絕不會向每一個支持者都派錢,這些人的純潔性一定要保持。更有效的是用四両撥千斤的方法,將資金轉到一小撮積極分子手上。你若問後者,他們當然不願承認有收錢,那麼證據何來?總是會有百密一疏的。在網上很容易找到與美國「全國民主基金」(NED)有密切關係、美國政府智囊當紅炸子雞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一段錄像,他不無邀功地公開NED對佔中提供過資金援助。

 

多國登報需極廣國際人脈

 

若佔中已是過去的事,日前在網上瘋傳的郭文貴與梁頌恒的越洋對話錄影,更會使近日的暴亂活動水洗不清。郭文貴本是大陸的億萬富豪,但現在卻因多項包括賄賂等的罪名成為中國頭號通緝犯,藏於美國。郭對梁等年輕人包圍警局等諸事大聲叫好,又說要多少錢資助都沒問題,美國的高層與領事館他都會聯絡好。我估計梁頌恒傻頭傻腦,開始時連郭是誰也未必搞得清,但郭的這番話,卻顯示出他與美方(甚至是代表美方)都在積極找尋更多途徑資助香港的暴徒,郭甚至還大教梁要用甚麼策略。問題來了,大多數群眾不會知道錢到了誰人手上,這些人受過多少訓練和指示,我們也不知道,但提供資助與教路的人部分卻已現身,那麼便必是有人暗中收了錢而不願張揚

 

除了金錢資助外,提供培訓與國際聲援也是常用方法。暴徒搗亂的手法專業並且純熟,並非全是烏合之眾,是誰訓練他們?關於《逃犯條例》的廣告在多個國家同一時候出現,這是價錢昂貴而且極難做到的事,其所需的國際人脈關係絕非尋常人物所能擁有

 

志剛兄的大文發表後,不知為何,有些人十分焦急,要發動浸大學生及校友去批鬥他,志剛兄倒是不怕,真理在胸筆在手,反客為主,邀約他們來批鬥,怎料一個人也沒敢來!這裏不由想起《西潮》中所描述的蔡元培的風骨。五四運動後,有部分學生嘗到了權力的美酒,變得張揚跋扈,要在校內奪權,但蔡元培卻頂住了這惡風,在一次衝突中還捲起衣袖,說誰敢胡來,他便先揍這人。志剛兄這回捍衞了自己的言論自由值得大讚。
 
 
橫刀立馬,唯有楊大將軍

 

(Sky Post 2019-7-5)

 

6/29/2019

美國政府會否狙擊港元制度? (雷鼎鳴)


美國政府會否發動對港元的狙擊?要注意,我說的是美國政府,不是美國炒家;後者在1997至98年間,早有參與狙擊港元,所以不存在他們會否狙擊港元的問題。

 

在特朗普政府以前,上述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港元使用貨幣局制度,港元與美元掛鉤,且用美元資產作為儲備,這對美國大大的有利。今年4月,香港外匯儲備(包括貨幣基礎、政府的財政儲備等多個項目)總值4292億美元,絕大部分都是美元資產,這意味著美國開動了印鈔機,便可換取到等值的香港資產或商品。假如攻擊港元,甚至把聯繫匯率弄垮,不但有損於美國在港無本生利得到的利益,亦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應否用美元作儲備貨幣響起警號,搞得不好,還會衝擊到美元的霸權地位,甚至加快美國的衰落,華爾街的利益亦會因港元受到攻擊而受損。

 

博爾頓令特朗普更胡來

 

上述的成本效益邏輯並無錯誤,但以此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卻不一定準確。美國雖經濟人才濟濟,但決策層卻找不到像樣的經濟學家,更有甚者,幾位主腦都是好戰鷹派,有些人對大打一場的亢奮可能完全掩蓋對自己利益是否受損的考慮。特朗普今年初致電卡特,表示十分擔憂中國會超越美國,我本懷疑這段新聞的真偽,但後來卡特現身說出,再無懷疑。

 

以特朗普輸不得的性格,若他認為攻擊港元,從而破壞香港經濟,可使中國經濟也有損失,我們怎敢肯定他不會做?副總統彭斯去年在赫德遜研究所的講話(見去年10月12日本欄拙作),充分反映出他蠻不講理的風格。國務卿蓬佩奧奔跑各國攻擊中國,能寄望他阻止特朗普嗎?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有名言:「我們(美國)是大錘,他們(其他國家)都是釘子」,此人是自以為是的好戰分子,只會把特朗普推向更胡來的一方。

