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2012

由簡繁之爭到對號入座 (雷鼎鳴)


我是個愛書之人,到內地旅行出差,有時間的話都會盡量跑跑書店。店中所售,雖大多垃圾橫流,但高質量而又用簡體字出版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史哲等等書籍,數量上早已超過港台的繁體書了。讀不懂這些書,對做學問與在港求職都不利。削弱自己競爭力的行為,智者不取。不過,不少港人,包括在學青年卻誤以為簡體字難學,其實不然,幾小時便可學懂,絕對「本小利大」,所以我在1012日本欄寫了篇文章,鼓勵大家「學懂簡體字傍身」。
如此簡單的一回事卻又偏有人看不順眼,不斷炒作,把學習簡體字看成是彌天大罪。喜歡繁體不喜簡體的人各自有其原因。有人喜歡書法,有人要維護國粹等等,這是他們的自由,我不但尊重,而且有不少地方認同其觀點,我在上述文章中亦指出簡體字的一些缺點。不過,反對簡體字的人當中,也的確有一部分人(要注意,我從來未說過是全部人),把內地書刊都看成附有細菌,根本不希望別人能直接閱讀,我自己便遇上過這些人,他們的目的便是「去中國化」。


拒絕簡體字是「去中國化」?

有一位被某些人聲稱為「才子」的專欄人不知為何,對我上述文章勃然大怒,先寫了篇文章指控我說過:「拒絕簡體字,即是『去中國化』,意即堅持用正體字,不是『中國人』。

我搜索枯腸也想不起甚麼時候,說過這些荒謬的話,若有人找到,我打賞一百元。該「才子」文章沒有點名,我是否錯誤地對號入座?不對,次天他又再接再厲,重複同一說法並加料說此位教授認為「不會說普通話,只講粵語,也不是中國人。」在不斷痛罵之餘,甚至指這位科大經濟教授「時勢一變,就會吃人。」
至此事情真相大白,自我對號入座「去中國化」的是他,與我無尤。我只曾說過「一些政治偏執者」反對簡體字是要為「去中國化」服務,從未說過所有反對者都是如此。此點「馬是白馬」的謬誤邏輯也搞不懂,實在有損「才子」之名。他當然也知道「不使用簡體字就不是中國人」等語,是他自己杜撰的。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用兇狠言詞 遮掩死穴

其政治或商業動機我無謂猜測,但此等招數是沒有用的。《笑傲江湖》中令狐沖與沖虛道長比劍,前者一眼便看穿沖虛劍招中最凶險的地方便是他的破綻之所在。這位「才子」的伎倆不外是把偽造別人沒說過的話,無限上綱,但又怕人知道,所以用上「會吃人」等最兇狠的形容詞去遮掩自己的死穴

此種方法他絕非第一次用。兩個多月前在釣魚島問題上,他未經查證,便把一篇1953年《人民日報》放在第四頁角落譯自日文的資料文章,硬說成是代表中國官方立場的「社論」,並且自我杜撰誇張地說,若非官方的意旨,寫這篇文章用上「尖閣列嶼」一詞的作者肯定會被殺頭,因此保釣是如何多餘云云。
但我懂得看他的文章了,罵得最兇的,必是其破綻之所在,這個錯不了。我找到《人民日報》原文的排版並指出了這個資料性錯誤,至今尚未有人向我道謝

 

(Sky Post   2012-10-30)

 

10/29/2012

額外印花稅 後市火上加油 (雷鼎鳴)


政府出了兩招意圖遏抑樓價,一是買家印花稅(BSD),二是額外印花稅(SSD)。前者外地買家可以化解,只要與本地人合夥買樓便不用交此印花稅,將來或會多點出現中港「深度合作」,港人內地人一同集資買樓,是否如此,拭目以待,這裏不作評論,今天焦點集中在SSD之上。


SSD
的目的據說是打擊炒家,買樓六個月內再售出的,印花稅從15%增至20%;612個月之間售出的,稅率從10%上升至15%;1224個月從5%提高至10%;2436個月也要交10%。這些不同時段的印花稅,政策目標是強迫或誘導置業人士買樓後不要這麼快便賣出,愈早出貨,受罰愈大。


聰明炒家 市場信

打擊炒家有甚麼後果?我過去多次指出炒家只是信差,殺之無用。炒家若是聰明的話,必是在他們認為價格仍低時入貨,這時炒家的行動自然是把樓價推高。但我們不可或忘,炒家買貨的目的便是賣貨求財,至於他們能否真的目光如炬,賺得巨利,則是各安天命。不過,當他們出貨時卻是有助樓價下降。換言之,市場中若有一群聰明的炒家,低價時價格被推高,高價時價格則被遏抑,價格會更為穩定,波幅較小,而且接近真正的市價,所以經濟學界認為他們是帶來市場信息的信差。


