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後形勢解讀 （雷鼎鳴）

區議會選舉結束，雖然建制派所得票數有顯著增幅，基本盤並無流失，但在總席位上卻兵敗如山倒，這倒是應驗了我5個月前在本欄援引淝水之戰歷史案例所寫下的論斷︰在兩軍對峙時，任何一方的退讓，必會引發不測的危機。林鄭當時不斷道歉，其後又大隱於府衙之內，在社會最需要領導人論述之時，她在一段頗長時間內卻鮮有公開露面，當時已有建制派議員埋怨這會拖累區議會的選情，今天只是應驗了那時的預言罷了。

這次選舉及這幾個月多次示威及暴亂的參與人數，倒是有助於我們掌握香港的實況。今次投票人數約294萬，兩大陣營的得票率因點算票數時有個別的作弊投訴，所以仍有爭議性，但大局不改。建制派得票約122萬，反對派得票169萬，另有3萬餘票不歸類於這兩陣營。按百分比算，大約是41.5%與57.5%之分。很多人說並無打破四六比的常態，也不無道理。

中間派人數仍然最多

因投票率高，不少人驚訝沉默的大多數去了哪裏？在愈來愈撕裂的社會，這確是值得注意的問題。6年多前，鄭赤琰教授建議香港的選舉制度應學習新加坡、澳洲等地的全民強制性投票，我對此建議大力支持。若用此方法，沉默者便不能再沉默，我较能知道民意。香港21歲至85歲人口，扣除數十萬外傭後，今年約有580萬人，我們可把他們分成幾大類。約413萬人登記為選民，連選民也不願做的大約便是167萬人吧，有登記但沒有投票的是119萬人，兩者加起來是286萬人，幾乎剛好等於香港成年人的一半。這些成年人，在如此動盪的社會環境中仍保持沉默，也許各有因由，但顯然他們絕大多數並非政治動物，不過，這些沉默者總數稍低於成年人總數的一半，我們以後只能稱之為沉默的一半人，而不是沉默的多數。

有投票給反對派的169萬人，是香港成年人口的29%，仍是少數，投給建制派的，則是21%。兩派都遠未得到香港成年人口大多數的支持。換言之，社會撕裂雖然加劇，中間派銳減，但中間人數依然最多，在今天特殊的環境下，這倒是稍為值得安慰的部分，中間派若不斷萎縮，社會的和諧必會受損。

我們若把香港的政治光譜只劃分為建制派、中間沉默派及反對派，則又過於簡單。在5個多月的暴亂中，我們可看到真正的暴徒每次應只是三幾千之眾，多次加起來的或有六、七千，理大一役，除非律政司決定起訴時放軟手腳，否則這麼多人在暴動案發現場被抓獲，很難不損兵折將。但在過去，我們也見到在多次暴動期間，可能有總共多達數萬人協助過暴徒，他們亦不肯與暴徒割席，這些人雖不見得有直接參與過暴動，但在道德上或法律上，我們都應視他們為暴動的同犯，需要譴責。在6月份最大型的示威中，組織者聲稱有200萬人參與，我們算出是40萬人以下。我們知道，投票比較其他的政治參與，是機會成本最低的，所以參與的人數亦應最多，但今次投票支持反對派的只有169萬人，這便反證了他們過去所說的200萬人是胡說八道。有去示威的40萬人，我們可視為香港反對派政治運動的較積極支持者，但我們不能把這些人都視為支持暴力。至於沒有去示威，但又有投票支持反對派的120多萬人，他們與暴徒的距離更遠。

政府無能令黃營壯大

這169萬人為何投反對派？他們當中當然有相當一批是泛民的基本盤，但不見得全部都是。我從前也指出過，藍營黃營人數都有上升，中間派減少。黃營人數上升，除了人口結構改變、年輕人投入外，我相信政府錯誤路綫的影響最大。市民眼見政府無心無能力反擊暴徒的肆虐，自然不滿，建制派候選人受拖累是必然的。至於藍營人數增加，主要是市民難以接受一些只懂破壞毫無建設的行為。我在朋友圈、知識界或街頭巷尾與市民交流，不知見過多少人或搖頭嘆息，或心中憤慨，不過，他們對政府的無所作為一樣不滿，這也抑制了部分人的投票意慾。

