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高層人事大變動，張建宗離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接任，李的保安局局長職位由一哥鄧炳強頂上，鄧的警務處處長空缺則由副處長蕭澤頤升任。三位高升的官員都是強硬派，在反黑暴中都立有大功，中央在本屆政府餘下只有一年任期間作出如此大動作有何微言大義？它要向香港及世界發出甚麼訊息？
特首選戰在即，中央當前作此舉措，不可能沒有考慮到對選戰產生的影響。細思之下，這次人事變動是一着進可攻退可守的高招。我們仍可假設中央尚未有既定的特首人選，一切仍要靠各有志者以自己的表現與政綱去爭取，但連升三員猛將，已顯出中央傾向做事果敢的人，更加以行動提醒眾官員「為官避事平生恥」不止是說說而已。
在反黑期間，現屆政府的窩囊應早已引起中央的不滿，但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又不可能把AO都踢走，這如何是好？林鄭後期表現有所進步，但是否足夠，見仁見智。政府不少部門對黑暴引起的問題如何應對，依然拖泥帶水，例如政務司司長屬下的法援署胡亂批錢便引起大量社會中人的不滿。倘若此種和稀泥的情況繼續，對重建香港頗為不利，這是需要政治問責的，張建宗位居統率公務員的司長，便負有政治責任，去了他，換上一個強硬派，不但可以起震懾作用，而且可讓林鄭知道，若她不繼續努力，需要下台，也不是沒有人頂上，這對她會構成相當大的推動力。要知道，張建宗是不可能扮演林鄭替代人角色的。
有了現在的新安排，特首競選中作風硬朗的，選中的機會大增，梁振英、葉劉、李國章等，雖未明確表示出山，但他們的性格和作風較為合乎中央的期望，現再加上李加超與鄧炳強，形勢更加熱鬧。對李家超及鄧炳強二人而言，升了職以後多了歷練的機會，可讓他們更熟習AO文官制度的運作。究竟幾個月的歷練是否足夠，這倒要看看未來有無重大事件出現，鄧炳強年紀輕，就算未來一年沒有表現機會，仍來日方長，仕途燦爛。
這次的人事變動也突顯出中央對治港官員的新思維，這涉及文官與武官的優缺點。香港政府的管治一向依靠明顯屬於文官的700多名AO，這批人雖受過西式教育的影響，但在本質上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或有進士學位的官僚頗有相似之處。在和平年代，亦即中國不需面對外族入侵的年代，士大夫有可能發揮到積極作用。但一旦有外來壓力甚至戰事，士大夫常會慌張失措，毫無應付能力。更有甚者，士大夫還有三樣陋習：結黨、清談和當漢奸，歷史學家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中有詳情討論。
社會中有人用上AO黨一詞，也許這說法稍為過火，但眾AO同氣相連，作風接近，我相信是有的。舉個例子，回歸以來的8位政務司司長有7人的背景十分接近，曾蔭權、林瑞麟、李家超都是天主教華仁書院的舊生，陳方安生與林鄭是天主教嘉諾撒修會所辦學校的舊生，張建宗在天主教高主教書院讀過書，許仕仁母校是皇仁，但他是天主教徒，唯一例外是就讀過培正的唐英年。若把他們的教育及宗教背景說成是他們有結黨，當然是過份解讀，但這批高官的價值觀及認知有多少共通之處，不得而知。至於清談，其實等於避事，這點近年的高官有此傾向的，不在少有。歷史上中國漢奸多，印象中，香港高官中公然賣國的我想不出例子，但崇洋媚外的恐怕不能說沒有。
武官一般作風較為強悍，在生死關頭中鍛煉出來的人物，作決定時會較常人果斷。此種特性正是今天香港社會所需，所以找武官出任要職是當前大勢所趨，此種態度可能要維持十年八載或更長。不過，武官也並非無缺點，管治一個複雜社會，如何發展經濟民生，也非他們所長，這些便要文官的幫助。也許中央對新任的政務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會有期望，並有步驟培養他們，使他們也能掌握文官的技能。中央原本對香港的期望是它維持成一個經濟城市，能夠保持繁榮穩定及在經濟金融上對中國有貢獻便可。但近年的發展已把情況弄得複雜，香港的任務除了經濟金融外，還要頂得住外國勢力的入侵，不致使香港變成顛覆基地。要做到這一點，統率香港政府的官員必須有作戰的意識，而且要有堅強的意志，傳統的AO恐怕條件不足。
從更高的歷史視野看來，香港只是中國正在打的一場文明戰爭的其中一個戰場。人類歷史中，唯一一個能連綿幾千年沒有中斷的文明，便是中華文明，埃及、巴比倫、印度等文明與它們的古代文明早已無聯繫。中國不是沒有外族的軍事及文化入侵，但中華文明的強大吸納力，就算有時會受到挫折，最終也能把外來的好東西消化掉變成自己的一部份。今天中華文明經歷了幾百年的韜光養晦後，似又找出了自己的一條路，科技、文化、經濟、軍事等進步非凡，這是有些國家所難以容忍的。香港正是一個價值觀與制度選擇的戰場，這戰場重要，中央不會胡亂找人領軍。
（頭條日報
202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