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2017

道可道非常道的林毅夫 (雷鼎鳴)


5月12日科大同事王勇教授為他的老師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祝賀林回國任教30年;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大禮堂冠蓋雲集,坐滿了數百人。我與毅夫在科大有10年同事關係,亦被邀評論他對經濟研究的貢獻。

 

毅夫是中國經濟學界以至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大紅人,其理論深深影響中國國策,今天的「一帶一路」便顯然有他的影子;他在非洲不少國家以至在波蘭等地都有大量粉絲。曾有位從非洲到中國訪問的總統, 為了等待剛好出了國訪問的林毅夫,好向他請教國家發展之道,竟刻意在北京多等了他兩天;北京大學不少師生都認為林將會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中國人。

 

而據我所知,近年一直都有人提名他,不少已獲諾獎的大師亦對他大加推崇,若在10年內他得此獎, 我絕不會奇怪。了解他的思路對明白今天中國的國策,以至「一帶一路」的由來十分有用。

 

林毅夫原名林正義,是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而當上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的經濟學家,但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充滿傳奇的「身世」。毅夫是台灣宜蘭人,小時候家貧,但他父親說他素有大志。他1971年入了台灣大學的農業工程系,並是積極的學生領袖,但不到半年,他參加了成功嶺的軍訓後毅然投筆從戎,轉到陸軍軍校就讀,這在當時在台灣是大新聞,蔣經國也對他大加注意,要總戰政部主任王昇特別關顧他。

 

學生領袖轉讀台陸軍軍校

 

林軍校畢業後,便派到政治大學企管所攻讀碩士。其後他被派到金門最前線當上被稱作「天下第一連」的284師馬山連當連長,在軍方有巨大的威望,他的一些部下今天在台灣已當上將領。據一些熟悉情況的朋友所說,他的舊部下今天對他仍十分敬畏。我曾好奇的問過他,大學畢業後按規定只能當排長,為什麼他可當上連長?毅夫謙稱只是因為他是軍校畢業而已。

 

1979年5月16日(農曆4月21日)風高月黑之夜,毅夫在金門進行了他的「驚天一跳」,深夜中用上了3小時,在急流逆水中潛游至廈門投奔大陸。我問他要否用籃球助浮,他說不能用,因會被懷疑。看他1米85非常紮實的體格,游泳3小時恐怕也只是小菜一碟。到了大陸後,他原本想到中央黨校或人民大學就讀,多讀點意識形態的書;但他不是黨員,不能到中央黨校,人民大學在當年仍是軍隊中二炮(火箭部隊)的駐紮地,戒備心太大,不肯取錄此來歷不明之人。據聞今天人民大學的校方與校友都為當年的愚蠢懊悔不已(此校也曾拒絕聘用後來成為文學諾獎得主的莫言,被校友罵個半死)。反而是北京大學的領導見他剪了個小平頭,形象十分陽光,所以招他入經濟學的碩士班。

 

我曾問過那段時期在北大就讀、今天是人民銀行副行長的易綱,當時是否與林做過同學,易綱說知道他,但對其身份頗感神秘。原來當年校方聲稱林是一個新加坡富商的兒子;多年後,當他在「失蹤」了10多年後重回北大當上了他與朋友創立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後,有位記憶力很好的北大職員在電視上見到林出現,大感震驚:怎地北大一個部門的一把手可以容許一個新加坡富商之子擔任!

 

林的人生最大轉折點可能是1980年芝大的諾獎得主舒爾茨訪華,林當上了他的隨身翻譯員,其後芝大取錄了林,舒爾茨便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林在芝大時身份仍然神秘,但據當時在芝大念書後來在台當過財政部長的劉憶如(劉是我在美國教書時一位同事的姨甥女)憶述,有人在舞會中見到林的舞步為台式步法而認定他有台灣背景。1987年他是第一位在名校畢業後回國的經濟學家,據說軍方還容許他把在美國的汽車也運回去,並一直為此汽車提供汽油。有朋友告訴我,林後來在軍方退役時,已是少將軍銜,我倒是忘記了問毅夫此事是否屬實。

 

林對中國經濟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他早年在AER及JPE的文章便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但他真正廣為世界各國所知,我相信是因為他與蔡昉及李周合著《中國的奇蹟》一書。此書已翻譯為多國文字,其中以一簡單的經濟原理解釋了為什麼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蹟可以在中國出現。

 

他的解釋源自初級的國際貿易理論,即國家經濟政策要符合其要素稟賦結構,亦即是其相對優勢。換言之,一個有充裕勞動力但資本稀少的國家絕不應大搞資本密集的重工業,而要搞勞動密集的產業。此種國際分工,自然需要國際貿易互通有無來配合,但此等分工也不是一成不變,當資本稀缺的國家累積到多一些資本後,其要素稟賦便會改變,其產業結構也應隨着調整。

 

這套簡單的理論是每一名經濟學系的大學生都應明白的,並不算新奇,但林的真正貢獻是他能進而以此簡單理論解釋到一大片複雜的問題,且自成一個龐大的理論與實證體系。例如在他的一些論文中便可看到,若不按照相對優勢去決定產業結構便會容易衍生出浪費性的尋租活動或貪污腐敗。但使他更廣為國際經濟學界所知的,可能是在九十年代他在發展策略的辯論中擊敗了薩克斯(Jeffrey Sachs)及提出「華盛頓共識」的威廉遜(John Williamson)等諸多名家。

 

「雙軌制」成功發展經濟

 

九十年代初前蘇聯解體,東歐諸國也紛紛要擺脫指令經濟的枷鎖。有兩個模式可跟從:一是薩克斯等人所主張的「震盪療法」,即從指令經濟一步到位邁向自由市場,並同時把國企私有化;二是中國式的循序漸進,亦即一方面容許私營有活力的民企出現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保留效率低下難以在無津貼條件下生存的國企,此種模式被稱為「雙軌制」。這兩種模式哪一種更優勝?

