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8/2018

全球政經秩序與福音帝國主義(雷鼎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政經秩序雖不斷有變化,但其主流架構與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締造的,當中的主要元素,數其犖犖大者,應包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G7、聯合國、北約、崇尚歐美民主與法制,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等等。

 

一國獨霸 易受挑戰

 

在戰後曾參與設計「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重建的麻省理工前經濟教授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便認為,世界需要一個武林盟主以化解各國的糾紛,否則衝突不斷,甚至會釀成世界大戰。當然,在過去幾十年,美國便坐上這個位置,這位盟主還同時當上世界警察,頻仍的發起過多場戰爭。上述一些國際機構的規則是美國人主導撰寫的,在世界買石油也要用美元結算。

 

此種一國獨霸的局面難免會不斷受到不同國家的挑戰,要維持秩序,美國要倚靠軍事力量及美元霸權,但這仍未足夠,在意識形態上,美國也要大做工夫,歐洲在這方面也偶會幫忙。此種意識形態雖然包含多種層次,但簡而言之,可借用經濟史家費格遜所創的一詞:「福音帝國主義」(Evangelical Imperialism),亦即西方國家(也許文化上受到《聖經》中「到萬邦去,教化萬民」的影響)有種文化優越感,認為自己制度優勝,足以教化各國人民,後者亦因此會蒙受福澤,排斥此等教化的便是落後或邪惡。

 

此種論述不能只說句「我一切都是為了你好」便足夠,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有何理論可說服佔人類總人口達八九成的非西方國家人民,現有的全球政經秩序都是懷有善意有益世界各國人民?

 

過去有一種說法,西方國家不會發動不義的侵略戰爭,因為她們國內實行民主政制,而此制度有人民監察,不會胡來。

 

檢驗此說的最有效方法是看實證,而不是看理論是否完備。在二次大戰後,實行民主的美國發動的戰爭多如牛毛,又有哪些不是導致別國無辜人民妻離子散,死傷慘重?美國人民當年聲勢浩大的反越戰,我親眼目睹,其正義感不容置疑,但他們敵得過軍火工業系統嗎?由此可見,西方或美國的民主體制,根本無法排除西方國家侵略別國的可能性。

 

有另一種理論似乎較能自圓其說。侵略可導致佔領或甚至擁有殖民地,我們可乾脆把焦點放在殖民地之上。殖民地宗主國歷史上幾乎清一色的是西方國家,宗主國派到殖民地的官員,大都一言九鼎(從前港督便有近乎絕對的權力),他們既然是獨裁者,會否胡作非為?有些人可拋出這樣的理論,殖民地官員的上司是祖家民主選舉出來的官員,做事一定有分寸,會珍視西方社會的一些價值觀,例如崇尚民主、法治、自由、反對歧視等,所以他們會責成殖民地官員也要保護這些價值。

 

民主制度當然有其優點,例如其權力轉移便往往比別的制度好,但我們也不應把它的作用誇大。今年6月21日我在本報便檢視過一些實證研究,指出民主政制不見得有助經濟增長;在7月20日另一篇文章中,也用數據指出民主制對縮減貧富差距未必有幫助。

 

掠奪印度 未見賠償

 

究竟宗主國實行民主制是否能保障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今天世界雖再無多少殖民地,但此問題依然重要,因為西方國家仍在推銷其制度在道德上的優越性。民主制度下的國家,對別的國家是否都遵從高標準、滿懷善意的道德,還是以利益為先?她們要傳播福音?還是要推行帝國主義?答案可從西方國家如何對待殖民地得到啟發。

 

此等問題最有資格的回答者應是經歷過殖民地的人民。十多年前麻省理工幾位經濟學家發現,歷史上不同的殖民地表現差異很大,若宗主國打算長期留在某殖民地的,她們較有可能建立一些有益的現代管治制度;另一些只想短期淘錢的,則沒有興趣建立制度,這些殖民地表現不濟。

 

在評估宗主國是否出於「好意」才去殖民,我們不妨特別注意英國,因為她比西班牙等國更有興趣建立長期管治制度,而且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文化也接近,更有助於我們評估美國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殖民或軍事佔領。印度的經歷最有參考價值,因為她被殖民的時間橫跨近200年,而且人口眾多,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大國。

 

印度的故事讓印度人來說更適合。近閱一本書,叫《不光榮的帝國:英國對印度幹了些什麼》(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作者是Shashi Tharoor,此人是印度的大人物,曾在聯合國工作29年,當上了聯合國的副秘書長,回到印度後又做了國會議員,且著作等身。此書源自作者2015年在Oxford Union(小友黃裕舜告訴我這應譯為「牛津辯論協會」,他是代表香港辯論界的大將,亦是此協會的骨幹)的一次演說,題目是英國對其過去的殖民地欠了補償賠款,此演說被放上網後立即被瘋傳,致使Tharoor決定寫本更詳盡的書。

 

應該賠多少錢給印度?書中估計,印度因英國的佔領而損失了最少3萬億美元(以今天的價格計算,去年印度GDP是2.61萬億美元)。為何要賠這麼多?英國害慘了印度什麼?

 

作者開宗明義引述世界經濟史大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700年,印度GDP約等於全球GDP的27%(乾隆年間,中國GDP約等於世界的三分一),但到了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時,印度GDP只佔全球GDP的3%。這些數字要分析一下。

 

英國在1600年根據伊利沙伯一世的旨意成立了東印度公司,此公司在印度影響力大,但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印度仍有自己的皇帝,不算殖民地,所以1700年的27%是殖民地以前的印度經濟總量。經過200多年跌至3%,可說明一點,殖民地的經歷並沒有幫助印度經濟現代化,沒有跟得上工業革命,但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說法:英國並無傷害過印度,後者只是自己不濟,經濟不前,而世界卻在飛速進步而已。

 

Tharoor顯然不同意此說,他整本書不少篇幅便在逐點證明印度是如何被英國掠奪及瓦解其工業。英國用了些什麼手段?一種方法是苛捐重稅,農業稅多於農產量的一半,稅率等於英治以前的兩三倍,亦可能是當時世界最高的稅率。抽了這麼多稅要來做什麼?除了流向英國外,也用來支付英國在海外的軍費,例如在1920年代,印度殖民地政府64%的總收入便用在海外英軍之上。英國人在印度一樣收入豐盛,例如在1901年,當上印度國務卿的英國人,一人的薪酬便等於9萬名普通印度人的收入。印度的經濟在淌血,一些貿易數字顯示,印度每年8%的GDP被轉移到英國本土去。在十九世紀末,印度是英國收入最大的來源,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年輕壯丁 徵為士兵

 

印度損失的並不只是財富,還有生命。英國在擴張其勢力時往往會在印度徵用壯丁當兵,例如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攻打中國時,便有5787人是印度兵;義和團後的八國聯軍(1900)英國軍隊中一樣有印度兵;侵略西藏(1903)時也有他們的影子;在埃塞俄比亞(1867)及馬來亞(1875)打仗,印度人也被徵用。英國之所以在全球稱霸,印度的貢獻至巨。

 

不過,英國卻似乎不希望印度能發展出自己的工業,英國有一系列刻意去工業化的政策在印度實施。印度的紡織業本來頗為發達,在十八世紀初,印度的紡織品出口佔全球貿易的25%,但東印度公司卻曾公然派兵去印度的紡織廠大肆破壞,對仍生存下來的工廠,則徵稅70%至80%。英國又控制了印度的港口,英國人可以向印度徵關稅,反過來則不行。在此等政策下,1830年英國銷往印度的紡織品有6000萬碼,但到了1870年已達10億碼!此外,在造船業及航運上,印度也受到不斷打壓,到了1850年,印度的造船業基本上消亡。

 

英國為印度帶來多少法治與民主?英國法官判案中,印度人犯法所受的刑罰幾乎永遠高於英國人或歐洲人,這樣的雙重標準又如何是法治精神?民主嗎?尼克魯便曾指出,英國靠的是極端的暴力,又用了大量的密探。理論上,英國派來的公務員是民主政府委任的,但我們見到的卻只是殖民者的行徑。

 

民粹興起 秩序瓦解

 

不厭其詳地論述印度的殖民歷史,是要推翻民主國家對其殖民地只有善意的教化意圖這一假說,影響殖民者的關鍵是利益。香港50歲以上在成年時經歷過殖民統治的人對此不會感到驚異。但要指出,印度是人口眾多的大國,英國要在那裏掠奪資源以擴充帝國,香港則無甚資源,所以只用作發展為貿易中心,而且在港的政策若過分,會引來中國的反應,所以香港的殖民政策也許不如在印度般這麼粗暴。

 

即使如此,1971年維園保釣集會中威利警司亂棍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1973年「反貪污捉葛柏」等情景,仍在不少港人心中留下烙印。讀罷此書,不由對一些在殖民地時期尚未出生或只是年幼懵懂的人竟在戀殖,感到啼笑皆非。話說當年,學生運動便含有鮮明的反殖民地及所謂的反殖民地奴化教育的色彩。

 

以上歷史例證足可說明,民主制度絕不足以阻礙一個國家走上帝國主義侵凌別國的道路。福音帝國主義的福音部分也許只是包裝,又或許是掠奪別人利益引起內疚,要行一點善以滿足心理贖罪的需求。

 

近年把自己利益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民粹主義興起,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更是沒有顧忌地把保護著過去幾十年全球政經秩序的意識形態外衣脫掉,利益考量變得赤裸裸。根據智庫「自由屋」(Freedom House)的數據,全球可稱得為民主國家的數量正在減少,現有的全球政經秩序似乎處於重大調整的前夕,我們正活在一個多事之秋的世界。但正因有此挑戰,我們更不應被情緒左右思想,就算過去或當今的全球秩序含有不少帝國主義的元素,我們仍該冷靜辨別及吸納別人制度上及意識形態中有用的部分,變得盲目排外便輸了。

 
(HKEJ 2018-11-16)

11/16/2018

《我不是藥神》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今年暑假,內地放映了一套電影《我不是藥神》,賣了個滿堂紅,我最近終於有機會看到。這電影確是一個現象,它是真人真事改編,製作預算七千五百萬元,但票房竟破了三十億。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認不出片中有誰是一線明星,片中主要角色都是些社會低層的小人物,到印度拍的外景也只見髒亂。劇情只是稍有曲折,不算複雜,唯一能吸引這麼多觀眾的原因,應是它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劇情環繞在一個靠賣印度神油為生的小人物身上,他被朋友鼓動,飛到印度購回一批專治白血病的仿製藥物。這種藥物的正版本為瑞士一藥廠研製,在中國賣得奇貴,每瓶售四萬元。不少白血病患者為了治病延續生命,買藥買得傾家蕩產,買不起的便只有等死。印度的仿製品化學成份相同,主角把藥運回來成本五百元一瓶,最初他賣五千元,也賺得盤滿鉢滿,經過開始階段的困境後,各地的病友都紛紛向他購藥,他也成了印度仿製藥的代理商。不過,此種販賣「假藥」的活動在中國是犯法的,他害怕被捕,一度退出,只把進口來的藥物轉給一個奸商發售,此人賣兩萬元一瓶,失去病友的支持。主角眼見太多病友的痛苦,重新自己售藥,並降至完全無錢賺的五百元一瓶。不過,他終被公安追
到,被法庭判了坐牢五年,三年後釋放,但他已贏得病人的擁護,稱他為藥神,負責此案的公安也感到很難把此案辦下去。

