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口商為何打不入內銷市場？ (雷鼎鳴)

過去三四十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無遠弗屆，中國是這個過程的重要參與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國民經濟一度幾乎陷於崩潰，但1978 年至今，人均實質產值卻上升十三倍！有種說法是，這個過程也帶來貧富懸殊。但我們不應忽略，就算是農村人口，生活也大幅度地改善，實質人均收入上升也有七八倍之譜。

若以事後孔明的角度看這問題，既然經濟開放能帶來這麼大的好處，我們便毋須相信鄧小平當年作出開放政策的決定時有什麼難度。但正如國際貿易理論大師巴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參與自由貿易前，大多都會擔心市場一旦開放，自己根本競爭不過先進國家，致使百業凋零，人民失去職位；這種見解在中國改革初期也是所在多見，由此可知，鄧小平當年實在要頂着來自保守派的強大壓力。

害怕競爭而支持保護主義

不過，時移世易，今天埋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聲音主要卻是來自發達國家，一些人倒過來害怕自己競爭力比不上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因而要支持保護主義。

出現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擔憂其實並不奇怪，自由貿易的後果之一正是迫使各國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中國過去某些企業競爭不過外國，早已萎縮消失，代之而起的卻是一批找到自己優點、能攻陷先進國家市場的企業。在發達國家中這種情況一樣出現，貿易促使各國把資源更有效配置，從而提升生產力。

上述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常識。不過，近年一些定量研究卻發現，貿易所帶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雖有助經濟增長，但從量度出來的結果看，它的貢獻卻不足以充分解釋貿易對繁榮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應有其他的渠道，找尋這些渠道是近年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向。

一個主流理論是，市場競爭能促使企業不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若這些企業不這樣做，它們便會受淘汰。據此思路，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的推理︰一、市場競爭愈激烈，企業的生產力便愈能提高；二、國際市場是競爭最激烈的市場，所以參與國際貿易的企業生產效率會比只懂在本國內銷的企業要高。不少貿易理論都把這推論當作是不可拂逆的結論。

研究結果出人意表

這個結論最近受到強烈挑戰，而挑戰的理據對中國和香港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啟示。

提出挑戰的是一位叫呂丹的學生，她幾年前給阮志華老弟發掘，從北京大學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去，今年將在經濟系博士班畢業，系內評價極高，我與她也有過交流。

呂丹的研究建基於她對中國統計數據的分析。她的數據來自1998 年以後每年一度國家統計局進行的企業普查，其覆蓋面極廣，包括了所有國企及年銷售量超過500 萬元人民幣的私營企業，在2007 年納入數據庫的企業多達336768 所，它們的出口量佔中國總出口量的九成，而企業所要提供的數據亦極為詳盡。根據這些數據，呂丹發現了一系列出人意表的結果。

第一個發現是，中國的出口商不論是「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勞動生產力」，平均而言都比不上以內銷為主要目的的生產商。這兩種生產力的量度法都有助我們了解企業的生產效率，例如把同樣的人力物力放進甲乙兩個企業內，甲的產量若是比乙高，那麼甲的生產效率或「全要素生產力」便高於乙。

這個發現與傳統的見解大相逕庭。為什麼在世界市場中要與多國企業一爭長短的出口企業，其效率反而不及內銷生產商？這好比能征慣戰的國家代表隊的水準及不上地方代表隊同樣使人不可思議。

數據又清楚顯示，出口生產商所造的產品絕大部分都是勞動密集，但中國也有出口資本密集產品的生產商。按照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赫薩爾─ 奧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中國勞動力充裕，歐美則資本充裕，最符合兩地利益的做法是中國向歐美輸出勞動密集產品，歐美則向中國出口資本密集產品。但呂丹卻發現，中國出口商效率之所以較低，原因是在於數目眾多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的企業表現差強人意，佔少數生產資本密集產品的出口商則實力強勁，效率比留守本國只重內銷的企業效率要高。

這些結果初看起來會使人訝異，有些人可能只是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傳統的經濟理論或國際貿易理論不能解釋中國，要另立一套才成。

我不贊成這種思維方式。一套理論若似乎解釋不了某種現實，第一步要做的應是仔細想一想，我們是否遺漏了什麼因素？若然找出這些因素後，真實世界的現象又重新可作解釋，那麼我們的理論便更完整，不用從頭開始建立另一套新的理論。