 

以過去兩年多特朗普政府的表現看來,其害己害人的政策層出不窮。對世界及中國的關稅戰打下來,不但破壞了全球的貿易體制,美國對華的貿赤,卻仍然從2017年的3756億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4192億美元,對世界的總體貿赤亦上升了10.4%。不過,今年美國經濟放緩,消費受到影響,所以貿赤反而未必有去年這麼高的增長。在科技戰上,封殺華為卻阻止不了華為的發展,反而使中國更走上科技自立的道路,美國的芯片及不少高科技產品更失去了巨大的市場及營業額。

 

有上述的負面業績紀錄,我們便不能排除美國政府幹笨事的可能,但其會否攻擊港元,仍要看看美國政府對港的政策有否改變。我相信改變已經開始。除了經濟金融利益外,過去美國政府一方面可利用香港這世界最大的情報中心收集情報,另一方面也曾希望利用香港影響大陸,使其往傾向美國的政制過渡。

 

但後面這目標已完全失敗,美國當會放棄,「修昔底德陷阱」的壓力也因中國國力日強而增加。在此新形勢下,鷹派人士自然可能把打沉香港經濟看成是對付中國的一個選項。《孫子.九變篇》有云,「將有五危」,其中一危是「愛民,可煩也」。將軍愛民,易成弱點,敵人可通過不斷煩擾人民而找出破綻擊倒他。同理,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繁榮安定,對方亦可通過破壞香港而起煩擾作用。不少評論人已發現,《逃犯條例》的發展,緊跟美式顏色革命的套路,已相當程度破壞香港的穩定,但我不認為這能使中國的國力受到根本性的影響,摧毀香港的金融業,並使影響擴散到大陸,倒是另一更有破壞性的招數。

 

這不見得是美國朝野的共識,但既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人有此意圖,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倒是應沙盆推演,看看此事的可行性或非可行性,及別人可如何操作。

 

香港經濟屢受炒家衝擊

 

在1997與98年間,國際炒家已攻擊過港元,我們可把他們當年操作的過程稍為重溫。炒家要沽空港元,但卻並不會只沽空現貨港元。在概念上,要沽空港元,便先要借入港元,然後用這些港元買入美元(或其他貨幣)。下一步便是到處傳播謠言,引起驚恐,使別人也大量拋售港元,假如港元因此而頂不住貶了值,那麼炒家便可用手上的美元以較低的價格買回港元還債,匯率的差價便成沽空利潤。不過,如果市場不聽謠言,匯率不動如山,那麼炒家不但無利可圖,還要付上借入港元的利息。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的炒家比上述的原始炒法更聰明,他們除了在現貨港元興風作浪外,還同時沽空遠期港元及股票。當年貨幣局的具體制度操作與今天不同,炒家借回來的港元要兌成美元,最終要通過銀行向金管局兌換,而銀行的兌換能力因條例規定受制於各銀行在金管局所開戶口的結餘總額(aggregate balance),只要兌換的港幣金額大於結餘總額,兌不到錢,港幣的利息便會上升,超過美元的利息。

 

根據利率平價原理interest rate parity,利率上升必會引致遠期港元的匯價下跌,股價也很可能同步下跌。當時銀行結餘總額一般只得二三十億港元。換言之,炒家只要借入了二三十億港元的數額再將其兌換美元,已足可推高利率,就算現貨港元匯率不變,遠期港元匯率及股價應聲下降後,他們便可圖利。這手法當年使到香港4次受炒家衝擊,經濟風雨飄搖。

 

今天制度已有不同,當年電子兌換上限受制於只有二三十億港元的結餘總額,但今天的條例容許上限擴至包括銀行體系結餘總額及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另現鈔兌換沒上限),以及負債證明書在內的所謂貨幣基礎。後者總值今年4月高達1.63萬億港元,炒家若要做到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利率上升的效果,起碼要拋售1.12萬億港元才行,這已是當年的300多倍了。一般炒家已無這能力。

 

最大輸家是港人自己

 

前幾個月有位叫巴斯(Kyle Bass)(傳聞是特朗普前國師班農的朋友)的炒家「分析」說,港元的銀行系統結餘總額不停下跌,反映今天的港元匯價快將守不住,是沽空港元的好時機。陳家強教授在臉書嘲笑此人的無知,我在他的臉書回應說這位巴斯先生若有修讀我的「香港經濟」一門課,當可少虧一點錢,陳欣然同意。

