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博弈對中港的啟示 (雷鼎鳴)

 近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積極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程序，俄羅斯堅決反對，並在俄烏邊境增加軍力，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係變得嚴峻，有人還猜普京會否一怒之下收回烏克蘭。同一時期，美國與中國關係也緊張，貿易戰、科技戰、利用香港及新疆的地緣政治戰仍未完全結束，台灣問題又變得尖銳起來。中、美、俄三大玩家的博弈策略益見複雜。

中國的國策是謀求自身的發展，本無興趣與美國起衝突，但樹欲靜而風不息，美國害怕中國成為世界一哥，自己找上門來撩起紛爭，中國也無可奈何。但要注意，前蘇聯及今天的俄羅斯幾乎是西方世界的世仇，蓋因其有超強軍力及核武，領土又遼闊，從美蘇及美俄的歷史及當代關係中，中國可以吸納到不少重要的信息，有利於如何應對美國。我們可先回顧美國針對蘇聯及俄羅斯的策略，以作參考。

二次大戰後的美蘇冷戰，勝者顯然是美國，蘇聯不但解體，經濟崩潰，人民收入在90年代減少一半，大量科技人才流失，連美女也要流落異鄉，這叫俄羅斯這戰鬥民族如何不痛不欲生？葉利欽當年若非一早與接班人普京有交易，得到特赦，怎可能在退休後過着奢華生活，甚至可到中國桑拿及傳說找氣功師注入真氣？要知道，他不但被俄羅斯人民普遍視為民族罪人，連反共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也罵他在政治、經濟、道德上都在摧毀洗劫俄羅斯。

蘇聯軍人被嘲侮 士氣低落

為何美國成功，蘇聯戰敗？這當然有多種因素。有說是蘇聯搞指令經濟，效率低下，經濟發展比不上美國，但蘇聯卻依然與美國大搞軍事競賽，終於拖垮了自己的經濟。這說法有其道理，但不要忘記，蘇聯當年有着600萬的正規軍隊及2,500萬的後備軍，武器及戰力都驚人，在1991年紅旗落地時，軍隊卻沒有去捍衞蘇聯這個國家，任由其解體。這是何故？中國素來重視軍隊的思想建設，在軍中亦設有政委，專門解決思想教育問題，所以內地的評論人很敏銳地發現了問題的所在。在蘇聯解體前的一段長時間，西方思想確有滲入蘇聯，而其中最厲害的一招便是有人不斷用嘲笑、侮辱的方法去針對軍中著名的英雄模範，有時烈士的塑像也被人刻意破壞，戈爾巴喬夫當總統時，此種風氣尤烈。長此以往，軍人便失去榮譽感，軍人及國民的自豪感，被視為進步的障礙。經歷了這個過程，這支軍隊只會戰力大減，面對敵人不望風而逃已是幸運，他們哪有意願去平息內亂？

有此前車之鑑，中國現任政府便不願犯同一錯誤。韓戰時，中國志願軍的鋼鐵意志打敗了美軍的飛機大炮坦克，但今天中國軍隊還有無此等堅定的戰意？習近平一上台後，頭等大事便是整頓軍隊的貪腐，而且高調讓軍隊知道其事。要知道，若高層將領貪腐，軍心必會渙散。經過幾年的整頓及軍事科技的投入，中國軍隊煥然一新。

反觀香港，這裏雖有駐軍，但維持治安及政府安全的，卻是警察。前年黑暴期間，幕後的策劃者也在老調重彈，要毀一地方，便要先毀其軍隊，在香港亦即警察。我們於是看到「黑警」及警察強姦了多少女人、打死了多少人等虛假宣傳充斥於網絡媒體，警察的子女在學校亦受人欺凌。懂一點歷史的，都可知道這些是博弈中其中一方的策略。也幸好香港警察一直得到大量市民及中國人民的支持，所以上述的辱警策略以失敗告終。

美社會矛盾深重 終會內爆

在俄羅斯與美國的博弈中，意識形態自由民主等修辭只是裝飾品，核心一直都只在如何遏制對方。北約一直告訴俄羅斯，不用擔心北約會威脅俄羅斯的安全，只要俄羅斯不去攻打附近的小國便可。1998年北約與俄羅斯仍在蜜月期時，便把波蘭納入為自己成員。隨後共11個前東歐共產國家，當中包括3個蘇聯的前成員國都加入了北約。換言之，北約的軍力已到了俄羅斯的邊境，中間缺乏緩衝地，俄羅斯門戶大開。美國再告訴普京北約無意威脅俄羅斯，如何會有說服力？俄羅斯本無意收復烏克蘭，但若她加入北約，俄羅斯則真正中門大開，普京怎敢不阻止此事？普京也知道，美國要把俄羅斯在外滙交收系統SWIFT中排擠出去，又因要打擊倚靠石油出口的俄羅斯經濟，所以跟沙特阿拉伯合作壓低油價。有這些背景，絕非笨蛋的普京會不防範美國？