效率一般也可稱霸市場

呂丹的解釋倒也簡單，但完全符合經濟原理。中國輸出的勞動密集產品（如衣服、玩具等）在歐美市場本就佔盡了勞工成本低廉的優勢，就算生產商效率一般，比不過內銷生產商，在歐美也足以稱霸市場。但假若出口的是資本密集產品（如藥物、石油、化學品），成本再無優勢可言，在強手雲集的國際市場，企業本身的生產效率若無過人之處，如何能夠立足？

既然如此，我們也應見到，大部分生產勞動密集產品的外銷商，雖可以在國外成功佔據市場，但在中國卻全無立足之地，市場佔有率是零。反之，能夠出口資本密集產品的企業，因生產效率優越，在中國及外國都一樣能佔據市場。企業普查中見到的數據，正正可印證到上述的推論。

這些結果並無違反競爭可促進生產力的原理，新「發現」的是，在勞動密集產品市場中，競爭最激烈的不在歐美市場，而在中國內銷市場。

讀者不難對這些解釋提出質疑。例如，中國的產品在歐美市場中一樣要面對來自越南、印尼等勞動力充裕國家的競爭，並非不思進取、生產力原地踏步也可繼續佔據市場。這點沒錯，但這些競爭者短期內似乎尚未足以威脅到中國出口商的生存。

這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假如人民幣突然大幅升值，出口商在國際市場目前佔據到的一點優勢會否蕩然無存？有此可能，但總不會是所有出口商都如此不濟。

競爭會更加激烈，生產力較弱的會倒閉，造成失業，但生存下來的也一定有辦法在競爭壓力下更有作為，生產效率更能提高。

成本推高影響消費者

另一個質疑是，有能力打入內銷市場生產效率較高的生產商為什麼不順便也在國際市場中分一杯羹？這的確是一個使人疑惑的問題，須作解釋。

中國的勞動密集產品雖在國際市場中擁有優勢，但進入國際市場卻並非人人可做到。這需要國際的網絡關係及對市場的了解。2008 年中國出口的總值中，55.25 ％來自外資企業，而外商投資存量中，港資又佔了63％。由此可知，中國的出口相當程度地倚靠外資企業，尤其是港資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更是如此。這些外資企業擁有的國際網絡及對市場的認知恐怕不是普通的內地企業所能望其項背，後者就算身懷絕技也未必能打入國際市場。

打入國際市場不易，但進入內銷市場可能更困難。內地講關係、條文制度複雜，面對善於掌握這些關係的眾多內地企業的競爭，外資及港資企業都不易勝出。

通過對企業普查數據的分析後，不少內地的港資企業可謂「原形畢露」，投入同量的人力物力，港資企業的產出，平均低於內地企業的產出，它們所能倚靠的，只是國際市場的網絡關係及知識而已，一旦人民幣有較大的升值，此種優勢或許便不足恃；不斷改善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搞創新才是它們繼續生存之道。

在上周末一次旅途中，碰到廠商會會長黃友嘉，他是芝大經濟系博士，對港商在內地進入內銷市場所遇到的壁壘和困難了解甚深，這些困難對中國消費者及鼓勵內銷的國策都並非好事。內地有一種奇怪現象，同是中國生產的商品，在外國售賣價錢往往會低於在中國的價錢。這反映出中國的內銷市場中稅率、關係、交通運輸等等障礙，在在都在推高成本，使消費者蒙受損失。中國政府應想方設法掃除這些障礙。

HKEJ 2011-2-28

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 (雷鼎鳴 )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日前發表大作〈外匯基金與香港的貨幣和金融穩定〉（編按全文刊本報2 月18 日第三十八版），貫穿其中的一個思想，是在波譎雲詭的國際金融環境下，香港擁有的外匯資產愈多，愈能保障安全。

這顯然是事實，我毫不反對。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金融安全的背後也有着沉重的成本。截至2010 年12 月止，外匯基金的總資產是2.35 萬億港元，等於每名港人平均有33 萬港元押在外匯基金之上。就算我們扣掉外匯基金的欠債部分，只把政府可自由運用的5923 億財政儲備和5914 億的基金權益加起來，也有接近1.2 萬億的天文數字，每名港人平均有17 萬元由金管局託管。

