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拐點與中國經濟 (雷鼎鳴)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的表現未盡如理想，這對淡友發表意見的衝動，頗起到刺激作用。近月數據好轉，認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言論又再減少。對中國經濟看淡的觀點，已經連續錯了34年，但這當然並不表示它們永遠都是錯的。持此等觀點的人，有些是基於持平分析的，但我們也不能排除，有些持崩潰論的人，背後的意圖是號召大家，中國快將變天，所以在港搞「革命」，大有可為。對於看淡或極度看淡的言論，我一向都認為是好事，因為這可提高我們的危機感，分析問題時能更小心翼翼，至於它們背後的政治意圖，則大可置諸不理。


農民工價升　高增長不再

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抱悲觀看法的根據，比較站得住腳的是中國快將進入所謂的「路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此概念源自1979年經濟學諾獎得主路易斯（Arthur Lewis）在195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

路易斯認為，我們可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資本板塊，它會僱用勞工進行生產活動，另一個是擁有無限勞動力供應的農村板塊。因為後者可為資本板塊源源提供只須用僅可餬口的薪金，便可聘到的勞工，所以資本板塊能獲得不錯的利潤，經濟增長也快。不過，等到農村的廉價勞工都已經轉到城市的資本板塊工作，其供應不再是無限量的，那麼他們的薪水自會應聲而起，這個國家的競爭力也會隨着下降，高增長不再，這便是「拐點」開始出現。

上述理論不能說沒有道理，它的確能捕捉到世界的一種真實情況。我們只要看看珠三角直至近年不斷都有民工湧至，對薪金頗有遏抑作用，便知路易斯所言不虛。近年民工到珠三角熱情不及從前，薪金亦早有上漲，這自然會使人聯想路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將來中國的生產成本會否上漲至失去競爭力的地步？


高技術人才　取代廉價工

中國是否「水浸眼眉」，快將跨過路易斯拐點？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有一篇報告，在考慮過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等等問題後，認為要到2020至2025年中國才要面對「路易斯拐點」。
我比這篇報告的作者要更「樂觀」一點，中國尚有48％的人口在農村，現每年移入城市的，大約稍多於1％，未來數十年，城市的勞動力供應仍有持續能力。更重要的是，「路易斯拐點」理論出現時，經濟學界尚無「人力資本」的概念，此說足以把「路易斯拐點」的力量，化解了一大半」。這也難怪，提出「人力資本」理論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與路易斯同一年獲得諾貝爾獎。

「人力資本」理論告訴我們，就算勞工人數不變，只要其生產力能提高，一個人可做兩個人的工作，那麼，不但勞工的個人收入可上升，而且有效的勞動力供應也可不斷增加。以前100人才可做到之事，現在50人便可以了，這不正等於增加了勞動力嗎？

內地「人力資本」數十年來的確在進步，這麼多公司在大規模地生產，員工的經驗技能會不進步嗎？今天內地輸出的工業產品的工藝含量與三十年前相比，豈無天壤之別？從前哪能想像出中國人可應付得如蘋果電腦等的生產綫？「人力資本」增加的另一原因自然是教育投資。現在能進大專院校的，已超過適齡人口的三分一，中小學教育也基本上普及了。高技術人才的湧現漸漸取代了廉價勞工，「路易斯拐點」可能永不會出現。

 

(Sky Post   2013-8-30)

待人以恕 律己惟嚴 (雷鼎鳴)

今年初，東華三院出版了本新潘麗瓊編著的新書《東華情深繫香港》，內容紮實豐富，對了解香港從19世紀中葉至今的歷史甚有幫助。因我是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當年稱東華三院第三小學）的舊生，故獲邀參加新書發布會。會上，見到從前的老師崔國泰先生，他仍記得當年在我的紀念冊上，寫我的「鼎」字時，少寫了一劃，我雖自認記憶力勝人一籌，但對崔老師如此驚人的功力，只能寫個「服」字。

發布會中亦得見母校的現任校長冼婉紅女士，大家一見如故，她後來邀我到母校的畢業禮演說，我不敢不允，但我一輩子從未在小學生前訓話，頗感驚惶。冼校長提醒我不要說得太長，我在灣仔港鐵站步行至大道東母校時，苦思要講甚麼內容，終也有所得。