  此案的素材不但反映出知識產權與生命之間的矛盾,也是經濟學的好教材,我多年前也曾在課堂上討論過相關問題。印度的藥物仿製,有侵犯知識產權的嫌疑,主角把藥品走私入中國,也是犯了法。為甚麼有些正版藥物這麼貴,但仿製品的成本卻可低至百分之一?這是因為研發一種新藥的成本等閒以百億計,但有了結果後,每多生產一瓶藥的邊際成本卻是很廉宜。藥廠若按照競爭市場的方法,按邊際成本去定價,便一定補償不了研發的成本,虧蝕巨大,以後再不敢發展新藥,所以藥廠必會申請專利,保護其知識產權。擁有知識產權,公司便可用襲斷者的身份訂高出過競爭市場很多的價格。

  反對此種訂價的人,除了在道德層面上批判藥廠不理人民死活外,尚可有經濟角度的論述:知識產權不是不應保護,但保護的年期多長,範圍多寬等多種複雜因素都要考慮,況且保護知識產權的原意本是要使社會利益最大化,但一旦新的科技被壟斷後,不但價格高昂,損害人民利益,而且應用的範圍也會因此而縮減,反而不利科技的普及和傳播。美國十九世紀追趕科技比它先進的英國時,對英國人的知識產權也是不大理會,美國的科技進步才這麼快。

  由此可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能是絕對的,應是一種能最大地造益社會的平衡,世界不同國家很多都會自行判斷如何去作此平衡。例如中國古代發明了活字印刷,今天它不會對此有知識產權;四十年代的一批科學家發明了電腦,今天造電腦不會對他們付出專利稅。但更大的困難是知識產權往往是跨國創新產品被複製或會有利於全人類,但卻不利於創新者或他們的國家,國際上這方面的爭議極難化解。

  中國政府為解決藥貴問題,已免除了一些藥物的進口關稅及將更多藥物納入醫保。我相信這是不
的。對方是一個壟斷體,要壓低價格便需使中國變成一個買家壟斷(monopsony),亦即將市場變為「雙邊壟斷」(bilateral monopoly),政府可直接與藥廠講價。若價錢太離譜,便會禁止入口

 

(Headline Daily 2018-11-16)

特朗普的民族主義與馬克龍的愛國主義 (雷鼎鳴)


特朗普到巴黎與多國領袖一起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的紀念會,卻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擦出不少火花,刀光劍影,蔚為奇觀。也許兩人明裏暗裏較勁的導火綫是特朗普要歐洲諸國為北約多交軍費,但馬克龍卻反而主張要建立歐盟自己的軍隊,以對抗美國、中國與俄羅斯,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後又公開支持馬克龍這個建軍建議。中國與歐洲相隔太遠,在可見將來,並無能力與誘因進攻歐洲,把中國加入要對抗的名單內,只是幌子,但把美國這盟國也加了進去,便是表達對美國的不信任了。

 

特朗普隨即作反擊,諷刺若非美國在大戰中拯救法國,巴黎人已經要學德語了。此君意猶未盡,又說馬克龍民望低,國內失業率又高,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法國人般驕傲與奉行民族主義云云,而且又暗示將來也許德國會入侵法國。為何提到民族主義?原來是早前特朗普剛對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引以為傲,但馬克龍卻在演說中明刀明槍的指斥民族主義(Nationalism),認為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背叛,而且是愛國主義的對立面。

 

美國優先不屬愛國主義

 

一般讀者也許搞不清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何不同,兩者不是都指愛國愛自己的民族嗎?其實不然。我猶記得在美國讀大學時,與一位後來成為香港名人的中學時期同學通訊,正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大家不知怎地在信中爭論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來。同學眼見當時大專界民族主義氾濫,文革時的一些錯誤行為也照單全收,所以十分感嘆。我也反對民族主義,但卻認為愛國主義是可取的,兩者大有分別,若國家受到欺凌侵略時,愛國主義可起到很正面的作用。回想起來,我20歲左右時的觀點與今天馬克龍及自己今天的觀點都一脈相承。這兩種主義有共通的部分,但卻也有着重要的分別。

 

韋氏大字典在網上對它們的分別有詳細的討論,最大的分別是民族主義除了愛國愛族群外尚有一項元素︰把自己國家及國民的利益凌駕於其他國家與人民之上,不斷為自己國家爭取利益。愛國主義沒有這一元素,它與國際主義沒有矛盾,若非被人侵略,愛國主義者會平等看待其他國家。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旗幟顯然與愛國主義格格不入,這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近年此種意識形態席捲世界多個國家,要維持歐盟內部和諧統一的馬克龍,對此當然十分反對,他不滿特朗普把美國當作是高人一等的國家,符合其一貫的信念,兩人雖在公開場合也曾稱兄道弟,但兩人想法差別太大,不會是朋友。

 

社交媒體衍生部落主義

 

特朗普與馬克龍兩人爭拗事小,但民族主義的興起卻是大事。民族主義大潮會用變了種的形式出現,容易與充滿排外及仇恨的思想搞在一起,等而下之的,民族主義的「民族」還會割裂為一個個人數少得多的部落,部落中人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圍爐取暖,視其他部落為邪惡,此種現象早已有一新名詞將其概括:「部落主義」(Tribalism)是也。

我較喜歡「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但民族主義的氾濫可造成戰爭,部落主義卻會造成人類互相仇視甚至一國之內的人自相殘殺,不可不防。為何會有此種現象出現?一個可能的源頭是社交媒體,例如在facebook中,它會把與你意見接近的觀點或人不斷拋給你,久而久之,便會誤以為自己接觸到的小圈子觀點代表着主流。據說facebook已答應法國政府派人入駐,以了解如何能避免利用面書散布仇恨。我對朱克伯格印象很好,他與朋友(其中一位是小兒中學時的同學)創立facebook時,肯定想不到它也有破壞世界和平的一面,它的負面影響在港也容易看到,內地政府禁止facebook在內地運作,竟是有先見之明,現在連歐洲好些國家的政府也要想辦法解決這問題,但願愛國主義能回潮,剋制住民族主義。

 

(Sky Post 2018-11-16)

11/09/2018

看清事實 明白填海好處 (雷鼎鳴)


上周中大經濟系宋恩榮教授與我聯絡,說他與港大的王于漸教授會發起一個支持「明日大嶼」願景的填海造島簽名活動,問我要不要簽。我讀過他們二人在友報發表過的一篇相關文章,與我在本欄連續幾期所寫的分析與觀點不謀而合,所以當然答應。但因我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要保持低調,我就沒有向科大的同事講解此事的技術細節或鼓勵他們加入簽名了。

 

經濟學界對香港的社會活動一般不大感興趣,若非早前反對「明日大嶼」的言論有太多與事實大相徑庭、民粹色彩極濃厚,而且與經濟常識相悖的「分析」,我相信宋、王二人也無興趣站出來批判這些人立場先行的觀點。有些人或許反駁,是否反對填海的便是民粹,贊成的便是理性?簽了名的38位經濟學家(其實楊汝萬教授是地理學大師,不是經濟學家),不也是立場先行嗎?這些疑問倒是有清楚的答案︰沒有經過理性分析及缺乏經得起推敲的證據,但又喜歡呼叫誇張口號的人才算民粹,有小部分反對填海的人提出過一些值得考慮的擔憂,我不會把他們歸類為民粹,38位學者的立場顯然是在分析過大量數據後才決定,所以對他們這方面的批評並不成立。

 

三跑成本加通脹 已具參考價值

 

有些人或會說,他們的理據不是也一味靠估嗎?為甚麼反填海的人所估的1萬億成本便不可接受?任何涉及未來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都必然是估算的,但估算的質量或準確性卻必須看看背後所用的假設是否合理,或只是拍拍腦袋隨口亂說。我讀研究院時花了一個學期修讀過一門「項目評估」的博士課程,讀過無數聯合國、世界銀行或各國政府對很多基建的項目評估,這些世界級的評估,當然也無可避免的一味靠估,但卻無損它們的可信性,因為它們背後有着合理的方法,及站得住腳的假設,與「隨口噏當秘笈」不可同日而言。但涉及未來的,必然會有誤差,問題是對「明日大嶼」項目所作估算可能出現的誤差是否在安全範圍之內,不致推翻討論。

 

估算涉及要找到一些不是這麼容易找到的參考數據,也要懂得甚麼細節可以不理,甚麼是關鍵,某項目有無更好的方案,及不進行此項目所帶來的損失或風險。我初出道尚未讀博士時曾短時期內在商界做過項目分析員,對幾十個項目作過可行性報告,其中一個例子可說明不少問題。

 

當時老闆要我調查一下香港用作燒焊所用,一種叫乙炔(acetylene)的氣體在香港有多大市場。當時香港只有一間公司生產它,數據是商業機密,無從搜查。但有高人告訴我,碳化鈣的唯一工業用途便是生產乙炔,我一經提點,便跑到統計處找來每年碳化鈣的入口量(香港不生產此物),再找來中學時有機化學的課本,用分子量的公式輕易便算出乙炔的總產量。在沒有數據時,我們只要懂得轉彎,一樣可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我們也要懂得放棄無關重要的細節,例如香港學校中實驗室也會用掉小部分的碳化鈣,又或此物有小量雜質等等,但誰又會理會此等細節所可能引致的誤差?

 

填海未開始,我們當然沒有詳細的成本數據,但只有蠢人,才不懂得轉彎。三跑要填海600多公頃,它的成本再加上通脹,不就是有價值的參考數據嗎?將來賣地可得多少錢,現在的地價減個折扣不過一樣有助估算嗎?

 

這裏要提個醒,只要一個項目的社會效益大過成本,便已值得做,但今次社會的要求更嚴苛,不但社會效益大於成本,政府的收入也要大於造島及基建成本。在38學者的聲明中,造島而得到,可建醫院、養老院、公屋等等有益社會的土地,尚未計算在內,因為這些項目只有益社會,不會有益庫房,即使如此,庫房收益仍遠大於成本。但其實就算成本稍大於政府收入,既然有這麼多社會效益,項目仍應進行。整個項目的財政安全系數大很得,很多細節便可以不理了。

 

迫使地價向下跌 造地最為有效

 

有人批評經濟學家不懂經濟101,不知道土地增加後,地價會下跌,因而賣地賣不到這麼多錢。這倒是只懂算術的人在指摘數學教授不懂加減數了。整個項目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地價能顯著回落,造福經濟與民生。38學者的聲明中作的其中一假設是到時的甲級商業用地樓面面積可賣9,000元一呎。據統計處數據,今年中環甲級寫字樓售價已達5萬多元一呎(其他地方要便宜一點),世界第一,再加上未來香港經濟有增長空間,誰敢說9,000元一呎的甲級寫字樓樓面地價,不是已考慮到地價會下跌這一因素?

