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穎妍現象 （雷鼎鳴）

 前一陣子，香港評論界名筆屈穎妍寫了一些文章，批評政府抗疫不力，不懂民間疾苦，沒有推動全民檢測，豈料一筆起風雷，有自許為建制派的把她痛罵一頓，亦有反對派中人以為執到寶，說建制派在內訌矣。當中顯然也有某些無聊深黃人士冒充藍營加入戰團，似要將屈除之而後快。

真有內訌？還是香港的反對派捉錯用神？這裏首先便應搞清楚一個問題：屈穎妍是建制派嗎？

嫉惡如仇 愛國愛港

我認識阿屈或許已有6、7年，我常參加一些有她在內的飯局，與一眾高人分析世事，大家亦在好幾個社交群組中時有交換意見。她文筆犀利已不用介紹，你不一定篇篇都同意她的觀點，但卻不能不承認她觀察力極強，常可在旁人不注意的地方找到對方的破綻，一劍封喉。此種獨孤求敗的劍勢是下過苦功才能練出的，她對社會大事小事都追得很貼，文章篇篇都做足功課才下筆，成功絕非偶然。

但若說她的文章只是建基於用功勤奮，也不準確，從她所寫的字裏行間，我們可清楚看到她嫉惡如仇，明斷是非，這是需要一種精神力量支撑的。我大學時當過看更，值夜班，利用這段時間把整套《魯迅全集》都看了一遍，近年看阿屈的文章，深覺風格接近，每寫一篇便等於投出一把匕首，她是香港的魯迅。若說他是小李飛刀的傳人，也無不可。

香港有太多的人自稱是建制派，但建制包含的元素太多，政府、立法會、司法界、大企業、學校等都是建制一部分。支持建制的人，政治光譜太闊，他們之間的信念可能還是南轅北轍，我看阿屈根本不能用建制派去描述，她自己也否認自己是建制派。

她否認得對，我明白她的想法。我自己則從不參加任何政治組織（有些報道說我有參加，是亂說），我也不是建制派。她認為自己是愛國派，我相信把她看成是愛國愛港派更加準確。既然她不是建制派，自然沒有所謂的建制派內訌，她也沒必要一定支持建制。

嚴格來說，香港某些人被稱為泛民或民主派，也是錯之極矣。這些人雖言必稱民主，但行為卻往往相反，一聽到別人的意見不同，便立即群起而辱之，這叫民主？他們的共通點只是反對政府反對中央而已，所以「反對派」的稱謂較準確。

政府軟弱 應予鞭策

愛國愛港不是叫叫口號便勝任。真正的愛國愛港要有「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胸懷，這又必然要求他們不能好心做壞事，眼見社會或政府中有不平之事，都是「是其是，非其非」。但甚麼是「是」，甚麼是「非」，未必人人同意，但只要能保持獨立求真的精神便可。

從去年的黑暴到今年的抗疫，香港飽受折騰，但阿屈與我都有參與的群組所作出的判斷，經得起時間考驗︰黑暴根本不可能成功，但特區政府太軟弱，最終會招致中央出重手；抗疫要全民檢測，再配合其他政策才能竟全功。阿屈的文章除了斥責黑暴外，也一直對政府的軟弱不假辭色，對政府的抗疫不力一直忍無可忍，建制派這銜頭對她合適嗎？

批評政府軟弱及不滿其抗疫漏洞百出又不肯全民檢測，當然並非阿屈的專利，她這方面的立場與我及很多人都一致，而且一早已有此立場。

有些人別有用心地宣稱批評政府的政策，便一定是背後有人扯綫，特首爭奪戰已經開鑼。我不會排除有些人想當特首，抗疫是否得力也可成為評價其能力的標準之一，但這與背後有沒有人扯綫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阿屈寫文章報酬只得稿費，沒有一分一毫其他，我們亦然。有些人是以己度人了。

順帶一提，有人認為全民檢測的社會成本太大，所以並不可行。誠然，成本的確大，但不做的社會成本更大！這已不再是醫學的問題，而是經濟學的範疇了。

 

（晴報  2020-12-18）

中國人有無創新能力？ (雷鼎鳴)

