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窮國變富 重構國際新秩序 (雷鼎鳴 )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驛馬星動，先到秘魯亞太經合組織（APEC）開會，又去巴西訪問。在秘魯期間，中遠海運港口負責建設，及擁有60%股權的深水港錢凱港正式啟用，從此南美洲與中國的海運可節省10天船期。在巴西，中巴也簽訂了一大堆經貿協議。

我查一查資料，原來南美洲只有3個國家還未加入「一帶一路」，這3個國家是暫時仍與台灣有邦交的巴拉圭，正在尋求加入但仍未加入的哥倫比亞，及巴西。美國十分不滿巴西與中國關係良好，不斷向巴西施壓。巴西也就避一避鋒芒，名義上不是「一帶一路」成員國，但卻大力與中國發展實質關係，更為難得。

中國與美洲諸國今天的關係與2013年「一帶一路」提出時，頗有變化。當時「一帶一路」國家主要集中在中亞的絲綢之路、東盟、中東、南亞、非洲等地。

「帶路」美洲布局成形 美國忌憚

我當時還頗為奇怪，為甚麼不包括南北美洲？很多人不知道，在明朝時，中國與美洲曾有過繁忙的貿易。1565年西班牙的大帆船（Galleon）從菲律賓首航至墨西哥的港口阿卡普科（Acapulco），貨物再經1531年建成的道路運到300多公里以外的墨西哥城。接着中國便加入了這航綫，每年大帆船都把絲綢、茶葉、瓷器、糖等商品運到墨西哥城，回程運回白銀，貨物的一半再轉運至歐洲。西班牙人嫌航海辛苦，水手後來變成華人，墨西哥城當時便聚居了兩萬多華人，這是美洲第一條唐人街。

既然美洲早已是絲綢之路的一部分，為何10年前不把它也包括在內？事後看來，這似乎是中國喜歡低調做事，像下圍棋般一子一子的下，開始大家都不知其計劃，事後局面形成後才恍然大悟。現時「一帶一路」在美洲的布局已日漸清楚，美國對此十分忌憚，但卻苦無理由反對。

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看其發展，卻的確是經濟合作，不在政治。現時加入了「一帶一路」的國家地區已達153個，而且仍在不斷增加，它包含了世界75%的人口，及稍多於全球50%的GDP。按此數據，我們可輕易推算出「一帶一路」成員國的人均GDP大約只是非成員國的三分之一。整個策略，與毛澤東年代提出的「天下三分」一脈相承。當時中國把美帝蘇修看成是兩霸，都是威脅世界人民的，其他西方國家與兩霸不同，可以爭取，但要有戒心，亞非拉各窮國卻是朋友。今天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也是同一格局，蘇修沒有了，變作俄羅斯，加入自然不是問題。歐洲較發達的國家也無加入，意大利本來入了，也受壓退出。反而傳統的亞非拉情誼深長，幾乎全加入了，例如非洲54個國家，只有2國未入。

窮國效中國模式 抓全球化機遇

中國花這麼大氣力把這麼多國家拉在一起，不可能沒有目的。中國官方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去形容，其實並非政治口號。「一帶一路」的窮國變富，經濟發展起來，符合中國的利益。

窮國有所謂的「後發優勢」，假如她們能融入世界市場，有3樣動力可助她們發展。

第一是她們在與其他國家來往的過程中，有可能學到較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

第二，一旦加入世界市場，便要面對嚴酷的競爭，企業都要努力改革才不被淘汰，優勝劣敗，能留下來的企業效率都較高。

第三，各企業面對競爭時，都只能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去生產。例如數十年前中國勞動力便宜，資本卻稀缺，便只能生產勞動密集產品，除了國防工業外，放棄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到資本日漸充盈後，再搞重工業才是正道。

在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比很多非洲國家都要低，但今天中國的實質人均GDP卻是1978年的33倍，其原因正是中國能利用到全球化的機遇使自己脫胎換骨。現在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正是有意從中國模式得到感悟。若她們成功了，中國產品的市場會大大擴充。至於一些勞動密集的產品，讓這些國家去生產，中國可省回資源，製造高增值產品。「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其邏輯，不是吹的，國與國之間的博弈並非美國政客所相信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互利。

助窮國融入世界 基建不可或缺

不過，要讓「一帶一路」中的很多國家能發展起來，關鍵是她們能夠融入世界，成為全球貿易的不可或缺部分。但要做到此點，有一個先決條件，便是她們要有港口、機場、公路、鐵路、通訊系統等基建設施。「一帶一路」對症下藥，亦把現階段重點放在基建上。

基建以外，規則及制度一樣重要。二戰後，美國按自己利益制定了不少規則及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銀、世貿等組織。這對世界和平解決紛爭曾經有用，可惜近年美國自己帶頭不遵守規則（例如，貿易戰明顯不符世貿組織規則）。中國的「一帶一路」正好是一個平台，重建新時代的國際秩序。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1-29)

如何搶人才 先讀《敢為天下先》 (雷鼎鳴)