美國選擇打壓對象的標準也簡單，意識形態的分歧不是重點，要看對方是否有足夠實力會超越美國或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前些時拜登召開的民主峰會，獲邀名單中包括了一些極不民主的國家，一些深受人民擁護的政府卻被排擠，連美國的《時代》雜誌也說這個峰會是「偽善的高峰」（height of hypocrisy）。美國只是為了維持霸權，自己的民主「品牌」早已失去。中國應付美國有一方法，可以參考蘇聯失敗的經驗，根本不用跟美國鬥。美國社會矛盾深重而不自覺，終會內爆，猶像當年的蘇聯一樣。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31）

立法會選舉為何改規則？ (雷鼎鳴)

 立法會選舉已結束，有人說結果是清一色，有人說是五光十色，也有人說是混一色。把局面說成是五光十色，有些牽強，清一色也不準確，各新晉議員的背景並不這麼單一，只是以破壞為樂的一批政客已被清除殆盡而已。混一色較符合事實，清一色雜以一些中發白「番子」，可贏到的籌碼並不一定少於純粹的清一色，要看麻將的規則而定。

現時的選舉制度雖經完善化，比以前的一套更能防範混蛋蒙混進入權力機關，但我相信將來還會繼續改進。甚麼樣的選舉制度最適合一個地方？這不能脫離社會的局面而論。

 

正常社會 中間派佔多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或是所謂的「正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社會，民意縱有不同，甚至是差異甚大，中間派通常佔了多數，相反的兩個極端各自佔的人數比例不高，我們可用統計學術語，稱之為「單峰分布」，這個單峰便是由人數眾多的中間派組成。在此格局下，政客若要贏得選舉，可把自己的政治定位訂定在中間之處，這樣才可爭取到最多的選票。若是把自己定型為極端分子，所得票數自然有限。不過，若像以往香港所採用的多議席單票制選舉，也可有人以激進極端形象包裝，不去與其他人爭奪中間派選民，反而可盡獲激進選民的票，從而取勝。但總體而言，只要選民是中間派為主，不走極端，候選人大多也會選擇中間平和路綫，社會較為穩定。

但就算民意分布是正態單峰的，西方自由主義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也不是沒有缺陷。政客雖然渴求選票，但他們也知道選民善忘，在選舉期間若是懂得巧言令色，說話時首要注重政治包裝，也可長期當選，平日就算無甚作為，問題也不大。更聰明的，還可答應一些小的利益團體，為他們爭取一些不一定有利於大眾，但大眾不大注意到的利益，那麼這些小團體便成鐵票，大大增加政客的勝算。

 

民意撕裂 政客走偏鋒

眾所周知，香港社會在黑暴期間早已被撕裂，重建和諧絕非一朝一夕可成。在撕裂的社會，民意不會是單峰的「正態分布」，而是「雙峰分布」或甚至是「多峰分布」。在此態勢下，過去香港所模仿的自由主義選舉模式不會帶來有意義的民主。在人數差別不大的兩派對立下，甚麼是民意？選票的多寡決定於參選政客巧言令色的功力有多深厚，或是有無時機把政敵鬥垮鬥臭，與政客本身有無議政能力關係不大。此種格局下的政治，大家共同追求的價值愈來愈少，提倡互相合作的可被視為叛徒投降派，社會哪有安寧的一天？

過去20多年，香港正正是經歷了這種民主制度劣質化的過程，其成因並非是中央政府干預，而是香港社會自生的社會動力所造成。在這段時期的選舉制度下，因民意撕裂，各政客若要維持知名度，最方便的方法便是鍛練攻訐政敵的技巧，走得愈極端愈有吸票效應，也許香港的建制派因為尚要顧全社會的穩定，羞辱對手的技能稍遜一籌，但香港的破壞派這方面的能耐早已到大師級的境界。

 

政局陷困 應正本清源

此種政治環境不僅影響立法會或區議會，對政府的運作亦會產生惡劣的影響。社會中不少人對政務官（AO）多有垢詞，當中常聚焦於他們為官精於避事，缺乏承擔。我認識不少高層AO，若論能力，很多都是千中選一之輩，不宜輕侮，但在香港劣質的民主選舉制度下，有一大批政客存在的基礎正是有理無理都要對施政搞破壞，真有能力的官員要有所作為，便愈有機會被人無端羞辱，AO學懂卸膊，是符合經濟理性的行為。

從港人的長遠利益及中央的角度出發，上述局面當然不能容許其持續下去。在組織理論中，當一個機構因內部紛爭而陷入困境時，解救的方法便是「接管」（receivership），即由上級派人進駐，主理所有重要決定。香港沒有更換行政長官，因問題的根源不在特首，而在制度及政治格局，正本清源便是改變選舉制度及懲罰破壞分子。今天的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可糾正過去的錯誤，使社會不致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

不過，參選者雖要經過政治或國家安全的審查，但對其議政能力，卻似沒有評核機制，這會否容許了一些忠誠或不一定忠誠的廢物進入議會，暫時不得而知，他們仍要努力工作，建立自己的聲譽。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24)

不忘歷史 南京大屠殺的拉貝日記 (雷鼎鳴)

        上周談到，人大常委早已通過法案，每年的12月13日為「國家公祭」日，紀念南京大屠殺中被日軍殘酷虐殺的30萬亡靈。上周的公祭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舉行，此館我在2015年曾到訪過，館外的雕塑極具藝術震撼性，看後使人對民族的苦難感受強烈。館中露天處有一紀念美籍華裔作家歷史學家張純如（1968 - 2004）的銅像。此館每年到訪人數，僅次於北京故宮，全國排行第二，印象中，還真想不起有那一位海外華人死後能得如此多的人瞻仰，張究竟起過甚麼貢獻？