 

有人說填海沒有考慮過其他的選項。這倒是大大的誤會,光是弄這些島,距離提供足夠土地還有很遠的距離,其他的地一樣要,但要得到這些地,廢時可能更長,在艱苦的討價還價後,成本可能更高。不過,填海造島卻正正是迫使土地持有者不能叫價太高的有效法門,不去造島,地價不下跌,誰肯平價讓政府得到土地?

 

順帶一提,公民黨作了個調查,要人在5個選項中只選1個去支持。其結果顯示,有15%的人選了善用棕地一項,有13%的人選了填海造島。據我在月前參與的公眾諮詢中所得印象,幾乎人人都贊成善用棕地,按此推斷,贊成填海造島的人數應該相近,我估計多數港人都支持這項目。

 

至於調查結果也說,57%的人反對耗盡政府儲備去造島,這不奇怪,我也反對耗盡,但現在儲備不會耗盡,卻會增加。

 

(Sky Post 2018-11-9)

 

進博會的深層意義 (雷鼎鳴)


    習近平本周一在上海主持了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開幕儀式,這個「進博會」驟看起來,有些突兀古怪,但細想下,我認為它是神來之筆,其深層意義,甚至連中央的決策層也未必全部掌握。

  為甚麼說「進博會」使人奇怪?它與廣交會不同,目的並非是推廣中國自己的產品,反而是開歷史之先河,自己出錢替別人建立平台,方便國外企業來華展示自己的優質產品,在本土市場中,直接使中國的企業感受到競爭的壓力。這是與保護主義對立的舉措。

  若論「進博會」的時機,其實也不盡如理想。人民幣匯率近月較為低迷,這意味着中國人民若要購買進口貨,要付出較高的代價。因為美國息口帶頭上升,中國的利率也難以不受影響。利率向上,不利投資,這是普通常識,但其實也不利消費,在高利率的環境下,人民若今天把錢花掉,少了儲蓄,等同未來會因喪失了賺取高息的機會,被逼減少更多的未來消費,在投資及消費都被高息壓抑下,要提升入口並不容易。再者,中美正在打貿易戰,中國增加入口,理論上雖可能增加美國的出口,對美國有利,但特朗普有可能葉公好龍,視中國的善意為政治陰謀,反而要唱淡甚至抵制這「進博會」。

  既然有這些不利因素,為何開創「進博會」仍是一後果深遠的策略?這又可分不同層次看這問題。在較明顯或表面的層次上,中國是要告訴世界各國,中國並非追求貿易盈餘,而且也無意封閉市場,用行動鼓勵外國人把商品出口到中國,正是對堅持開放的政策說到做到。當中暗藏的一招是,沒有跟中國打貿易戰的國家,出口貨物到中國可獲享更低的關稅,這樣對美國便是雙重打擊,美國若繼續打貿易戰,輸華產品不但要付比過往更高的關稅,而且也失去其他國家所享有的比現在更低的稅率,這大大不利於美國在中國市場中爭取更大份額。這對美國的製造業是十分不利的,要知道,去年中國入口1.73萬億美元,大約等同於南韓、西班牙或加拿大整個國家的GDP,這市場規模還在不斷擴大。

  但要真正了解「進博會」的深層意義,我們尚須明白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概念。貿易意味着競爭,競爭正是推動改革及經濟轉型的最有效方法。中國假如能大幅增加外國的進口,競爭會帶來不同性質的影響。

  首先,既然進口商品被放在同一平台被人評頭品足,那麼,在中國龐大市場的利潤驅使下,外國的生產商需在價格及品質上力求增加競爭力,這對中國的消費者及要輸入半製成品的生產商都是好事。第二,外來的產品會與本土產品競爭,中國目前雖然資本充足,但勞工成本仍比世界平均低出一成半,根據基礎貿易理論的Heckscher-Ohlin定理,競爭的後果是歐美日等國家會向中國輸出較多的資本密集產品,中國則繼續生產較多的勞動密集產品,假以時日,因中國教育及科研水準快速提升,將來科技密集產品的生產會愈來愈多。又因為輸入了較多資本密集的產品,中國自己的生產商部份會被逼退出這些行業,它們原本擁有的資本可解放出來用在擴充勞動密集產品或用在發展科技之上,亦即更多的資源放在自己有優勢的領域上,這又會為將來的出口培養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魏尚進的團隊實證研究顯示,更開放的政策促進了入口以後,將來出口增加更快,外貿盈餘甚至會因此提升。讀者可自行判斷「進博會」是否神來之筆?香港在內地的廠家亦應調整新來的競爭下要採取的策略

 

(Headline Daily 2018-11-9)

11/02/2018

金庸創造了一個文化體系 (雷鼎鳴)


數學大師同時也是武俠迷的華羅庚,接受梁羽生訪問時認為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我同意這說法,童話與武俠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容許我們的想像力任意飛翔。但金庸的小說又豈只是童話?他的作品是內容豐富的中華文化與語言的百科全書,也是洗滌感情鍛練意志培養道德糾正人生觀的神器。

 

金庸小說出現的中華文化各種載體使人目不暇給,琴棋書畫、歷史地理、五行八卦、得道高僧、清虛道士、武學泰斗盡皆與故事絲絲入扣,生動自然的融入情景中,對中華文化毫不感興趣的也會不自覺的學到一點中國的藝術、思想、道德情操,這對普及教育的貢獻何其巨大!

 

鍛練意志 培養正確人生觀

 

小說中的人物有3種思想感情最為突出︰俠義精神、愛國愛民的情懷,以及男女之情。「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感染了多少代人?金庸寫情,公認是一絕,「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因他的小說人物而深入民心,甚至使不少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這倒是危險的。不過,元好問的《摸魚兒》卻也因金庸而更成千古絕唱。金庸小說人物情感豐富,悲歡離合,大起大落,倒也使讀者在虛擬的環境中得到鍛練,能更淡定的應對生活中的困厄。

 

上述種種,也許優秀的小說家都做得到,但金庸的不同是他幾乎獨自構建了一個自我充足的體系,這體系的巨大成功又使它變成大中華文化體系的一重要組成部分。在海外華人社會及中華大地之上,有多少人未聽過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之名?華山論劍一詞已成為中文的日常語,人人皆懂。我忙碌時總嚷着要閉關練功,倒也未遇過聽不懂之人。馬雲要在杭州搞個達摩院,大家都可猜到他大概的意思。岳不群是偽君子的代名詞,在從前南越的議會辯論中竟時被用作罵人之語。

 

在中國人的社會群體中,隨時抽出金庸小說中的某些元素,都可與其他人輕易溝通,大家都知道你在說甚麼。用金庸人物在社交活動中打破隔閡的成功機率頗高。有次我在鄭州一所大學中演說後在外面等車,有學生跑來搭訕,不知天高地厚地要考考我對金庸人物的認識,問我誰人武功最好,哪個女子最漂亮。

 

我是金庸小說的頂級專家,此種問題當然容易不過。我認為《天龍八部》中的掃地老僧、獨孤求敗及黃裳都是武功最高的,哪一位更厲害,便要打過才知。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那素未謀面的學生一聽便知我是高手,旁邊有另一同學問誰是黃裳,這便顯出他功力的不足了。

 

巧用歷史 真亦假時假亦真

 

黃裳是《九陰真經》的作者,《射鵰》第十六章有提到他。正史中黃裳是北宋時的一位狀元,50歲時被徽宗委任編輯校訂5,000幾卷道家典籍,這套書叫《萬壽道藏》,19年前我在北京一書店中見到一套,共兩書櫃的書,9,000多塊錢,真想買下來看看為何黃裳在讀了這套《道藏》後可悟出《九陰真經》。幸好沒買,因為宋朝政和版的,早已失傳,今天買到的,只是明朝版,悟不出《九陰真經》的。

 

金庸為何事事都可寫得「真的一樣」?這皆因他懂得利用歷史。上述的黃裳是真有其人,也有編《道藏》,但他80多歲便去世,不是小說中的百多歲。

 

裁剪歷史最徹底的,是把張無忌變成明教教主,而明朝又看成是明教打下的江山,但這些卻又非毫無根據。金庸的《倚天》,估計是讀了明史專家(也曾當過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41年在《清華大學學報》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才寫得出整個故事。明教與明朝是否真的有關,似乎仍有爭議,但我們看小說的,不會介意,反正有真有假才會過癮。

 

哪個女子最漂亮?無疑應是香香公主。她在清兵大軍前走過時,全場呆若木雞,有士兵見她哭了,竟刎頸自盡,這是黃蓉、小龍女未有之境界。學生時代,王于漸教授曾是我室友,他讀到香香公主時迷上了,大叫一聲後,竟自稱是香香公子,以為更可匹配。

 

這類故事,很多人都可侃侃而談,樂此不疲。學生時期,有位內地來的同學,在當年尚未聽過金庸,與我爭吵了一夜,《水滸》好看還是金庸小說好看,他說一定是《水滸》,後來他在美國的圖書館找到金庸的小說,一讀便停不了,天天見他泡在圖書館看金庸。

 

我看金庸這個現象,起碼尚可延續多數百年。

 

(Sky Post 2018-11-2)

中國出口商品為美創職位 (雷鼎鳴)


  特朗普雖然不學無術,且性格充滿弱點,但他既然能得到很多美國人支持,那便反映他的路線能觸動到某些美國人心靈深處。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最怕的是被別人超越,及自己下一代的生活要走下坡。

  剛好近二十年來,美國的傳統製造業急速沒落,職位大幅流失,底特律若非有中國進口它的汽車,連苟延殘喘也做不到。此種現象近年已有很多人研究並有不少新發現,例如,我們已知道這與科技進步不少低技術工人因而被淘汰有關,此種說法雖然道出了事實,但不會打動人心,特朗普諉過於人,說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職位,反而容易大受歡迎,這是人性弱點使然。

  要說中國如此厲害,可把美國製造業打下馬來,起碼也要些表面證據才可撐下去。美國從窮國進口的商品佔總進口的比例,在1991年是9%,到了2007年已增至28%,而其中89%的增幅是來自中國的商品;在1991年美國人的總消費中只有
0.6%用在中國商品之上,2007年卻增至4.6%。我曾到過一些美國的廉價百貨公司,內裏八九成的貨物也來自中國。這樣便可能造成入口競爭,美國一些工廠競爭不過來,倒閉了,工人也失業了。