冼校長向學生介紹我時，謬讚之詞不少，使我飄飄然，幻想中把令狐沖的性格投射到自己身上；到校長喚我上台時，已嚇得忘記了演辭中要講的枝節，惟有直奔主題，紀念老師梁競謀先生及他說過的一句話。

老師訓語降降溫

梁老師畢業於金文泰中學，學問極深。他為人嚴厲，對學生要求高得甚至有些過分，但大家在他身上卻是真的學到很多。我在他指導下，算術成績突飛猛進，在畢業試時考了個100分，當時似乎是破了紀錄。梁老師知道成績後，十分興奮，在上課前，在學校附近的魚蛋檔到處找我，並笑罵我為甚麼其中一科考得這麼差勁！

畢業那年校內出了次小風波，整班同學無端被校方記過，大家不服，跑到附近灣仔道的星島日報報館去投訴。校方知道後，要逐一見我們的家長，但梁老師始終如一，站在學生一方。見完家長後，梁老師與我談話，並力透紙背地在紙上寫下一句說話：「待人以恕，律己惟嚴」。也許那時我們有點鋒芒，他要為我們降降溫。

觀點有理據　不必助威

這句說話我一生都記得，它是中國人行事倫理的很好概括。有些人見聞不夠，看事物往往以自己從有限資訊得來的觀點作座標，別人意見與己的不同，便迅即得出「別人必是大奸大惡」的道德結論。有些網站粗口四溢是平常事，部分主流傳媒受其傳染，報道新聞時加上個人的胡亂評論，以抹黑不同意見者的人格為目的，此種現象，港人已見慣見熟，但這又有哪一份與梁老師的要求有相通之處？

學術界也有它自身的倫理規範。我們整天活在充斥着不同意見的世界，絕不會見到持異議者便視為殺父仇人，大家早已習慣了包容。但包容並不等於「和稀泥」，有不同意的地方，我們大多數都要辯清楚。我在芝大時，每周總有一兩天與同學辯至凌晨或甚至天亮。我們的常用語之一是：「現在輪到我指出你的錯誤了」，久而久之，我們都練成了「獨孤九劍」，一眼便看出對手論據的破綻，大家批評完對手後，時會哈哈大笑，不損友誼。此等功夫練成後，在港可見的評論中，發現可「秒殺」的多如恒河之沙，卻已無甚興趣出手。但有一點是經驗總結，對方理據最弱時，多會用最兇猛的言詞掩飾其破綻。見到此種攻擊性的詞語時，讀者可把它們濾走，自可發現其理據蒼白無力。真正有強大理據的觀點，是不需要吶喊助威的。

在母校演說過後，有老師說我解答了他一個疑團，他原本不知道梁競謀是誰，現在知道了。此評語我有點摸不着頭腦，但突然聽司儀宣布獲得「梁競謀獎學金」的學生名稱，原來東華三院有此獎學金，但現在的老師不知他是誰人。接着我更感驚訝的事出現，校方帶我參觀了一個圖書館，叫「梁競謀圖書館」！原來梁老師去世時，把他一生積蓄都捐了給東華三院，以培育後進！這已是數十年前的事了，難怪現在的老師不知。看來，我也應叫舊同學也捐上一筆，以續梁公之願。

 

(Sky Post    2013-8-28)

從奶粉污染到佔中 (雷鼎鳴)

月初，全球最大乳製品出口商新西蘭恒天然的部分產品受到肉毒桿菌的源頭污染，可能影響到好幾個知名品牌的產品，其中一個便是牛欄牌奶粉。牛欄牌公司迅即行動，打了一場漂亮的公關仗，很值得香港從政的人學習。

消息傳出後不久，在八月五日，牛欄牌下令在港回收了兩個批次共14萬罐奶粉（其中8萬罐已流入市場）。回收時，牛欄牌其實知道這些奶粉並無使用恒天然受過污染的乳清蛋白，但卻曾與這些乳清蛋白共用過同一生產綫，為了安全，也決定回收。