　　張純如的貢獻的確是突出的，她是《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在內地，雖有大量倖存者的口述歷史、當年的報刊報道、拍攝下來的照片、紀錄片等，鐵證如山，足以證明日軍當年反人類的暴行發生過，但日本硬是有些人拒絕承認，說這是中國人別有用心造出來的假歷史，要駁斥此等無賴言論，還須找出一些另類證據，使其無以抵賴。張純如對此問題搜集過大量證據，主要來源都是1937年南京的外國人提供的資料。此種搜證是艱苦的，她出版此書時，與南京大屠殺已相隔了60年，很多人物已去世，有些材料已湮沒了，但在張的努力下，竟讓她找到當年一個關鍵人物拉貝（John Rabe）所留下2千多頁的日記及非常詳細的相關資料。

　　拉貝1882年在德國漢堡出生，1908年被西門子公司派對北平工作，1931年從北平轉到南京，成為德國僑民在南京的重要人物。1934年他加入納粹黨，信任希特拉。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前，他與友人已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庇護了20萬名中國難民，他之所以能夠與日軍討價還價，跟他本人是納粹黨人身份不無關係。拉貝被南京人民視為活菩薩，在國際上也因救了這麼多中國人而成為世界名人。1938年2月他奉命回到德國，本來他帶了大量材料及當時一位在南京的醫生麥吉（John Magee）所拍下日軍殘殺中國人的紀錄片，以說服希特拉，讓他阻止日本的罪行，不料，他回國後，便從國際視野消失掉，難以找到他的相關訊息。

　　張純如幾經轉折，終於在1996年找到了拉貝1931年在華出生的孫女雷恩哈特（Ursula Reinhardt），原來拉貝回到德國後，遭納粹的蓋世太保審問，後經西門子公司作保才放了出來，但他已被禁止發放任何與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不過，他一直把所見所聞紀錄及保存得很好，他寫的日記，有德國人的嚴謹，當中除了每天的第一手資料外，還附有被他翻譯成德文的各種報道，經別人比對後，一字不錯。歷史學家確信拉貝日記是真實資料，當中記述的日軍暴行，難以推掉。又因為拉貝的特殊身份，他完全沒有誘因冤枉日本，更使其日記成為這段歷史的重要補充。

　　也幸好張純如找到拉貝的孫女。拉貝本人似乎知道自己日記的歷史價值，但他在戰後因為自己曾是納粹份子受到壓制不敢公開這份日記。他把日記交給雷恩哈特保管，但拉貝去世時，雷年紀尚輕，又怕惹禍，便把日記交由拉貝的兒子保管。直至張純如聯絡上雷恩哈特後，她才從舅舅那裏借回日記第一次全文閱讀，對內容完全震驚，又因她本人又曾經歷過當中不少事情，所以知道其真實性。為了怕日本極右份子的破壞，張與另一友人助她把文件高調送給耶魯大學的神學院保管，並聯絡了美國的知名媒體開記者招待會，在1996年轟動一時。

　　張純如為何寫這本書？她從小便聽大屠殺倖存的外公外婆講述經過，但她又發現西方媒體及人民基本上已不知有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有些美國人還以為南京是一個朝代。這些與猶太人對納粹的追究不可同日而語。拉貝等人所做工作不比《舒特拉名單》遜色。更嚴重的是，日本一直有一批極端份子要一筆抹煞掉日本在侵略戰中所犯之錯，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其代表人物。他們不但在日本的課本中插入不當史實，而且把南京大屠殺中的甲級戰犯靈位放在靖國神社膜拜，當朝政要也不敢不去。忘記了歷史，便有這些後果，年輕一輩會是非不分。歷史就算重演，也不值得驚訝。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完全不知南京大屠殺為何物的年輕人不知凡幾，歷史確要補課。

(頭條日報 2021-12-24)

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危機 (雷鼎鳴)

 

12月9日至10日，拜登邀約了來自110個國家地區的「代表」（但並非全部肯來），開了個綫上的「民主峰會」。以西方訂定標準自稱為民主的國家，近年面對一系列困境，連民意調查組織皮尤（Pew）也發現，已很少人相信美式民主有資格作為別國學習的典範，極右組織自由屋（Freedom House）也一直大聲疾呼，民主國家減少，民主評分下降，是世界性的現象。民主制度似乎遇上了危機，拜登的峰會若果是用來檢討此制度的得失，並看看如何改進，也未嘗不是好事，但可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從拜登邀約的國家名單來看，他有意抬舉他看得順眼的國家，並把不邀約的踩在地下。有些民主評分極低的國家也獲邀，可見拜登的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對美國有利用價值的便請，否則便排斥之。如此的出發點，只會把這個「峰會」變為無人理的鬧劇。
 

拜登雖不濟，但有兩個問題近年也的確浮現了出來。第一是界定民主政體的標準應是甚麼？第二是民主只應有一種還是多種？

 

