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中不同界別的利益集團，不管它們來自商界、專業界、工會、漁民農民或其他組別，都會希望影響政府的施政，使後者向它們的利益傾斜。
此現象自古以來皆是如此，若以為「選民」只重視社會總體利益輕忽團體利益，這只會在天真的人腦袋中才會出現。改變社會中的最高領袖，例如香港的行政長官，是各集團千方百計爭奪及保障自己利益的重要時機，怎可放過？
上述現象不論在小圈子選舉或全民投票一樣都會出現，西方國家中的民主選舉，或甚至是台灣陳水扁選總統時各種政治攻訐及抹黑，若要尋找例子，又哪會有絲毫困難？不過，香港的選委擺明車馬以不同界別的代表劃分誰有資格投票，而各界別的代表又極有可能按照自己界別利益去投票，這只是把爭奪利益的競爭弄得更赤裸裸罷了。
殖民地時期已「官商勾結」
當然，選委的人數比例與其界別的重要性頗有差別，更易使人詬病。例如，代表漁農的選委共有60人，佔選委的5％，香港的漁農界又哪裏有香港人口5％的35萬人？
1200 名選委中，與工商界利益關係密切的，自然是人多勢眾。這不免予人口實，說得好聽一點，是選出的特首會較重視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說得難聽一點，便是容易產生「官商勾結」、違反香港重視公平的核心價值云云。
若論「官商勾結」，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只會比今天更嚴重。當時行政局中怎會沒有匯豐、怡和、太古等代表坐鎮？怡和害怕九七後自己的特權被削去，趕緊遷冊至倫敦。匯豐是留下了，但大搞國際化，總部不在香港，而匯豐失去在港呼風喚雨的地位後，股價表現一直也大不如前。
利益集團衍生保護主義
這些當年的大財團對香港經濟有什麼影響？我們只舉一例便可對形勢知道泰半。
1995 年底以前，銀行公會有所謂的利率協議，規定在港銀行必定要跟隨公會所訂定的各種存款利率，而這些利率都是被壓低了的。
換言之，銀行公會是一個有壟斷力量的卡特爾，會員互相勾結，以低利率損害存款者的利益，增加自己的利潤。若某銀行想參與競爭，不理銀行公會的決定採用更高的存款利率，這銀行便會犯法受罰。
此種局面，與今天所講的競爭法當然是剛好相反。當年若無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如此荒唐的利率協議又怎能強制實施。這是制度化了的官商勾結！
利益集團影響巨大，例如出現官商勾結，對經濟有何影響？1998 年去世的已故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其三本經典巨著中對此早有論述【註】。規模龐大的利益集團對自身利益的重視程度遠大於顧及總體利益。在穩定的民主社會中，久而久之，會因各利益集團的推動，衍生出大量不利經濟增長維護集團利益的保護主義制度；不過，奧爾森也指出，在兩種情況下會有例外。
其一是自由市場當道，大家都忙於在市場中競爭，沒有足夠誘因花費資源通過政治投資去爭取利益。其二是政府採用獨裁的指令經濟，獨裁者一錘定音，其他人等不得異議。又因獨裁者的個人利益與社會繁榮往往掛鉤，他大有誘因排除不利經濟的因素。總體經濟好，他的利益也更大。
打散舊集團有利經濟
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自由市場經濟在不少領域（並非全部）都十分蓬勃，例如出入口基本上是零關稅，而港督的權力又極大，在行政局中眾集團把利益瓜分掉便不用再互相打生打死，反而使社會內耗不致失控地擴大。這些又反而使到利益集團的滋生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香港也享有了長期的繁榮年代。
九七回歸是香港利益集團重組利益版圖的機會。舊的利益集團若被打散，新的又未鞏固，對經濟是好是壞？奧爾森認為是好事。他舉了不少例子論證此點。
德國、日本、法國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但正因如此，其社會中過去存在的一些利益集團也就奄奄一息，無力與天下爭鋒，沒有了它們的阻力，這些國家戰後反都能進步驚人。反觀英國，在漫長的十八、十九世紀相對穩定的社會中早已出現了各種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集團，二次大戰卻對它們並無觸動（英國不曾被佔領），所以戰後英國經濟反而乏善可陳，一直要等到戴卓爾夫人的改革才有起色。
最近一套關於瑪利蓮夢露的電影中便有提到，在五十年代英國的電影界，工會勢力龐大，在片場中搬動一張椅子也要等工會專人大駕光臨才可進行，浪費時間效率顯而易見。這種情況一旦普遍，經濟不可能不停滯。
按照上述邏輯，假如九七回歸後，舊有利益集團失去憑藉，新的集團又未成形，無力推動保護各種新晉小圈子利益的制度，那麼香港經濟當可振翅高飛，勇猛前進。
特首選舉影響各方利益
但這景象顯然沒有出現。某些利益集團，尤其是英資的大行的確風光不再，但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卻仍糾結不清，香港更長期陷於內鬥，對經濟的發展已失去方寸。反觀內地，不少利益集團在文革期間被掃盪得七零八落，改革開放後，舊有利益集團無力阻止地球轉動，新出現的企業家得以如入無人之境，創造出全新的經濟局面。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新的利益集團羽翼漸豐，可能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不過，中國城市化速度驚人，1978年全國193 座城市變成現在的661 座，在新的及急速擴大的城市中，利益集團的實力不易鞏固，從而不易阻礙發展，這或許是中國之幸。
香港九七回歸本來可以是一個掃除利益集團影響力的機會，但這機會恐怕是失去了。香港會不會有新的機會？在幾年搞一次選舉的國家，每次選舉換總統，多多少少都可以是清除舊影響力的機會，使社會不致僵化。在香港，理論上特首選舉也可以扮演同樣的角色，以此角度看，今次選舉特首的形勢如何？
唐英年顯然較得到香港一線財團的支持，他的較謙和形象，過去亦能得到不少市民認同。他若當選（又假如沒有醜聞纏身的話），香港現時的局面，不管是好是壞，最可能延續下去，但各方利益集團的影響力亦最可能維持及壯大下去。他不會打擊大財團，對民粹主義者亦無能力壓制。換言之，既無大變，短時期內的穩定可能做得到，但各種利益有衝突而又都不會顧全大局的利益集團繼續發展、繼續內耗，終會有問題出現。
梁振英得不到一線財團及香港固有建制的信任，後者似乎要把他去之而後快，他若當選，香港的利益版圖可能會大幅重組，舊的利益集團會失去不少影響力，新的卻躍躍欲試。按照奧爾森的理論，這可能是好事。
但舊的走了，新來的是否更好，卻是不易預知的事。正因有此不確定性，撇除醜聞不論，朋友中少有人敢一言九鼎，肯定某人一定更適合，中央政府也會有同樣的煩惱。至於媒體各有心儀人物或反對對象，而且壁壘分明奇招百出，則更顯示出這次選舉涉及各階層的利益，相當有娛樂性。
註: Olson 的三本經典著作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1965），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1982）及Power and Prosperity（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