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2019

中美經濟競賽的決勝因素 (雷鼎鳴)


近年國際政經形勢頗見動盪,究其根源,最大的因素應是美國害怕中國的國力快將超越自己,故而忐忑不安。我們若細看國力的各種指標,不難發現兩國總體力量仍有頗大的差距,但中國在個別的指標上卻已超越或快將超越美國。

 

華為事件發生後,大量的資訊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原來華為的通訊設備及5G都在世界領先,美國國內竟無一企業可攖其鋒。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 GDP已比美國高出近兩成,中國GDP每年光是新增的部分,便比澳洲與紐西蘭的總體GDP加起來更大。個別項目的超越不足夠把局勢穩定下來,要大量指標的超越或接近,修昔底德陷阱背後的力量才可化解掉。

 

值得中國參考的案例

 

中國若要真正崛起,美國並接受現實,我相信要有幾個條件:第一,中國總體 GDP超過美國(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做到);第二,人均GDP接近美國,這還差很遠;第三,科技力量接近,個別項目超越;第四,國防力量差距不太大。

 

在歷史上,大國之間彎道超車的例子並不常見,不用搞出戰禍的尤其可貴,最新的參考案例已是百多年前美國如何超過了當時最強大的英國。這個過程對中國很有參考作用,也可為中國增加一點政策的自信。

 

以總體GDP作比較,英國雖是十九世紀最大的海權力量,GDP卻早在1872年被美國超過。這部分得力於美國較高的增長速度,部分原因卻是美國人口多於英國。要到1905年,英國連人均 GDP也輸了給美國,後者的優勢才很明顯。為什麼在十九世紀美國能超過英國?這倒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英國是名副其實的霸主。美國雖地大物博,但西部荒蕪且缺水,英國本土面積雖小,但她有印度般面積巨大、人口眾多可供其剝削的殖民地。美國能夠吸引移民,這為她帶來巨大的活力,但當時移民到美的,教育程度和技術能力普遍不高,美國相對於英國並無特別優勢。在1861至1865年,美國還打了場生靈塗炭、經濟損毀嚴重的內戰,元氣大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860年以前,英美兩國的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無甚差別。美國為何在1872年便突然能超越英國?

 

我的一位舊同事艾禮智(Isaac Ehrlich)與其他經濟學家去年發表了他們紀念貝卡爾(Gary Becker)逝世的論文,主旨正是要回答此問題。艾禮智與我都相信,經濟增長若能持續,幾乎必然與人力資本的積累或教育有關,人力資本(當中也包括企業精神)積累快,經濟增長便快;但更深一個層次的問題是,什麼制度或政策能刺激到人力資本的投資?在1862年,美國的教育制度出現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巨變,國會議員莫里爾(Justin Morrill)第三次提出一項《土地出讓法》(Land Grant Act)的動議,終於在國會得到通過,並獲林肯總統簽署成法律。

 

在此法生效前,美國的大學,如哈佛(1636年創立)、耶魯(1701年)等都是私立學校,它們模仿英國的牛津(1096年)與劍橋(1209年),學費雖不算特別貴,但學生要負責一切生活所需,且要僱用一傭人打點一切,等閒家庭出身的,根本無資格入讀。

 

除了要有足夠財富外,宗教是另一限制。劍橋牛津要是聖公會的成員才可入讀,美國著名的私校亦與一些神學組織有密切關係,校內最受重視的學院往往是其神學院。莫里爾的《土地出讓法》把高等教育大規模地普及化,英國的高等教育卻是依然故我,並無改革。

 