 上周蓬佩奧在喬治亞理工大學演說，貫徹了他的作風，便是大放厥詞，無根無據無端攻擊中國，美國最高級的外交官如此水平，可見特朗普用人真的有特殊癖好。此人落台在即，本可不用浪費筆墨理會他，但傳說他有興致將來競選總統，這倒要記他一筆，以便到時多些人記得這位曾自稱有訓練下屬如何又呃又騙又偷竊的前特務頭子是何等樣人。原來他本希望到麻省理工發表此一演說，遂寫信到MIT叫人家邀請他去。該校校長去年才發表過文章，批評美國政府胡亂打壓華裔學者，衝擊了校園應有的開放學術氣氛，他自然不願給予蓬佩奧利用麻省理工這顯赫平台的機會，於是用疫情嚴重這一藉口把他推掉，而不直斥其非。豈料蓬某仍深心不忿，在喬治亞理工的演說罵了MIT一頓。

　　蓬佩奧又說了些甚麼？其實也無甚站得住腳的內容，不外是批評美國的大學見錢開眼，取錄了近40萬的中國學生（其實中國留美學生總數約37萬），以至中國能通過他們盜取美國的科技機密，又指中共監視中國的留美學生，並以恫嚇其家人作手段去迫他們就範。幾十年來，我認識無數留美的中國留學生與學者，其中部份還是相熟的同事，蓬佩奧試圖描繪的故事與事實相距甚遠。但最能反映蓬佩奧陰暗心態的，卻以他聲稱美國是開放社會，所以中國的創新能力完全不是美國敵手，此言不啻是販賣一個論述，中國若有甚麼科技成就，都是靠偷取美國的秘密達到的。

　　蓬佩奧說這些話有何即時目的？他是要慫恿美國的大學監視中國學生與學者。此舉是用政治包裝了的種族歧視，但其實最受傷害的是美國自己。美國社會與學術界確有其優點，其中最大的優點，起碼是在過去，是自由開放，也因此她能吸引到不少有才能的人到那裏去創業創新。此乃美國立國之本，但可惜蓬佩奧之流卻正在破壞其國本。美國人民絕大多數不願走艱難無比的科技探索之路，新移民的下一代或留學生才是撐起美國科學研究的支柱。我們只要到矽谷看看，或翻翻世上最頂尖的科技期刊，都會見到無數華人的臉孔或名字。他們是創新科技的締造者，若是他們被蓬佩奧的反華言論激怒，一走了之，恐怕美國的科技水平會大打折扣。科學本是無國界的，美國的成果有他們的貢獻，誰偷誰的？

　　若美國政府一些國防或尖端科技秘密外洩，處理的方法可以十分簡單，把它們列作機密，要經批准才可接觸，若非真正機密的，可讓其相關知識自由在校園流通便可。換言之，美國政府若如此畏懼，弄些負面清單便可。大學本是自由開放的淨土，隨意地把正常的學術喚作機密，十分不利學術發展。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個做法便值得稱讚，校方要求，在該校進行的研究，一定是要可公開發表的，也就是說，若有機密，請到別處做研究，這樣做教授與學生便不會蹈足法網。

　　蓬佩奧指大學向錢看，這又何錯之有？大學不是牟利機構，所得經費，都會用作支持科研教學。有37萬中國留學生在美，他認為這麼多人，必定是別有用心。37萬大約等於每年赴美約9至10萬人，中國每年的本科新生入學已達915萬，即赴美只及留在中國的1%左右，比例遠低於港人到美國求學，那又會內含甚麼陰謀？不同大學學費差異很大，假設平均學費是2萬5千美元，那麼光是學費美國的大學每年便賺了92.5億美元，再加上他們的生活開支，等於美國可通過招收中國學生而輸出數以百億美元計的服務，對美國經濟大有幫助。這些學生很多都是本科生，根本沒能力去找尋或分辨科技機密，研究生也未到這水平。



