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2019

偽善的政客 (雷鼎鳴)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中歐東歐訪問,繼續唱衰華為之旅,但被匈牙利外長直斥美國的偽善。的確是偽善,自己的產品不如人,卻威脅一些小國,若她們使用華為的通訊設備,則美國會縮減與其合作。這麼不要臉的行徑也做得出,當然要包裝一下,否則便太難看了。包裝是說華為對使用其產品的國家有安全威脅,華為既然是通訊設備企業,此種威脅當然是指華為會把資訊取走,交給中國政府

 

斯諾登揭美政府竊聽

自從2013年斯諾登事後件後,美國政府此等指控便顯得可笑了。美國至今還未提出一丁點證據證明華為有偷盜及洩漏資訊,但卻賊喊捉賊

 

美國政府及科技大企業侵犯私隱及威脅別國安全證據卻是俯拾皆是,最震撼的自然是斯諾登的爆料,原來世界各地人民,包括港人在內的電話、電郵等通訊,在美國情報機構面前,都是透明的,密碼也形同虛設。我們一介小民被美國監視,已使人不安,多國元首的電話,包括盟國元首的談話,一樣被美國政府偷聽,這不是威脅別國安全是甚麼

 

我幾年前一直在奇怪,美國政府把我們日常生活的八卦資訊都找來,究竟有何作用?當聽說過大數據的概念後,大可明白大數據即電腦與統計學的結合,不同地區人民的瑣碎通訊,一樣可能被統計學處理過後,對取得資訊者有用處

 

這些情況在商業或政治中隨處可見,但又主要是美國政府與巨企所為。使用「臉書」不久,臉書自會打出與己觀點接近的文章出來。在亞馬遜買過商品,它掌握到我們對甚麼商品有興趣,懂得傳來精準的廣告。用谷歌搜尋,我們也會被人度身訂造,若用不同的電腦搜尋相同的關鍵字,得出的結果不太一樣。我們的偏好就算是個人私隱,一早便被人掌握了並變成生財工具。

 

也許我們並不太介意別人知道我們喜歡甚麼、討厭甚麼,也不認為此等資訊對我們的安全有威脅,但某些資訊卻是可讓有心人利用來顛覆政權的工具,前幾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能在多國發動起來,早已被證明與社交媒體有關,阿拉伯之春後來變為阿拉伯之冬,多國出現動亂,在背後發功的美國政府哪裏推得掉關係?

 

自己其身不正,而且在市場競爭上眼看要敗下陣來,美國政府竟有如用槍指着盟國的腦袋,要她們也一同抵制一家不斷進步的民企,這在世界史上,我想不到有任何相似的例子,不能不佩服特朗普政府破壞自由市場價值觀功力之深

 

美企早已收集大數據

但使用雙重標準看事物的作風,哪會只是針對華為?官至副總統的彭斯便曾公開批評中國在建立一種社會評分系統,在此種系統下,某些人若有違約背信或不守法的紀錄,會被扣掉一些分數,若做事老實守信用則會加分。事實上,在美國一樣有相似系統,若有人要向銀行借錢買屋或申請信用卡,一樣可以被人起底,信用不好的,借貸利息便要高些。這雖涉及侵犯私隱,但此種資訊可幫助借貸活動更精準,誠實的人得到回報,不遵守合約的人受到抵制,市場風險也可降低。中國在發展大數據後搞一些對個人或企業信譽的評分系統,我不認為有甚麼值得驚怪,不滿的只是那些怕自己原形畢露信譽不佳的人。美國政府做這些文章,是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我不相信華為對外國有甚麼安全威脅,美國政府的言論只是「莫須有」的說詞。不過,在大數據年代,掌握資訊的公司,都可能通過數據得到商業利益,美國的巨型企業早已是優而為之。如何在各家都爭相利用大數據的浪潮之下,找出平衡私隱與社會發展利益的政策,才是我們的挑戰,而不是胡亂向對手潑污水

 

(Sky Post 2019-2-15)

 

活力勃發 美國害怕 (雷鼎鳴)


  美國政府為何要動用舉國之力打壓華為,而且尚要向其他國家施壓,要它們也參與打壓?這種撕破了臉皮不再掩飾的舉措,反映美國政府已經發急,甚至是心中有恐懼了。它急甚麼,怕甚麼?