對此，我們不能不問幾個問題：外匯基金的資產要多少才最合理？亦即其成本與效益間如何尋得平衡；這筆資產應用在什麼地方，不應用在什麼地方？如現在的資產已經過多，額外的資產應如何處理？

外匯基金資產三大用途

從政府的角度看，外匯基金的資產似有三大用途。第一是用以捍衛聯繫匯率；第二是在金融體制出問題時，有財力可出手挽救；第三是政府財政出現赤字時，有儲備支持，不用借債。對這三大用途，我們可逐點分析。

用以支撐聯繫匯率的所謂貨幣基礎，今年1 月共有1.06 萬億港元，其中的2500 億元是用以替流通鈔票提供百分百的支持，此點是聯匯制的核心，若香港繼續採用此制度，則這筆錢完全不能動。

貨幣基礎的另一筆錢，是各銀行存放在金管局中的結餘，2011 年1 月份有1487 億，比起1997 年6 月的4.8 億元相差以百倍計。近年銀行結餘增加這麼快，是因為銀行怕熱錢來去如風，外資一旦撤走，銀行可迅速地用這筆結餘向金管局換外幣，以免重蹈亞洲金融風暴時外幣不足、利率被推得與天試比高的覆轍。這筆錢等於銀行的保險金，暫時也是動不了的。

貨幣基礎的第三筆錢，是用以償還外匯基金及債券的資產。上月此數總額高達6557 億，與97 年間的不足900億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筆資金亦可因資金外流而突然劇減，甚至消失，所以也是不動為妙。

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按以上所說，過萬億的貨幣基礎不能動，但光是這筆錢是否足以保障聯匯制？

我於96 年兩次在本報談過這問題，認為聯匯制的安全性並不如當時金管局所認為的那樣固若金湯，原因是就算把所有外匯資產加起來，也不足以對港元的貨幣供應量M3提供百分百的保證，若有大量港人不再相信港元，聯匯制不會守得住，所以港元匯率不是不可炒。

金管局當時信奉的利率與匯率自我調節機制，在信心不足的條件下，並不足夠，後來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亦印證了此說。今天外匯基金所有的資產加起來，也只是港元M3的六成，香港是否需要更多的儲備去捍衛聯繫匯率？

我認為除了貨幣基礎外，聯匯制已不再需要額外的儲備了。原因有二，第一，自98 年9 月的聯匯機制改革後，炒家炒賣港元已經遠比以前困難。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炒家用幾十億港元已可把息口弄至280％，今天若要起到同樣的效果，炒賣的金額恐怕要8000 億以上（貨幣基礎減去流通鈔票）才可做得到。對炒家而言，風險已是太高。第二，將來港元與人民幣掛鉤的機會很大，在一國兩制下，狙擊港元有如單是狙擊在紐約的美元，十分荒唐。以中國貨幣量規模之大（中國的M2已超越美國的M2），狙擊人民幣的機會已經慢慢消逝。

外匯基金資產的第二個功能是在必要時挽救金融體制。

此用途出發點雖善，過去偶然也會做到（例如提供存款保障），但將來恐怕愈來愈脫離實際，香港的M3有7 萬億，基金權益加財政儲備的1.2 萬億根本便不足夠提供全面的保障。大家接受存款保障只是因為市民對香港的銀行體制信心仍足。根據金管局的數據，香港的銀行資產有12.3 萬億，股票已增至21 萬億，加起來的金融資產已有33.3 萬億，等於中國的三成，亦等於香港二十年的GDP，外匯資產的十四倍以上。

若香港金融業能按以往的速度發展，變身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其規模只會愈來愈大。要以香港一地之財力去捍衛香港的金融業，不啻是要紐約市政府獨力去應付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其志雖高遠，但不切實際，不如研究出一套機制，假想香港出現金融困局時，中港兩地如何互動解救。我認為將來根本不用預留儲備去挽救可能出現困局的金融業（銀行擠提是例外，要救），否則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政府有能力還富於民

外匯基金的第三個功能是應付財赤。我們若分析過去十多年香港的財政儲備，當會發現其表現差強人意。去年底政府財政儲備5923 億，比1998 年只是增加了1667 億（每年平均增幅2.8％），而其中大部分的增幅都是來自2010 年。

