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安倍我們應保持戒心 (雷鼎鳴)

安倍晉三到靖國神社參拜戰犯亡靈，立時遭到中韓兩國人民以至政府痛罵，是理所當然的。在西方若有國家領袖跑去參拜或紀念希特拉及納粹黨，不立時引起軒然大波才怪。眾所周知，美國是日本老大哥，它要重返亞洲，日本正好狐假虎威，美國也認為日本有利用價值，不可能因而與它鬧翻。不過，安倍此猖狂行徑，會引起美國亞洲盟友的戒心，不利美國大計，所以美國也就不得不對此事批評兩句。

安倍為甚麼要這樣做？我認識的日本朋友頗多，有學生、有同窗，也有老師或同事，絕大多數文質彬彬，禮貌周周，公正理性。但也不用諱言，日本也存在着相當一批人，十分好戰，對侵略別國並屠殺其人民，不但沒罪疚感，且還認為是種光榮。他們對日本在二戰戰敗後不能建軍耿耿於懷，安倍的政策正是這批人思想的反射，也是鄰國對日本難以信任的根源。既然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始終在徘徊，我們確要加強對日本社會的了解，並制定相應策略。我認為分析日本起碼有三點要注意。


資源局限形成外侵性格

第一，其自然環境局限。日本地少山多，天然資源缺乏，容易孕育外侵性格，若有條件，他們便要到外國掠奪，明朝時沿海倭寇為患，在近代日本屢屢犯我中華，殺人無數，俱是例證，讀者家中若有七、八十歲以上老人家，問問他們，多會見他們切齒痛恨。我中學畢業時暑假當了兩月推銷員，在工廠區推銷電子計算機，約2,500元一部。計數機是德國公司在日本生產，我記得有位客戶，買機付款後數天，發現計數機在日本生產，立時要求退貨，我的上司聽其原因充分理解，當即答應，我也少收了百多元的佣金。

到今天，日本的自然環境沒變，但需求已稍有轉移。日本要支持每年五萬億美元以上的GDP，能源是否足夠，是經濟生死攸關的問題。本來核能是最合理的出路，但一場海嘯又提醒日本是地震風險極高的地方，不適合發展核能，剩下來便靠輸入。在此環境，自有人會念茲在茲，看看是否能靠軍事保障其能源的供應。

第二，日本的民族性頗為古怪。二次大戰結束前，美國政府邀請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人的性格，並以此作為制定對日本的策略。此議十分成功，本尼迪寫了本經典著作《菊與刀》，深刻地分析日本的民族性，美國也就牢牢的制住日本數十年。該書指，日本社會等級分明，上級下級的規矩不可逾越。此等規矩可推至國際關係，美國是戰勝國，是理所當然的上國，所以美國人雖投下過原子彈，也不能怨恨，否則便是失禮。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都是下國，日本侵略它們，也只應理解為在這些地方「進出」，安倍認為要對「侵略」一詞有重新理解，與此思想一脈相承。蔣介石在戰後要用「以德報怨」的精神對日本，顯然是搞錯對象，日本認為此舉只是下國對上國應執之禮儀，是理所當然，絕不感激，將來若再侵略中國，也是「上國」的「權利」。我們如何可放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戒心？


經濟停滯 轉移民生視點

第三，日本因錯誤經濟政策及人口老化問題而使到其經濟衰足二十多年，不但GDP基本停滯不動，政府的欠債，也從1992年佔GDP的66.5％增至今年近230％，即平均每名日本人要承擔超過十萬美元巨額公債，光是利息壓力也使人心情鬱結。日本經濟暢旺，外貿無往不利時，日本的好戰心理尚可轉移至多做生意多賺錢之上，精神有寄託，不一定要佔人領土，但現在經濟前無去路，又有巨債的追兵，其不安感可從自1991年經濟開始停頓起計算，總共換了19次首相可見一斑。有此等心理作基礎，日本對外撩是鬥非，不使人感到稀奇，問題只是它有無能力再侵略別人而已。觀之其民族性格，中國在釣島問題上，只可能採取強硬態度。

 

（Sky Post 2013-12-30）

香港政府將來會欠下多少巨債？ (雷鼎鳴)

上周五我在本欄指出過，終院以為對來港一年以上的新移民發放綜援影響輕微，是一種誤判，反映香港不少法律界人士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對香港政府未來的財政處境茫然無知。這個結論，尚需一些補充。