按照林肯的說法，民主應包含「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西方的民主理念很重視形式上或制度上是否民主，所以按西方所謂自由主義民主標準，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才可體現出民主，這又要靠一系列的互相制衡的立法、執法、司法制度去補充。這套制度看似完備，它的實效如何？有無使到人民得享良好管治？在西方國家不少人眼中，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假設了形式上的自由主義民主，實效便是最好的了，其他的制度一定一無是處，人民被壓榨，經濟不景，社會缺乏創新能力。

 

西式民主 無助推高GDP增長

 

此種假設，近年備受事實挑戰。評估一個制度的實效，在和平時期，我們可以檢視它對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有無提升作用？人民的創造力能否得到釋放？及人民是否對政府滿意？對前景樂觀？在遇到危機時，我們則應着重注意它化解危機的能力。很可惜，西式自由主義民主在這些方面，近年的表現都不大及格。

 

先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都想用實證方法證明自由主義民主制度能推高GDP的增長率，但多種研究中，老是找不出確實的證據。幾年前麻省理工的著名經濟學家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牽頭，與一團隊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分析了175個國家1960年至2010年的數據，聲稱不民主的國家若改用民主體制，20年內平均可把GDP提高20至25 個百分點。我3年半前在友報已對此研究作出批評，他們忽視了中國這「房中的大象」。按照自由屋的評分，中國的自由民主在世界上幾乎得分最低，但恰恰是她，卻創造了數十載人類前所未見的經濟奇迹。阿塞莫路等人在處理數據上，把14億人口的中國只是等同於只有幾十萬人民的小國，得出結論自然有偏差。我猜他們根本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早應崩潰，可以不用理會，但事與願違，這不方便的真相卻正正使到信仰西方制度的人十分不安。

 

此種造成不安感的壓力，近年不停加強。以前，西方國家有一種信念，他們認為中國是威權社會，在這種社會生活的人民一定缺乏創新能力，頂多是偷竊別國的知識產權，加以模仿而已。但近年中國在AI、5G、太空科技、量子計算等多項成就及全球頂尖學術期刊所發表的大量論文，已使上述的信念完全被證偽，現時西方科技界早已把中國看為強悍的競爭對手。在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及對前景的樂觀度上，國際調查機構都發現中國有9成多的滿意度及樂觀度，遠遠拋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國家。

 

應對疫情 歐美進退失據

 

在應對危機的能力上，中國的優異表現與歐美國家的進退失據，勝敗是如此鮮明，已使到美國朝野異常尷尬，不願多說，或只是胡說中國隱瞞新冠疫情，轉移視綫。

 

從上可見，在實效上，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體制近年實在一敗塗地。這本來不一定與制度有關係，也許國家的成敗有另外一些因素更具影響力，最合理的態度應該是查找不足，看看自己出了甚麼毛病，找出病因並糾正後，便不用看着別人的進步而自己焦躁恐慌。但美國沒有這樣做，背後原因值得推敲。美國一直以為自己代表着真理，她的一套是歷史終結，哪個國家不跟從這套制度，便是落後甚至邪惡，可派兵侵略替天行道。現在突然在實效比賽中敗下陣來，形式上的民主便顯得沒有說服力，整個美式國際關係的思想基礎便崩塌下來，這叫美國政府如何受得了？

 

其實化解此心理壓力也不難。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把注意力放在本土身上，當時奮發有為，進步神速，哪用擔心是否要打下哪一個國家？現在則只是自尋煩惱。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17)

南京大屠殺的教育意義 (雷鼎鳴)

2014年人大常委決議把每年的12月13日訂為「國家公祭日」，以紀念在南京大屠殺中喪生的亡靈。

　　這個決議非常正確。在1937年的這一天，日本侵華部隊在其華中軍總司令，戰後被國際法庭判為甲級戰犯絞死的松井石根率領下，耀武揚威的操入南京城。這名總司令給予了日軍一天假期，以便他們到處姦淫擄掠，以殺人為樂。但此等暴行又豈止是一天之事？在其後40多天，共30萬無辜平民被殺，有人算過他們身上的血液總量，幾近1500噸，當中不少被推入位處今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位置的萬人坑中，婦女嬰兒也不放過。但在12月13日同一天，東京卻有百萬人湧到街頭慶祝，歡聲震天。

　　這段滅絕人性的歷史，日本不但從來沒有仿效德國總理跪倒在遭納粹殺害的猶太人紀念碑前道歉，反而一眾政要過時過節便去參拜供奉了松井石根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這是何等對生命不尊重的心態!有日本這樣一個鄰國，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我們能忘記歷史，麻木不警惕乎？但偏偏在香港，卻有對歷史無知，胡塗透頂的某些家長，要投訴某中學播放的一段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短片，不滿當中有殘忍鏡頭，又有人認為學校只是「為勢所逼」才放這段電影。「為勢所逼」一詞暴露了這名家長的心態，他或她應是認為根本沒有必要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如果香港有大部份的家長及教師抱有此等教育觀，則香港的下一代有大概率會沉淪，不懂明辨是非，也無競爭力。