此種缺乏光芒的成績，主要是因為香港政府在98、00 至03年度都出現過頗大的財赤，這個缺口近年才被補回去。我從來不相信幾年前不少人提出過的所謂香港出現了「結構性赤字」，但政府有些時候未能壓縮開支卻使人擔心。

財政儲備的增幅雖然緩慢，但過去投資回報所累積的基金權益表現卻好得多。

這筆財政司司長有權可動用高達5914 億的款項比起98 年底增加了3492 億，每年增長率7.7%。這筆錢以後還會增加，貨幣基礎的投資回報也可算在其內。若要還富於民，它是最不會引起後患的一筆錢。

我認為以香港目前的財政狀況，政府有能力還富於民。但怎樣做才可保住審慎理財的原則？方法很多，只舉一例，但這例子也涉及幾個步驟同時進行。

6000 億元的基金權益及貨幣基礎中部分款項的投資回報（以往都不納入財政收益），其實可全部抽取出來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政府甚至可劃出某些支出項目可全部由這些收入支付。這筆回報平均每年要達到 500、600 億元並非難事。倘若政府能把開支再壓縮到GDP 的16％至17％左右，每年又可節省300 億元。

為什麼要減政府開支？這是經濟學一個很古老的問題，答案是政府用的是其他人的錢，而且經常因受到政治或利益團體的壓力而用不得其所，效率遠不及私人理財那麼高。按上述所算，每年多出的800、900 億元有什麼用？

我十年前寫過一篇「無稅社會」的文章，認為以香港儲備之豐及賣地收入之可觀，大有條件完全取消直接稅，但前提是政府開支要壓縮至GDP 的14％左右（八十年代時香港正是如此，經濟亦表現很好）。

零薪俸稅吸引人才來港

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多年前已有論證，開支佔GDP 愈高的國家，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經濟增長率會愈低。還富於民，讓人民自己作出理財的判斷，效率比之於把我們的財富借給美國人揮霍顯然大有機會更為理想。

金管局買了美債後，其實還要捱罵；美國有些人認為亞洲諸國借錢給他們，是縱容他們胡亂使錢的成因，所以同時也是造成金融海嘯的元兇。

香港開埠以來一直實行自由港制度，除了極少商品外，完全沒有關稅。這個零關稅政策的結果是就算在今天，出入口貿易加上與其相關的物流業仍佔GDP 的27％，是香港最大的經濟板塊，遠超於只有GDP 18％排名第二的金融服務業。若無零關稅，這種成績不會達到。

上述的800、900 億元可以如何還富於民？增加政府開支對經濟有不妙的影響，過去三十多年來宏觀經濟實證研究中已有大量證據，但減稅的效果通常十分正面。據政府月前為預算案發放的資料，2010-11 年度薪俸稅共398億元，印花稅共300 億元，兩者加起來約700 億元。

印花稅相當程度地等於金融買賣稅，把它取消，可對香港的金融業發展有巨大的刺激作用，會有如零關稅般把多一個經濟板塊推上新一個台階。

薪俸稅是人才稅。零薪俸稅等於向世界發出宣言，香港的財政狀況是如何良好，對吸引人才來港或鼓勵港人更加勤奮工作都有極大益處。香港未來發展最需要的是人才，有這大手筆，形勢會大幅好轉。

免掉這兩種稅，其他國家做不到，但以香港的財力卻可行。有人認為香港要擴闊稅基，但收支若能平衡，擴闊稅基只是無聊之舉。

HKEJ  2011-2-21

從「虎媽的戰歌」談中美教育模式 (雷鼎鳴 )

耶魯大學法學院華裔教授蔡美兒（Amy Chua） 上月出版了一本書《虎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以略帶輕鬆的筆法記述她的「育女心經」，不料在美國竟掀起了一場至今尚未平息的激烈爭辯，各大主流報刊《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等等均大幅報道，《紐約時報》選之入Books of the Times，電視台亦加入戰團，互聯網中也熱鬧非凡。

觸動美國人恐中心態

蔡美兒有兩名成績非常優異的女兒，大女兒十四歲時便在殿堂級的卡內基音樂廳演奏鋼琴，二女兒則是樂團中的第一小提琴手。蔡美兒的教女方法對香港人或內地人來說，其實「見慣見熟」，包括不准外宿，不准打機，考試分數不能低於A，考不了第一是不可接受的事，只准彈鋼琴或拉小提琴，其他樂器被禁止，練不好一首曲可能不准吃飯等等，總之管教從嚴，紀律分明，不能因為要顧及孩子的自尊心而只懂呵護。

