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後，頗有人爭論他是否值得紀念。蔡英文政府要為他下半旗，中央政府則較為冷淡的說他對中日關係也有過貢獻，但這恐怕只是禮貌性的外交之詞，我不認為中國人要紀念他甚麼。
從家世而言，他是日本5大政治家族中人，一門出了3個首相和2個部長級官員。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戰期間的甲級戰犯，有「滿州之妖」稱號，不少人認為他在偽滿州國當高官時與另一戰犯東條英機對建立搞細菌戰的731部隊負有責任，但二戰十多年後卻當上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入贅了佐藤家族）在60年代也當過首相，再加上安倍本人，便是一門三相了。安倍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是二戰時神風特攻隊成員，軍國主義思想中毒甚深，後來又擔任過幾個部的首長，若非1991年因癌病去世，可能也成為首相。安倍晉三的胞弟岸信夫（也是過繼了）是日本防衞大臣，是著名親台鷹派。
戰犯家族屢把持日本朝政
本來安倍的家族如何，不一定可影響我們對他本人的評價，但他自小在岸信介家長大，曾聲稱自己的政治基因來自岸信介這一未被懲處的甲級戰犯，而且多次到靖國神社參拜其他戰犯，此人如何能緬懷？
從安倍晉三身上，可看出日本的政治文化有其不堪之處。為何這麼多首相與高官都出自同一家族？一些深信西方形式主義民主的人對此不能不懷疑。更有甚者，其政治文化顯然缺乏一種反省自己罪行的基因，否則為何戰犯家族可不斷把持朝政，而且拒不懺悔？相比之下，控制着日本命門的美國，風格卻有不同，對於自己不光彩的歷史，雖然不願提起，但有時也會做些善事掩蓋一下。我們可視之為偽善，但他們要去掩飾，總也反映其尚有羞恥之心。
美國人對自己道德品位喜歡包裝，例如侵略別國狂轟濫炸後只要聲稱是為了捍衞民主自由便心安理得。有另一有趣例子倒也有助我們了解其社會心態。除了喜歡侵略殺人外，美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另一部分，便是其建國之初的經濟革命是靠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所賺來的資金推動的。美國對此如何平衡心理？
在1800年美國建國之初，其人口只有530萬，到了1840年也只得1,710萬，與中國的3億多人相距甚遠，而那年代中國亦是世上最富裕的國家，英國人一早便明白要賺錢便必須到中國去，美國人很快也懂得同一道理。不過，中國社會一向自給自足，對洋人的奇巧淫技不感興趣。英國在18世紀末發現輸出印度種植的鴉片才可在中國製造癮君子從而賺取大錢。美國晚英國一步，但其佩堅斯（Perkins）家族、皮布迪（Peabody）家族發現土耳其也產鴉片，將其運到中國可賺大錢。
鴉片商積極推動美國發展
美國好幾個名門望族便是靠當毒販而賺得盤滿缽滿。這不奇怪，鴉片是19世紀全球最重要的單一商品，初期以百萬計，後來以千萬計的中國鴉片煙民所付出的錢，真的足以推動英國和美國的經濟。美國好幾條鐵路便是鴉片資金所建成的。美國工業革命的起點，麻省Lowell的紡織城，也是靠政客與鴉片商人古盛（John Cushing）所賺回來的錢發展起來的。
那麼他們又做過些甚麼善事？例子很多，只舉一些。波士頓圖書館（Boston Athenaeum）、麻省總醫院是佩堅斯（Thomas Perkins）捐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地標Low圖書館是Abiel Low的後人捐錢冠名紀念他的；普林斯頓大學最大的捐款人John Green資助了3座建築；皮布迪家族創辦了名校Groton School，也合夥創立了JP Morgan銀行。這些都是從鴉片利潤來的。
與香港關係最密的應是迪蘭奴（Warren Delano，1809-1898），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外公。迪蘭奴24歲便跑到澳門，遇到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老闆羅素（Samuel Russell），此洋行乃美國最大鴉片商，迪蘭奴之後被派到廣州，認識了當時世界首富、廣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行長伍秉鑑，得他幫助與包庇，賺得巨款。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上海地位上升，廣州十三行失去中國對外貿易的壟斷地位，迪蘭奴也在1843年返回美國，但他在1857年股場損手，惟有要求旗昌洋行再派他到中國，他這回倒是在1859年開始駐在香港，又再大賺一筆鴉片錢。
他住在羅便臣道玫瑰山（Rose Hill，今天聖心書院後面）的大宅，兩年後，他的8歲女兒Sara，即後來羅斯福總統的母親也來港住了兩年。羅斯福是聽他媽媽講香港故事長大的。美國費城附近的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便是迪蘭奴家族創立的。
也要指出，鴉片賺回來的錢也不一定做善事，耶魯大學著名的骷髏會仍得到羅素家族基金的資助，此會成員，對美國政界影響巨大，是惡是善見仁見智，此神秘組織倒是出過幾名總統。
(晴報，經濟日報 2022-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