 特區政府把搶人才看作是重要任務，這是對的，事關全中國發展大計的布局，香港實不能辜負這期許。但怎麼做才能更有成效？我們是要參考已知的成功及失敗經驗。

美國曾經是世界最能吸引人才的國家，近年排華，是自殘行為，但美國的一些優點，卻不應排斥。美國之所以能成為強國，關鍵之一是能保持開放態度，歡迎各國精英在那裏安身立命。她用的主要工具是歡迎留學生到彼邦就讀，但過程你可以說她聰明，也可說她虛偽。被大學錄取了的外國學生，要先到領事館申請簽證，領事問你畢業時會否留在美國，你若說很仰慕美國，畢業時想留在那裏呼吸自由空氣，那麼你幾乎必然得不到簽證；你要誓神劈願的說要回到祖國服務，領事才會批准你。

科大創校歷史 屬教育界奇迹

不過，到你學成畢業時，美國社會卻會擇優而噬，歡迎人才留下，道行較低的當然可自行離去。留在美國的，要先申請一些專為人才而設的簽證，僱主一定要證明所僱之人是他們能找到的最有能力之人。為何整個程序有助美國吸納天下英才？讀者大可自行領會其奧妙處。

其實香港在吸納人才上，也積累到不少重要的經驗。香港科技大學在創校後不到幾年，已廣被世界教育界及學術界看成是奇迹。在90年代以前，香港並無大學在世界被認為是一流大學，更遑論是研究型大學。科大的經驗亦有幾位創校的功臣寫而成書，吳家瑋校長的《同創》、孔憲鐸副校長的《背水一戰》等，早已是內地高校校長的寶典。今年創校學術副校長錢致榕剛出版的《敢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同樣記述着一段動人歷史。當中關於如何招聘到世界頂尖人才到港工作，及如何從無到有一步到位創立一所知名學府，條陳出多項寶貴經驗，極值得各界參考。

錢致榕覓人才 貢獻不可磨滅

大學最重要的是大師，不是大樓，這幾乎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了。錢致榕在創校期間，身兼着為科大招聘頂尖人才的任務，確實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北美洲學術界，尤其是華人圈子中，科大的創立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備受關注。一方面不少名重學林的教授頗為好奇，科大有否向其招過手，廣泛被認作是否有江湖地位的重要標準，我當年在美國對此知之所詳。但同時也有一大批「二打六」對形勢沒看清楚，以為新學校必會求着他們加入，今天的香港其實也有相近情況。錢致榕當時也浪費過一些時間，把這些人排除掉。但我捧讀其書，問為甚麼他能成功一個一個的說服了一大批珍惜名聲的大師到來加盟，我看除了他本人便是一名卓有成就的學者受人尊重外，最重要的是他能把自己的夢想感染到一代學者。甚麼夢想？便是做一些前人從未做到過的事，而且提供條件讓他們去圓夢，金錢報酬倒不是决定性的。

這不能只是空話。錢怎樣把原來是加州理工學院圖書館副館長周敏民，拉到科大當圖書館館長？錢就是要求她把科大圖書館造成一個現代圖書科技的櫥窗、最現代化的圖書館，又建成了世界第一個中文檢目的系統。就算是今天，我到科大圖書館，依然感到它是世上最使人舒適好用的圖書館，而我在世界各地，是去過無數圖書館的。也要知道，周館長是科大工程學院創院院長張信剛的夫人，張未決定是否來科大以前，周經過十多小時與錢的長談後，已一口答應到科大，丈夫如何決定也不管了。

另一例子是計算機主任艾偉林（Max Joey）。他是錢從美國找來的科大幕後大功臣。他的任務是甚麼？同樣是劃時代的。錢從剛在中大上任的校長高錕了解過光纖後，對艾的要求是每一個學生宿舍的房間都要有兩個光纖插頭，每一個教員宿舍單位的書房及大廳也要有光纖，辦公室更不在話下。當時這是世界所有大學第一次有的創舉，做得到便可在行內名留青史。3年內，艾偉林也驕傲的告訴錢，他成功了！當然，這也得到大東電報局提供給科大的T1綫路，其容量還遠高於美國五角大廈的綫路！

招聘人才不可有種族主義，要以崇高的學術與教育目標去吸引人。我有位化學系的舊同事、日裔學者平岡弘之教授，便完全投入科大的工作。在1991年10月10日科大開學典禮那天（我也有參與這典禮），平岡教授的夫人盛裝參加，她告訴錢致榕，「我想讓你知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她是為丈夫能重返東方而感到幸福，但使人悲哀的，是在同一天，她感到不適昏倒後，便再沒有醒來。

據理力爭 校舍設計終符要求

說大師比大樓重要，並不等於大樓沒有意義。當時香港的建築師不懂得研究型大學的要求，設計實驗室時，有很多大型的教學型實驗室，卻只有少數用作研究的小實驗室。殊不知現代研究的模式主要是一名教授帶領着博士生、博士後在自己個人的實驗室工作，每位教授一個實驗室。若缺乏這些小實驗室的硬件，科學家根本工作不了，最終會跑掉。錢與校方也據理力爭，終於把原方案推翻掉，但建築成本劇增，引起後來的所謂「超支」風波，但這完全是值得的，若大樓設計錯誤，最終代價更大。