這法案容許每名眾議院或參議院議員都可獲得3萬英畝未經開墾的聯邦政府土地,條件是這些議員要賣出其土地,建立一個基金,並用以支付建設這《土地出讓法》大學所需的款項。聯邦政府當時剛經歷了內戰,國庫空虛,用可轉讓的土地換取用以建立大學的資金,效果立竿見影,從1862至1889年,共有45所新高等院校出現,今天吸納了美國大多數大學生、規模宏大、赫赫有名的州立大學,其歷史根源,正是這個《土地出讓法》。這些學校對美國的教育及科研一直都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土地出讓法》導致了州立大學的出現,其意義便是把高等教育普及化,一般平民也有機會讀到大學。就算是香港赴美的留學生,很長時間以來,大多都是到這些學校就讀。在培訓學生的數量上,它們遠遠超過私立學校。當這些學校相繼成立並產出新一代擁有高知識的大學生後,美國經濟便如有了新的火車頭,把英國拋了在後面。

 

如上文所說,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GDP大於美國,雙方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差無幾,但從1871至2012年,美國實質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是3.31%,英國則只是1.88%,差距明顯,在今天累積了百多年的總效果更使得英國與美國的國力處於不同的檔次。

 

當然我們也可質疑,美國一直吸納新移民,人口增加快,所以才使到她的經濟更能擴張。但就算是把人口因素扣掉,按照人均GDP的增長率計算,在這100多年中,美國年均增長率是1.8%,英國只是1.4%,難怪自從1905年美國人均收入超過英國後,兩者差距持續擴大。

 

肯細心思考的人可以發現上述說法仍有漏洞要填補,在1862年以後,會否有其他事情在發生,是這些另外的因素在推動經濟的增長,新的州立大學湧現對經濟無甚用處?這質疑合理,在1862年,雖然美國內戰正酣,但的確仍有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法案相繼出爐。

 

州立大學的歷史根源

 

其中一條法案叫《家園條例》(Homestead Act;1862年後仍有幾項相關增補),此條例及其後續總共使到在30個州的農民從聯邦政府共分配到2.7億英畝的土地。獲得土地的條件十分簡單,只要是年滿21歲以上的美國人,從未武裝反對政府,在最多160英畝的土地上居住5年或以上並開墾過這塊地,便已足夠,但女人及華人移民都無此資格。

 

我問過一位中學同學,他的先人1849年左右便從新會移民到加州,但卻未能受惠,後來是美國的白人朋友用自己名義代他們取得土地,在1950年代才把土地交還給他們家族。《家園條例》按理應對美國的經濟增長起過作用。

 

另一同期的條例是《太平洋鐵路條例》(Pacific Railroad Act),一樣是1862年立法。美國聯邦政府當年財困,但有的是土地,為建設一條橫跨大部分美國長達1912英里的鐵路,聯邦政府把在16個州1.75億公頃的土地分給了鐵路公司,以作它們建設鐵路的經費。這條例也許有助美國的經濟增長。

 

最後一個重要的因素是,1865至1877年正是美國內戰後大興土木的重建期,這也會對當時的GDP有所助益。

 

有了這些因素同時出現,並不等於經濟學家無法孤立出《土地出讓法》的影響力。要注意,重建期到1877年基本上已完成,但美國提高了的經濟增長率在其後幾十年仍方興未艾。根據200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近年的研究顯示,十九世紀中至1965年是美國的活力最勃發的時期,全要素生產力進步的速度比今天剛過去的50年要快上一倍。由此可見,內戰後的重建絕不足以解釋這麼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

 

我們也要注意,《家園條例》與《太平洋鐵路條例》都只是在部分的州才適用,這便容許我們有一空間,把受到與沒有受到這些條例影響的州作一比較,從而估算出它們影響力有多大。艾禮智與他的同事便使用了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作出計算,確認了即使有這些混淆因素存在,仍可知道大量學生眾多的州立大學的湧現,一直都對美國經濟持續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

 

大量投資教育與科研

 

正如上文提到,在經歷過40年開放改革後的今天,中國的經濟總產值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很可能已超越了美國,至少美國的中情局一直持這看法(中國政府倒是不承認此點),但中國若要真正崛起,卻應把重點放在人均產值是否能追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就必然要滿足一個條件,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及創新力尚要大幅提高,做到這點,大規模的人才培訓必不可缺。美國國力之所以能超越英國,其「秘密」也在於此。