　　中國是否注定創新能力不如美國？決定創新力量的因素本就是多變量的，不可能是單一因素。美國校園的開放性的確是正面因素，我們不用因為蓬佩奧提及而愚蠢地否定此點，反而要把中國的學術研究弄得更開放自由。在現實中我們亦可看到，因歷史原因，中國過去科技並不發達，但近年卻進展迅猛。頂尖科學期刊《自然》有個「自然指數」，記錄着世界各國在最頂尖的科學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中國幾年內上升了近3倍，在去年，中國發表的頂尖論文已逾美國的三分二，居世界第二，也等於排第三的德國的3倍！將來在基礎研究上超過美國並非幻想。又中國的5G、北斗、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高鐵、基建狂魔等等成績領先世界，誰敢說中國並不擁有巨大的創新動力？美國不少人見到中國冒升起來，第一反應便是不信，所以硬說中國是偷的，到事實勝於雄辯，不能否認時，他們會變得憤怒。據說在下一階段，他們還會感到十分挫敗，漸漸地便要接受現實了。蓬佩奧是處於第二階段吧！

（頭條日報 2020-12-18）

 

香港缺乏縝密思考的能力 (雷鼎鳴)

 

在去年的黑暴及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間，我倒是發現一種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缺點，便是不少港人心思不怎麼縝密，在作重要決定或判斷前，不懂得從頭到尾排查自己有無錯誤，所做之事有無漏洞。欠缺了認真態度及習慣，是成不了大事的。香港人所用的形容詞「符碌」正是這些人的寫照。

 

舉兩個例子。一名前議員犯了法後棄保潛逃，舉家逃亡至丹麥，卻忘記了把銀行戶口資金都調走，戶口被凍結還敢要銀行解釋。我不會同情其作為，但卻驚訝他做事如此粗疏。棄保潛逃本身已是一罪，勾結外國勢力、偽造行程欺騙法庭，是新犯的罪，這甚至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以前所謂「眾籌」得來的資金下落存疑，哪個負責任的執法機構會容許這些逃亡者大搖大擺地將資金調來調去？美國說「制裁」某些內地與香港官員，這些「制裁」本身十分無理，但受到影響的官員及其直屬親人在美國的資產一樣也被凍結，可見凍結是國際標準，沒有甚麼值得奇怪。

 

機場防疫措施粗疏

 

這位前議員應該沒有學過博弈論，此學問的核心是你自己出甚麼招前必先要思慮對手會怎麼還招，若是高手，尚要考慮到以後的7、8步怎樣走。要求這位前議員懂得7、8步顯然是陳義過高，我們不是仍記得當日他強搶政府女官員手機後躲入男廁偷看嗎？此等狂躁性格的人沒想過所做之事的後果，我們其實也不用真的奇怪。

 

思慮不周之弊又並不只是狂躁政客或一些年輕人才有，香港政府在疫情中，亦暴露出同一弱點。今年我兩次從外地坐飛機回港，第一次飛機甚滿，頗有風險；第二次則前後左右都空蕩蕩，加上我全副武裝，有如太空人，倒是不懼。抵港後反而覺得機場才是最大的安全威脅。不能說機場人員完全沒有防範外來病毒的入侵，但漏洞卻隨處可見。在機場排了很多隊，雖說有幾呎的社交距離，但一些不明國家來的旅客卻不一定遵守規則，也沒人維持秩序。更有甚者，所排的隊伍，常有「打蛇餅」現象，我與前後的人或許能保持足夠距離，但在彎來曲去的「蛇餅」中，身邊1、2呎內不難見到有人連口罩也戴不好，使人忌憚。檢測了後，第一次尚未得到結果便可自行乘的士回家隔離，第二次則要等到有陰性結果才可叫的士，但理論上都無法排除可把病毒帶入市區。至於戴在手腕上頗有彈性的追蹤器，就算不懂縮骨神功，用些肥皂也可輕易將它脫下。整個抗疫的政策及細節，我們若小心觀察，尚可找到大量漏洞，今天香港抗疫成績頂多是差強人意，與決策者沒有多角度地排查漏洞脫不了關係。

 

在進行複雜的大項目時，沒有縝密的思維是會有災難性後果的。舉個例子，嫦娥5號的登月計劃中間任何一環節出事都十分危險，但據報道，登月計劃的其中一個指揮員卻是位年僅24歲的年輕人，這足見內地的年輕人已可堪重任。希望香港也能重建思慮周詳的氛圍。

 

港府管治漏洞百出

 

這目標不是易事。香港的經濟結構是自由市場，這種體制對做事都有完美計劃的要求不是很高，因為決策分散，就算有錯誤，社會也不會垮下來，有時一個人或一間公司的錯誤還會成為另一些人的機會。不過，國家安全及生命安全，卻與自由經濟屬於不同的領域，一涉及國家或個人的安全，所制定的政策卻必須滴水不漏。這點倒已是香港的弱項。