香港過去的經驗也闡明此觀點。1994年樓價急升,政府也是引入限制樓花買賣等措施把炒家趕離場。我當時便說樓價會即時受壓,但其後因無炒家出貨所提供的樓盤,價格上升的幅度會很高。地產商因市場中不明朗因素增加,不敢大量投資,新盤也會減少,後市更會火上加油。在9697年間,樓價果如所料,勢如破竹,節節上升,造成泡沫。


去年春天政府已加了印花稅,情況與94年一樣,樓價淡靜甚至下降了一段時間,到今年春天樓價又再因供應不足而找到動力上升。據政府數字,買後一至兩年內便出售的,在今年三月只得83宗,到九月也只有218宗,數字如此之低,反映炒家已幾乎絕迹。就算是這批賣家,其實可能有多種合理的理由必須出貨,不見得都是炒家。政府加碼出手打擊一些早已歸隱的信差,效果可疑

 

二手交投減 一手肆意加價

其實若再追尋下去,當可察覺今年一手樓盤肆意加價,原因之一正是二手樓盤稀缺,地產商少了競爭者。以前二手交投等閒是一手的八、九倍,地產商受到二手市場的競爭制約。去年開始的印花稅正是二手供應減低的重大原因,情況與9697時有部分相似。前車可鑑,讀者可自行判斷SSD加辣版的後果。


真正能把樓價長期地打下來的有兩個可能因素,一是外來的危機,二是房屋供應增加。我們不希望第一因素出現,只能希望政府靠第二個因素努力造地。有人說遠水救不了近火,這不正確。若大家都確信將來有大量樓宇湧至,誰敢今天高價買樓?可惜政府至今尚未做出成績,讓人相信它有足夠政治能量造地,政府仍有待努力

 

(Sky Post   2012-10-29)

「十八大」後中國發展策略的一條線索 (雷鼎鳴)


兩周前去了趟北京大學,是為參加林毅夫教授的學生與朋友為祝賀他六十大壽而舉辦的「新結構經濟學」學術研討會。

 

毅夫是長期在科大工作的老同事,他的大喜,我是必須代表同事去的。在晚宴中,科大同事王勇教授為他準備了一連串的錄像放映,都是包括多位諾貝爾得獎者在內的名家祝賀與評價毅夫學術成就的錄像,欣賞和讚美之詞溢於言表。但我腦中所想到的,卻是一位未能到來、卻又很可能是毅夫最重要的老師, 他是2003 年已離世的約翰遜(D. Gale Johnson)。回來後翻讀他的文章,深信這位低調教授的著作是破解中國經濟發展軌跡的關鍵人物, 「十八大」習近平和李克強上任後更可能如此。

 

 

有「月下追韓信」的誠意

 

約翰遜是什麼人?記得諾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曾說過,約翰遜是西方經濟學家中曾培養最多知名中國學者的人。這些學者我不少都認識,在內地的確有巨大影響力。約翰遜生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農業經濟權威之一,當過芝大學術副校長、社會科學院院長、經濟系系主任等職。芝大沒有農業經濟系,但靠約翰遜、舒爾茲(Theodore Schultz1979 年諾獎得主)、格烈力吉(Zvi Griliches)等人同在的時刻,也能把其農業經濟打造為當世第一。

 

先不談他的學術而談他的為人。芝大經濟系人數雖不多,但人人有極獨特的個性,把這批人凝聚在一起不容易,當過系主任的很多都會明白此言含義。2000 年諾獎得主赫克曼(James Heckman)也是位個性鮮明的人,據毅夫所引述赫克曼的說話,他打消到耶魯,留在芝大,也是靠約翰遜「月下追韓信」的誠意所致。

 

 

對窮困農民的關愛

 

2003 年克拉克獎章得主、Freakonomics 作者李維特(Steven Levitt)十多年前到芝大不久後有失子之痛,當時他尚未成名,但約翰遜卻不僅勸慰他,而且肯以八十多歲高齡資深教授之身替李維特代課,後來還幫助李維特到中國收養棄嬰到美國撫養(約翰遜本人便有一孫女,也是中國棄嬰,他對她非常疼愛),李維特雖時被人挖角,但他至今不為所動,約翰遜付出的真誠功不可沒,這是我們有負上行政責任的人都應學習的。

 

約翰遜與中國之緣結於1980 年,那年他與舒爾茲同到中國訪問,當翻譯的正好是從金門潛泳到福建投奔中共不久的林毅夫。

 

