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四十周年紀念，習近平再次南巡並參與紀念大會，事前中央政府還發佈了一份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的改革試點方案，勾劃了2020至2025年深圳發展的思想與方向。如此高的規格，顯示了這不但是深圳而且是全國性的國策，港人可從中得到甚麼微言大義？
有幾點要注意。首先是「先行示範區」這個概念，在經濟學界中過去數十年有一個叫「特許城市」（Charter City）的說法，主要是前年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羅默（Paul Romer）所推動的。羅默認為，世界銀行及西方國對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過去都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所以他建議一些國家不如劃出一小塊土地出來，作為新制度新政策的試驗田，若試驗失敗，也不至於影響全國，若是成功，則可在全國各地複製。
羅默從前也認為，香港實際上正是扮演着「特許城市」的功能，其實施的制度帶來了自身的成功，也啟發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香港的影響力由是輻射到深圳，大灣區以至全國，2007年羅默到科大訪問，當時我知道他對香港的制度很感興趣，於是帶他走訪各處，增進其對香港的了解，很快地，他便掌握了「特許城市」這一概念其實與鄧小平所推動的經濟特區，其實是同一回事。羅默也就把興趣轉移到深圳這一最成功的特區去，並把自己變身為一個深圳專家。
在方法學上，既然中國走的路前無古人走過，所以不會有理論指引，這便要靠較小規模的試驗去確保新制度的可靠性有效性，所以特區或「先行示範區」這方法是很具科學性的。香港從前也許並無主觀意願去充當試驗田，但在實際效果上，她卻扮演了此一角色，因此，內地人民從前對上一代的港人存有不少敬意，也崇尚香港的潮流，中央也高度重視香港的作用。
不過，今天時代已變了，一方面是香港自己的制度已暴露出重大的弱點，高度的自由變為濫用自由，法庭判案的任意性使人大開眼界，民主變為帶有暴力性破壞性的民粹主義，市場經濟有些環節遭到不恰當的扭曲，造成樓價飛升及從此而來財富分配的不均，都使香港這一「導師」淪為反面教材，提醒了中國人民要從香港的經驗中學懂如何防微杜漸。
另一方面，中國科技及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也顯露出中國目前的制度也未必足以應付百年來最重大歷史轉折。中國往前走下去，不可能照抄西方已呈敗象及老化了的制度，中國還是需要繼續進行新制度試驗，最合適最有能力的試驗區不再是香港，而是深圳！這次包含27條的試點方案公佈出來，深圳被賦予了不少推行新制度的權力，正好坐實了深圳在全國發展的先行領導地位，香港的「導師」身份已一去不復返矣！
香港還可做些甚麼，以挽回自己在全國的一點地位？這倒要看香港可以做出甚麼貢獻。這裏有三個障礙。
第一、我們近年早已聽到所謂「中國速度」這一說法，它意味着中國的科技及各方面發展是井噴式的，快得使人目瞪口呆，到內地探訪旅遊，每隔五、七年，便好像去了另外的國家一樣。在當前中美科技戰經濟戰中，中國人民都常在計算日子，要多少個月或多少天，才可把美國的遏制拋諸腦後，速度是很重要的考量。反觀香港，近年來社會諸事失去方向，政府做事溫溫吞吞，事事寸步難行，不倒退已是萬幸，與「中國速度」更是脫了軌，深圳縱有意願與香港合作，但別人不會被你拖着後腿的。
第二，特區政府「為官避事不覺恥」，在抗疫一事上只能做到與病毒打拉鋸戰，連全民強制驗疫也不敢做，如何可把潛伏於社區中的隱性傳播鏈揪出來？全民驗疫成本不低，但經濟效益卻大很多倍，不做是愚蠢的行為。沒有本地個案，內地對開放邊界口岸一定十分顧忌，通不了關，港人的家庭及精神損失有多大，經濟上與深圳或大灣區的融合，豈不可笑？特區政府在驗疫上的歎慢板策略，已遠遠跟不上時代的需要了。
第三，我不大擔心金融業，香港這方面很強，仍可對中國發展起到貢獻。但金融業佔香港GDP不足兩成，就業人口不足一成，而出入口貿易及物流業在經濟板塊中比例不斷萎縮，香港必須另找新的動力，最明顯的便是高科技生產。
不過，香港的高科技尚未成氣候，與深圳不可相比，但落後中卻另有先進之處，香港高等院校的科技研究不少是世界級的，但缺乏將實驗室的成果轉化為經濟產能的能力。這方面倒是與深圳可以互補。不過，我們尚未見到一些有效而且具規模的政策，所以我對此種科技上的融合，也只能樂觀其成但不會太存厚望。
(頭條日報
2020-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