在2004年以前，頗有些香港的男性到內地娶妻生子，再通過家庭團聚的限額將妻子與子女弄到香港。這類女性過去似乎頗多來自珠三角農村，但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及鄰近香港的地區資訊發達，香港的吸引力日減，近年來的，教育水準及本來的收入日漸上升。不過，我們不可忽視另一因素，有部分（當然不是全部）港男，回內地娶妻時，本身正是在貫徹一種「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把妻子娶回來後再多生一、兩個小孩，目的似乎正是要領取最大限額的綜援，並把此等收入掌控在自己手中，至於新來的家人生活費用是否足夠，不見得是最重要的考慮。2004年以後，要來港七年的新移民才可領得綜援，基本上使到上述模式難以有效運作，所以我相信要如此做的港男人數一定大減。但現在來港一年便又可領得綜援，此等模式又再敗部復活，某些港男可能又會到某些不熟悉港情的偏遠地區重施故伎了。他們人數有多少，難以預測，但法官認為每年政府為此會多花七億元，恐怕是自欺欺人了。


或如歐美陷入派福利惡性循環

經濟學相信誘因會改變人的行為，若誘因因制度變化而改變，人的行為也會隨着調整，莊豐源案所引起的後果也印證此點。香港法庭似未從過去的錯失汲取教訓。

不過，更大問題仍是法庭對港府的未來財政狀況完全無知。倘香港進入欠債期，尤其巨額欠債期，那基本法所要求的量入為出及低稅制，必定造成一種局面：多派錢吸引更多希望領取綜援的人來港，便等同政府其他開支一定要減少，這對納稅人而言，怎可能符合公義？
那麼，香港會否如日本或歐美等國家般，快將敗掉所有儲備，並且欠上巨債？以過去十多年香港公共開支的軌迹及將來必然出現人口老化的情況看來，這是極難避免的现實。

表面上看來，香港現有財政儲備近七千億元，再加上外匯基金結餘有六千多億元，政府合共有1.3萬億元可供開支，真正是「水頭充足」。若香港善用儲備，理財有方，香港財政的確不會有問題。不過，我們只要仔細分析港府的表現，便知情況難以樂觀。

從97年至今，香港的名義GDP預計上升了56.7％，政府收入上升幅度是54.7％，與GDP的上升相若。但政府開支則增加126.4％，按這些數字計算，開支的增幅比起GDP或政府收入平均每年高出1.925％。為了推算未來的情況，我們大可作一些高度保守的假設。

首先假設GDP與政府收入像以前一樣，每年大致同步上升，但開支的上升速度卻超過前者1％（若是用過去的1.925％，赤字及欠債會更快出現）。

以此種情況，幾年內香港便會出現結構性赤字。我們大可樂觀一點（可能是盲目的），假設要近十年後，即2022年赤字才會永久性地出現。我們用Excel為助，可輕易算出到了2030年左右，香港的財政儲備便會全部用光。到時的財赤會大約等於GDP的8.3％。

財政儲備用光後，再加上開支續跑贏GDP或收入，財赤會愈來愈嚴重，2031年，據以上的保守假設，財赤已達GDP的9.4％，到2042年，更升至GDP的22％，比今天的希臘更高一檔！至於因歷年財赤所累積的欠債，到了2042年更會高達GDP的171％，比不上今天的日本，但卻遠高過今天的希臘或意大利了。


人口老化令問題更嚴重

以上數字，全用今天購買力計算，與通脹無關。若用將來價格，欠債恐會超過十萬億港元，等于每名港人欠下百多万元！此等局面能否避免？不容易！香港政府開支近十多年急劇上升，未來人口老化嚴重，老年人人數在2042年會等於今天的2.7倍左右，福利與醫療壓力極大。我上述的計算，已是刻意的用簡單及保守樂觀的方法，若政府用更細緻精準的方法，相信結果会比我的更要慘烈。倘若現在政府便開始控制開支，尚有機會將來避過危機（大幅欠債下的聯匯制如何可運作？），但終審法院卻不自覺地用司法干預了行政，並為香港經濟的計時炸彈增添火藥，奈何？

 

(Sky Post   2013-12-27)

聖誕送甚麼禮物？ (雷鼎鳴)

聖誕假日在即，讀者恐怕心態已暫作調整，對嚴肅事情提不起興趣，今次不談正事。

我不喜歡送禮，除兒童時期外，也不喜歡受禮。家人送的禮物等於在自己腰包掏錢買，沒甚得益。別人送的問題更大，受了禮便好像欠了人情債，不好還。在公營或半公營地方工作，甚至會有後患，容易誤墮法網。