19802003年,他到過中國三十多次,有時還一年去多次。到中國幹什麼?除了講學及向各級領導人提出意見外,便是與學生一起做研究,大量考察中國的農村。讀他的論文,深覺他對中國農村認識之深,少人能及。

 

我自己與約翰遜結緣,是曾念過他一門本科生及一門博士生的課程,當年不適應他以大量實證授課,覺得沉悶,後來才明白這些學問的價值。最後一次見他時,應該是2002 年夏天,他路過香港,我們邀他到鯉魚門晚宴,那趟芝大的神學院教授余國藩和張五常也在座,其時約翰遜已患上肌肉萎縮症,木無表情,不久於人世,但仍要風塵僕僕地進行他的研究;毅夫說他春蠶到死絲方盡,是很貼切的。

 

是什麼力量使約翰遜在晚年這麼重視中國的發展?芝大是有名的反共大本營,約翰遜也絕不是親共之人,他在學術界地位崇高,名利對他已無意義。我相信他是為了對人民、尤其是窮困的農民的關愛之情,而且確信經濟學可以真正幫助他們,才肯如此鞠躬盡瘁。我中學畢業時已立下人生志願,便是想方設法讓中國人民脫離貧困(見1995 年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的自序),我的意志力當然不可與約翰遜的堅毅相比,但能一直堅持至今,約翰遜等老師的身教卻已變成自己的鞭子和提燈(套用陳映真一小說集的序言)。

 

 

對中國經濟的讚罵

 

千萬不要以為約翰遜只是老好人,他批評中國政府的政策時是十分尖銳的。例如,大躍進死了三千萬人,他認為若非政策失誤,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958 年中國的真實糧產2 億噸,破了歷史紀錄,但在1959 年卻因各級官員層層誇大,虛假報告上級,致使一度以為當年可生產5億多噸。中央受到誤導,以為糧食多得不得了,竟下令把糧食耕地減少10%,並大幅把糧食出口增至420 萬噸,而當時糧產已跌至1.7 億噸,加上大煉鋼與生產,人民有巨大工作負荷,需要更高的熱量,於是饑荒接踵而至。

 

約翰遜談到大躍進扼腕嘆息時,每有提到一位1983 年他遇到的年輕人。這位年輕人在大躍進時只是小孩,據他回憶,大家在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飯時,最初有很多很好的食物,他經常去吃,但後來卻突然挨餓了。居安而不知思危,是中國文化所反對的。但為什麼不知危之將至?

 

說穿了是有些人不敢說真話。我的資深讀者都知道,我在寫文章時都習慣性地用大量隨時可以任人查考的數據支持論點,我相信實證是分辨真話與故意或是不經意的假話的最佳標準,有時說出來的話有人不喜歡聽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約翰遜的精神正是我的執著的動力之一。

 

正因為約翰遜敢於罵,他也就敢於讚。當然他的敢讚,也造就了他的敢罵。他行動的準則以真理為標準,不會因讚或罵而感到道德上有任何虧損。中國經濟增長破了多項人類歷史紀錄,不能不說是奇跡,但約翰遜最稱讚的,卻是中國的政策制訂者清楚而準確地明白到要把農民的潛力發揮出來,農業政策必須有一系列巨大的調整。這些調整不易,有些已有大成就,有些還待努力,但外行人往往不知在一個大國作出這些調整的艱巨而冷嘲熱諷,對此我很為那些在神州大地上幹實事的人感到不值。沒有他們,中國農民的實質人均收入哪會比1978 年上升十數倍?

 

 

新領導人應懂農民

 

約翰遜認為農業工作人口必須減少,到了2030 年,他估計農業工作人口只應有1億人左右,城鎮工作人口則可增至9 億人。

 

要提高農民的人均收入,必須是較少的人口也可生產出更多的農產,農村人口不減少這怎麼行?但問題在農村人口移民到城鎮後,留下來的人的生產力如何才能提升?不提升的話是保不住產量、養不活十多億人口的。

 

怎樣提高生產力?芝大過去的農業研究中有大量證據指出投資在農民教育及農業科研的重要性。農民教育尚有一好處,當他們移民至城鎮時,可以較易在那裏找工作及適應生活。但可惜農民在教育機會上仍受到嚴重的歧視。

 

假若到了2030 年城鎮工作人口高達9億人,那麼未來十多年城鎮人口還需要增加多少?去年城鎮人口已超過總人口的51%,但大業顯然未竟,若按約翰遜對人口推算的軌跡,城鎮工作人口還要增加兩億多,總人口便要增加更多了。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這意味未來的二十年,每年城鎮須要多增加一千多萬個職位!去年城鎮總人口增加了近一千八百萬人,正是沿這十多年前約翰遜估計的軌走下去。

