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衝突影響有限 (雷鼎鳴)

近日中印邊境戰雲密佈，雖然尚未出現真正的熱戰，且雙方都同意降溫不再增兵，但尚未知這是否因天氣快將轉冷導致的印度緩兵之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度是擁有着繼中國、美國以後的世界第三大GDP的國家，中印關係未來如何發展不能視作等閒。

　　先說些背景。中國對印度領土並無野心，1962年中國與印度打了一仗，中國完勝，據説中國只用了印度的十分一兵力。若當時揮軍追擊，印度完全無還手之力，把印度吞併並非難事，但中國政府對此毫不感興趣。反過來看，印度對中國卻不能說沒有領土野心，印度東北部的鄰國，包括被印度在1975年吞併的錫金，受藏傳佛教影響遠大於印度教，她們與印度關係並不太和諧。有人認為，要根除這些影響，印度需佔據西藏，但印度有此本事嗎？

　　印度人看來，這未必是不可能之事。從四千年前到兩百年前的全球總產值，超過一半其實是在中國與印度生產的，歷史上，印度與中國長時間內是經濟中的叮噹馬頭，她在近代才被英國殖民，在此期間，她的工業被壓制，稅收也重，有印度學者估算，印度每年的GDP有8%左右被轉移到英國去。從九十年初開始，印度放棄計劃經濟，增長率得以提升，人民希望重拾歷史上的光榮，絕不奇怪。

　　美國對印度的崛起，在現階段自然是鼓勵的。按官方匯價計算，美國GDP世界第一，中國第二，但若把物價差別也考慮進去，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則中國第一，美國第二，印度第三，中國的GDP大約等於美國加上日本的總和，無論美國是第一還是第三，她總有誘因聯合第三抗衡中國。印度是很方便的選擇，美國公開說印度是民主國家，容易合作，其實這是騙人之言，在利益當前，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等極權國家也可成為盟友，那用管印度是怎麼樣的國家？對美國而言，印度在三十年內也不易構成威脅，但卻可被慫恿騷擾中國，制衡中國，這是何等美事！

　　但問題是，印度是否有此實力？先看過去的表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印度人因為沒有經歷百年戰亂，人均收入比中國還稍高。我們若以1978年作起點，從這年到2019年中國的GDP，扣除通脹後共上升了39倍，印度也不錯，升了10.1倍，但與中國相比，相差甚遠。印度的經濟改革從九十年代開始，2019年印度的實質GDP是1992年的5.5倍，中國則是11.1倍，一樣大有差別。直至近年，印度表現才稍為好一點，2014年至19年，印度實質GDP上升了39%，中國則增加了38%。就是在這麼短期內有這麼小的差別，已叫美國及印度興奮不已，但這恐怕不能持久。今年第二季印度GDP比去年同期下降23.9%，中國則上升3.2%，兩國增長又再拉開。印度人口13.26億，中國13.94億，十分接近，以官方匯率計算，2019年中國的GDP是印度的4.99倍，今年的差別我相信是5.5倍以上。以今天的國力而言，印度實不可能挑戰中國。

　　看世界大局宜看三十年以上，將來兩國的對比又如何？印度仍會有不錯的增長，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依然強勁，印度要追近中國，難度極大。印度的文盲率是人口的25.6%，中國只是3.2%。印度經濟板塊中，47%仍是農業，中國只是7.9%。印度人口比中國年輕得多，中位數是28.7歲，中國是38.7歲，這倒是印度的優勢。不過，印度有兩個頗為麻煩的缺陷，會拖她的後腿。

　　第一個是其發展策略。印度今天的工業產值只佔其經濟22%，原因是印度並未經歷如中國般的大規模工業化，只是在某些特定的高科技，如製藥及電腦軟件等有重大發展。這些行業不是不好，但養活不了多少人，其他未能受惠的，依然一貧如洗。反觀中國卻是把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吸引到城市的製造業中，然後才在此基礎上騰龍換鳥，搞出了高尖的科技產業。

　　第二，印度也搞民主選舉，這本來也不是壞事，但印度社會結構及文化背景卻使其民主制度變成負累。印度歷史上一波一波的不停受外族的征服及移民，變成社會中不同族群分成三六九等，等級森嚴。印度女性地位低下，嫁妝不足的女人被活活燒死還時有所聞。其高等級者並無興趣照顧低等之人，婦女生產力也受壓抑。搞了這麽多年民主，這些問題卻無法撼動，原因也許是政治制度無力衝擊其宗教制度。印度今天的不同的利益可通過民主表達出來，但無法整合成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這如何能競爭得過中國？

