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2018

地緣經濟 中美互撞 (雷鼎鳴)


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雖然害人害己,仍應視作是美國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策略的一部分,更準確一點,是地緣經濟的一個錯誤運用。

甚麼是地緣經濟?兩年前有兩位國際關係的學者Robert Blackwill 與 Jennifer Harris出版了一本書《War by Other Means》(譯作:使用其他手段的戰爭),把此名詞定義為「倚靠經濟工具去提升及捍衞國家利益,達成有益的地緣政治成果,並考慮到其他國家經濟活動對己的影響。」

美國三種手段攪局 從中獲利

世界上地緣經濟玩得最投入的當推美國。從前美國遵從「門羅主義」,閉關自守,但自二次大戰後,卻愛上了世界警察這一角色,當中也獲取到不少政經利益。美國的工具主要有三︰一是每年花費GDP的四個百分點建設了超強的軍事力量,在世界多處駐軍,一不合意便對別國狂轟濫炸。二是利用特工組織,在不少地方煽動暴亂,以便把親美勢力推到台上。三是使用經濟手段以達成其政治目的。

第一種工具要付出財力及生命的巨大代價,效果也不盡如理想,甚至會使美國泥足深陷,而且特朗普更對付出了巨大軍費而耿耿於懷。第二種工具成本低得多,但觀乎幾個顏色革命後,相關國家一片亂局,反而成為美國要宣傳的意識形態的反面教材。第三種工具,美國一直用得較純熟,當會繼續被重用,貿易戰就算失敗,也不會使到美國放棄地緣經濟的工具。

美國使用地緣經濟工具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部分應是與石油有關的戰略。早在70年代美元不再行使金本位時,美國便說服了最大的石油輸出國沙地阿拉伯,買賣石油要以美元結算。如此一來,美元在國際上便有重大的基本需求,一張張從印鈔機印出來、沒有內在使用價值的紙張便有了強大的認受性,各國亦爭相用美元作儲備貨幣。這些國家如何得到美元作儲備?是靠輸出有價值的商品到美國,換取從印鈔機滾動出來的紙張,美國的外貿赤字愈大,愈顯示出她靠美元賺取到龐大的利益,只是特朗普不學無術,不明白此道理而已,明白此點的,則被他趕走或自行拂袖而去。

近年美國玩石油經濟又玩出新花樣。因為頁岩層提煉石油的技術有突破,美國對石油進口的倚靠日益減低。據官方統計,2008年美國進口原油3,419億美元,2017年已降至1,326億美元。反觀出口卻日見增長,2008年美國出口的原油只有10億美元,到2017年已達224億美元,若加上其他石油產品,更高達1,096億美元。假以時日,美國成為石油的重要淨出口國並不為奇。在此態勢下,石油價格又可成為打擊對手的工具。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的原油出口國,2017年出口原油933億美元,石油價格下跌可大大打擊俄羅斯的財政,美國減少入口,增加出口,正可達到壓低油價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美國購買石油的數量持續下降,但中國卻上升(去年入口原油1,622億美元),石油最大買家變成是中國,美元是否有能力充當石油結算單位,將來不免存疑。

複製中國經濟模式 影響漸增

中國也是地緣經濟的高手,中國經濟持續上升,其經濟影響力已日見巨大。在台灣問題上,承認台灣的國家已所餘無幾,當中原因恐怕與中國的經濟實力有莫大關係。中國與非洲的關係特別密切,不光是中國在不少非洲國家投資甚大有關,而且是因為很多國家過去以西方世界為師,但經濟卻跌入貧窮陷阱,老是翻不了身;近年學習珠三角模式,卻大有所成,埃塞俄比亞甚至成為世上對經濟前景最樂觀的國家之一。有朋友在非洲經商,也有朋友到非洲及中東旅遊,據他們告訴我,這些地方中國的影響力隨處可見。我相信「一帶一路」不單是由上而下的概念,而是建基於早已發生的現實情況之上。

中美之爭,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頗低,但地緣經濟互撞卻在所難免。

(Sky Post 2018-9-21)

十年前應否救雷曼? (雷鼎鳴)


  二○○八年九月中雷曼得不到美國政府的幫助,終於垮了下來,即時引爆了金融海嘯。究竟當年美國政府應否挽救雷曼,到今天仍是政經金融界很具爭議的問題,誰也不能保證,類似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雷曼倒閉前的幾個月,已有貝爾斯登事件。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貝爾斯登宣佈旗下兩個對沖基金幾乎蝕乾蝕淨,它立時處於風雨飄搖中。二○○八年三月十四日,紐約聯儲局終於出手打救,聯同摩根大通提供二十八天緊急信貸,接着摩根大通更以每股10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它,股價大幅低於一年多前高峰價的172美元。貝爾斯登的問題是槓桿比率高達35.5倍,111億美元的本錢,卻擁有3950億的資產,後者只要貶值3%,它便資不抵債。

  雷曼情況與貝爾斯登有相似之處,槓桿也是超高,它的經營模式是不斷向市場舉債,再運用資金生利。當時雷曼每月要借入1000億美元才可生存,但在二○○八年九月八日美國政府決定為引致次按危機的房利美、房貸美包底,乾脆將其國有化,市場對雷曼擁有的資產是否有毒,大起戒心,不再願意向它提供廉價信貸,雷曼便大事不妙。

  
美國政府此時也要決定是救還是不救?最終的決定是不救!其實在救了貝爾斯登後,美國政府已頗為後悔,為何要救一家管理不善的企業。

  要判斷是否應救雷曼或情況相似的金融機構,應該先訂好一些客觀標準,而不是事急時拍拍腦袋下決定。我認為應有三個準則。

  第一個準則是假若不救,某金融企業垮台後,其引起的連鎖反應會有多大?按照這個準則,金融海嘯帶來的損失雖不如當時某些悲觀者所相信的天要塌下來,但後果卻也足夠嚴重。若挽救雷曼真能阻止金融市場崩盤,那麼雷曼應救。其實三十年代的大蕭條,起因也是因為美國聯儲局內部有權力鬥爭,不肯接納紐約聯儲局的建議,打救一家出現短期資金周轉困難的中型銀行「合眾國銀行」,以致出現擠提,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在其巨著《美國貨幣史》中便曾對此決策大加批評。

  第二個準則是這金融機構是否救得了或是值得救。貝爾斯登的風險管理差勁,美國政府雖有出手相救,但其價值也所餘無幾。雷曼在二○○八年三月至九月期間本來也可在市場得到融資,但它卻嫌條件不夠好而拒絕,因有貝爾斯登為先例,故相信政府必會打救,終於咎由自取。反觀上述的合眾國銀行,本是一十分穩健的銀行,其資金周轉困難也被證明是暫時性的,聯儲局卻沒有去救,終鑄成大錯。按照這一準則,但凡是一向風險管理不錯的銀行,應救,習慣性地不理風險胡來的則不救,雷曼不應救。

  第三個準則是救了以後會否引致更多的道德風險,使到一些投資銀行以為政府必會包底,更為有恃無恐。本來包底自會製造道德風險,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政府有無相應政策加強控制道德風險。觀乎過去十年金融界這方面進步不大,基金經理仍有強烈誘因選擇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因輸了的話也只是別人的錢,贏了卻可獲利,所以若雷曼事件重現,仍會有人打死狗講價,政府救與不救,依然會處於兩難。

 

(Headline Daily 2018-9-21)


 

9/14/2018

金融海嘯10周年祭與免費午餐 (雷鼎鳴)


時光飛逝,金融海嘯發生竟已有10年。回想2008年9月中雷曼爆煲的那天,我剛好在日本東京開會,回港後,但見市場、政府及評論界一片愁雲慘霧,猶記得當時的主流思想是天快要塌下來、海嘯後世界經濟的處境可能比30年代的大蕭條更嚴重、建築在私有產權之上的自由市場制度也十分脆弱云云。我當時花了好些時間細想此事的前因後果,在報章上寫了好些文章及多次被邀演講(部分文章後來收集在拙著《中國與世界經濟大變局》一書中),今天重讀這些文章,並不覺得要修改甚麼。

我當時是極少數的「樂觀派」,相信在2008年10月底左右海嘯已基本上結束,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波幅雖可把人嚇得半死,但對經濟更具影響力的,卻是實體經濟中是否還有重要的增長動力,而美國的生產力進步依然不錯,但歐洲搞了太多福利,體弱血虛,歐洲的復甦比美國慢。果其然,美國經濟傷得不深,香港股票及樓價都有V形反彈,歐洲後來卻出現了歐債危機。10年過後,我們倒應總結經驗,看看哪些地方做對了,及甚麼問題仍未解決。

金融海嘯的源頭是次按危機。在克林頓時期,美國政府已鼓勵其國人買房子。美國人不喜儲蓄,首期付款是個問題,但銀行卻大開綠燈,不少還錢能力成疑的人都可得到樓價95%甚至100%的按揭,此等債務質素低下,故有次(級)按(揭)之說。