 

這麼多職位如何創造出來?自然是要靠長期性的高速增長,但這可行嗎?我傾向樂觀一方。

 

張五常說過,大陸經濟有此成就,一定有些事她做得很對,而且對得不得了,他過去的一些大作便是要找出這些對的地方。我同意他這個觀點,但我樂觀的原因卻是因為我在內地到處亂跑,倒是發覺她錯誤的政策太多。只要每糾正一個政策錯誤,經濟便可更上一個新台階,既然錯誤仍這麼多,當然仍有很多的台階可上。我自許的任務,便是找出這些錯誤。

 

要做到這點,顯然尚需一些條件。最重要的條件是決策人糾正錯誤的能力。在政治問題上,內地不易改動,但在經濟政策上過去糾錯的能力卻很強,整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正是克服一個個錯誤才會達到,這些都是研究中國當代經濟的人所熟知的。在這過程中,有時也會有新的錯誤出現,例如近年的國進民退便是。

 

「十八大」在即,新的領導層會走什麼路線?改革開放已是不歸之路,上月我在清華的一個論壇中與一眾內地頂尖政治學者同席,他們自然都十分了解內地的政治情況,但可惜大家對未來領導層的路線,仍是眾說紛紜。不過,大家似有一共識,便是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有幾年上過山、下過鄉,很明白農民。在中國社會,不明白農民而施政可能十分容易出錯,但既然他們都懂農民,李克強更是經濟博士,與約翰遜經過多次實地專業考察後得到的發展策略判斷,希望較易有共鳴。約翰遜的論文,早有中文翻譯本,是林毅夫、趙耀輝兩位北大教授所譯,多讀有益有建設性也。

 

筆者按:我近來在學校教研任務都極度繁重,每周寫長文一篇每易引起睡眠不足,所以自下周開始只能不定期撰文,見諒!

 
HKEJ    2012-10-29
 

 

10/27/2012

一流學者 極關心中國發展 (雷鼎鳴)


月中到了趟北大,是去參加一個祝賀林毅夫六十華誕的學術會議。


毅夫剛卸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及總經濟師的職位,回到北京大學任教,他在內地經濟學界及國際上發展經濟學術界中無人不曉,其創辦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國家發展研究院早已成為研究中國經濟的重鎮。他在19952005年間同時任職於科大經濟系,是我們的老同事與朋友,他的朋友與學生替他搞的這次學術活動,我是必須要去的。


毅夫是傳奇人物,1979年在金門當軍官期間游泳到福建投奔中共;1982年得芝加哥大學的經濟諾獎得主舒爾茲 (Theodore Schultz) 賞識,把他取錄到該校就讀博士學位;1987年是第一位回國的經濟學海歸。


在晚宴中,科大的同事王勇教授替他安排了一次錄影播放,都是包括多位諾貝爾獎的名家對他祝賀及評價的錄影片段。這些名家情詞懇切,言詞客觀,他們願意留此記錄,當然包含有欣賞毅夫之意,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滿懷理性的激情與期盼

 

伏格爾 預測中國GDP稱冠全球

這點恐怕香港的年輕人不易理解,但我相信自己能夠明白。芝大經濟系是世上出產經濟諾貝爾獎最多的地方,這裏教授的研究雖客觀獨立,不受政治立場左右,但其意識形態顯然是反共的。為甚麼他們對中國的發展如此由衷關切,而且絕無酸溜溜的氣味?


昨天提到的93年諾獎得主伏格爾,他曾多次到訪中國,他本人是慣用精密數據用大歷史角度分析世界的權威。他兩年多前撰文預測,到了2040年,中國的GDP會佔了世界的四成,而美國是14%、歐洲只是5%。他此言絕非信口開河,而是根據他長期的觀察。換言之,他是相信中國有些政策十分正確,否則不會如此樂觀。伏格爾年輕時是美國共產黨員,但後來拋棄共產主義,他也是毅夫晚宴致賀詞的人之一。這位86歲的長者在賀詞中說他已不可能再到中國,使人傷感。




約翰遜 深入研究農

有一位學者是無法錄下賀詞的,但他是毅夫最敬重的老師。他是農業經濟的世界權威約翰遜(D. Gale Johnson),2003年已離世。約翰遜從1980年第一次訪華開始,總共到過中國30多次,去世前幾年還一年去數趟。到中國幹甚麼?是與他的不少已享大名的學生到中國的農村調查研究,並對如何能改善農民的生活作出過無數重要的政策建議。中國被壓到最低下層的農民近年生活能夠大幅改善,背後實有這位善良的人的身影。約翰遜的女兒是中國專家,同樣善良,她收養了一名中國的棄嬰,約翰遜生前對她疼愛萬分。


