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1 至1997 年，香港的人均實質GDP 總共錄得6.68 倍的增長，世界公認香港為四小龍經濟奇迹之一。從1978至2011年，中國人均實質GDP更有16倍的增長，是當今世上最受注意的經濟明星國。
不過，過去十多年以來，香港經濟卻乏善可陳，增長顯著放慢（見拙著《幫香港算算賬》），港人似乎毫不懂得利用唾手可得、卻令外國人眼紅的機遇。反觀中國，增長動力雖仍強勁，但難題一大堆，不能不使人擔心經濟突然變壞。
事實上，憂患意識不單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而且是十分有必要的「思想」。一
個國家或城市的經濟實力或國力會否突然轉壞？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在十九世紀初，GDP 仍佔世界的三分一，但面對人口約等於中國五十分一的英國時卻一戰即潰；威尼斯在公元十到十三世紀時，是西方世界的航運和商貿中心，其後卻持續倒退，今天只得倚靠旅遊業，吸引遊客去緬懷她過去光榮的歷史。
曾幾何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稱雄於世，但1588 年因指揮失當、天氣惡劣而給弱小的英國打敗後，一沉不起，今天的西班牙還要面對債務危機，能否脫身，仍是未知之數。
國家有衰亡有興起，如何才能避過衰亡，持續發展？有兩位傑出的經濟學家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2005 年克拉克獎章得主）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 ）上月出版他們經十多年研究的力作《國家為何衰亡》（Why Nations Fail），對以上問題作出深入的探討，當中引用的史料縱貫萬多年的人類歷史，橫括全球六大洲，令人驚嘆。
三種理論證據不足
阿森莫古和羅賓遜首先指出，一些流行的理論並不能解釋國家興亡之謎——此中有三個理論十分流行。
第一個是「地理假說」。十八世紀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便已認為熱帶地區人民較為懶惰，對生產不利； 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又認為熱帶地區的瘧疾會大幅減低生產力；近年紅極一時的生態及生物學家戴蒙特（Jared Diamond）則指出，歷史上有些地方所擁有的植物和動物稟賦比其他地區豐富，所以更能創造財富。
第二是「文化假說」。韋伯（Max Weber）多年前已力陳基督教新教的工作倫理十分適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近年亦有人認為儒家精神可解釋東亞的一些經濟奇等等；至於中東的回教國家經濟卻乏善可陳，云云。
第三是「無知假說」。部分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似乎都甚喜此說——國家發展不起來，是因為其當政者不懂治國之道，只要教曉他們一些必要的知識，便可製造繁榮。
兩位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力陳這些假說的錯誤，其中最有力的，恐怕是一些鄰近地區的比較。
南韓與北韓文化背景相近，語言統一，地理位置相近；但是眾所周知，兩地經濟一個在天，一個在地。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一邊陲城市諾加利斯（Nogales），其中一半在墨西哥境內。兩地人民吃相同的食物，喜歡同樣的音樂，地理環境相同，但收入卻相差三倍。地理和文化假說顯然難以自圓其說，就算是「無知假說」一樣無用。兩地人民來往頻繁，雙方底細都十分清楚，怎會「無知」？
鼠疫傳歐殺人無數
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多年來花費大量外援，引導各窮國推動各自有利發展的政策，但效果一般極其不濟，是否這些窮國都是無法學習？
以上三種假說既然都無甚用處，那麼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書中的答案是制度，即有利於發展的自由開放包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不是目的只在抽取人民利益的制度。
但不同國家為什麼出現不同的制度，其過程卻是各有奇特或偶然性的因素。
先說威尼斯。這個城邦在1050 年已有人口四萬五千人，1330 年更高達十一萬人，是當時倫敦人口的三倍。在十世紀開始，威尼斯有極為包容的貿易制度，人民就算不是貴族，也容易成為商人，可以自由貿易，其社會流動性十分高。但在1286 年，威尼斯的大議會（Great Council）卻推出保護主義的「關閉條例」（La Serrata），已經有議員身份的家族幾乎可以永久當議員，新來者卻被拒諸門外。
