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統一的最低企業稅率 （雷鼎鳴）

 

本月11至13日G7會議其中一個討論項目是設立一個全球「最低企業稅」，所有跨國企業，無論在哪裏賺得利潤，稅率都一定要在15%或以上。這建議早在奧巴馬年代美國已有提出，OECD國家近年也有研究，在7月G20會議時，估計又會是議題之一。此事若變為真實，對全球經濟格局影響甚廣，適宜我們密切注意。

 

為甚麼部分發達國家對最低企業稅突然如此熱衷？較為直接簡單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都在喊窮。歐洲、美國、日本等經濟大國都是債務大國，欠下的巨債已到難以還清的地步，再加上新冠疫情的打擊，她們節不了流，惟有在開源上打主意，跨國大企業在各國賺得盆滿砵滿，自然會被財政部門盯着。在1980年，全球平均的法定企業稅率（有別於有效的企業稅，因為企業都有辦法避稅）是40%左右，但從2010至2020年間，這稅率早已在23%的較低水平徘徊。

 

這是很自然的事，全球化的大環境使得企業在全球四處尋覓更能賺錢的地方，各國政府也希望爭取外資，所以願意以低稅作吸引，大家都如此做，企業稅率便出現往底部競跑（race to the bottom）的現象，這是負責稅收的財金當局所痛恨的。他們的困難是害怕自己一旦加稅，企業都跑光，所以便希望別國也同樣把稅率推高，這便需要他們想出一些新意思去凝聚共識，坐地分肥了。

 

稅制霸權 美強詞奪理

 

如何說服多些國家貫徹最低企業稅？要知道，有些低稅制國家是不願意的，例如匈牙利的企業稅率是9%，愛爾蘭是12.5%，很多避稅天堂的島國，稅率更是近零，一旦有了最低稅率，她們便不能以低稅吸引跨國企業到她們那裏投資了。香港的企業稅率是16.5%，新加坡是17%，倒是不會受太大影響。現在最低企業稅的建議有不同版本，除了每一國的稅率都要在15%或以上外，尚有一些重要細節。

 

 

其中一個重要細節是跨國大企跑到某國所賺到的利潤，例如美國的蘋果在中國消費者身上賺到利潤，要把20%利潤交到當地政府，這建議對歐洲不少國家有吸引力，谷歌、面書等高科技企業以後便也要向歐洲各國繳稅。若有些國家不願參加這協議，怎辦？例如A國一企業跑到B國投資，B國不參加計劃，只收10%的企業稅，那麼A國可以向自己那家企業多收5%，把稅率補回到15%，換言之，就算有些國家不肯加入，仍沿用較低的舊稅率，也不再可以用低稅率吸引外資流入。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稅制霸權，歐美等國家為何有權決定別國的稅率？這批評有其道理，但美國的財長耶倫卻硬說設立最新稅率是要維護各國在同一條件下公平競爭。這說法頗為荒謬，各國有自己的比較優勢，有些是科技力量強大，有些是工資低，土地便宜，有些是稅低，大家都會用自己的長處去爭勝。硬要不准某國用低稅率去競爭，便有如對擅長用左手的乒乓球手說，大家都不准用左手比賽，因為你左手太強，對別人不公道。歐美等國政府用錢無度，花霍太大，降低不了稅率，便要逼別人也用高稅，倘若別國組成聯盟，規定稅率有上限，例如不准超過10%，這些富國又可如何反駁？

 

相互投資 可增生產力

 

中國對最低企業稅應如何反應？中國一般性的企業稅率為25%，非居民企業稅率是20%，要扶持的高新科技企業是15%。按這些官定稅率，全部等於或超過15%，最低稅率似對中國無甚影響。但問題是有些外來企業會有一些優惠條件，這便成可被視為違反15%稅率的下限。有些對美國持強烈懷疑態度的內地評論人亦有擔心美國這一招是否在暗害中國。據說企業稅的一個版本說，若某國（例如中國），對外國（例如美國）的企業徵收的企業稅率太低，那麼這個外國便可向某國的投資者徵收懲罰性稅率。我不太相信這說法，也找不到這條文，存疑，但中國確也應該把各種可能性也推敲一下。

 

