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突宣布，被哈佛取錄的國際學生又可申請簽證赴美。此事再印證近月流行的一個潮語TACO。它不是指墨西哥一種不那麼好吃食物，而是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簡寫（特朗普總會退縮）。
大眾有此等印象並不奇怪，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討價還價的伎倆不外乎是開天殺價，把價碼推高至離譜地步，然後又忽然把價碼稍為降低，以示已經給了對手好處，大家大可立即達成協議，說他黔驢技窮毫不為過。
特打壓哈佛 加劇美國人才外流
特朗普此等「表演」十分不智，美國的學術界、科研界，以致國運，都已因此遭受嚴重的破壞。他針對的，亦絕非哈佛一所大學，多所名校都被削了經費並受到諸種限制，美國未來的創新科研成就，難免要打個折扣。但在過去近百年間，美國科技成就獨步天下，其科技文明底蘊深厚，當中總有一批科技見識比特朗普等政客超出不知多少倍的高人在領航，其中一位是麻省理工（MIT）的上任校長萊夫（L. Rafael Reif）。
萊夫是委內瑞拉出生、移民美國的電機工程教授，他領導過麻省理工這頂尖名校十年半，在科技見識上的權威性不容置疑，他5月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長文「美國正面臨的人才外流」（America's
Coming Brain Drain），以大量歷史及數據論證特朗普打壓大學與科研界是如何的不智。
萊夫斬釘截鐵的指出，美國雖在科技上領先了這麼多年，但此種優勢可否延續，卻絕非理所當然。我們可用權威學術刊物《自然》所編訂的「自然指數」的數據說明情況，2016年，在全球最頂尖的科技學報中發表論文最多的10所大學中，5所是美國的，中國只得北京大學一所上榜；但到了2024年，除了仍高踞榜首的哈佛外，其餘9所全是中國的大學！特朗普卻還要把哈佛拿來祭旗，中國會感到勝之不武的。
中國科學論文發表量 已趕上美
萊夫對世界的大學發展史十分熟悉，他指出，麻省理工在1865年成立之時，只是一所對基礎研究不感興趣實用型的工專職業訓練學院。19世紀研究型大學的聖地是德國，美國那個世紀共約有1萬人在德國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其中一些回國後創立了約翰霍普金斯，這是美國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學，第二所是我母校芝加哥大學，它也是仿照德國研究型模式的大學。
麻省理工有兩位很有遠見的校長，不但校正了辦學方向，而且還大大的推動美國的科技發展。第一位是普里切特（Henry Pritchet），20世紀初去了德國考察後，回來頓有所悟，認為麻省理工不應甘於現狀，於是建立了首批重要的研究實驗室。第二位是從1930年起當了18年校長的康普頓（Karl Compton），此人貢獻更大，他認為大學是唯一搞基礎研究的地方，坐言起行，大力推動現代化研究，麻省理工亦從職業訓練學校脫胎換骨轉為世界頂尖研究型大學，但經費從何而來？
答案是聯邦政府。他和校監建立了該校著名的輻射實驗室，但在戰時，這名稱是為了掩人耳目的，它實際的目標是研究雷達。萊夫認為，這實驗室的成果在二次大戰的影響力，比原子彈還要大。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看到成果，亦欣然對麻省理工及其他大學批出大量聯邦基金，支持它們的基礎性純研究。
這還不止，康普頓不要求其教員緊貼商界為其服務，他們有研究自主，但康普頓設計了一套專利權方案，商界得到授權後，才可使用大學的研究成果，這樣既可增加大學的收入，亦有助研究成果商業化，其他學校亦爭相模仿，對後世影響深遠。
政府撥款移民商品化 搞科研關鍵
萊夫總結出成功搞好科研的幾個條件，頗值得參考。
第一，基礎研究對整個社會起貢獻，而不是為個別公司服務，政府撥款理所當然。
第二，要有適當的移民政策。發展科技需要來自全球最好的人才，萊夫指出，美國電腦學科中64%的博士是外國學生、工程博士的57%及數學博士中的54%。都是外國學生獲取的，25%價值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公司，其CEO也是外國人。美國今天搞排外，怎會不是自毁長城？
第三，科研成果有價值，大學要懂得捕捉這些價值，將其商業化，賺取利潤。
成功的話，科研創造的經濟利益是極為龐大的。例如，史丹福大學自1930年以來，教授及舊生共創立了4萬間公司，僱用過540萬人，每年總收入2.7萬億美元。麻省理工也不示弱，它的教授及舊生，每年創造2萬億美元收益。
特朗普及其幕僚思維奇特，訂定政策慌不擇路，限制大學取錄外國學生，對承擔科研責任的實驗室斷其經費，大學的免稅身份要取消掉。美國動搖國本的自殘行為日日新鮮，創意十足，如此下去，中國在世紀競爭中勝出，也會感到索然無味。
(香港經濟日报 2025-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