　　「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的大事，當中可供學習的教材十分豐富，值得挖掘。若家長及教師有適當引導，孩子可培養出對生命的尊重，對兇殘的反感，對和平的熱愛。年紀較大的還可探索為何人類中有如此可怕的天性。見識過兇殘及知道日本侵略軍最終失敗，也可使孩子更有勇氣去面對可怕的敵人。在人生事業中，勇氣是成功的一個必要因素。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中，現有所謂的「安全區」的概念，即學生有權不用見到他們不想見的事物，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的言論，此種把年輕人當作溫室裏花朵的做法，正在為美國培養出一批廢物，香港豈能學習？

　　但在南京這段可怖的歷史中，我們又可見到人性的光輝在閃耀。當時有一批在南京的洋人，他們是商人、傳教士、教授、醫生等等，都因為對日軍的獸行看不下去，冒着極大的危險，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並庇護了近20萬名南京市民。他們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德國西門子公司派在南京的員工拉貝（John Rabe），他牽頭把金陵大學及美國領事館作為核心區，在今天南京市新街口西北面3.86平方公里的地區，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讓難民保住性命。他有此能耐與日軍討價還價，部份原因是他自己竟是一名堅定的納粹黨！拉貝來華前後共30年，在1934年因為要創辦一間讓德國僑民子弟讀書的學校，向德國政府申請撥款，於是加入了納粹黨。在那段風雨飄搖，要保護並養活20萬人的日子中，他被南京人民視為活菩薩，也成了世界名人，與他一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美國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名華群）也被視為聖母、觀音菩薩。

 

拉貝在1938年2月23日被迫離開南京，4月回到德國，受到納粹的重重盤問，戰後，蘇聯紅軍倒是知道他的大名，善待他，但在戰後德國的廢墟中，他也窮途潦倒，一家人食不裹飢，宋美齡知道後，向南京市民募捐，反應極度熱烈，共得等於當時2000美元的巨款，買了大批食物送給他解困。

 

這批建立「南京安全區」的國際友人除了讓我們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及人心的複雜外（納粹黨也可以有好人），也留下了大量歷史原始材料讓我們辨別事實的真偽。他們似乎有寫日記的習慣，當中多名當事人都留下了日記，給我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有人拿着攝影機到處拍攝，使我們得見不少圖片及紀錄片。後來，亦有不少有心人訪問過倖存者，記敍了他們的口述歷史，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媒體報道，各種資料互相印證，「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可謂鐵證如山。在作出任何道德判斷前有一步是不能免去的，便是搞清楚證據是否可信，不能人云亦云，這也是公民教育及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教師、家長及教育局，宜充份掌握這些材料，消化後因才施教，讓學生怎麼從材料的對比中找出結論。

　　說到材料，不能不提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及作家張純如。她1968年出生，外公外婆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自幼聽他們描述當年經歷。研究院畢業後，她搜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對大屠殺的記錄，特別是重新發現幾乎已湮沒了的近2千頁的《拉貝日記》，出版了暢銷50餘萬本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使世人重新認識這段歷史。她在2004年因躁鬱症吞槍自盡，雖說她長期失眠及受藥物後遺症影響，但我總有點擔心，她看到了這麼多悲慘的材料，精神是否承受得了？學校搞相關教育，也要因應不同年齡小心取材。

　　推動「南京大屠殺」教育，目的不應是煽動仇恨，而是要我們對人性的卑劣產生戒心，並且明白爭取和平的可貴與必要性。此點也應是教育的一部份。

 

（頭條日報 2021

  

中國政府超高民望的5大因素 (雷鼎鳴)

近年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對華政策似是亂了套，決策人有如盲頭蒼蠅，屢屢犯錯，看來

那些真正了解中國國情的中國通都失去影響力，這對美國來說也並非好事。特朗普當年若肯聽

取經濟學家的主流意見，便不會發動最終一敗塗地的貿易戰，今天美國的通脹壓力也不會這樣

高，中國也未必能像今天般貿易盈餘及貿易額屢創新高。去年蓬佩奧下台前，似仍要垂死一

搏，頗為露骨地鼓動中國人民推翻其政府。拜登上台後，並無中止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還不時

想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教訓中國，這些作風與政策，或許能使西方的政客在家中自我亢奮，在中

國卻成了反面教材，人民因此更加團結更加支持政府，這不是政策失敗是甚麼？

這種失敗源於西方的一些政客沒有掌握到一個他們不願意接受的現實︰中國政府的民望或支持度正處於一種極高的水平。據不同時期不同外國調研機構的調查，中國政府的支持度在9成以上，絕大部分人民對前景也非常樂觀。美國的政客及傳媒拿不出經得起考驗的證據便去唱衰中國，怎會不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若要制定正確的對華政策，美國政客實應弄清楚為何他們眼中的邪惡政權會得到如此高的民望。此種高民望，我認為有5大真實的因素支持着。

 

成功打擊貪污腐敗

 

第一是現屆政府在打擊貪污腐敗上有標誌性的成功。我不敢妄自菲薄，我曾經在學術界的頂尖刊物出版過幾篇被廣泛引用關於貪污理論的論文，深明貪污的各種影響。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貪污不會存在，不是因為官員不貪，而是因為沒有人有需要賄賂他們，但中國的經濟結構中有不少地方並非競爭市場，貪污往往能起到潤滑劑的作用，很難杜絕，更難搞的是貪污在道德及法律上都站不住腳，所以腐敗分子需要結黨營私，組建私密同盟以保護自己，瓦解這些自我保護性強的網絡十分困難，但現屆政府卻抓了一大批大老虎，社會風氣為之一變。今天在內地，你就算要付小費，恐怕也沒多少人敢收。人民痛恨腐敗分子，讓他們見到感覺到腐敗被遏止，他們當然支持。