  豬年伊始,讀了二○○六年經濟諾獎得主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的新著《Mass Flourishing》,倒是有所
發,可從一個新角度回答這些問題。


  豬常給人又蠢又懶的印象,但真實的豬其實智力很高,野豬更是充滿活力,與懶掛不上關係。就是這個詞語——活力——是費爾潑斯書中的核心概念。他用的是英文字Dynamism,我這裏把它譯成活力,但也許更精確的說法是勃發的活力。


  按照費氏的說法,西方社會好幾個國家都曾經歷過一段活力勃發期,從十九世紀開始,到一九六年代,先是英國,後來是美國、德國與法國,人民曾經都熱衷於,而且善於創新,他們以自我創新為樂,把大量精力都用在創新之上。在這段時期,新的科學理論與技術不斷出現,文學藝術巨匠多所湧現,市場活動也日新月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他們身上活力瀰漫。對美國而言,歷次大戰之間及戰後直至六十年代中後期,應是它活力的
峰期,一九六九年之前的十餘年,美國投放巨資在登月計劃上,美國太空人成功登陸月球後,美國便走下坡了。其他國家停滯或走下坡的時間有些可能更早。


  走下坡便是上述的活力不再勃發,而是衰退了,有數據為證。從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大不如從前。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學中量度生產效率的重要指標,一九七二年至二一二年這四十年內,美國TFP每年平均的增長率只等於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這五十年平均增長率的一半,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一樣大不如前,有些還乾脆停頓了。這種現象,經濟學界早已發現,史稱「生產力大減速」(Great Productivity Slowdown),它對世界影響深遠。


  造成此種減速的因素很多,這些因素歷來是經濟學重點的研究課題,我相信政府的過度監管,公司的CEO對短線成績興趣遠大於長遠利益,利益團體的保護主義,甚至有研究顯示,近數十年來西方國家缺乏基建,都可能與活力衰退有關。有一個異例,便是加州的
谷,那裏創新科技不斷湧現,但這並未能扭轉大勢,正如費氏指出,谷的GDP只是美國GDP的百分之三,抵銷不了其他地方的停滯,當然,若沒有谷,情況會更差。谷的出現其實反映了美國立國之本在於不斷吸納新移民,而新移民又是社會中最有活力的群體。谷的工作人員大部份正是新移民!


  有了這麼長的生產效率減速期,對西方人民的心理是有影響的。據國際民意調
機構皮尤(Pew)調所得,意大利、法國、美國等地滿意本國經濟的,人數不足四成,更要命的是,幾乎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只有少於一半的人相信他們的下一代會活得比這一代更好,美國便低至百分之三十二,法國更只得一成四,他們對前景的預期可謂十分悲觀。反觀中國卻有八成八的人民認為下一代比這一代生活更好

 

(Headline Daily 2019-2-15)

2/01/2019

如何化解醫療系統的壓力 (雷鼎鳴)


流感肆虐,公立醫院急症室逼爆,醫院病床使用率也超過百分之百。這些新聞已不是第一次在港出現,幾乎年年都有,可想而知,問題從未解決。

 

先弄清一些基本事實。香港醫生有些在公立醫院工作,有些自設診所,也與私家醫院掛鈎。兩者醫生是否都短缺?我到私人診所看醫生,常常都要等大半小時或甚至一、兩小時,很難說服我在既有診金下,對醫生的需求不是大於供應。據我觀察,香港醫生看病人的速度比美國真是快了幾倍,但診金也稍便宜,他們密食當三番,不少私人診所醫生的收入恐怕會高於美國同行。至於公家醫院,醫生短缺卻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短缺得頗為嚴重,待將來人口繼續老化後,問題更不易解決

 

提升公院醫生待遇

 

我相信私人診所及醫院醫生稍有短缺,但公立醫院醫生卻是非常短缺。我們也可通過數字了解此點。2017年香港有註冊西醫14,290人,等於每1,000人口有1.93名醫生,這在發達經濟體中是偏低的水平,例如新加坡的相關數字是2.28、日本是2.37、美國是2.57、德國是4.19、法國是3.24,全都遠高於香港。但公立醫院的嚴重性又遠非上述數字所能反映。公立醫院的病床佔全港醫院病床總數的86%,私家佔16%,但公立醫院經常逼爆,可想而知,住進公立醫院的病人可能佔香港住院病人總數的9成。但在醫生人數方面,2016年公立醫院醫生只得6,164人,佔當時醫生總數44%左右,今天比例可能還更低一些,以4成多的醫生服務9成的病人,尤其是在急症室的,壓力不爆煲才怪

 

在報酬方面,一名出道不久的醫生的月薪大約在61,060元至89,460元之間,這薪酬對一般打工仔而言是高薪,但若與自己掛牌及在私家醫院工作年入數百萬計的醫生相比,卻是少得可憐。簡單經濟學告訴我們,公立醫院必有大量人員流到私人市場,未走的,可能主要是利用公立醫院的環境積累多點經驗及考取專科試而已。

 

明乎此,解決問題最正路的經濟手段倒也明顯︰第一,公立醫院醫生的薪酬已脫離了市場現實,應加薪,不要再拘泥於過去所訂定的薪酬表;第二,不用阻攔也阻攔不了醫生跑到私人市場搵真銀,當然對他們曉以大義,並改善工作環境也無不可;第三,增加醫生供應。

 

第三點說來容易,但眾所周知,香港醫生對此最是反對。這是沒有甚麼奇怪的,世界上多處地方的醫生組織都會為了本身利益而實行保護主義,控制着執業醫生的人數。當然他們會用保持質素等說詞作包裝,但這不外是經典的保護主義,卻是彰彰明甚,我10多年前曾碰上一位不能在港執業、卻被哈佛大學醫學院招聘為教授的醫生。增加醫生人數的方法,包括靠香港的醫學院再增加培訓人數及向外招聘。不做這些,醫生的過度辛勞便是自找的了。