也許經過從中大二號橋向公路投危險物品、在理大投汽油彈，及選舉後暴徒被抓及疲倦，暴動會稍息，但人心仍然浮動，部分香港人仍處於失智失德的狀態，經濟衰退亦無可避免，如何走下去，將來有機會再談。

（Sky Post 2019-11-29）

 

 

暴動責任誰屬？ (雷鼎鳴)

理大一役，也許是止暴制亂的轉捩點，一大批成年暴徒被拘捕，青少年暴徒也被登記了資料。從各種影像及報道可見，只要法官不昧於良心，不可能不把暴徒的行徑定性為暴動，定了性後，有份參與或只是跟在後面搖旗吶喊的，全都很難逃離法網。理大校園受嚴重破壞，有些學生前途亦受重創，我是教育工作者，思之不免神傷，但我們卻不能不追究誰應負起這次動亂的責任，否則將來歷史難免重演。

最要負起刑責的自然是暴徒本人。有些人說他們是「小朋友」，不應苛責，但這取態是完全錯誤的。幾個月以來，他們早已有無數次機會知道扔汽油彈、破壞道路、射箭、扔磚、暴打途人、襲警等等都是嚴重罪行，而且他們的行動隨時會取人性命，只要眼未盲、心未盲的人都可清楚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也不能形同擺設，虛有其表，被拘捕的暴徒也不應被保釋，否則他們又可出去搗亂。

「小朋友」不是免罪理據

家長有無責任？有的。香港不少家庭早已因父母與子女意見不同而鬧得大家不說話，聽說有些父母還因察覺子女精神健康出了問題而不敢對其違法行為直斥其非，以免造成家庭更大的傷害，但這些仍不足以為所有父母洗掉責任。父母要做的，便是密切注意子女有無異狀，並加以約束，否則會害了子女一生。不少父母過去疏於管教，今天正承擔着錐心之痛。聽說近日刑事律師生意十分興隆，基層家庭子女出事還可能得到法援，請律師也難不到有錢人，但中產父母要自掏腰包，卻是損失慘重。

媒體對暴亂有無責任？當然有的，尤其是那些每天思茲念茲只在構思如何造假新聞以求煽動的媒體。記者總該會讀過點書，希望他們也有足夠的科學求真精神，但為甚麼香港會湧現出這麼多假新聞？傳媒監察政府，這沒有問題，但傳媒本身也有責任接受別人監管。

有一幫政客，自以為是和理非，他們至今仍不肯與暴徒割席，只懂唸唸有詞地轉移視綫，說暴徒都是因政府的錯誤而逼出來的。他們如果肯研究一下有關恐怖分子的文獻，便可發現，恐怖分子濫殺濫傷無辜，他們全都會諉過他人，但世界一樣會將恐怖分子繩之於法，為恐怖分子開脫的人，最終會被唾罵。這些和理非有很多機會與暴徒割席，但他們卻說核爆也不割，其原因只是怕得罪暴徒，得不到他們的選票。既然如此，我們便不能不把這些人視為暴徒的同夥了。

罪犯須為同夥死亡負責

既然不少暴徒喜歡搖動美國旗，並希望美國來解放他們，我們不妨弄清楚美國的司法制度是如何看待刑責誰負。

若有幾個人一同去打劫，其中一人被警察打死，這個殺人的責任誰負？據美國法例，警察是執行職務，是反應行為，不用負殺人罪，但要注意，被捕的其他搶劫犯，反而要為這死去的同夥負上刑責，原因是他們的共同行動，導致了有人死亡。此種判決，在美國十分普遍，不久前在伊利諾州便有4名年輕人偷車，1人被人射中頭部身亡，其餘3人便被判要為這死亡負上刑責。幾年前在羅省比華利山有兩名持有半機關槍及大量彈藥的匪徒做案，一人被警所殺，另一人現在仍要為同伴死亡而坐牢。

日前我在友報也寫過篇文章，報道了美國奧卜連大學（Oberlin College）校方被判罰3,150萬美元，償還一麵包店的損失，原因是該校學生誹謗麵包店種族歧視，多次拉隊去麵包店示威，嚴重影響其聲譽，校方不但沒有勸退學生，還有些教員推波助瀾，自己也參與此等示威。

