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談過一些不利香港投資環境的因素，但尚未觸及一個頗為頭痛、又絕不能忽略的問題——香港過去幾十年來其實一直都在享受「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但今年恐怕是最後一年了。2012年香港便要開始面對「人口赤字」（demographic deficit，內地學者有譯作「人口負債」，但deficit 意義上與負債有所不同）。將來能否扭轉乾坤，從「赤字」再轉為「紅利」，以目前人口統計數字分析而言，也許要等半個世紀以上也未必可得。
扶養率漸往上升
什麼是「人口紅利」和「人口赤字」？人口經濟學中慣常把人口劃分為三個年齡組群：0 至14 歲、15 至64 歲和65 歲以上。第一和第三個組群通常假設為須要扶養，第二個組群則是適齡工作的人口。這種劃分略有問題，15 至18 歲的青少年在香港算是適齡工作人口嗎？15 至64 歲而真正在工作的也只是六成左右。但礙於國際上的統計，不少也以這種方法劃分人口，為求可比性，我們不妨沿用。當適齡工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經濟及社會便可得到「人口紅利」；但當須要扶養的人口比例持續增加， 「人口赤字」便會出現。
為什麼用「紅利」及「赤字」這些帶有價值色彩的字眼？因為社會的確會因這些現象的出現而得益或受損。假設社會有100 人，但只有50 人工作，每個工人的產值是1元，那麼這個社會的人均收入便是0.5 元（100 人瓜分50元總產值）。如果工作人口增至75 人，總產值因而上升至70 元（因報酬遞減律，未必可按比例增至75 元），人均收入便可上升至0.7 元。工作人口的比例愈高，在其他條件不變或少變的情況下，人均收入便愈高。反之，扶養比率一旦上升，工作人口的比例應聲下降，人民的平均收入便會受到負面影響，經濟下滑。
政府據2006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推算，今年15 至64歲人口佔總人口75.1％，達到高峰，2012 年開始進入下降軌跡，跌至75％，幅度輕微。但隨着人口老化的到來，下降的速度逐漸加快，到了2039 年，適齡工作人口的比例會跌至總人口的61.5％，須要扶養的兒童和老人，則上升至總人口的38.5％。扶養率本來比這個要更高，但因為港人生育的兒童愈來愈少，扶養率才暫不致升得更急。但現在少了兒童，等於將來的青壯年人口也會下降，扶養率終於也會繼續往上爬升。
難行「隨收隨支」制
政府的人口推算是否可靠？我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都有留意官方的人口數字，發現政府往往高估生育率及低估壽命延長的速度。例如在九十年代中期，政府曾認為到了2001 年每名女性平均一輩子會生育2.1 名孩子，但最後卻發現連一名也不到。在「沙士」以後的幾年間，香港的出生率曾輕微回升，但這不是轉勢，而是十分正常的暫時現象。從亞洲金融風暴到「沙士」時期，香港經濟環境不穩甚至惡劣，不利生兒育女，有部分孩子的誕生於是要推後到2005 至08、09 年間。這段時間的生育或可視為小規模的「嬰兒潮」（二次大戰以後出生率大升，是要補回大戰期間不能生育之故）。
1965 年，平均每位女士一生人生4、5 名孩子，現在則跌至1 名左右。更有甚者，我近年研究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發現，2006 年，41 至45 歲的女士有32％根本沒有生育過，而且這個比例上升頗急，選擇不生育的婦女，在每一個年齡組合的比率都在增加。一男一女加起來才生育一名小孩，若無移民，將來青壯年人口焉能不日漸萎縮？
政府推算的數字（已包含移民的效應）雖很可能過於保守低估問題的嚴重性，但大致可用：未來數十年65 歲以上人口比例劇增（政府推斷，從今年的13 .2％增至2039年的28％），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大跌，兒童人口比例低處未算低，繼續下滑。
這個格局錯不了，而且會維持很長的時間。
「人口形態過渡」影響生育率
在「人口赤字」肯定出現、並且愈來愈嚴重的情況下，香港除了要面對經濟下滑的壓力外，尚要解決退休問題。2039 年既然15 至64 歲的人口比例是61.5％，假設勞動參與率維持在六成，那麼真正工作的人口便只佔總人口的36.9％，即每一名工作人口除了養活自己外，尚要多養活1.71 人，其中0.76 人是65 歲以上的長者。若靠跨代扶養，負擔會很大。