 

從一般經濟原理看來,自由市場的競爭自會迫使追求利潤的私人企業生產符合自己相對優勢的產品,所以中國八十、九十年代的民企不會大搞重工業。既然如此,按照要素稟賦結構去決定什麼是有優勢的產業,應是發展策略的目標,而自由市場恰恰是達到這目標的手段,那麼一改便改到底的「震盪治療」豈非是最佳方案?為何還要蹉跎歲月,搞些過渡期長的「雙軌制」?我們也可擔心,在國企繼續存在的時候,資源配置仍受權力所影響,容易出現尋租貪腐。但林毅夫卻指出,真實世界實另有幽微曲折之處,循序漸進比震盪治療更合理。

 

在低效率的國企與較高效率的民企並存的「雙軌制」下,國企向政府要求津貼,是政策容許,可在陽光下進行的,尋租活動雖存在,但卻是較透明的。反之,若不管一切強要立刻完全市場化私有化,總會有部分企業難以生存,立刻倒閉,一旦倒閉潮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會使政府吃不消,那些企業也就會想方設法要求政府用各種形式的政策保護,隱性的尋租活動可以變得比「雙軌制」更猖獗,對經濟的拖累更大。兩種方案哪一種更行得通?答案已不是支持華盛頓共識主張一步到位的理論家說了算,而是要看證據。

 

九十年代跟從震盪治療的東歐諸國紛紛出現經濟大倒退,人民生活還比不上蘇聯瓦解之前;反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一往無前,再延續了20年的高增長,6億多人脫了貧,至此勝負之分已為世公認。林毅夫分析此問題時所用的架構,仍是他一貫的簡單易明套路。

 

有思想能力的香港人對此應有所感悟,有時就算有遠大的目標,也必須搞清楚在步向目標時路徑是否毫無曲折。香港有些人曾以所謂「真普選」為由否定前年的政改,現在看來,極可能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都不會有普選了。所謂的「真普選」其實在現時香港的環境下容易變為民粹而不是民主,對社會有可能構成亂局,情況與震盪治療有相似之處。反之,循序漸進的思維早已因經濟改革的成功而深植中央領導人腦中,他們不會相信一步到位之說。

 

林毅夫當然還有不少觀點充滿爭議性,例如去年他與北大另一位朋友張維迎關於政府應否有產業政策的辯論,便在海內外引起轟動。據說,在網上直播這高度學術性的辯論時,竟有50、60萬人觀看;兩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也就不捲入其論爭了。

 

林的成功動力部分來自他的方法學,部分來自他的個性。他著有一本小書,叫《本體與常無》,記錄着他與學生有關方法學的對談,這竟驚動了諾獎得主、 一代宗師的貝卡爾(Gary Becker),在毅夫慶祝60歲的學術活動時傳來了他的視頻,並暫且扮作是毅夫的學生向他問難。

 

毅夫的所謂「本體」是指經濟分析必要假設不同人等或不同組織在作決定時都會按其理性而行,亦即他們會追求最大的利益。在外部環境及制約有所改變時,他們的行為,儘管依然是理性的,也應隨著調整。既然如此,因實際制約千變萬化,行為也會不同,要準確分析世界,需要「常無」的態度,亦即不可先驗地存在成見,分析問題時要從「第一原理」開始,不囿於既有理論。林的著作中,常常強調自己不肯隨便接受主流經濟理論,亦因此他才能在震盪治療的問題上敢於挑戰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

 

堅持經濟分析以「本體」或第一原理開始推導, 這絕對是好事,香港的中學數學考試中也有要求學生從微積分的「本體」極限推導出一系列的定理,這是很好的學習方法;但林屢屢以震盪治療為主流經濟學的代表,卻有過火之嫌。震盪治療並不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必然推導結果,個別經濟學家主張震盪治療並不顯示經濟理論有什麼錯誤,這只能說明有些人學藝不精而已。

 

比郭靖更似郭靖

 

毅夫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常無」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脈相承。一個可以描述出來的理論在它出現時便變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我們必須注意真實世界的變化。此點很多時間是正確的,但我不認為我們可把此絕對化,「道可道,非常道」本身是否一永遠皆對的「常道」?在經濟學中也有大量經嚴格證明的定理,在可描述清楚的假設下,我們確切知道,其結論是對的;無論世界如何變化,都無損這些定理的正確性,阿羅的「不可能定理」便是一例。

 

既然毅夫深受道家影響,我倒是要指出,太極圖中黑的部分有一點白,白的部分也有一點黑,這可提醒我們凡事不要絕對。提起道家,我倒記起18年前我在北京大學附近的書店看到一整套道家典籍《道藏》,共約兩書櫃的書,售價8000多元,差點買下來。據金庸在《射鵰》「報道」,北宋時的一位狀元黃裳曾負責編校《道藏》,因從頭到尾小心校閱過,所以悟出了九陰真經的絕世武功。

 

現在電視熱播《射鵰》,但我看來看去,從外形、 性格、練成的功力,毅夫都比電視中的郭靖更似郭靖。他體格魁梧,受過長期軍訓明顯「好打得」,除了在討論學術問題時,他不善言詞,屬剛毅木訥之輩,下定決心做一事時絕不言棄,毅力驚人。他的辦公室燈光永遠是最後一個熄滅的,他掌握了《老子》與芝大的經濟學,等同得到九陰真經。

 

現時毅夫致力把其理論提升為技術上極為困難的「新結構經濟學」,不但用諸於中國,而且對「一帶一路」的國家有重要指導作用,他頻密訪問非洲,希望能幫助窮國的發展,「俠之大者,為國為民」。20多年前內地經濟界有句說話「南左北林」,左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朋友左學金,北是北大的林毅夫。郭靖被金庸稱為「北俠」,這位比郭靖聰明的人被稱為「北林」,是歷史的巧合。

 
(HKEJ 2015-5-23)

