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019

劉遵義的貿易戰新書 (雷鼎鳴)


元旦過後,收到中大前校長劉遵義教授夫人麥嘉軒寄來劉教授的新書《中美貿易戰與未來經濟關係》(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the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剛好要到杭州及南昌旅遊,連忙在高鐵途中捧讀。書寫得淺白,避開了不少專業術語,想來讀者對象是包括了中美政商界的不少持份者。顯而易見,此書是至今為止有關中美貿易戰甚至科技戰最全面並及時的著作,內地或香港的出版商若聰明,應即時把它譯為中文,自會一紙風行。書中建基於大量數據的論點,對香港及美國一些胡說八道的言論,也是一服很好的消毒劑。

 

中美貿易逆差被嚴重誇大

 

書中的亮點頗多,只舉幾例。今任的美國總統不知是否吃錯了藥,對國際貿易的性質不但一無所知,還祭出了1819紀的錯誤理論重商主義為指導思想,誤以為貿易有盈餘便是賺,有逆差便是虧。有見及此,劉教授便不得不把課本中的貿易導論用最淺白的語言再解說一遍,並指出自由貿易可達至雙贏、貿易戰沒有贏家此一定論

但本書的目的當然不是光談理論。美國埋怨與中國貿易有逆差,由來已久,多年前劉教授便曾與同行梳理過數據,指出美國的所謂逆差嚴重誇大,主要原因是中國輸美的產品中,內中包含了很多並非在中國生產的半製成品或原材料,例如蘋果手機的價值,只有5%左右是在中國生產,中國只是在組裝加工而已。既然如此,中美的出口,都應只計算在兩地生產時的附加增值,而不是最終產品的價值。在書中,劉教授更新了這些估算,並指出中國輸美產品中,每100元只有66元是真正在中國生產,美國輸華產品中,每100元則有88.7元是在美國生產。貿易數字經此調整後,較準確的商品貿易美國逆差是1,850億美元,而不是美國所說的3,000多億元,又因為在服務業貿易上美國對華有740億美元的順差,所以真正的中美貿易逆差只是1,110億美元。

消除這逆差,不見得對美國有利,但特朗普若要堅持,中國也可在毫髮無損的情況下輕易做到。中國汽車市場每年銷售量為2,600萬輛,多於美國的1,600萬輛,中國只要從美國每年進口300多萬輛車便可達標;若多買美國能源及農產品,對中國更是有利。中國顯然也樂意這樣做,所以貿赤根本是一個偽命題

劉遵義大作中除了貿易問題外,亦對中國發展前景與科技問題有很好的分析。一國的發展階段,與其擁有的資本額有莫大關係,書中載有劉教授對美國及中國所積累到的有形資本之估算。眾所周知,美國人民儲蓄率低,所以資本積累緩慢,但其200多年來累積到的資本亦非同小可,書中估計美國2017年的有形資本是28.1萬億美元(以2016年價格計算,下同)。至於中國,儲蓄率高,但幾十年前中國還是一窮二白,無甚資本,書中對中國2017年有形資本的估量是25.4萬億美元,稍低於當年GDP的兩倍。以此估量看來,中國資本總量超越美國已不需太長時間,不過,中國勞動人口遠多於美國,若按每一名勞動人口平均所擁有的有形資本而論,中國只有32,000美元,美國則有175,000美元,後者是前者的5.5倍。這意味着甚麼?資本與勞動力的比率愈高,愈有可能出現報酬遞減,亦即投資回報會較低。中國既然人均資本額遠低於美國,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可望保持在高位,倘若生產效率能繼續保持不錯的進步,中國未來仍可有很高的經濟增長

 

中國應慎選科技投資項目

 

產效率如何才能不斷進步?重要的途徑之一是投資科技。書中估計,中國已積累到的研究發展資本大約有1.14萬億美元,低於日本的1.34萬億美元,美國的則更高達4.21萬億美元。中國近年在科研上的投資增速遠高於美國,但若要追近美國,恐怕還要頗長的時間。不過,在個別的科技領域上超越美國,卻並非不可能。中國在選擇發展甚麼科技的問題上有後發優勢,在科技總資本額上不如別人,如何選出最具戰略性的科技投資項目,更形重要。

劉遵義在書最後提及自己生平︰生於內地,長於香港,在美國讀書教學數十年,又回歸香港。在感情上他自然絕不想中美出現貿易戰,在理性分析下,他也指出兩國並非注定成為敵國,戰略上兩國在競爭,但這並不排除中美可以是合作夥伴。我相信這也是最符合中美人民利益的出路

 

(Sky Post 2019-1-11)

 

機器人與AI將帶來多事之秋 (雷鼎鳴)


  科技進步是推動社會變化的根本動力,它不但能提高生產力,創造財富,尚會促使政經制度演變,甚至造成改朝換代,歷史上此等例證多不勝數。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事的,都不難知道我們正處於科技急劇進步的世代中,今天如是,未來幾十年也會如是,評估不同的科技進步在未來三數十年對社會將帶來甚麼影響,並作好準備,是各國政府的責任。今次先談機器與人工智能。