 

去年的黑暴中可見，政府做事慢手慢腳，除了靠警隊外，完全缺乏戰鬥力，在公務員、立法會議員及甚至司法界中，都隱藏或明藏不少對保障國家安全毫無興趣的人，政府對此也是得過且過，任由管治架構漏洞百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中央眼見及此，不由得不替香港堵塞這些漏洞。香港回歸23年後，中央與大多數港人仍是希望保持一國兩制，但我估計，捍衞一國兩制的形式將來或許會有些改變。

 

既然香港政府並無能力使國家安全在港不受到損害，那麼內地便只有出手。設立國安局制定《香港國安法》是重要的步驟，但香港的司法制度仍是漏洞百出，法官可獨立地判案，但有些人獨立地不受干擾地錯判，且數量不少，制衡不足，早已引起社會不少人的強烈非議。下一個填補漏洞的重大行動可能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改革司法制度。

 

抗疫涉及人身安全，不能靠自由市場。香港的抗疫進退失據，政府不肯下決心在現行政策下再加上全民檢測，惟有坐等疫苗救命。但需時甚久，中央會否看不過眼，出手幫助香港抗疫，不知道。

 

(晴報 2020-12-11)

 

 

中國科技猛進激發懼中情緒 (雷鼎鳴)

近年中國科技進步井噴式的爆發出來，高鐵、高難度基建、5G、北斗等早已顛倒了我們的三觀，但原來可能更厲害的還在後邊。在今年年終前，連續幾件科技重大進展都很有機會改寫人類歷史，也會對目前的國際經濟政治有深遠的影響。港人每每以為自己有着國際視野，殊不知世界最重要的變化卻是高頻率地在中國出現。

　　幾個例子可說明今年年底的重大成就。第一項是嫦娥五號在月球採集樣本。美國1969年便有太空人登陸月球，中國又有甚麼了不起？據說美國對中國這次登月十分緊張，原因是太空艙降落的位置在月球的呂姆山區域，這裏的土壤比美國人到過的地方年輕20億年，含有的氦-3元素密度較高。這個氦-3是甚麼東西？它是氦的一種同位素，有兩粒質子一粒中子，是進行核聚變沒有輻射的理想材料，地球也有這種元素，地幔的蘊藏量可能有10萬至100萬噸，但大多無法開採，能開採到的可能100噸不到，反而月球表面上估計有過100萬噸。嫦娥計劃的一位負責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自遠十多年前已表明，中國探月計劃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到月球採礦，每年開採100噸的氦-3便可為整個地球提供一年的能源。將來技術若成熟，每年太空快遞三次便可解決整個地球所有的能源問題，那時石油、煤炭等等舊科技都要退出歷史舞台，這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何其巨大？

　　第二項是「人造太陽」裝置。可控核聚變要有技術設施及適當的原料才能做到。探月計劃目的是開採氦-3元素，近日一部HL-2M裝置成功首次發電，正是核聚變能源走向商業化的重要一步。

　　第三項是名為「九章」的量子計算機。目前全球最快的傳統超級計算機是日本的「富岳」，測試速度的一標準方法是高斯玻色取樣，「九章」比它快100萬億倍。去年谷歌有台叫「懸鈴木」的計算機，也用上量子計算技術，其速度震驚世界，一年過後，中國的「九章」卻比「懸鈴木」快得多，快多少？是100億倍！其相關的論文已在頂尖學報《科學》剛剛發表。

　　第四項大進展是晶片。中國的晶片不是較為落後，被美國卡脖子嗎？這情況將來有大變。現時用的晶片是硅基的，用純度近100%的硅造出來，若在此方向與美國競爭，很難敵得過美國擁有的技術與專利權。中科院剛宣佈已研發出八英寸的石墨烯單晶圓，不論產品的尺寸、質量，都處在世界領先地位，亦遠超美國的水平。這種石墨烯晶圓可製碳基晶片，性能比硅基晶片提高十倍，而且科技頗有不同，中國未來可望從晶片劣勢變成晶片優勢，只要一看這幾年來的貿易戰科技戰，便可知這發展非同小可。