貪婪製重重泡沫

次按帶來了以不同形式出現的道德風險,不少人爭吃免費午餐。從購樓者的角度看,他們本應關注風險,衡量自己是否過度消費、有無還錢能力。但若有接近100%的按揭,等於銀行替他們包了底︰若樓價上升,他們有賺;若樓價跌破按揭金額,他們大可走數,把樓宇交給銀行便是,蝕極有限。美國天大地大,欠下爛帳破產,後果並不嚴重。銀行肯提供高成熟按揭,本身便等於向買屋者送出免費午餐。

但銀行為何如此愚笨,不理自身風險?這是因為另有人給她們送免費午餐。銀行把按揭證券化後,可把此等債務賣給房利美或房貸美,從此以後,原本的按揭人是生是死便與銀行再無關係。銀行等於是扮演了經紀的角色,爭取了按揭的客戶後,便把按揭賣給兩房,賺了中間人的手續費。

兩房為何又肯買入這些按揭證券?另一種免費午餐又在過程中出現。兩房雖不是政府所擁有(2008年9月8日美國政府才將她們國有化),但市場普遍相信她們與政府關係密切,若出事,政府會包底,所以樂意低息向她們貸款,兩房得此廉價資金後,即可大量購入銀行的按揭證券。

免費午餐無孔不入。低質素的按揭涉及大量風險,所以持有這些證券的投資者要買保險,這便形成了當時的CDS等保險票據。若風險沒有變成真正的危機,保險票據,尤其是有數十倍槓桿的票據有巨利可圖,買了保險的投資者便不用太害怕按揭變成壞帳了。但為甚麼擁有CDS等保險票據的投資銀行如此勇猛,不怕房地產泡沫爆破後要承擔的風險?要知道受到CDS所「擔保」的資產一度高達62萬億美元,4倍半於當時美國的GDP。

這是因為有些投資銀行的CEO也在吃免費午餐。投資銀行雖是資本主義的重要符號,但其實她們的產權結構更接近「公有制」。這些銀行並無老闆,股權極度分散,以當時的美林為例,CEO是最大的持股人,但他也只擁有0.07%的股權。美林42%的股權為基金公司擁有,但這些基金也只是由千千萬萬的投資者所擁有。從投資銀行的角度看,高風險高回報才是她們的至愛︰若回報夠高,她們可分到紅利;若虧了本,只是別人的錢,他們可全身而退。到今天,投資銀行缺乏老闆或私有產權及由此引伸出的免費午餐問題尚未解決,甚至使人忘懷,將來問題還可能再現。

美對華恩將仇報

美國靠量化寬鬆讓聯儲局購入銀行的有毒資產,算是應對正確,但其後遺症卻是引起其他地方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揚,香港樓市亢奮,部分原因也由此而起。量化寬鬆使美國避免了一次大蕭條,卻也同時使她失去了一次糾正過度用錢的毛病。美國的內需(消費加上投資)大於她的生產,多出來的需求如何填補?是靠貿易逆差,即其他國家向她輸出商品,美國只寫下欠單或多印刷鈔票便可。這本是以中國為主的其他國家救了美國一命,但現在美國卻反發動貿易戰,其又食又拎的心態已被特朗普當作理所當然。

(Sky Post 2018-9-14)

美若對日發動貿戰有何後果? (雷鼎鳴)


    特朗普會否對日本發動貿易戰?若然會,又有甚麼影響?


  按照特朗普的性格與邏輯,向日本發動貿易戰是完全有可能的,問題是時機及會否被他的顧問勸阻。事實上,日前特朗普已暗示日本在貿易上若不聽美國的指揮,他與安倍的良好關係便會煙消雲散。


  在貿易逆差上,日本顯然也是美國重要的打擊對象。據美國官方統計,2017年美國在商品貿易上共錄有
8075億美元逆差,在服務業貿易上卻有2552億的順差,但特朗普政府為求突顯自己受「不公平貿易」所害,卻老是只談前者,不理後者。在這八千多億的商品貿易逆差中,對華的逆差是3756億,對歐盟是1514億,對日本則是689億。


  這些官方數字其實頗為誤導,例如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中,相當大的一部份根本不是中國製造(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元件大多不是中國貨,數百美元的手機不到十元屬於中國製造,但美國卻把整部手機的價
都當作是中國出口)。不過,在政治宣傳上,特朗普既然要扮受害者,我們也不妨按照上述數字去推演其邏輯:中國是造成美國逆差的頭號國家,所以要重點打擊,歐盟替美國製造的逆差是第二大,當然也要向其商品徵收關稅,但在開始階段,火力宜集中在中國,所以對歐盟仍未全面開戰。來自日本的逆差也很大,可列為第三號敵人,開火是遲早而已。


  日本對此頗為苦惱。在美國向其他國家發動貿易戰期間,日本企業早已被殃及池魚。近日一個對日本114家大型企業的調
顯示,六成以上的企業聲稱貿易戰已傷及其利潤。將來若美國向日本徵關稅,多半會針對日本的汽車及零件,在2017年,日本出口到美國的汽車及零件共達555億美元,佔其GDP 1.14%。雖然向這些商品徵稅並不意味着日本的損失會高達555億美元(日本可把資源轉為生產其他商品及與其他國家貿易),但日本數十年來經濟已停滯不前,當然不想屋漏兼逢夜雨。


  日本會否反擊或只是吃個啞巴虧?政府若反擊,民望會好一點,但日本軍事防衞上倚賴美國,而且日本民族性習慣崇拜強權,期望她與美國大打一場貿易戰有點不切實際,除非她能從1985年《廣場協議》的教訓中痛定思痛,則作別論。但若她對美的出口受到影響,便更需與中國搞好經貿關係,以彌補損失。


  美國向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發動貿易戰,是否能減低其貿易逆差?我過去多次指出,貿易逆差等於國民總儲蓄減去國民總投資,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美國人的消費巨大,所以儲蓄率低,容易出現貿易逆差,倘若美國人繼續做大花筒,消耗大於生產,便不可能不出現逆差,與多少國家打貿易戰都無補於事。這本是經濟學101的常識,但既然如此,倘若美國沒有出現經濟衰退,因而消費並無減低,那麼我們便不會見到多場貿易戰後美國的貿易逆差會有所縮減。特朗普顏面無存,可能反而會對世界更多的地方徵收更重但依然是害人害己的關稅,日本是一個依靠貿易的國家,當然會受害。

  美國的經濟學家對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一直劣評如潮,這與這些經濟學家政治取向並無關係,例如得過諾貝爾獎的左傾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便斷定美國對華貿易戰必輸,也是諾獎得主但右傾的Tom Sargent最近一樣指出特朗普低估了中國。美國害人害己,世界的經濟難免會受挫

 (Headline Daily 2018-9-14)

9/07/2018

取錄新生如何才算公平? (雷鼎鳴)


哈佛大學最近被一個叫「支持公平收生」的學生組織告上法庭,美國司法部上周更公開站在這學生組織的一邊,指控哈佛收生不公平,歧視亞裔美國學生。

有何不公?該組織分析過從2000年至2015年共16萬名申請人的數據,發現美籍亞裔申請人的公開試分數及學業成績平均都一向高於其他族裔,但哈佛收生時用上了一項頗為含糊且充滿主觀性的標準,叫「可愛程度」(Likeability),亞裔學生在此大大失分,不少人因此無緣入讀哈佛。

其實哈佛的「制度研究辦公室」在2013年有一份它不願公開的內部報告,其中顯示出若收生時只看學業成績,現在哈佛的亞裔美國人,應佔學生的43.4%,就算把課外活動的表現也考慮在內,哈佛也會有26%的美國學生是亞裔的,但過去真實的比重卻只是19%。可能是受到壓力的關係,今年入學的亞裔學生倒是破了紀錄,高達22.7%。以上述數據看來,哈佛的確不易擺脫種族歧視的嫌疑,情況有如上世紀20及30年代歧視猶太人般。

「可愛程度」或涉種族歧視

上述的收生標準中用「可愛程度」的確不妥,隨時可為種族歧視作掩飾,但哈佛(其實也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名校)有無更好的理據?美國的大學有一政策叫「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其核心是容許更多環境並不理想的少數族裔也能進入大學,亦即收生時成績及其他要求都較寛一點。因有此政策,為數頗多成績普通的少數族裔也可入讀名校,但亞裔學生成績太好,不但未被「平權行動」保護,還要被「扣分」。

美式「平權行動」是否公平?我推測它的「理論基礎」或許是這樣︰收生時只看學生已達到的成就,會忽略了學生成長時不同的環境。舉個例子,在教育十分發達的麻省一帶的中學生就算考SAT得滿分,往往被視作理所當然,申請入學或獎學金時會輸給SAT低100、200分的中南部落後州份的學生,原因是後者的學校差勁,但學生仍可在不利條件下取得還算不錯的成績,可證明此等學生頗具潛質云云。