我曾修讀過兩門他所教授的農業經濟課,當年未開竅,覺得沉悶,後來才懂其精微奧妙之處,十一年前他到港,與他在鯉魚門吃飯,他當時已患上肌肉萎縮症不久於人世,但仍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般深入研究中國。他早已享大名,名利對他毫無意義,肯如此做,沒有真誠幫助中國人民的激情,及對真理的執着,如何做得到?香港一些只懂叫口號的人在此等人物面前豈不愧煞

 

(Sky Post    2012-10-27)

 

 

10/25/2012

基建能否推動經濟? (雷鼎鳴)


碰到恒生的CEO李慧敏(Rose),順便向她打探有沒有高息的人民幣產品可介紹,不料她次日便發來短訊,說她與馮孝忠想約我吃飯,介紹他們的產品。李、馮二人都是舊識,但我素來兩袖清風,阮囊羞澀,朋友中若鬥窮,我第一個會舉手登記,那堪勞駕城中銀行界猛人向我介紹產品,後得知大家可順便吹水才敢應約。


席中數位恒生高層在座,談興方濃,Rose突然問及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我一向認為中國經濟問題多多,但在大方向上我卻是大好友。Rose提到中國搞了這麼多鐵路、公路等等基建,似以此等投資作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她對其效果頗有保留。Rose長期在內地替滙豐拓展業務,自然熟悉國情。我則一向對國家而非市場主導的投資項目都不敢恭維,所以對她的判斷只可能贊同,但同時認為中國的投資模式另有可值得深思之處。


鐵路建設經濟效益未必高

周二讀報,剛巧見到科大經濟系舊生徐家健教授在友報發表文章,也談到中國的基建投資是否能推動經濟增長的問題。家健引用了一些學者的研究,其中兩位我是認識的。


第一位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發表了一系列劃時代的經濟史研究著作,其中便有挑戰美國的鐵路對其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的固有說法。伏格爾發現,十九世紀美國的鐵路運輸成本只是稍低於既有的河流水路運輸,所以鐵路的經濟效益十分有限。


第二篇是2010年克拉克獎章的得主(此獎與諾貝爾獎同級)麻省理工經濟學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與華裔年輕經濟學家耶魯的錢楠筠(Nancy Qian)等人的關於中國鐵路的研究。


錢上周五到科大經濟系發表論文,算是初識。她們用計量經濟分析了大量數據,發現全國各縣市是否附近有鐵路,對人均GDP的增長速度並無因果關係,但若有鐵路,人均GDP的水平則受到輕微但正面的影響。換言之,在中國多建鐵路對當地經濟頂多只有輕微的影響。


錯誤建設 可變賺錢投資

這些研究結果都是查有實據,中國政府投資基建前應小心考慮。這裏尚有一問題,建第一條公路或鐵路時,效益可能很大,但建了幾條後還建下去,回報很可能會遞減。不過,中國的發展有一特色卻是不可不注意。1978年中國總共有193座城市,2011年已增至657座,城市人口比例也從不足20%增至去年的51%。


公路鐵路不一定能提高城市中的人均收入,但高速城市化卻可推高基建投資的回報率。若有一條鐵路接通兩個少人居住的小鎮,這條鐵路因乏人問津,可能是錯誤的投資。但假若這兩地人口暴增,死棋便變活棋,客運量增大,錯誤的投資也可變成賺錢的投資。每年春節前各地的回鄉客逼爆火車,便可知城市化後的中國對基建的需求如何巨大。不過,城市化總有盡頭,基建推動經濟也殊不可靠,中國經濟的確是要用其他投資代替基建

 

(Sky Post   2012-10-25)

熱錢到港 未影響通脹樓價 (雷鼎鳴)


上周末金管局出資46.37億港元在市場中購入6.03億美元,一般意見認為這是QE3所導致資金流入香港所引起的結果,不少人都問我這會對香港的樓價及通脹造成甚麼影響。