蔡美兒的反對者有指她是魔鬼，是兒童的施虐者，要滾出美國。但她同樣也有大批支持者，包括她的女兒在內。大女兒還寫公開信為母親鳴不平，談及家庭中的歡樂。

這場爭論大多數香港人恐怕會認為是小題大做、大驚小怪，香港的報刊也只稍作報道便了事，引不起什麼回響。但為什麼在美國的反應卻如此激烈？《華爾街日報》的一位評論人可能是對的：蔡美兒的書一下子觸動了美國中年人心中深處的兩種恐懼，中國及自己的子女。

我不明白美國人為什麼會恐懼自己的子女，或許是怕他們行差踏錯吧。但美國人的恐中情緒卻是有跡可尋。幾年前在美國的一個調查已發現，過半美國人都相信中國的經濟將會超越美國；在體育項目上，中國在北京奧運得到的獎牌便比美國多；就算是美國最引以為傲的科技研究，各地的實驗室大都有大量的華裔科學家在工作，一般美國人則視科技為畏途。

更要命的是，去年年底OECD 剛公布了它每三年搞一次的「國際學生評核計劃」（PISA）的2009 年結果，新加入的上海學生無論在數學、科學或閱讀上都排名第一，分數遠遠拋離第二名，而美國學生則表現平庸，在六十多個參加評核的國家中，閱讀平均分排名三十，科學二十三及數學十七（香港學生在數學與科學都是世界排名第三，使人奇怪）。

PISA 的評估對象是各國隨機抽樣選出的十五至十六歲中學生，其評核結果頗有權威性。美國人喜歡當一哥，教育是國家未來的命脈，成績落後中國這麼多，怎麼能接受？

為了更鮮明地突出蔡美兒一書的內容，《華爾街日報》乾脆刊登了該書的書摘，並且把書摘的題目定為比較煽情的〈中國母親為何比較優越？〉，更加刺激到美國人的神經。

猶太母親與中國媽媽相逢恨晚

上月在瑞士達沃斯（Davos）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也許有人認為教育模式之爭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特地把蔡美兒與離職不久的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森馬斯（Larry Summers）找來同場對決。

這場辯論表面看來戲碼十足，耶魯對哈佛，法律對經濟，中國教育模式對美國教育模式，女對男，精英對精英，但其實有點不倫不類。森馬斯雖認同孩子的快樂最重要，但他的強烈精英主義背景卻使他不可能代表大多數美國人。森馬斯的叔父是森穆遜（Paul Samuelson），舅父是阿羅（Kenneth Arrow），兩人都是經濟諾獎得主的一代宗師，父親是著名經濟學家森馬斯（Robert Summers，因Samuelson 太有名，所以自己改了姓），他本人則二十八歲便當上了哈佛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其自身的成長過程便與猶太人家庭的嚴格教育密不可分。

以我的經驗，在美國猶太母親與中國媽媽一談到兒女教育經時往往會引為同道，相逢恨晚。森馬斯與蔡美兒在不少地方上其實是站在同一陣線。

在教子方法上，美國人重視自由發展，寬鬆縱容；中國人則重視紀律，要聽教聽話。美國人特別關心自己孩子會否因挫折而自尊心受損，所以事無大小，都要稱讚子女；中國人則認為實質成績最重要，孩子成績差，不免要捱罵。美國人相信發掘潛能是成長之道，中國人則要對子女嚴加管教，古有明訓： 「玉不琢不成器」。

兩種模式哪種優越？這是很難有答案的問題，但從經濟學角度看，二者都有缺點。經濟學家認為，人的行為處處受到激勵因素或誘因（incentives）所左右。激勵的核心內容是「邊際利益」及「邊際成本」，即做或不做某事，會帶來什麼不一樣的後果，其差別愈大，激勵的強度便愈大。美國人對孩子縱容，孩子做對了得到誇張式的稱讚，做錯了則得到呵護，唯恐其心靈受到創傷，二者的回報分別不大，努力的誘因不充分。