撇除對中國或香港利益的考慮，我對這個最低企業稅並不認同。它的主要作用其實是為跨國投資設置障礙，這對經濟增長及就業並無好處。舉個例子，中國每年新增的資本比歐美加起來還大得多，自己不缺資本，為何還歡迎外國資本到中國投資？因為這有利於吸納別人的專長或技術，對自己生產力有好處。中國的資本也同樣整世界走，除了利用到別國的市場外，亦可買入別人的產品及技術。此種情況並不局限於中國，其他國家也可通過對外的相互投資而提高生產力。不過，政府考慮的，很多時較為短視，只對自己的收入有興趣，而忽視了相互投資對生產力帶來的好處，偏向殺雞取卵並不奇怪。這個最低企業稅最後被通過的機會不低，且看最後被敲定的細節如何及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有多大。

 

 

（晴報，經濟日報 2021-6-25）

疫苗接種為何遲疑？ (雷鼎鳴)

 香港人口750萬，若全部人都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便要1500萬劑，但如要達到群體免疫效果，1100萬劑已勉可足夠。不過，這個目標恐怕不會達到，從二月底至今4個月，在本文見報日，也許才會挑戰350萬劑的接種總數，離開群體免疫遠矣！

　　有一個專有名詞，正好用來描繪此種現象，它叫「疫苗接種遲疑」，是世界公共衞生專家頗為重視的情況。不肯打針接種疫苗，據研究顯示，並非落後國家才會出現，富國人民反而往往更為遲疑，但貧富也似非是否願意接種疫苗的主要因素。美國科技發達，去年一些調查顯示她六、七成的人口都不願打針，但隨着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大爆發死了這麼多人後，美國人民也學聰明了，不但戴口罩從抗拒變成習慣，社交距離也保持得不錯，至今打了至少一針的已有1億7千萬人，完成兩針接種的也有1億5千萬人。有部份地區，例如三藩市，打了起碼一針的已有7成多，完成兩針的也有6成多，接近群體免疫。不過，在全國範圍，接種速度已在下降，接種遲疑又再顯現。至於中國，起步比美國晚，但後勁凌厲，上周末已突破10億針，以每天幾千萬的速度，兩個月後達至群體免疫，應無困難。疫苗遲疑似在中國作用不大。為何中國人民如此信任醫療界及政府？值得研究。

　　在香港或世界其他發達地區，若有遲疑，有關當局及專家多會以科學態度及用證據解釋為何接種後所承受的風險遠低於不接種，例如，香港打針後死亡人數按已打針人口的比例，遠低於不打針的死亡率，此種化解疫苗遲疑的手段是硬橋硬馬用證據去說話。對崇尚科學精神的人，這方法是最有說服力的，但它卻未必是對所有人都有效。我遇見的朋友中，大部份不用勸告也會趕緊去打針，有些則身體的確有問題，例如免疫系統有事，不願去，更有些是道聽途說，以為自己做了別人的白老鼠，又或誤以為疫苗有蝙蝠或老鼠等恐怖成份，說甚麼也絕不會打。當然又有一些是政治上腦，攬炒思維未脫，不打針成為一種報復性的政治行動，這些人還會鼓動其他人拒絕接種。

　　要說服一些無端恐懼或別有用心的人是費時失事的。用科學實據說清問題作用也不大，我們要明白，疫苗遲疑的性質與「流言」的特性十分接近。

　　多年前我的舊同事呂宗力教授贈我一本他的鉅著《漢代的謠言》，宗力兄是研究中國歷史上謠言、流言、妖言、訛言、讖言的專家，我讀後才知其中大有學問。

　　把打針說得如何危險的，可歸類為流言，各種流言都有共通點，最重要的是，事實並不重要，虛假的流言也可武器化成為宣傳戰中有效的工具。要謠言止於智者嗎？沒這麼容易，朱熹把流言定義為「浮浪不根，不斷流動」的言論，你連誰是始作俑者也不會知道，闢了一個謠後另一個版本的謠言又會出現，今天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一個接一個的抹黑也是跟着同一套路。流言也常利用政治符號去傳達訊息，從前有些人用掩一隻眼便是想利用所謂「爆眼女」的虛假事件去傳達訊息，而這些訊息都有一定的攻擊目標，無論流言怎樣變，它的攻擊目標卻依然會相同。在疫症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要用「武漢病毒」一詞去搞抹黑，又不斷重複「實驗室洩漏」等無根據的論述，香港某些人所用的「谷針」一語，又是充滿政府企圖的符號。你若認為他們這樣做沒有道德，又不科學，你便是在對牛彈琴了，他們不會聽你的。

　　美國因為死的人多，與疫苗遲疑有關的流言會不攻自破。中國人民信賴政府與專家，更少疫苗遲疑。但香港兩種條件都缺乏，死的人數既不足以造成恐慌，不少人對政府也毫不信任，自然化解不了疫苗遲疑的問題。政府所用的宣傳手法也並無針對流言的特性，所以十分低效。