要評估這些影響,我們大可先參考QE1QE2實施後外資流入香港的情況。


銀行界金管局 早有對策

假如有價值100億港元的外資流入香港,在聯繫匯率制度下,理論上這些外資全部可被銀行用來換取100億的負債證明書(CI),從而銀行可被授權增印100億港元的現鈔,隨着貨幣的乘數效應出現,整體貨幣量都會按鈔票增加的比例上升,通脹於是出現。20088月金融海嘯前,香港的流通鈔票只有1670億,但隨後兩年流入的外資可能有七千多億,若這些外資全變成港幣現鈔,香港的鈔票會上升四倍有多,物價也可能上升四倍以上,但這顯然未有發生,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因有二。第一,銀行中人見外資流入,不一定相信這筆資金永遠留港,倘若熱錢突然流走怎麼辦?在9798年間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流出的資金只有區區幾十億港元,息口便曾一度扯上280%,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為了防止這局面,銀行體制早就經一事長一智,它們存放於金管局帳戶中的「銀行體系結餘」,從20088月的47億迅速增長至200911月的高峰3180億,就算有近3000億港元的資金突然流走,銀行界也作好準備,隨時可讓市場贖回外資離開。


第二,外資流入雖會引致港元增發,從而帶來通脹,但金管局大可施展吸星大法把流通中的港元吸回來。用的辦法是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向市場借錢,減少鈔票的流通量。具體而言過程是這樣:當價值100億港元外資流入香港後,銀行悉數把它交給金管局,以換取多印100億元的權利,金管局把筆熱錢再送回海外購買美元或歐元債券,在市面上流通的100億元又給金管局借走,所以市場中增加的貨幣不多。從20088月至20108月,金管局用此方法吸回5342億元,佔流入七千多億資金的絕大部分。


因為以上兩種方法同時進行,20082010年間雖有七千多億外資流入,但並未構成重大的通脹威脅。200911月「銀行體系結餘」大幅增加697億,其後一個月內又急速下降535億,反映金管局有大手買入外幣,資金來源便是靠其後的不斷發債。


房屋難快速脫手 非熱錢對象

今次金管局只是買入46.37億港元的外幣,與前相比,規模暫時仍算細小,對物價影響有限。熱錢來港,假如目的是短暫性的,不會買入難以快速脫手的房屋,對樓價不會有大影響。不過,股票是熱錢的對象,股價於是上升,但這會使到希望賣出股票換取資金買樓的人有機會套現,樓價也可受到間接的影響

 

(Sky Post    2012-10-24)

 

10/22/2012

強積金檢討 遲來半步 (雷鼎鳴)


今年五月,無綫電視的《財經透視》委託我做義工,研究強積金各個基金的收費與其風險及回報有甚麼關係。強積金管理局大力幫忙,向我提供了重要的數據,使我能確定基金表現與其收費高低並無重大關係,若說是有關係,也只是收費高的基金平均而言表現更差,我在717日本欄也提過此事。我交給無綫的圖表亦清楚顯示有不少基金從20073月至今年3月是虧蝕的,但平均而言卻是仍有進帳。消委會最近公布的相關調查報告並無超越我早前所得的資料。


香港基金收費 食水太深

傳媒對有不少基金見紅,顯得大驚小怪。2007年是香港以至世界不少地方股市的高峰期,後經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今天香港的股市仍未收復失地,有部分基金見紅是意料中事。量度這類長遠投資的效益最忌是把眼光選擇性地局限於某個特定時段,必須用長期的回報計算。其實在購入基金期間,股價低殘並非壞事,因為這會降低自己的投資成本,有利將來股價回升時爭取更大的回報

 

不過,強積金收費高昂卻的確是蠶食打工仔收益的禍根。現在525個基金中,收費的中位數是資產的1.74%,我在美國教書時所參加的退休基金,包含股票的,今天的收費也不超過0.6%,債券的則不超過0.3%,而且服務及表現遠勝香港。香港的基金不是食水太深是甚麼?


設中央公積金 減自由選擇限制

我在1998年出版的拙作《老有所養——退休保障評議》一書中早已指出(據我所知,是香港第一個人指出),讓僱主代替僱員選擇基金必會引來道德風險,從而因競爭減弱而推高收費。我同時指出,我們不應忘記,「強積金是強制性的,已剝奪了受僱者的部分選擇權」,「因此,盡量減少對自由選擇的限制,也就格外顯得重要。也許在強積金運行了五、六年後,管理局應檢討這項政策(即容許員工自己選擇基金)。」(見該書138140

 

下月實施的「半自由行」,是遲來的半步,比我希望的在2006年左右作檢討是晚了幾年,再次確認公營部門不是危機殺到埋身便不會反應這佛利民所提過的定律。說它只是半步,是因為不少限制選擇權及阻礙競爭的規範仍在。為甚麼掃除不了這些障礙?我相信是強積金管理局牙力不夠,頂不住基金銀行界的壓力所致。倘若基金平均收費不能在短時間內降至1%以下,強積金管理局可考慮設立目標為簡單保本的中央公積金,僱員出糧時可選擇把款項悉數存入此中央公積金,但同時保有隨時轉到其他私營基金的權利。


