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開校在即，要求解答「錢學森之問」這一艱深命題的聲音，又再在中國教育界興起。
深圳是中國最富裕及科技行業最發達的城市，但卻缺乏足夠的一流大學的支持，於是找來前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創建南科大。此校的模式在中國內地是創新的，她力求擺脫衙門的控制，追求自主，特立獨行。中國教育界中很多人都不滿意現時大學的狀況，所以對南科大多寄以厚望，我校年前亦有同事自願借調至南科大協助其創校，但效果似未見理想。雖則如此，大眾仍然希望南科大能闖出一條新路，能夠不斷湧現大師。
錢學森（1911-2009年）是中國最負盛名的導彈火箭專家，對中國的國防航天科技發展居功至偉。他出身於加州理工學院，上世紀五十年代時，他在美國已是當世知名的專家，但卻被美國政府關在監獄裏，美國當時一位海軍次長並認為錢走到哪裏，都抵得上五個師的兵力，寧願槍斃他，也絕不可以讓他離開美國。
為何中國培養不出人才
1955 年周恩來以十一名在韓戰中俘獲的美軍將領作交換，他才能回到中國。
2005 年溫家寶探訪他，錢學森提出了一個他苦思多年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便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對這問題當然有其看法。他甚至更尖銳地說： 「回過頭來，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會這樣？錢認為中國的大學根本沒有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而在加州理工，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
「錢學森之問」十分尖銳，但是否有點不公？民國時期出現的大師，很多也是要出國留學才成為大師。胡適、馮友蘭、楊振寧、錢學森等比比皆是。今天內地著名大學的本科生，有些也十分優秀，出國深造後，也能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有人認為錢的評語稍為過分。
但我卻認為他問得很好，中國人口這麼多，我們怎能滿足於要把大量優秀學生送到外國大學才能使其中一小部分成為國際知名的專家（這離大師還有些距離）？
沒有大師是否可作等閒？西方世界也有段漫長的時間出不了大師，從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公元354 至430 年）到阿奎拿的聖多默（St. Thomas Aquinas，公元1225 至1274 年），歐洲中間沒有出現過一位思想家，這漫長的871 年等待，也正好是西方文明的黑暗期，不但思想停滯，經濟與科技發展一樣落後，思之使人不寒而慄。
現在中國經濟實力已十分雄厚，但若社會中缺乏大師級的人物，其發展不可能不受制約。「錢學森之問」牽乎國運，問得愈尖銳愈好！
查找中國教育制度缺失
我不知道有什麼單方靈藥，可以幫助社會培養大師。但我是一個幸運的人，生平接觸過的大師不少，也許可以從他們的特性中總結一點經驗，以助查找中國教育制度的缺失。這裏只提幾位我較熟悉的老師。
赫維奇（Leo
Hurwicz，2007 年經濟諾貝爾獎）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成員之一，著名的機制設計數理經濟學家。我印象之中，赫師在七、八十歲時仍充滿童真，事事好奇，並以剛學懂的五、六百個中文字為傲。但他治學極其嚴謹，當年曾要我用嚴格的數學語言替「貪污腐敗」下一定義，使我苦不堪言。重視數理的嚴謹性及把精力放在大問題上，同時又對世事充滿興趣，便是這位大師的寫照。
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2004年經濟諾貝爾獎）也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的成員，他是當代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普師與我過從頗密，但對學生極其嚴格。我見過他有一次對一本科生的宏觀經濟課的八成以上學生全部給予「F」的分數。他上課不怎麼樣，因為太過天馬行空，學生不知他幹什麼。但他指導學生做研究時，卻可見其思想活躍，隨隨便便地說出一個看法，便可發展為豐富的論文。
他的好友盧卡斯（Robert
Lucas，1995 年諾貝爾獎）有言，看到普師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時，有如看到有人在高空踩鋼線，隨時會粉身碎骨，不能不替他捏一把汗，但最終結果又總是看到他成功地走完這鋼線安全無事。由此可見，普師是一個勇於闖進新領域的人，但他卻並非盲目的冒險者，因他對世事有很充實的掌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沙琴德（Tom
