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特首選舉過程峰迴路轉，緊張刺激，處處充滿奇詭異趣。在競選初期，唐英年得商界大力支持，明顯領先。我沒有水晶球，當時的判斷是唐如不犯大錯，應可勝出；但我跟人說及此點時一定加個條件，從唐的特性來看，不敢排除其犯大錯的可能性。
唐走向敗局的轉捩點是僭建風波，以及事前事後的應對失當。2 月中，當記者租用六部吊臂車雲集唐宅門外拍攝時，我剛在北京面試一批申請我系碩士班的學生，老妻來電連呼唐唐「冇了」；足見其言也準，其目如炬。
經濟學家素來重視尋找發掘經濟規律，但人類行為有規律性並不與歷史的偶然性相悖。在現代經濟理論中，不確定因素早已廣泛引入各類模型中，例如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架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便對隨機因素作出了有系統的處理。
我們解釋世事時，除了注意事物與人類行為的規律性外，也絕不應忽視偶然性難以預知的因素的重要性。
唐梁競選所出現的種種事件，事前無人可一早預見，但歷史中的其他大事小事一樣不斷提醒我們，偶然的因緣際會隨時可扮演關鍵角色。以下幾例，可說明此點。
淝水之戰足以為鑑
2000 年美國總統選舉，小布殊險勝戈爾。其中票數相差之微，使不少民主黨支持者至今仍然相信小布殊是從戈爾手上「偷走」總統寶座的。但我們只要細看選情，便可知戈爾落敗的真正原因是當時出了個無厘頭的第三候選人綠黨的內達（Ralph Nader）。此君是個左派，只得2.74％的投票者支持，不可能勝出。小布殊是右派，戈爾算是中間偏左，內達的選民不可能選小布殊，但若無內達的出現，這批選民便可能選戈爾；所以我們可清楚看到，內達參與競選的唯一作用，便是分薄了戈爾的票源，戈爾也終飲恨離場。
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能保持文化連貫性的便只有中國。為什麼中國在朝代更替中仍能保得住此種連貫性？這本是歷史學家爭議的大題目，但在公元383 年，中國的文化道統卻差點便斷掉。那一年發生了淝水之戰，前秦的苻堅親率近百萬大軍，攻打只有八萬兵力的東晉。兩者實力懸殊，苻堅自稱可投鞭斷流，長江天險不當一回事。
當時中華文明的載體，是南方的士族（王謝堂前燕的王氏、謝氏和崔氏等望族），若外族的苻堅得勝，這批士族恐怕會遭到滅絕，中華文明很有可能像其他古國文明一樣，從此湮沒。但東晉的謝玄訓練出的北府兵戰鬥力奇佳，且在兩兵交鋒前騙得前秦部隊在淝水的彼岸後撤，以便讓出空間待晉兵渡河過來決一死戰。苻堅等人料不到的是，在前軍後退時，後面的士兵不明所以，誤以為大敗，急忙逃跑，互相踐踏，風聲鶴唳，前秦軍死傷大半。
倘若當時苻堅沒有犯上軍事判斷的嚴重錯誤，堅決不肯後退，今天我們可能要在考古文物中才能見到中國文化；一念之差，後果竟是如此巨大！
西方的經濟在羅馬帝國以後停頓了一千多年，中國卻在同一期間經歷過唐宋的文明盛世，但為什麼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卻只在西方出現？在中國，若有新科技出現（例如農業從外國引進了早熟稻米、玉米和番薯等），而人民卻選擇多生子女，把新增的生產成果消耗殆盡才停止，人均收入也就停滯不前。由此可見，科技進步不一定能使一國人民脫離貧窮陷阱，但為什麼在西方社會可以？
一條小徑倡導民主
究其重大原因之一，可能是抽水馬桶在十七世紀的出現，以及相應的歐洲城市排污系統的建立，以致歐洲城市人口因傳染病減少而死亡率大跌。在有關「人口形態過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經濟理論中，人民如果預期壽命短暫，會寧願選擇增加子女的數量，不重視其質量，亦即不大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之上。
1994 年3 月16 日我在本報寫了篇〈送瘟神與經濟增長〉（載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詳細解釋過相關理論，不贅。但由此可見，一種新科技的出現往往充滿著偶然性，其帶來的後果可能極為深遠，而我們卻又無從一開始便得悉這些後果將會是怎麼樣的。
我中學時期曾與一大群朋友參加過一個工作營，在大埔泰亨村建造了一條三合土小徑，方便村民使用。上月底朋友相約重遊故地，看看該小徑是否仍然存在。為免人多喧嘩，給村民饗以掃帚，所以事先找來立法會的秘書長吳文華女士與劉皇發溝通。
訪問時的確找到了數十年前建的小徑，大家非常高興。幾天後吳文華來電郵，更使我們深覺世事之奇。大埔鄉事委員會主席（應該是文春輝先生）剛告訴吳文華，我們那次的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源頭！當年我們一群柴娃娃在吳文華的先夫胡家彥學長的帶領下，在泰亨村實驗了一兩天才學懂怎樣製造三合土，我們事前的「經驗」，只是靠時任港大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生的胡家彥在實驗室用筷子攪和三合土，在工地上則倒瀉籮蟹。