香港人口老化所造成的特殊人口結構,已使到全民退保此類跨代式的退休方案在財政上全不可行。自己為自己儲蓄是強積金的精神,方向正確,但若在細節上不尊重經濟規律,製造道德風險,一樣可造成困難

 

(Sky Post       2012-10-22)

壓抑樓價的政策與時機 (雷鼎鳴)


兩年多前,我在本欄寫了篇題為〈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的文章(見2010 8 30 日本報),指出樓宇如此昂貴,決定性的因素是供應不足,其他解釋,諸如所謂地產霸權、炒家興風作浪等等,皆是使人分析時誤入歧途的枝節。當時頗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在今天,當地產商無力推出足夠多的新盤,炒家又趨審慎時,中原地產領先指數卻比前年8月再上升了30%,輿論界主流似乎已得到共識,供應不足確是樓價高企的關鍵。

 

 

為什麼樓價可以再升三成? 2010 年新落成單位數量只是13405 個, 2011 年更降至9449 個。從1997 年回歸至2006 年的十年內,香港住宅樓宇每年平均落成量是23284 個,而這個平均已是遠低於八十、九十年代近三萬個私人單位的每年平均落成量了。這兩三年這麼低的落成量,稍懂市場規律的人都會明白樓價上升的壓力有多大。

 

 

脫離大部分港人購買力

 

現時的樓價顯然已脫離大多數港人的購買力。以一個700呎(實用面積恐怕不到550 呎)呎價7000 元的中價單位作例子,假設首期三成已付,按揭利率2.5%,年期25 年,那麼每月供款便是15388 元,是去年家庭入息中位數20500 元的75%,更遑論那147 萬元的首期可能要儲蓄十多年才儲夠。

 

在息口如此低、外圍經濟環境仍處於不妙的形勢下,港人收入與按揭貸款又脫了節,為什麼樓價暫時還撐得下去?房中的大象顯然便是樓宇供應極其短缺。前兩三年這頭大象也許仍蟄伏在房中一角,有人近視看不到,但今天這頭大象已站了起來在房中到處亂闖,我們已很難再不理會牠了。

 

要解決樓價問題,最根本辦法便是增加土地供應。地產商都想壟斷市場,謀取暴利,但若土地供應大增,他們並無能耐擋得住樓價狂瀉。香港最大的地產商所售樓宇數量,其市場佔有率(一手加上二手市場)也不過是4%左右,當年八萬五一出(私人單位只得三萬五),樓價還不是乖乖的下跌67%?

 

既然增加土地供應是壓抑樓價的根本法門,但現在現成的可用地不足,移山填海搞道路基建造地需時甚久,發展新的衛星市鎮又遭到利益團體阻撓,那麼香港是否必須多等五、七年,待到有大量新的地皮出現,樓價才可下降?這倒不一定,方法是如何可管理好預期。

 

我不明白政府行政架構的邏輯,既然開發出多一些可建住宅的土地是壓抑樓價的主要政策工具,那麼發展局與房屋局為什麼由兩個不同的人當局長?陳茂波局長與張炳良局長雖說可分工合作,但若前者被認定不會找到足夠的土地,後者對樓價高企問題便根本無計可施。因此,樓市將來能否健康發展,幾乎便全繫於發展局政策是否成功之上。

 

 

政府架構現邏輯漏洞

 

發展一些新的衛星城市,以及在原地創造職位減少交通時間(例如當年工業衛星城市荃灣的模式),本來是很適合香港的做法,但眾所周知,這會涉及大量不同的利益,而利益團體又會懂得找不同的「理據」捍衛自己利益,政界也會喜歡把問題政治化。

 

香港的地產業從回歸前佔GDP 12%左右已萎縮至現在的5%、6%左右,樓價雖有上升,但不少地產股價仍未回到1997 年前的高峰期,原因正在於土地及樓宇建造量都不足,所以地產商不一定反對搞衛星城市,增加土地供應。不過,不同的地產商利益差別頗大,沒有在要發展地區打了釘的地產商可能會認為自己的利益受損,一些在發展地區租用土地或物業的人也不會歡迎政府收回土地。這類利益衝突的問題在世界各國的城市化發展中是屢見不鮮的,政府要解決,首先便要有足夠的政治實力。

 