 

此人既不懂制度的操作,也不懂過去10年香港的貨幣史,但竟然有些無知小輩一唱一和跟著他去送死。2008年9月的金融海嘯以後,大量的熱錢湧入香港,稍後的量化寬鬆更加劇了資金的流入。從2008年8月至2018年3月的高峰,貨幣基礎從3415億增至17295億,反映總共有13880億的熱錢流入。這麼大筆錢的流入若不處理,會造成巨大的資產價格及物價的上升,香港會吃不消,而金管局也採取了一些洩洪的措施,盡量使貨幣量增幅減少,但貨幣量M3仍增加了136%,對港經濟還是有不利影響。

 

美國去年進入加息期後,香港的這些熱錢流向高息處,但因為未流走的熱錢仍多,港息不用跟美息上漲,從去年3月至今年5月,總共流出了1053億元,離過去流入的萬餘億仍遠,銀行的結餘總額也從高峰期的1797億下降至543億。這本是好事,但炒家卻大驚小怪。現在美國又要減息,6月份資金又再稍有流回香港。

 

從上所述,炒家幾乎無法推倒港元,他們沒有這實力,香港也有一些與民為敵的極端分子鼓吹拋售港元以增加政府管治的成本,這些人的心態恐怖,因假如港元竟然崩潰,最大的輸家正是港人自己。不過,外國的炒家及這些有扭曲心靈的港人經濟上根本無此實力。真的要徹底推倒港元,還要把香港的總外匯儲備而不光是貨幣基礎考慮在內,香港的總儲備有4292億美元,即所有住戶平均要拋售近130萬港元現金才做得到。

 

美國政府若用洪荒之力去攻擊港元又如何?美國政府手上並無港元,若要成功沽空,便要借入以萬億計的港元,而且風險甚大。若有這麼大的借貸,香港早會知道,美國也要付出巨額利息,並且難以保密,所以美國政府應不會做此蠢事。但這並不意味著她不能採用非常規的極端手法。

 

我不知道她會選擇什麼手段,但我們不妨假設她用極限施壓。舉個例子,而這亦的確只是一個假設性例子,美國可以凍結掉委內瑞拉在美國的資產,既然如此,我們在分析上也不能排除她凍結香港在美儲備的可能性。很顯然地,這會對美國的美元霸權有重大負面影響,她若非發急,斷不會出此下策,但這並不表示香港不應防範。華為任正非使人欽佩之處是,他十多年前便作最壞打算,花巨資弄出一個又一個「備軚」,大大加強了華為的生命力。

 

「備軚」對香港美國同有好處

 

對美國可用什麼方案及香港可如何應付,並不是適合在報刊上公開討論的議題,但中央及香港政府都應記住孫子所說「多算者勝」。從金融數據可見,雖然有《逃犯條例》等社會事件,美國政府尚未展開狙擊港元的行動。中央及香港政府彈藥也充足,並有時間研究各種「備」方案及它們如何操作。有了「備」,再加上衝擊港元是極耗彈藥的事,美國的鷹派見事不可為,便只能知難而退,這些「備」便不須使用,香港也便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香港有「備」其實對香港與美國都有好處。美國政府內的鷹派推不動這些違背美國利益的方案,自己的經濟便不會受損。是的,我們也應為美國經濟著想,在全球化互相依存的世界中,美國經濟不好我們都會有損失。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019-6-29)

6/28/2019

政府一再退讓犯了大錯 (雷鼎鳴)


69日有20萬人(民陣所說的103萬人,我以前在本欄已論證過,一定誇大了幾倍)和平遊行,612日有警方與一群示威人士在立法會附近對峙,開始時基本上和平,從錄像可見及後有暴徒襲擊警方,後者便發射催淚彈150發及其他國際上常用的鎮暴方法還擊,並拘捕了一批疑犯等候檢控。林鄭在615日承認工作做得不仔細,但不認為《逃犯修例》本身有問題。當時我已判斷,政府的做法不但無補於事,而且只會動員更多人在616日遊行,果然當天有高達40萬人參加,使從維園至政總又短又窄的幾條路塞滿了人。接着的個多星期,陸續有人包圍警察總部與其他政府部門。

 

留尾巴供反對派利用

 