5/24/2017

林毅夫教授與一帶一路 (雷鼎鳴)


上周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同事與學生為他舉行了一個紀念他回國教學30年的研討會,來自各地的與會者數百人,我被邀作為他研究成果的評論人之一。

毅夫在經濟學界赫赫有名,不少人認為他是最有可能取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中國人。1995至2005年他同時任職科大與北大,所以他與我有10年同事的關係。毅夫是著名的傳奇人物,他是台灣宜蘭人,1971年入了台大唸了半年後投筆從戎,轉到軍校學習,當年震動台灣學界,連蔣經國也吩咐其部下王昇要特別關顧他。

1978年他被派到金門的最前綫馬山,離廈門不到三公里,他以優秀軍人的身份當上了被稱作天下第一連的馬山連連長,但在79年5月16日他毅然決定投奔大陸,在急流逆水中游泳3小時至大陸投誠。80年芝大的經濟諾獎得主舒爾茨到訪大陸,毅夫其時在北大碩士班就讀(他本要到人民大學讀馬列主義,被拒),當上了舒爾茨的繙譯,被他看中,接着被芝大經濟系取錄,82至86年完成博士學位,87年回國回復解放軍的身份。94年與朋友在北大創辦了聞名中外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其對經濟理論的貢獻不但在國際上大大有名,而且深遠地影響着中國的經濟政策。在一帶一路這國策上,他是重要的先驅者之一。

任世銀高級副行長

2008至2012年他被委任為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是第一位亞洲人有此殊榮。在上周研討會的答謝詞中,毅夫述說了一段使人動容的往事。作為世銀的領導,他常要率團視察各國的發展情況,有次他們在非洲某國的村落中,有大群小孩圍着他們,去到那跟到那。這些小孩十分貧窮,跟着他們可能是出自好奇與艷羨,毅夫卻不由得感懷身世。他自己也是自幼家貧,當孩子時也時常要在宜蘭農村的田地中幫着幹活,若有外人來到,他和其他小孩一樣也會跟着他們到處跑。曾幾何時,他成功了,成為世界級的人物,但他應如何幫助非洲那些窮孩子創造及尋找人生的機會?

世銀與其他的一些組織過去也曾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但效果並不都理想。有些援助被誤用了,有些被侵吞了,這些國家硬是發展不起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光是派錢搞福利絕對比不上能幫助這些窮人做到自力更生、自我增值。由此可見,設計一種發展策略,使發展中國家能富裕起來,而不是攤開手掌向人索錢,是經濟學家的最大挑戰。

多個世紀以來,窮國便像跌入陷阱般,無法脫貧,但中國卻在30多年間,人均實質GDP上升了二十多倍,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多麼寶貴的經驗!今天非洲的不少國家,便像是數十年前的中國一般貧困,中國成功了,為何非洲(起碼是部分國家)便不能把中國模式移植過來,再加以修訂,以符合本國的實際?這問題不可能不在非洲的有識之士腦中縈繞,而當代中又有誰比林毅夫更適合作為「中國發展模式」的詮釋者?

馬不停蹄游走各國

近年毅夫馬不停蹄,游走於世界各國,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綫諸國。據說他在非洲及甚至波蘭等收入較低國家擁有着大量粉絲。年前有位來自非洲的總統到中國訪問,剛好毅夫出了國,這位總統竟決定多留兩天,一定要見到毅夫當面向他請教發展之道。

現在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肯把資金借出,幫助相關的國家搞好基建,融入世界的經濟圈中。它們富了中國的貨品便更有出路,而不少一帶一路的國家增長的潛力大於歐美,所以這策略十分聰明,會為中國帶來長期的回報。對於香港,這也是難得的機會。香港的有識之士都應明白,使到香港更有經濟上的利用價值,香港才能有更大的話語權。在一帶一路上,香港可作貢獻的地方不少,但社會中硬是有些人把精神放於內鬥中,對急劇發展中的世界完全無知,也不感興趣。林毅夫這種充滿家國情懷,放棄高薪厚職只求為中國為世界人民作出貢獻的人可能會被某些港人視作來自火星。但若果若干年後連尼日利亞也追上了香港,我們豈不要同聲一哭?

(Sky Post 2017-5-19)

 

 

5/17/2017

真本土與泰亨 (雷鼎鳴)

(本文原載於 <我們是香港真本土> 一書)

      近年香港冒起一種標榜「本土」的思潮。「本土」觀念本身並無不妥,懷念與自己一起成長的環境與歷史,關愛在此地一同生活的人,抱著民胞物與的胸懷,我們讚賞還來不及。但真理過了一步便變謬誤,正確稍有偏差便成荒唐,本土思想也容易被扭曲,排外與封閉都容易,披著本土的外衣出現在我們眼前。要欣賞本土,明白本土,我們不能不多點歷史感,對個人的或短暫的經驗不假思索便將其當作是香港整體歷史的代表,將會十分危險,對本土完全曲解。

 

      先稍談一點歷史。香港二千多年以來與整個中國都有著密切關係。李鄭屋邨古墓有「大吉番禺」的磚刻,墓葬者很有機會是東漢時的鹽官。在歷史上,香港大嶼山及西貢等地曾是中國的極重要產鹽基地,官富場,即今天的土瓜灣,從前也有不少產鹽的遺址。今天我們若跑到九龍城的侯王廟,仍可見到一塊石碑,當中記載著一八二二年重修侯王廟時善長仁翁以店鋪或個人名義捐款的名單,當中大量商鋪的寶號,名稱風格與廣州的無甚分別,足以說明香港當時的商業實屬嶺南一系。一八七零年間,容閎替清廷挑選一百多名男童到美國留學,也是以香港為基地,中選者當中不少本身便是香港人或後來在香港定居,例如上世紀香港名流周壽臣及曾任清廷駐美大使的梁誠便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原本的算盤是把此地弄成為一個主要是歐美人居住的地方,但此計劃從未實現,因為他們發現要與內地的中國人做生意,非用中國人做買辦不可,香港迅即成為與中國內地做生意的中介中心。一直以來,九成以上的香港居民都是華人。從這些例子可見,香港的本土實與整個中國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讀過一些科技大學的創校歷史記載,一九九一年創校時,我們吸納了大量原本在台灣長大,後來在美國成就大名的學者,他們為何肯來香港?原因是把科大看成是一所位處南中國,面向內地及世界的大學。