政府官員讀一讀錢致榕這本著作，會有很多的感悟！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1-22)

狂人明年上台 世界新時代開始？(雷鼎鳴)

 

特朗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宮後，會否是世界新時代的一個開始，全球政經格局蛻變成一個我們久未見過的樣子？

這不能排除的新格局是美國重回上世紀30年代所奉行的孤立主義。當時美國雖是經濟第一大國，但自身受困於大蕭條，對其他國家事務不感興趣，軍事力量也遠遜德國與日本，殊不願與她們開啟戰事。英國其時已是帝國的黃昏，鎮不住場面，沒有武林盟主主持大局，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

此種由於缺乏有力及公平的盟主維護穩定所導致的亂世，史稱「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Charles Kindleberger是戰後馬歇爾計劃的策略締造者、麻省理工經濟學教授）。

特或重走孤立主義 不管別國

倘若特朗普重走孤立主義道路，不啻是放棄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政策，但他會這麼做嗎？從性格傾向而論，他有此可能。特朗普主張「美國優先」，其他國家是死是活，他興趣不大，要美國出錢「保護」其「盟國」，他甚感吃虧，所以從前有向北約諸國，要求她們增加軍費，自求多福，對台灣他也不認為美國有何防衞責任，若要美國參與，台要交保護費。

你要他為了全球的氣候而要求國民減少碳排放，他會希望別人減排，但不會叫美國為此而增加經濟營運成本。這是一個看重私利的人，不會為世界「和平」而要美國付出代價。從這意義上，如有需要，他不會介意用「美國優先」的口號走孤立主義。況且美國人民對世界大事的關注，一般遠不如本土的事務，是否當世界救世主，並不很重要。

但就算特朗普真有此意，形格勢禁，他真的做得到嗎？這要從本土經濟利益與錯綜的國際關係上去考慮。

美國經濟上有幾個極難解決的問題。眾所周知，美國國力柱石之一正是美元霸權，自70年代中，石油以美元計價後，美國從1976年開始，貿易從未出現過盈餘，原因是她可以靠印鈔票去購買外國商品與服務。美國人民的總需求（消費加投資）變成永久性地大於她的總產值，這是享受慣了，驕縱出來的習慣，不易更改。需求大於生產，額外的消費品便只能是靠外國供給，這便是貿易赤字的來源，填補貿赤這缺口便是靠自印鈔票及向外國借錢。

另一問題是過去幾十年經濟全球化，各國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生產，美國擅長芯片設計、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一般製造業卻競爭不過別人，現時民用產品幾乎全靠從中國進口，美國已失去產能，若走孤立主義，與世界經濟脫鈎，美國便只能費時失事用多年時間高昂的成本重建其民生產業。中國亦因從美國買不到芯片而自力更生，從美國的顧客被迫變為美國的競爭者，美國何其愚蠢也！

大加關稅圖脫鈎 是自殘行為

美元霸權本來對美國十分有利，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也因有一個穩定的支付貨幣與國際儲備貨幣而得好處。不過，美國便是喜歡鋒芒畢露，事事賺到盡，不去保護美元的公信力，反而把美元霸權作為工具去威脅其他國家，充公俄羅斯的儲備，制裁伊朗等政策大大地使人對美元產生戒心，若各國日漸找尋美元的代替品，美元能替美國帶來的利益亦會縮減，這倒是可能迫使美國在金融上更脫離國際化，美國人民長期享受到的消費大於生產，會日漸消失。

在經濟領域上，美國搞孤立主義，大加關稅，意圖與世界脫鈎，重建本土民生產業，是自殘的行為，搞不下去的。不過，在國際政治上，美國少理會其他國家事項，卻是有好處。

俄烏戰爭特朗普會希望把它終結，他不支持烏克蘭打下去，便有莫大效果。不過，美國撤出也會討些好處的。《福布斯》估計過，烏克蘭有優質的資產，主要是鐵礦與煤炭，其價值約值14.5萬億美元，美國的資產管理巨企貝萊德集團（Black Rock）早已虎視眈眈，烏克蘭的前景恐怕不妙，失去一部分土地，大量人口早已逃難不回來，國家資源亦會因還債而被美國資本家謀奪。

美不再當「警察」 世界或變美好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對美國是個泥沼，被以色列拖了下去，無法自拔。猶太財團影響力巨大，特朗普不易脫身。此類國際事務所造成的困境，源於美國事事俱管，世界警察做得走火入魔，從自稱的和平穩定者變為各國厭惡的惡霸，若美國下定決心，不多管閒事，世界會變得更好，美國也可省回大筆軍費，對其經濟有利。

理想的局面是國際事務上美國不再以霸主自居，管好自己國內事務便可，經濟上則繼續保持開放，自由貿易，美元地位更可保持。但中短期内，美國更可能反其道而行，经济上更封闭，國際事務仍不愿收手，折腾一番才会退缩。要美國體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優點，並不容易，她當霸主習慣了，要很長時間才會適應。特朗普要折腾多久才会领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1-15)

瘋癲「狂人」再主白宮 前因後果 (雷鼎鳴)

 

執筆時，美國大選數票仍未結束，但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大勢已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應能以壓倒性的選舉人票數入主白宮。