究竟應該看已取得的成就還是要看某人在惡劣環境下的進步程度?我相信兩者都有道理。小兒在美國所屬大學,校方有些免費課程訓練如何才可在課室把書教好,我年輕剛當教授時也曾上過這些課,但覺十分沉悶,以後對類似課程敬謝不敏,但小兒只做研究,從未教過書,倒是說此課程頗有啟發性。其中一環節是把學生分成幾組,每組都參與同一教學遊戲,即製造出一些玩具出來,但不同組別獲分發的材料卻大有分別,有些資源豐富,有些卻幾乎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甚材料。其結果當然是有些小組產品精美,有些卻簡陋。此遊戲的目的正是要告訴一些準老師,有些學生成長時有足夠資源扶持,有些卻生活在匱乏中,所以不能單看做出了甚麼,也要知道他們在匱乏中取得了多少進步。

匱乏下取得進步更可貴

哈佛收生時若只因上述理由而為非亞裔學生加分,我們倒是不便苛責。不過,如何評估學生成長背景及進步程度,卻總不如審視已取得的成就這麼客觀,用「可愛程度」則更易為種族歧視開綠燈。亞裔家庭並不見得比白人家庭富裕,其最大優勢只是父母重視教育,為何大家都交稅(哈佛有接受政府不少資助),白人不用扣分,亞裔人卻要?哈佛可能水洗也不清。

行筆至此,倒是想到部分不懂歷史的年輕人對中國的評價。中國的科技及經濟總體而言當然是比不上美國,有些人卻因此而嘲笑中國。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而言,他們知道短短幾十年前中國是如何的一窮二白,但即使在這種惡劣條件下,中國人民卻顯示出偉大的創造力及奮鬥精神,其進步速度之快是歷史上從未有人見過的。別人現在成就比你高,跑在你前面,但若你肯拼搏圖強,速度卻終會化為成就。

(Sky Post 2018-9-7)

 

8/31/2018

延長有薪產假有何作用? (雷鼎鳴)


特區政府近日在考慮應否將有薪產假從現在的10周延長至14周。假如這政策實施,會帶來甚麼影響及多大的影響?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要搞清楚政策目的。第一個目的應是提供更多的勞工福利。有些人不贊同用「福利」這名詞,認為這應稱為「權利」。產婦生育,自應是其權利,給她們假期,也是理所當然。不過,延長假期,而且是有薪的,都會帶來社會成本,我們很難期望社會沒有人會問,為何別人有義務承擔起這成本?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即使我們將產假視為福利,也要問誰在承擔着其成本。

不生育女性承擔成本

我們若對歷年來人口普查的數據作仔細的定量分析,不難發現女性平均收入低於男性,縱使是在很多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例如同一教育水平、同一工作年數等等,也是如是。因為香港的菲傭很多都有大學學位,但薪水低,我們當然可以合理推斷女性平均收入是被外傭拉低,但即使我們把外傭從數據中刪去,女性平均收入較低仍是存在着的事實,離開了學校的時間愈長,差距愈明顯。

為何如此?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性別歧視,但我不認為此種心態在香港十分嚴重,我相信部分原因是因部分女性將會生育。她們產前產後都要脫離工作崗位,而且有薪水,所以僱主一早便把此因素考慮在內;也有部分女性生育後乾脆不再工作,也可能使僱主在培訓她們時有所顧忌。產假愈長,愈有可能加劇僱主的偏見,對一些根本不打算生育的女性也抱同樣態度,並一早便在薪酬上反映。若然如此,那些本來並無生育計劃的女性本應與男性有同樣的生產力及收入,但卻被連累少了薪水,如此說來,是她們在補貼要生育的女性了。但假如每名女性都打算生育,人人最終都得到補貼,這倒無所謂。但這種假設的漏洞是香港45歲的女士有近4成人沒子女,不生育的人太多,並非所有女性都可享有薪產假。

第二個政策目的是鼓勵生育。香港的總和生育率近20多年來一直處於世界的低水平,一名婦女平均一生人只生育0.9至1.3名小孩,有不少更乾脆不生,這麼低的生育率,人口自然有下降壓力,政府便頗關注香港勞動力會否下降。我不認為勞動力減少很重要,只要能提高人口的教育水準及生產力便可抵銷這影響,但我們仍應問問延長4周的有薪假是否真的能刺激生育?

我10年前做過一個研究,曾隨機抽樣向數以千計的女性作調查,其中一條問題是,假如要求她們比原本計劃再多生一名子女,她們要得到多少補償才肯這樣做?不同的人答案有差別,但平均而言,她們認為要4、5百萬元才可補償到其成本。若問她們生育最大的負擔是甚麼,大多數的答案是高昂的樓價及教育費用。一名適齡生育的女性,從統計數據可推斷,平均月薪遠低於18,000元,多了4周有薪假期,怎可能抵銷數以百萬計的成本?況且現時樓價及教育費比10年前都高太多,她們生育的意念恐怕更不如前。

無助刺激低迷生育率

雖然我對這兩大政策目標都十分懷疑,但卻認為政策的後果,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都十分有限。香港去年共有56,500名嬰兒出生,20至45歲適齡生育女士的勞動參與率大約是74%,以此推斷,共有約41,800位產婦是在職的。假設她們平均薪酬是每月18,000元,那麼多了4個星期產假的總薪酬便是6.95億元,再加上強積金及其他福利,可假設每年的總成本是8億港元以下。

香港GDP是26,600億港元,這不足8億的成本,只等於GDP的0.03%左右,比例很低,所以政策的影響,不論正或負,都只是十分的輕微,這並非很重大的政策。

(Sky Post 2018-8-31)

 

8/24/2018

港獨與中港歷史 (雷鼎鳴)


稍有分析力的人都會知曉港獨在港完全行不通,被媒體糊裏糊塗捧出來的港獨頭面人物陳浩天近日接受《時代雜誌》訪問,連該刊的記者也驚訝於陳的不學無術,「廢青」一詞在該記者筆下幾是呼之欲出。但港獨在小部分港人中確有市場,這便容易製造及激化社會矛盾,及可能使到一些原本並無必要且會減低港人自由的法例變成必要,社會倒是不能像鴕鳥般對此種毒瘤視而不見。陳浩天向特朗普寫了封要求損害香港利益的信,雖不見得會起到甚麼效果,但已顯露出港獨支持者抱有玉石俱焚心態的徵兆。

不論從法理、經濟、政治、軍事、歷史等角度看,港獨都全無基礎,這裏只稍從歷史角度看此問題。港獨包含着香港是一獨立主權國家的思想,「國家」一詞中文含義廣闊,大抵包含了Country(凸顯出國土的重要性)、Nation(指擁有血緣、文化等共同性的國民或民族)及State(泛指包括有政府及主權政治實體劃有國界的地方)等3個原素,在每一個原素,港獨都毫無基礎。

早歸入秦帝國管治

先說Country或國土部分。香港1,11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誰擁有?我們大可不必像考古學家般把部分港人的祖宗上溯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但卻可指出絕大部分港人都是「新」移民的後代。小部分港人的祖宗並不是這麼「新」,香港本是漁村,傳說蜑家人是公元403年兵敗於南朝開國之君劉裕的浙東漁民後裔,他們被天師道的領袖盧循率領來到大嶼山一帶繁衍生息。若是陸地居民,我們也知宋王朝滅亡後,大批中原人士到港定居,現時新界鄧姓文姓等原居民便是他們的後代。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到港,也發現港島早有近8,000居民。九龍城的侯王廟有一石碑,上刻有1822年重修該廟時捐獻者的寶號,這百餘個捐獻者多是商戶,與廣州商戶的冠名方法極為接近。從這些先民的角度看,他們來港已久,一早住在這裏,土地應屬他們,其他人都是後來者,哪有權力把別人的土地割走去搞港獨?較有(不是絕對有)權利提出港獨的新界原居民或蜑家人,尚未聽到他們提出港獨,這幾代才來的新移民後代,哪有資格用別人的土地去搞港獨?