　　政府不敢用較果斷的方法也許是受其心魔影響。它以為「強迫」市民打針便是違反了個人自由的原則，其實這邏輯似是而非。沒錯，若有人自願縮短陽壽，不去打針，我們沒有權利改變其決定。不過，不打針會對社會造成負面效應，傳染率高了，生活及經濟都大受影響。拒絕打針的人活脫脫便等於在公眾人士面前吸煙吞雲吐霧破壞別人健康，社會要他們付出代價，十分合理。

　　商界有人捐出巨獎鼓勵打針，這是好事。政府不把那每人分得的消費券與接種疫苗掛鈎，是大大的蠢事。不肯打針，又無特別的健康理由，便不算好市民，為何要派5千大元給他們？為今之計，政府應對沒有打針的，保持多種限制，有打的，則事事予以方便，這才是有效通過激勵消除疫苗遲疑的有力方法。

(頭條日報 2021-6-25)

勿讓反對派錯解港管治政策 (雷鼎鳴)

 

香港的社會動亂雖尚未完全塵埃落地，但社會已開始重回正軌，走向穩定。這正是需要反思檢討的時候，除了有些不懷好意的人胡亂利用假新聞以煽動民眾外，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有無犯上錯誤，被人有機可乘？我聽過不少熟悉中共黨史的人說過，中共歷史上常有犯錯，但你不會找到他們重犯同一錯誤的例子。檢討正是避免重犯的必要條件。

回歸初期，香港的主流民意頗為「正常」，記憶所及，偏激的思潮並無多大市場；內地太空人來港，也像超級明星般被人包圍；軍營開放時，市民也十分雀躍；中聯辦在港十分低調，沒有干預香港甚麼。我們可視此種「正常」情況為一個起點。

港人走向兩極化也是從此起點起步。社會心理學家早告訴過我們，不同人等對同一事實的解讀會頗不一樣，他們的背景、分析力與見識往往不同，掌握的事實也不全面。倘若有些人因缺乏對事物較全面的認知而走偏了一點，他們會否在將來知道多一些事實後走回正軌？不容易，更多的情況是開始時形成了小的偏頗，這小偏頗又會誤導他們有意無意地忽視另一些事實，久而久之，他們對世界的解讀會愈走愈偏，不能自拔，終於走火入魔。

民粹氾濫 真理絕非愈辯愈明

有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愈辯愈明」，我對這些說法過去也深信不疑，但經過近年民粹主義思潮在世界氾濫，香港黑暴的瘋言瘋語指鹿為馬後，也不得不對這些說法加上問號。我有位從小學到中學的同學麥錦雄，是中學校友活動的大旗手，他多年前便發出感嘆，真理絕不是愈辯愈明，而是雙方（或多方）各持己見，愈辯愈南轅北轍。他說的是建基於他多年經驗的客觀判斷，可能人性中一部分正是這樣。經濟學家相信理性，總要問一聲為何社會中有不少的人似變得閉目塞聽，不太講道理。我相信這是與社交媒體的運作有關。你在那裏表達過某種觀點或閱讀過某些觀點的文章，互聯網接着送來的資料或文章都是觀點接近的，對沒有時間多發掘原始資料的人，這便不啻是洗腦了。當然有了此警惕的心，不偏聽，此種陷阱較易避免。

思想走偏了的人對很多事情的解讀是可以愈弄愈錯的，我們就以香港近年的社會衝突歷史作例子，以說明錯誤怎樣形成。香港的社會衝突或可溯源至2003年的七一遊行，當年是因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而起的。那次的遊行可能接近50萬人，水份不很高，後來的人數估計便常誇大了。這次遊行及隨後的2004、2005年等的遊行並無為遊行者帶來甚麼懲罰或損失，反而可見到的，是董建華辭官。接着，香港便變成一個示威之都。

2012年有反國民教育運動，連政府總部也被包圍了，結果是政府放棄了把國民教育納入課程。2014年反對派挑起所謂「真普選」的爭議，在立法會中他們也勝了一仗，政府的方案無疾而終。緊接的還有「佔中」，雖然「佔中」後勁不繼，參與者作鳥獸散，但有些參與者是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上癮了。2017年他們反對高鐵的「一地兩檢」，以此作為當年選立法會的動員，也有些人確實是當選了。