 

      我不認為我個人的經歷可代表整個香港,但我前前後後在香港生活超過四十年,算是見證過不同年代的港人有何種心態,視野可能比年輕人寬一些。以下我會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報道我年輕時所見所聞的點滴,以增加我們對「什麼是香港本土」這一命題思考時的角度。

 

千金難買少年窮

 

      我是個五十後,媽媽在少女時代粵港兩地跑,但在內地結婚。我尚是幼兒時,母親先帶著我一人從廣州到澳門,以便轉來香港,但因澳門或香港突然改變了一些法例,我們要滯留澳門六個月才能來港。記得我們寄住在大三巴附近草堆街朋友家中,有次媽媽在街上被扒手搶去載著證件的銀包,她帶著我跑不快,唯有呼救,附近真的有店員跑去追賊並將其擒獲,可見澳門也實有見義勇為的人。

 

      到了香港我才進幼稚園,爸爸兄姐半年後也來到。爸爸來港的方法是從澳門「屈蛇」過來,多年後我在科技大學工作時,駕車載著媽媽路過科大附近的打鼓嶺,並告以當地名稱,她突然記起,當年爸爸登陸之處便以此嶺為記,想來在月黑風高中,他便是在今天科大校園的區域登陸吧。想到我一九九一年回流香港,也是以科大為目的地,歷史倒是替我家開了個小玩笑。

 

      我們先寄住在筲箕灣淺水碼頭村親戚的石屋中,屋內有電,但無自來水,我們要打井水度日維生。那時民風純樸,我自己便是整天滿山跑。稍後搬到灣仔日街租床位居住,後來升級至住板間房,地方擁擠,一個單位等閒住上數十人,若有風暴,擔心樓房會倒塌,常要躲到附近較新樓宇的樓梯中過夜。記得有鄰居獲通知可入住徙置區,他們視此為中了「小搖彩」(馬票的一種)一般的幸運。這也難怪,我在灣仔住過的日街、永豐街與秀華台(住在歌星影星Teddy Robin關維的樓上),内多半没有厕所,要倚靠公廁。香港那時候是十分貧窮的,遠比今天的綜援戶貧窮。

 

      但貧窮不等於那時的人都不快樂。有些小學同學擔心沒有錢連中學也讀不了,大學更是遙遠的夢想,這的確使人感到壓力。但貧窮也磨出港人的意志。當時香港的工業結構有一偉大創新,便是把工廠中的部份工序轉移到家家戶戶中——穿膠花,替玩具塗上顏色等等,都可在家居中讓照顧著小孩的主婦做,當然我們也可成為童工賺取外快。在沒有零用錢時,我也會將大疊大疊的舊報紙搬去街市出售,每斤可換取一角,得整齊一點價格還稍高些,街市的檔戶需要報紙去包菜包肉也。

 

      當時主要的娛樂是聽廣播,當時麗的呼聲的金庸武俠,商台的天空小說及倫理小說,我都可一邊聽一邊做功課,練成了分心二用的絕技,今天功力卻大不如前。小學時幾乎每兩天便同學步行到大會堂借出故事書四本,順便在皇后碼頭旁釣魚,那兒有條大渠,很污染,魚很蠢,每次收穫都甚豐,但不太敢吃。在有限的資源下,那時的港孩仍可活得歡暢。

 

小學獲得的珍貴「財富

 

      我小學六年在灣仔華仁書院對面的東華三院小學度過。當時這是一所慈善學校,每月學費兩元,比官立學校的三點五元要便宜,但常常要替校方推銷獎券而多付錢。父親是知識份子,在中山大學讀過書,但學位不被殖民地政府承認,在港幾乎無法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中有教署的視學官,當年算是高官了,據說她為我找到聖保羅男女校小學的學位,但父親認為太貴族,婉拒了。東華三院很多老師都很好,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崔國泰老師與六年級時的班主任梁勁謀老師都學問淵博,教學認真,我們得益甚大。年前我與常見面的幾位小學時的同學合資捐了一小筆錢到母校,用崔、梁兩位老師的名義成立了獎學金。崔老師年近九旬,常有見面,梁老師已仙遊,他獨身沒有子女,把一生的積蓄都捐了給母校,使人敬佩。

 

      東華三院的校長當年叫主任。我們在讀時的一位女性主任處事常有不公,頗引起學生的不滿。有次不知是哪一位同學在體育課後感到太悶熱,開了課室中的風扇,她發現後竟要罰整班同學每人扣操行分五分,使我們十分驚恐憤怒。一群同學放學後拉隊到位處灣仔道的星島日報報館投訴,有位很有文化氣質的中年人接見我們,也許我們是香港首批學生「運動」中懂得向傳媒求助的人。事後,主任十分驚慌,把每一位有份投訴的學生的家長都找去談話。在那年代,「見家長」被視為處罰學生的極刑,但我們也挺過去了。

 

外國神父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 

 

      小學時每天上課都可在窗口中看見對面山上華仁的神父在天台步行念經,繫在神父袍肩上的兩條布條隨風飄揚,十分瀟灑,於是便決定入華仁。華仁的學風十分自由,課外活動的氛圍籠罩著整個校園,我也很快地成為活躍份子。華仁當年有十多位愛爾蘭來的神父,他們學問極為淵博,德行足為世人楷模,但華人老師中學問水平則互相頗有差異。近年因為香港已十分富裕,愛爾蘭的神父寧願去窮國幫助窮人,少來香港了。

 