再說State或政權的部分。公元214年已統一天下的秦帝國在嶺南建三郡,香港屬南海郡,從此香港正式納入秦帝國的管治版圖。在深水埗港鐵站附近有一去處,是1955年李鄭屋邨出土的東漢古墓,內中主人似是東漢的鹽官,此種官階地位等同州牧,墓中亦有「大吉番禺」及「番禺大治曆」等磚刻,足見當時香港已是與中國的郡縣制管治緊密連在一起。《新唐書》有記載,屯門為唐軍駐兵之處;南宋最後兩個皇帝趙昰及趙昺的政府,還乾脆滯留在今天的土瓜灣一段時期。歷史上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毫無疑問。

英日主權不被承認

香港的部分或全部也曾被外國人所侵佔過,但卻無損中國對她的主權。1493年,歷史上有名的貪腐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把世界的勢力範圍劃分,南美洲除了巴西外,歸西班牙所有,巴西屬葡萄牙,中國也變成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葡人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一直都有到珠江口岸一帶要求貿易,並以其船堅炮利作為後盾,1517年有8艘葡船從其馬六甲的根據地來華,假稱是進貢,1518年被要求離開廣州,但他們卻攻佔今天深圳的蛇口,後失敗,又退至屯門島(可能是今天的內伶仃島)安營紮寨,又到屯門海澳及葵涌海澳一帶上岸製造火器及豎立石碑,燒殺掠奪。1521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鋐經過連場海戰終驅走葡人,收回屯門島、屯門、葵涌等地。用戰爭捍衞了香港地區,當然是彰顯了中國對香港地區的主權。其實在殖民主義年代,歐洲人往往把歐洲以外地區的人都視作野蠻人,而野蠻人是不能有領土主權的,所以殖民者每到一地都可插旗立碑自稱擁有主權。1858年《天津條約》的第51條便訂明在各式公文中禁止中國使用「夷」字,但當然歐美人可稱其他人為Barbarian。

鴉片戰爭後香港被英國佔領及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佔領,當中因涉及不平等條約及侵略,主權不為世人所承認,所以中國對港的主權並不算被中斷過。港人對這些應十分熟悉,不贅。

有無香港「民族」這回事?從血統上及文化上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到有此「民族」,若是有,也輪不到某些從中國移民來此沒有多少世代的人竊據這稱號,香港的原居民才勉強有資格這樣做,但相信他們會以身為中華民族而自傲。但假如某些自稱為「香港民族」的人收購了海外某孤島自立為王,我們也大可不用追究他們。

(Sky Post 2018-8-24)

8/17/2018

2200公頃的填海玫瑰園 (雷鼎鳴)


團結香港基金上周二公布了一個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據「基金」的資料,這是它成立以來最大型的顧問研究計劃。我的義務工作之一是作為「基金」研究委員會的成員,但我沒有參與過這項研究,聽過「基金」作出報告後,認為這是很合時宜且有重大社會效益的建議。

人工島將成為新交通樞紐

這個計劃建議在大嶼山以東的中部水域填海2,200公頃,製造一個新的人工島,此海域地近坪洲、交椅洲、周公島與喜靈洲,但建成的人工島不會與這4個小島連接起來,以避免影響小島上原有的生態。說它是「強化版」,主要原因是它比「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十八選項之一、只得1,000公頃的東大嶼都會計劃,還要大1,200公頃,而且交通建設更為雄心勃勃。根據建議,此地將會成為一個新的交通樞紐,有3條海底鐵路,第1條4公里便到堅尼地城港鐵,第2條直達美孚港鐵站,第3條大嶼山連接到屯門。另外又有3條公路,1條經海底隧道直通港島,1條至11號幹綫,1條駁上港珠澳大橋。報告中對水深、航綫、水流、環保等細節都有清楚論述。

這計劃的最大特色便是它涉及的面積大,可起到一勞永逸的效果。根據年前政府公布的「2030+」計劃,政府在未來20、30年總共需地4,800公頃,已找到3,600公頃,尚欠1,200公頃。現在強化版的東大嶼都會計劃計劃若實施,比以前增多了1,200公頃。我也是成員的「土地專責小組」,近月不斷告訴市民香港尚起碼要多找1,200公頃,有了這新計劃,「小組」任務豈不完成?我們可提早收檔?

能提早收檔當然是好事,但這恐怕是個誤會。「小組」一直指出1,200公頃是不夠的,香港不但住宅樓價及租金貴得要命,連商業大廈的辦公室租金的增速,一樣使各公司吃不消。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使港人住得更大更好更平,又有空間多建商廈、交通配套、公眾及康樂體育設施,額外多出了這個人工島,當然對發展香港大有禆益。此計劃不但與「土地專責小組」沒有衝突,還會相輔相承,「小組」尚要繼續通過18個選項覓地,尤其是能較短時期內可得到的地

間接推動地產商發展農地

「強化版」規模之大,足以使島上住宅共可容納近110萬人。如此規模的填海計劃一被社會接納,住宅樓宇的預期供應自會大增,這對樓價便有重大下調壓力。香港一直受困於發展商不一定願意把農地發展起來或支持市區重建,倘若這些持份者知道將來樓價會大幅下滑,他們便會有巨大誘因早日把農地發展,以免招致損失。因此,這個發展計劃可起一石二鳥的作用,不但比原定計劃多了1,200公頃,還可間接推動地產商更快發展新界的農地。

此計劃若要起到這些效果,還需要另一條件,這就是速度。倘若這人工島要20年才造好,再加上建屋的時間,那麼計劃完成時,我可能已行將就木矣,今天的地產商自然對現在便推出農地沒有這麼積極。因此人工島需要加快做,若是在10年之內建好(工程上這可行),一石二鳥的效果會更凸顯。

香港近年出現了一小撮頗為自私而又無腦但卻喜歡發表言論的人,他們認為自己反正不會是填海新地的居民,填海只會益了地產商,所以對填海計劃都會反對。上述建議中,7成住宅是公屋(我認為不一定要這麼高的比例),對公屋輪候期當可大幅縮短,又因多了這些土地,樓價自然受壓,就算選擇不住到那裏的無殼蝸牛也會因而受益。至於地產商是否得益,卻是難以定論。多了潛在的房屋供應,他們現在便要減價,但將來有機會可投到多一些的土地在競爭壓力下要實行薄利多銷策略,利潤是上升還是下降,難以判斷。但就算他們能多賺錢,又有何妨?
 
(Sky Post 2018-8-17)

 

8/13/2018

中國有無債務危機?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戰火早已蔓延至科技戰場,我在友報亦曾就此發表過一些文章。下一個受到牽連的領域,有可能是金融市場。美國人財技高超,但中國資本市場仍有不少管制,人民幣匯率尚未達致全面由市場決定,美國的不少財技可用武之地有限。特朗普一直希望人民幣升值,若中國有大量資金流出,引致人民幣貶值,反而不合乎美國的戰略目標,若有匯率戰的話,也可能只是一場目標不清的「混戰」,沒有價值。剩下來佔中國金融市場最大板塊的不是規模有限的股市,而是資源真正所在地的債市。

 

媒體報道一向混亂

 

債市是否鞏固,直接影響到中國金融的穩定性。自歐債危機以來,國際媒體時有對中國債市悲觀的報道,但中國似乎都可輕易化險為夷(見〈信報〉兩篇拙作:2011年10月10日的〈內地資金鏈會否斷裂?〉及2014年9月10日的〈中國會否爆發企業債務危機?〉),這便應提醒我們,對中國債市的危機意識是否過了火,誤判了真實的國情?

 

林行止先生在本報2018年7月24日的大文〈熱戰未至大混戰,人匯貶值後患深〉,在討論貿易戰時,敏銳地把視野擴闊到中國的債務問題上,他認為「內地的債務已陷『水深火熱』地步,去年負債達同年國民毛產值(GDP)的百分之三百強(參考數據,美國同年的負債比率在百分之百左右)」。

 

行止兄所引用數字有根有據,但這些數字在媒體報道中一向混亂,就算有根有據也容易張冠李戴,使人產生誤會。按照我對這些數字的認知(見下文),中國的總體債務,即國債(含地方政府債)企業債,以及住戶或個人債務,加起來或有可能超過中國GDP的300%,但行止兄所引用的美國負債比率卻只是美國政府的欠債,不包括私人市場的債務。

 

2017年美國的公債是GDP的105.4%,與行止兄所用數字相符(若減去各州的地方欠債及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互相欠債,則是GDP的77.4%),不過,私人市場中的債務卻高達202.8%,公私債務加起來一樣超過300%,與歐洲及加拿大等地情況大致相同,而且因為美國的2016年總體儲蓄率只得GDP的18%,遠低於同年中國的46.4%,所以中國債市的基礎遠比美國的穩固,「水深火熱」是過了火的形容。

 

不過,正如上文所提到,有關中國債務數字的媒體報道一向混亂,我們有需要對真實的情況先作較小心的了解,並從中找出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才可避免屢次預測中國經濟「爆煲」,但此煲總是不爆的錯誤。先從數據談起,再談理論。

 

總體債務包含幾個項目,第一項是政府的欠債,此等數字國家統計局公布甚詳。在政府收入方面,地方政府的收入在2017年佔總收入(中央加地方)的53%,但各省市的收入大部分要上繳中央,後者再另行把這筆錢分配。地方的開支佔總開支高達85.3%,可見各省市間收入再分配的程度頗高,沿海的一些省份,例如廣東,其實是不斷的補貼著較窮的省份,但這些補貼不應被視為借款。

 