誤以為搞社運 政府一定讓步

我們可從這些反對派的角度看問題。他們極可能認為，只要大力發動社會運動，多一些人參與，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便都一定讓步，他們所能嘗到的勝利果子便更甜美，未來他們便可主導香港的前途。為達此目標，用甚麼手段，哪怕是違法的，也無所謂。我們姑且可把這種邏輯稱為假說一。

有了假說一，便有假說二及假說三。假說二是香港政府的行為，香港政府偏愛息事寧人，不喜與反對派硬碰，反而傾向用利益爭取反對派的支持。突出的例子是林鄭當選後，不但捐錢予民主黨，還動用50億討好教協。

假說三是中央政府的行為。中央不希望香港存在重大社會矛盾不得解決，對港態度一直十分包容，而且大力支持香港的繁榮安定，不過，有些紅綫是踩不得的，例如港獨及勾結外國勢力便碰也不能碰。

這些假說都可驗證。如果假說一正確，反對派只要愈搞愈激，便愈能勝利，因為香港及中央政府在壓力前只會讓步。這假說現在顯然是被推翻了。假說二並未受到事實推翻，為何國教政府肯讓步及林鄭豪擲50億，使人費解。假說三也成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各種要求一直是黃大仙，有求必應，但2019年過了底綫，中央的回應也顯出絕對有力量把反對派掃走，以前不這樣做，不是因為沒有實力而是包容。到今天，不少反對派好像才如夢初醒，或許在獄中他們也要思考為何從前腦袋如此閉塞，明顯的事實也看不到，只會高估自己，低估別人。

中央也是有錯誤的。人民本應是好的，但受到別有用心的人所洗腦的港人，便不能把他們想得太好了。這些人認知能力有限，對他們過於慈悲，他們不吃這一套的，只會視你為軟弱。公共政策需要把對手的錯誤也考慮在內。

 

(晴報，經濟日報 2021-6-18)

G7峰會的暗湧 (雷鼎鳴)

 

第47屆的G7峰會今年6月11日至13日在英國舉行，這一次峰會比較特別，它是特朗普搞單邊主義大大破壞了美國與其盟國關係之後，美國力圖用「美國回來了」的口號重新建立關係的第一次會議。當中議題雖已包羅甚廣，但世人心知肚明，拜登是懷着把此會變成圍堵中國的目標而來。

　　會議前雖談不上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但不少事情已透露着端倪，法國總統馬克龍會前已表明，不會做中國的附庸，也不會與美國結盟反對中國。會後他又說七國集團不是敵對中國的俱樂部，反而在氣候變化、貿易及發展策略上要與中國一起努力。德國的默克爾一早也表示過在這些項目上沒有中國的合作是不會成功的。會前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曾致電楊潔篪，不知談甚麼，坊間估計是要以G7的結盟實力向中國施壓，中國回敬之道是人大通過「反外國制裁法」，此招頗為凌厲，因為等於中國告訴其他國家，你若胡亂跟從美國制裁中國，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中國一定會有反制裁。

　　要解讀G7峰會的含義，我們須知道一些它的背景。G7的七個工業國本來是蘇聯以外全球經濟板塊最大的國家，在60年代G7還未正式成立前，這七個國家的總名義GDP等於全球的7成，當時還未有購買力平價（PPP）的算法，若是有，G7的比重應低一點，可能在6成左右，這比重直至90年代初仍頗能維持，由此可知她們的話語權確有實力作基礎。但到了今天，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她們的GDP比重已下跌至不足32%，而她們的總人口也只不過世界的10%左右。G7已有如一名垂垂老矣的拳手，不復當年勇了。

　　此種變化，最大的因素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急劇冒升，更把這些老牌富國比了下去。要注意，G7的經濟板塊，一半左右屬於美國，其他六國加起來才有美國這麼大，所以自然而然，美國是個盟主，但盟友肯聽她多少話，卻形勢複雜。特朗普當總統主張「美國優先」，活脫脫的便是個左冷襌，以霸道凌人，得罪了不少盟友，現在的拜登，坊間不少人把他比喻為岳不群，滿口仁義道德，也十分貼切。當年左冷襌要統一五嶽派，有人被迫跟從，也有人不服，今天的G7也相似。美國在日本駐兵，日本不敢反抗，其理自明。加拿大GDP是美國的十分一左右，且是近鄰，也不敢得罪美國。英國自甘淪落，脫歐後元氣大傷，再也倚靠不了歐盟，只有投靠美國，她為求美國的信任，投名狀便是走與幾年前相反的政策，加幾錢肉緊反中國。餘下的德國、法國與意大利，利益與美國不同，中國地理上遠離歐洲，對她們無威脅，反而是她們最大貿易夥伴，怎會死心塌地與美國一起反中國？

