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時分，社會對來年經濟展望的觀點頗有需求。我十分認同晚清民國神童陳澹然所言：“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香港深陷大國博弈的夾縫中，同時亦身處百年歷史轉折中，時空皆在急劇變化，對香港經濟的展望不能只停留在短線的分析，否則會受困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對中短線經濟的走向作一點推斷並不困難。香港最依賴的兩個能賺外邊錢的行業是貿易與金融，面向本土的服務業能否蓬勃，頗受能否從境外轉到多少錢影響，否則落入塘水滾塘魚的局面便大事不妙。
在貿易上，雖有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及新冠疫情影響，但中國的出入口貿易總額卻屢創新高，這對香港十分重要。因為香港的貿易基本上都是進出內地貨物的轉口貿易，貨物流經香港，支持了本地的物流業務。在新冠疫情下，全球的供應鏈本有斷裂危機，但因中國控制了疫情，生產能繼續，其他國家反而更要依賴中國，香港也因此蒙受其利。以航空公司為例，國泰的客運雖因乘客銳減而虧損嚴重，但貨運仍是一枝獨秀。不少港人認為政府對國泰“引起”第五波疫情處罰不夠，此種情緒可以理解。但若過了火，打擊了國泰的業務，尤其是貨運業務，則會對香港的出入口貿易及物流大大不利，禍延整個香港經濟，不可不防。（利申：我與國泰並無任何利益關係）
香港金融也許並無多大近憂，但遠慮卻是不少。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資金不斷流入香港，以至於香港資產價格上升不少，就算在近月，資金凈流入的態勢依然不改，從金管局每天發布的貨幣基礎數據便可知道。那些預測在香港國安法立法後資金便都會流走的預言家恐怕要又一次失望了。美國繼續打壓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對香港亦是利好因素，多些企業來港上市也。不過今年美國加息，已是板上釘釘之事，在聯繫匯率制度下，香港的利率有壓力要跟隨美國，否則資金會流出，但因為以前流入香港的資金太多，流走一部分或許是好事，所以香港利率也未必立時跟隨美國而上升。只是美國一直靠多印鈔票由聯儲局借錢給美國政府，此事十分不健康，財政上無休止的赤字終會變成財政危機，財政危機又會帶來金融危機。但危機爆發的時間卻是難掌握，我們只是知道，美國若是如此無上限地先使未來錢，通脹及金融危機若仍未見爆發，不是不會爆，只是時辰未到而已。
受到內地今年高新科技發展的啓發，港人也開始重視高科技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不過，高新科技發展需時，長遠是很重要的，但一兩年間我相信難以見到重大成績，我們仍需耐性。
香港本來是一塊寶地，資金充足，且因資本市場依據自由市場機制運作，資本進出自由，更使香港成為資金避風港，資金供應源源不絕。香港有幾所有些水平的大學，雖因受過黑暴的衝擊，有部分學生沒有認真學習，大學教育的成效打了折扣，但此局面已開始改善，所以香港仍有能力訓練人才，增加人力資本。資本與人力資本都是推動經濟的關鍵因素，既然兩者都不缺，是否香港經濟前景一片大好？
這可能是太樂觀了。我們要問香港當前缺了些什麼？
經濟學2006年諾貝爾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有本鉅著《群眾勃發》（Mass Flourishing）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按照費氏的研究，歷史上一個經濟能否蓬勃地興旺起來，並不只是靠少數精英的創新，而是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能展現出強大的積極性，樂意在自己的領域中艱苦奮鬥，開動腦筋，想出無窮無盡的新意念。這些人的特徵是肯付出，腦筋轉得快，工作就算辛苦，他們的笑容還是燦爛的。美國十九世紀末，二次世界大戰後都經歷過群眾勃發的時期，但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這種勃發精神便日漸消失，表面上科技仍有進步，但社會卻日益停滯，今日美國社會積累的諸多困難，冰凍三尺，實非一日之寒。至於歐洲在七十年代後，亦陷入同樣的困境。