全國而言,歷年財政都有赤字,積累起來的欠債,在2017年高達13.48萬億人民幣,佔GDP的16.29%,在2016年則是16.15%。美國中情局的《世界事實書》(The World Factbook)一直有整理世界各國的重要數據,根據中情局的說法,2017年中國政府的欠債應是佔了GDP的18.9%,我有一多年來的習慣,若數據有討論空間,我一般採用對我立論不利的數據,以減少爭拗,但即使是18.9%,中國政府的欠債也是全球最低之一,在世界排名188,遠低於排第一的日本所欠的等於GDP的223.8%。

 

中國政府欠債率全球最低之一

 

在這裏也應指出,上述的政府欠債,未有包括政策銀行債券,鐵路部的欠債等,有些機構估計,若什麼都算在內,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在2017年高達47.6%。根據上文我自訂的原則,我選擇採用47.6%這一較高的假設,雖然其準確性不是不可挑戰。2016年的相關數字則是46.4%。

 

第二種債務是私人或私營債務,這本來有企業欠債及住戶欠債之分,但人民銀行的統計中卻使用了所謂「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把企債與住戶欠債合二為一。

 

2017年12月,企債加住戶債合共169萬億元人民幣,是當年GDP的204%;2016年12月,同樣的統計是156萬億元,佔GDP的210%。此兩種債務數量挺大,比起2008年的125%,增幅顯著。有人也附加一些假設後,把企債與住戶債分開,在2016年前者估計佔GDP的166.3%,後者是43.2%,近年常有人討論的所謂企債危機問題,正是源於企債的數額甚大。

 

第三種債是外債。政府、企業及住戶所欠之債,有部分向外資借的。

 

據官方統計,政府在2017年所欠外債只是1323億元人民幣,等於GDP的0.16%,微不足道。但中情局的數據中,中國的總外債在2017年卻是1.61萬億美元,佔GDP的13.7%,我相信這主要是因為企債中有部分是向外資借的。不過,外債的部分卻不用再加在總欠債之上,否則便會重疊計算了。

 

綜上討論,2016年中國的總債務,即政府債、企債及住戶債,加起來大約等於GDP的256%。2017年的數字疑問較大,但可能高於2016年。我們大可以作出幾個判斷:中國政府(中央加地方)欠債率極低,出現債務危機機會不高,不過,地方政府的收入這麼多要交到中央等候發落,卻可能引起問題。住戶欠債不算高,不用擔心。企債佔總額的份量最大,GDP的166.3%不能等閒視之,這比例高於歐羅區的104%,但有網上資料庫說香港企債是GDP的234%,頗使人驚奇。又總債務在2016年尚未有GDP的300%,比例低於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報告的全球債務佔全球GDP的327%。

 

中國的企業債雖然不低,但其實這對構成危機,仍有相當距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點要注意的是中國超高的儲蓄率,中國的總國民儲蓄率一向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2011年高達GDP的50.4%,2016年國民消費雖增加了,儲蓄率仍保持在46.4%。年年近半的收入被儲蓄起來用於投資,在資產負債表上資產部分自然巨大,這便可支持到數量一樣巨大的負債。我們可作一比較,美國的儲蓄率是17.5%,世界排名106,她2017年的總欠債(公債加私債),根據上文提過的數字,約為GDP的308%,後者是當年儲蓄量的17.6倍。美國大約要17.6年的國民儲蓄才可還清其總欠債。

 

中國人民儲蓄超高

 

至於中國,總欠債量等於GDP的256%,當年儲蓄量是GDP的46.4%,二者相差5.5倍,亦即5.5年的總儲蓄便可還清總欠債。美國與中國相比,哪一個國家更易出現債務危機,不是很清楚嗎?當然這不是說沒有中國的企業會出現債務違約等事件,若有此種情況,多半是該等企業自身的管理或業務出現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資本結構與歐美國家頗為不同。投資學問中有所謂的股債比,中國自2007年底股市大跌後,股市尚未真正恢復元氣,股市尚非融資的最有效途徑。過去10年,中國新儲蓄起來的資金(若不算利息及折舊)超過250萬億元人民幣,上海與深圳股市總值加起來則尚不足50萬億元(以8月3日市值計),比起10年前,並無什麼增幅。

 

由此可見,股債比中的比重,大大向債市傾斜,中國的融資不是靠股市,而是靠人民超高的儲蓄,而這些款項則通過銀行或債券市場借出到企業的手上,股市仍只是股民短炒套利的場所。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儲蓄總量愈滾愈大,貸出的總額只會繼續增加,將來還會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中國的債務總值會繼續上升。但只要中國債市中的資產大於欠債,這便不是壞事,不用大驚小怪。

 

這裏尚有一問題要說明。中國的股值不振,企業主要靠借債融資,這會否影響企業的價值?以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與Miller定理告訴我們,在沒有稅制或資訊扭曲的條件下,一所企業的融資方法並不會影響這企業的價值。

 

換言之,企業的資本結構或股債比例不會影響到企業的價值。以一所樓宇為例,究竟這樓宇是自己掏錢買的還是靠借錢買的,它的價值還是不變。同理,中國的資本結構以債務為主,有些國家則以股本為主,但這些對公司的價值沒有影響,也不是造成危機的直接原因。

 

不過,在不同資本結構下,風險的承擔者卻有所不同。例如,一所生意不景氣的公司若沒有欠債,股東便要承受全部損失,若是有借貸而又出現債務違約,那麼銀行便會受到拖累。

 

(HKEJ 2018-8-10)

8/10/2018

熱浪對經濟的警兆 (雷鼎鳴)


近日世界多處地方熱浪滔天,本應擁有夏天涼爽冬天溫和地中海氣候的西班牙葡萄牙,竟出現40多度高溫;印象中應屬極北苦寒之地的挪威,也有40多度;加州內陸地區又乾又熱,山火在百多個地方肆虐;我6月底到北京開會,經朋友接洽,順便到北京黨校內的利瑪竇及幾十位耶穌會教士的墓園中憑弔,那幾天氣溫也達40度,我要高呼吃不消。

我不怕冷,但怕熱。地球是否暖化,對我的快樂指數頗有影響,今年暑假因頗多公務,幾乎全部時間都要留港,不能避暑,苦不堪言。為何不怕冷只怕熱?原因是我曾有10多年住在幾個使人避之則吉的冬天之城。芝加哥是有名的風城,它靠着無遮無擋的密歇根湖,冬天之際,北風呼嘯而至,是真正徹寒入骨的。我也在明尼阿波利市住過4年,此地是美國最寒冷的大城市,1、2月間,加上所謂的冷風因素(wind chill factor),當年屢有出現攝氏零下55度的低溫。至於另一個居住過多年的水牛城,雖因地近風景區尼亞瓜拉瀑布而吸引到大量遊客,但卻也與使外人聞風喪膽的大風雪結下不解之緣。

極端天氣會致財產損失

對地球是否暖化,原來在科技界仍有激烈爭論。我不懂這門專業,但以我橫跨幾十年的觀察所得,我較相信地球確在暖化。我中學時在香港華仁就讀,那裏的課室兩邊通風,感覺舒服,不大覺得熱;但近20年前,校方下令將課室一邊很具建築美感的木製闊邊百葉窗全部拆掉,改安上密封鋁窗,以便安裝空調,我見到後大感失落,昔日校園建築和諧之美湮沒了是一個原因,但也是有感於新生代嬌生慣養,沒有冷氣上不了課,現在看來,恐怕是地球暖化了所致。但更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去年2月中,我重回明州母校,戶外溫度竟是攝氏20多度,學生都爭相穿着夏衣,跑到街上嬉戲。從零下55度變成零上20多度,差別也太大了吧,怎不叫人警惕?

地球暖化會帶來甚麼經濟損失?以前讀過一些嚴謹的研究報告,現在已找不出來,但清楚記得,都是天文數字。這不難理解,若溫度平均升高1度,已經可以大事不妙,極端天氣會頻繁出現,風暴、火災、水災、旱災等等都可能奪走大批人的性命,財產損失更難以估量。只要想想南極陸地上的萬古玄冰溶化掉,海洋水平上升,多少地產會被水浸,便可知問題的嚴重。北極的海水浮冰溶掉卻不會使水位上升,否則違反阿基米德定律。

若要減低氣候變暖的代價,我們不能不減少碳排放,這倒有可能創造到商機。從前太陽能發電遠比火力發電貴得多,現時差距已拉近不少。太陽能的光伏板能大幅降價,主因應是中國已在大規模生產。從前我在美國很少見到光伏板,現在在一些陽光充沛的地方,例如加州,卻是容易見到很多房屋都安裝了光伏板。除了光伏板,風力發電也沒有碳排放。從前我在某些地方見到發電風車,覺得新奇,但現時在世界不少地方也可找到這些風車,希望這能減慢溫度上升的速度。對商人來說,這些也可以是新興的生意。

減少碳排放可創造商機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環境庫茨湼茲曲綫」,是指窮國人民為求擺脫貧困,會重視工業發展,甚至犧牲了環境也在所不惜,但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後(這是用了10多年前的物價指數),愈來愈多人會對環境生態看得較重,所以願意花費資源去改善環境。因此之故,隨着收入上升,環境會愈來愈糟糕,但過了某個階段後,環境會愈來愈好。世界各國發展階段差異極大,有些國家在致力減排,有些則尚會大搞污染工業,也有些如美國般,發了達後退出巴黎協議,不理環境的破壞。

霍金曾預言,到了2600年,地球將「暖化」成一個火球,人類不能再居住。我不認為他對,因遠在火球出現前人類已死光,哪裏還有機會繼續碳排放?