  有種說法,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在十一、二年內可取代了現時一半的職位,我不知此等說法有多準確,但有了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後,我們熟知的不少工種的確可被替代,就算十一、二年不
,二、三十年總了吧?這會帶來甚麼樣的衝擊?假如機器人代替勞動力,人工智能則取代了我們的腦力勞動,而且整個過程只是緩緩地、平衡地發生着,那麼這種科技只會使我們工作量減少,而且還可得到同等或更大的生產,我們只用高興,不用擔心甚麼。不過,機器人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更可能是快速的,而且影響並不平衡,有一部份人突然會發現自己的技能變得無足輕重,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會做得比自己更好、更便宜,自己是徹底的失業,沒有收入,而不是每周只工作幾個小時便可領取過去全職的薪酬。

  社會若有一半或更多的人遇上這種困局,很難不出亂子。減輕將來的損失,防患於未然的方法是及早替社會培訓多一些懂得利用機器人及人工智能的人才,而不是使人民去學習一些快將被淘汰的技能。整個教育系統都應視此為重中之重。香港的教育對此似乎毫無所覺,不能不使人擔心。

  有了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後,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也會改了個樣子。本來一個國家若勞動力充沛,對勞動密集產品便比較有優勢,集中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產品是最佳選擇。反之,資本充裕的國家則應生產及出口資本密集的產品。但當機器人取代了勞動力及人工智能取代了需要有專業知識的工作後,甚麼才是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便變得截然不同。例如一個只有很少工人但卻有大量機器人的國家完全可生產及出口本來可歸類為勞動密集的產品。不過,這不一定意味着國與國之間不再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貿易還是對各方都有利。A國可以集中力量投資改進甲產品的科技,B國則可專注於乙科技,AB還是可以各自分工,互相貿易,得到更高的效益。

  多了人失業,又或每人的工作時數減少了怎麼辦?失業的大軍是強大的壓力團體,他們利益統一,對資源應如何配置會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在科技進步中如魚得水的人也會不忿自己辛勞工作的成果被不用工作的人分掉,而且這些人又因工時減少,有空得很,有足
的時間資源把同聲同氣的人組織起來,社會容易出現利益對立的族群。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後,多事之秋也會隨即出現,不可不防

 

(Headline Daily 2019-1-11)

1/04/2019

土地供應的建議 (雷鼎鳴)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報告終於公布,也許是因為我有參與小組的工作,所以對其建議並不感到訝異。其實大多數港人很可能也不會對各建議感到奇怪,因為所反映的,應是香港的主流民意,而不是那些喜歡在公眾論壇照相機前大聲呼叫的小眾意見。

以今天香港社會分化的程度看來,公共政策要達到共識是不可能的,小組只能努力找出主流民意,並將結果告訴政府,供其參考。評估民意並非易事,要從多種渠道進行。小組工作初期,已制定計劃、設計問卷,以供市民在網上或在其他公開場合填寫。在暑假前後,小組各成員曾與多個團體進行交流及聽取意見,不少市民亦有於小組在各區擺設的展覽中表達過觀點及填寫問卷。通過這些途徑得回來的意見,當然具有參考價值,起碼我們可聽到一些我們也許未想過的看法,開闊我們的視野。但此類方法亦有嚴重的局限性,使我們不能以其作為評估民意的定量根據。

隨機抽樣調查較可

舉兩個例子︰有人一早便已揚言,要發動同路人在網上填表時反對某些選項,也有些人用聯署信的形式反對這反對那。通過這些途徑表達的意見,我們當然也可參考,但所反映的,恐怕更多的是發起者及其同路人的組織能力,並不具備主流民意的代表性。在統計學上,這叫「選擇性偏差」,是研究工作上的大忌,這有如跑到甜品店中問多少人喜歡甜食,並以答案作為全港喜歡甜品市民比例的根據,當然殊不可靠。在科學意義上,可信得多的是進行隨機抽樣的調查,小組亦有找來中大的民意調查機構,用電話查詢了3,011個有效樣本。只要調查是真正的隨機抽樣,避免了選擇性偏差,若某個選項有超過一半的人支持,便意味着有多於一半的機會在香港600萬個成年人中有超過300萬人支持,若選項有67成的受訪人支持,那麼幾可篤定全港大多數人都會支持這選項。

在報告第三章的圖表可見,小組建議的8個選項,在電話訪問中都有很強的支持度,在並非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中,也有不錯的支持。對熟悉香港政情的人而言,問卷得來的結果,很有可能在某些選項上被人稀釋了,在另一些選項上則被人加濃了,但因為有填寫問卷的人多達2.9萬人,數量龐大,以致某些組織就算發動「群眾」去影響調查結果,也因人數相形見絀而起不了太大的影響