　　從利益上看，中美爭鋒，只要不弄出個大危機，歐盟也可漁翁得利，例如中國不買波音飛機，便會多買法國的空中巴士。在意識形態及制度上，歐盟國家也會對中國產生畏懼，中國在經濟與科技的發展，及在抗疫上都太成功，中國雖無興趣輸出意識形態及制度模式，但她的成功總會使人懷疑西方的一套是否有效，此種民間的懷疑已足以使歐盟不少國家要與中國保持距離，但若要她們違反自己利益對中國，她們也不會這麼樂意。

　　今次G7峰會的結果倒也符合上述的形勢。美國本希望共同的聲明有強烈譴責中國的部份，內容當然是美國及英國主導炮製出涉及香港及新疆的抹黑宣傳，但從峰會會後發佈的官方公報看來，美國並未真正成功。

　　公報共70段，其中第49及60段有涉及中國的言論出現。第49段討論了所謂一些非市場行為後，話鋒一轉，「呼籲」（calling on）中國尊重人權、基本自由，尤其是與新疆有關的，以及香港的自由與高度自治云云。要注意，公報中針對了很多其他國家，例如對白俄羅斯的人權「深度關注」，對緬甸則「譴責」等等。第60段談到台灣海峽、東海與南海，也是老調重彈，「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等等。中國當然視這些為干預內政，但G7內定有成員國對這些並無太大興趣，對美國採取着虛與委蛇的策略。

　　公報有一段與「一帶一路」有關，表示希望與非洲深化關係通過IMF擴大對非洲國家基建的幫助，希望能達至1000億美元，錢從何來卻語焉不詳。事前某些傳媒還說會動用40萬億美元搞基建抗衡中國，只要對G7國家的經濟能力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是亂說，她們肯拿出四千分之一，即400億，已經不錯了。要知道，G7峰會與丐幫大會分別不大。

(頭條日報 2021-6-18)

拜登外交經濟政策自相矛盾 (雷鼎鳴)

 

拜登上台不足半年，我們已可初步窺探出其經濟政策與對華外交政策自相矛盾。此種錯誤，對中港經濟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

在外交政策上，拜登放棄了特朗普異想天開的一國單挑整個世界的單邊主義，改為合縱連橫，催迫部分國家聯手對付中國。此種策略的一個後果是走逆全球化之路，圖使中美經濟脫鈎，美國經濟不再倚賴中國。但在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中，拜登政府在開支上變成拼命三郎，財赤及負債都沖天而起。財赤並不只局限於政府，民間一樣揮霍無度。這意味着美國的總產值低於總需求，其差額要靠其他國家補給，其他國家中最重要的正是中國。換言之，美國的不審慎理財，不斷地驅使她更倚賴中國，更不能與中國經濟脫鈎。

我們可從一些數據理解美國的情況。一個國家的總產值或收入若低於其總開支（總消費加總投資），便必須借貸或尋求別國幫助，否則這差額無法化解。美國政府歷年財赤，今年的總欠債（要視乎欠債包含甚麼）可達28萬億美元或更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假設美國大約有1億住戶，這意味着每一住戶將來要交稅替政府還債，亦即平均每戶要承擔起28萬美元的額外稅款，這尚未包括政府未來每年開支所要徵收的稅。美國的富豪及窮人基本上不用交稅，所以每戶中產的平均稅務負債會遠超28萬美元，這還不包括美國家庭平均欠下15萬美元的現實。

美國社會所欠的債有兩種債主：第一種是外國人，據中情局《世界事實書》的估計，2019年美國的外債稍多於20萬億美元；第二種是美國人的子孫後代，當今的美國人欠下巨債又還不起，惟有希望遙遠的將來能向子孫埋手，要他們交稅還錢。當然另一方法是多印鈔票，以供政府開支，這會製造通脹，效果也等於把今天人民財富的購買力削弱，與抽稅無異。

與華經濟脫鈎 破壞互惠模式

在已經欠下巨債的條件下，美國政府本應節約開支，審慎理財，但她不但無此打算，還因為新冠疫情重創經濟，不得不變本加厲增加赤字。去年財赤恐怕有3.1萬億美元，今年塵埃未定，但估計不會低於2.1萬億。貿易赤字是量度美國對外國倚賴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貿易戰並無減少美國的貿赤，2020年她的總貿赤（商品加服務業）是6,767億美元，等於GDP的3.3%，比未有貿易戰時的2017年高出1,639億，由此可見貿易戰的失敗。只要美國政府繼續入不敷支，她的財赤不會下降；只要美國社會生產值低於她的需求（消費加投資），她的貿赤亦不會消失，外債也會上升，美國更要倚賴外國，尤其是中國。