  這種說法有無根據?不能說沒有。2013年有三位傑出經濟學家,AutorDornHanson在權威刊物《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含有China Syndrome一詞,短短幾年內竟有超過1400篇論文引用它,可見其影響之大。China Syndrome語意相關,此詞是1979年珍芳達、積林蒙主演經典電影的名稱(港譯名:《危機》),話說美國有核電站出事故,核爆可能炸穿地心,從美國直達中國,出現超級災難。不過,Autor等人的論文卻是嚴謹的定量分析,論證了輸入充滿競爭力的中國貨物總體有利於美國經濟,但同時也會造成巨大衝擊,增加製造業的失業率,降低受影響勞工的薪酬,並且使更少的人願意出來工作。我懷疑特朗普的一些謀臣,多多少少也是受到這篇文章的結論所影響。

  問題來了,既然貿易有利雙方經濟,怎麼美國似是在吃虧?貿易的好處,尤其是對就業的好處,究竟有甚麼地方得以體現?今年八月有幾位華裔的經濟學家王直、魏尚進、余心玎及祝坤福,寫了篇論文的討論稿,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表,正好部份回應了這問題。王與魏都是老朋友,按工作年份而言,魏二十多年前在哈佛當教授時是Autor的老師之一,有他領軍,他們的發現應該信得過。

  四位經濟學家指出,Autor等人估算從中國入口商品對美國就業的影響時,少算了一項因素,即半製成品(intermediate goods)對美國生產及就業的正面作用。半製成品不是原材料,但卻是製造最終產品的必要投入,例如要造鋼釘便先要有鋼,鋼便是半製成品之一。要開餐館便要廚具,後者也可視為半製成品。要搞金融便要電腦、手機,這些都是半製成品。

  2014年,美國從中國入口的商品中,八分三是半製成品,它們價廉物美,大大減低了美國下游(down stream)生產(尤其是服務業)的成本,這便助長了這些企業擴充,使它們能僱用更多員工。

  從20002007年,此種效應使美國下游生產中的職位每年額外增加3.25%,在上游直接或間接與中國產品競爭的行業的確有敗下陣來,每年職位下降平均1.98%,正反互相比較後,正大於負,購買中國商品沒有減少美國的職位,反而因此額外每年有1.27%的職位增長。此外,購買中國商品也因推高了美國的生產效率,而使美國實質薪酬每年平均被拉高4.9%。特朗普對入口中國商品的負面看法是錯誤的

 

(Headline Daily 2018-11-2)

 

10/27/2018

明日大嶼的規劃與天災理財 (雷鼎鳴)


香港土地政策應包含幾個目的︰港人居所的面積應顯著上升,樓價下降到可負擔水平,有足夠土地應付經濟與教育發展的需求,及人口老化帶來對醫院及養老院用地的需求。「明日大嶼」雖仍只是一願景,尚未有細節公布,但從過去香港規劃的格局及政府對這願景的一些描述,要推斷出政府對此願景的主要思想,並不困難,盡管這些推斷仍是很粗略的。

 

全數人工島建成後有1,700公頃,我估計約四分一會用來建住宅,等於425公頃的土地面積,假設住宅的地積比率是5(某些評論沒有考慮到地積比率,犯了低級錯誤),那麼建成的住宅樓面面積便大約是2.29億呎,若是建40萬個單位,每單位面積平均約572呎,假設十餘年後每住戶人口平均2.7人,這40萬個單位便可容納108萬人,在島上人均居住面積212呎,比現在的170呎要好一點,但比起新加坡的近280呎及內地的近400呎仍有很大的差距。未來四、五十年間香港人口的高峰會比今天多出約90萬,但隨後會稍有回落。由此可見,在住宅單位數量上,「明日大嶼」似可滿足單位數量上的需求,但卻無法使全港人口居所的平均面積接近新加坡,所以「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其他選項仍有必要考慮。

 

僅滿足人口增長 難改善居住面積

 

政府雖說公屋單位數量佔7成,私樓3成,但我估計私樓佔地總面積與公屋相比不會小很多。島上其餘土地可用以修路、建商廈、醫院、學校、運動場、休憩地方等,上周我已估算過社會效益及政府賣地收入都遠大於成本。

 

有環保人士提出警告,要防範在地球暖化後,海水水位上升至淹沒人工島。此外,氣候極端化後也可能有更多超級風暴,造成風暴潮,對人工島上的建設也有破壞性。

 

這些可能出現的情況自應計算在內,正因如此,人工島便更有必要。香港本來便有海拔較低的土地,如元朗一些地方據說只有5米高,且香港共有6,700公頃是填海造出來的,雖說比較晚期的填海都早已逐步填高,但假若二、三百年後水位大升,香港會否出現水淹七軍,大家都爭着跑上效野公園建房?解決這問題並不困難,把人工島填高一點,便可挽救二、三百年後的港人於水火之中。

 

這要多少錢?其實不多,值得做。中部水域水深約8至12米,若按照機場三跑的海堤已有6.5米的標準,「明日大嶼」人工島總應有6米的海拔吧。若嫌此不夠安全,可再加多2米高度,這額外2米的高度相對於填海泥沙的總用量只是增加了九分一左右(原本是離水底18米的高度增至20米)。最近有報章報道,三跑的海沙價格上升,按照新價格,若要填1,700公頃,海沙的成本可能要高達600億,這當然未計及工程及基建成本,但根據我上周的估算,填海部分的總成本只是2,700億左右,填高九分一,也只是多了300億而已,佔總成本的比例不高。

 

把人工島填至離水面8米高,成本雖不算高,但有無必要?天文台估計,若地球溫室氣體濃度較高,80年後,香港水位可能比今天高出1米。假如暖化嚴重,二、三百年後水位比今天高出3、4米吧。那麼香港不少舊填海區會出事,但新造的人工島不會。若港人仍不放心,又或希望防範風暴潮短暫性的破壞,可參考新加坡,建一些岸邊的海堤便可,當然也可加建一些避風塘化解潮水的部分破壞。海堤的成本可要比整個島都填高便宜得多。

 

提升填海的高度 成本增加並不多

 

財爺說或會考慮發債建設,一些人大驚小怪說財爺也害怕人工島造成破產。香港政府有1萬億財政儲備及6千億結餘,當然有足夠財力用上幾千億作有回報的投資,但它應否借錢?只要它發債的利率低於美國政府的債券利率,把儲備留在美債賺高息並用低息借來的錢造島,是正確的理財之道。美國政府欠債已達GDP的100%,而香港則財政穩健,港息低於美息是合理的現象。

 

社會也有人挑撥專責小組與政府的關係。小組事前的確不知有「明日大嶼」的願景,但我不認為這與小組的辛勤工作有何矛盾。我們不應忘記初心,小組並無決策權,工作是搜集民意並向政府提供意見,目標是找到足夠的土地讓港人住得不用這麼擠及樓價能低一些。人工島是新的方案,且比原來的東大嶼計劃多了700公頃地,雖然土地小組的其他17個方案仍有必要考慮,但願景若能實現,對港人總有好處,我不會介意為何政府未能更早想出「明日大嶼」的願景。


(Sky Post 2018-10-26)

10/26/2018

中美關係很難好轉 (雷鼎鳴)


  中美關係無疑是全球最重要的關係,兩國一旦互相爭鬥,世界人民都會遭殃,過去二三十年行之有效的供應鏈隨時斷裂,商品變得很昂貴,一些需要各大國聯手解決的重大問題,例如如何減少碳排放,防止地球暖化,當會舉步維艱,搞得不好的話,出現熱戰,更會釀成世紀災難。有甚麼因素能維繫兩國良性關係?又有甚麼力量把兩國推向敵對?

  貿易本是維繫友好關係的重要力量,貿易的最佳境界是使雙方都互相依存,例如中國依賴美國的晶片,美國依賴中國的日常消費品,若然此情況持續,那麼兩國打不出來,和平得以恆久。中美兩國也可以是正式或不正式的盟國,卡特總統年代,美國希望中國能聯手遏制蘇聯,傳聞有些軍事機密也肯與中國分享。九
一一之前,美國本有些勢力要找中國麻煩,但恐襲出現後,中美雙方都有共同的敵人,大家都要反恐,關係便會大幅好轉。在金融海嘯出現後,美國要急忙救市,力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債,美國也就不敢對中國怎麼樣。

  但時移世易,這些有利雙方關係的因素已經削弱,有些已消失,特朗普是經濟文盲,誤以為貿易是零和遊戲,把互利的貿易變成雙方鬥爭的平台,大家又不用合作反恐,金融海嘯帶來的壓力大減,現在維繫雙方關係的力量已變得十分脆弱。

  反之,破壞關係的力量卻已大增。美國在十九世紀時精力放在拓展北美新大陸的疆土,對外興趣不大。一八九八年對西班牙打了場勝仗,又把古巴一民選總統迫下台,其後又佔據了古巴一段時間,已有跡象顯示其擴張野心。在整個二十世紀,幾乎十年八年便在拉丁美洲,搞個中情局設計的政變,或乾脆直接派兵攻打。(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的新書 Beyond American Expceptionalism對此有詳細描述。)一九一六年威爾遜競選總統,還以不參與歐戰作口號,但一九一七年美國即發兵參戰。

  二次大戰後,美國軍事、經濟及科技力量所向披靡,全面在世界各角落擴張,韓戰、越戰及海灣戰爭,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索馬里、利比亞、黎巴嫩、也門及敍利亞等國數之不盡,沒完沒了。中東的亂局並無終止的跡象。美國雖然有超級軍力,但在別人地方打了仗,用中情局搞政變後,總是帶來不了和平,留下個爛攤子。近年因為有頁岩石油的技術,美國對中東石油的倚賴大減,注意力又放在太平洋地區,當中最大的障礙便是新崛起的中國。特朗普是名惡意自戀狂,要做霸主,中美對抗的機率不能不上升。

  樹欲靜而風不息,美國要搞擴張,中國只能沉着應付,減少自己損失,中美關係是好不了到哪裏。美國擴張主義的基礎部份源自利益考慮,但相當大程度上也是基於美國人自許的救世主心態。但總結其影響,美國卻是救不了別人,還將別人家園摧毀,此種救世主不要也罷。

  美國是否得到很大的利益,看來也不是。美國在七十個國家設了七百多個軍事基地,去年軍費五千九百六十億美元,接近中國三倍,但政府欠債卻不斷上升。正如薩克斯指出,過去三十年美國並無解決過國內任何一個大問題,收入不均,醫療昂貴,但男人預期壽命竟然不進反退。機場、鐵路及公路等基建老化,無錢維修,連一公里的高鐵也沒建成,不如把軍費用作經濟建設更好。以此業績還要經常制裁這國,推翻那國,帝國擴張心態仍強烈,卻早已顯出力不從心矣。中國增長比美國快,時間在中國一方,這是美國朝野最恐懼的認知

 

(Headline Daily 2018-10-26)

香港社會的兩種病態 (雷鼎鳴)


