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梁振英的造勢大會中，記者發現會場外有我的名牌，遂有不少報道說我是梁營中人。這本是梁營工作人員的微小疏忽，我從沒有與人討論過支持哪一位特首候選人，而且對政治生性澹泊，喜歡當「帝力於我何所哉」、自由自在的山野散人，怎會與權力圈子掛上關係？
但意外的是，傳媒竟對這小事多有報道，據電台節目主持人告知，更有人打電話到電台查詢此事。最有趣的是，某大報有段短評，說梁振英是社會主義者，我則是個「大右派」，梁是要利用我的形象淡化他的左派形象云云。
這當然是純粹的臆測。我在1997 年已經與梁振英在《明報》關於「八萬五」的座談會中認識，倒也不感覺他是社會主義者。說我是「大右派」，更是使我啼笑皆非。我讀研究院以前曾有一段時間每周六晚上十二時開始，與王于漸、廖柏偉、練乙錚等七、八位知識青年開讀書會，硬啃《資本論》、《反杜林論》等等馬列毛經典，自問比香港大多數的「左派」更懂得欣賞這些思想家理論的奧妙之處。
孰左孰右分割有法
但同樣地，我對美國右派總統小布殊奉為隔代國師的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的著作也不放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左是右。當然，說我的「右派」形象可沖淡梁先生的「左派」形象，更是使人失笑，我哪有這個資格？
提起這件過氣小事，原因是社會中的「左」「右」之分，本身便頗值得思索。
什麼是左？什麼是右？這兩個簡單問題，其實不易回答。例如，在中國的政治光譜中，四人幫、林彪和「托派」顯然被大多數人視為極左，但亦有不少正統左派視他們為「形左實右」。
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在八十年代推動改革開放，與陳雲、鄧力群等保守派（當時也被視作左派）進行過艱苦的鬥爭，但鄧小平等人算是右派嗎？中國的官方恐怕不接受這種看法。我們若沒有更嚴格的定義，左右之分很易便淪為黨同伐異的政治標籤，失去了實質內容。
我在網上搜尋，倒是在維基網站中找到一個可用的左右分割方法。這是一個二維的劃分法，即把意識形態中對個人（或政治）自由及經濟自由兩方面都考慮在內。若是只重視個人自由、但不重視經濟自由的，可視作為左派（有點近似美國東岸的建制、《紐約時報》或北歐社會的思想），強調經濟自由、但對個人自由諸多限制（例如美國的茶黨支持者、反墮胎和反同性戀的共和黨支持者）是右派，兩種自由都不要的，可能是極權主義者或是民粹主義者，但若是同時重視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可以稱為libertarians。
按照這個說法，在自我檢視後，我應把自己劃入為libertarian，而不是什麼左派右派。但這個名稱應怎樣翻譯？有人譯作「自由主義者」，有人稱為「新自由主義者」，亦有「極端自由主義者」，但後兩者我認為都十分錯誤。
古典主義近年復興
這種思想古已有之，十九世紀時米爾（John Stuart Mill）一早便著書立說，在《論自由》（On Liberty, 1859 年出版）一書中詳加論述；1944 年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在《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高舉經濟與個人自由的火炬，與集體主義者奮戰；1962 年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在《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繼續論述經濟與個人自由的重要。
由此可知，對個人及經濟自由同樣重視的思想，由來已久，如何談得上是「新」自由主義？不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號稱是自由主義者的組群中，不少人都反對經濟自由，只談個人自由，若根據海耶克的推論，這些人放棄了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物質基礎，有走向奴役之路的危險，不配稱為自由主義者。
對libertarian 我認為最適當的翻譯是「新古典自由主義者」，說它是古典，因它直接繼承十九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說它是新，因為不少自以為是自由主義的人曾迷失方向，放棄了經濟自由這面旗幟，近年不少人重提海耶克（去年《到奴役之路》在Amazon.com 賣得火紅），可以說是古典主義的復興。