怎樣評價政府的策略?我看過了可觸及引渡條例的所有罪行,毫不認為這次修訂對絕大多數港人有甚麼影響。前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江樂士(Ian Grenville Cross)有篇長篇講稿,把相關問題講得很清楚,說服力比反對派所說的強得多,我對這條例本無多大興趣,也就不多評說了。有一點港人倒是要自問一下,2006年至今,內地共將248名疑犯應香港要求遣回香港受審,但已知的在內地犯了謀殺罪、洗黑錢、貪污等的300名在港逃犯,沒有任何一人被送回內地接受制裁,這的確十分不妥,港人實難以有底氣自稱支持正義

 

這次的修訂條例有無道理?我認為是有的,只是一些人掉入了恐共迷霧,看不清大局,才被在背後推動顏色革命的一些外國勢力所惑。不過,在戰略上,深受公務員思維及視野所左右的香港政府,卻似對國際上複雜的博弈後知後覺,修訂此條例所應做的動員工作做得不足,推出的時間選得也不好,政府確需重建心戰室及回歸時被解散的政治部,才可少犯錯誤。

 

但在戰術上,政府有無失招?我看機會很高。林鄭及主要官員的退讓,都犯上戰術上的錯誤。雖然這些退讓只是指工作做得不夠好,不是指條例的修訂本身有甚麼錯,但一般市民不易聽得出分別,容易得到一種印象,政府自己也承認是錯了,那麼反對她的便多半是對了。在時機上,這些退讓出現之時,正是在和平遊行和暴力事件發生後,這豈會不引人聯想,政府在部分人的壓力或暴力下是會退讓的,這對反對派會起到多大的鼓舞?而且既然政府退讓,以後一些妨擾社會運作的活動,便顯得毫無機會成本。其實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心中,《逃犯修例》本身並不重要,他們只是要一個藉口,打擊香港的管治及要奪取權力或政治影響力而已。林鄭還留下一條尾巴,條例未撤,只是暫緩,這也方便反對派的組織者提供一個標靶去鼓動以後的遊行或暴亂。

 

應依法起訴襲警暴徒

 

在兩軍對峙時,任何一方退讓,必會引發不測的危機。此種規律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中顯露無遺。當時前秦的苻堅在統一了中國北方後,號稱擁有百萬大軍可投鞭斷流,要南渡併吞東晉,在淝水之畔決戰,東晉派出謝玄率領其8萬北府兵對抗(我每到南京都會到秦淮河邊烏衣巷謝玄的叔父謝安所居之處發思古之幽情)。這本是強弱懸殊一面倒的戰役,東晉方面提出要前秦軍隊稍為後退,騰出空地,好讓北府兵可過河決一死戰。苻堅大喜,答應了,但前軍一退,後面的不知發生甚麼事,北府兵迅即掩至,並散布謠言說苻堅已死,前秦軍心大亂,互相踐踏,草木皆兵的成語也源於此。讀者可自行論斷淝水之戰與林鄭退讓各種細節的異同之處

 

向前看當然更重要。政府失招累及警方,而顏色革命的教本告訴我們,羞辱及妖魔化執法者,以促使管治失效,是必做的動作。政府現在最應做的,便是依法起訴612日襲擊警方的幾十名暴徒。有些糊塗透頂的年輕人要求不起訴這些人,這是要用政治力量干預法治了,與香港人相信的法治精神顯然相悖。若無證據,政府也告不入這些人,若有證據,這些暴徒被判坐牢也是理所當然的。放過他們,絕不會使香港更和諧,反而社會更加對立。律政司應做的,便是按警方提供的證據去作檢控的決定。政府亦絕對應公開支持警方,若不作明確的表態,不但有人會得寸進尺,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也會失去警察強而有力的支持,往後便要靠解放軍了。後者倒有不少先例,美國面對暴亂時,不一定靠警察,而是用國民警衞軍的。

 

(Sky Post 2019-6-28)

遊行後年輕人的出路 (雷鼎鳴)


    上周五有示威人士包圍警察總部阻止警員自由進出,本周繼續有人到灣仔的稅務大阻礙公務員上班,甚至有人要公務員出示證件。現在仍是暑假,有些學生有空得很,看來事件還會發展一段時間。



  包圍警局等同阻差辦公,是一種罪行,參與者可能仍不知這是顏色革命的套路,美國在北非及中東發動的暴亂少不了攻擊及妖魔化執法者,就算是文革時期,紅衞兵的重要策略也是要打碎公檢法。原因很簡單,若有執法者維護法紀,無政府主義的胡搞便要承受起巨大的成本。但對廣大市民來說,沒有警察及政府的社會,等同要面對不測的治安危機及服務短缺。舉個例子,若黑社會以後利用這些無警的機會殺人越貨,誰去承擔責任?