不少商人十分不滿，大議會為了平息紛爭，議席後來擴至1500 人，但並無改變其小圈子的性質。在1314 年，威尼斯甚至把貿易國有化，1324 年後誰人要貿易，必須向政府交付重稅。在此不利自由經濟的新制度下，威尼斯的重要性日漸式微。1492年達加馬（Vasco da Gama）發現好望角後，威尼斯更加難以維持其航運中心的地位，現在我們到那裏，只好當當觀光客，買點玻璃用品罷了。
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區過去都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而後者的經濟表現卻是千差萬異，我們應先看看殖民地宗主國的歷史。
在中世紀後，影響歐洲最重要的大事，除了文藝復興外，應該是鼠疫和發現新大陸，但它們對不同國家的衝擊卻不同。
鼠疫可能從中國的雲南傳出（見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當年蒙古人的鐵騎入侵中原大地，直抵南疆，中國和歐洲人都極不適應的鼠疫菌，由附於快馬所載糧食中的老鼠帶出，河北省有些地方九成人口死掉。1346 年鼠疫傳至歐洲後，幾年內歐洲和北非過半人口亦消失掉。
這嚴重的事件使歐洲勞工極其短缺，農民勞工奇貨可居，紛紛要求回復自由和加薪。1351 年英國拋出《勞工法》，要把工資固定在鼠疫出現前的水平，以圖阻止農民加薪。
三十年後，這引發了一場農民革命，政府雖打勝，但卻不得不讓步，引進不少包容性的自由條款。但歐洲東部的回應，卻是對農奴控制得更加嚴密，要求農奴替地主做更多無償的工作，史稱「第二次農奴制」。到了1600 年後，歐洲不少地方的農奴每周仍要無償替貴族地主工作三天以上。
殖民政策出於被迫
由此可知，英國的君主和政府權力雖不及歐洲其他地方，但在1688 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後，議會的權力變得更大，制度更多元開放包容，這是其後出現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蒸氣機之父瓦特便讚揚國會肯保護他的發明的專利權，使他更願意發展新的科技。
西班牙人跑到美洲後，採取的策略是掠奪，把當地的首領俘虜，「挾天子以令諸侯」，逼人民交出金銀，再奴役他們開礦。西班牙人所建立的制度絕非有助於經濟發展或平等開放自由，鼓勵創新等等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此種影響，今天在中南美洲仍然存在。英國本土的制度較為開放，但英國是否因此而不採用西班牙的掠奪制度？
並不如此！英國同樣是「有樣學樣」，並不因為本國較為開放而放殖民地人民一馬。1607 年在北加路連那州登陸要建立第一個北美殖民地時，英國一樣計劃要把當地酋長誘來軟禁，但酋長洞悉其奸謀，沒有中計，反而禁止與這些新移民貿易，要使他們餓至逃跑。英國很快發現此地並無金銀，亦無土著可奴役，英國到那裏的新移民亦大量自尋出路，自由開發土地，不再理會派他們去的英國母公司。
自由開放發展之道
為了穩住新移民，英國大幅讓步，增加激勵因素，而且政治上容許所有成年男人參與立法過程。到1720 年時，十三個新的殖民地（今天的州）政制已十分接近，政治頗為開放。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是被迫出來的，但美國後來的發展卻深受此影響。
就算是香港，鴉片戰爭前的英國對香港根本沒有興趣，當時身處倫敦的外相巴馬斯頓（Henry Palmerston） 和鴨巴甸（George Aberdeen），都以為香港只是幾片石頭的不毛之地，訓斥帶軍的義律（Charles Elliott）要得到中國的貿易條約，而不是要香港，蓋因香港無資源可掠奪也。
不過，後來到港的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作過實地考察後，知其重要性，才堅持要中國割讓香港，並在此建立一套有利長遠管治的制度。香港由一條漁村，蛻變為國際融中心亦源於此。
我們可從世界歷史學到什麼發展之道？
開放自由、有利市場發展和創新活動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決定性的，有些國家地區因種種原因，採用正確的制度，經濟便向前；有些政府為了保護一些人的短線利益，抱殘守缺，經濟便發展不起來。
經濟發展時，有人得益，也必有人損失，政府如何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堅持自由開放的市場，不胡亂使用權力偏幫某些集團或某些行業，才是發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