(Sky Post 2018-8-10)

 

 

沒土地儲備便應加快程序 (雷鼎鳴)


  我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中最感頭痛的問題,是中短期土地供應不足。中長期或長期不是沒有問題,而是短缺的量沒有這麼嚴重,並且尚有時間可以化解。但政府若不下些猛藥,而又不是遇上經濟衰退的話,未來十年樓價仍會在高不可攀的位置。如何解決這十年的短缺問題?

  在香港仍有大量土地儲備的年代,這應該不是問題。香港開埠以來,填海造地達六千七百公頃,雖比不上新加坡更大手筆的一萬四千公頃,但總也曾使香港有些土地儲備。不過,近十多年來,填海近乎完全停頓,過去的土地儲備幾乎已消耗怠盡,土地稀缺所帶來的困局,便不斷在我們眼前出現。

  有儲備可用及沒有儲備會帶來完全不同的後果。有儲備的話,就算覓地或造地需要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問題也不大,社會要地起房屋,大可每年先在儲備中撥出一部份土地便可,減少了的土地可從新造的地中得到補充。有了這個緩衝,社會不至於出現要地時完全得不到供應的難題。但現時沒有儲備,要等新造地完成了才能建屋。香港一些規章制度所隱藏的弱點便全面浮現出來。

  甚麼弱點?是程序繁複,若有爭拗,更會拖拖拉拉,這次第,怎一個慢字了得。當我第一次聽到某些程序起碼需時十多年,另一些甚或需要二、三十年時,我是感到十分驚訝的。若追問為何要這麼久,總會有一些聽起來很合理的理由,我們甚至可想像到做事要先諮詢多如牛毛的各種持份者,要有程序公義等等說詞。從良好願意的角度看,這是體現出民主法治精神,而且若有大量土地儲備以濟燃眉之急,我們又那用介懷新造土地要多久時間?問題是在儲備已經近乎用盡的條件下,施施然地走過所有程序的機會成本便太大了。待到某些地可建成房屋,我們或要等上二十年或更長,這本身便是不公義,而此種不公義卻是由某種畫地為牢自設的所謂程序公義所造成。

  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n Olson)在其傳世巨著《國家衰亡》中早已指出,在一些所謂民主社會中,一些人數不多的利益團體很易向政府施壓,一早便訂定了一些只對他們有利而別人不大理會的法例或程序,久而久之,社會的運作會大大被此種本無人注意的條例所束縛着,社會的進步便停滯下來。造地所需的程序是否很多已變得不合時宜,阻着地球轉動?我們也很難期望公務員體系中誰有此魄力加快造地的速度,唯一有足
權力的只是特首。我希望在土地問題上,她能用盡她的權力,走快速通道,把一些中長期才可供應到的土地提早到短時期便能使用。以香港的政治環境,她會為此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甚至變成烈士,但這是得付出的

 

(Headline Daily 2018-8-10)

 

8/03/2018

為何要申請轉直資? (雷鼎鳴)


兩周前教育局通知香港華仁書院直資辦學的申請不成功,在媒體及華仁的校友圈中頗引起一些討論。我是港華校友,在那裏度過了幾年極有意義的學習生活,深明有數百年經驗累積的耶穌會教育理念不同凡響,但恐怕香港教育界中人未必人人懂得欣賞。

舊同學中,以我所接觸的,幾乎人人都支持母校轉直資,究其原因,我猜測主要是華仁校友人才輩出,但現時畢業生的考試成績與我們那年代相差甚遠,不少人都認為這是華仁收生時缺乏自主所致,而直資則有助取回自主權。

有助取回收生自主權

其實大約十年前華仁也有考慮過轉直資,當時曾當過港九華仁校長,也是華仁校友精神象徵的狄恒神父卻反對這樣做,他的理由是崇高的,因為他本着有教無類的思想,不希望學生盡是有錢人的子女。這是理應受到尊重的理念,但崇高的願望往往在實踐中出現問題而致事與願違。

大約一年半前,狄恒神父與我們飯聚,我坐在他旁邊,他告訴我他已改變了看法,全面支持直資。不過,他在重病中,聲音太柔和,附近環境又有點嘈吵,我無法聽清楚他的理由了。這也無妨,直資的利弊,倒也不難判斷,自己做點研究也可搞清楚問題。

現時香港共有73所直資學校,其中52所是中學、12所是中小學。直資了的學校基本上可獲得與以前相同的資助金額,初中學生的單位補助是每人每年59,349元,高中則是72,626元(校齡低於十六年的學校資助額稍低一點),平均每名學生大約66,000元吧。沒有直資的學校不收學費,直資了的學校卻可以,但對收入較低的家庭,卻可減少或全部免掉學費。各校收取學費的標準不太一樣,在網上資料可見,聖保羅男女中學的學費是每年61,000元,若讀IB課程的,更高達91,500元。也有便宜一些的,例如聖保祿學校的高中是27,500元,拔萃女書院則是38,000元。但更為便宜的是愛國學校,培僑的高中是12,040元,香島是9,140元。

學費減免條件最透明的是學費高昂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內資料列明,根據不同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是入息減去租金或房屋每月供款)訂定可免多少學費,例如「可支配收入」低於331,500元的4人家庭可獲全免學費,校方對某些活動還會有津貼。收入高一點的減免額便少一點。換言之,不同學生其實在交不同的學費,收入最低的不用交,收入愈高,交得愈多。

學費收入可辦多元活動

在經濟學的術語上這稱為「歧視性價格」(Discriminating Pricing),但其實當中並無多少歧視成分,若說有,只勉強可說是家庭寬裕的學生受到歧視,要多付一些錢才可與別人得到相同的教育機會。不過,這些學生倒也沒有吃虧。舉個例子,假設一所直資學校學費5萬元,一半人零學費,一半人交足5萬,學生總人數是800人,那麼學校便可比資助學校每年多出2千萬元的資源,足以做到很多改善教育的工作,甚至因為校內教育質量改進了,家長不再熱衷於付錢讓子女參加一些對教育無助的補習班。

小兒高中時在美國一所寄宿名校安多福(Andover)就讀,今天該校的單位成本是每名學生每年10萬美元,但全費學費寄宿費是53,000美元,而且48%的學生有助學金,一樣可學費全免(學校經費並非由政府補助,而是靠捐助而來的基金)。有着這麼多的資源,不但低收入家庭的人可入讀,而且校內光是不同年級的課程也有300門,更不要說課外活動之豐富了,我從未聽過該校的學生需要找人補習。

由此可見,直資可增加學校用在每名學生上的資源,低收入家庭子女得益更大,但這有個條件,便是直資的全額學費不能太低,否則便不能「劫富濟貧」,以致資源不足。

低收入家庭學生得益多

港華只計劃收2萬元左右的學費,我認為是不足夠使到直資的好處凸顯的。以此學費,她不易列舉出足夠的進一步改善學生的各種計劃,可能教育局也是以此為由,否決了她的申請。至於報章上所說的有近半老師不贊成直資,我看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直資後教學質量的要求難免增加,競爭壓力大,有些老師或許會不適應,但願華仁明年再接再厲,再申請一次。

(Sky Post 2018-8-3)

 

「厲害了我的國」與中國科研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的延伸是科技實力上的比併。經濟是科技發展的基礎,但科技水平卻同時也是經濟表現、軍事力量與國際地位的重要源泉。中美兩國科技成就各擅勝場,但總體而言,美國領先的領域廣泛得多。既然如此,使美國坐立不安的是甚麼?是中國科技進步的速度!此速度使我們的認知每天都顯得過時。

  科技上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是未來科技成績的重要領先指標,實驗室出到成果,將來的科技水平便有保障。中國的科研水平如何?這要看量與質兩方面。先看量。


  我從前的一位學生、現在美國工作的賴港華教授很懂得我思考的方向,時有主動傳來一些與我興趣有關的學術文章,近日他又傳來一篇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 Working Paper 24829)傳閱的新鮮熱辣文章,是兩位哈佛學者所寫的,其中一位是哈佛著名的勞工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該文正好提供了大量數據,說明了從二○○○年至二一六年中國科研成果進步的情況。