 

中國在這方面有無勝出美國的機會?美國今天仍是擁有最多頂尖及一流高等學府的國家,中國在這方面仍望塵莫及。不過,中國近20年在高等教育的政策上卻有了重大的改變,效果與《土地出讓法》可能十分接近。1997年,中國每年大專院校的新生取錄共只約95萬人,到了2017年卻已猛增至761.5萬人,上升至近八倍!假以時日,這便必定使到中國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增。

 

在這方面,中國因人口眾多,尚有一重大的規模效應優勢。中國每年的大專畢業生人數已超越了美國與歐洲的總和,有了一個絕對人數這麼多的高質人口群,當中總會湧現一批具有企業精神或高度科技創新能力的人,他們在人口比例上或尚比不上歐美,但因人數的絕對值更大,在創業及創新科技上已可與歐美一爭長短,中國近年迅速的科企發展正好初步反映此點,將來效果更是明顯。

 

中國要做的,主要是更大量的投資在教育與科研並改進體制,集中改善質量而不只是重視數量。這或許尚需更多的政策與制度支持。反觀美國,在1862年的《土地出讓法》出現後,尚有不少後續法例去鼓勵教育,中國也應多研究美國教育史與經濟的關係,汲取經驗。

 

(HKEJ 2019-2-26)

 

 

2/22/2019

美國人才外流 中國人才回流 (雷鼎鳴)


美國有一個很奇怪的政策,申請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在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證時,若是被問到為何想到美國,就算是出於禮貌,說自己很仰慕美國,畢業後想留在那裏定居,那麼簽證幾乎必定被拒,我以前不少學生也中過招。不過,美國亦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國力及科技水平之能維持,實又得功於她肯大量吸收新移民

矽谷是美國創新科技最有活力的地方,這裏的科技研究人員(不計一般職員),泰半便是新移民或他們的第一代後裔。美國大學理工科的課室中,往往大半學生都是亞洲人,其他學生選科時一看到這麼多亞洲人,往往便立刻跑掉,因害怕競爭不過人,分數太低也。8090年前,麻省理工本來無甚名氣地位,只被看成是一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工專,但校方有眼光,把在歐洲受到迫害的科學家大量吸納過來,終成就它的科技龍頭學府地位。

特朗普散布排外情緒

但這些情況近年有變,引起了美國有識之士的憂慮。我以前有一位老師、但亦是朋友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專家古魯格(Anne Krueger),她當過幾所名校的大教授,當過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及國際貨幣基金的第一副總裁,亦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榮譽博士,近日她便撰文批評美國政府的政策導致了人才外流,大大不妙。

她指出,美國有大量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到美國留學的人是美國學生到別國留學的3倍,大學教育是美國重要的出口服務業,每年淨賺340億美元,是美國出口大豆、煤與天然氣價值的總和。美國理工科學生中,大半便是外國人,若無留學生到美國讀書,畢業後又留在那裏,美國必定出現科技人才的短缺。在2016年以前,到美國留學的人數每年都在上升(主要應得力於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但在2016年,人數卻下降了3%2017年又下降6.6%2018年估計再跌7%

為何這樣?一方面是美國學費愈來愈貴,另一方面是美國有些人開始排外。人才本應是要大力吸引的,但特朗普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不斷散布疑外排外的情緒,而且收緊學生簽證。已來到美國讀書的各國尖子,也恐慌會否外遊時受到壓制回不了美國繼續學業。古魯格便直斥特朗普是把槍對準自己的腳發射

美國是否自挖牆腳,我們或許留給美國有識之士去理會,古魯格說美國人才外流,用詞也許可以稍加修訂,美國只是暫時吸引人才的能力削弱,會否仍未到本土人才大量流走的地步?因為到美國留學最多的人來自中國,要回答這問題,我們不妨看看中國的數據