第二是精準扶貧。這8、9年間，中國清除了絕對貧困，9千多萬人不再赤貧，這是劃時代的成就。懂得貧窮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極為艱難，尤其是中國政府明白「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理，只要看看無綫電視《無窮之路》或內地多種有關脫貧政策具體措施的紀錄片，便不能不讚賞內地在這方面努力之大。

 

華遏疫情美國失守

 

第三是新冠疫情被遏止了。事後想來總要揑一把汗，假如在2020年中國抗疫並不成功，冷嘲熱諷幸災樂禍一定不絕，但中國不但成功了，更搶眼的是，世界第一科技強國卻幾乎全面失守，有80萬人已因此疫而不幸離世。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嚴重失敗，正好凸顯出抗疫有多艱難，而中國卻是成功了。這自然會大大提升政府的民望及制度的自信。

第四是人民生活的顯著進步。這有兩大推動力，一是GDP的持續高增長，二是高科技應用廣泛地融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使到他們感到更方便及更安全。中國的GDP增長率雖稍有放緩，但因GDP的基數比前高得多，人民收入增長的絕對值便很突出，從而增加了他們的快樂感與自信。

 

有力回擊外國打壓

 

第五是人民認為政府能有力回擊外國的打壓。美國老是指摘中國政府如何壓榨人民，又無證無據地說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對於每年有過億人次訪問新疆的中國人民而言，特別感到荒唐。更有甚者，美國近年內部的社會問題不斷爆發，而中國的國防力量又有巨大的提升。有此局面，到訪內地的人，很容易便觀察到內地人民真實的自豪感，對楊潔篪所說的「中國人民不吃這一套」，認同感空前高漲。

這5大因素有些是源自中國人民與政府的努力，有些是美國搬起石頭打自己腳的錯誤政策造成，這些因素加起來，便造就了中國政府世所罕見的高支持度。

我是一個謹慎的人，愈是見到成績，便愈是擔憂。人類似有一天性，成功後容易亢奮，自信心爆棚，政策若有過火，不一定會受到應有的注意。飛龍在天後，更要亢龍有悔的智慧。今後更須事事進一步後停一停想一想再往前走，發展才可行穩致遠。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10）

香港一國兩制對中國的貢獻 (雷鼎鳴)

        前年黑暴後，內地必有不少高人檢視過一國兩制如何才能行穩致遠。明年便是一國兩制實施了25周年的紀念，回顧一下此種政經安排確有意義。

　　任何制度若要有真正的持續性，它必須能為人民帶來好處。一國兩制若要運作暢順，也要能對中港兩地都有貢獻才行。沒有一國作腹地，香港經濟根本發展不起來，這是不證自明的道理，但反過來，香港過去及將來又對中國有何貢獻？

　　百多年以來，中國一直都在摸索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在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叫「特設城市」（Charter City）的策略，其意義是在一個國家中圈出一個地區，實施不同的制度與政策，目的是把這地區作為試驗田。若是制度與政策失敗，其遺害可受到局限，若是成功，則可推廣到全國各地。「特設城市」這概念被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羅默（Paul Romer）所大力推動，但其實在具體實施上，鄧小平的特區政策比羅默起碼早了20年，香港的特區地位及一國兩制也由此而來。深圳等城市也叫特區，但香港與它們有點不同，內地的特區是經過設計的實驗場所，但香港卻可被視為一個天然實驗室，因為香港不一樣的制度早已存在。經過了近25年的考驗，我們可以把香港的實驗結果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與經濟有關。40多年前，中國經濟發展落後，國民生產一度瀕於崩潰邊緣，指令式的計劃經濟效率很低，香港那時雖未正式回歸祖國，港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卻從無停止推動。港人帶入大陸的有3點至為可貴。第一是自由市場的元素，港人在內地經商，使內地人民對市場運作的邏輯及力量有新的體會，從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內地資源配置及生產的效率。第二是示範了甚麼是企業家精神，有了此種精神，內地湧現了一大批頭腦靈活，懂得把握時機及市場需求的企業家，沒有他們，中國經濟不可能有今天成就。第三是全球視野。香港的貿易一直是國際性的，香港的商人也熟悉各國的經貿制度及市場，同時也有一定的網絡關係，內地企業家有樣學樣，很快也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工廠。

　　香港是市場經濟的先行者，對內地經濟發展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港人在內地構建的商業模式影響深遠，今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不少企業從大灣區偷師，祖師爺其實是香港的企業家。不過，近年內地的企業家大有青出於藍的態勢，他們所管理的企業，規模之大又不是大多數香港企業所能比肩。