      神父中很多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例如歐陽理神父(Fr. Francis McGaley, SJ)誠乃謙謙君子,與他交往如沐春風。尚在世的狄恆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 今天仍是華仁舊生精神支柱的象徵。若論學問,我最佩服的是教英文的鮑善能神父(Fr. Matthew Brosnan, SJ)。「華仁」的校名來自創校人徐仁壽的家鄉五華縣(當年當過華民政務司的徐家祥是他兒子)。 有次鮑神父借題發揮,在黑板上寫上「華」與「仁」二字,並用廣東話問大家「華仁點解?」接著便滔滔不絕地講解中國文化與「仁」的觀念,並論證中華文化與天主教並無矛盾。鮑神父喜歡穿著中國式的白色長衫,頗有五四運動時知識分子的風範,看著一位英語文學修為學究天人的洋神父用廣東話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的精之處,班中不少同學後來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可能源頭在此。

 

學校社會活動的積極分

 

      華仁當時的學費是每月三十二元,堂費十二元,包括我在內的近半同學都因家庭收入低微,可免去學費。同學中有少量家境顯赫的,但大部份是普通家庭出身,大家相處融洽,我記不起有任何比較身家的擺闊例子。很多同學服務社會的心很強,我得到一些學長的指引,也積極參加過這些活動。在中二及中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內,比我高四級的張明德學長每個周六都會帶我與另一同學到石澳附近爛泥灣的一個漁村替一些漁民子弟免費補習。這些子弟學業程度不夠,但十分好學,通常我的學生在年級上比我還要高一班,但似乎我也可以越級教他們的數學。聖保祿學校的校長每週都派一輛小汽車送我們到爛泥灣附近的公路,從海邊的漁村上山走回公路卻是費勁的,尤其在烈日之下,但在張明德學長的帶領下,我們都無怨言,只會覺得對需要幫助的人有實質上的貢獻是使人快樂的事。張明德入大學後數十年未有再見,近日才再聯絡上,甚喜。

 

      這裏要提一提一九六七年暴動後港英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我當時還年少無知,但後來聽說,政府高層研判過,為了防止將來暴動再出現,方法之一是要消耗掉年輕人過剩的精力。在隨後的幾年,政府突然大力補貼各種學生的聯校活動,亦有約見不少學校的學生領袖,鼓勵他們多舉辦舞會、夏令營、研討營及工作營等等。我是這些聯校活動的活躍份子,創立過一個聯校組織。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專界出現過「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火紅年代」源頭之一正是當時的大學生早已在中學時具備搞大型活動的經驗。我沒有在香港念大學,但對組織大型活動卻毫不陌生,因早已在朋友中學到了。例如,每年秋天一次在聖保祿學校舉行的明愛籌款賣物會,我校的檔攤我便主要負責過兩年,常常與同學走堂找商戶捐贈禮品及設計攤位遊戲,每次賣物會結束後,一群大孩子都會在禮頓道的松竹樓慶功。

 

一段記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的難忘記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雖未有明白政府政策背後的目的,但在我參加過的多項活動中,有一項值得拿出來仔細記述,因從此可體會出多種香港本土的元素。這裏涉及一個青少年團體,一個鄉村,一段陸港古代歷史,與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歷史。

 

      中學時參加過一個叫CLCChristian Life Community)的團體,此團體的前身成立於一五六三年,在二零一三年剛慶祝了它的四百五十周年,香港不少中學及大學都有它的分會,但每個分會的人數限制在十人以下,我曾當過香港華仁分會的會長。當年香港有一個CLC的聯會,同一時期的團員可能不足一百人,積極活躍的估計有二、三十人吧。這二、三十人是來自多所學校的少年人,從他們日後的表現來看,當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成為了社會棟樑。這些人有兩位後來成為十大傑出青年,其中一人是作曲家,一人是多名影視界天皇巨星的「教母」。另又有人成為特區政府的局長,也有人當上了立法會秘書長。電影製片家、銀行家、醫生、工程師、心理學家、老師、會計師等等都可在這群人中找到,其餘多人對社會亦各有貢獻,未能盡錄。有著這一大群朋友,我感到很有福氣。這批人有不少共通點,其一是對社會十分關愛;其二是通過聯校活動,培養出不錯的組織能力;其三是做事正能量充沛,甚至帶有宗教式的熱忱,不易退縮;其四是大家重視友誼,至今不少人仍常有聚會;其五是他們的成長,大多與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地交集在一起。他們的思想與活動是香港孕育出來的,他們的故事也應視為香港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一九九七年起,CLC還負起了管理跑馬地名校瑪利曼中學與小學的職責,但除了兩人外,其它的校董團員我都不認識了。

 

      上文提到的鄉村是大埔附近的泰亨鄉。此鄉在太和坐25A小巴不到十分鐘便可到達。鄉中的原居民姓文,是文天祥堂弟惠州知府文天瑞的後人。若以當過唐莊宗帳前指揮使的文春元為一世基祖,文天瑞便是十三世。十七世的文蔭在十四世紀時到了今天大埔的碗窯,造碗維生,後人遷至今天泰亨的祠堂村定居,家族繁衍。今天的泰亨鄉,由三條村組成,即祠堂村、灰沙圍與中心圍。遊客若到泰亨,可見到二零零五年重修完成的文宗祠、刻著文天祥《正氣歌》的文山公園,步行到村後,有建於一七二八年的天后古廟與建於一八八四年的文帝古廟。鄉內有幾所歷史悠久的學塾,清代建的藝沅學校、藝沅堂、善慶書院、叢桂書院與正倫書院,一九六二年藝沅堂臨近建立了泰亨公立學校,但此校今天早已因學生不足而停止運作。

 

      CLC團員與泰亨鄉拉上關係,始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我們在這八天,在泰亨的農田之間建了一道三英尺寬的混凝土小徑,從泰亨公立學校附近出發,穿過田地,蜿蜒而上直達天后宮。這本是一項我們組織的工作營的成果,平凡不過,但數十年後的兩次重訪及與原居民的訪談,卻使我們發現不凡之處。