中國市場吸引力大增

中國統計年鑑有出國留學及回流人士的數據。我分析這些數據有兩大結論。第一,現在每年出國的留學生仍在急速上升,2017年有608,400人,比起2013年的399,600人或1985年的不足5,000人真的升幅巨大。赴美的人數或許減少了,但中國出國留學的人只是移師往別的國家學習而已。

第二,為方便計算,我假設赴美留學平均約4年完成學業,要估算有多少比例的人完成學業後會回流,我們大可把某年回流的海歸人數與4年之前出國的人數比較,例如2017年有超過48萬人回流,但4年前的2013年卻只有41.4萬的人出國留學,這反映近年回流的人已多於出國的人。再細看數據,可知轉折點在2010年出現,那年回流13.5萬人,稍多於2006年出國的13.4萬人。在這年之前,出的人比回流的人要多,例如,在80年代,大約只有3成的人畢業後會回國。由此可知,中國已進入人才淨回流期,人才不是在外流,而是淨流入,正如台灣在8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情況一樣。

這對中國是好事,但既然這現象是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出現,人才淨回流的原因,應該是因中國經濟上升、市場吸引力大增所帶動,而特朗普的疑外政策,將來則或更加快留學生的回流,特朗普實在是幫了中國的大忙。

(Sky Post 2019-2-22)

美國人才外流  香港勿錯失 (雷鼎鳴)


  民粹主義近年在發達國家肆虐,它的主要特徵有二,一是排外,二是反精英。對於在美國工作的華裔學者與科技專家而言,他們既被當作外來人,也是精英,自然會感受到壓力,甚至被某些人視為間諜。

  其實民粹主義古已有之。在中國戰國時代,各種奇人異士謀略家周遊列國,各國政府或其貴族也多有厚待這些食客,並視他們為治國圖強的顧問。但這些客卿的存在,也必然分薄了一些本土貴族或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反對他們,要逐去他們的倡議也時有出現。此種心態與其經濟基礎和今天的民粹主義並無大分別。多年前讀《古文觀止》,內有秦相李斯所寫的千古名篇《諫逐客書》,便是反擊秦國的民粹主義之作。話說秦國的貴族害怕各國來的謀士會搶走其利益,勸秦王把這些人全部趕走,但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指出,秦國與六國爭強,目的之一正是要得其財寶美女,而天下間最有價
的財寶其實便是這些人才,秦國怎可把已到手的人才趕走送給別國?秦王倒也有見地,接納了李斯之議,繼續重用這些人才。

  今天美國政府某些人及香港民粹主義者的智慧,恐怕仍遠不及二千多年前的秦王與李斯。美國政府早已收緊申請到美國留學的學生簽證,一時有人昧於事實,大放厥詞,聲稱在美的中國留學生與學者都是間諜,一時又派出FBI去騷擾這些科學家。在此種仇外、疑外、反精英的敵意氛圍下,不但從世界各地赴美的留學生二一六年以來連年大幅減少,且出現了人才外流的現象。自二年開始,中國每年回流的學生人數已大於四年前出國留學的人數,反映中國人才有淨回流,這裏假設了出國學習要大約四年才能完成學業。

  美國人才外流對內地及香港都是好消息。中國一直致力於把人才吸引回國建設,而實際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總仍有不少一流的科技人才留在美國,沒有當上「海歸」。過去幾年,我多次指出,若能把這批人數不少的科技專才吸引到香港,不但可使香港的科技實力大增,中美之間的科技力量對比也會大幅改變。

