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
月9 日，我在本欄引用過加州大學一個團隊對iPhone 的研究（〈香港為何要吸納科技人才？〉），指出600美元一部的iPhone，雖是在中國組機，但富士康及其工人合共只取得10 美元的收入，其餘的則分了給負責創新的美國蘋果公司及其他提供生產元件的公司。由此可見，創新活動和人才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香港與內地不是不明白此點， 「發展創新科技」或「科教興國」等口號常常掛在官員嘴邊，但我們倒未見到兩地創新人才湧現，投入搞創新科技或藝術的資源也使人感到捉襟見肘。究竟創新活動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蓬勃？這些活動又需要怎樣的物質基礎？這些都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問題。
物資匱乏也有創新
我們看看歷史，便可知創新人才並非只在富裕社會才能出現。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常要周遊列國，生活不免艱苦，但春秋戰國卻是百家爭鳴，出現新思想的黃金時期；古希臘的哲學家奠定西方的文明，居功至偉，但他們又何嘗享受過豐盛的物質生活？
十八、九世紀西方古典音樂大盛之時，極負盛名的作曲家往往要倚賴什麼什麼伯爵夫人之類提供的資助，才能安心作曲，否則生活可能窮愁潦倒。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最為人稱道的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那時候生活艱苦，物質缺乏，但其造學問的元氣卻直沖雲霄，中國學術上的多位大師，如楊振寧、何炳棣等都從那裏培養出來。至於香港，以思想成就而言，又有誰可勝過新亞書院早年的哲學歷史大師？
但他們有過著富裕的生活嗎？
由此可見，艱困的物質環境，有時也可能出現重要的創新活動，物質財富不一定是衍生創新的必需條件。但這等於投放資源對創新活動沒有幫助嗎？
加州的矽谷是世界創新科技活動的勝地，世界多個國家都想從此地取經以求找出發展創新科技的秘訣。
小兒的本行是幹細胞和神經科學的研究，他交往的朋友中，無數人正是在矽谷工作。我問他這些年輕的科技工作者有何特點，他答曰是生活散漫「符碌」，工作時有如玩樂，喜愛派對喝酒，外國一派正經的要學他們的創新能力，如何學到？
此觀察頗有道理，創新往往要靠點童真，有悟性的人在遊戲中時會有新的領會，只要有少數的人能突發奇想，效果可能很顯著； 「面書」的出現，不也是與搞社交活動有關嗎？但要養起一群喜愛玩樂打機的大孩子，靜待他們當中個別的人突然靈光一閃，沒有足夠的財富如何可負擔得起？
創新本來便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活動。我自己經歷過的，或是見到朋友同事經歷過的，都可見證創新活動失敗率極高。我們絕少會看到某某人有一構思，一嘗試落實便能順利成功。運氣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若某某實驗室有足夠的資源僱用大量的科學家長時間探索研究，那麼能出到成果的機會率自然會大升。
實驗室當然不會隨便僱用員工，若他們的學養較豐富、頭腦較靈活，成功的機會也相應上升。沒有足夠的資源不能支持這些實驗室，世界各國的創新競爭同時也是資源是否雄厚的比併。
懂得把藝術品市場化
那裏的藝術家並不吊兒郎當，他們的藝術活動不少已建立獨特的商業模式，懂得包裝，能夠找到適當的市場定位和買家。他們並非在雲端裏生活，而是能腳踏實地，把藝術產品市場化（往往價格不菲）。這看來市儈，但若沒有行得通的商業模式，向市場傾斜，藝術更難發展起來。
這裏記起一個典故。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常常有人向他索取墨寶，他不勝其煩，於是擺明車馬使用市場原則，把各種墨寶列出價錢，不付款的便沒商量。他若不用這方法，恐怕並無誘因生產出這麼大量的藝術品。
創新活動不一定要大量的資源去支持，但資源是否充足顯然對創新活動大有影響。世界銀行收集的統計材料中，有近年各國的研究與發展活動（R&D）佔GDP比重的數據，讀之也頗有啟發。
香港數字低得慘不忍睹
R&D 佔GDP
的比重，世界的平均是2.15％，此數字可方便我們評估不同國家地區的創新活動是否活躍或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作支持。富國R&D
支出一般較高，OECD 國家的平均是2.49％，高於世界平均，東亞地區也不錯，有2.52％，中等收入國家是1.07％，窮國則幾乎是零。
全球最高的是以色列（4.27％）和芬蘭（3.84％），這些國家人口雖少，但科技水平卻極高，自有其緣故。現在飽受歐債危機困擾的歐豬五國R&D
開支比例都遠低於世界平均，大家可自行解讀其後果。有趣的是，澳門、摩納哥等倚靠賭博為生的城市幾乎完全沒有R&D
的開支。
香港的數字低得慘不忍睹，2009
年只有0.79％，遠低於新加坡的2.66％，香港一直未被視為創新之都，事出有因。
中國近年加大研究活動的投資，2009
年已達5802 億元人民幣，佔當年GDP 的1.7％ ， 雖然低於世界的平均， 但因GDP 的基數夠大，可享大國優勢，研究的總資源已可與其他國家一爭長短。
不過，中國研究發展經費雖尚算可以，但其使用方法和配置準則卻使人生疑。內地時有傳出大教授或院士能壟斷研究資金的分配權，這不利於培養發展新學術思想。有部分經費用作現金獎勵在《自然》、《科學》等名牌雜誌出版文章的科學家，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卻曾出現一些以偽造數據去騙取獎金的「論文」。
制度倘不完善，資源愈多，浪費便愈大。中國若要成為真正的創新活動大國，除了繼續增加投入的資源外，更重要的是改善制度，包括保護知識產權。
香港不但資源投放遠遠低於世界水準，而且制度官僚，頗不完善。例如研究資助局所訂出關於參加學術會議的旅行經費，標準是二十年前所訂，對通脹及油價上升的因素二十年來視而不見。
筆者按：暑期是我最忙碌的時候，我要應付大學改四年制所帶來的任務，身兼多職，出差頻仍，難以騰出時間寫長篇文章，所以要暫別《信報》讀者，秋天開課後再復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