　　中印兩國綜合國力今天的差距巨大，在未來的數十年，這差距也難顯著收窄。內地加上香港，是印度的最大貿易夥伴，但印度卻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印度應繼續採用開放政策，在可見將來，印度挑戰不了中國，又因貿易要倚賴中國，也就搞不出甚麼名堂。

（頭條日報 2020-9-25）

美國在台海難以遏制中國 (雷鼎鳴)

    　美國傳奇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新書《憤怒》（Rage）未出版前已廣泛流傳，震動美國政壇。這本書根據與特朗普的十多次錄音訪問及多位內閣要員的訪問而寫，其結論是特朗普有關疫情的言論基本上都是假的，特朗普本人也承認此點。有錄音為鐵證，特朗普是一名大話精這罪名也坐實了，伍德沃德於是認定特朗普完全不配當總統。 　　

       這些本也不是甚麼秘密，本欄的讀者應早知道我也有相同的判斷，但我有兩點疑惑：第一，特朗普應明白在此記者的錄音機前吐出真言，會重挫他的形象，他為何肯做此蠢事？不要告訴我他天生誠實，因為有記錄以來，美國公眾已找到他說過二萬多次謊言；第二，伍德沃德為何在大選前出這書？時機上當然對此書的銷情有利，但伍氏是上了神枱的記者，選此時機會害了給予他訪問機會的特朗普，伍氏在道義上難免會被認為有虧損。

　　此書有一並不引入注意的細節，但我卻認為它有助了解當前的中美關係。書中有段關於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在任）的描述很耐人尋味。在2017年金正恩屢有發射飛彈期間，原來美國官方高層大為緊張，整個情報機構無法判斷北韓是在虛張聲勢還是來真的，馬蒂斯深恐美韓正處於核戰邊緣，大受壓力，晚上也要和衣而睡，還多次跑去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祈禱。

　　馬蒂斯是國防部長，他所掌握的軍事情報當然比我們豐富得多，他在怕甚麼？以美國的軍力，若要夷平北韓，在政治上雖說不過去，但軍事上卻是易如反掌，所以他擔心的核戰，不會是由美方自己主動的第一擊，而只可能是北韓的先發制人，射些核彈到美國去。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北韓是否真有實力威懾美國，大家都是不大相信，就算北韓有能力發射出少量核導彈，美國應也有能力一早在太平洋便攔截到。既然如此，馬蒂斯還怕甚麼？細想一下，他只可能是對美國的防禦能力也不是太有把握。美國稱霸大半個世紀，只有她去侵略別人，那曾害怕過別人殺上門來而自己擋不住？現在的美國身驕肉貴，竟怕有人來碰瓷？ 　　

        中國的進攻及防衞能力自非北韓可比，美國發動冷戰，優而為之，但她敢與中國熱戰嗎？特朗普上台雖到處撩事鬥非，但他與前任不同，從未發動過一場熱戰，他的考慮似是不願付出費用。若真的有熱戰，地點不外三處，一是香港，二是南海，三是台灣。香港有八萬多美國公民作「人質」，美國對港襲擊機會偏低，至於南海還是台灣，那個機會較大，人言人殊，但台灣多了一個因素，便是中國也可能主動出擊，收復台灣，統一中國。若有此一天，美國會如何反應？

　　今月初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總裁哈斯（Richard Haass）與他的合作者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一篇文章，力陳美國應放棄過去行之四十多年對華的戰略性含糊政策，亦即故意不說清楚一旦內地與台灣開戰，美國會做些甚麼，此舉可使北京與台北都因不明前景而大家都不動。但目前中國軍力大升，哈斯認為美國就算積極支持台灣，甚至參戰，也殊無把握可擊退解放軍（據云中美雙方都曾多次沙盤推演過此種戰局，每一次都是中國勝利。當然，這只是狹義的指台海戰役而不是其他的戰爭），因此哈斯建議美國不再搞含糊政策，而是要明確支持台灣，表明美國會介入，但介入的方法卻不是打仗，而是經濟科技等的制裁。哈斯等認為中國共產黨管治的合法性源于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中國一旦受制裁，經濟便會倒退，共產黨便會完蛋，所以制裁威懾力巨大，中國不敢動。

　　我很懷疑美國政府是否願意接受這觀點，但它的出現，正反映美國政府的無可奈何。關鍵是中國的軍事資源很大部份用在如何處理台海戰爭並取得地區性優勢之上，以至美國也認為自己在此戰場上打不過中國。過去，不論香港、台灣或美國，都有人不斷貶低中國的軍力，這對中國是絕妙的好事，誰會希望自己的軍事力量被人摸清？香港的黃絲也有此傾向，他們是在曲線助中國一臂之力了。經過多年發展後，中國軍力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美國也不由不改變策略。