美國的司法制度與港不盡相同，但公義的原理卻應非常接近，況且美國還是不少暴徒眼中的解放者，怎可不把美國對刑責誰屬的法律不加理會？但若一參照美國，教師、家長、傳媒及政客，若有鼓勵過暴徒的，都可能被看成是從犯，這些人便要自求多福了。

 

(Sky Post 2019-11-22)

 

香港高校正面临前所未有危机 (雷鼎鸣)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学校相继被暴徒占领，沦为“战场”。备受暴徒打击的香港高校显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就连我从1991年便开始参与创校及教学工作的港科大，曾经因课业繁重而一度被视为最宁静的校园，在这个月也出现了靠“碰瓷”手法攻击内地学生及教授的事情，令人齿寒。

这几个月香港高校上演的种种闹剧，已经足以造成对香港高等教育的严重伤害。我们一部分同事可能选择离去，这些职位很难得以补充，原来辛苦建立的与国内外高校交换生计划也将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一些绝不应在大学出现的肢体暴力及语言暴力，以及失去理性不讲道理的行径，已是天天可见。大学本是创造知识与求学的地方，北宋张载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又有多少项合格？

香港高校负责人大可指出不少事实为自己开脱，例如，在大学搞事的，不少是身份不明的校外人，被激进学生把持的学生会其实并无代表性等等。不过，既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们总应感到惭愧，要检讨一下究竟香港的高校犯了什么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五年前非法“占中”前后，“港独”思潮已经在一些激进学生圈子中出现。从6月开始的暴乱，几所大学学生的身影一直都若隐若现。

我常对学生说，在大学学到不同的知识当然是好事，但就算什么也学不到，只要能确立一种世界观，凡事做判断前讲求科学精神，讲证据，重逻辑，仔细推敲证据的真伪，那么读大学便不算浪费。今天香港的大学生歪理充斥，看事情立场重于理据，一言不合，便靠辱骂别人来掩饰无知，这哪有知识分子的半点风范？这种退化，责任在谁？

社会中虽有劣质媒体及互联网不良言论污染学生视听，但大学教授身为人师，不时时对谬误直斥其非，又怎能脱得了责任？据我所知，香港的不少大学教授对近月甚至是近年学生的不少行径绝不认同。同事交往中，对学生离谱行为的批评不绝于耳，但他们大多没有负起责任，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只要与自己学科无关，便不理会了。内地来港的学生受到某些人挑起的歧视霸凌时，校方也少有过问。

当然，高校的主要工作除了教学还有科研，香港高校在科研上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从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发布的“自然指数”来看，2017年3月到2018年2月，用我较为熟悉的港科大作比较，它的论文数是80.59篇，清华是它的3.6倍，麻省理工是它的5.5倍，但是清华每年的开支是港科大的14倍，麻省理工是港科大的11倍，若从产出高质量论文而论，香港高校的投资效益非常卓越。

在此，我们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看待香港高校目前的危机？那些暴徒及其背后的黑手，有一个短线目标，就是要“揽炒”，要玉石俱焚，意图摧毁香港的各种制度与资产，从而达到打击内地的目的。我们不用理会此种意图与推理是如何荒谬，但却绝不应使他们有任何得逞的机会。香港的高校确有不少地方要改革，但它们的优点，包括科研上的成就，是中国人民优质资产的一部分，不去捍卫、维护这些资产，反而抱有看热闹的态度，便不是正确的取向。

要捍卫香港的高校，使它们能涅槃重生，最大的责任仍在香港人身上，尤其香港高校人员任务更重。如何才能重建声誉？最关键一步仍是止暴制乱，此点在校园中已有重大进展，港科大与港大近日都开始采取进出的保安措施。在高校内，校方再不能对违法活动姑息了，若发现有学生进行非法活动，不但要让警察入校，而且应立马开除此等学生，绝不应手软，对他们的纵容便是对勤奋学习学生的不公。暴乱停止后，我们的课程，包括道德教育，要作检讨。留住教员、吸引优质生源将是之后摆在香港高校面前艰巨的任务。(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前主任)

 

(环球时报  2019-11-20)

暴徒已升級為納粹式恐怖分子 (雷鼎鳴)