嚴格來說，用「主義」一詞也甚不恰當。正如台灣五六十年代的大評論家思想家殷海光在他所翻譯的《到奴役之路》的〈自序〉中所言， 「主義」有「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的含義，帶有權威及強制的意味，與「自由」格格不入。但既無適當用語，只好從俗繼續用「主義」一詞。
集體主義不容異議
談到殷海光，他五十年代在台灣與雷震、胡適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後，受國民黨迫害含恨而死。他把海耶克介紹給中文讀者，功不可沒。他的弟子李敖已是海峽兩岸名人，另一高足林毓生教授更在芝大成為海耶克的入室弟子，去年曾到科大訪問一學期，我與他相逢恨晚。內地不少年輕人常要我推薦好書，我會把殷海光的著作包括在內。
海耶克痛恨納粹主義，但同時亦認為社會主義或計劃經濟會侵蝕自由，人民有走向奴役之路的危險。不論是社會主義還是納粹主義，都有集體主義的成分，個人要屈從集體，自然而言會喪失重要的自由。
林毓生在〈海耶克教授〉一文中介紹道： 「海氏不但認為自由是一重要價值，而且認為自由是所有人類文明與其他價值的源泉與條件」。後面一句說話經濟學家很易理解，若經濟自由受到約束，例如自己努力賺回來的收入被政府強行抽稅拿走，那麼工作或創造的原動力都會減弱，社會也容易停步不前。自由之所以重要，另一原因是世界充滿不可預知的變數，沒有自由的人民，在突變面前，只能等候指揮，很難及早調整。
各種自由中，經濟自由尤其不可放棄。
社會主義常會標榜經濟上人人平等，但實際上有權力的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而且執行上必會涉及政府或權力架構的強制性政策。因為要強制，必定要把集體性的目標說得極其重要，個人為自己幸福的努力會被視為自私自利。
福利國家民失自由
但凡集體主義，不論是納粹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會對持異議者毫不寬容，並施以暴力壓迫。他們自我感覺的道德情緒都很強烈，很易誤以為自己在道德高地。
有權力的集體主義者可以把異議者抓走，沒有權力的集體主義者只能倚靠語言暴力等手段。這些人有部分以為自己是在爭取民主自由，但他們卻不明白經濟控制，是一切控制的物質基礎，任由政客或官僚決定如何處置我們的財富與工作職位，遠遠比可自由投資、可自由轉工的市場經濟來得危險。失去經濟自由後，個人的自由也就岌岌可危。
不過，崇尚自由的人也必須明白自由不是免費午餐。它要求它的擁護者有自我承擔的責任，沒有承擔，所作的行為容易損害別人利益；若自己不願承擔照顧自己及家人的責任，事事倚賴別人，那麼他們便喪失了享受自由的資格。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會認為任何人可擁有評論他人價值觀或偏好的道德高地。
此點與經濟學一脈相承。經濟學家會把市場中各人的偏好看成是既定的不用改變的條件，然後分析他們的行為。在民主選舉中，每人都平等地擁有一票，你的價值觀與我的不同，不等於你有任何道德理由可強制更改我的投票對象。
此點與民粹主義不大相同，後者相信社會中有共有意志（General Will）或是什麼「核心價值」。但就算九成以上的人相信同一價值，在自由主義者眼中，也不等於他們可改變另外一成人的消費偏好或投票意向。
民粹主義或「核心價值」的支持者其實都擺脫不了集體主義的影響。
在1976 年《到奴役之路》重印，海耶克重讀此書後再寫了一篇序。在序言中，海耶克指出，他在1944 年寫此書時針對的是國有化的中央計劃，它會把人民推往奴役之路，但瑞典等社會主義式的福利國又如何？在這些國家，大量的財富被政府拿走再分配。海耶克認為此種模式所帶來的最終後果，與其他國有化中央計劃經濟的結果基本一樣，人民都會喪失自由，但其過程會慢得多，具體細節也不同。
海耶克此言在幾年前引起過一些爭論。
有人以北歐福利國人均收入高企、人民政治自由尚未喪失作反證。但此種反證其實毫不損害海耶克的論點。北歐福利國大國寡民，人口與彈丸之地的香港相若，甚至更低，但天然資源卻十分豐富，而且不用經歷歐洲其他國家所要經歷的世界大戰帶來的破壞，人民的富足是理所當然的。
資源既多，就算制度差勁，政府也不易搞什麼極權式統治。但自歐債危機爆發後，高稅高福利的禍患已彰彰明甚。將來若連北歐國家經濟也面臨破產，海耶克之言會得到進一步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