上月我在本報談過「隨收隨支」的退休制度，它是向下一代所有的工作人口抽稅，用以支付所有已退休長者的福利。這是跨代式的退休制度，經濟學家對這種制度態度中立但科學：若每一時期下一代的人口都要比上一代多，那麼納稅人便會多於領取福利的人，每一代都如是，稅率不用很高也可支付福利， 「隨收隨支」制度不但可行，而且可能有利。但若平均每一位女士一生中生育的孩子（即所謂「總和生育率」）低於2，下一代的人口自然收縮，少於上一代，跨代式的「隨收隨支」制便會造成很大的社會損害，對青年人尤其如是。他們交了重稅，滿以為晚年有政府保障，卻會發現到時根本沒有這麼多工作人口可以交稅支持他們的生活。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在主要經濟體制中全球最低，只有1 左右，與「隨收隨支」所需的有利條件有天淵之別，政府若不明此理便是糊塗之極。
十多年前港英政府找精算公司寫過兩份顧問報告，寫第一份時政府正想推行「隨收隨支」制，所以報告的「精算」結果是此制可行。寫第二份時輿論已普遍反對政府搞此制度（翻查1994年9月的報紙便可知此事）， 「精算」報告便力證此制不通。這些報告我當年都有研究過，其計算我滾瓜爛熟，不是它們計錯數（香港的專業精神容不得政府如此做），而是顧問公司應政府需要，在第一份報告中把未來人口的總和生育率故意假設到高得完全脫離事實，第二份則回歸事實而已。至於當時（及今天）不少利益團要推動此制度，其「精算」的「根據」一樣離不開把生育率大幅拔高，沒有這人為假設，怎麼「精算」也弄不出好結果！
面對「人口赤字」的出現，強積金是遠為優勝的制度。它不涉及跨代扶養，所以基本上不受人口結構影響。若經濟表現差勁（ 「人口赤字」也可能造成經濟下滑），強積金的回報自然會受到負面影響，但「隨收隨支」制的稅收及福利一樣會因薪金下降而減少。除此之外，「隨收隨支」的參與者的潛在回報還要承受人口結構的不利影響，而強積金卻不用。在「人口赤字」出現後，兩者優劣立判。
香港的總和生育率會不會在一二十年內從1 升至2 以上，從而有足夠的納稅人支持到四五十年後退休人士的生活費？這看來是有點妙想天開了。生育率下跌是近幾十年來東亞地區（四小龍、日本、中國莫不如是）及歐洲的普遍現象，其中原因錯綜複雜，是我近年主要的研究課題之一。最教人驚訝的是內地城市總和生育率比香港更低，在2005 年只得0.93。在一孩政策下，可生一孩的權利本應十分寶貴，但從2005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中可推算出城市中竟有約四分一的婦女選擇一生不生育（農村中只有1％不生育），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總和生育率更連0.7 都不到。
如此低的生育率顯然不是文化原因造成。東亞的儒家文化重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南歐是天主教社會，而天主教會除了禁慾外，並反對多種避孕方法，墮胎更屬犯罪行為。生育率下降原因之一應是我多年來的研究對象「人口形態過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後者的特徵之一是經濟擺脫「貧窮陷阱」後，更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寧願減少生育而把資源用於教育子女。
以教育科研抵消「人口赤字」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口專家蔡昉老弟（十多年前曾在科大一段時間）的估計，中國在2015 年也要從「人口紅利」期步入「人口赤字」期，這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當然比香港能起到的更大得多。「人口赤字」下的中國，人口會逐漸老化。已退休的人士不儲蓄，他們會把過去的儲蓄逐漸消費掉。既然社會中消耗儲蓄的人增加，整體社會的蓄率必會下降。換言之，內地現在或過去借給歐美國家的資金會慢慢贖回，這對國際資金的流動及利率必有影響。
既然不論在內地或香港「人口赤字」已經殺到，社會應如何應變才可撐得住經濟？未來的年輕人數量逐步減少，要保持經濟增長便必要改善年輕人的教育機會，亦即他們的質量。
內地的做法是在搞教育「大躍進」，進入高等院校的人數近年極速增加，現在每年畢業人數已達600 萬人（三四成適齡人口可進大學）。我在神州大地闖蕩，到處都可見到正在興建的新校園，這本是好事，但國家新增的教育經費依然嚴重不足，由此可見，這只是形式上而不是質量上的教育投資，不足夠把中國的產業推上高一級的技術檔次。
香港的做法與內地相似。高等院校學額數量大增，但新增資源投入卻似有若無，這如何可保證到副學士教育的質量？奧巴馬的經濟政策很有問題，但他的「國情咨文」內中一段卻是發人深省：政府就算要削減開支，也不能削教育及科研，否則有如飛機甩掉引擎後，雖可因得到減磅而即時飛得更高，但終會墜下來。
教育與科研都非免費午餐，但卻是抵消「人口赤字」的最好方法。
HKEJ 2011-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