　　在此我們暫不分析中國科技近十年來長足進步的原因，只談其影響。科技發展從來都是推動歷史的巨大力量，我們稍一思索，也可知中國與西方社會的關係會有極複雜的變化。

　　西方國家近年已因貧富差距擴大而且經濟發展緩慢而引致人民不滿，民粹主義興起，從而產出排外及反精英情緒。這些國家內部分裂，人民不肯團結，施政十分困難。中國的科技進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增長會否使到西方國家人民佩服中國？恐怕未必！在疫情中中國表現優秀，但有些人對此是無法接受的，有些政客反可利用這機會向人民植入懼中仇中的思想，因為有外敵是轉移視線，化解本國人民內部對立的有效方法。中國的科技愈是領先，起碼在一段不短的時期內，害怕中國的情緒只會增強，從而給予了反華政客不少彈藥。


　　另一種力量是對現有制度的挑戰。在新科技下，很多舊有制度與習慣都會受到猛烈衝擊。舉個例子，現在的手機可助政府知道我們的行蹤，從而訂出合理的抗疫大計。社會中人若是太重視私隱，不容政府用大數據去分析病毒傳播的方向，那麼這個社會的死亡率便會增加，最後社會對保護私隱的制度及態度可能都要調整。

　　從疫情中可見，西方國家的制度出了不少問題，從採用截然不同制度的中國，我們又可看到科技的進步如此迅猛，冷靜的人都會思考為甚麼。這對西方國家是很大的威脅，從前他們看到中國經濟好，還可勉強說這是因為中國人太勤勞或是偷取別人的科技，此種心靈上的自欺欺人便難以支撐下去。中國的制度及文化，一樣可衍生出使西方國家瞠目結舌的先進科技。對冷靜的人而言，他們會變得更欣賞中國的一套，但對很大比例的政客及人民，這會是另一回事，他們會感到立為國本的制度也有崩塌的危機。中國無意願摧毀他們的信念，中國只是用事實證明了另一套文明另一種制度也可創造出高科技，但很多人仍不會容易接受，反而會更敵視中國，這是人性使然。

(頭條日報 2020-12-11) 

後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係格局 (雷鼎鳴)

 

特朗普在選舉的法律訴訟中屢屢敗退，傳說他正在用他的總統特權為他的家人搞特赦，看來他大勢已去，美國快將進入後特朗普時代。世界的政經格局受中美關係影響至大，未來的幾年我們會面對着甚麼樣的一個新局面？

 

在對華政策上，特朗普最鮮明的標誌便是發動了一場十分無謂的貿易戰。在總統競選時，賀錦麗已向彭斯直斥，美國的貿易戰已失敗了。最近讀到IMF的前第一副總裁、國際貿易權威學者顧路格（Anne Krueger）的文章，她更坦言美國對華的貿易戰已全面徹底地失敗，用特朗普自己預設的指標，沒有一項是達標的，例如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比原先的目標還欠47%，飛機出口更遠低於從前，達標程度只得18%。

 

貿戰無損華制度自信

 

其實在貿易戰的初期，主流經濟學家一早便知特朗普的貿易戰根本不是減少美國貿赤的工具，但當時也有人抱着僥倖心態，以為貿易戰可成為一種逼中國就範的工具，使她改變行為及發展模式。但事實證明，此等主觀願望仍是基於對中國國情的不了解，到今天，我們哪有看到中國在制度問題或核心利益上對美國有甚麼屈服？有的只是中國耍了些太極，到最後，中國仍是保持了制度自信，連在新冠疫情下還是發展得好好的，在主要國家中經濟第一個反彈，我相信今年2%的經濟增長應不難做到，明年應有8%以上。

 

拜登的幕僚很多都不信特朗普那一套有用。貿易戰既然失敗，拜登上任後，有可能把不少關稅逐步撤掉。關稅除了根本不利美國的消費者外，很多都違反世貿組織規定。奧巴馬年代美國搞了個排斥中國的自由貿易組織TPP，但特朗普把它廢掉，現在中國卻與東盟及亞太區多個國家組建了另一自由貿易協議RCEP，規模竟是世界最大的，美國卻並非成員，美國顯然吃了虧。這次失招與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政策有關，他以為美國既是霸主，對各國分開來個別欺負較為容易，所以不願跟從國際組織的規則，但此舉使美國失去不少盟國的信任。拜登有見及此，應不願重蹈覆轍。他可能會做的，是回歸多邊主義，在各全球組織中重張旗鼓。這策略與特朗普不同，目的卻一致，便是遏制中國，換言之，拜登知道美國若要對付中國，實力有點單薄，她需要拉攏多些國家來共同遏制中國。