香港社會近年似是患了病般,戾氣充斥,很多港人都並不快樂。根據全球快樂委員會(GHC)在「世界快樂報告二零一八」所公布對一百五十六個國家地區所作的研究,香港二零一五至一七年的快樂指數排名只是七十六,比巴基斯坦尚要低上一名,從數據中我們也可看到,以香港社會的客觀條件而言,港人的快樂指數本有機會晉身全球十名內。為何港人有此戾氣及不快樂?究其原因,我們或可歸咎於兩種不妙的社會現象。

第一種現象我們可稱之為「部落作風」(Tribalism),第二種現象是不少港人變得日漸消極,對人生漫無目的或路線圖,甚至自暴自棄。二者遺害都甚大。

「部落作風」的特徵是社會分裂成多個相互仇視的小圈子或部落,自己所屬群組說的,不論對錯都力撐,但若某種意見來自敵對或甚至只是立場不同的部落,惡毒語言便盡數瀉出,潑向對方的污水有如長江大河,洶湧而來,別人所說就算合情合理有根有據,也無濟於事。近日香港影星劉德華本著自己的識見及愛港之心,義務替「團結香港基金」所製作的短片「讓下一代看見」作旁白,支持在大嶼山東邊海域填海造島,竟也遭到某些自以為支持言論自由的部落圍攻謾罵。幾年前這些人當中不少還稱呼劉德華為「民間特首」,但一聽到他意見與己不同,便什麼說得出口了。

不要以為「部落作風」只是香港特產,這是一世界性的現象,在歐美國家一樣突出。《紐約時報》評論員費利曼(Thomas Friedman)最近便撰文對此深以為憂,他不無憤慨地直指共和黨在美國國會的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的不是,在奧巴馬年代,麥氏公然宣示,他的策略目標便是要使到奧氏施政失敗。港人對此種取態應該也十分熟悉,香港政客對議會「拉布」樂此不疲,早已作了示範。

經濟與科技的土壤

既然「部落作風」並非香港獨有,那麼它的形成也不能單靠本地因素,我相信歐美國家和香港都有經濟與科技的土壤滋生出此等損害社會肌理的作風。在經濟方面,大量職位轉移到更具競爭力的新興國家,雖使到全人類的收入不均有所消減,但發達經濟體內部的貧富懸殊卻有增加,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發達地區,排外及仇富仇精英的心態會出現。在科技上,社交媒體的設計容易使到用者只看到與自己立場接近的意見,因而習以為常以為不同意見者盡是異端邪惡,又因鍵盤戰士的身份不一定公開,這便使得他們有如戴上面罩去發表意見,心理學告訴我們,這會使他們肆無忌憚的發表極端意見。

「部落作風」有百害而無一利,在社會內部它會造成內耗,在國與國的層面它會製造衝突,甚至戰爭。就算在最重視開放與交流的學術界,近日竟也有美國官方人士無中生有地懷疑中國留美學生學者大多是間諜,這其實也是把世界看作為多個部落的心態反射而已。

香港另一種值得憂慮的現象是不少港人對未來前景變得消極,甚至犬儒頹廢。我過去幾個月在不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地區展覽中與街坊交流,大多數人與小組各人的觀點都十分接近,但我也曾遇過一些頗為消極虛無的人,他們認為提意見不會有什麼用,因為反正政府都不會理會,不再理世事似乎是他們的選擇。

我們當然知道民間對土地問題的意見極度多樣化,甚至互相矛盾,政府不可能每一種意見都採納,但這種無力感及由此而衍生的自暴自棄心態從何而來?這對嬰兒潮一代的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嬰兒潮一代成長的環境中資源匱乏,遇到問題時不想辦法去解決的話,可能會毫無退路,他們沒有多少本錢花費在消極中。但在較年輕的一代中,環境已經不同,大學學位增加了很多,成績不那麼好的也能入大學,畢業後,工資卻不見得進步很多,至於工作表現是好是壞,有些人也認為對自己前途無關宏旨,他們似乎相信,除非付出極大的努力,反正都不會勝過中國大陸來的精英,不如放棄。這是另類的「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心態。

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政治上的。五年前「佔中」尚未發生,一些民調早已顯示大多數港人都知道「佔中」不可能迫使中央對反對派讓步,但「佔中」的鼓吹者卻老是宣傳「佔中」有如核彈,有多大力量云云,不少未懂世情的年輕人恐怕會信以為真,強行要求落實一些不切實際的政治訴求。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只會帶來挫敗,無視實際的所謂理想只是幻想。對人生抱積極態度的人可在失敗中總結經驗,孕育出未來的成功,但消極的人卻更可能躲在小圈子中怨天怨地,以罵人為發洩,長此以往,他們的人生便廢掉了。

我們當然希望這些人都能振作起來,香港要保持自己獨特的政經地位,需要港人有能力繼續對中國的發展作出實質貢獻。中國經濟增長迅速,提供了強大的激勵使內地人民奮發向上,若港人自我停滯,未來香港的重要性必會消蝕,中國也不會太倚靠香港,港人會成為最大輸家。

脫部落的枷鎖,重新認識中國,才可能建設積極的人生觀,對自己、對香港、對中國都有好處。

 

(Yazhou Zhoukan 20181028 32 42期)

10/19/2018

「明日大嶼」願景的財政 (雷鼎鳴)


林鄭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我十分支持,但社會也有部分人持反對意見(在今天的香港,我們會為此而奇怪嗎?)。反對意見中,有部分其實不難解決,但也有一些是充滿民粹色彩、毫無根據的政治口號,拿不出似樣的論據時,只是說一聲「我不信你的說法」而已。這是倒退到科學革命以前蒙昧年代的思想方法,普通香港人有此想法不足為怪,但專業的評論人也不肯去梳理證據,便是失職了。

 

反對口號充滿民粹色彩

 

民粹口號中有一句是此願景有如「倒錢入海」,這是完全荒謬的說法。我的資深讀者都應知道,我一向反對政府擴大開支,胡亂花錢,政府開支最好控制在GDP的15%以下,若因人口老化而做不到,也應盡可能把開支壓在20%以下,我對大派福利造成免費午餐的心態,素來不會支持,但我們要注意,政府開支除了規模是否過大外,也要問句這些錢用來做甚麼?是消費了耗掉了,還是用來投資,以增加未來的資源?若是用作有不錯回報的投資,效益大於成本,只要現金流不出現問題,那便與買入外滙儲備並無本質上的分別,現在付出了,將來可收入更多,「倒錢入海」一語只會是經濟文盲才會用。但「明日大嶼」真的是高效益的願景嗎?

 

這問題若要有精準答案,自要等待政府得到立法會同意撥款作研究後才可回答。但我們只要憑着普通的經濟常識和已知的數據,亦可知道填海造地絕對「有得諗」,因為它的成本效益是十分明顯的。

 

政府初步估計填海加基建要4、5千億或以上,我們就當它是5千億吧。填海要多少錢?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是每平方英尺約1,000元,團結香港基金的顧問報告認為是約1,300元,發展局的估計據說是1,300至1,500元。我們先假設這是1,500元吧。要注意,這是以今天的價格來算,將來會有通脹,但10多年後收穫期的地價也高於今天,所以收益一樣上升,成本與收益的比較都用今天的價格作標準並無問題。1,500元1英尺,1,700公頃的填海便大約是2,744億元了,這是未加上基建交通等項目的。

 

這麼大規模的填海成本有甚麼參考指標?最接近的應是機場了。20多年前建成的1,248公頃的機場大約有940公頃是填海而來的,今天建三跑要再填海650公頃,而「明日大嶼」計劃第一期先建1,000公頃,其餘的700公頃以後才建,由此可知,其填海規模與機場幾乎一樣。當年1,700億元足以填海及建設整個交通設施,但年代久遠,我們不應以當年成本作參考。但第三跑道仍在建設中,填海650公頃及附設要求極高的機場基礎設施(大樓、鐵路與跑道)總成本是1,415億元。「明日大嶼」的面積是三跑的2.62倍,若按此比例作參考,「明日大嶼」的填海與基建成本便是約3,700億元。政府考慮建設接駁到港島區的地鐵及另外的一些大橋與公路,並非是複雜的工程,而且中部水域是淺水地帶,平均水深8米至12米,並無特別理由認為成本會超出很多,政府說的5,000億元已留有餘地(當然都是以今天價格計算),不用無中生有誇大為過萬億元。

 

將帶來萬多億社會效益

 

人工島的效益有兩盤帳要算,一是社會效益,二是政府庫房收入。政府建議在島上建公屋28萬所、私人樓宇單位12萬。假設私人樓宇每單位土地價值是400萬元(比今天價格是低得多),公屋是200萬元(公屋的土地一樣有社會成本),那麼可供建私宅的土地共值4,800億元,公屋土地值5,600億元,合共10,400億元,再加上起碼值幾千億元的商用樓宇、辦公室、道路、康樂運動設施的用地,萬多億元的社會效益是走不了的。

 

政府庫房收益卻要減去5,600億元公屋土地的一部分,但不用全部減去,因為島上建了這麼多公屋後,可部分減低其他地區建公屋壓力,騰出的土地可賣出作其他用途,增加庫房收入,七除八扣,政府收入應在萬億元左右。可否收入更多?不易,因為公屋是香港最大福利項目,這計劃等於政府付出了幾千億元作福利,社會效益沒有損失,但庫房自有損失。若政府或社會認為不應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搞福利,降低公屋比例便可。

 

有沒有更廉價得到土地的方法?也許有,填海也絕非土地供應的唯一來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不是另有17個選項嗎?但正如上周我在本欄提到,只要涉及私有產權問題,獲得土地必然涉及漫長的討價還價甚至司法過程,社會要付出的成本與時間絕不便宜,政府如果用公權力收地,引起的社會矛盾與司法問題也會後患無窮。但如果有填海造島大量供應土地這一招,卻可「倒逼」農地擁有者參與土地共享計劃。

 

篇幅所限,下周再討論如何回應一些較合理的質疑。

 

(Sky Post 2018-10-19)

 

今屆諾獎得主「創意」理論的啟示 (雷鼎鳴)


  上周談到今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默與香港的一些因緣,後來聽到他在紐約大學的獲獎感言,才知道他近年重視城市化對匯集人才的好處,甚至還跑到上海的紐約大學分校教本科生,他應該對中國有一定的認識了。

 

  科大同事謝丹陽教授曾是羅默的學生,寫了篇與他交往三十多年趣味盎然的經歷,在網上瘋傳,讀者不妨找來一讀。

 

  羅默最重要的貢獻是他一九九○年有關科技如何才會進步的論文,此論文的初稿在一九八八年我有份參與籌備的一個學術會議中首次宣讀,當年便知是好東西,今天這篇論文已被兩萬七千多篇學術論文引用過,在經濟學術界中,一篇文有過百人引用已算對得起祖宗,由此可見羅默影響之大。

 

  中國今天面對的經濟問題中,當以貿易與科技發展最引人關注,羅默一九九○年的論文正好對這兩大問題都有啟發性。

 