有公關公司要員其後來電聊天，問我牛欄牌應該採取甚麼策略。我不懂公關，此等垂詢當然是問道於盲，但我總得用經濟學的方法去思考一下，以維持莫測高深的形象。


昂貴成本保商譽

我告訴公關大員，十分贊同牛欄牌的做法，但回收後對產品進行檢查的結果，愈快公布愈好。當時牛欄牌尚未知道結果，但結果不外乎有二：一是有污染，二是無污染。若是有污染，牛欄牌早前的回收便變得十分合理及負責任。若無污染，則更顯其預防性回收是公司不惜工本，也要保障用家的決心。二者對公司都有利，愈快公布結果，愈能早日恢復公眾信心。

想深一層，牛欄牌的做法其實符合經濟學中「以昂貴成本作後盾的信息發放」（costly signalling）理論。為自己產品自吹自擂，說它安全是不足夠的，不易取信於人，必須「put money where the mouth is」。三十多年前美國的汽車公司佳士拿生意不景，大家認為它的汽車不可靠，但佳士拿自己卻知道，它的汽車質量極高，於是兵行險着，宣布買了它的汽車後六年內若出問題，可送回佳士拿免費修理。顧客一聽，便可作出判斷：若汽車不好，佳士拿仍肯負上這個包袱，豈非會虧本？它肯這樣做，正顯示出它信心十足，知道汽車不會壞；佳士拿取得顧客的信任，銷量於是大增。這個商界中的經典案例，我們當年在分析亞洲金融風暴時，亦曾用過。

牛欄牌果然迅即得到結果，在8月13日宣布收回的樣本中，並無發現污染。回收雖然成本不菲，但卻保了它的品牌商譽。


到油站搞野火會

回到香港的施政，眾所周知，香港深層次矛盾之一是樓價高企，而使樓價回落的最有效方法是增加土地供應，以便多建樓宇。但政府要取得土地，卻是政治阻力重重，而公眾也不相信供應會增加，樓價於是跌不下來。政府破解之道，應是令市民完全相信，政府有決心有能力大幅增加土地供應，將來樓價會回落，現在高價追貨便不再值得。但要使到市民相信政府的決心與能力，開口空談幾句當然是不管用的，必須不惜付出代價來作後盾。這也意味着，在新界東北等土地問題上，政府既然有民意支持，實應硬闖政治關。

對於「佔領中環」運動，我一直認為這會加劇社會的衝突。中大亞太研究所做的民意調查，也證明大多數港人與我的想法一樣。主事者雖強調會以愛與和平作主調，但他們顯然尚未明白costly signalling的含義。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心臟，那裏發生暴亂，後果嚴重。情況等如有人要到油站搞個野火會，油站職員怕危險，不准，但野火會搞手卻說他們會帶備幾桶水，不用怕爆炸火災。油站職員當然不會認為他們已有防火能力，一定會把他們趕走。「佔中人士」若要說服大家他們真的是愛與和平，而不是信口胡謅的，做法很簡單，付出足夠代價便可。「願意坐牢」，牛頭不對馬嘴，把活動移師至維園而不是中環，雖付了降低聲勢的代價，但人民才會相信這是和平活動。

 

(Sky Post   2013-8-26)

新加坡做的根本不多 (雷鼎鳴)

李顯龍宣布會推出一系列房屋及醫療政策。從電視及YouTube可見，李顯龍包裝及推銷新政策時，的確功架十足，有別於香港官員。新加坡的管治理念，大可被歸納為「父愛主義」類別，即政府視人民為不准亂說亂動的黃口小兒，但政府則盡心盡力，交足功課，為人民謀幸福。我並不欣賞這種模式，但卻一向十分佩服其政府領導層的智力，新加坡在他們治下，有如一所大企業，雖言論自由頗受限制，批評國家領導人會有很大風險，但總算井井有條，經濟也蓬勃。