現在美國在外交上攻擊中國，不僅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與中國經濟脫鈎，便破壞了兩國按自己比較優勢生產再互通有無的經濟模式，這會同時損害中美兩國的生產力，有可能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假如此事發生，中國供應美國的商品數量會減少，價錢也會上升，這對美國非常不利，以往她雖不斷印鈔票，但通脹率不高，部分的原因是中國不斷向其輸出大量價廉物美的商品，在這方面沒有國家代替得了中國，印度也不能。沒有了中國，美國的消費者及很多工廠立時便要吃不消，通脹加上衰退，亦即滯脹，很難避免。

一直以來，美國也用通過印鈔票的方法，去填補自己產值低於需求所造成的貿易赤字缺口，別的國家輸出到美國的商品價值大於從美國得回的商品價值，她們肯這麼做，只是因為美國會送一張張本身沒有內在價值的美鈔給這些國家以作補償。這種辦法也使到美鈔就算印得很多，也會被別國吸納消化掉，避免了因貨幣太多而造成通脹。但現時情況有變，拜登加上特朗普所造成的巨債及貨幣數量急劇上升，已嚴重考驗美元的公信力，不少國家不得不考慮，用美元作儲備貨幣及交易媒介是否有所虧損。在此種環境下，美國為了保住美元霸權，應做幾件事︰第一，減少政府開支，審慎理財；第二，努力出口商品，以減少貿赤；第三，切不可將美元武器化，誰用美元與一些美國不喜歡的國家作交易，美國便要制裁。大家為了避免承受被無端制裁的風險，只能減少使用美元，這樣做會動搖到美國的根基。

美元勢續疲弱 步向經濟衰退

美國對以上3點似乎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禁止某些芯片出口到中國，這樣做使美國損失了巨額出口，同時又迫使中國自力更生，光刻機巨頭荷蘭ASML的CEO便曾公開表示，禁止把先進的光刻機出口到中國，只會誘導中國自己製造光刻機，又因中國成本低，一旦她這樣做，其他公司便會競爭不過來。

既然拜登的政策有重大缺失，如果他不作調整的話，我們大可作一些推斷︰美元會繼續弱勢，美國通脹加劇，在疫症後各國經濟反彈後，逆全球化的趨勢會造成經濟衰退。美元的國際地位不及過往，各國都要想法減低受美元貶值帶來的拖累。本來這些痛楚都可紓緩，中美兩國繼續合作，發揮貿易的優勢便可，當然美國也不能無底綫的赤字開支。中國儲蓄率高，貿易有盈餘，商品生產品種全球最齊全，抗跌的韌力遠大於美國。話雖如此，美國政府被民粹主義騎劫，頭腦並不冷靜，可能要多等十年八載才會如夢初醒，明白到中美合則兩利的重要性。

 

（晴報，經濟日報 2021-6-11）

 

 

西方勢力收買香港大學生參與遊行？ (雷鼎鳴)

　  上周微博的公眾號補壹刀（據說是環球時報旗下）、共青團及香港的愛國報章頭版都討論了一則罕見的新聞，林鄭也為此發表了幾句回應，我不少朋友通過社交媒體也追問我的看法，而且當中出現了科技大學及經濟學論文兩個與我相關的元素，我便留上了神。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事緣經濟學五份頂尖雜誌之一的《美國經濟評論》（AER），它有一份前年才創刊的子刊《AER Insights》在六月份發表了一篇關於香港近年7月1日遊行的論文，當中報告了5位來自柏克來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慕尼黑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經濟學家共同發現的結果。這5位人士有兩人是華人，哈佛經濟系的楊宇凡和科大社會科學部的舊同事張憶芹。他們在2016年開始，設計了一些實驗邀請了大約一千名左右的科大學生參與，參加者填了問卷後可收到小額的報酬。實驗後來的設計有涉及要求部份學生在2018年七一遊行的現場相隔一小時的時段在不同的地方數人頭，即算算自己所在地遊行人士的密度，從而讓研究者可估算出總共有多少人參與。今月出版的那篇論文主要分析2018年的遊行，但其實2019年6月這5名研究者當中的4人已在另一頂尖期刊QJE發表了第一篇相關議題的論文，在一年多前早已在網上遭不少經濟界人士罵過半死，甚至有較為激烈的人說他們手上沾上鮮血。為何要罵？主要是跑去遊行的可得350元酬勞，另一組用作實驗控制，跑到港鐵站數人頭的一樣可得350元。