　　第三類是政治制度上的，香港在這方面的貢獻是扮演了反面教材的角色。不要以為內地的制度是一成不變的，她的社會主義大原則也許沒有多少變化，但今天政府如何運作，幹部如何升級，與改革開放前差異便很大。當中中國參考過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具體做法。「洋為中用」、「全盤西化」、「走中國自己的道路」等爭論，早已進行了百多年，香港曾是殖民地，華洋雜處，自然也是近距離觀察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人社會運作的理想場所。

　　但前年黑暴的出現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現了深重甚至是災難性的社會問題，無可避免地會在中國人民中播下對西方政制懷疑的種子。中國人民會問，為何美式制度會選出一個像特朗普般的民粹總統？為何英國會愚蠢地投票贊成脫歐？為何美國治安變得如此差劣？為何西方國家科技發達，但在控制新冠病毒時，能力卻遠遜中國？香港在政制創新方法本就無甚貢獻，再加上黑暴假借民主之名肆虐，內地焉能不把香港經驗視為反面教材？

　　《易經》是飽含中國人智慧的奇書，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歷過在韜光養晦期間的潛龍勿用，今天應已經渡過了見龍在田，開始進入飛龍在天的階段。香港也曾一度飛龍在天，但可惜近年停滯，不懂亢龍有悔的道理，不少港人對內地發展帶來的機遇反持抗拒心態，這對香港十分不利。不過，太極圖中至黑的區域中有一點白，至白的區域中又有一黑點，中國懂得要留下窗口，保持香港一國兩制的特區地位，再加以發揮利用，符合《易經》所顯示的智慧。

(頭條日報 2021-12-10)

「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決「零和遊戲」 (雷鼎鳴)

 歐盟宣布會動用3,000億歐元，推動一個「全球門戶」計劃，在未來6年，貸款給發展中國家發

展基建。有人認為這是要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抗衡，但我們其實不用太過着意歐盟是否別有

用心，就算從中國的利益出發，歐盟此舉也是好事，起碼她不是如美國般要靠軍事力量去搞外

交。

戰後按照美國所訂規則構建的國際秩序，近年已因美國自己在走下坡及中國的和平崛起而起了重大變化，只要看看美國在聯合國的投票中已近乎常態性的輸得一塌糊塗，便可知其霸權已是搖搖欲墜，國際政治格局已需要新思維重新構建。在此關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指導思想在較量着。我們應視國際政經關係的互動是「零和遊戲」還是更重視「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

按專長分工 提升生產力

所謂「零和遊戲」，是指在博弈中，對手之得便一定是己方之失，國與國的關係只是一種互相爭奪利益，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也許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零和遊戲」能相當準確地捕捉到世情的真諦，例如在排名遊戲中，你排了第一，我便必然最多只能排第二，你的得，便意味着我的失，但我們若把視野及胸襟放得廣闊一點，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治理世界，卻可使最多的人得到更大利益。

經濟學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應有較深層次的領悟，原因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礎與此有莫大關係。亞當史密在《原富》的第一章便闡述一個重要觀念，在各自分割、生死不相往來的村落中，生產力很難進步，但若勞動人口分工，專門生產自己擅長的產品，生產力會迅猛發展。分工卻又同時意味着貿易的必要性，否則人人都只能消費自己生產的單一產品，這還了得？貿易需要市場，市場規模愈大，分工便愈精細，磨練自己生產技能的機會便愈大，生產力進步便愈快。各種市場中，又有哪個比得上全球市場的規模來得巨大？現在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尚未包含世界的很多板塊，例如在非洲等地的發展中國家，便尚未真正融入全球的分工生產及貿易市場中。

若發展中國家也能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不但她們的人民生活水平能大幅提高，世界亦有更多的廉價商品可供應，看看中國這40年對自己及全球經濟的貢獻便可知道。

但要這些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市場，卻有一障礙需要先克服，她們要有足夠的基建，否則沒有港口、機場、鐵路公路、互聯網，如何能把自己與世界連結起來？中國的「一帶一路」正是以此為關鍵點，但中國獨力難支，多些國家肯幫助窮國搞基建，後者脫貧的時間便可提早，世界及中國也因這些國家的購買力上升而得益。幫助窮國可使各國得益，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容。

美搞貿易戰 礙世界發展

亞當史密的另一重要貢獻是「無形之手」。人民各自生產，互相貿易，並不是因為他們一定都胸懷悲憫，要造福世界，而是因為他們都有利己心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這些經濟活動，但自由市場這一機制恰好有能力把自私自利轉化為一種對公眾有利的結果。此種和諧，對世界很重要，貿易意味着國與國之間要互相依存，打殘了一些國家，自己的貿易與供應鏈都會受到破壞，貿易是阻止國家滑向軍事衝突的有效藥物。可惜近年全球霸主美國太受「零和遊戲」的思想左右，抵受不住勉強要維持世界一哥地位的誘惑，不但頻繁侵佔別國，也大搞貿易戰，否則世界會比今天更好。

美國本有世界最好的經濟學家，但可惜其政客目光短淺，不能掌握亞當史密深刻的思想。中國的經濟理論界發展並無特別耀目之處，但中國勝在對老祖宗的智慧掌握得不錯，在經濟智慧上比美國站得更高。《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大段闡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顯示他明白追求利益是社會重要的力量，而他的「善因論」更指出國家政策應順應人民的利益而制定。