這結果對我來說，毫不奇怪。今年2月23日，我在本欄刊出的《假如特朗普再當選總統》中便鐵筆論定，特朗普有八、九成機會勝選。我這麼說當然並非因為對特朗普情有獨鍾，而是民主黨太過差勁，不但沒有能力把上任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整頓出一番新氣象，反而還錯上加錯，替美國及世界帶來更大、時間更長的傷害。

特朗普的胡來，美國選民應尚未忘記，但民主黨過去4年的錯誤，更是新鮮，對選情影響更大。

民主黨未撥亂反正 反錯上加錯

本來以特朗普的離譜，民主黨的拜登（Joe Biden）與賀錦麗只要能稍為撥亂反正，已是可得到清譽，留名汗青，但他們就是沒有這麼做，反而在內政與國際關係上都走上錯誤路綫，累己累人。

內政上，民主黨因深受美國「白左」思潮的影響，政策日漸走火入魔。正如Tesla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所言，民主黨把一切都合法化，國將不國。本來可自稱是美國首善之區的加州搶掠不用坐牢，以致出現「零元購」。旅遊聖地的三藩市市中心，也被癮君子露宿者佔據。有些州出現法律，尚是兒童的兒女希望動手術改變性別，父母不得干涉。非法移民大量湧入美國，民主黨政府並無能力阻止。

政府花霍無度，欠債已達35萬億美元，等於每名美國嬰兒，一出生便已負上10萬美元的潛在欠債，而這筆債款，繼續增加的勢頭依然強勁。美國的媒體，向為猶太財團控制，較親民主黨，不滿特朗普，但其在人民中的信任度，竟跌至不足20%。上述諸種問題，不一定與賀錦麗有直接關係，但她顯然早被歸入「白左」陣營，美國人民對此應看得清楚。

俄烏以巴戰火未止 拜遺禍更大

民主黨的外交政策，比內政遺禍更大。以色列政府似已成為美國政府的實際操控者，前者在加沙對巴勒斯坦人民狂轟濫炸，赤祼祼的搞種族滅絕，美國政府不但不加谴责，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到美國國會演說時還受到英雄式歡迎。這怎能不使愛好和平，擔心巴勒斯坦人民生命安全的人感到「我哭豺狼笑」？

拜登／賀錦麗政府的選向，不但使美國在世界人民面前空前孤立，也連累了世上眾多愛好和平的猶太人。俄烏戰爭依然在打，但形勢已是顯然，烏克蘭一方必遭慘敗。此種悲劇的根源是美國政府多次違反對俄的承諾，鼓動北約東擴，以圖把瞄向俄羅斯的導彈布置在俄烏邊境。拜登判斷力差勁，以為俄羅斯經濟撑不住，但事與願違，反而是歐洲諸國受不了。民主黨政府看似與歐洲修好，補回特朗普的破壞，但實際上，卻是把歐洲推向經濟深淵。

現在特朗普重新上台，情況會否好轉？特朗普此人瘋瘋癲癲，十分神經刀，難以預測。此事有壞處亦有好處，壞處是他的政策往往無甚理性，他發動的貿易戰對美國已帶來重大損害，亦無法降低美國的貿赤（美國經濟若是衰退，消費倒會減少，貿赤也會下降，但這不是特朗普的目標），這幾乎是主流經濟學界的共識。他對中國，損人害己的關稅戰、科技戰、金融戰等，恐怕不會停止，直至美國自己受不了為止。

特政策無理性 惟俄烏有望停火

俄烏戰爭特朗普倒是有能力終結，他宣布不支持烏克蘭便可，他自己也不用負上責任，只是把責任都賴在拜登身上便可以脫身。北約的歐洲成員自己愚蠢，把自己陷了進去，變成大輸家，咎由自取。但經此役，可看到緊跟美國不是辦法，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之輩或會逐漸失勢。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卻不一定因特朗普上台而終結。特朗普與猶太財團控制的傳媒關係不好是一回事，這也許與美國的軍工綜合體及猶太金主感到特朗普不易控制有關。但我們不可忘記，曾在中情局當局長、軍工綜合體的重要代理人蓬佩奧（Mike Pompeo）曾被特朗普委任為國務卿。此君為好戰反華分子，曾「鬼拍後尾枕」，自爆中情局的工作是「我們說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此事說明，在勢力龐大的軍工綜合體壓力下，特朗普一樣會就範。他不喜戰爭，在任內也沒有發動過戰爭，但將來是否仍有此定力，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上次特朗普被選為總統時，世界輿論已有質疑，為何美式「民主」制度會在人才濟濟的美國選出這樣的奇葩？他下台後，不少「西式民主」的衞道者鬆了一口氣，可辩說其制度有自我矯正能力。但現在他又當選，這如何是好？西方的政治經濟影響力早在下降，其制度也不會太受重視了。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1-8)

 

在我看来，这几位中国学者更有资格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编者按：10月19日，《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座谈会，暨建构中国资助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

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5年的中国，每年以9.7%的高增长快速前进，这样的成就对一个人口超10亿的转型期国家而言，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三位中国的经济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提笔写下了《中国的奇迹》，并于1994年出版。3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应验了。