　　兩篇論文的實驗設計其實頗為嚴謹，測試出的結果卻不算驚天動地。QJE那篇主要目的是要回答一個問題：假如知道很多人會去參加一個遊行，這訊息會吸引更多的人去還是會形成阻嚇力。有吸引力是因為人多參加，自己被捕的機會便較低，有嚇阻力是因為人一多，便會吸引政府派人鎮壓，自己被捕機會增加。研究結果顯示第二種影響力較大。AER Insights那篇則發現只要去了一次遊行，再去的機會便更大。換言之，參加了一次，便有如吸了毒品一樣，會上癮的。

　　光是看上述結果，是否值得大動干戈？有三個環節要弄清。

　　第一，這項研究有無違反學術倫理，以至研究者手上染了鮮血？社會科學的實驗有一定的倫理原則，不應對參與實驗者造成太大改變，尤其是不能把他們放入險境中。這項研究聲稱已獲包括科大在內的道德檢查委員會批准，論文的附錄亦指出自2003年至2018年歷屆的七一遊行中，共只有19人被捕，共只有5人罪成，所以學生參與遊行的風險極低。

　　這套辯解很難自圓其說。在論文的正文及部份作者的其他文章中，他們卻又屢有指陳香港的威權政府不一定會對示威者留情，而且他們又早已在其他的調查中發現，學生中有四成人認同可用暴力行動反政府。要注意一點，論文的最後定稿是2020年的9月，在此時，香港的街頭暴力早已成為全球新聞，就算在研究尚未開始的2016年春節，旺角的暴力及警方的執法也是婦孺皆知，怎麼這些專家還敢說參與七一風險甚低？唯一解釋是2019年6月QJE的文章刊登後，他們的研究引起注意及批評，所以在2020年9月AER Insights文章中他們要加上一段為自己倫理辯解的部份，以消除學報編輯的疑慮。今天，我們清楚知道，在遊行出現暴力後，很多參與者都是會被判刑的，派350元鼓勵學生參與，豈合社會科學研究的倫理？

　　第二，那些所謂批准了他們研究的大學有無責任？我不評論外國的大學，但科技大學卻是顯然被誤導。科大的「人類實驗道德委員會」在2019年11月28日，去信研究團隊，要他們在論文中刪去這項研究獲得科大批准一句，他們在最後定稿中也這樣做了，只在附錄中自辯一番。要知道，在大學做研究，除非是申請經費，或是涉及道德倫理問題，根本不需要大學批准。我細讀過他們的問卷設計，問的東西很多，可以支撐到多篇論文，但看來都似是人畜無害，就算叫人去遊行一項，也以委派任務叫他們在現場數人頭作包裝。在那裏觀察，只是數人頭當然沒問題，我也曾組織過團隊做同樣的事，但我的團隊都知道不可超越法律界線，我看不到這次論文的作者有這樣做。科大當局也以從來不知學生若願意承擔到現場數人頭會令他們可獲的報酬掛鈎。因為有參與項目的張憶芹教授早已離職，遠赴澳洲，若非有人檢舉，科大校方可能根本不知此事。

　　第三，不少報道把此事說成是美國勢力在港用錢收買大學生，誘其參與顏色革命（其實研究資金來自歐盟）。我相信香港近年的黑暴背後確有外國勢力及資金，但不能斷定今次也是這麼一回事。搞社會科學行為經濟學實驗派錢作報酬是家常便飯，不用大驚小怪。研究所得的主要結果不見得對搞革命的人有利，有經驗的群眾運動搞手一早知道，只要學生肯走出第一步參加遊行，「開了齋」後，便易上癮，樂此不疲。全世界不喜歡上街遊行的政府倒可能歡迎這發現，這研究正好提供了一個堅實證據，若要遏止反政府遊行，在其萌芽期便要將其扼殺，不使其坐大。可慮的倒是今次研究從學生挖出來的極豐富數據，這些數據包含學生的心理狀態、性格傾向、政治觀點、經濟情況、學術背景、網絡關係等等，若被有特殊任務的人獲取這些數據，顏色革命的策略設計便更精準。

(頭條日報 2021-6-10)

以中學生學能預示社會力量 (雷鼎鳴)