  我明白6920萬人及6
1640萬人(我們算過的遊行人數當然比民陣所吹的103萬及200萬準確)大部份是和平的守法者,他們與出來搞暴力搞包圍的不是同一路人。朋友中對出來遊行的並不反感,但對其中部份年輕人後來的行為,幾乎莫不痛心。這些熱愛搞事的人仍是陷入思想的魔瘴中,未能清醒過來,他們行動的主要受害者仍是普通市民。堵着道路使上班族遲到,包圍警總使市民得不到足的警力保護(不要假設香港良好的治安是天掉下來的),在政府部門妨擾公務員回辦公室工作,其思維都是一樣:他們其實相信政府重視社會的安定繁榮,市民作息不受干擾,所以便要在社會製造動亂,損害市民利益,以圖政府受壓,聽從他們的政治訴求。我上周說過,孫子「將有五危」中已指出這策略,「愛民,可煩也」。

 

    未經全民同意,犧牲別人的利益去爭取自己的政治目標,十分不道德。有些行徑又已經不光是不道德,而是幼稚得使人慘不忍睹了。周前,在地鐵上不斷阻止車卡關門已使這些人變成神憎鬼厭。本周在網上所見,有人在似是稅務大樓的電梯外,不斷重復阻止電梯關門門,使其動殚不得,裏面滿載着的乘客十分無奈,擾攘了幾分鐘後,有位正義男忍不住從電梯出來阻止這種對乘客的挑釁,那名搞事者乘機倒向地面,一批錄影機亦早已各就各位。如此小學雞的行為,除了使香港蒙羞外,不會達到任何目的。次天,又有聰明一點的年輕人跑來派傳單向要返工的公務員道歉。他們最重要的其實不是道歉,而是合力阻止他們同路人的擾民的行為。在電視訪問中,有位戴了口罩(若不犯法戴口罩幹嗎?)的女子說,他們試過了其他方法,政府都不理會,所以才這樣做。這是不少年輕人的說詞,但他們錯了!




  人生中我們得不到的東西何止千萬,但這絕不可用作合理化任何損害別人利益的手段。他們的失敗只是因一開始便走錯了路。這裏講一個故事以作說明。我有位華仁的中學同學,身世頗為傳奇。他是美國華人,是位隱形的億萬富豪,馬雲的阿里巴巴也是多年前從他的兄弟手中收購過來。他在澳門葉挺將軍的故居出生,曾參加越戰當狙擊手,射殺過十八名越共,亦是槍械專家,幫芝加哥的警方訓練警察,在美國政經圈中人脈廣闊,從前替史丹福大學進行過一個項目,還順手拿了個博士學位,他的父親是抗日戰爭時飛虎隊的軍醫,後來還主理澳門的鏡湖醫院。他的祖先在1849年從新會移民到加州,當時美國種族歧視嚴重,法治不張,華人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這個一窮二白的家族在惡劣的環境中怎樣打出一片新天地?主要還是靠其祖訓:面對歧視他們的社會不用憤怒,只要自己更努力用學識充實自己,便可超越(outsmart)那些歧視者。他們家族便是這樣,一代一代獲得成功。


  我在20102月寫過篇文章(董建華先生最近也找來讀過),指出香港的未來只可能進一步與中國融合,沒有其他的可能,但香港的GDP佔中國GDP比例愈來愈低,港人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如果希望自己更有話語權,討價還價能力更強,只有靠實力作出貢獻,證明香港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這話說了十年,有些人的確靠努力,作出貢獻,讓內地感到香港的重要,因而仍尊重香港,大灣區、一帶一路等國策也把香港算進去。但當然有些人連內地也從未踏足過,也沒有思考過如何利用機遇,他們今天能過着香港的生活,恐怕部份已是受庇於那些對香港及內地都貢獻的人。


(Headline Daily 2019-6-28)

6/21/2019

6月16日的遊行人數 (雷鼎鳴)