 

由此觀之，美國會重回世衞組織，也不會像過去幾年般力圖癱瘓世貿組織，香港政府要求世貿仲裁美國強迫香港商品不能用「香港製造」的標籤，可望有轉機。在世貿框架中，過去幾年的關稅混戰或會部分消退。

 

西方以無端批評紓壓

 

不過，貿易戰中包含有關稅戰以外的高科技產品禁運，這也是科技戰的一部分。此種禁運，已嚴重打擊了全球的供應鏈，多方受損。美國的芯片公司失去一大片中國市場，未來能否盈利存疑。中國需要的芯片及其他高科技產品受阻，自然也打擊了中國企業的利潤，這樣便不得不使中國（及其他一些國家）重新思考，與美國經濟上互相依存是否風險過大？特朗普一役，已使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國家對美國起了戒心，不得不考慮在戰略性產品上走自力更生之路，多作本國的投資與發展。此種趨勢不利各國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全球化會有所倒退，世界經濟也會受損，拜登就算要廢掉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別人也總會問，有超過7千萬人投票支持特朗普，會否將來特朗普式的政策會捲土重來？我估計拜登政府或許會放寬一些禁運，但中國已假設美國將來還會搞各種動作，在關鍵科技上增加自我研發的力度，不會改變。

 

貿易戰科技戰以外還有地緣政治爭鬥。中國近年軍事力量發展迅速，在中國近岸若起戰事，美國討不了好。既然如此，熱戰不易打得起來，美國因而要用其他方法遏制中國的冒起。聰明的國家是不會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就算像澳洲此等親美政府，也絕不願失去中國的市場。

 

在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上，西方國家會有不少困擾。中國的制度與她們不同，但經濟表現及抗疫的成績卻優勝太多。一個制度的好壞要由它能否使人民幸福少災少難來判斷，中國的成功豈不會對這些國家構成重大心理壓力？要平衡此點，無端的批評中國是心理的需要。

 

中國面對這些局面會怎樣回應？我相信中國已放棄韜光養晦的路綫，既然國力已成氣候，便不會忍氣吞聲，會事事針鋒相對。世界未來還會有很多爭吵，這也不是壞事，在經濟或國際關係上有衝突，總比中美雙方在軍事上大打出手好得多。

 

(晴報 2020-12-4)

 

對沒魄力搞全民檢測的詭辯 (雷鼎鳴)

 

香港疫情個案急劇上升，似有失控徵兆，內地人民視為英雄、頂尖醫學權威的鍾南山院士也發話，認為香港應實施全民檢測。香港政府卻表明不打算搞全民檢測，認為沒有科學根據。

　　政府的立場與取態頗為古怪，香港自己的抗疫工作見效甚微，收緊又放，放了又緊，港人早已看出，政府對清零束手無策。反觀內地，整個世界都不得不讚歎她抗疫的徹底與成功，其在武漢、青島等地的高效全民檢測更成為楷模，但政府竟指全民檢測沒科學根據，豈不笑話？我在網絡上見到政府此舉劣評如潮。這反應是十分合理的，你自己拿不出可信的解決方案，只是抱着僥倖心理，不斷重複過去的無用功，別人行之有效方法又不敢用，怎會不捱罵？

　　光是埋怨政府不會解決到問題，政府說全民檢測沒有科學根據究竟意何所指？政府為何認為此事成本太高行不通？究竟政府心中的全民檢測與常人理解的是否同一回事？

　　綜合一些接近政府之人的零碎觀點，我們大可重構政府對全民檢測的理解。政府認為這需要封城來配合，境外人士不得進入，港人則要足不出戶居家隔離一段頗長時間，待所有人都檢驗完畢，隱性傳播鏈都找了出來，封城才可結束。