 

      我們今天仍存有不少當時的照片,甚至各參加成員的更期編表及每日活動的計劃表。我們不少團員的記憶力超強,所以仍可把整個歷程重構出來。有參加建路的約七十人,但並非每人都做足八天,全程都在的約二十余人。修路的英泥、碎石、沙、木板與工具是政府提供,最近與團友譚希平女士考證過,其他的費用(主要是數百元的食物費)由理民府補助,我們提供的是勞力。政府付出的這些補貼,是在貫徹一九六七年後所訂的政策。(插入圖一及圖四)

 

      我們沒有拌混凝土的經驗,有的只是主修土木工程的胡家彥學長(立法會前秘書長文華的先夫)在實驗室中用筷子把小量混凝土成份攪和過。我們睡在泰亨公立學校的書桌及座位上,下午及晚上缺不了康樂活動,玩得瘋癲,清晨則雞鳴即起,一包包一百一十二磅重的英泥放在肩上帶著鐵鏟便衝去工地開工。村民見我們雞手鴨腳,認為政府應派更專業的人來建路,最初並不歡迎我們。他們有人懂得怎樣拌混凝土,雖見我們失敗,但袖手旁觀,我們倒是吵吵鬧鬧,爭論如何防止混凝土的水份流走。過了一兩天後,有名頗為好熱鬧的孩子在工地上被鐵釘刺傷,我們的團員姐姐連忙替他清理傷口及小心包紥,此事倒是轉折點,村民見我們對他們的確有關愛之心,便派出土叔(文土有先生,尚在世)教我們怎樣拌石屎。小徑如期完成。

 

      在完工前的一個晚上,鄉長文卓茂(一九七四年去世)特別在學校附近慎德堂對出的空地上舉行了一個露天晚宴,大讚我們這群少年人有熱誠的服務之心,並向村民訓話,告訴他們不能自私,應以我們肯老遠跑來當義工為榜樣。但少年吱吱喳喳的,當時我們是否對此稱讚感到汗顏倒是記不清楚了。文鄉長這一段講演,不料後來卻為新界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零一二年二月,我們有十多名團友決定重游故地,先在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家中集合再拉隊到泰亨。資深銀行家袁鯤濤(舊名袁玉波)眼利,在眾多新建的丁屋之間,發現了40多年前所建的小徑在接近天后宮的一段依然健在。重訪泰亨之後的幾天,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與曾當過泰亨鄉長的大埔區名人文春輝先生聯絡上,春輝先生倒是告訴文華不少我們原不知曉的事情。(插入圖五)

 

      原來春輝先生是當年文卓茂鄉長的孫兒,我們的工作營結束後,他受到我們的工作及文卓茂先生講演的啓發,在次年仿照我們工作營的模式,組織了一批村中的孩子多建一條小徑。他們的材料與工具由理民府提供。文春輝先生當時還在初中,但卻是主要組織者。他的爺爺文卓茂鄉長捐出了六百大元,解決了孩子的食物問題。

 

在從前,鄉長或村長並非村民選出來,他們多是父老推舉,一做可能是終身,不會隨便更換。但文春輝等一群少年人在我們工作營後受到影響,建了小徑後,接著還組織了不少青少年活動,後來更成立了個太坑(泰亨)青年中心,接著又推動了民主選舉活動,在八十年代初,泰亨鄉公所的委員已是正式投票選出。村公所在一九八五年的投票中,有戶籍的一戶一票,設投票箱,鄉事委員會有派人來監票,民政主任亦有把過程錄影下來以示公允。當時文春輝早已當上民主選出的鄉長,對祠堂村、中心圍及灰沙圍三條村都頗有影響力。吳文華轉述時,認為新界鄉村的第一個選舉在泰亨出現,這可能是事實。若是如此,一個不起眼的青少年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重要源頭,世事有時的確出人意表。

 

      二零一二年的探訪後,有好些當年的細節尚未完全弄清,除了請教記憶力奇佳的文春輝先生以外,我們後來也記起當時尚有一位重要人物,她是每天替我們準備飯菜的牛姐,亦即土叔的太太。當年所用的廚房有兩只巨鑊,可煮數十人的飯菜,我們的女團員不少都有跑到廚房幫忙,CLC團友譚希平女士便是重要的助手,她特別懷念與牛姐合作的一段情,很想再見到她。

 

      二零一七年一月中我第三次踏足泰亨,這次運氣很好,八十一歲的原居民文喬松先生看到我們到處探頭探腦,形跡可疑,便遠遠觀察著我們,但我一拿出當年工作營的大合照(見圖一)便知我們不是白撞,他熱情地帶著我們到處參觀,後來遇到春輝先生的弟弟文帶來,他認得照片中每一位父老的身份姓名,照片中有泰亨公立學校校長文柏恆,喬松先生原來是柏恆校長的侄兒,帶來先生又開了鎖讓我們進入藝浣堂(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原來這正是當年廚房所在地,我重見當年廚房所用的灶頭與兩個大鑊,連忙拍照記錄。插入圖二

 

      最大的收穫是在村中終於找到牛姐,她也是八十一歲,記憶力很好,當年之細節她仍可清楚陳述,見到她的貌樣,我已可肯定她的確是工作營八日中解決我們食物的廚師。

 

      近年雖多有人說本土,但又有誰比已建村七百多年的泰亨及其原居民更有資格代表本土?香港的符號之一劉德華兒時也在泰亨度過,泰亨的本土地位是無可質疑的。只要一踏進鄉內,我們都可明顯見到此處與中國歷史文化血肉相連。文天祥是中國的英雄人物,《正氣歌》的浩然正氣是中華文化道德的典範,泰亨的文氏家族來自江西,亦有幾房族人住在廣東其它地方,文氏宗廟中的祖宗神主牌更是地道的中國特色。我到過不少中國內地的農村,其布局與泰亨共通處甚多。香港的本土根本便是中國本土的一部分。