在國際的層面，如何建立一種關係，使各國追求自身利益時，其副作用卻又同時是在提升其他國家的利益，是當前世界的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從此而來。生產分工再相互貿易是達到此目標的重要步驟。《淮南子》有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正是說明我們應按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再互相交易。此話已有2,160年的歷史，比亞當史密早得太多，中國也許有能耐重掌經濟智慧的大旗，蓋因其擁有比美國更有底蘊的文化歷史也。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3)

中國尚未陷入債務危機 (雷鼎鳴)

 

幾年前西方傳媒常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債務危機深重，一觸即發，經濟隨時陷於險境。但經過這麼多年，債市總是沒有爆煲，此種噪音也變得零星。最近恒大在債務上有巨大壓力，中國債市是否接近懸崖邊緣，也值得我們注意。

　　中國官方對西方傳媒唱衰中國經濟，似乎不大理會。這是有道理的，美國愈是認為中國經濟崩潰在即，愈是會對中國麻痺大意，這對中國的發展十分有利，何須反駁？美國的決策層雖然可能受到其媒體的誤導，從前或曾以為中國只是癬疥之患，不用在意，近年突然驚覺，中國經濟在不少領域已超越美國，已是為時已晚，那些中國經濟崩潰論者，幫了中國一個大忙！

　　我是學術界人，只求論述的正確，不用理會中美官方的考慮，對債市的分析盡可能的客觀。中國債市是否出問題？我們先要釐清一些經濟觀念，再用數據說明事實。

　　認識中國的債務問題，有三個觀念要搞清楚。第一是內債與外債的分別。設想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與外界毫無來往，那麼債務的大小，對這個國家是貧是富，會毫無影響。有債主便總要有債仔，債主借出的錢的總額必定等於債仔所欠的總額，欠款愈多，債仔愈窮，但卻同時顯示債主財富愈多。一個社會的總欠債就非常巨大，並不意味它的經濟不行。美國的欠債遠高於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但美國卻遠比這些國家富有。用債款的高低去衡量一個經濟體，容易有誤導性。

　　但外債不同。若欠了外國債權人的錢，本國的資產淨值便要下調。因此，我們分析一國的債務對宏觀經濟有何影響時，更要注意的項目是外債，而不是內債。

　　第二個要注意的觀念是政府的公債與住戶或企業的私債有所區別。住戶或企業借錢，多有抵押品或有經過檢核的還款能力，否則銀行如何肯把錢借出？政府的公債不同，理論上政府有徵稅的權力，也可能有開動印鈔機印錢還債的政策，就等於沒有抵押品，別人也敢買政府債券。這不是沒有機會成本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債增加意味着這一代或下一代的納稅人終也要為現時政府的大花筒埋單，若政府靠印鈔票，通脹一樣損害人民的購買力。公債佔GDP比重愈高，愈是顯示這個社會先使未來錢，被淘空了。

　　第三個觀念是所借來的債款是用在投資還是用在消費的。若是用於消費，例如用信用卡買了些消費品回家，那麼錢用了便是耗掉了。但若用於投資，卻是變成了可增加生產的資本，投資額愈大，借的錢也愈多，經濟持續增長的機會更大。要注意，中國的的儲蓄率在2020年仍高達GDP的45.7%，近46萬億人民幣，這麼巨大的新增資本要找尋出路，但股市容量細小，要靠債市才可把資金引導至企業或住戶，讓他們能夠投資。中國的經濟要增長必須靠投資，所以社會中的欠債上升是正常之極的事，債項愈高，愈顯經濟增長的動力。當然，投資有風險，若企業過渡擴張，像恒大般有八百個項目在進行，一遇風吹草動，周轉不靈，資產價格下跌，變成資不抵債，自然不妙，但問題不在於債款過高，而在於有些投資項目本身低劣會虧本。

　　中國有多少外債？據官方數字，2020年政府所欠的外債只有2616億元人民幣，佔GDP的0.26%，也遠低於中國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不過，據美國中情局所發表的數據，2019年中國的總外債是2.03萬億美元，佔GDP的14.2%，由此可見，中國的外債絕大部份是私營企業在國際上借入的。但此比例其實很低，美國的外債是20.3萬億美元，十倍於中國！就連香港這彈丸之地，2019年的外債也高達1.65萬億美元，只稍低於內地，香港政府本身並無多少外債，香港的外債應是私人企業欠的。

　　中國政府欠債多少？據中國官方數據，2020年中央政府外債內債加起來共欠20.89萬億人民幣，佔GDP的20.56%。中情局數據則高出不少，達GDP的47%，這是因為它把地方政府的欠債也包括在內。即使用47%這估計，也遠低於日本的230%，和美國今天接近130%的水平，而且這130%還未包括州政府欠債。

　　中國社會的融資，亦即其企業及住戶的總欠債，的確不低，今年十月，等於47.6萬億美元，是GDP的2.72倍左右，只稍低於美國的49.3萬億美元。這十分合理，中國儲蓄率高，正如上文所述，要通過債市才能把新增的大量資金轉至住戶或企業。若論風險，中國5.96年的儲蓄便可完全償還住戶及企業的欠債，美國則因儲蓄率遠低，要16.47年，那一個國家債務風險較大？

(頭條日報 202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