  文章首先用國際學術期刊數據庫Scopus的記錄作根據,把從二○○○年至二一六年在自然科學、工程與數學國際期刊所刊登的論文檢算一下,發現來自中國的論文在二○○○年只佔總數的4%,但到了二一六年已佔18.6%,超過了美國的17.8%。這些數字並非簡單的數數文章數量便可得到,因為絕大多數的論文作者都不止一人,而且可能是國際合作,所以要把每位作者的名字及其地址搞清楚,再按比例算出他們對每篇文章的貢獻。這項研究尚另有一重要的計算,便是把用中文發表的科研論文也包含在內,不過因為這些論文影響力及質素不及用英文寫的,所以文章根據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比例,替用中文的論文數量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經過這些調整後,文章認為中國在科研論文的數量貢獻上佔了全球的36%,這些論文被引用的比例亦佔了全球的37%。這些都是十分卓越的成就,研究的作者甚至認為,中國十多年前還是全球收入最低的國家之一,科研竟然可以進步這麼快,足以寫入世界科研發展史中。


  上述談的是論文的數量,當中有小部份還可能涉及學術腐敗造假等,但在今天資訊發達的年代,造假容易被揭發,得不償失,應已減少。不過,相比於數量,我們應更重視論文的質素,在這方面,最有資訊價
的應是頂尖學術期刊《自然》每年所編訂的「自然指數」。這個指數把世界各國及各科研機構在自然科學最頂尖的六十八份刊物中每年所發表的論文數量都算出來(若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作者,一樣要按人數計算對論文貢獻的比例)。


  按照「自然指數」所公佈的資料,二一七年美國在頂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共
19579篇,中國全球排第二,共9087篇,遠遠低於美國,但又遠遠高於排第三的德國。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數量每年都在增長,美國的卻在下降,例如從二一五至二一七年,中國的增長是18.3%(與五年前相比,增幅更達100%),美國則是負6.02%,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十年後若中國在最高質素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超越美國,也不應使人奇怪。


  「厲害了我的國」在宣傳策略上比不上韜光養晦這麼有智慧,但美國人也不是傻子,他們懂得利用大數據評估中國的未來,中國官方的低調不一定能忽悠他們。在科研領域上美國要未雨綢繆,遏制中國,這是他們的遠見

 

(Headline Daily 2018-8-3)

7/27/2018

貿易戰的勝負標準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中,甚麼是輸甚麼是贏?應先訂定準則,否則雙方都各自宣稱勝利,便十分無聊。今次是美方主攻,中方是被動地捲入戰局,所以輸贏的標準首先要看美國能否達到其戰略目的,及中方能否排除美方干擾,繼續按自己目標前進。

美國的目標是甚麼?兩個多月前中美談判後發表聯合聲明說貿易戰不打了,但隨後美方卻反悔還是要打,中國有過了這經歷,估計已不再相信美國的某些人,並認定他們的終極目標只是要美國永續霸權。

中國雖然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最高國策,無意浪費資源與美爭霸,但中國的迅猛發展使到美國有些人坐立不安,相信若現在不遏抑中國,將來恐怕要不情願地與俄羅斯合作才能多抵擋一會,「修昔底德陷阱」不易破解。雙方勝負的標準應是美國有無能力阻止到中國,無論在經濟或科技上都冒升到世界第一。

貿易戰不但要有目標,也有代價。代價來自它是雙面刃,扭曲了資源配置,傷到了對手時,自己也受傷。例如關稅不但減低了別國的生產,自己的消費者也要付出更高的價錢。設立關稅的國家隨時損失比對手更大,難怪美國有不少不認同特朗普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根本不需回應美國的貿易戰,讓特朗普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便可。

美國貿赤愈多 實際利益愈大

小國若無貿易,後果嚴重,人民可能活不下去,但對大國而言,因國內不同地區可貿易,貿易戰帶來的破壞低很多。同行徐家健教授最近在友報撰文引述美國學者的研究,正好估算出美國若完全閉關鎖國,GDP損失只是8%,但中國閉關損失卻會高達11.2%。若估算正確,我們可知貿易對這兩國的影響不是這麼大,且影響力相若。美國GDP是中國1.5倍左右,美國GDP 8% 絕對值正好約等於中國GDP 11.2%的絕對值。

特朗普及香港某些評論人似乎認定,貿易中有盈餘者便是贏家,有赤字便是輸家,而中國對美貿易有3,700億美元盈餘,所以中國是討了美國便宜,一搞貿易戰,中國失去的出口額比美國輸華的出口額大,所以美國必勝。這是很膚淺的看法,是十九世紀的經濟學。中國對美有盈餘,意味着中國輸出很多商品給美國,換回的是價值較低的商品,加上一些印鈔機印出來並無內在價值的紙張,中國把這些紙張當作儲備,美國便不用再生產有價值的商品以換回這些鈔票了,所以美國赤字愈大,愈顯出她佔了大便宜。不過,因為中國輸美產品中有超過三成的元件非中國所造,及在服務業貿易中,美國對中國有巨大盈餘,所以總體貿易上中國對美的順差,應在1,000億美元以下,而不是3,700億,亦即美國討到的便宜只是前者,沒有後者這麼大。

我一向主張貿易戰需要反擊,但反擊的目的是要挑動貿易戰者受到更大的懲罰,使其將來不敢再胡搞,但反擊一樣會自傷其身,所以要有節制,只要使對方討不了好,又感到痛便可,中國根本不用跟美國一起癲、或不斷加碼。

其實,就算中美兩敗俱傷,我相信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捱得,因窮慣了;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增長比美國快得多,受損傷恢復能力定比美國好。在持久戰中這尤其重要。

靠禁售去遏制 難擋中國人韌性

貿易戰的一種形式不是抽對方關稅,而是不賣給對方一些重要或策略性產品。買不到想買的產品自然會有損失,但卻可化解。可化解多少要看產品的替代性。例如,不能在中國買到蘋果手機,可用華為、小米;買不到美國大豆可買巴西的,甚或俄羅斯的;這些雖比不上自由貿易,但替代性可大大減低貿易戰的損失。

外國扣着某些戰略性產品怎麼辦?其實中國過去一直都在壓力或劣境下生產高科技產品,例如超級電腦、送人上太空、核彈、火箭、電子支付等等都是無援助及有壓力下發展出來。我問過好些專家,有些芯片中國尚要長期投資才有足夠技術,有些可用還原工程重現別人的技術,有些產品中國有技術造,但自己產品與市場主導產品不相容,造也賣不出;有些產品只要獲得知識產權便可放手去發展,例如中國的企業收購了芯片公司ARM China 51% 的股權,當中便大大有利於中國掌握有用的知識產權。

美國若想靠禁售去遏制中國戰略性產品的發展,很可能會弄巧反拙。既然是處於貿易戰狀態,中國大可不再付錢購買知識產權,用還原工程搞清產品如何生產,大幅增加投資發展科技,都可使中國科技發展更快。而中國工程師人數之多,震驚世界,中國有能力在不少科技領域超越美國。若然如此,勝負便分明了。

(Sky Post 2018-7-27)

大豆戰略 (雷鼎鳴)


   憑着我曾在美國十多年讀書及工作對美國的了解,我一直相信中美貿易戰很難避免,所以在兩個月前當中美發表了聯合聲明,貿易戰似是暫時不打的時候,我在本欄也大表疑惑,認為此事會有反覆,中國宜多作準備(見五月二十五日本欄拙作)。


  現時貿易戰的號角已響起,幾年前早已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即既有強國害怕新興國家挑戰它,所以想先下手為強)的習近平似乎已重新訂定政策,除非美國求和,否則對美國的要求不再理睬,中國在貿易戰中已進入積極備戰、調兵遣將的階段,對美國進口的大豆徵收關稅,只是貿易戰的前哨戰,當中包含多種四両撥千斤的謀略,遠勝特朗普以brute force(蠻力)為主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策略。中國的大豆戰略
得仔細探究。

  中國本來是大豆的老故
,此種植物能提供完備的胺基酸,因而能製造多種蛋白質的食物,十分罕有。中國在一九九六年每年進口的大豆只有200萬公噸左右,其他的自己種植,二○○○年進口增至1042萬公噸,但到了二一七至一八年間,每年進口估計超過9500萬公噸,自己則只種植1430萬公噸。


  中國為甚麼增加了這麼多的大豆進口?大豆雖然只是一種價廉的普通食品,但其實在經濟學意義上,它是一種「奢侈品」。此名詞在經濟學上的界定標準是當收入上升一倍時,它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一倍。過去二十年,中國人均收入持續上升,對肉類的需求增加更快,而大豆渣正是飼養禽畜的重要食物。美國及巴西土地肥沃,在種植大豆上比中國更有優勢,所以中國改為從美國與巴西進口十分合理。二一六年九月至二一七年八月的大豆貿易季節,美國向華輸出了3615萬公噸大豆,佔美國同期大豆出口的
62.2%,但巴西在二一七年對華出口的大豆更多,是5093萬公噸。