  香港有不少優越條件吸引他們,我過去二十多年幾乎每年都要負起在海外招聘新同事的工作,因而也知說服別人舉家移民到港工作不是易事。當中有三大困難要解決,一是要有他們建立事業的機會;二是能對他們的子女提供適當的學校與教育機會;三是能解決他們的房屋問題。這些事說易不易,但政府若是真有魄力把香港發展為大灣區的重鎮,對人才這關鍵問題總會有足
的資源可解決,可惜尚未聽過政府有何行動。現在美國的民粹主義氾濫,正是香港的天賜良機,大有「趁病攞命」的條件。

  在一次聚會中,聽到梁錦松也鼓吹同一觀點,他影響力比我們大得多,希望他的意見能得到即時的重視

(Headline Daily 2019-2-22)

2/15/2019

偽善的政客 (雷鼎鳴)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中歐東歐訪問,繼續唱衰華為之旅,但被匈牙利外長直斥美國的偽善。的確是偽善,自己的產品不如人,卻威脅一些小國,若她們使用華為的通訊設備,則美國會縮減與其合作。這麼不要臉的行徑也做得出,當然要包裝一下,否則便太難看了。包裝是說華為對使用其產品的國家有安全威脅,華為既然是通訊設備企業,此種威脅當然是指華為會把資訊取走,交給中國政府

 

斯諾登揭美政府竊聽

自從2013年斯諾登事後件後,美國政府此等指控便顯得可笑了。美國至今還未提出一丁點證據證明華為有偷盜及洩漏資訊,但卻賊喊捉賊

 

美國政府及科技大企業侵犯私隱及威脅別國安全證據卻是俯拾皆是,最震撼的自然是斯諾登的爆料,原來世界各地人民,包括港人在內的電話、電郵等通訊,在美國情報機構面前,都是透明的,密碼也形同虛設。我們一介小民被美國監視,已使人不安,多國元首的電話,包括盟國元首的談話,一樣被美國政府偷聽,這不是威脅別國安全是甚麼

 

我幾年前一直在奇怪,美國政府把我們日常生活的八卦資訊都找來,究竟有何作用?當聽說過大數據的概念後,大可明白大數據即電腦與統計學的結合,不同地區人民的瑣碎通訊,一樣可能被統計學處理過後,對取得資訊者有用處

 

這些情況在商業或政治中隨處可見,但又主要是美國政府與巨企所為。使用「臉書」不久,臉書自會打出與己觀點接近的文章出來。在亞馬遜買過商品,它掌握到我們對甚麼商品有興趣,懂得傳來精準的廣告。用谷歌搜尋,我們也會被人度身訂造,若用不同的電腦搜尋相同的關鍵字,得出的結果不太一樣。我們的偏好就算是個人私隱,一早便被人掌握了並變成生財工具。

 

也許我們並不太介意別人知道我們喜歡甚麼、討厭甚麼,也不認為此等資訊對我們的安全有威脅,但某些資訊卻是可讓有心人利用來顛覆政權的工具,前幾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能在多國發動起來,早已被證明與社交媒體有關,阿拉伯之春後來變為阿拉伯之冬,多國出現動亂,在背後發功的美國政府哪裏推得掉關係?

 

自己其身不正,而且在市場競爭上眼看要敗下陣來,美國政府竟有如用槍指着盟國的腦袋,要她們也一同抵制一家不斷進步的民企,這在世界史上,我想不到有任何相似的例子,不能不佩服特朗普政府破壞自由市場價值觀功力之深

 

美企早已收集大數據

但使用雙重標準看事物的作風,哪會只是針對華為?官至副總統的彭斯便曾公開批評中國在建立一種社會評分系統,在此種系統下,某些人若有違約背信或不守法的紀錄,會被扣掉一些分數,若做事老實守信用則會加分。事實上,在美國一樣有相似系統,若有人要向銀行借錢買屋或申請信用卡,一樣可以被人起底,信用不好的,借貸利息便要高些。這雖涉及侵犯私隱,但此種資訊可幫助借貸活動更精準,誠實的人得到回報,不遵守合約的人受到抵制,市場風險也可降低。中國在發展大數據後搞一些對個人或企業信譽的評分系統,我不認為有甚麼值得驚怪,不滿的只是那些怕自己原形畢露信譽不佳的人。美國政府做這些文章,是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我不相信華為對外國有甚麼安全威脅,美國政府的言論只是「莫須有」的說詞。不過,在大數據年代,掌握資訊的公司,都可能通過數據得到商業利益,美國的巨型企業早已是優而為之。如何在各家都爭相利用大數據的浪潮之下,找出平衡私隱與社會發展利益的政策,才是我們的挑戰,而不是胡亂向對手潑污水