 

要評估一個地方的發展階段及前景，我們需要很多綜合性的指標，其中一個重要環節便是教育的質量。這可不易衡量，尤其是這要涉及不同國家地區及不同時期的互相比較，當今在世界上較有名氣的一個教育質量指標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主理，每3年進行一次的「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

這計劃在世界數10個國家地區抽樣出以千萬計的15歲學生，要他們參加一個包括閱讀、數學及科學的測驗，再公布每個國家或地區學生的平均分數。假如我們相信這些測驗能相當程度地反映到學生在這些科目的真實水平，我們便可以從比較中看到標誌着人口質素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何變化。我把好幾次PISA的結果拿來看看，倒也覺得其數據合理，有助我們了解世界大勢。

香港歷界都有參加PISA的測驗，成績如何？我們可把2018年與未有DSE前的2009年作比較。在閱讀測驗上，2009年香港學生平均得分533分，世界排第4位，到了2018年，得分稍退至524，但仍險守全球第4。數學方面，2009年是555分，排名第3，2018年微跌至551分，守住第4。科學則變化較大，2009年549分，排第3，但到了2018年大跌至517分，只得第9。

DSE使港生科學水平大降

上述成績反映香港學生的學能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仍屬優異。為甚麼閱讀與數學表現平穩，但科學卻大跌？我估計與DSE的新課程有關。DSE課程必修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剩下可以選修與科學有關學科的空間很小，所以在2018年DSE課程早已佔據了高中教學後，香港學生的科學水平大幅下降，但語文及數學受影響則較小。此種科學知識退步的現象，早已使大專教育界憂心不已，科學學科準備不夠，到大學裏會辛苦得多，而且香港的未來發展希望能含有高科技成分，學生理科退步，不符港人利益。

政府已縮減了問題叢生的通識科，這是否已經足夠，尚未可知。若科學訓練不足的情況持續下去，DSE的課程應加強科學的比重。

香港有退步，但澳門卻是進步神速。在2009年，澳門還只是香港的小弟弟，成績處於中游，閱讀排28、數學12、科學19，但到了2018年，澳門已全面超越香港，3科都是排第3，科學超越香港的幅度尤甚。這很可能與澳門治理有板有眼有關，而香港則在瞎折騰。

把目光放遠一點到神州大地。2009年中國只有上海的學生參加PISA，到了2018年則有北京、上海、江蘇與浙江省共代表1.8億人口的學生抽樣參加了。在2009年，中國（上海）理所當然一馬當先，3科平均成績為577分，遙遙領先位列總平均分第2名的香港31分。到了2018年，中國雖加入了大量並非城市人口的學生，但總平均分依然高企579分，比第2名的新加坡高出22分。

美國排名遠遜榜首中國

反觀自封為中國對手的美國，與中國差距一直巨大。2018年她閱讀排13、數學37、科學18。美國是移民國家，若非有新移民的子女撑撑場面，排名可能更低。在網上看到有一年的中學生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竟是美國冠軍、中國亞軍，但細看圖片，美國的領獎隊伍面孔都似是中國人。中學生的數理水平預示着未來的科技實力，20、30年後中美科學實力的對比會是怎麼回事？看到這些數據，未來的答案已是呼之欲出。

數學家丘成桐一向對中國的數學研究較為悲觀，但最近卻變得極有信心，認為中國已具備成為數學強國的條件。假以時日，中國的大學生及研究生的數學及科學水平都追上或超過美國，應是意料中事。

美國學生的成績雖然普通，不及東亞諸國，與歐洲多國同一級別，但閱讀及科學都稍勝俄羅斯，只是數學仍不及俄羅斯的第30排名。俄羅斯從前本是數學及科學的超級強國，誰敢不敬？只是自蘇聯解體後，她的數學家與科學家紛紛遇上困境，很多都流落在美國。

小兒在芝大讀本科時，所住學生公寓的樓上住有一數學系的新來教授，我一查之下，原來竟是位取了Fields Medal（等同諾貝爾獎）的俄羅斯人。我不知俄羅斯因經濟困境損失了多少人才，她今天國力已遠不及美國，但普京仍做得有聲有色，可見此人的厲害。

順帶一提，大約10年之前，有不少人均大力推崇芬蘭的教育。的確，在2009年，她閱讀第3、數學第6、科學第2，成績優異，但到了2018年，她總分排名已跌至第8，似乎風光不再。也許，芬蘭教育模式的吸引力將會下降。

 
(晴報，經濟日報 202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