  中國如何在大豆貿易中博弈?中國一宣佈向美國的大豆徵關稅,便意味着美國大豆的需求大降,最近大豆國際價錢大跌了近一成半,這影響的不光是美國輸華的大豆,還包括它輸出到別國及自己消費的大豆。中國本來從美國輸入大豆的數量只是120億美元左右(以近期的價格計算,
下同),但關稅卻能壓低全部美國大豆的價格,美國大豆生產總340億美元,因整體價格下降,農民已損失了近60億美元,這已是借力打力的一部份。60億在整體經濟上並不算大,但壓力集中在中西部的農民身上,而這些人曾投過票給特朗普,他們不滿,特朗普要承受的政治壓力便很大。


  中國另一招是增加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尤其是開發俄羅斯的大豆貿易。本來俄羅斯生產的大豆不多,她既入口也出口大豆,二一八至一九年季節,估計只生產387萬公噸,但與幾年前生產只有幾十萬公噸相比,增幅凌厲。俄羅斯地方廣闊,過去為何不多出口大豆到中國?主要原因是她的遠東產豆地區缺乏運輸基建,但若中國大幅轉向俄羅斯購買,卻既可提供誘因加強中俄的運輸建設,亦可爭取多一個盟友。


  要備戰還要靠自己多生產。二一七年相對二一六年中國已增產了14.3%的大豆,最近又再計劃把種大豆的土地增加超過8%85千平方公里。從這些步驟可見,中國在大豆貿易中準備充足,她早已計劃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而且有板有眼的在進行

 

(Headline Daily 2018-7-27)

7/22/2018

民主政制能否減低貧富差距? (雷鼎鳴)


上月我為本報撰寫〈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一文之前,曾經檢視過好些行內有關此問題的研究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省理工經濟教授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等人的論文,因為他們大量採用了「自由屋」(Freedom House)所收集有關不同國家民主或自由程度的數據,所以我也造訪了「自由屋」的網站,以求了解它數據的計算方法。

 

曾懷疑特朗普有精神病

 

這個「自由屋」似是力求推動民主的組織,在其網站中卻可見到一個重要的訊息︰從2006至2018年,全球有113個國家民主呈倒退現象,只有62個國家的民主指數有所上升。「自由屋」更直言,全球民主倒退每年如是,已持續了12年,所以民主制度正在面臨着數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上月拙作手誤把Freedom House錯寫為Random House,致歉。)。

 

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勢的,應不會對「自由屋」的擔憂感到驚訝。有些歐洲國家的選舉差點選出了一些法西斯主義信徒當元首,去年底美國一批知名精神病醫生聯名指出特朗普很可能是心理變態者;英國脫歐公投後,不少投脫歐者紛紛後悔,他們本以為一定脫不了歐,所以才鬧着玩。

 

凡此種種,不免使人懷疑民主政制對保障人民福祉是否可靠。若我們再多看更深層次的數據,還可看到更多使人不得不思考的狀況。美國有個叫「皮優」(Pew)的跨國民意調查機構,根據它的調查,有幾個國家不但有九成左右的人民對本國經濟十分滿意,而且也有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將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這幾個國家是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

 

不過,也有一大批國家,人民不但不滿現時經濟表現,而且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更好的人只佔一兩成,法國、意大利、日本都屬此列,連美國也只得32%的受訪者認為下一代可活得更好。

 

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國,在可見將來發生革命的機會極低,除非其政策大改。歷史上我想不到有哪一次革命是在人民極樂觀的時候能出現的。至於西方國家人民的悲觀,倒也使人驚訝,究竟她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更要命的是,對長遠前景最樂觀的幾個國家,在「自由屋」的民主評分中,都屬於最低的等級,但悲觀情绪最充斥的國家,民主評分卻屬最高的級別!「自由屋」的擔憂豈非無因!

 

我們當然可以說樂觀及悲觀的受訪者都是豬油蒙了心,他們的意見作不得準。但若如此,我們更應多用客觀事實去評估民主制度的得失。上月拙作已指出,並無證據足以顯示民主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一些長年經濟停滯不前的赤貧國家中,其政制往往是獨裁的,我完全相信多一點的民主和自由可為這些國家帶來經濟的增長,但對民主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這一假說最有力的反驗證,是中國。她在「自由屋」民主等級中最低,但世上有五分之一人口在她的制度下生活,卻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長期經濟增長。

 

民主指數與堅尼系數的關係

 

若以成效來評估民主選舉這一政體,除了是否能提高生產力或增加經濟增長率外,尚有一個很重要及不少人都接受的標準,那便是民主政制能否使收入分配較為均勻。我不認為收入應非常均勻,有些不均有利回報那些較努力工作和學習的人,是好事;但若社會貧富極度懸殊,卻總會帶來不穩,有些人也會認為不公。但民主社會收入分配是否較為平等?

 

這個問題也是經濟學中一個多人追求的「聖杯」,作過有關研究的人不知凡幾,總結其結果只有3個字︰不確定。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西方民主國家雖有北歐式的福利社會主義,人人收入較接近,但也有英美等國家所謂1%對99%之爭,大量財富與收入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所以就算未做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已足可對民主可促進收入均勻這一命題產生懷疑。

 

在實證上,我不喜歡只是看別人的結果,若是可能的話,我也會做一些較簡略的工作,以作印證。既然上述的「自由屋」網站已經有系統地存有200個國家歷年的民主指數,而簡便的(但不一定最理想)量度收入分布的指數——各國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也可在網上輕易下載,那麼收入分布與民主是否有關也不難找出個定量答案。

 

民主與收入分布的關係有不同的層次。最粗略的做法是,用計量經濟學中的回歸分析檢驗「自由屋」的民主指數與基尼系數有無關係,結果是,在這層次上關係頗顯著(在統計意義上),即民主程度愈高,收入分布愈平等。「自由屋」有好幾個量度自由或民主政制的指數。

 

此外,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亦有獨立量度的各種自由民主指數,但無論用哪一種指數,全都可得到近似的結果。

 

這是否已可確立民主體制有利促進收入平等?這卻未必。我注意到經濟的發展水平,即人均GDP與基尼系數關係一樣是十分密切,若把人均GDP及民主指數同時都當作是解釋基尼系數的變量,結果立時改寫︰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愈高,收入分配愈平等,但民主指數對收入分配已再見不到影響力。用較簡單的語言道來,若兩個國家人均收入接近,較民主的國家不見得比較獨裁的國家收入分布更平等。這結果與行內其他更嚴謹的研究成果大致上符合。

 

戴維德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為何上文中我提出民主指數似對收入分布有影響?其實這與民主的特性有關。這裏有兩個有數據支持的假說︰第一是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甚作用;第二是富裕國家,即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通常民主程度會較高,這兩個假說並無矛盾。民主雖未能幫助經濟增長,但民主可視之為「奢侈品」,在經濟學用語上,這名詞的含義與日常用語稍有不同,「奢侈品」在經濟學上的特性是當人民收入上升1%之時,對這消費品的需求量會上升超過1%。

 

換言之,富裕國家人民既多已經濟獨立,很多人都希望對誰當領袖有話語權,所以很多富裕國家都會選擇民主制度。

 

從上可知,收入上升會增強對民主的需求,收入高的國家的基尼系數較低,所以我們在民主指數高的地方較易見到低的基尼系數,但其實因果關係並非是民主造成更平均的收入分布,一旦加入了人均收入這因素,民主與平等收入分布這關係,便在計量經濟的估算結果中消失掉。

 

為何民主並無使到收入分布平均化?在理論上,本來根據所謂的「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Aaron Director是從前芝大重要的經濟學家,他是佛利民夫人的兄長),民主有可能使收入更均勻,這是因為在歐美國家,中產人數眾多,而且他們參與投票的比率高,所以容易令政府從最富有及最窮的人身上抽取資源補貼他們。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產子女多有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窮家子女卻較難入讀,富家的則看不起這些學校,他們要去更貴族的學校。不過,不同國家國情不同,中產的力量也未必處處都這麼有影響力,所以「戴維德定律」似非真的定律,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我過去也屢有指出,不同的民主國家都會產生利益集團,它們並非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有些政治技巧高超的往往能主導議題,甚至推動只對他們有利的法案,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團騎劫的屢見不鮮。如此一來,收入分布取決於哪些利益集團更有政治力量,這顯然不一定可以保證收入分布更均勻。

 

既然民主制度並非促進經濟增長及令收入較為平均的良方,世界上對此制度抱着懷疑態度的人自然不會少。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由屋」察覺到全球的民主化進度已出現倒退現象。

 

民主制度有優點有缺點,優點之一是權力的繼承較為平穩,缺點是容易被不同利益集團利用,出現內耗,選出的領袖往往是平庸之輩。若要民主體制得到更多人接納,需要的條件是從內部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像美國的以飛機大炮去消滅一些不認同她的所謂「普世價值」的人民與政府。

 

(HKEJ 2018-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