中國人往往吝於稱讚，用功學習被視為理所當然，孩子做對了，獎勵也不足夠。更為有效的方法，應是兩個模式的結合，美國人要多講點紀律，中國人對孩子多點獎勵。蔡美兒式的只准A 級成績不接受B 級的做法，恐怕只有對極優秀的孩子才能有效，在一般家庭或會引來災難。

學業成績並不重要？

上面我是故意把中美教育模式的差別簡單化，實際上每個家庭的教子方法都會有點不同，把事物典型化總有可能過火。就以哈佛校長森馬斯為例，他便曾訓斥哈佛的教員： 「我想你們需要決定，究竟是成就帶來自尊（self-esteem）還是自尊有助得到成就。我相信你們都認為自尊是引向成就的路徑，但我認為你們是錯誤的。」森馬斯顯然比一般美國人更重視成就。

其實對美國教育制度有深入認識的人都知道，在那裏的名牌中學及大學中，學生的學業壓力絕對沉重，在頂級名校中，每周用功時間七、八十個小時是等閒之事，學生並未被呵護。科技大學（UST）採用了美國模式，迅即得來了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UST）的稱號，由此可知，不能把美國人都當作懶蟲。至於中國人的孩子是否都缺乏父母的稱讚，表面上或許是這樣，但可能只是在外人面前父母不太願意稱讚子女罷了，在家中恐怕不一定如此，酷似美國自以為是的年輕人在中國人的圈子中並不少見。

森馬斯在與蔡美兒的辯論中提到了另外一個觀點，倒也有趣。哈佛人中近年對世界影響巨大的一定要包括微軟的蓋茨（Bill Gates） 及「面書」的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但他們都沒有畢業，對重視學業成績的「虎媽」來說，畢不了業並不使人高興。森馬斯又說，哈佛的A 級學生會成為學者，B 級的會盡力把他們的子女送入哈佛，C 級的則發達後被邀加入校方的籌款委員會。由此可知，學業成績並不如「虎媽」所相信的這麼重要。

這種ABC 級學生的「理論」，我中學時已聽過當時一位老師范育倫神父（Fr.

Farren﹐SJ）說過，後來的事實也似乎真的如是：成績好的學生不大願意冒險搞企業。

如果我們把收入當作量度事業發展其中一個標準，這是否意味着讀書無用？但我們若翻閱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極大量的用「閔沙入息函數」（Mincer earnings function）的實證估算結果，卻會發現收入與教育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正面關係，教育程度愈高，收入便愈高。

這些結果與ABC 學生論有無矛盾？我認為沒有。用閔沙函數找到的關係是大量人口中的平均值，並不排除在讀書不成的人口中存有異例，少數人能成就非凡。其實蓋茨與朱克伯格能進入哈佛，又豈會是學業平庸的省油燈？森馬斯的說法是有點以偏概全了。

中國未來需創意孩子

假設蔡美兒的教育模式與中國內地的模式十分接近（這假設不會太錯，多年前看得我毛骨悚然的內地暢銷書《哈佛女孩劉亦婷》中所載的教女方法， 「虎媽」蔡美兒的與之相比，只能算是綿羊，大失虎風），那麼中美兩國的教育模式對未來的國力有什麼影響？

美國的優點是國家富有，使用它的教育模式有助於自我發掘天分，但沒有足夠的努力而能成大器者比例恐怕不高。

少數人通過創新即能替社會帶來巨大的效益（如蓋茨、朱克伯格等人），而大多數沒有成功的，也因社會的總體科技水平及生產力高企而不用生活困苦。

中國的條件頗為不同，人民收入與美國不可相比，家庭中要動用大比例的資源教育兒女，後者若不成功，父母一生心血及積蓄便盡廢，所以不容冒險，對子女期望極高及要求他們努力，是極自然的事。這樣得出來的效果是孩子以父母的期許作為努力學習的動力，他們的平均學業成績會不錯，但創新及想像力可能及不上美國最優秀的孩子。

不過，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階段仍處於利用別國早已開發的科技，學懂別人的成果便可以，創新能力相對不是這麼重要，用功讀書已符合目前的需求。但中美科技差距慢慢收窄後，中國便更要倚賴自己的創新，現在的教育模式會變得不合時宜，科研制度也不適合，否則不會出現抄襲成風及這麼多的學術腐敗。

HKEJ  20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