這一兩個星期香港的亂局早已進入緊急狀態，只是有些人不肯面對現實而已。

不但緊急，恐怖主義活動已不只是苗頭，而是不斷在我們眼球底下出現！

掟磚已變成小兒科，到處縱火、從高處向繁忙公路擲下硬物、向行走中的火車掟汽油彈、淋易燃液體到意見不同人士身上再點火焚燒、包圍交通警並意圖搶其配槍；中大學生用強弓把帶火的箭射向警察、在校園中肆意破壞、碰瓷教授、毆打同學等等，早已完全具備了恐怖主義的條件，即用傷害別人的方法，非法地威嚇人民，以圖達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我近5、6年來，寫了好幾篇文章，論述港獨分子容易變成恐怖分子，今天竟不幸言中。

香港的暴徒已升級為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也有不同種類，他們屬於哪一類？

反精英並排斥外來人

我以前指出，香港的暴徒與曾橫行美國大半個世紀的3K黨有多處相似之處，但自從他們的恐怖手段不斷演變後，更接近的描述應是上世紀30年代的德國納粹黨。

納粹黨反共、反猶太、用暴力。納粹是極右政黨，反共不奇怪，他們對共產黨的痛恨，部分原因還可能來自他們要與共產黨爭奪充滿怨氣的德國人民之支持。為甚麼反猶太？猶太人經濟上十分成功，人才也多，血統卻與其他德國人不一樣，反猶太一下子便滿足了納粹黨反精英及排外的心理訴求。

港獨分子的意識形態同樣反精英，排斥外來人，把一切自己的不幸或不滿都歸咎於這些人。不少內地來港的學生，其實大都成績優異，社會及學界早已設立了機制，對學界或商界的精英有鼓勵或獎勵，本地不思進取不作努力的廢青自然吃虧，所以思想上與納粹同一方向，並不為奇。

但最相似特徵卻是納粹與港獨恐怖分子都非常倚靠使用恐嚇方法去迫使怕事的人順從他們。在30年代初，希特拉發展了一群穿棕色衣服的所謂「衝鋒隊」，全盛時期人數達200多萬人，隨意威嚇德國人民，他們用的手投之一便是到處把猶太人家中的玻璃窗打破，這與今天港恐破壞美心或一些中資機構又毆打內地學生的行徑完全一致。

政府應盡快止暴制亂

希特拉除了有衝鋒隊外，還十分重視兒童及青少年工作。他上台後，索性禁制了童子軍及其他青少年組織，鼓勵及強制青少年參加他的青年團，30年代中後期，參加之人竟達同齡人的9成以上。港恐對香港青少年的洗腦活動也是不遺餘力。

港恐的恐嚇，不能說沒有效果。在朋友圈及街頭上，都不難碰到一些人大吐苦水，他們對黑衣人的行徑非常不滿，但絕不會隨便發表意見，因為怕被人毆打。有見及此，我毫不相信近日的民調，他們打電話問人索取意見，但被調查者很多根本不知打電話來的是何人，不理會他或給予假意見是防止被人騷擾起底的最簡單方法。面對着納粹主義的港獨分子，政府卻一再錯判形勢。英國首相張伯倫與希特拉搞緩和搞對話有用嗎？最終是使英國陷入險境！

特區政府一直以為可與港恐對話，從近月局勢看來，效果不是零，而是負數。有不少人以為拖下去，不肯實施《緊急法》、《基本法》18條所容許的暫時應用全國性法律，或是《基本法》14條的要求解放軍入城，現在也可清楚看到，都是錯誤思維。我5個月前已不斷力陳拖下去只會將解決問題的成本弄得愈來愈高，香港的市容、生命財產及人心，被破壞得更加滿目瘡痍，最好的方法是止暴制亂愈早愈好。

特區政府現時應該做的，是立即行動，任何推搪、瞻前顧後，都是怯懦不負責任的表現，為官避事平生恥！

(Sky Post 2019-11-15)

 

中美經濟前景與林毅夫的賭注 (雷鼎鳴)

今年9月，我的一位舊同事林毅夫教授，在首爾與一位世界知名、現在美國史丹福胡佛研究所的歷史學家弗格遜（Niall Ferguson）同台辯論中美的前景。弗格遜認為中國的經濟將來不可能超過美國，因為中國獨裁、美國民主。講着講着，林突然問弗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說，弗不甘示弱，連忙說相信，林便提出，既然如此，兩人不妨打賭。賭甚麼？是20年後中國的經濟會否超過美國。