有些選項在民意上是爭議不大的,例如棕地發展及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但要做到卻殊非易事。眾所周知,香港不是地理上沒有地,拿不出土地,主要原因是政治問題,用任何的一種地,都必會有不知從哪裏跳出來的利益集團反對,他們也大多懂得以自稱為正義作包裝。我相信政府也希望接納小組對這些選項的建議,但推動時阻力不應低估。

反填海意見只屬少數

最有爭議性的或許是填海。「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涉及建造1,000公頃人工島的「東大嶼都會」發展,在問卷及電話調查中都有很強大的支持度,這與香港一些慣常偏愛反對的人而言,是暴露了這些人只屬於少數這一事實。當然,「東大嶼都會」並不完全等同林鄭在施政報告才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但二者顯然十分接近,前者的1,000公頃可視為後者的第一期建島工程,至於後者餘下的700公頃第二期工程應否進行,已是超出小組研究的範圍。

小組1年多工作凝聚到最強大的民意,可能是土地供應不足已是水浸眼眉。未來10年,香港需地815公頃,但小組只能找到320公頃,短缺嚴重。有些中長期的項目能否加快為短期項目?政府一貫的答案是要走多個程序,需時甚久。很多人都不會滿意這答案。在港英年代,政府權力大得多,亦不及今天民主,但機場的填海、建設、造橋等等只需約10年時間,為何今天填海造島要10多年才可初步完成?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所涉及的程序,會否只是政府部門賴以卸膊的工具?過去聽人埋怨過,小組工作10多個月,反而拖慢了政府覓地造地的工作,但也許小組的功能之一,正是化解政府要面對的社會壓力。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但願政府官員能敢於承擔,應做便做,不再蹉跎歲月

(Sky Post 2019-1-4)

捱貴樓還要多久? (雷鼎鳴)


  香港樓價指數已從去年八月初回落了約百分之七點六,香港的樓價是否仍貴絕全球?未來十年我們如何是好?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一年多前曾根據Demographia的數據在報刊上指出,當時香港幾乎全無對手地堪稱世界第一,其後也有其他人注意到這個數據庫。Demographia計算方法很簡單,它把各城市的樓價中位數及住戶收入中位數找來,看看前者是後者的多少倍,例如,在二一七年第三季,香港的指數是十九點四,即一個收入處於中位的家庭若把全部收入都用來買樓,要十九點四年的收入才可買到一所處於中位的單位。第二昂貴的是澳洲雪梨,指數是十二點九,第三是溫哥華,指數是十二點六等等。

  Demographia的數據有兩大缺點,第一,它包含的主要是美國的城市,其他國家的很不齊備,會否世界上有些城市,樓宇更使人負擔不起?第二,它用的是中位數樓價,不是呎價,澳洲中位價的單位比港大得多,不理單位面積的比較低估了香港樓宇,尤其是納米樓的昂貴程度。

  近日發現另一數據庫NUMBEO,其方法雖仍有可爭議處,但卻可避免上述問題。它把更多國家及城市的住戶收入平均數找來(假設是個人平均薪水的一點五倍),再算一算每地九十平方米樓宇的平均價,然後看看後者是前者的多少倍。經此一算,香港的指數是四十六點八九,即一個平均收入的家庭,若要買一個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要四十六點八九年的收入才


  此數據頗為恐怖,但原來香港並非世界之最,在近年飽
超級通脹之苦的委內瑞拉(物價一年上升過萬倍),該指數曾達一百五十四點七四。我們可以視委內瑞拉為極端現象,可以不理,但房價收入比緊隨香港之後的有北京(四十四點三四)、上海(四十四)和深圳(三十九點九),東京也很貴,是十二點九七,紐約是十一點九三,雪梨則排得很低。

  由此可見,香港依然貴絕全球,今天回落了的樓價,比起二一七年第三季仍貴出近百分之九,對排名沒有影響。

  近日樓市有兩組重要數據可助我們判斷未來。運房局周前曾公佈,在未來的十年,已找到足
的土地建設二十四萬八千個公營單位,但離這段期間要建三十一萬五千個單位的目標仍遠。

  至於私人單位,未來四年平均每年約有稍多於兩萬個單位可建成,但與十年內總共要推出十三萬五千個私人單位一樣有頗大的距離。上述短缺所需的土地會否得到及時的補充?從周一公佈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中,我們可知,短中期香港只能提供三百二十公頃土地,難以滿足八百一十五公頃的中短期需要,亦即解決上述短缺的土地並不存在,在未來四年樓市或許會稍為降溫(假設宏觀經濟並無巨變),但隨着土地供應變得捉襟見肘,此種降溫難以為繼。

  香港若能大規模填海造島及實施土地專責小組的其他建議,長期的土地供應情況會好很多。但若要把十多年後可能較充裕的供應幫助壓抑較近期的樓價,則政府需展示出堅定的造地決心,排除各種政治障礙,加快程序,使港人確知未來的供應必會大增。否則,就算政府作出一些輕微的調整,例如增加地積比率等,港人捱貴樓的時間恐怕還頗長

 

(Headline Daily 20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