人民要多交保費

有些評論說，新加坡正步入福利主義，這是誇大其詞了。新加坡的政府消費只佔GDP的9.6％，「福利」不了。先說醫療，李顯龍說要使到全民都得到保險，但同時又指出保險費可能要增加。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口，每次出糧都要像香港強積金一樣交出供款，但卻是交到政府控制的中央公積金中，現時僱主加上僱員的供款率是等於薪金的36％，比80年代的50％為低，但卻是香港的幾倍了。在這筆供款中，50歲以下的要把薪金的7％放在醫保的帳戶中，年紀愈大，這個百分比更要提高。若保險涵蓋面更廣，只意味着政府強制人民多交保費而已。反觀香港，你就算是100歲，跑到醫院求診，也不會被趕走，而且費用低廉，我倒看不到新加坡在這方面有何優越。

李顯龍在房屋問題上的政策目標是，要人民可以用四年的入息便可買到房子。其政策細節雖未說清楚，但從他所用的數字仍可推斷出其大概。月入4,000坡元的住戶可以獲補貼購入一擁有三房一廳的「組屋」，這大約是等於用120萬港元便可購買了，價格顯然遠低於香港，這能不使香港的無殼蝸牛不暗自悲嘆孚？

為何新加坡做得到此點，而香港卻似乎不能？新加坡81.6％的人口住在政府所建的組屋中，加上其他擁有的物業，新加坡90.1％的人都住在自置物業。香港則有52％的人住在自置物業，另有30％的人住在公屋，從使用的權利角度而言，這30％也幾乎等同有自置物業，只是他們不能出售公屋而已。在香港，樓價等閒有80％來自地價，政府高價賣地，間接等於向市民抽取重稅，而這些稅理論上再通過公共開支回饋市民。新加坡政府若用廉價把組屋賣出，性質有如香港的居屋，不大抽取地稅而已，公共開支便要靠其他稅種支撑。兩種方法誰優誰劣，很難作定論。


投入資源建屋勝港

不過，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有兩點卻是勝於香港的。第一，過去三、四十年來，新加坡投入了大量資源建屋，其投入的人均比例約是香港的兩倍，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積也約是港人的兩倍。我們可以設想，假如香港的總樓面面積突然增加100％，變得與新加坡一樣，樓價也必定會跌得四腳朝天，這是完全沒有懸念的事。新加坡樓價近年雖因人口劇增近四成而節節上升，但仍比香港便宜得多，原因正是其有充足的供應。

第二，新加坡人在政府手上買了組屋一段時間後，是可以把它出售而不用補地價的。這便大大的搞活了其資本市場，人民可以把房子按揭，而且覺得自己是持有資產的業主，不但心情開朗，而且不會造反。

再想深一層，李顯龍的謀略也是高明的，過去十多年，新加坡大量地從中國等地吸納高質素的新移民，致使經濟十分蓬勃。但從300多萬人口，增至現時的530多萬，樓價必有上升壓力。有部分當地的年輕人也會感到競爭壓力，不能盡取最好的就業職位，心中有怨氣。上次新加坡選舉中，其執政黨只得到六成選票，李顯龍由是要做些工夫，化解民怨。有甚麼會比解決房屋及醫療問題更易吸引選民？

但其實新加坡政府所做的根本不多。醫療保險是要人民增加保費的，在房屋問題上，既然九成人口已有房子，現在只須解決剛出道的年輕人房子問題而已。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行之已有大半個世紀，供款額出奇地高，現在只要再放寬限制，使人民可以從公積金中，更靈活的提款出來買樓便可。近年，新加坡儲蓄過剩（儲蓄率等於GDP的51.1％），資金無處投資，每年等於24％的GDP要跑到外國投資，容許人民自購樓宇正是「洩洪」的方法。

香港環境與新加坡差天共地，沒法學！

 

(Sky Post   2013-8-23)

應否向林奮強道歉？ (雷鼎鳴)

特首認為，那些曾公審過林奮強及張震遠的傳媒及政客應向他們道歉。我不認識張震遠，也不知他所涉事件的來龍去脈，所以不會評說應否要向張道歉，但我卻認為這批「判官」向林說聲「對不起」是天公地道的。