歷史學家弗格遜退縮

最使人震驚的是賭注。毅夫提出賭200萬美元，弗格遜立時說他沒有這麼多錢，也沒有銀行肯借這麼多錢給他。他又表示不明白林作為一個教授為何有這麼多錢。這其實反映了弗對中國社會的無知。毅夫多年來都是極忙碌之人，不會有時間消費，所以儲蓄率很高，但經濟學家很多都懂投資，20多年前已聽說他在北京投資房地產大有斬穫，以北京的大宅今天的價格，200萬美元又何足道哉？弗格遜聽到賭注後心中發毛，要求降低賭注，最後雙方讓步，只賭20萬人民幣。其後我讀到弗在社交媒體表示，他們的賭注是2萬人民幣，剛好本周毅夫到港演說，我與陳家強及鄭國漢都是對談嘉賓，我連忙問他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從200萬美元變成2萬人民幣，他告訴我是事後弗通過電郵減至此數，弗雖不懂經濟，但名重學林，不是笨蛋，看來是在退縮了。

這裏還要搞清一個問題，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定義是甚麼？要知道，若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即考慮到中國物價比美國低，同樣的1美元，在中國可買到更多的東西，中國的總體GDP在2014年左右已超過美國，但若按人均GDP來算，中國20年內則不可能高於美國。從弗格遜公開的說明可知，他們賭的是2039年，以滙率價計算，中國的總體GDP是否大於美國。

知道這定義便好辦，毅夫這賭注是必勝的。在2018年，中國的GDP以官方滙價計，是13.41萬億美元，美國則是20.5萬億美元，後者比前者多出52.8%。中國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只要比美國的高出2.03%，到了2039年，按滙率計的中國GDP便會超過美國。

這個要求很低，多年來兩者的差別都遠超此數。更重要的是美國根本欠缺中國所擁有的幾個重要增長動力。近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超過7成來自她的高儲蓄高投資率，使到資本的累積很快。只要儲蓄率不持續急跌，經濟的中高增長已幾乎可保持。美國人儲蓄率極低，根本不能與中國相比，這便吃了大虧。中國近3成的增長來自她生產效率的進步，而推動此等進步的因素，中國依然強勁，例如人口城鎮化有利提高生產力，現時城填化的人口雖從40年前的不足2成增至現時的近6成，但仍有很大空間可繼續增長下去。中國國內市場巨大，對發展大數據很有幫助，而且會帶來規模效應。中國人重視教育，每年畢業的工程師比美國與歐洲的總和還多；對科研的投資，也在穩步上升，這些因素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也使美國十分擔心。

中國儲蓄投資率較高

至於哪種政治制度最能促進經濟增長，仍是學術界爭議不休的問題，定量的實證研究結果仍不足以替我們找到答案，而且就算有正或負的影響，其力度也不見得大於其他因素。據一些支持西方民主政制有利經濟增長論的研究，民主之所以被一些人認為有用，是因為它能引致較高的教育及科技的投資。但不論中國的政制被認為屬於甚麼性質，她在這方面的投資不斷上升而且比起西方國家更亮麗，那麼弗格遜認為中國GDP無法超越美國的觀點，便更顯得毫無根據。

中國人口4倍於美國，總體GDP高於美國，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事。若用PPP來算，2017年中國的GDP是23.21萬億美元，美國只是19.49萬億美元。其實中國到了2039年的目標，更應該是用PPP算出的GDP，是美國的2倍以上。達到此目標後，中國的人均GDP仍只是美國的一半左右，但因收入不平衡，在沿海及重要城市加起來的3億多人口中，人均收入很可能已經與美國的人均收入相近。這等於中國國內會出現一個人數與人均收入都完全可比擬美國的人口群，還另有10億人左右可生產與美國同等價值的GDP，中美間經濟的勝負便更明顯了。怎樣才可在2039年達到這目標？我算過一下，中國平均每年的GDP增長率，要比美國高出2.39%才可以，做到此點，難度也不是很高吧！

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在2010年曾經預言，中國的GDP到了2040年，用PPP來算，會是美國的3倍左右，而過去一段長時間，中美的實際表現，也是按他預測的軌迹前進。毅夫實不應答應弗格遜把賭注降至2萬人民幣。

