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國崛起，美國要守着其一哥地位，這兩種力量是推動未來10年、20年兩國激烈競爭的主要因素。世界大局及香港的前景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這競爭所界定。
我們可以把競爭的類型粗分為惡性競爭與良性競爭。惡性的比重較高，則兩國及世界都會受損；良性的比重增加，則是各方共贏的局面。
何謂惡性競爭？雙方或起碼一方的競爭手段主要不是提高自己的力量或優勢，而是千方百計損害對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霸道的行為，兩國若按此思維競爭，可視為一場爭霸戰，結果若不是一方碾壓掉另一方，便是兩敗俱傷，其他國家也可能被殃及池魚，遭受附帶傷害。在大國惡性競爭中，小國的最好策略便是避免捲入漩渦中。
布林肯繼承前任圖抹黑新疆
惡性競爭手段的實例近年不斷湧現。特朗普時期大搞科技禁運，狙擊華為，顯然都是惡意的。蓬佩奧發動抹黑戰，沒證沒據便開動西方媒體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中國也是一例。布林肯當上美國國務卿也無甚長進，全面繼承了指摘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及在棉花生產上強迫勞動的說法。若此等指控基於真實，我們倒也不能將其定性為惡性競爭，但只要用點頭腦都不會容易受騙。這40年來，維吾爾族人口幾乎倍增，人均壽命從解放時的35歲增至73歲，維吾爾族的出生率也遠遠高於漢族，天下間哪有這樣的種族滅絕？新疆採摘棉花7成以上已經機械化，棉花工人月薪可達5,000元，附近省份的農民也要爭着去找工作，怎需強迫？香港的商人在新疆擁有大量棉花農場，他們最清楚情況。
惡性競爭的思想主要來自美國而不是中國，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是甚麼？我們不用追溯至盤古初開，較為直接的來源可追至兩位政治學家。
第一位是小布殊時代的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此君信奉搶佔主義，即不論對手有無實質行動，只要認為她有潛力威脅到美國，便要先下手為強。美國偽造情報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再以此為藉口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例。
美國不能容忍同級國家存在
第二位是來自芝加哥大學、影響力很大的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學說複雜，可歸入所謂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學派。米氏並不反華仇華，但其理論卻頗為危險。按照他的理想，一個強國斷不會容忍有實力同級別或級別接近的其他國家存在，在其未成氣候前便必要將其打殘，否則自己的安全會受到威脅。按此思維，他認為中國也一定不會容許美國在亞太區稱王稱霸，必會把美方勢力剷除。既然如此，不妨早一步對付中國。假設中國放棄自己的獨立自主，事事聽從美國的指示，那麼還用不用打擊中國遏制中國？一樣需要，中國的人口眾多，潛力太大，為了解除將來對美國的安全威脅，所有有實力的潛在對手都要及早清除掉。米氏的理論豐富，將來有機會另行介紹，只是他這種「現實主義」的確使人反感。
良性競爭的特徵是甚麼？競爭中勝利的一方可以不靠打擊對手，而是靠自強不息，改善人民的生活，贏取各國的尊重。這是王道的競爭，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此接近。中國搞一帶一路、低息向非洲國家放貸讓她們搞基建，也是沿此思路。在新疆搞反恐，主要推行去極端化教育，幫助新疆人民學習職業技能及溝通所用的漢語，又鼓勵其農民到大城市工作，這些扶貧政策有助杜絕恐怖主義，比美國倚靠派兵在中東連年開戰、殺死數以10萬計的人民優勝得多，也更尊重人權。中國此種國內政策，倒是贏得了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普遍支持，例外的可能是東突恐怖組織發源地土耳其。反觀美國，在中東連年征戰，現在也未能脫身。
改善基建提升競爭力應鼓勵
不過，美國也並非完全沒有良性競爭的能力。拜登也曾有過想法，與英國一起幫助一些國家搞基建，以圖抗衡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影響力。可惜美國自己欠債纍纍，英國經濟也慘淡，能拿出多少錢出來？若是她們肯出錢，倒應該歡迎。
美國在國內其實也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生產力，靠此勝出與中國的競爭。拜登上台後，在政府開支上連搞幾個大動作，先是以1.9萬億美元刺激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再而建議用2萬億美元改善基建，在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中，又打算增加教育及公共醫療的投資。美國的公路、鐵路、機場等日久失修，拜登也因中國的基建進步神速而大感沒面子，用改善基建的手段與中國競爭，人民可得到好處，投資教育、醫療、科研等更是造福民生，這些皆屬王道的良性競爭，我們應加鼓勵。美國科技進步快一點，人民收入上升，中國亦可從中得益。
不過，美國政府早已欠下高達28萬億美元的巨債，等於每人揹上8萬美元的債，美國還有多少財力可推動這些利己利人的項目？若沒有足夠財政能力，美國也可能鋌而走險，不搞建設，繼續倚賴惡性手段去與中國競爭，這倒會是世界的不幸。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