10年前，观察者网在上海滴水湖参加《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为读者朋友们带来学者们的精彩辩论。10月19日《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观察者网再次亲临《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学术研讨会。此时的中国经济，正在奇迹的道路盘旋，而美国的三位制度经济学者刚刚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中国经济学界热烈争议，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的奇迹》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发展奇迹的成就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也频频发问，中国奇迹何以可持续？

观察者网将为读者朋友们奉上此次研讨会的系列精彩言论，本文为第一篇，经作者审核修订后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雷鼎鸣 整理：观察者网 彭宇萱】

 

大家好！我想比较一下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三位所著的《中国的奇迹》，跟今年拿诺贝尔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并评价一下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的贡献。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他们理论的核心，其实来源于他们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里的一篇文章《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经验考察》（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这篇文章被18000多篇文章引用，这是非常可观的数据。很多人都预测他们会拿诺贝尔奖。

他们的著作《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其核心内容源自2001年的这篇文章，当然其中也加了新的东西，内容比2001年那版更丰富一些。

《中国的奇迹》跟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有共同的优点：基本的起点和基本假设都很简单。简单不是坏事情，是好事情，起点简单才能走得比较远。而且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重要，那就是：经济如何繁荣并持续发展下去，制度跟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起点很高，目标也非常宏大，这是两项研究共同的优点。

其实还有一点，这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在技术创新方面含金量很高，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写技术性很高的文章。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奇迹》的研究对象不太一样，所以应该在技术性方面稍逊一筹。

但是《中国的奇迹》最基础的理论刚才讲过，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用禀赋结构出发去解析一个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等。

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过去几百年来，欧洲人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搞殖民地，但不同殖民地引入的制度不太一样。假如在某一个地方，欧洲人去了，死亡率很高，他们就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安家立命。殖民者都是急功近利的，想很快地在这个国家剥削压榨，赚了钱、拿了东西就跑。

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诸如北美洲，加拿大、美国这些地方，他们打算长期停留，所以根据近代西方的记录和他们的说法，引入制度的包容性比较强。但是，是不是制度的包容性非常强这个很难说。我在香港，我也经历过殖民地统治，这是有很大的歧视性的，所以说包容性很强我觉得他们是乱吹的。

第二点，他们所提出的殖民地根源理论比较笼统。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比尔·盖茨在看完他们的那本书以后，他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们所谓引进比较“良好的制度”，什么叫“良好的制度”？他们提出了很多术语，包容性制度、攫取性制度等等。我们也不排除某个国家引入所谓不错的制度以后，会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

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他认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非常容易出现利益集团，大家打来打去抢夺资源，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破坏，西方民主制度也会在贸易方面搞保护主义，跟禀赋结构理论的政治建议是相矛盾的，因为保护主义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比较负面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在理论方面他们的缺点比较多。

第三点，三位的研究阐述了引进良好的制度会带来经济繁荣，但是他们最终的目标是，阐述西方民主制度是包容性制度,他们是要证明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利，其实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

2019年，他们曾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我仔细读了，觉得挺荒谬的。他们根据Freedom House数据库，给175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赋分并进行排名，接着干脆把这175个国家和地区分成两类，一类是民主经济体，另一类是非民主经济体。他们使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发现属于他们认为民主的国家，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25年以内GDP比非民主国家高出20%到25%。

当然这也不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一无是处，但是25年的增长才高出20%到25%，太低了吧！我们早习惯了中国的高增长，他们看不见“房间中的大象”，对中国的发展视而不见。

其实很多人批评了他们这篇文章，在他们回归分析里面把14亿人口的国家，跟几十万人口甚至几万人口的国家同等看待，这在回归分析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本来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经说过，为什么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看不到中国的发展？因为他们假设了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崩溃了就影响不了他们的结论，所以他们根本不管。当今中国的实践提出很多问题，跟他们的理论都是相矛盾的，所以他们干脆不理。

第四点，两套理论都留下一个可能，那就是能否复制。如果用禀赋理论解释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理论上别的国家也可以复制中国的经验。同样在理论上，三位诺奖得主研究的经验也可以被复制，而且他们希望别人去复制西方的经验。

复制别人的东西不是坏事情，我们不要太封闭，但是两种复制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根据禀赋结构理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禀赋结构。各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不同的禀赋结构，来发展出自己的发展策略，完全复制某一个国家的经验是不行的。但是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觉得完全复制西方的经验就能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就，这是典型西方人的思想。

我觉得他们的理论和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差不多，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已经完美了，就说你们来学我们吧。

第五点，检验一个理论，最重要是看它的预测能力，而三位诺奖得主的理论预测能力不行。三位诺贝尔奖的得奖者的论文于2001年发表，假设他们1998年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从1998年到2023年的这25年里，根据他们的结论，平均来看，相比没有跟从他们的国家，采用他们认可制度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要高出20%到25%，差不多每年多增长1%左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1998年到2023年这25年以内，中国的实际GDP总共上涨了624%，差不多等于他们所说的25倍，而且中国属于他们所认为的非民主国家。

