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6月公布了一份《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這在一向標榜自由市場不搞計劃經濟的香港，是一個新生事物。
文件中第2頁雖有宣稱「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但自由市場與政府角色的關係從來都是經濟學中一個核心問題，政府在港要制定「五年規劃」，究竟會把香港經濟推上更高一層樓還是會埋下禍根？自由市場與計劃經濟水火不相容？在某些條件下會否相輔相成？
先從理論上探索這些問題，再看看實踐中的證據。250年前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了《國富論》，對自由市場機制有着深刻的分析。驅動企業生產大眾有所需求的產品並非一定因他們道德高尚，處處想着為人民服務，而是他們抱着追求利潤的目的。人民努力工作，是因為如此一來他們收入可上升，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在自由市場機制下，社會恍如有一雙「無形之手」推動着各種交易，並把資源最合理地配置起來。自由市場的運作不用倚靠參與者的無私奉獻，私利足以使一個個企業、一個個勞動者都成為自帶動力的引擎，把經濟搞上去。另一個重要的優點是大眾並不需要對市場有深入的了解，企業只需盯着產品的價格及生產成本，有利可圖便多生產，無利便退縮。消費者也不用到處蒐集資料，價格負擔得起便可考慮購買，太貴則少買一點。這些簡單的資訊要求及操作，卻足以把一龐大的市場支撑起來，並達致最高效的資源配置。
資本家貪婪 非市場機制之錯
有說市場機制可造就資本家，他們若足夠貪婪，會使其國家衍生出帝國主義，到處侵略，剝奪別國資源。我們要指出，這並非自由市場之錯，而是人性中的貪慾所致。我們更應注意為何西方社會的所謂民主政治制度，不斷產生出一些侵略成性並常常要扭曲市場機制的政客，把注意力放在自由市場機制之上，是放錯了地方。
有了自由市場，政府制定的「五年計劃」還有沒有用處？這要看是甚麼樣的計劃。若政府官員在辦公室中搞搞數據，用電腦分析甚麼東西要多生產一些，甚麼要少一些，並下達指令要市場跟從，多半會出事，因政府對企業的生產能力及成本，與消費者的偏好，很難掌握到準確的信息，更有甚者，人民往往有誘因隱藏與自己利益有關的資訊，政府以錯誤的資訊去做計劃，自然會出事。60多年前中國的大躍進中，各地的地方幹部大量誇大糧食生產，使中央誤以為地方糧產甚豐，沒有把糧食合理配置，以致釀成大禍，餓死了近3,000萬人，鮮明地說出資訊錯誤的弊病。不過，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國家處於戰爭或備戰當中，政府及時作出適當計劃，效果卻往往比市場更好。在一些大型的戰略項目中，例如內地要搞「南水北調」，又或通過「一帶一路」與各國通商，沒有政府的推動，都恐難成事。
我們再看看歷史，中國在解放後，搞過多次五年計劃，經濟也逐漸變成指令經濟，城市人民「做又36，不做又36」，農村中則在人民公社吃大鍋飯。這期間，雖有人民付出的巨大努力，造出兩彈一星，人均壽命亦顯著增長，但在70年代中期經濟瀕臨崩潰。蘇聯也用計劃經濟，全國有些商品奇缺，有些則無人問津，經濟終鬥不過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的美國而終於被肢解了。這又引致西方國家高度興奮，以為她們的制度已是歷史的最終點，其他人等只能向他們學習。
激勵企業精神 非改造成雷鋒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卻是對市場與政府的相處之道另作處理。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包含着大智慧，中國大幅釋放出市場力量，整個80、90年代都在發揮出企業家的創業精神，人人要找錢，致富光榮，而且中國搞韜光養晦，這正如《易經》乾卦中「潛龍勿用」的智慧，市場經濟頗大幅度地取代了計劃經濟。到了江澤民年代，經濟也許已到了「見龍在田」的階段，頗有睇頭。胡錦濤年代因已參加了世貿組織，市場經濟發展更盛，經濟增長率更快，中國已是「或躍在淵」。
到了今天，已開始進入「飛龍在天」的初階，帶動經濟的主要力量是市場中的民營企業，華為、騰訊、阿里巴巴、小米、比亞迪等最成功的企業，清一色的全都是民企，不是國企。不過，經濟與國力厚積後，我們卻不可忘記凡事不能過度，要有居安思危之心，「亢龍有悔」正提醒着我們。美國90年代時如日中天，但是不懂「亢龍有悔」的智慧，繼續到處欺凌，今天則衰象已呈。
從上所述，我認為香港搞「五年規劃」是可以的，但卻應以自由市場為主體，港人的企業精神一定要激勵並維持下去，這與計劃並無排斥。內地計劃經濟的比重比香港為高，港人可視內地的「五年規劃」為影響香港的條件或機遇，想辦法適應及利用。香港自己的規劃是要制定目標，並找出到此目標的路徑，當中要最大化地利用市場力量。在可見的將來，愛國精神仍未足以成為港人推動經濟的動力，追求合理的私利更加重要，若只是靠把港人改造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香港的經濟動力恐會油盡燈枯。
北都拓大學醫療科研 順應市場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方向，可給我們不少啟發。在未有經濟基礎之前要求地產商多在此投資，是不切實際之事，不會有足夠積極的成果，但開發高等院校、醫療服務及科研卻是順應市場力量之事。美國排華，香港有大量吸納人才的機遇，但人才來了，到甚麼地方落腳？大學是最好的第一站，人才熟悉了環境後可再參與高新科技及醫療的發展，但大學要有財政力量才能接收這些人才。要有財政力量，大學便要擴容，大量招收內地及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以其較高的學費支撑大學的擴容，這發展方向符合市場經濟也符合經濟規劃。
(香港經濟日报 2026-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