　　假如真的要這樣做，經濟代價當然不低，但這需要嗎？外地輸入個案對香港威脅不是這麼大，只要把來自中高危地區的訪客或港人都檢測過並隔離足夠長的時間便可，那用封城？港人在檢測期間都要躲在家中等結果不能外出播毒？若然真的這樣做，疫情自然可以較快受控，但這其實也不需要，政府腦筋轉彎便可。據說若檢測是強制性的，政府也怕有人司法覆核。

　　事實其實可以簡單很多，抗疫一樣有效。先說如何可保絕大多部份港人都肯參加檢測。若要強制，便要立法。立法會現時已有條件較快速立法，若要防範無理的司法覆核阻延時間，政府應使用《緊急法》。檢測是為了保護生命與財產收入，不帶政治性，很少有議題比此合乎緊急狀態的條件了，法庭對此應能容易理解。特首與行政會議成員有權宣佈《緊急法》，有權可用而不用，不夠果斷。光是強制也不夠，在本欄曾建議過可派錢作鼓勵，參加檢測者每人派一千元，這與立法強制並不衝突，二者可並行。

　　檢測期間不把所有人都隔離怎能保證絕對沒有漏網之魚？根本不用保證。就算檢疫如何嚴謹，隔離如何徹底，也不可能排除有一些隱性患者被漏掉，例如剛感染上不一定陽性。這倒是有方法化解的，就是全民檢測不止一次，這比甚麼封城或全民隔離有效率及成本低得多。

　　全民檢測的目的主要是找出隱性傳播鏈，有病徵的會主動求醫，不需用此方法找出來。一次全民檢測做不到百分百的清零，擧個例子，假設九成的感染者被找出，隔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後，政府應做第二次，兩次都篩走九成，那麼只剩下百分之一，若測試三次，則剩下千分之一的感染者。無病徵的感染者傳染性較低，可能搞兩三次全民檢測已早可把新增個案控制在一個極低水平，到時不一定要全民，可較有針對性，而且這樣可拖幾個月，疫苗的接種人數可慢慢增加，群體免疫逐漸局部出現，更方便控制疫情，經濟及通關都可早日恢復，為社會帶來效益。

　　我從前亦提過，檢測的效率亦可多倍地提高，全民檢測不用曠日需時。方法是按今年春天頂尖醫學期刊《刺針》論文的一個建議，把十名以上測試者的樣本混在一起去檢測，若陰性，這十人都沒事，若陽性，則起碼一人受到感染，這十人每人的樣本都要分開再驗。這方法在內地及世界已普遍使用，準確性高。

　　我不知政府某些人為何害怕搞全民檢測，他們用的反對方法是一種詭辯術，即製造一個「稻草人」去攻擊，以轉移視線。把一個極端的方案提出，並指出其困難，沒有可行性，這正是個稻草人。

(頭條日報 2020-12-4)

取消通识科，才是教育改革上策 (雷鼎鸣)

 香港政府终于在社会大量批评高中通识科的声音中决定对此科动动手术，但我认为改革的幅度远不足够，要走的路还远。

通识科长期被有识之士诟病，此科在设计上有着先天性的缺陷，但却要强制所有考文凭试的高中生必修，而不是选修，对学生十分不公平。今次的改革，政府还是把它维持为必修，十分不理想。不过政府也不是毫无动作，此科的评分以后不是分七级，只有合格与不合格，这会使到大学收生时更不理会此科的成绩，学生放在通识科的精力会减少。

此前通识科的教材不用审核，以至有些课本中的内容偏颇，更不要说个别教师拿自己的政治偏见塞在教材中。世界各国及香港其他科目的课本大多有审核。这科过去却没有，出事不值惊讶。政府也决定把此科课时缩短一半，并取消「独立专题探究」部分。

为什么这科维持必修？我估计主要原因是政府希望能保住通识科老师的饭碗。但此科课时减少一半，总会对通识老师的需求大有影响，此事如何解决，政府选择了支吾以对的策略。此事倒无可厚非，教育首先要以学生利益为重，教师的利益是次要的。又因通识课在社会中的名誉不好，甚至有培植黑暴思想的嫌疑，所以要改名。