(Sky Post 2018-11-8)

胡亂包容學生的法律風險 (雷鼎鳴)

　　最近美國俄亥俄州一件有關學生示威的法庭判決對香港近日的暴亂很有參考意義，值得各所大學的領導層深入研判。

　　事緣該州有所自由教育名校奧卜林大學（Oberlin College）被法庭重判罰款4400萬美元，後來因為同類刑罰有上限，罰款減至3150萬美元。為何連堂堂名校都被判此重罰？要知道，此校是私立大學，只有3000名學生，這等若每名學生要多交一萬美元學費才填補得了這損失，真是大出血！罰款原來是因為學生曾多次示威，誹謗及攻擊一間食品及麵包店，此種活動非法地侵害了該店的名譽及生意，而法庭認為校方有鼓勵及支持學生，所以校方要賠償。

　　奧卜林校風素來前進或左傾，對種族主義問題較為敏感。學校附近有一間有百多年歷史叫Gibson的麵包店，不時有人入去高買。三年前特朗普當選總統的次日，有一名黑人學生進入店內用假身份證證明自己夠年齡買酒，負責收銀的店主不但發現身份證是假的，而且該黑人學生還另外偷了兩瓶酒，店主要拿手機出來拍照，那名顧客立時攻擊他。雙方大起衝突，警察到場把該學生及跑來參與襲擊店主的另外兩名黑人學生拘捕。

　　這本是小事一宗，但次天早上，也許學生受到特朗普當選感到世界沒有公義，大群人跑到店前示威抗議，高叫「沒有公義，便不會有平靜」的口號，並辱罵該店種族歧視。此種示威不時出現，麵包店自稱失去一半的生意，決定控告奧卜林大學支持學生毀壞麵包店名譽，要它賠償損失。

　　為何可控告大學？原來示威亦有該校教員與學生參與，甚至付過一百美元左右讓學生購買一些手套，以防在示威時雙手太凍。官司打了兩年，示威者的言論有誹謗成份，此節早已確立，但大學一直否認自己有支持鼓勵學生的示威，所以官司拖了這麼久，但最後法庭還是認為大學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需要賠償！

　　香港的法律當然與美國不同，但公義的原則應十分接近。香港近日的暴亂中，多間商店、艱苦經營的書店、及上市公司港鐵都被大肆破壞，其嚴重程度已大大超越誹謗帶來的商譽損失，而且暴徒所犯的法還是刑事的。美心、商務、港鐵等機構有強大的理據通過民事法要求賠償。但黑衣暴徒來去如風，很難告得了他們。Gibson控告的，也不是示威者，而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的大學。既然我們知道「子不教，父之過」，別人也可說「學生不教，學校之過」。如果中學或大學一直都反對學生違法的行為，並不肯對學生作任何支持，那麼它們自然不用負上法律責任。但假若有證據證明某校學生參與過破壞私人設施，而校方又曾表示過支持學生同類活動的，按照美國的司法制度，學校是可被罰的。

　　香港的大學幾乎都是主要靠政府資助的，要大學賠償豈不等於要納稅人埋單？對飽受暴徒困擾的港人而言，這豈非是第二次傷害？策略也可以稍改的，不是去控告學生，而是控告發表過支持或鼓勵暴力學生言論的校長或老師。暴亂中受害的商戶，或可找人研究一下，可否為自己討回公道。中大段校長那封公開信，在奧卜林的案例後，可從新的角度審視。

　　大學校長當然也不用驚恐自己會否突然因被判賠償而破產，奧卜林的案例正好提醒他們，只要在未有經過小心推敲的證據前，堅決不作任何指控或誹謗性的譴責，學生的情緒性的不正當要求，理應一口拒絕，否則不但沒有風骨，破壞了大學的科學求真精神，還有法律風險。

（註：作者因事，需要停筆五周，本欄十二月二十日再見報）

 

(Headline Daily 2019-11-8)

39人的悲劇與移民 (雷鼎鳴)

上周英國爆出有39名貌似亞洲人死於冷凍貨櫃車之內的新聞，最初說這些死者都是中國人，CNN、BBC及香港一些評論人急忙抽水。後來又陸續傳出起碼有20多人是越南人，其餘10餘人則仍未確定身份。