中國情況不同。在百多年的屈辱中，中國不但經濟不斷頹敗，除了少數民族精英外，人民的精神面貌普遍萎靡不堪，以致有魯迅筆下的阿Q等人物出現。在八國聯軍入侵時，道旁竟有不少群眾夾道歡迎。日本侵華時，中國也不缺乏提供漢奸充當偽軍，協助日軍殘殺中國人民。在香港，我們也見過揮舞龍獅旗的戀殖份子及黑暴份子如何危害香港的生機。
在中國內地，這情況已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近年的創新科技成果不斷湧現，使人目不暇接，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亦發現，近九成的中國人民對前景十分樂觀，認為下一代比這一代會活得更好。反觀G7國家中，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比例有此樂觀。
回到香港，皮尤並無相關的統計數據，但我們仍可斷言，在七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這二十年內，香港也出現過一段勃發的時期，這與殖民地管治倒是無甚關係。這段時候有兩樣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使到剛遇上來自南韓競爭壓力的港商，在內地找到新的立足點，有了新的頗為自由的市場作平台，大量港商發揮出其潛藏著的企業家精神，打出一片新天地，自己也分享到其努力的成果。就算在文化方面，香港的電影事業也進入黃金期，大量優秀創作不停出現。第二是很多香港人移民外國，他們離開後，空出一大片職位，以致年紀輕輕的較能迅速上位，填補空缺，社會流動性因此而加快，社會怨氣減少。今天也有不少人移民，但效果恐怕有些不同。今天離開的不見得多是中高層，他們離開後剩下的職位也不是高級的，對社會流動幫助有限。
今天香港能否見到二十多到四十多年前的勃發精神？恐怕不易。港人怨氣不少，這與歐美國家倒是相似。我們若分析一些統計數據可得些啓發。從1995年至2020年，20至24歲年輕人每月實質收入中位數平均年增長率只是0.93%，低於所有全職工作者的1.57%。如此低的增長率，反映社會停滯，年輕人入讀大學的多了，但生產力並無怎麼進步，他們不但未能分享到社會進步的成果，反而因樓價在同期上升了210%而生活更困難。此種情景與一個有著勃發精神的社會很難並存。
如何破局，重建香港本來曾有過的勃發精神？這需要一個有遠見有魅力的特首作領袖，為香港人指明方向並且打氣。舉兩個例子：第一，以人均Omicron每天新增個案而論，美國近日雖大有改善，從高位回落，但仍是香港的50倍左右。可想而知，香港的抗疫成績不算太差，但因為政府其他的失誤，港人只落得個怨氣沖天，絲毫感覺不到自己的付出能換來什麼成果。第二，2010年以前的前幾年，上海大規模建設，人民生活十分不便，但當時市長韓正卻有辦法使市民感受到及分享到建設完成後所帶來的居住環境及面積的大幅改善，人民又分派到大額消費券，以感謝其包容。香港硬是出不了這樣的氛圍，這是缺乏領袖了。
價值觀也是很重要的。中國高新科技的發展與人民價值觀並無重大衝突，例如疫情中的追蹤系統與街道上密佈的CCTV（閉路電視），人民只感到有需要，更加安全，私隱問題並不突出。反觀美國，卻會說這些都侵犯人權，罪大惡極。在冬奧期間，傳統基金發的一篇文章便大罵中國要運動員安裝的“監測”軟件如何惡毒，中國人民每天都是如此被監視云云。我的手機也有內地的各種疫情追蹤二維碼，但並不覺得受什麼監視。這是價值觀不同使然，但可看到，不同的價值觀會直接加快或拖慢科技的進步。港人宜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有哪些能與勃發精神相符合，有哪些是不合時宜與現代科技相悖應該丟棄的。此種重塑價值觀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有成效後，香港的勃發精神才能再出現。
（中環一筆 202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