我从不反对通识教育本身，但对香港的通识科却一向持批评的态度，盖因其非驴非马，不但贯彻不了通识教育应有的理念，更成为了部分老师误导学生的政治工具。在此科形成的初期，已有不少教育理论家，把它描绘为一门可训练学生有独立批判思维的学科，此等主观愿望是好的，哪个搞教育的会希望学生完全没有独立的判断力？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年下来，香港中学出现了大批严重缺乏慎思明辨能力，但又自以为是思想闭塞的学生，通识科恐怕要负起很大的责任。从前的理念在实践中已告失败！

有人会认为改革通识科是源于政治考量，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哪一个政府会容忍学校中的一门学科成为了培养反对势力的基地？但若说通识科的主要问题只是政治性的，我却不同意。在教育意义上，此科的理念、课程设计，及教材都出了大问题，容易造成政治凌驾了教育，必须要动大手术或干脆废掉。

在教育上它出了什么问题？我常对学生说，在大学中能学到一些专业知识固然是好的，但就算学不到，只要能培养出一种科学地分析世界分析事物的态度及掌握到达此目标的方法，便没有枉读大学，此点对高中学生一样适用。科学分析有两个核心，一是要有逻辑，二是要讲合格的证据。逻辑的推理需要长期的训练，我犹记得中学时我们必修五年的几何科，当年几乎所有学校都统一用一本二十世纪初期一位英国人Clement Durell所写的经典几何课本，我后来把它与古希腊时期欧基里德所写的「几何原本」作一些比较，发现很多内容十分相近。

正是此书训练了包括港人在内的多国一代代的公民，使他倒明白每一步推理都需要逻辑根据，按此方法，有了结论后便再无争议的需要。即使在今天，我仍会认为把Durell作为五年的必修课本，比港版的通识科更能训练学生慎思明辨的能力。我估计我那一代用过Durell的人，很多都会同意我这看法。

在此不能不提慎思明辨的基础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有一种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逻辑上说得通，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并非充分条件。我们尚需在对实际世界的观察中找出证据，归纳出一些规律，这便需要我们扩充知识，以免变成井底之蛙，并且要掌握一些工具。在众多事物中把合格的证据筛选出来。

判断什么是证据并不容易，我们今天在网上随处可找到胡说八道的「论述」。便知并不是很多人有科学求真的精神。对高中生这个年龄群，有两点是重要的。第一是课堂上所教的知识，应该是经过千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经得起考验的真正知识，否则容易错把一些报章或网上的个人意见当成真理。第二是判断对错的方法最好能相对简单明确，否则学生会如坠入云里雾里不明所以。最符合这标准的是自然科学，盖因其建于实验，某种理念是否成立，用适当实验可证明。

由此观之，就算一些高中生不是理科生，加强其理科训练十分有用。至于通识科过去大量倚靠一些时事性的资料作教材，却是犯了几个大忌。时事绝非经得起历史考验沉淀起来的知识，就算不是假新闻，很多社会事件都是天天变化，昨日的报导随时会被今天的新闻推翻，如何可成为教材？社会多变，却要从社会现象中总结规律，难度往往比从自然界来得困难，社会科学还是留给大学较适当。在中学则容易使学生以为在网上左抄右抄一些意见便等于作了分析。此种学习方法对达致慎思明辨这目标害大于利。

我大学在公认的真正通识教育的重镇芝加哥大学度过。所有学生不论主修若何都要读一年的物理科学，一年数学，一年生命科学，一年的社会科学，一年的人文学科，而且这些课程都经特殊设计。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原著读起，以至近代思想家的原著。其目的正是认为这些百年难得一遇的思想家都各有己见，学生可把他们的观点放在自己脑中争斗一番，再自行定夺出谁对谁错。

这是很高级的训练，对高中生而言也许陈义过高，但也不难找出代替品。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么远久，当中的杰出历史人物及思想家无数，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便有大量人物故事足以教育我们的年轻人。通识科的核心内容改为以历史演变及人物思想作主导，比以今天的时事政治合理得多。

我们也应注意，科技的急剧进步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冲击着我们的社会，中学的课程理应增加数理科技原素。通识科过去占据了太多学生时间，机会成本之一便是他们少了学习数理科技知识的机会，这对他们的未来大大不利。所以我认为，上策是废掉通识科，中策是使它成为选修科，并改革课程，下策是仍容许其为必修，但当然，政府的改革中，它的重要性也削弱了，这也算是轻微的进步。

（中環一筆 20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