村民見我們的無知和沖天幹勁大受感動，村長其後乘勢推動青年活動，泰亨村並成為新界第一個民主選舉村長的鄉村。香港以後的民主運動發展與此有多大的關係，不得而知，但我們卻很願自我陶醉，接受該工作營是新界民主選舉源頭一說。
當然，工作營的這個後果是事前絕對無人預料到的。
兼愛非攻反成專政
上面舉了幾個大事和小事的例子，以說明偶然因素的重要性，現在再舉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其成因同樣是偶然的，但這卻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我的歷史老師何炳棣教授前年以九十三高齡獲清華的高等研究院邀去主持黃長風講座，發表了一篇題〈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一萬五千字的濃縮本發表於2010 年5 月13 日《光明日報》）。何師一生只肯選最重要的題目作研究，而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秦國制度的建立。我們只要稍加思索，便可知此說大有道理——沒有任何因素比國家的制度更影響人民的生活，而秦國開始的專制集權一層接一層的統一郡縣大帝國傳衍了兩千多年，這是何等穩定的組織架構！誰是這套制度的設計者？
很多人誤以為商鞅是這制度的源頭，但據何師的考據，其實不然。真正的「因」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頭與腳都磨了厚皮）的墨翟的追隨者，或稱墨者。歸功或歸罪於商鞅的「連坐法」和戶籍制度，其實淵源甚古，商代紂王已有「罪人以族」的株連，在秦國早在商鞅「變法」十九年以前的獻公，便已有戶籍制度的革新，而影響獻公最大的便是墨者。
獻公能夠接受墨者，從今天的角度視之，偶然性的因素影響是巨大的。獻公生於公元前424 年，其時秦相對上是弱國，東鄰魏國卻是強國。
獻公九歲時喪父，但遭到排擠，流放魏國近三十年。公元前408 年魏國奪取了秦國最險要的地方，變成魏的西河郡，秦國的安全大受威脅。
獻公即位後首要的任務便是搞好國防。墨者是城防的最優秀專家，當時發明了雲梯用以攻城的公輸盤（即魯班），在楚國與墨翟比試攻守方法，結果大敗，惟有想出殺死墨翟才是唯一致勝之法，但後者早已把守城技術傳給弟子，殺他也無補於事。墨者素來主張非攻，最願意幫助弱國防禦城池，使主張進攻的強國知難而退，從而減少戰爭。獻公既然有請，雙方一拍即合，墨者得到久經艱困、深明事理的獻公的絕對信任。
保護城池不僅要有先進的軍事技術（閱讀過《墨子》從「備城門」開始的十一章的人，很難不佩服墨者軍事技術的先進），而且在生死存亡中不能不採用寧失之過嚴、莫失之過疏的組織方法。此點若推廣在政治上，便容易出現專制。墨子政治學說的核心思想是「尚同」，是指下級的人意見要緊隨上級長官，全國一層一層的組織中，從五人一組的「伍」開始直至國君都如是。墨翟有此主張，因為他認為在初民社會中人人追求自己私利，會造成「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此種一元化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可在互相爭鬥的戰國中建立軍事強國，但容易造成專制。秦國在墨者的幫助下，迅速成為強國，但秦國卻沒有接受墨者學說背後悲天憫人、連孟子也認為陳義過高的「兼愛」倫理道德。到後來秦國本身成為有侵略能力的軍事強國，官僚組織又已在墨者學說指引下建立起來，墨者便已再無用處，而且他們亦不會認同秦國的侵略，墨者到秦始皇的後期，已是完全的湮沒無聞了。
上述歷史可使我們見到中國專制王朝的建立，竟是意外地源自因希望結束戰爭、善於軍事防禦的墨者與飽經苦困要力保家園的獻公的相互結合；如此重大的影響二千多年的事件成因，竟也充滿偶然性。
新任特首及其班子可在這些偶然性中學到什麼？
我認為是要他們小心觀察事物的細節，不要走漏眼，洞悉偶然因素所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這裏舉兩個例子。
一地經濟能否發展，極受當地人民創新能力高低的影響。香港並不以創新能力見稱，原因一定與制度有關。制度之一是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後，並不觸犯刑法。侵犯版權的，會有刑事法對付，為什麼遭別人盜用發明後，卻只有民事法可用，而警方不會插手？此點殊無道理，對經濟增長的破壞力極大。
香港年輕人之中，有部分已失掉鬥心，收入只要勉可足夠生活，便不想再努力上進。任何地方若大量出現此種心態，當地的前景一定黯淡。造成此現象的成因，一定是制度存有缺陷，使努力工作得不到足夠的回報。政府要找出缺陷在什麼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