　　但改為制裁有用嗎？中國一旦收回台灣，其領導人的地位必會如日中天，甚至超越當年的毛澤東，怎會倒台？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一窮二白，政權一樣固若金湯，何況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早已踏上一個不大需要外需而仍能好好過活的新階段，制裁雖也能損害中國利益，但對外國影響更大，以前我也曾多次論述，不贅！只提一事，近日美國西岸山林大火，烏煙瘴氣，其中一原因，竟是美國去年禁止聯邦政府購買內地的無人飛機，大大掣肘了防火工作。中美經濟脫鈎的影響，廣泛度及深度都遠超美國政客所想像。

 

（頭條日報 2020-9-18）

全民驗疫才是重啟經濟的關鍵 (雷鼎鳴)

　　香港的經濟表現無疑地與疫情仍掛上了鈎。鍾南山七月底時說過，香港的疫情處於一種拉鋸戰的狀態。其實經濟也是在拉鋸，只要疫情不歸零，人民便不會心安，經濟的V形反彈不易出現。 　　

先說經濟的表現。香港去年第三季經濟已呈下滑，GDP同比下降2.8%，即與之前一年同季相比有此跌幅，第四季同比仍跌3%。但此等跌幅顯然只與黑暴的破壞有關，疫情的影響要到今年才出現。今年第一季GDP同比下跌9.1%，第二季也無起色，同比負增長為9%。GDP的數據每三個月公佈一次，訊息不及另一些數據及時。 　　

有一組挺有用的每月數據可助我們知道最新情況。私營部門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可告訴我們經濟是在擴張還是收縮，若是50以上，便是擴充，50以下則是收縮。今年的四月及五月，香港的PMI很低，但六月時突然猛升至49.6，反映市場經濟雖然仍在收縮，但並不嚴重。我們應還記得，六月時疫情第二波似已受控，很多天都是零確診。 　　

不過，一至七月，PMI又急跌回44.5，八月份再下調至44，反映在確診個案急升後，香港經濟又在收縮。此種情況與內地相比，大相徑庭，內地第二季疫情已基本受控，雖然經濟仍受歐美拖累，但GDP同比依然出現3.2%的增長。 　　

我們知道疫情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差別頗大，例如網購或超市生意可因疫情已門庭若市，金融業可通過網上進行大部份交易，旅遊餐飲則成重災區，但總體而言，只要疫情還是拉鋸下去，經濟的代價會十分沉重。 　　

有多沉重？去年第一、二季黑暴尚未出現，今年的第一、二季黑暴也暫退了潮，但GDP卻依然同比下挫了9%，這顯示疫情對GDP的影響可能很接近9%的負增長。香港去年GDP每星期平均560億港元，9%的跌幅約等於每星期50億元的損失。就算我們不計算疫情帶來的人命與健康的損失，亦不理會財爺耗用了2000多億元的外匯儲備救市，疫情每延遲一個星期結束或受控，香港光是總體經濟收入便要沒掉50億元。政府及社會都要明白，時鐘不斷在轉動，不盡快使疫情歸零，經濟損失會不斷積累，一個月的延誤便是二百多億的代價了。 　　

經濟的損失會不斷增大，直至港人承受不到也不一定終結。 　　

但上述的損失並非不可避免。將來有了疫苗後情況相信會改善不少，但若無口罩、社交距離等輔助，問題恐仍存在。在未來的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很多人或許都無接種疫苗的機會，重啟經濟的最重要手段還是能否有更多人能夠檢疫，甚至是每隔兩、三個月（或更頻密）再來全民（不止是普及）驗疫。這是很符合成本效益的。在內地驗疫，連上試劑與人工，每人成本只是一、二百元人民幣，遠低於香港醫生所收費用。我們若與內地合作，假設每次驗測總成本300元，750萬人全部都驗，總成本也不足23億，卻可保經濟較有效運作起碼幾星期，十分划算。 　　

香港政府崇尚自由，但性格軟弱，不願為了對社會有益之事而冒上政治風險，所以沒有強制驗疫。這是不對的，驗疫的作用不止於有益個人，而且有界外效應，有助斬斷無徵狀者的隱性傳播鏈，這足以使強制性驗測變得符合共眾利益。若政府在將來的驗測計劃中仍不肯用強制性方法，次優的政策是用激勵方法，而不只是勸告，適當的誘因很重要。幾點以作參考。 　　