 

      我們當年初到泰亨時被部分村民排斥,但因為我們的確是為他們建設,明顯有服務之心,所以村民很快便接納了我們。幾十年後他們的父老仍可對當年的活動如數家珍,可知只要有服務熱忱及真正關愛之心,人民是會記著的。反之,若我們不是去建設,而是去破壞,恐怕現在留下的只是千古罵名。香港是我們成長生活之地,真正的本土都會想著如何建設香港。

 

      人一生中很多行動都等同在播種,大多數的種子都不會結出果子,但偶然有些是會的。我們那年沒有想過修路會結出什麼果,但事後看來,平凡的活動才真有點作用。當然,我們所建的路有部份仍能保留下來,繼續方便村民走路,這也是我們高興見到的。

 

 

圖一:1969年泰亨工作營部份參加者的合照

第二排左起第五人是文柏恆校長,第六人是文卓茂鄉長,第七人是祠堂村文雙全村長,第八人是父老文卓芹先生

 

圖二:藝浣堂中廚房的大鑊,我們工作營中的食物在此烹制

 

圖三:20171月重訪泰亨村,筆者與當年為我們烹飪食物的牛姐合照

 

圖四:當年繪制的地圖

 

圖五:不同年代華仁CLC的會長,左起筆者,余鎮中醫生,袁鯤濤先生,攝於2012

5/13/2017

本土與排外 (雷鼎鳴)


友刊編輯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是香港真本土》的新書,我是十八個作者中的一員。書中基本上不談理論,主要是這十八人說的一些故事。我沒有參與訂定書名,但知道書名會引起一些爭論,因為「本土」一詞不好定義。

只能欣賞無從批評

所謂本土,可以包含多種意義。對自己成長的地方懷有感情,關愛此地的人物、歷史、一草一木,追念此處逝去的風情,珍惜與朋輩的友誼等,都可算是本土情懷,我們只能欣賞,沒有甚麼可批評的,這十八名作者寫此書時,相信筆觸也是帶有此種憶想的。不同的人也許對本土另加定義,但我相信我們都很難把侵害港人利益的做法與香港本土掛上鈎。

甚麼思想甚麼做法會根本性地侵害港人的利益?假如我們是活在一個與世隔絕而又能自給自足的桃花源中,也許怎樣的排外思潮對我們的利益也不會有甚麼影響。但香港除了四面環海,有深水港,優越的地理位置與不錯的人才庫外,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就算有,也不可能足夠支持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經濟。就算是地理位置、港口、人才,一旦香港與當今世上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內地經濟隔離,也會立時變得無用武之地。

輕則會拖低港人收入

因此之故,假如把本土變成是排外或甚至是仇外(或仇內地)的藉口,那麼所謂「本土」也就立時變得自相矛盾,不能再視之為本土了,因為這正正是會把香港的經濟引向死亡的思潮,若它有影響的話,輕則會拖低港人的收入,重則會摧毀經濟。要知道,進出口貿易、金融服務業、旅遊業等等,正都是港人的核心技能,港人亦是靠着接通內地與世界而賺到外邊的錢養活自己。一旦不能在中國騰飛的經濟中分一杯羹,香港的經濟便立時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局。

不過,我們又應注意,近年歐洲與美國等發達地區一樣出現了排外思潮。英國人陰差陽錯地脫了歐,美國人則選了位要在邊境建一堵牆的人當總統,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差點也弄出些法西斯極右排外的人做國家領導;由此可見,香港只是國際上排外思潮的一個特例。

但其實排外也只是席捲全球發達地區的民粹思潮的一種特徵而已,民粹主義者不但排外,而且不信任精英,更而喜歡散播仇恨言論,並把自己狹隘的思想當作是代表社會的民意。當今各國的有識之士,對此已深以為憂,認為這些民粹主義者雖口稱正義,但卻是對民主制度的最大破壞者。我們在香港,尤其是在某些網上媒體上的仇恨言論中可看到,西方知識界對這些人的批判並非無的放矢。

排外只會使問題更糟

除了一小部分極端分子與別有用心的政客外,大部分即使是把排外當作是本土的人都不見得是天生邪惡。他們的過火言論可能只是在反映他們的焦慮。在過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絕大部分的世界人口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長,但在發達地區中,情況卻並不理想,相當大比例的人口收入停滯不前。這些人眼見較窮國家人民的收入追了上來,自己卻是原地踏步,甚至可察覺到本來只有自己能做到的工作,其他國家的人民已一樣可做到,而且別人要求的工資低得多,亦勤力得多。

此種情況不會怎麼改變,因此而排外更只會使問題更糟,收入更不會增加。面對境外人的競爭,最好的回應是自己更努力,找出自己的相對優勢,與人互補合作。但這前提是開放心靈,了解別人的進步及長處,從而使到自己知己知彼,變得更強大。

我在上述書中所寫的一章,提到了自己曾經歷過的一段新界歷史,當中可見香港的真正本土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本土與愛國情懷在精神上本應相通,在利益上同樣也是相輔相承。

(Sky Post 2017-5-12)

5/09/2017

融入大灣區? (雷鼎鳴)


特首與大批司局級官員上月到珠三角幾個城市考察,如此大動作,應是為未來香港發展定調。因為我對三藩市灣區的布局比一般人熟悉,所以也花了點時間思考香港融入大灣區的問題。

 

大灣區並非新概念。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大批香港企業家湧到東莞、深圳等地開設工廠,把珠三角成功地打造成世界工廠。

 

二十多年前,科技大學的創校校長吳家瑋最喜歡推銷大灣區概念,到他辦公室往往會見到他對著一張珠三角地圖滔滔不絕。他曾在三藩市當過大學校長,想來他對大灣區發展的靈感該是來自他在加州灣區的經驗。我們要注意,加州灣區的獨特經驗主要來自全世界都想學習的硅谷,這裏的創新科技龍頭地位近年雖被北京中關村及深圳南山威脅著,但要說被全面超越,恐怕起碼還有一二十年。