有些話在一個正常理性的社會我是不用，也不屑去講的，但香港的社會已異常扭曲，所以我也不能不多加幾句。梁振英絕沒有要求我替林討回公道，我與梁特首關係疏離，雙方對經濟民生的看法差距太大，他不會找我替他說甚麼話。林奮強我是認識的，但他根本不知我會寫本文。

我與林奮強其實不算太熟，第一次見面是在十多年前，當時我是「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的委員，有次林被邀請陳述他對房策的看法，我對他當時所用的分析方法並不怎樣欣賞。大約兩年前，我出席一個小型座談會，到場後，有人盡是向着我叫「師兄」，原來是林奮強，據他告知，我們是來自同一中學。


「公審」無理取鬧

在那次座談會中，林告訴大家，他剛自資成立了一個非牟利的智庫，叫「黃金五十」，用高薪僱用了不少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研究香港的發展道路，以回饋社會。我聽他有如機關槍不斷掃射出數據的演說，剛巧我也對這些數據十分熟悉，知道他的分析及結論都十分正確，不由得對他刮目相看。他的核心觀點是香港本應有前所未遇過的發展良機，但社會必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捕捉這些機會及容納發展的空間，否則機會是會喪失掉的。這類問題我也思考過多年，現在香港受利益集團的政治所困，土地增加不了，高質素職位也自然流失，香港將來怎會有前途？他入行會我很是高興，因為他明白經濟問題之所在，但我也暗暗擔心，他為人純真得沒有機心，而且對世界過度樂觀，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是否適應得了？

接着他涉嫌「偷步」賣樓的事故便出現了。我一看新聞，便清楚這是無理取鬧的「公審」。他未入行會時，在去年六月份已經放盤出售他擁有的27個單位中的兩個單位，行會在10月26日才討論「雙辣」招數，他當時又不在香港，沒有參加會議，非官守議員不會被政府預先諮詢政策，他怎可能未卜先知？但一些媒體卻仍是煞有介事，捕風捉影地提出指控，我很是替這位「師弟」不值，其後又有報道指他對房屋經紀說，若賣價超出他的理想價，可以把差額送給經紀。在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這是很正路的獎勵，但有人又說這是違法的。在電視機所見，他顯然不知這可能違法（但現在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已說明，林在這方面根本沒有犯法，並非是證據不足，而是本來便沒有犯法），所以他表達意見時稍有慌亂。


絕對權力　絕對腐蝕

薛偉成還他一個清白的報告公布後，我們的傳媒是怎麼一個態度？本來林的問題一開始時便清楚不過，部分傳媒自己帶着有色眼鏡，被證明錯看事情後，不但不檢討自己的過失，尚要強詞暗指林是咎由自取，是他言行有異，才引致外界聲討。你自己帶了黑眼鏡把甚麼人都看成是黑色的，不怪自己，竟又埋怨別人為甚麼這麼黑！

前副廉政專員郭文緯發公開信指出，公開在廉署被檢舉的人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我把這條例找來，發覺其中稍有漏洞，條例似乎在說，公開已被廉署立案調查的人的資料及身份是犯法的，可坐牢一年，但尚未立案的，公布資料則未必犯法。該條例的原意便是保護被檢舉者不致被人無理打擊，但部分傳媒對此已不以為意了。

我的研究項目之一是貪污問題，我在此課題的論文，在國際學術界中被引用了超過1,300次，算是薄有名氣。我深知貪污腐敗必定涉及濫權，而且Lord Acton所說的「一切權力都腐蝕，絕對權力絕對腐蝕」是至理名言。傳媒人權力極大，可翻雲覆雨，你們有沒有問過自己，是否已被沒有節制的權力所腐蝕，不時都在欺凌無力反抗之人？說聲道歉，才見胸襟。至於政黨中人，我已是不會失望了。

(Sky Post   2013-8-21)

 

 

撕裂香港？ (雷鼎鳴)