所以这就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们理论完全错误，反差太大了；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把中国分类分错了，中国是民主国家，而不是他们所说的非民主国家。

因此，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几点，我觉得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更有资格拿诺贝尔奖。

 

 

（观察者网 2024-10-28）

美國亂象 走向蘇維埃式瓦解道路？(雷鼎鳴)

英國有一位歷史學家叫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近年已移民美國。根據地在史丹福的胡佛研究所，因為其撰寫的世界評論影響巨大，還被英王冊封為爵士。

弗格森是一位深受英美主流意識形態影響的學者，強烈支持美西方形式的民主制度，不相信中國經濟可超越美國。但近月他發表的觀點，卻在極度憂心蘇聯式的衰敗會重現江湖。不過，從強轉弱，走向衰敗瓦解的主角，他擔心要換成美國。

擁護美西方學者 對美顯憂心

弗格森的觀點，我很多都不同意。不過，美國究竟是一個成功的國家還是一個失敗，或正走向失敗的國家，卻很值得我們探討，這有利我們對世界未來的判斷更準確。

世界近200個國家，各自採用不同的制度，國家的成敗，不是完全由制度決定，但制度的重要性顯然是巨大的。我不相信有完美的制度，制度內含的優點及缺點，亦會因歷史環境的改變而顯露或掩蓋起來，若一個國家死抱着一種制度，當其潛藏的缺點日益顯露時，卻缺乏反思與自我矯正，那麼這制度及採用它的國家，走向失敗是可預料之事。反之，有些制度有很強的生命力，可以歷幾千年對社會仍有影響，我們一樣有必要對它們加以注意。

舉個例子，中國2,000多年封建皇朝政府的制度源自秦國，其郡縣制使全國有效地組織起來，能一層一層從中央指揮到地方，今天中國仍是使用這制度。一般以為，秦國的成功可歸功或歸罪於商鞅的變法，但其實早在商鞅的「連坐法」實施前19年，秦獻公已出現此法，而向獻公提出者正是主張防禦的墨子及其傳人。

墨家因為要替他們守護的國家有效抵抗戰爭，除了發明了不少防禦工具外，還主張「尚同」思想，即下級意見要緊隨長官，全國一層一層，從5人一組的「伍」開始直至國君皆如是。墨子認為若不如此，則「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我們或許不同意緊跟長官，但卻不能否認就算在今天，尤其是在面對嚴重的外部挑戰時，「尚同」思想能頗有效地統一人民思想，把整個國家的資源組織起來，共抗外敵。一個國家成功或失敗，往往不在於其制度說來可否天花亂墜，而是有無實效，黑貓白貓，捉到老鼠便是好貓。

回到美國，她的制度在歷史上絕非一成不變，否則她未必可生存到今天。1776年發表使人心情激盪的《獨立宣言》時，其實連憲法也沒有，在1777年只有一份5頁紙的《邦聯條例》，得到13州認可。但當時美國人的主流思想是不想聯邦政府有重大權力，連總統也無實權，只是在國會開會時坐上主席位過過癮而已。聯邦政府最缺的便是向國民徵稅的權力，各州對替聯邦政府徵稅也無甚共識。

美政府欠債利息 超軍費開支

此事的改變，是在1789年重寫的一份全新《憲法》之後，此法大大的增強了總統的權力，最重要的是聯邦政府可直接向人民徵稅及徵收貿易關稅。此事本與《獨立宣言》所聲稱的人民生而平等、可追求自由等理念不相符，若非強制，誰會願意向政府交稅？《憲法》立法前受到的阻力巨大，它能勉強通過，一是因開國之父之一、經濟天才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的策略，他知道當時各州盡皆欠債纍纍，便建議聯邦政府替各州政府的債務包底，但必須給聯邦政府徵稅權。二是因為有幾位「名筆」，在報章上寫了85篇傳世的《聯邦人文獻》（Federalist Papers），為憲法與反憲法者作了激烈的筆戰。若無中央統攬大權，這13個組織散漫的小州，根本不可能進行多場戰爭，把美國本土大幅擴大，獲取大量資源。

到了今天，曾經非常成功及強盛的美國，雖然基本制度與200年前大致相同，甚至更多人民獲得投票權，但衰象已呈，弗格森曾撰文羅列了一大堆。例如在某些貧窮地區，嬰兒死亡率已上升至每千人有13人夭折。從前政府財政赤字高於本地生產總值（GDP）2%已是警號，現在已高於5%，30年後估計會上升至8.5%。現時聯邦政府每年償還欠債的利息，已高於其冠絕全球的軍費開支。此種欠債利息的開支不可免地會壓縮美國的軍費，這對世界是好事，但弗格森卻已在擔心美國將來打不過中國了。

美人民對國家制度 已失信任

現實的嚴酷，利益集團各為其私利所造成的損傷，一早已被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所預言到，但更要命是直接侵害了美國人的自信與活力。據弗格森引用的數據，美國人民與蘇聯解體前十分相似，對本國的各種制度都失去信任！最高法院、銀行、公立學校、總統都分數甚低。傳媒信任度低於20%，國會信任度低於8%。現時外強中乾，與蘇聯何其相似！