 

金融服務業是香港優勢

 

時移世易,今天所說的大灣區與二三十年前的大灣區已有頗大的分別。

 

首先是公路網現在已四通八達,把天涯變為比鄰的高鐵已通了車,甚至成為了人民日常交通工具的一部分。4月份我去了大灣區較為貧窮的肇慶,在深圳到那裏的高鐵直通車票早已賣光,唯有到廣州再轉肇慶,沒有座位,只買到站位,但轉瞬便已到達。回程也買不到票,有點狼狽,但可看出高鐵班次雖幾分鐘一班,仍然供不應求。可見內地各區域的經濟也已高度融合了。

 

其次是資訊科技比以前更發達,智能手機的滲透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交通網絡與通信技術都是區域融合的重要條件。

 

第三是大灣區的經濟結構已經深度轉型,很多勞動密集製造業的工廠已離開了,代之而起的是服務業及深圳有世界級風範的創新科技產業。

 

第四是要素稟賦已大幅改變,低技術勞工不少已離去,學校已供應了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不少科技專才已在此生根,資本的充裕程度與八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有了這些改變,就算過去港人有在珠三角設廠的成功經驗,現在也應重新檢視將來融合之路應怎樣走了。融合不代表大灣區的九個市二個區都應做同一些事,互相競爭,而是不同的區市做不同的事,分工互補。此種模式,倒是過去三十年經濟全球化以來不斷出現的自然現象。現在的世界分工已越來越細,某一個小地方或只是一個工廠,隨時擁有某個零件全球性的壟斷地位,不同地方生產不同的元件,最後它們被組裝起來才變成一個產品。由此可見,產業或服務業的定位十分重要。

 

如何定位的根本性因素是要看看自己有什麼相對優勢。在計劃經濟體制,這往往由官員在辦公室拍板決定。但在市場經濟中,最可靠的參考信息是價格。生產要素與產品的價格決定了利潤,在某處地方生產某樣產品能提供最大的利潤,便意味著這地方有生產這商品的相對優勢。例如, 某處地方土地昂貴,這裏便不適合搞佔地甚廣的企業;某地勞工便宜,勞動密集產品便有優勢。

 

進出口貿易或進一步下跌

 

香港一百多年以來,最大的優勢行業是國際貿易,這主要是因它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及擁有深水港,近年它的進出口(加上轉口)貿易總值已接近GDP的四倍,但實際帶來對經濟的貢獻(加上相關的物流業)卻下降至GDP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但這仍高於金融服務業所佔GDP的百分之十六。香港並未失去它的絕佳位置與港口,但香港地價高,限制了它的發展。內地的港口也日漸成熟,更多的貨物不用經香港出口或入口,進出口貿易未來在港所佔的GDP比重,恐怕會進一步下跌,這便要求我們發掘新的增長點了。

 

中央認為香港的優勢是金融服務業,在大灣區分工中,這個定位雖是由計劃部門提出,大抵沒錯,因為市場的信息亦是指向相同的方向。大量金融機構選擇在港落戶便是明證。

 

金融業會繼續發展,服務全國,以至世界,這點不用有太大懷疑,但單靠一個火車頭, 可能仍不足夠, 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這一行。香港還需發掘什麼新亮點?此問題的答案,我相信由企業家找尋比政府更準確。

 

香港價值提升的關鍵

 

有幾項倒是可以考慮的。金融與創新科技都是高增值的行業,香港有無發展創新科技的優勢?我相信單靠香港,成事機會不高,香港的大學有優秀的科研團隊,但缺乏生產基地,而後者恰好是深圳的強項,但深圳的大學科研水平仍未成熟,所以深港兩地實有很強的互補性。

 

若香港政府敢於再多走一步,創造條件吸納更多在內地長大但現時身在歐美的高級科研人員來港,根據我多年招聘的經驗,相信很多人是可能來的。這是因為他們較適應香港的生活。但這需要解決兩問題,一是香港有無足夠他們子女讀書的學校,二是有沒有公司願意在港招聘他們。這兩方面政府都有拆牆鬆綁的工夫要做。若成功吸引足夠多的海歸來港,他們所創造的財富會如硅谷般衍生出對多種本地服務業的需求,有助製造就業。

 

除了創新科技,大專教育也可視為服務業的一種。香港有好些優質學府,招收外地學生已是常規了,外地的本科生及碩士生一般繳交較高學費,財政上不但沒有用政府的錢,反而在補貼香港的學生及支持著大學的科研。另外,香港的電影業與內地似也有越來越深度的融合,可以加以重視。

 

不過,這裏要指出,香港越是能在高增值的行業有發展,經濟越有進步,便越會使香港這個地方的價值提升,但這也會使土地的價值自然增加,從而推高樓價。君不見紐約、波士頓、三藩市、倫敦、北京等國際金融中心或高科技中心樓價都非常昂貴?此種市場力量會把低技能不適應這地方的人趕走。這在經濟上正確,但在政治上後患無窮。化解其壓力,要靠多開發土地紓緩樓價及多輸出退休人士到內地較便宜的地方居住來解決。例如,在肇慶用五十萬元人民幣便可買下近千呎的房子。不解決房屋問題,會使融合過程中帶來的經濟利益分配得十分不均。

 

不理大灣區,不融合,是否一種選擇?香港不習慣被規劃,但若內地在大灣區有大動作而香港故意不順其勢而找尋及發展自己的優勢,便是十分愚蠢了。不好好利用大灣區的發展,絕不會使香港有傲立當世的孤高形象,只會使自己陷入被邊緣化的處境,人民收入日漸萎縮,失業率不斷上揚。香港的工商界對此種結局應一早了然於胸,只是部分政客會對此閉目塞聽而已。

 

(TKP 201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