 

(Sky Post 2019-2-15)

 

活力勃發 美國害怕 (雷鼎鳴)


  美國政府為何要動用舉國之力打壓華為,而且尚要向其他國家施壓,要它們也參與打壓?這種撕破了臉皮不再掩飾的舉措,反映美國政府已經發急,甚至是心中有恐懼了。它急甚麼,怕甚麼?


  豬年伊始,讀了二○○六年經濟諾獎得主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的新著《Mass Flourishing》,倒是有所
發,可從一個新角度回答這些問題。


  豬常給人又蠢又懶的印象,但真實的豬其實智力很高,野豬更是充滿活力,與懶掛不上關係。就是這個詞語——活力——是費爾潑斯書中的核心概念。他用的是英文字Dynamism,我這裏把它譯成活力,但也許更精確的說法是勃發的活力。


  按照費氏的說法,西方社會好幾個國家都曾經歷過一段活力勃發期,從十九世紀開始,到一九六年代,先是英國,後來是美國、德國與法國,人民曾經都熱衷於,而且善於創新,他們以自我創新為樂,把大量精力都用在創新之上。在這段時期,新的科學理論與技術不斷出現,文學藝術巨匠多所湧現,市場活動也日新月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他們身上活力瀰漫。對美國而言,歷次大戰之間及戰後直至六十年代中後期,應是它活力的
峰期,一九六九年之前的十餘年,美國投放巨資在登月計劃上,美國太空人成功登陸月球後,美國便走下坡了。其他國家停滯或走下坡的時間有些可能更早。


  走下坡便是上述的活力不再勃發,而是衰退了,有數據為證。從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大不如從前。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學中量度生產效率的重要指標,一九七二年至二一二年這四十年內,美國TFP每年平均的增長率只等於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這五十年平均增長率的一半,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一樣大不如前,有些還乾脆停頓了。這種現象,經濟學界早已發現,史稱「生產力大減速」(Great Productivity Slowdown),它對世界影響深遠。


  造成此種減速的因素很多,這些因素歷來是經濟學重點的研究課題,我相信政府的過度監管,公司的CEO對短線成績興趣遠大於長遠利益,利益團體的保護主義,甚至有研究顯示,近數十年來西方國家缺乏基建,都可能與活力衰退有關。有一個異例,便是加州的
谷,那裏創新科技不斷湧現,但這並未能扭轉大勢,正如費氏指出,谷的GDP只是美國GDP的百分之三,抵銷不了其他地方的停滯,當然,若沒有谷,情況會更差。谷的出現其實反映了美國立國之本在於不斷吸納新移民,而新移民又是社會中最有活力的群體。谷的工作人員大部份正是新移民!


  有了這麼長的生產效率減速期,對西方人民的心理是有影響的。據國際民意調
機構皮尤(Pew)調所得,意大利、法國、美國等地滿意本國經濟的,人數不足四成,更要命的是,幾乎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只有少於一半的人相信他們的下一代會活得比這一代更好,美國便低至百分之三十二,法國更只得一成四,他們對前景的預期可謂十分悲觀。反觀中國卻有八成八的人民認為下一代比這一代生活更好

 

(Headline Daily 2019-2-15)

2/01/2019

如何化解醫療系統的壓力 (雷鼎鳴)