  簡單而言,此論文把科技與經濟增加的關係如此描繪:科技的進步其實等同於有創新性的意念(ideas)出現,這些意念可體現在新產品的設計上,當然亦可在基礎理論中得到反映。產生新意念需要條件,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本或人才有多少,及現有的科技水平有多高。新意念出現後,會慢慢進入產業鏈中,被應用於製造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goods),中間產品也會被組合為最終產品。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新的意念都可能被多次重複應用,衍生出大量中間產品,從而推動GDP的增長。

 

  新意念可以很簡單,也可以是複雜的。羅默十一年前來科大演講,便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外賣咖啡店往往可買到大中小三種份量的咖啡,但聰明的咖啡店早已保證大中小杯子的杯口都是一樣大小,所以膠杯蓋的口徑便可劃一起來,方便顧客。這種方便已構成了一種科技的進步,儘管它的重要性不高。但一所咖啡店有了這新意念後,很快便可被無數其他人模仿,影響力便大了。

 

  若說影響大得多的意念,例子也是多不勝數的。再舉個例子,中國人在宋朝發明了紙幣,這是重大的意念,大大減低了交易的成本,亦使政府掌握到貨幣政策。到了近代社會,我們若沒有鈔票或由它衍生出的支票與銀行系統,貿易及金融都會大受掣肘。

 

  近年的電子支付又是一種全新意念,它不但把交易的效率與安全性都推上一個新台階,而且還支撐了電子商貿中不少的新創意。例如買家可以在收貨後滿意了賣家才收到錢;若有人賣假貨遭人投訴,在舊模式中,此等商戶不會太易遭到懲罰,但在電子商貿平台中,作奸犯科的商戶可立遭閉屏,等於要被迫關門大吉。沒有電子支付系統,電子貿易不易成功,消費者也不易節省到這麼多資源與時間。

 

  新意念愈多,科技與經濟便會進步得更快。上面提到,人才的多寡對意念的產生大有影響,但甚麼條件可提供更多的人才?教育的投資自然重要,但在羅默的理論中,規模效應更為突出。

 

  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中國或美國,是佔有優勢的,假如這些國家能建設到一些有效的平台,讓本來已是為數不少的人才能切磋交流,不少新意念自可源源不絕。中國近二十多年大量投資在教育與科研上,一些一流大學及成功的企業亦已創造了激勵創新的文化,這便是中國開始敢向美國叫板的原因。但羅默也特別指出國際貿易促進世界融合在一起,它容許不同國家有不同分工,即每個國家可把有限的人才都配置到少量的創新領域中,集中火力在這些領域出新意念。特朗普雖不明貿易對創新有利,自己劃地為牢,搞保護主義,但中國卻應繼續保持開放,守住張無忌「九陽神功」的心法:「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

 

(Headline Daily 2018-10-19)

10/13/2018

華麗政治修詞背後的粗製濫造:評彭斯講話 (雷鼎鳴)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在華盛頓赫德森研究所發表的演說,肯定會成為歷史文獻,它不但標誌中美關係的歷史性轉變,同時也是美國走向沒落的一個紀錄。演講內容涉及的問題豐富得很,在一篇短文中我只能討論一小部分,但已足以見到當中充滿錯得離譜的經濟判斷,對歷史的歪曲或選擇性失憶,以及無中生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指控,這篇演詞遠達不到副總統演講應有的嚴謹水平。


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情況一般不甚了了,大多不會懂得分辨這經過公關精心包裝過的演詞背後的真偽,容易受騙,但懂得的人卻會看出其內容的粗製濫造,美國雖人才濟濟,但正如伍德沃德(BobWoodward)新作《恐懼》一書中揭露的白宮亂局所顯示,特朗普本人的胡來,已令其團隊難以有效運作。


中國得益於美國投資?


上述評價是否過於嚴苛?我相信不是,先舉些經濟部分的例子。彭斯說:「在過去17年,中國的GDP增長九倍,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對中國的投資。」


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很大程度地受惠於快速的資金積累或大量的投資,我曾用正規的「增長會計」(GrowthAccounting)方法估算過,在2000至2017年這17年內,中國61.5%的GDP增長動力來自投資,近年這比重更有所增加。但這些新投入的資金從何而來?是靠中國人民節衣縮食,每年將近一半的產值儲蓄起來用作投資,而不是靠美國。


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額有多少?2000年美國對華的直接投資共43.84億美元,連香港在內地155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也遠遠比不上,與中國當年的總投資額相比,只是後者的1.1%左右。到了近年更加微不足道,2016年香港在內地的直接投資是美國的34倍,美國在華的直接投資已降至等於中國投資總量的0.05%!彭斯似乎忘記了,中國的經濟板塊,早已是一龐然大物,美國的投資只是滄海一粟而已。


這麼微不足道的美國在華投資竟「很大程度地」造就了中國這17年的增長?假如此說也可當真,中國也大可吹噓美國的增長其實來自中國。2016年,中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等於當年美國總投資的0.52%,比例上10倍於美國在中國的投資!


彭斯也引用特朗普的瘋言瘋語,因為美國對中國有貿赤,所以美國「在過去25年重建了中國」。貿易本是互利共贏的東西,但特朗普不知從哪裏學來一些十九世紀重商主義過時的錯誤經濟學,以為貿易是零和遊戲,出口有順差便是賺,逆差便是蝕。


我過去幾個月在各報已寫過多篇文章批判這種錯誤,近日翻查資料,原來特朗普的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恩(GaryCohn)也曾屢屢向他講解他的貿易思想與政策為什麼錯誤,在學術界中,眾多包括多位諾貝爾獎的頂尖高手,一樣寫過多篇文章指出特朗普的錯誤。


左派或中間派的經濟學家批評他不足為奇,但芝加哥學派的一樣要與他劃清界線,性格溫和的諾獎得主薩準特(TomSargent),本來是共和黨支持者的巴羅(BobBarro),不是說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無用,便是直斥其荒謬;芝大和史丹福胡佛研究所的科克倫(JohnCochrane)更鼓勵各國不要理會特朗普的挑釁,各自搞好多邊貿易,將來美國自要乞求再加入她們;諾獎得主史迪列茨(Joe Stiglitz)更慨嘆,從未見過有一個國家的總統經濟顧問是如此不入流的。


話說回來,美國有貿赤等於別的國家向美國送出一定價值的商品後,美國只回送價值較低的商品及一堆並無內在價值可在印鈔機不斷印出來的鈔票,別的國家並把這些鈔票放在倉庫中當儲備。以少換多,不是美國賺了是什麼?中國人幾十年來辛勤地工作生產,廉價地把商品賣給美國,令美國人民得以用更低的代價享受豐盛的物質生活,中國在貿易上絕對沒有虧欠美國。蘋果手機的例子雖然極端,但足以說明問題,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包括工程師與工人的中國人民,每部手機只賺幾塊錢美元,但輸出到美國後蘋果公司卻賺幾百美元,若說美國重建了中國經濟(此說當然不符事實),中國便是支撐著美國經濟的最大功臣了。


美拒「百年之恥」期間欺凌中國?


彭斯說:「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多個國家合辦的組織,不是美國擁有的,但八九十年代中國申請加入WTO,最大的阻撓者卻是美國。猶記得近20年前我在本報也寫過好些文章批評美國的不公,朱鎔基那時也慨嘆等入WTO等到頭髮也白了,現在彭斯反而說中國應向美國感恩,豈不顛倒黑白?只是特朗普常常不滿WTO對美國設限,不知為何彭斯還會提起WTO。


彭斯講話觸及到不少歷史事件,一樣反映出特朗普團隊的選擇性失憶。彭斯說美國與其他列強不同,拒絕在「百年之恥」中加入欺負中國,反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又幫助中國建立一些大學,二次大戰時又是同盟國。言下之意,後來的韓戰是中國忘恩負義了。


美國是否拒絕在「百年之恥」期間欺凌中國?1899年9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Hay)的確發了個照會給有份瓜分中國的列強,要求她們不要在自己勢力範圍內干預中國通商口岸的關稅,而且稅率應對各國一視同仁,這是「門戶開放」政策之始。


先師芝加哥大學著名政治系教授鄒讜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有關中美關係的劃時代經典《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當中便有詳述「門戶開放」的背景。美國與中國早已在十八世紀便建立了貿易關係,並且希望到中國傳教。以當時的情勢而言,有些國家確是要在中國搶掠利益,但對美國而言,若列強把中國肢解,並以中國為戰場,也不符合美國利益,反而中國的穩定有利於美國。


但這並不意味美國如彭斯所言,沒有侵凌中國。十九世紀時美國分到的利益不在少數,八國聯軍佔據紫禁城美國並無缺席,美國派了2000多人參戰,第一批登上天安門城樓耀武揚威的便是他們。1901年的《辛丑條約》中,中國要賠上4億5000萬兩銀,年息4%,分39年繳交,這筆錢是清政府5年的開支,也是列強實質損失及打仗成本的10至20倍。美國取得其中7.32%,折合約2444萬美元。


清廷發現所賠款項遠超於八國的損失,於是派了駐美大使梁誠(他可算是香港人,其子曾當過金文泰中學校長,亦是清政府十九世紀派到美國學習的幼童之一)向老羅斯福總統據理力爭,搞了幾年,羅斯福也不理會他。幸好後來羅斯福得知梁誠在麻省的安多福學院讀書時是壘球高手,而羅年輕時也看過梁的表演,二人關係急劇轉好,終於美國答應不再追收中國尚未繳交的賠款共美元1078萬5286元1角2分(見2010年11月1日本報拙作〈香港應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其實,美國肯停止再收賠款(已交的早已遠超美國在義和團之役的損失),並不等於美國大仁大義,而是中國太慘,連累美國對華出口大跌,美國希望減收一些錢以刺激對華貿易,清華大學的建立便是靠這筆本來便屬於中國的錢。彭斯對這段歷史的前因後果不甚了了,卻自扮正義,使人反感。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與中國是盟國,但美國是否便是中國的救世主?中國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正式對日抗戰,同年日本的南京大屠殺已引起世界人民的憤怒,美國人民反日情緒亦高昂,但美國卻並未打算為中國向日開戰。美國的政策是在亞太區劃了一條界,只要日軍不過這條界,日本是否繼續侵華,美國也不緊張。


中國干預美國內政?


後來日軍侵略印度支那及新加坡等地,對美國歐洲盟友利益衝擊大,美國才對日本禁運石油;直至1941年底珍珠港之役,美軍才下定決心宣戰。中國在自己戰場拖住百萬日軍,有利於兵力不及日本的美國在太平洋的戰情。當然,美軍與日軍作戰,也減輕中國的壓力。科大舊同事齊錫生教授的兩冊巨著《劍拔弩張下的同盟》便多有記載,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其實一直都有嚴重衝突。這些陳年歷史本來過去便算,彭斯卻找出來替美國自吹自擂,豈不是幼稚或心虛的表現?中國又哪有虧欠美國?