近日不少媒體及政客都在說，有人要撕裂香港。我對這句話背後可能包藏着的政治意圖不見得認同，但對這句話本身的字面含義卻有同感，三年多前已連寫過兩篇長文討論。

在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人民雖在不同議題上，各自有不同的價值觀或利益取向，但大部分人的價值觀分別不會太大，他們甚至可把大家較認同的價值稱為其「核心價值」。不是說沒有持激進觀點的人，但他們一般人數不多。用統計學的術語說，社會中各種觀點的概率密度函數有「單峰分布」的特點，即接近中間的人多，如山峰突起，愈遠離他們觀點的人愈少。在這類社會中，政客若要在選舉中得勝，往往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理念定在中間，以求得到最多的票。理念極端的人士，很難勝出，社會也不易對立，彷彿事事大家都要對決。但也有一些社會，人民的意見涇渭分明，堅決對立，中間意見的人數不多，勢孤力弱。他們的觀點是屬於「雙峰分布」（說「多峰」也無不可）。這種社會的出現，很多時是由於宗教或種族上對立，中東及非洲便有。我們可說此等社會是已經被撕裂了的社會。


沉默的大多數發聲

民主就算是最多優點的制度，在撕裂了的社會中，也絕不會運作良好。試問若人民中有兩派（或多派）互相痛恨，民主選舉，甚至是公投，又解決得了多少問題？今天的埃及正好給了我們一個例子。因此，真正贊成民主制度的人是絕不會希望社會被撕裂的。對政府而言，撕裂的社會也是難以管治的，無論它出甚麼政策，總有可能面對某方的強烈挑戰。除非是很愚蠢的政府，否則也不會製造撕裂。

香港有沒有被「撕裂」？若只有少數持極端觀點的人在互相對罵，無論他們語言如何激烈，這個社會仍不算撕裂。那麼，「撕裂」的特徵是甚麼？持對立觀點的人各自人數眾多，是其中一個特徵，但更明顯的，是一些本來中間持平，理性的「功力」深厚的人，也不講求根據，發出一些偏頗的言論，那麼撕裂的程度便又深了一層。更進一步的是，中間派大感不安，不希望被捲入無謂的對決場面中，他們不想被打擾，但苦無發聲渠道。「幫港出聲」本來只是幾個人搞的組織，卻在社會中帶來巨大回響，足證「沉默的大多數」雖慣於沉默，但也不能不出聲，否則也會被人「撕裂」，這也可說明，社會中的撕裂問題我們是要面對的了。

香港社會自稱有「核心價值」，既然如此，大部分人的價值觀應該接近，為甚麼還會「撕裂」？10年前左右，社會撕裂程度遠不及今天，起碼03與04年的七一遊行仍是理性和平的，不會見到遊行後有滋擾活動。但香港立法會選舉採用地區多議席單票制，就算只是小部分人支持的政客亦可被選出，與大比例勝出的人平起平坐，這就鼓勵了個別政客刻意走激進路綫。他們的策略不見得是要主力打擊對立的激進派，因為這不會為他們帶來多少選票，較佳的策略是打擊中間派的政治競爭對手，因為這更有可能從他們手上搶到選票。

這種策略不一定有效，在曾蔭權上任初期、民望高企時，激進策略不討好，但曾特首自委任副局長及助理開始，屢屢失策，自會被人利用時機，加快把部分中間偏左的人挖走成激進派。其後「維園阿哥」式的政治狙擊，立法會的局部癱瘓，語言暴力在網上蔓延至主流媒體，為抹黑而閉門創作的「新聞」不斷出現，政治扒糞變成己方娛樂，都加劇社會撕裂。社會的中間派就算不滿，但他們沒有組織、沒有聲音，只能徒嘆奈何！


包容是我們的責任

此等撕裂局面繼續下去的話，對絕大部分港人都十分不利。傳媒老闆家中大閘被撞擊，另一個座駕被毀、特首落區疑有江湖人士搗亂；吳宗文牧師一向反對「佔中」，是「幫港出聲」的積極支持者，但數月前也收到過刀片、冥鏹、恐嚇信及被跟蹤。此等疑似是江湖人士的活動，打擊對象有擁護建制派的，也有擁護泛民的，可能江湖人士也有因政治議題而「撕裂」，使人感到驚訝的同時，警號也在響起了。

 