第一，願意驗測之人大都重視健康，將來有疫苗時他們應有優先權接種。第二，將來若政府再派錢，好市民應有優先，有打針記錄的才可領錢，其他人則沒有或數額減低。 　　

第三，持有健康碼的人可以到內地及澳門。在某些人群較密集的場所，政府也可讓曾擁有健康碼，但過期不太長時間的人自由進出，其他人則禁止。曾經有健康碼的人一般較小心健康，他們傳染他人的風險較低。上述幾點只是些例子，政府可自行把政策精密化。這類政策社會成本不高，但有助使個案歸零，重啟經濟，希望政府不再優柔寡斷，拖泥帶水，能強勢出擊。


(頭條日報2020-9-11)

六億人月入平均1000元之謎 (雷鼎鳴)

上周有位中學同窗謝錦明突然致電問我一個我注意了一段時間的問題。謝是位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是我母校「華仁一家基金」的創辦人之一，其努力惠及過無數師弟，大家都只管叫他「仔哥」。仔哥來電時語帶疑惑，他不明白為何李克強會說，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年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仔哥的疑惑很直接。他過去在內地有生意，從前招聘員工時薪水很低，幾百元一月便有大量民工蜂擁而至，但近年早已不是這麼一回事，3500元僱不到員工，就算派人到較偏遠的農村逐村找人，常常也乏人問津，怎麼會有6億人每月收入平均只得1000元？但李克強貴為掌管經濟的總理，也沒理由弄錯。

　　仔哥在實踐上的觀察不會有錯，我們也可注意另一個看似奇怪的數字，去年中國GDP只稍低於100萬億人民幣，人口接近14億，那麼2019年人均GDP應是71400多元人民幣，怎麼與李克強所說的3萬元有如此大分別？

　　這些數字相互之間其實並無矛盾，只是各自代表不同概念而已。先說人均GDP與李克強所說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差別。GDP包含一國總體的收入、生產及需求，它們應都是等值的，按中國的統計口徑，總體收入包含居民、企業，及政府的收入。李克強所說的是居民的平均收入，不包括企業及政府收入，所以一定遠低於人均GDP。我們若再仔細一點，可注意他說的「可支配」的收入，即是要繳交的稅、社會保障支出或贍養支出等項目要從收入扣除掉。

　　再說人均的概念。中國14億人口中，有工作的不足8億人，退休長者、兒童、家庭主婦等大多是不工作的，一個3人住戶若只有一人工作，工資3000元，那麼這家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便低於1000元。從仔哥的觀察可知，工資每月低於3500元的人從前很多，現在則較為稀有，在城市中尤其如此。

　　為方便起見，我們可統一使用李克強所引用的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此數會遠低於人均GDP及市場上的工資。《中國統計年鑑》尚未提供較齊全的最新數據，所以我只能用2018年的數據。在這年，全國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全年為28228元人民幣，有六成人口住在城鎮，他們的可支配收入為39251元，農村的平均是14617元。這意味著在農村，平均每月只有1200餘元，他們還可以生活下去嗎？除了進口貨及奢侈品，內地平均物價遠低於香港，農村尤其如此，這是要注意的。更重要的是房產，中國有接近九成人住在自己擁有的房屋內，雖有些人仍要每月支付按揭，但大多數人卻不用像港人般害怕房屋貴，而且房屋的升值還可增加他們的帳面財富。我們不用把香港的條件套在他們身上。

　　這當然不能說中國沒有貧富差距問題。我們可把中國人口按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劃分五等，最窮的五分一，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只得6441元，次窮的五分一，則是14361元，這些數字顯示最窮的四成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稍多於1萬元，也印證了李克強所言，約有6億人平均每月只支配到1000元。

　　事物總有正反兩面，中國有6、7億人口近年才脫貧，這批人現在與中上收入仍有距離，但中國總也有一批先行者較早地進入小康或中產收入行列。仍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標準，2018年有五分一的全國人口年均收入近71000元，他們絕大多數都住在自己擁有的房屋中，這2億8千萬人已經可被稱為中產階級，他們的人數及平均收入都會繼續上升，這也許已經是世界人數最大的中產群了。這些人很多都受過高等教育，有強大購買力，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國力而言，這批人的知識與經濟力量將可挑戰美國，人數上，未來將會遠超美國。美國政府對這群中產又愛又怕，愛的是他們構成了一巨大的市場，怕的是這群人含大量在科技上可挑戰美國的人才。

(頭條日報 20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