Sargent， 2011 年諾貝爾獎）是我兩門宏觀經濟科的老師。他學術上的組織力強，講義清清楚楚，與時並進不斷更新，很多他的作業的題目，都可成為別人的論文題目。他表達自己時，喜歡用方程式，若是方程式表達不了的，他會認為自己仍未明白某問題，由是之故，他不斷找尋新的數學工具，以求能更清楚準確地描述真實世界。
貝卡爾（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是把經濟學前沿推到全新領域的人，他深信經濟原理可以解釋到一些過去不屬經濟範疇的現象，如歧視、結婚、離婚、犯罪等等。反對他使用經濟分析的人，人多勢眾，但他卻有絕招應付，即他極重視證據。
正因為他肯花工夫搜羅了大量證據支持他的觀點，所以也就能修成正果，別人的批評也就無力。
此外，他思想敏銳，別人說經濟學解釋不到某某現象，他卻可示範給人看，把經濟理論用得出神入化。我讀了他兩門博士生的價格論，獲益良多，影響一生。
大師對世事有強烈好奇心
何炳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藝文學院院士）是當代史學泰斗，上周四（6月7日）去世，高齡九十五。何師是史學大師，但很多人不知道，有一群來自香港的經濟學家，都讀過他兩門博士課程，受到巨大的影響。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後我們都哀傷莫名。
何師本是明清史專家，後來搞中國的文明起源，年過八十後，又一頭鑽入中國古代思想史。他的治學性格極其強悍，毅力意志驚人，搞明清社會史時，可以把北美圖書館的地方誌書相關內容全部讀完，搞中國文明起源時，不但用史學文獻，而且把自然科學的工具也一一用上。
有位歷史學家對他的評價是，別人要「確立」某一論據時，只拿出一些證據便算可以，但他卻用上十萬大軍，列隊而出，窮盡了所有證據，別人與他爭辯，怎不望風而逃？但他這樣做有個代價，就是要極為勤奮，有超乎常人的意志毅力，否則怎能找到這麼多證據。
他去世前不到一月，才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考證《老子》成書年代的，結果可能把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都顛覆。他兩年前曾對我說過，若這篇文章寫得完，那麼他的名字會在史學中不朽，若寫不出來，他一生的貢獻便不算什麼（同意後面此點的人恐怕絕無僅有）。我們朋友有幸早日得睹這些文章的手稿，甚感榮耀。
從以上可見，大師其實都各有風格，不會有相同模式可套在每一個人身上，但他們的共同點總也是有的。例如，他們對世事都有強烈的好奇心，而且都聰明絕頂，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及勤奮。他們的思想也不會願意受到意識形態等等束縛，在選擇研究題目時，最重要的準則便是這題目是否非常重要。對別人早已說過的話，他們沒興趣重複，認為這有失身份，但卻隨時願意挑戰既定的觀點。不過，挑戰別人時，他們絕不會無故批評，而是都經過了仔細的推敲。
中國的教育界對培養大師，不缺什麼條件？但又缺少了什麼？聰明勤奮的年輕人不缺，有好奇心的人也不少，重要的命題也很多，但為什麼總是出不了大師？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大學沒有要求學生建立足夠強大的意識去創立屬於自己的一套觀點，而且是不斷的去創立。
芝大2000
年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有言， 在芝大， 「You are as good as your last
paper」（你對上一次發表的文章質量，決定你得到多大的尊重）。有了這種心態的，必希望尋求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大學變工廠怎培養大師
但是在教育上，又怎樣可培養出不斷追求創新突破的學生？世上名校各有不同的板斧，芝大用的是要學生閱讀並分析經典原著。這些經典的作者都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閱讀它們，等於與原作者交流對話，掌握他們當年的創新觀點從何而來。見識了多位思想偉人後，對低級的學門或一些普通的職業技能，會不屑一顧。
大師就必須如此，只顧學習職業技能的，永遠也成不了大師。
順帶一提的是，1997
年內地高校招生人數一百萬，到了2010 年則增至六百六十二萬人。十三年間增長6.62 倍，從數量而言，不可謂不驚人。但十三年間合格的教師能增加這麼多嗎？學生所受教育的質量不能不使人疑惑。大學變成工廠，這與培養大師之路背道而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