為大型遊行數人頭,是一種並無學術深度的調計算活動,它可以需要大量人手,也可以一兩人也估算出精準度不錯的結果,視乎用甚麼方法去做。董建華先生找我幫忙,為69日遊行作點算時,我便明言我很懷疑這些工作的作用。在過去10多年,已有多位學界中人做過相同的工作,並指出目測印象十分不可靠,而民陣自己公布的數字,又多會數倍於學界或警方的估算,但記憶中,民陣從未有收回自己的數字,傳媒也以訛傳訛,繼續報道。董先生似很執着於還原歷史真相,此點我也認同。我也是個對追求真相很感興趣的人,我的數學與純數學家相比,並不入流,但自幼對數量很有感覺,少年時量度過數量智商,超過160分,並不覺得此類計算有何難度,便答應了。

 

道路長度寬度不難找

 

69日遊行人數的估算,我在上周本欄已討論過了。616日那次,民陣自稱有200萬人的一次,其估算難度卻一度超乎預期,幸好很快便找到解決方法。有何難度?主力部隊走得很慢,240分出發,龍頭555分左右才到終點,走了3.25小時,我們派出參與遊行的人,堵在後面,還要走上近4個小時。龍頭未到終點前,卻已有零散的先頭部隊從不同方向先到了終點。在5時前後,駱克道與莊士頓道也開放了,有些人也從灣仔等港鐵站走出來,據探子回報,有些黑衣人也坐港鐵走回頭路「翻食」。在這麼混亂的條件下,如何可以數得準?

 

數人頭不外乎兩大類算法,第一類是數人流(Flow),在某必經之地的觀測點看看總共有多少人路過;第二類是數「庫存」量(Stock),在某刻所有人都同在的時候,看看總人數的量便是。兩種方法都應採用,互相印證。

 

我們一直有用原始的笨辦法-以數人頭機數路過必經之道的人流。至於數「庫存」量的最佳時機,我們也找到了。在555分,龍頭剛到終點,這時從起點到終點的3公里路程中仍在遊行的人,我們稱為第一梯隊,尚未能進入起點的人為第二梯隊。第一梯隊有多少人?在555分,駱克道、莊士敦道及遊行主幹綫的東西行馬路的兩邊都基本上站滿了人,甚麼道路甚麼時候開通已無關宏旨。網上不難找到這些道路的長度寬度(6綫、4綫及有無電車軌要計算在內),我們也據此可以輕易算出這幾條街道的總面積為10500平方米左右。至於密度,有些地方因大家基本上是站立,可超過每平方米3人,但有些地方較疏,我據不同照片估算,平均大約是每平方米2.84人。面積乘上密度,在555分仍在起點與終點之間的第一梯隊應有285,500人左右。但尚未進入遊行範圍的第二梯隊有多少人?在約1小時後的650分,龍尾已在中央圖書館出現,即全部進了遊行區。

 

點算可當高中生習作

 

按上文提到的人流移動速度,我們可合理假設第一梯隊的龍尾要3.5小時左右、即到9時多才能完成遊行,那麼在近6時到近7時這1小時內,共可空出721小時除以3.5小時)的面積,讓第二梯隊進入。由此可知,第二梯隊的人數只等於第一梯隊的72,兩者相加,總遊行人數約為367千人。若再加上從中環來的人,616日真正的總人數應在40萬左右,這數字與我們用笨辦法數人頭得出的結果非常脗合。

 

民陣說有200萬人,又是我們估算的5倍了。為甚麼他們的數字錯得離譜?按以上的時間數據推算,在555分,有77.8%的遊行人士正身處遊行道路之內,那麼假若總數真的是200萬,這塊總共才10萬平方米、即0.1平方公里的面積可否容得下156萬人同時在那裏步行?亦即每平方米15.6人。1米的長度大約是從腳到腹部的距離,這麼小的空間容得下15.6人嗎?據說參加者大多是年輕人,若有200萬人,假設當中150萬是年輕人吧。香港1833歲的年輕人只有150萬,豈非全部的年輕人都參加了遊行?讀者可自行判斷。

 

此等點算其實很適合高中學生去做。香港有通識科,老師若參考上周及本周的拙作,細想一遍,沙盆推演,足可教導及引領學生去做此習作。倘若有多組學生肯進行這些點算,民陣或許便會受到制約,不敢隨便說個數字了,我也可以把更多的時間放在較艱深的學術研究中

 

(Sky Post 2019-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