流感肆虐,公立醫院急症室逼爆,醫院病床使用率也超過百分之百。這些新聞已不是第一次在港出現,幾乎年年都有,可想而知,問題從未解決。

 

先弄清一些基本事實。香港醫生有些在公立醫院工作,有些自設診所,也與私家醫院掛鈎。兩者醫生是否都短缺?我到私人診所看醫生,常常都要等大半小時或甚至一、兩小時,很難說服我在既有診金下,對醫生的需求不是大於供應。據我觀察,香港醫生看病人的速度比美國真是快了幾倍,但診金也稍便宜,他們密食當三番,不少私人診所醫生的收入恐怕會高於美國同行。至於公家醫院,醫生短缺卻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短缺得頗為嚴重,待將來人口繼續老化後,問題更不易解決

 

提升公院醫生待遇

 

我相信私人診所及醫院醫生稍有短缺,但公立醫院醫生卻是非常短缺。我們也可通過數字了解此點。2017年香港有註冊西醫14,290人,等於每1,000人口有1.93名醫生,這在發達經濟體中是偏低的水平,例如新加坡的相關數字是2.28、日本是2.37、美國是2.57、德國是4.19、法國是3.24,全都遠高於香港。但公立醫院的嚴重性又遠非上述數字所能反映。公立醫院的病床佔全港醫院病床總數的86%,私家佔16%,但公立醫院經常逼爆,可想而知,住進公立醫院的病人可能佔香港住院病人總數的9成。但在醫生人數方面,2016年公立醫院醫生只得6,164人,佔當時醫生總數44%左右,今天比例可能還更低一些,以4成多的醫生服務9成的病人,尤其是在急症室的,壓力不爆煲才怪

 

在報酬方面,一名出道不久的醫生的月薪大約在61,060元至89,460元之間,這薪酬對一般打工仔而言是高薪,但若與自己掛牌及在私家醫院工作年入數百萬計的醫生相比,卻是少得可憐。簡單經濟學告訴我們,公立醫院必有大量人員流到私人市場,未走的,可能主要是利用公立醫院的環境積累多點經驗及考取專科試而已。

 

明乎此,解決問題最正路的經濟手段倒也明顯︰第一,公立醫院醫生的薪酬已脫離了市場現實,應加薪,不要再拘泥於過去所訂定的薪酬表;第二,不用阻攔也阻攔不了醫生跑到私人市場搵真銀,當然對他們曉以大義,並改善工作環境也無不可;第三,增加醫生供應。

 

第三點說來容易,但眾所周知,香港醫生對此最是反對。這是沒有甚麼奇怪的,世界上多處地方的醫生組織都會為了本身利益而實行保護主義,控制着執業醫生的人數。當然他們會用保持質素等說詞作包裝,但這不外是經典的保護主義,卻是彰彰明甚,我10多年前曾碰上一位不能在港執業、卻被哈佛大學醫學院招聘為教授的醫生。增加醫生人數的方法,包括靠香港的醫學院再增加培訓人數及向外招聘。不做這些,醫生的過度辛勞便是自找的了。

 

降低輸入醫生門檻

 

輸入醫生本來已是一件難事,好的醫生到處都可找到有優厚報酬的工作,要花費大氣力才能吸引他們到香港工作,但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不但要用一個及格率奇低的考試卡他們,就算是資深醫生也要考試後從低做起,薪酬只得69萬元,3年合約,卓越的名醫怎會來乞食?反觀新加坡,只要是在他們認可的國外醫學院完成訓練的,都與新加坡自己的畢業生一視同仁。即使在美國,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內地受過訓練的醫生,也大量地在醫療系統中工作安身立命

 

香港媒體也有報道香港的病床短缺。這或許是事實,但我仍有疑惑。香港的醫院病床在2016年是每1,000人有5.33張床,此數字與其他地方相比,不算失禮,英國只有2.3張床,美國2.9、新加坡2.4、德國8.3,人口老化的日本卻高達13.4。也許香港居住環境擠迫,所以醫生較願意安排病人住院。但日本的病床率這麼高,也應引起我們警惕,會否將來香港人口更老化時,病床的短缺便尖銳?多建醫院、多吸納外地醫生及訓練自己的醫生,仍是香港社會要做之事,但也可研究人工智能可否取代醫生部分工作