美國變得如此「國之不國」、「民之不民」，弗格森歸罪為美國左翼思潮氾濫，美國的「民主」制度，對此種思潮並無足夠防禦力。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1-1) 

《中國的奇迹》揭秘 突破諾獎盲點 （雷鼎鳴）

 上周末我在上海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是為紀念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的《中國的奇迹》一書出版30年而舉辦的。此書在世界及中國都影響甚大，很多國家以此書理論為藍圖，破解中國經濟增長為甚麼這麼快、這麼持久。

林毅夫等著作 破解快速增長之謎

我多年前也用過此書做「中國經濟」課的課本。會議中重遇很多在內地極有地位的經濟學家，當中林毅夫、王勇、文一、車嘉華等都是香港科大舊同事，現時他們都已獨當一面，各領風騷，甚至已成一派宗師。

林毅夫是經濟學界的傳奇人物，原籍台灣宜蘭縣，年輕時台灣最著名學府台灣大學錄取了他後，他只在台大半年，當過台大學生會會長，便毅然申請轉去陸軍軍官學校，震驚台灣學界，很受台灣軍方甚至蔣經國的賞識。後來他被派到駐守在金門有「天下第一連」之稱的馬山連當連長。但他在經歷過幾年的觀察與理論學習後，已經從懵懂的少年人，蛻變為有獨立分析力且有執行力的軍人思想家。終於在1979年5月16日深夜冒着被台灣軍方槍斃的危險，從金門游泳到大陸。

到了大陸後，原本打算到人民大學學習馬列（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大是火箭軍的根據地，並無取錄這名台灣天下第一連的連長。但北京大學看他的樣子十分樸實勇毅，取錄了他。據當年在北大讀經濟的朋友告訴我，他是以新加坡富商兒子的假身份上課。後來芝大經濟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訪問大陸，他當了陪同，被舒爾茨取錄到芝大讀博士，開展了他經濟大師的一生。

《中國的奇迹》為何影響這麼大，被繙譯成多種語文？原因是此書用極簡單的、大學經濟入門課的「比較優勢」或所謂的「要素稟賦」原理，去解釋到極其複雜的經濟現象。簡而言之，經濟發展所用的策略，必須符合本國的比較優勢。例如，若她擁有大量勞動力，但資本稀缺，那麼她便應多發展勞動密集產品，少碰觸資本密集產品，其經濟制度也應設計至與此相適應。

經濟發展策略 宜符合國家優勢

過去很多國家失敗了，中國也曾蒙受過巨大的損失，便是因為沒有按照這原理辦事。例如中國從前根本不應把大量的資源都用在重工業之上，用了也是效率低下，不但虧本，還會衍生出貪污。但1978年後，中國逐步改變其策略，終於迎來了盛世，而且稟賦結構本身也變成了資本充足，人力資本比例上升，科技含量也遠超過去。

我受命要在會議中評論這本書，剛巧今年諾貝爾獎頒給了阿塞莫格盧（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與羅賓遜（James Robinson），而且他們研究的目標與林毅夫十分相似，都是要搞清甚麼制度有利經濟增長，所以我也就把「阿約羅」3人獲獎的主要根據與「林蔡李」的論著作一比較。我比較過5方面，得到的結論是「林蔡李」的貢獻更大。

諾獎經濟學得主理論 缺預測力

這不是容易得到的結論，一定要冷靜分析不受成見所惑才可作出。要知道，阿塞莫格盧是當今經濟學大紅人，他十分多產，論文被別人論文的引用總數超過28萬，使他們的獲獎的2001年的文章被引用了1.8萬多次，他們2012年的《為何國家失敗》也被引用超過1.6萬次。不同領域的引用率不可互比，例如醫學及生命科技便很高，但純粹數學卻不大理會引用率，卻依然有一套天下純數高手排榜的方法，誰是天下第一，誰不入流，清楚得很。在經濟學中，引用總數超過200次，已算初露頭角；若引用率有2,000便已是稍有名氣了；到了2萬以上，便是大師級，不用再去算引用率了。28萬多的引用率，是甚麼恐怖的存在。

不過，諾貝爾獎不是終身成就獎，而是按照你最重要的貢獻是否重要而論。「阿約羅」的獲獎研究涉及大量歷史及數據，其方法也有創新，批評此文豈非找死？不過，我倒是記起《笑傲》中令孤沖學了風清揚的獨孤九劍後，深信任何招式必有破綻，高手招式中的破綻卻往往藏在最兇險的地方。他與武當掌門沖虛道長比劍時發現沖虛一個個劍圈，找不到破綻，終於博他一博，揮劍直刺入劍圈的中心，亦是最危險的地方，卻發現這果然是破綻之所在。

上面我提到我對雙方著作作了5點比較，篇幅所限，未能盡述，只提第5點。「阿約羅」的研究看似有根有據，但其實缺乏預測力，他們發現採用西方認可制度的比起沒有採用的，25年內GDP平均可增加25%。他們開始研究時，大約是25年前，但在這25年中，中國的實質GDP共增長了624%，而中國卻是一個不跟從他們理念的14億人大國，按理應一蹶不振。如此重要的預測落差，未修正自己理論前，還敢拿諾貝爾？至於高引用率，固然因為他們是高手，但恐怕一半的原因是西方精英集體焦慮的反映，他們害怕自己相信的政治理念正在崩潰，急欲希望有人找出「證據」來抵擋一下新來的挑戰。