 

降低輸入醫生門檻

 

輸入醫生本來已是一件難事,好的醫生到處都可找到有優厚報酬的工作,要花費大氣力才能吸引他們到香港工作,但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不但要用一個及格率奇低的考試卡他們,就算是資深醫生也要考試後從低做起,薪酬只得69萬元,3年合約,卓越的名醫怎會來乞食?反觀新加坡,只要是在他們認可的國外醫學院完成訓練的,都與新加坡自己的畢業生一視同仁。即使在美國,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國內地受過訓練的醫生,也大量地在醫療系統中工作安身立命

 

香港媒體也有報道香港的病床短缺。這或許是事實,但我仍有疑惑。香港的醫院病床在2016年是每1,000人有5.33張床,此數字與其他地方相比,不算失禮,英國只有2.3張床,美國2.9、新加坡2.4、德國8.3,人口老化的日本卻高達13.4。也許香港居住環境擠迫,所以醫生較願意安排病人住院。但日本的病床率這麼高,也應引起我們警惕,會否將來香港人口更老化時,病床的短缺便尖銳?多建醫院、多吸納外地醫生及訓練自己的醫生,仍是香港社會要做之事,但也可研究人工智能可否取代醫生部分工作

 

(Sky Post 2019-2-1)

發揮文化遺產的經濟效益 (雷鼎鳴)


  年初坐高鐵到了趟杭州遊玩,坐火車有個好處,便是可選擇在沿線城市停下來多留一兩天,也不用增加路費,一些過去並不會到的地方也可去了。這次我們選了南昌為中途站,完全是慕滕王閣之名了。

  小學時老師告訴我,他猜我的名字來自王勃《滕王閣序》中「鐘鳴鼎食之家」一句,這雖然只是巧合,但已使我好奇,當時便把此文找來閱讀。年紀漸長,愈讀便愈佩服王勃,以他十四歲之齡便可寫出我就算活到一百四十歲也寫不到的鴻文,不是天才是甚麼?《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固然是對仗絕妙,意境深遠,我們今天生活中不少常用詞語,很多也出自王勃,例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
之客」、「漁舟唱晚」、「雁陣驚寒」、「勝友如雲」、「高朋滿座」,短短七百多字的鴻文,卻幾乎每句都是名句,對後世中文的用詞,影響深遠,難怪主張「文以載道」的韓愈,也對自己寫的《新修滕王閣序》能與無載有大道理但卻充滿文字之美的《滕王閣序》相提並論,感到十分光榮。

  滕王閣已是第二十八次重建了,現時的滕王閣是根據建築大師梁思成生前所繪的圖紙建成的。梁認為,原本的滕王閣是建在城牆之上,今天城牆已不復存在,那麼便應建在高台之上。我登上頂層遠眺對岸的秋水廣場,果見秋水共長天一色。每層樓都見歷代騷人墨客所留下詠嘆滕王閣的文學藝術作品,使我長了不少見識。

  我在想,滕王李元嬰雖是李世民的弟弟,也是多才多藝的人物,但他驕奢淫逸,橫徵暴斂,實在不
得留有千古之名,滕王閣顯然是因文而名。此種現象,在江南三大名樓的其他二樓也有出現。岳陽樓有《岳陽樓記》,范仲淹的風格與王勃不一樣,但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足以使岳陽樓傳頌古今。武漢的黃鶴樓為何連小學生也知道,還不是為了崔顥的《黃鶴樓》一詩嗎?有詩為證:「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使人回味無窮。

  這些文學傑作為後世創造了多少財富?先不論其文化價
,單是經濟價已是非同小可,歷代有多少遊客是為了這些被文學提高了品位的名樓而來?旅遊業又被帶動多少?

  這些文學對世界是有貢獻的。我一向認為,人的一生若消費的總
低於他生產的總(寫詩寫賦等藝術活動在經濟學上也屬生產一部份),此人便算是對社會有淨貢獻。有些人的貢獻遺傳千古,綿延不絕,貢獻顯然是大於其一生的消費,他們便更得我們尊敬了。在香港,我們若對一些淨貢獻巨大的人物尊重,不但合乎禮數,還可能使香港得到更大的利益。李小龍的功夫使香港名傳世界,金庸的武俠卻足以使香港脫掉「文化沙漠」的帽子。舉個例子,書有「華山論劍」的石碑,在華山已吸引了無數遊客,「論劍」一詞不一定被解為討論劍術,對中文的語境有所創新,這些都是金庸的貢獻,但利益卻並非全為香港所收割。

  在香港為李小龍及金庸在公眾地方雕像樹碑立傳,都可成為旅遊景點,前來拍照的遊客必會絡繹不絕,當中利益,可為港人所得。政府對文化事業可以支持,有責任充份發揮其效應,造福港人

(Headline Daily 20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