我聽到新聞的即時反應是認為其殊不合理，中國每年到外國出差或遊玩已有過億人次，據說運送人蛇到英國收費每人要3萬英鎊，出得起這麼多錢的中國人若要去英國，就算坐頭等飛機或豪華郵輪也綽綽有餘，況且中國出境政策比前寬鬆得多，英國也會歡迎豪華旅客，為何要行此險步？依正途跑到英國去躲起來不是更安全？

CNN記者欲貶損中國

接着更感奇怪，陸續有證據指向這些人起碼一大部分是越南人，CNN的記者還要設陷阱要華春瑩踩下去，記者問華為何在70周年國慶期間把中國說得這麼好，仍會有這39人走上了這死亡之路？

華春瑩的答案紅遍了網絡，她溫婉地提醒這位記者的問題不合時宜，他的思想深處出了問題！這是明顯的，這些記者及評論人的用心便是希望中國多一些人間慘劇出現，這樣便可滿足到他們貶損中國的政治目的。有時人的心理的確很陰暗！用港人的說法，有些人是很「黑心」的。

其實非法移民問題，背後多有各種故事，這次CNN等媒體雖然是抽水抽錯了火水，但我們也不用諱言，中國人民合法或非法移向外地，是困擾了社會幾百年的現象。數百年前中國已有大批移民到南洋、呂宋一帶，在16世紀中葉，今天的墨西哥城甚至已有數以萬計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他們是把美洲白銀運到中國、把中國絲綢及瓷器等商品經美洲運到歐洲的貿易者。19世紀時，中國國力窮困，廣東沿海大量人「賣豬仔」到美國，在那裏替美國建起了鐵路，又艱苦經營餐館、洗衣店，把錢滙回台山、新會一帶。我參觀過台山市的台山中學，此校校舍美輪美奐，有百年歷史，擁世界級的設備，這便是靠華僑的捐助而建的。60年代初，中國饑荒，內地人在深圳附近游水來港，他們當然是非法移民。70、80年代中國經濟尚未發達，非法來港的大陸移民不知凡幾。上述的移民，動力幾乎與經濟或甚至能否吃飽有莫大關係。

世界上有些移民卻並不全是被經濟因素推動，利比亞、敘利亞等地湧向歐洲的難民是連生存都可能受到威脅，而他們本國的戰爭動亂，源頭正是美國，但美國的媒體對探究這些人移民的原因，卻無甚興趣。

高端人才淨回流返華

人向經濟發達、收入高、機會多、有人身安全的地方流動，是十分正常之事。40年前若中國開放邊境，必會有大量人民外湧，卡特總統質問訪美的鄧小平，限制人民出境有違人權，鄧即問他美國肯收納多少中國移民？卡特立時不敢說下去。那時中國窮，沒辦法，但今天形勢已逆轉。

每年1億人次的出國訪問，但期間失蹤不回國的，絕無僅有。這與中國的國力，尤其是經濟的力量當然有絕大關係。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端人才早已出現淨回流現象。從前中國人出洋留學的，很多都留在彼邦工作生活，算是移民外國了。但自2006年起，情況卻變了，那年出國留學人數13.4萬人，4年後，學成回國的有13.48萬人。此現象一直持續，2013年出國留學的有41.39萬人，4年後回國的留學生有48.1萬人。這些人尚未包括從外國留學後到香港工作的內地人。

近日香港動亂，大灣區則發展迅速，生活及工作條件都有進步，港人到大灣區置業似又開始成為風氣。未來如何？這主要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我作過一些估算，若一切順利，儲蓄率及生產效率的進步能保持在今天的水平，到了2049年，中國實質GDP會是今天的5.7倍。若情況不理想，儲蓄相對於GDP的比重每年以半個百分點下降，生產效率完全停滯，2049年的實質GDP仍會等於現在的2.47倍。中國愈來愈要面對的問題，不是人民外移，而是太多的人想移民中國！

(Sky Post 2019-11-1)

 

兵與賊 (雷鼎鳴)

 　　和平示威是港人的權利，但用暴力手段攻擊警察、途人、持不同意見者，大肆破壞港鐵、商戶，到處塗鴉，並不是權利，犯了法及社會禁忌的人是暴徒，在歷史上，這些人會被視為嘩眾而起的賊，需要朝廷派兵平亂。自稱和理非的港人若是真正的和理非，主張之一是「非暴力」，不可能不與暴徒割席，否則便是虛偽或邏輯不通。據說一些唸哲學的人竟也認為暴徒的暴力可「理解」，借用近日爆紅的華春瑩批評CNN記者提問的說法，這些人一定是思想深處別有問題！