（香港經濟日報2024-10-25）

諾獎經濟學得主 貢獻背後的缺失 (雷鼎鳴)

 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麻省理工的阿杰莫格盧（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遜（James Robinson）獲得，符合很多行內人的預期。

他們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是我的本行，對他們過去的論著也算有點認識。但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只認識約翰遜。他是位溫文的英國學者，尤記得2002年與他在墨爾本開會，他突然大發議論，說英國人有時會很壞。他此言恐非一時胡言亂語，那時他正與另外兩位得獎者研究過去數百年殖民地的問題，其結果正是奠定他們今次獲獎的主要基礎。

揭示不同制度 怎影響經濟增長

制度對經濟增長有何影響？這並非輕易可回答的問題。這3位經濟學家著作等身，但獲得諾獎，主要原因還是他們把過去幾百年歐洲人在全球多個地方大搞殖民地所累積的數據及經驗，視作一個個天然實驗室，助我們辨別出不同的制度對經濟所起到的影響。

他們有兩大發現。第一、在某些殖民地，其自然環境對歐洲來的殖民者並不安全，例如天氣湿熱，容易滋生病菌或病毒，增加他們的死亡率。在此情況下，殖民者的主要目標並非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而是想方設法採用壓榨性剝削性的制度助他們掠奪資源賺快錢。經濟自由、政治自由、人權等，他們殊不感興趣。在這些地區，幾百年後，若非經過革命，制度難有寸進，人民亦不會有誘因儲錢投資以改善生活，其經濟會依然數百年如一日，一貧如洗。

第二、殖民地的原居民人口眾多，反抗力強，很難靠外力推動改革。但殖民者若靠着船堅炮利擊敗原殖民地的精英後，卻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可供剝削。殖民者對這些地方也並無誘因引入有效率的優質制度。像印度此等人口大國，被英國殖民近200年，表面上也引入了民主法治，但壓榨性的制度同樣不缺。印度被殖民前的工業生產遠超美國，其GDP等於世界的27%，但英國結束殖民時，印度GDP已變成只是世界的3%，當中可見壓榨之烈。

反之，若殖民地本身人口不多，殖民者大量湧入，或在經過屠殺原居民後，殖民者可大權獨攬，他們有誘因引入有包融性及保護到自由的制度，美國及加拿大等便是此類制度。有了此等制度，工業革命較易發芽生根，創造繁榮。

3位得獎者亦有以在美國阿利桑那州及墨西哥邊境的一個城市諾加萊斯（Nogales）為例，說明制度對經濟表現的重要性。此城市一分為二，一半在美國境內，一半在墨西哥，其人種、氣候、地理位置、食物、文化等等因素盡皆相同，但兩地制度不一，經濟表現亦有天壤之別。

西方學者在談到制度時，往往會把西式民主看成是終極的靈丹妙藥，雖然哈佛的著名經濟學家巴羅（Robert Barro）曾把他的研究成果總結為「更多政治權利對經濟增長並無作用」，但這並不會減低西方學者試圖證明西方民主有利經濟的努力。

中國崛起 印證民主非唯一靈丹

3位得獎者也進行過這項嘗試（約翰遜並無撰寫該論文，但他顯然同意其結論）。他們按照Freedom House對全球各國的民主自由評級，把175個國家分為「民主」與「非民主」兩類，並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引伸出一個結論：民主政體有利經濟，引入民主後，25年後GDP共可上漲20%至25%。

為何有此等效果？原因是民主政體下入學率可增加，死亡率下降，社會動亂減少，這些都有利於人民願意投資，生產力上升。

但問題來了，是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真有這些奇效，其他制度卻是不行？自中國崛起及西方國家衰落後，「不方便的事實」充斥，樣樣都挑戰這3名學者所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

在Freedom House的數據中，中國被列入為「非民主」國家，但她2023年的人均實質GDP卻是1978年的32倍，一騎絕塵，遠勝任何國家，這不是給3位得獎者打臉嗎？至於入學率，中國的高等教育從1997年新入學的不足100萬到了現時每年新生超過1,000萬。死亡率上，美國這老牌發達國家竟被中國彎道超車，中國人均壽命已超78.5歲，美國只得77歲。至於投資率，中國GDP的43%用於投資，領先世界。

西方式民主問題屢現 不利經濟

邏輯上我們可以有兩種出路，一是把中國視為真正的有融合性的民主（正如約翰遜被訪問時所稱許的民主），那麼中國表現好便不會與他們理論有矛盾。二是他們理論有缺失，要使經濟表現好有多種途徑，並非只得西方的一套，況且西方民主政制近年問題屢屢出現。社會動盪，這些盡都不利經濟。

對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在他們的計量分析中，只視為與幾十萬人的小國處於同一位置。這當然不妥，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指出， 他們假設中國快將崩潰，所以可以把中國抹殺掉。他們的偏頗，亦顯而易見。

(香港經濟日報 202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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