 

(Sky Post 2019-2-1)

發揮文化遺產的經濟效益 (雷鼎鳴)


  年初坐高鐵到了趟杭州遊玩,坐火車有個好處,便是可選擇在沿線城市停下來多留一兩天,也不用增加路費,一些過去並不會到的地方也可去了。這次我們選了南昌為中途站,完全是慕滕王閣之名了。

  小學時老師告訴我,他猜我的名字來自王勃《滕王閣序》中「鐘鳴鼎食之家」一句,這雖然只是巧合,但已使我好奇,當時便把此文找來閱讀。年紀漸長,愈讀便愈佩服王勃,以他十四歲之齡便可寫出我就算活到一百四十歲也寫不到的鴻文,不是天才是甚麼?《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固然是對仗絕妙,意境深遠,我們今天生活中不少常用詞語,很多也出自王勃,例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
之客」、「漁舟唱晚」、「雁陣驚寒」、「勝友如雲」、「高朋滿座」,短短七百多字的鴻文,卻幾乎每句都是名句,對後世中文的用詞,影響深遠,難怪主張「文以載道」的韓愈,也對自己寫的《新修滕王閣序》能與無載有大道理但卻充滿文字之美的《滕王閣序》相提並論,感到十分光榮。

  滕王閣已是第二十八次重建了,現時的滕王閣是根據建築大師梁思成生前所繪的圖紙建成的。梁認為,原本的滕王閣是建在城牆之上,今天城牆已不復存在,那麼便應建在高台之上。我登上頂層遠眺對岸的秋水廣場,果見秋水共長天一色。每層樓都見歷代騷人墨客所留下詠嘆滕王閣的文學藝術作品,使我長了不少見識。

  我在想,滕王李元嬰雖是李世民的弟弟,也是多才多藝的人物,但他驕奢淫逸,橫徵暴斂,實在不
得留有千古之名,滕王閣顯然是因文而名。此種現象,在江南三大名樓的其他二樓也有出現。岳陽樓有《岳陽樓記》,范仲淹的風格與王勃不一樣,但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足以使岳陽樓傳頌古今。武漢的黃鶴樓為何連小學生也知道,還不是為了崔顥的《黃鶴樓》一詩嗎?有詩為證:「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使人回味無窮。

  這些文學傑作為後世創造了多少財富?先不論其文化價
,單是經濟價已是非同小可,歷代有多少遊客是為了這些被文學提高了品位的名樓而來?旅遊業又被帶動多少?

  這些文學對世界是有貢獻的。我一向認為,人的一生若消費的總
低於他生產的總(寫詩寫賦等藝術活動在經濟學上也屬生產一部份),此人便算是對社會有淨貢獻。有些人的貢獻遺傳千古,綿延不絕,貢獻顯然是大於其一生的消費,他們便更得我們尊敬了。在香港,我們若對一些淨貢獻巨大的人物尊重,不但合乎禮數,還可能使香港得到更大的利益。李小龍的功夫使香港名傳世界,金庸的武俠卻足以使香港脫掉「文化沙漠」的帽子。舉個例子,書有「華山論劍」的石碑,在華山已吸引了無數遊客,「論劍」一詞不一定被解為討論劍術,對中文的語境有所創新,這些都是金庸的貢獻,但利益卻並非全為香港所收割。

  在香港為李小龍及金庸在公眾地方雕像樹碑立傳,都可成為旅遊景點,前來拍照的遊客必會絡繹不絕,當中利益,可為港人所得。政府對文化事業可以支持,有責任充份發揮其效應,造福港人

(Headline Daily 20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