在香港目前的環境下,這政治實力的來源無疑是要靠市民及輿論界的支持。共產黨從前在推動政策之前,往往會先下發文件,供各級幹部群眾「深入學習」,待大家都「領悟」了文件的「精神」後,政策才會落實。這種方法雖不見得適合香港,但輿論先行,市民的支持先行這一道理特區政府卻似乎並不真正懂得。我們見到的是急躁,在沒有輿論準備及沒有擺平各方利益的條件下,政府似乎為了要顯示自己是在做實事,急著便要推出發展新界東北的大計。我贊同這個發展方向,但卻認為政府尚未為自己建立到足夠的政治實力去推動它。若要爭取支持,起碼首先要在輿論界中搞起辯論,讓市民知道怎樣選擇在捱貴租及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上文提到,現在土地供應不足,若要樓價早點回落,便要管理好預期。1997 年未回歸前八萬五早已被提出,但樓價仍在上升。引起大家恐慌,改變樓價會不斷上升的預期是亞洲金融危機,霎時間,八萬五所可能帶來的效果迅即變得可信,樓價急速下滑。

 

不過,靠經濟危機來建立預期會十分危險,更健康的做法是在危機尚未殺到之前便為樓市降溫,這便需要大量市民確信將來供應一定會充裕,樓價必跌,現在買樓不是好事。要做到這點,政府不但要讓人知道將來地從何而來,而且要市民清楚看得到它有決心及能力可以得到這些地。現在市民仍未普遍預期土地會大增,也許真的要歐債危機爆發才能啟動樓市崩盤的機制。

 

談到預期,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樓市有沒有淡季旺季之分?根據我系畢業生現任倫敦政經學院(LSE)教授魏莉華的研究,英國及美國的房地產市場確有明顯的旺淡季之分,夏天樓價的升幅比冬天的升幅等閒高出幾個百分點,而且交易量一樣大有分別。

 

這便帶出兩個問題:既然房屋一般價值不菲,而大家又能準確預測淡季旺季的時間,買家為什麼不選擇在淡季時才買房子?賣家為什麼不選擇只在旺季時才出售?多等幾個月便可保障到巨額的利益,何樂而不為?

 

 

旺淡季買賣配對理論

 

魏莉華用了一個搜尋與配對(Search and Matching)模型去解釋這些問題,簡而言之,夏天旺季時市場「厚度」較大,要買房子的人可得到更多的選擇,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房子,所以多一些買家願意旺季才出動。反之,賣家也知道在旺季有多一些買家入市,所以也較願意在此時把房子推出。因為害怕在淡季時找不到適合自己的房子,所以買家在旺季找到合眼緣的便肯付出較高價格買入。

 

香港樓市有沒有旺淡季之分?我不是地產經紀,沒有第一手的感覺,但可以靠分析統計數據作依據。我把1994 年至今每月的中原城市指數找來,並計算每月樓價(指數)相對於上月的增幅(或減幅),也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在這19 年中,香港樓價平均每月的增幅是0.3%左右,不算很高,這是因為香港曾經歷過樓市連續幾年大跌所致。但這些增長主要集中在12 月至次年的4 月,尤其是3 月,後者相對於上月的增幅,19 年中有16 年錄得正增長,平均是2.8%。但從5 月至11 月,每個月樓價錄得平均負增長。這七個月的跌幅足以抵消3 月份的增幅。換言之,香港一樣有明顯的旺淡季之分,最旺的是23 月,淡季較長,但沒有哪一個月十分突出,只有6 月比其他月份稍淡,也許這是學生的考試季節,家長無暇找房子的所致。

 

 

升勢似暫難遏止

 

我也用過自1979 年至今的季度性數據用一些計量經濟方法把季節性因素抽離出來,發現結果與上並不矛盾,第一季通常是旺季,其他三季是不同程度的淡季。

 

以上所得有什麼微言大義?樓市買家或賣家或可用此作參考,以定行止。對政府而言,若要建立樓市會回落的預期,在旺市中恐怕會事倍功半。過去數個月及現在仍處傳統淡季,但樓價依然節節上升,反映到供應不足及QE3 低息等等利好因素仍是得勢不饒人,從12 月至明年4 月左右,若無重大的外來危機衝擊,這升勢可能不易遏止,能做到升勢放緩已是不錯。

 

從正面的角度看來,政府也許得到一些時間,可以利用旺季讓市民更深切感受捱貴屋之痛,從而爭取到更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其增闢土地的發展大計。若有足夠強大的支持,幾個月後淡季再謀出擊,建立樓價會下挫的預期,效果可能更佳,這裏有時機的問題。若為了擺脫自己的政治困境,急於求成,反而可能誤了大事。如果是這樣,或許要經濟危機來臨,樓市泡沫才會自動爆破,這種過程會十分痛苦。

 
(HKEJ   2012-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