彭斯有些賊喊捉賊的指控,我們不能不指出,以正視聽。中國在愛荷華州的《特梅因紀事報》刊登了一份廣告,向美國人民解釋自己的關稅政策,彭斯卻指摘這是中國干預美國選舉與內政的舉措。正如不少美國輿論指出,此等廣告是頗為常見的做法,沒什麼大不了,根本與干預選舉、干預內政扯不上關係,但若說干預別人的內政,又有誰比得上美國?中東的顏色革命中,美國的社交媒體起了多大的作用?史諾登揭發美國監控著包括港人在內的大量電子訊息,這些訊息是不是要用作干預別人的選情?


若還不夠清楚,彭斯在演講開始時,特別多謝赫德森研究所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便使人心中一跳。白邦瑞是赫德森研究所的中國通,列根年代曾當國防部助理副部長,他幫助過「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NED)法例的起草工作。他在佔中後接受霍士電視的訪問,直言美國政府對香港政治有影響力,那裏有個人員眾多的美國領事館,而且NED曾向香港多個政治活動提供過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資助。美國政府資助香港的佔中及其他政治活動,不是干預中國內政是什麼?


中國借錢給「一帶一路」國家搞基建,中國自己能否收回成本頗具爭議,但彭斯卻不知為何如此樂觀,認定中國會得到極大利益,接受貸款的國家卻會跌入債務陷阱,受中國控制。美國派航母到中國水域一帶巡航,是進攻性動作,中國建不會動的人工島,卻更像建長城般,是防守性的行為,美國卻要責難中國。美國軍費7000多億美元,數倍於中國,竟也要指斥中國的不是。中國與梵蒂岡達成委任主教的協議,往中梵建交走了一大步,彭斯也眼紅,說中國的基督徒會因此而絕望。這些雙重標準或無根無據的指斥,也許是為了服務11月美國的選舉,但彭斯胡亂剪裁事實的演說,卻是不可避免地破壞了中美這一全球最重要的關係。


(HKEJ 2018-10-12)

10/12/2018

填海的成本效益 (雷鼎鳴)


每年一度的特首施政報告一般涵蓋面很廣,不同領域的政策都會包括在內,市民也大可各取所需,聚焦在自己關注的項目之上。我最注意的是23條會否立法、土地供應有無足夠大的規劃及科技與人才的問題。從施政報告第33段可見,林鄭對23條仍是採取拖字訣,但時勢逼人,我不知她還可拖多久。

 

今次施政報告最大的亮點顯然是「明日大嶼」。我一向支持填海造地,且認為規模必須足夠大,否則解決不了香港土地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據「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多月來與市民交流後所得到的初步評估,市民普遍認同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特首也注意到這一點,在這個問題上,小組與政府的看法頗為一致。但為甚麼要大規模填海呢?

 

填海需時長,所以它只能被視為多管齊下的其中一管。但若社會能確切知道填海的規模很大,將來會有大量樓宇供應,那麼便同時可預期樓價及地價長遠而言有下調壓力,這不但對今天樓價有遏抑作用,擁有大量農地的地產商也會知所進退,若蹉跎歲月,不把手上在曬太陽的農地早日發展,等到將來樓宇供應大增時才後知後覺在農地建樓出售,便只是跟自己荷包過不去。今次政府的計劃是弄幾個人工島建地1,700公頃,雖然我認為還可更大一點,但規模也勉可足夠矣。

 

令發展商提速開發農地

 

填海雖必也有人反對,但相對已是最不受人間煙火影響、反對較弱的方案。要明白這點,我們可看一看棕地的情況。香港共有1,300公頃的棕地,政府早已把其中540公頃納入發展計劃中,剩下的760公頃雖數量不足,但發展棕地終究有強大的民意支持,在小組內部,我記不起有任何人反對發展棕地,政府對發展棕地的意頭也十分明顯。不過,上述的540公頃從2008年提出至今仍是動不了,政府尚未收到地,當中涉及的收地、清拆及補償、諮詢,改變規劃等都費時失事。由此可見,只要有人已在使用某些地方或對這些地擁有產權,發展土地便毫不簡單。香港某些人只看到在地理上香港尚有未發展土地,於是反對填海,他們不知,人的問題、利益與政治的阻力才是最大的難題,要填的海現在尚未有人居住,已經是較快捷的途徑了。

 

填海造地當然要注意成本效益,但香港土地太有價值,未填海以前我們也容易判斷效益會遠遠大於成本。政府粗略估計要4、5千億元,若此估計接近事實,那麼填海便是太划算了。1,700公頃的地售出後隨時可收回以萬億計的回報。在這塊地之上光是住宅也可有40萬個單位,5千億元等於每個住宅單位的土地成本是125萬元,遠低於今天香港的地價,況且這尚未包括這些新填的島嶼也會有地建築足以支持僱用3、40萬人的商業樓宇,市民的康樂用地及交通設施也可包括在內。順帶一提,在諮詢過程中,我發現不少反對填海的人士都是因反對馬料水填海而已,在馬料水填海的確會增加新界北的交通壓力,對馬料水一帶居民也可能造成損失。在一次關於土地的諮詢中,我便對林鄭建議,填海應大規模,但應免去馬料水,想來政府也認為這說法合理。

 

出售住宅商廈收益巨大

 

不過,我對「明日大嶼」的發展仍有疑慮。政府只是爭取填海工程在2025年展開,2032年才有住宅入伙。這還是太慢了,多等7年去計劃及研究是否太奢侈了?希望政府不再宥於公務員過往的思維,特首可運用權力,走特快通道,每縮短1年的計劃與研究時間,便早1年可化解因土地供應不足帶來的社會矛盾。在交通建設上,我希望政府也研究應否多建一條地鐵綫,連接這些島嶼與九龍,這對發展這些地區,很有好處。

 

在我很關心的教育與科技問題上,我要提個醒︰一、二十年內,若人工智能及機器人的進步一如不少人所料,發達經濟體中一半的職位可能會消失掉。香港要及早建設防禦能力,最好的方法便是使港人更懂得適應及利用這些新科技,而不是被它們淘汰掉。施政報告在這方面有盲點,時間已不多,宜及早評估形勢及籌謀對策。

 

(Sky Post 2018-1012)

經濟諾獎新得主羅默與港有淵源 (雷鼎鳴)


  今年經濟學諾貝爾獎頒給耶魯大學的諾德侯斯(William Nordhaus)與紐約大學的羅默(Paul Romer),前者我不認識,後者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且研究領域相同,都是內生增長模型,所以這裏只談羅默。


  羅默的出身只能用一詞形容:「頂級精英」。他父親Roy Romer曾是科羅拉多州州長及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高中唸的是頂尖寄宿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亦即是面書創辦人朱克伯格的母校。大學在麻省理工主修物理與天文,經濟博士學位則是在芝加哥大學拿的。以這種背景,一般會不屑研究一些二三流的題材,他也的確把精力放在一個頭等重要的題目上:解釋為何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長期經濟增長率。要知道,只要一個國家找對了發展方向,長遠累積下來能改善人民生活的財富是驚人的,中國四十年來實質總體GDP比前上升了三十多倍便是明證。


  1983年羅默所寫的博士論文(在1986出版)及1990年有關科技進步的速度受甚麼條件影響的兩篇論文,都可視為新發展經濟學或內生增長模型的奠基之作。他1983年的論文,因得到一代宗師盧卡斯(Rolent Lucas, Jr.)的品題,成為了這個研究領域的源頭,等同替宏觀經濟學開拓了一個廣闊的全新領域。他1990年的論文在1988年已寫成;當年我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同事艾禮智(Isaac Ehrlich)與我們搞了一個重要學術會議,專門探討新發展經濟學,與會論文後來都在頂尖期刊《政治經濟學報》的特刊出版,羅默的那一篇也收入其中,成為經典。


  經濟增長等於投入同樣或更少的資源便可不斷造出更多或更高質量的產品,如何能做得到?這需要生產力或科技進步,但科技的進步是甚麼?是不斷有更優秀可應用多次的「意念」或新設計出現。「意念」本身便是一種產品,並非無緣無故湧現,需要我們的投入及創造相關條件才可達到。如何營造出有利創新意念出現的環境,正是推高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羅默在1990年的文章提出一種分析這問題的理論框架。他也證明了國際貿易有利於生產創新理念。


  2007年,羅默離婚不久,女兒也醫科畢業,無牽無掛,我們經濟系的系主任謝丹陽是羅默口中他最優秀的學生,而我們又深信他會取得諾貝爾獎,所以當時試圖把他招攬到科大任教。他興趣很大,原來他對香港十分關心。他當時正在推動一個「特設城市」(Charter City)計劃,他認為發達國家對窮國的金錢援助效果甚低,最重要的是要使窮國從發達地區的制度吸收養份,才能內生出可重複使用的新意念,從而推動經濟增長,而香港的制度正是可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參考,所以他也考慮來港一段時間。


  2007年11月他來訪科大,我負責帶他到處參觀交流了解香港。有次帶他上山頂,卻打破了他來港之意。那天天色有點發黃,他問我是甚麼,我說是香港的霧霾,他臉色立刻大變,原來他有呼吸病,醫生勸他不能住在空氣污染的地方。後來他更了解了中國後,知道「特設城市」這一概念其實早已在鄧小平「特區」中得到相當大的體現,接著他又花了不少時間轉而研究深圳的成功之道。


  2007年那次長聚倒有一事對我稍有影響,當時不知道那份報紙有段假新聞,說我在某區買了幾個住宅單位。我哪裏有這麼多錢?羅默從我的同事處聽到這消息後說我在港一定很有名,若報紙報道的是事實,此人不一定很有名,但若報紙肯去為此人報道假新聞,那他便一定很有名。從此之後,我對有關我的假新聞便變得刀槍不入!