我們要做甚麼？為民主有效運作，為了社會和諧，中間沉默大多數應拒絕被人撕裂，大家降降火，避免用語言暴力（這可能衍生出真正的暴力），多包容，已變成我們時代的責任。「佔中」得不到大部分港人認同，而且大有可能進一步撕裂港人，這卻是我們不能不反對的。

(Sky Post   2013-9-19_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雷鼎鳴)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時被紅衞兵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句口號。

文革帶來十年浩劫，這已是歷史的定論。紅衞兵是當年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全部推卸責任，但紅衞兵都是壞人或不懂理性分析的蠢蛋嗎？我認識不少曾當過紅衞兵的朋友，他們雖已屆垂暮之年，但看來看去，我也不覺得他們壞到哪裏，反而覺得他們曾是一批信念極強的理想主義者。你說他們大多都不懂分析問題嗎？也不見得！我從前讀過大量在極左思潮氾濫時，神州大地出現過的政論文章及大字報，扣除口號外，邏輯嚴謹，能在自設的思想系統內圓潤運轉的論述所在多有。有些人反共，但共產主義思想的老祖宗馬克思是這麼容易被批倒嗎？我年輕時曾讀齊過《資本論》，並且讀過數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Michio Morishima）的名著《馬克思的經濟學》，書中能把《資本論》中的論述，用嚴格的數學公理化及證明，足可見左翼思想有其一套完整體系。當然，紅衞兵也有投機分子，但他們當中不容抹殺掉的理想主義和局部的理性精神卻仍是不堪一擊，阻擋不了十年浩劫的出現。為甚麼會這樣？


港理性傳統遭破壞

我闖蕩學術界多年，遇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不計其數。近年他們很多都大表憂心，怎麼香港的部分媒體及政客都變得顛倒是非，蠻不講理？傳媒捕風捉影，製作「新聞」，未審先判，甚至有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件，繼而聲大夾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看到。更有甚的是事事黨同伐異，立場決定一切，把一些不檢行為也包裝為正義舉措。這些人似乎已接近思想失控，對香港理性傳統的肌理，正起着深遠的破壞。

但正如紅衞兵一樣，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壞人，而且認為自己的理想十分崇高偉大。
問題在哪裏？正在於他們搞不清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往往以為崇高的目的可凌駕一切，手段就算卑劣，只要用口稱的正義目的作包裝，便可為所欲為！紅衞兵當年也有相同的思路，自以為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目的後，一些泯滅人性，把父母師長鬥垮鬥臭的手段便得以自圓其說。

我中五時一位極有學問的班主任包善能神父（Matthew Brosnan 1923-1997）曾說過：「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這是真正智慧之言。我一生對此思茲念茲，不敢或忘，在本欄也說過此事。司法界中人不應對此有異議，因為他們極度重視司法上的「程序公義」，例如你就算深信某人有罪，也絕不可偽造證據；胡亂公審當然也是違反「程序公義」的。

手段上的公義，或程序上的公義，是文明社會必須重視的原則，而且是求取公義的必要條件！但香港尚有多少人對此有執着？使人懷疑。失掉了它們，香港的文明便倒退了。


勿污染公民抗命含義

本欄讀者都知道我不贊同「佔領中環」的行動。若要我把它定性，我認為雖然籌備人用心不是這樣，但其客觀效果就是一場未經深思熟慮，在未經港人授權（大部分港人對此並不支持）下，用侵害無辜人利益的手段，進行無效的政治勒索。發起人是理想主義者，但一時說這是可癱瘓中環的「核彈」，一時又說這是愛與和平的行動，反映其理念不清。沒有正義的「公民抗命」是以侵害無辜人民的利益作為勒索手段的，不要污染了「公民抗命」的含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術界中人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絕不需要代言人，但我卻的確知道，不少學界朋友對香港顛倒是非的氛圍大感不滿。「幫港出聲」的兩位學者發起人鄭赤琰與何濼生都是界內熟知的溫和人士，但他們仍「老馬有火」，正正確實了我對學術界的一些觀察。

空有崇高目的，但不講究手段正義性的人士，是使人感到可惜的。你若這樣做，便等於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自己也與你所反對的人一般無異，歷史上的悲劇，可以為鑑。

 

(Sky Post  2013-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