　　香港除了駐港但不干涉香港事務的解放軍外，基本上並沒有兵，能合法使用武力的，只是部份紀律部隊，尤其是警察，所以我們幾乎可把警察視為兵的代表。本來在現代社會中，兵是用來對外，警察則對內維持治安，但有時此種分工也不必然。歷史上平內亂要用兵而不是靠捕快，已是常識，在今天，美國若有大規模暴動，也是出動國民警衞軍，其功能似乎與隸屬於解放軍的中國武警十分接近。最近看智利為了地鐵加價四仙所引起暴亂的影片，發現一車車的平亂人員都是身穿軍服。在近五個月的香港暴亂中，唯一負起了保護市民安全責任的是警察，尚未見有解放軍幫手，對港警給予對兵同樣的尊敬十分適當。在世界多個國家，兵的地位可以很高，例如在美國，總統絕對不敢得罪軍人，在日常生活中，連坐飛機軍人也有優先權，上機不用怎樣排隊。這些固然是由於別人明白，兵隨時付出性命保護人民，若不表達謝意，反而日日罵之，國家誰去保護？

　　除了對兵的尊重禮待外，法律亦對他們有保護。與敵軍對陣時，己方政府萬萬不可能告訴自己的兵，千萬不要殺傷敵人，否則你可能承擔法律責任，要殺頭要坐牢。當然兵也不是完全沒有法律可管，例如屠殺人民或戰俘，都可送上軍事法庭，但我倒也沒有聽過在兵捉賊時，一定只能埋身肉搏。

　　在外國生活過的人大都會同意香港警察實在是非常克制，這一方面可能是香港過去較為安寧，警察也十分斯文，但另一方面也是法律並未對警察提供足夠的保護。有位中學同學是槍械專家，家中擁有三千支不同類型的槍械，亦是芝加哥警察的顧問，他看過暴徒破壞港鐵的多段影片及照片後，得出一清楚結論，在美國，警察見到此事，可擔保必定開槍射擊暴徒，而且不用為傷亡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在香港，保護着市民生命財產的警寫有受到政府及法律同樣的保護嗎？說來真要為警察叫屈，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警察服務可靠性指數」排名，香港在2016年全球排第15，2017年升至第8，2018年再升至全球第6，這比起美國2018年的第19及英國的第18，遠遠超離。香港警察服務的質素領先國際，其他的排名也與此相符，那些只懂叫「黑警」的人，難道不應自省一下，是否自己在犯法，而不是警察有問題？

　　但最值得批評的是香港政府及司法機構，它們缺乏保護警察的意識，七警案我今天仍然認為是冤案，反映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有問題。「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根據大歷史學家雷海宗所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兵代表着一種進步、勇敢、敢戰、能戰勝的精神，但中國大多數朝代都缺乏此種兵的文化，當兵的質素也往往不佳。朝廷剋扣糧餉，甚至背叛士兵，不理他們死活的，歷史上不知出現過多少次！香港政府是只懂得管治無風浪社會的一個政府，絕對缺乏雷海宗所說的兵的文化。至於會否背叛警察，可有一簡單測試，便是是成立甚麼獨立調查委員會，或是這委員會是調查甚麼的。

　　若這委員會在暴亂平定後才成立，而且調查的主要對象是香港暴亂背後有多少外地資金資助，別的國家如何插手，網台及傳媒有無非法行為，香港的學校有無縱容或引導學生參加暴亂，我十分贊成。但若是吹毛求疵，包含着打擊警隊的禍心，則必須反對。政府不放寬所謂的最低武力的標準，使人數嚴重不足又沒有足夠裝備作支援（槍基本上不能用）的警察在前線長期作戰對付無所不用其極的暴徒，若政治上還不肯面對攻擊警方的壓力，這不是靠害是甚麼？中央政府比特區政府遠懂得多支持警察的重要性，在內地「阿Sir，十四億人民挺你」的口號深入民心，反而香港政府卻不敢旗幟鮮明的這樣做。

(Headline Daily 201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