(注:拙著《幫香港算算帳》一書中有幾篇文章便是討論羅默的)


(Headline Daily 2018-10-12)

10/06/2018

美國會否對中國發動戰爭? (雷鼎鳴)


特朗普已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的意圖也呼之欲出,將來兩國會否出現軍事衝突,甚至是相當規模的戰爭?在起碼未來10至20年內,中國根本無誘因攻擊美國,所以若是有熱戰,便只可能是美國主攻。但「修昔底特陷阱」的力量真的如此巨大,美國會為了阻止中國的崛起而發動戰爭嗎?此問題事關重大,我們宜從多角度分析判斷之。

 

最近我去了美國南部的名城新奧爾良遊玩了幾天,順便到那裏一所資料甚為豐富的「二次世界大戰博物館」逛了大半天,對美國的軍事史增長了不少見識。因為美國經濟學會年會每幾年便在此開會,新奧爾良市我已去過6、7次,十分熟悉,對那裏極具特色的美食、爵士音樂及法國舍區(French Quarters)十分糜爛頹廢的氛圍也見慣見熟,從前倒是不知有這所資料翔實客觀的博物館,對歷史有興趣的人有機會值得到此一遊。

 

參與二戰前頗猶豫

 

特朗普上任後高叫「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口號,原來美國在決定是否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口號一樣響徹雲霄。這口號在當時很大程度反映美國人民並不願意捲入外國事務甚至戰爭。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兩年多後才參戰,但倒也付出不少代價,在戰爭中死亡53,402人,加上遇到西班牙流感中了招死亡的人,及不少人受了傷,傷亡總人數達320,518人。不過,戰後美國除了推動了並無多大用處的國際聯盟的建立外,並無討到多少好處,反而退伍軍人適應新生活有困難,失業、罷工、暴動頻仍,美國人不免要問句以後應否參戰?在1940年1月的民意調查中,88%的人反對向德國及意大利宣戰;當年6月,反對幫助英國的亦佔60%。但時勢不斷演變,德軍的戰艦到了大西洋的西邊,幾乎封鎖了美國的東岸,再加上日本在亞太區肆無忌憚地到處侵略,主戰的情緒才日盛。在1941年4月,贊成參戰對付德意的美國人已高達68%;同年8月,支持向日本宣戰的也有67%;珍珠港之役後,主戰的情緒當然激烈。

 

在二戰初期對參戰頗為猶豫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根本打不過德國。30年代後期,美國軍隊只有335,000人,德國則有3,180,000人,日本有850,000人,強弱懸殊。不但人數比不上別人,軍備也嚴重不足,1939年1月,美國只有1,700架軍機。我從來不敢低估美國調動資源及人才的能力,美國1941年軍人數目已升至160萬,但德國也增兵至730萬,日本則有240萬;到了1945年,美軍人數已達1,143萬,英軍510萬,蘇聯1,210萬,德國783萬,日本773萬,可見當時戰況的慘烈。羅斯福在大戰初期號召要建造5萬架戰機,當時被認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但美國人卻成功調動一切資源,把美國轉變為盟軍的軍工廠,到了戰爭後期,美國竟共造了30萬架戰機!

 

從美國國防開支也可看到美國軍事化的潮漲潮退。在20世紀初,美國國防開支佔GDP的比重大約2%左右,一次大戰後期上升至22%後隨即大幅回落至2%至3%左右,但在二次大戰期間卻高達41%。美國如何籌備這筆軍費?除大幅加稅,便是靠舉債。1942至1945年,美國的財政赤字平均幾達GDP的22%。

 

打仗成本效益太差

 

二次大戰後與一次大戰後的情況不同,美國已從戰爭中練成武功蓋世,對發動戰爭樂此不疲,韓戰、越戰、與蘇聯的冷戰、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在在都需經費,美國又喜歡當世界警察,列根年代又與蘇聯搞車備競賽,所以美國國防開支(包含對退伍軍人提供的福利)一直高踞在GDP的百分之三、四以上。反觀中國,國防開支佔GDP的比例一直處於2%或更低的水平,而且十分穩定。

 

這裏有幾個觀察。第一,在20世紀初,美國經濟已超越英國,世界第一,其工業實力雄厚,可快速轉身為軍工廠,今天她的工業未必雄霸世界,但科技先進,要變成現代軍事國家也十分容易;第二,打仗是很昂貴的事,二次大戰的軍事開支與人員傷亡足證此節,打越戰、韓戰已使美國吃不消,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甚至敘利亞也泥足深陷,但除了以軍事實力支撑着美元,使它成為儲備貨幣外,美國靠軍事真正討到的經濟效益也不顯著,與中國開戰,成本效益太差;第三,特朗普雖然狂妄,對經濟原理一竅不通,但他重實利,也許他還想美國當世界警察,但卻要別人向美國交保護費才肯幹,與中國打仗,軍費便恐怕要自付了,這是虧本生意;第四,戰爭既然昂貴,正如上周本欄所說,利用地緣經濟的武器騷擾中國,或在香港搞搞顛覆,才是她低成本的方案,戰爭是下策。

 

(Sky Post 2018-10-5)

10/05/2018

加息對樓市影響 (雷鼎鳴)


  香港的銀行上周決定跟隨美息利率增加0.125厘,有銀行更將增幅擴大至0.25厘。此次加息,早在預期之內,究竟樓價會受到甚麼影響?

  影響樓價的因素很多,無人可以未卜先知地準確「預測」(forecast)樓價何時升、何時跌,升跌多少,但我們可以根據經濟理論及實際情況「推測」(predict)出這些因素會怎樣影響樓價。這需要從需求與供應兩方面分析。

  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加息等於是若今天獲得資金,便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這同時也意味着今天借錢的成本要增加,但加多少?這要視乎未加息前的按揭利率是多少及還款年期而定。舉個例子,若利率從3厘加至3.125厘,年期是二十五年,那麼每月按揭供款會增加1.37%。但若將來持續加息,從3厘增至5厘,每月供款額便會增加23.3%

  加息1.37%是甚麼概念?過去一年,中原地產價格指數共上升約16.6%,按揭月供款額增加1.37%,所構成的負擔,只約等於樓價一個月左右升幅所帶來的影響,微不足道。

  但若市場把此次加息當作只是一個起點,美國息口持續上升,那麼市場心理當大有影響,若像上述例子般月供款額增加兩成多,樓價會有顯著下挫。

  加息對宏觀經濟只有一作用,便是所謂的「財富效應」,加息對債主有利,他們財富增加,更願消費,但對向別人借錢的人而言,他們負擔增加,若財富下降,不利其消費。社會中借入錢的總量與借出的錢一定大致相若等(若無大量資金的淨流入或淨流出的話),所以加息在宏觀經濟中所引致的正面與負面的財富效應會互相抵銷掉。不過,買樓人多屬借貸者,加息對他們有損無益,他們感覺較前窮了,更不願消費,但正如上面所述,加息幅度目前仍很低,財富效應也暫不會顯著。

  加息對樓價的影響主要在需求方面,今天香港樓價高企的主因卻是供應嚴重不足,就算把已建成的樓宇絕對平均地分配,每人也只得十六平方公尺,遠遠低於歐美國家、內地,甚至新加坡的水平。在過去幾個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開展諮詢活動下,大多市民應已領會到土地供應不足對推高樓價的關鍵作用。

  下周林鄭便要發表施政報告。土地房屋問題應是重點之一,假如當中含有大刀闊斧堅決增加土地的政策,雖則仍不可能在短期內提高樓宇供應量,但其造成對未來的預期,已足可壓抑今天的樓價,其作用會遠大於今天的加息。但若施政報告無甚內容,則恐怕加息仍無足
力度使樓價持續下挫。

  另一要注意的自然是美國利率會否持續上揚。特朗普政府去年十二月底大幅減稅,這本是利好消息,但美國政府的開支卻是有增無減,這會導致財政赤字及甚至貿易逆差都會上升,兩三年內美國政府欠債可能要多增兩萬億美元,這對息口的上升只會火上加油,我們也不可不防。

 

(Headline Daily 2018-10-5)



9/28/2018

「千人計劃」與排華 (雷鼎鳴)


最近美國華裔科技學術界流傳着一種說法,聯邦調查局(FBI)會密切監視那些曾獲中國頒發「千人計劃」資助的學者,甚至建議將他們全部炒掉,以防他們竊取知識產權云云。

 

此種耳語或媒體上的報道,也許含有不少別有用心的炒作,但它為人注意,應該與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及科技戰有關。8月美國主要的生物與醫療研究經費提供者「國家健康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所長哥連斯(Francis Collins),寫了一封致近萬個收過NIH資助的科研單位或大學實驗室,鼓勵他們可與FBI多了解一些安全事項,此信可能火上加油,使傳聞得到一點根據。

 

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國際知名的神經科學家饒毅寫信,怒斥哥連斯向特朗普主義屈服,政治干預一向公開的國際學術交流,NIH資助的研究與國防無關,NIH並不擁有受資助實驗室的研究成果,為何發此通告?哥連斯回應說饒毅想多了,他並無針對中國,且珍惜學術交流。但猶記得50年代麥卡錫狂潮時被迫害的錢學森及更近一點的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文和冤案的華人社會,哥連斯的辯解恐未夠說服力。

 

屈於政治 學術自由被干預

 

這個「千人計劃」是甚麼一回事?香港學界不少人對它都會熟悉,它的全名是「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計劃」,2008年啓動,是內地眾多吸引學術創新及創業人才的計劃之一(另一著名的計劃是「長江學者」)。它的基本要求是成功申請者要有博士學位,55歲以下,在國外著名高校或科研院所擔任教授職務,也歡迎企業金融機構的專業技術及管理人才,這些人要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獲批者有不少於100萬元的一次性免稅助,其工資中亦有多種稅務優惠,但每年在內地工作不能低於6個月。「千人計劃」中後來又設立了所謂「短期千人」的計劃,參與者每年只用工作2個月以上。

 

美國若真的要針對「千人計劃」,矛頭理應是指向那些「短期千人」的參與者,因為「長期千人」的目的根本是希望這些學者徹底回國,美國政府若要各大學炒掉他們,豈非正中中國政府下懷?至於「短期千人」的人才,他們在美國應有正職,美國的大學1年只有9個或10個月薪水,暑假時他們可到內地工作2、3個月,並無違反大學規則,這在學界常見得很,甚至有時被視作一種榮譽。

 

不過,「短期千人」在內地也頗引起爭議,有些人認為他們只是回國玩玩,收了錢後卻無大貢獻,在大約3年前,除了西部及東北地區的單位可聘請「短期千人」的參與者外,此計劃已被廢棄。美國政府若是針對他們,便有點後知後覺,除了那些願意到較落後地區的少數學者外,FBI恐怕找不到多少有用的對象去調查。

 

我的一位同學及老朋友,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教授3年前撰文,狠批取消「短期千人」的不當,短期來華的學者平均質素遠高於「長期千人」,前者下不了決心長期回國,多是對工作生活環境及政策沒把握,他們需要一段時間磨合才會回國。

 

放棄美籍 回國打出一片天

 

事實上,有多位頂尖海歸學者在過去也只是短期回去,建立了實驗室後才徹底歸國,上述的饒毅及清華的前副校長現在的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等著名學者,都經歷過這過程才放棄美籍,在內地打出一片新天地。中國投放在科研的資金急劇增長,特朗普卻意圖大削研究經費,內地科研單位的條件比前吸引力大得多,若美國政府要迫害華裔科學家,可能有助這些猶疑不決的人更快地加入海歸行列。其實,香港也應打他們主意,吸引他們到港。

 

美國政府的虛偽有時會使人大惑不解,申請到美國讀書的人在美國的領事館中,若被問到畢業後會否留在美國,一定要表明絕不會這樣做,否則簽證不會被批。但美國的國力卻建基於吸納了大量世界人才之上,美國今天的科技界,泰半骨幹都是華人與印度人,若華人都回到中國,美國的科技必遭重大挫傷。2017年,據《自然》雜誌統計,中國在全球最頂尖的68份科學刊物共發表了9,087篇論文,排名世界第二,只及美國的46%,但與2012年相比,中國的論文數量增加了100%,美國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以此態勢,5到10年間,中國或可超越美國。若美國排華,這改變便更快了。

 

(Sky Post 2018-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