多年來，偶然有人在節日遣人送些巧克力或水果籃之類的東西到辦公室，立時會使我頭大如斗。有些知道是誰送的，我立時會上網查清禮物價錢，用支票回送給送禮者，場面尷尬。有些沒有超越校方所訂禮物價值上限的或不知送禮者為何方神聖，退無可退的，則分給同事吃掉便算。為了此等事情，耗費了我好些錢財，所以我叫秘書在可控範圍內，都要將禮物退貨，但有時送貨公司的人放下禮物便走掉，十分麻煩。


益智玩具適合兒童

親人互送禮物，當然可不用考慮這些後患，我們所要注意的，倒是送甚麼禮物最適當，這倒要看看收禮者是何人而定。

送給兒童的，我認為益智的禮物最合適。符合其年齡的書籍、積木、Lego，或其他的一些益智遊戲，甚至是電腦學習遊戲都是好的。多年前，小兒年紀尚幼時，我買的都是一套又一套數學或邏輯電腦遊戲。但有些禮物卻需禁絕。

我的禁絕名單中肯定有兩樣。在十二歲以前不送計數機，在十八歲以前不送遊戲機，年紀大點也不送。計數機的害處是減少兒童動腦筋機會。有人以為現在有了計數機或電腦，心算等計算技巧再無用處。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心算很快，很複雜的數量問題也可在腦中理出個大概，訓練便是來自小學的梁競謀老師，每道心算題，都是一次腦筋練習的過程，促使我們懂得化繁為簡，另走捷徑去找出答案。這是很好的創造力與分析力磨練，可惜現在不少家長及學校都錯過這機會。


長者可嘗試手腦鍛練遊戲

遊戲機有何害處？我對此有切身體驗。我初出道在美國教書時，聖誕假前買了部遊戲機回家，把它駁上電視機，立刻大玩特玩。怎料遊戲太吸引，廢寢忘餐的玩了幾天，終於把機打爆，不能再打。幸好美國有七天退貨期，不用給理由，立時退貨，以後再也不沾手遊戲機。成年人對打機尚且失控，何況小孩？為了抵擋外間遊戲機的誘惑，在家中我一直唱衰遊戲機的影響，可能由此之故，小兒從未對打機有太大興趣，這對學業也許有點幫助。

對長者而言，禮物也許多以有益健康的為主。這裏我倒另有想法。遊戲機兒童不宜，對長者卻可能是恩物，尤其是那些對手部動作要求較高的電腦（或電視）遊戲，例如一些手握某種感應工具便可模擬打網球的，手部動作大一點，電視中網球的落點便不一樣的便很適合，這有利於保持長者腦部與手部活動的協調，正如多打麻將一樣，可能有助防止腦退化症。

港人壽命幾乎冠絕全球，身體健康不錯，但年紀太大時，腦退化卻是難以避免，容易造成家庭困擾，在較早時訓練長者的腦筋，有助防範於未然。

我向不少研究神經系統的專家請教過，想明白為何我們容易記得起多年前發生的事，但對近事則轉瞬則忘。我的理解是，神經綫連接得牢固的，記憶力便好。某些神經綫用得多的，自會刺激相關的神經綫變得牢固。年輕時用過的神經綫連接良好，到老時可保牢固，我們容易通過這些神經綫尋回多年前的記憶。年老時未用過的神經綫部分已處於將斷未斷的階段，要防止它們斷裂，便要經常使用它們，這樣才可使它們強化。

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事情我們從不去做或去思考，這樣容易使腦部某些部分全面退化，就算其他部分完好也抵擋不了癡呆症。由此之故，訓練長者做一些他們平常不會去做的事，例如打機，可能甚為有用。當然，如內地流行的長者當街集體跳舞，也是有益的。

 

(Sky Post 2013-12-23)

香港被推向違反《基本法》的邊緣 (雷鼎鳴)

從2004年開始，來港新移民要在港住滿七年才有資格領取綜援，終審法院判決這政策違反《基本法》。終院這一取態，與世界多個國家的慣常政策大有出入，使人驚訝。

表面上終院是根據《基本法》36條所寫的「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而作出判決，字面上合情合理，因為《基本法》也申明了香港居民包括了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但《基本法》145條也說明，政府有權「在原有社會福利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政策。」終院法官卻認為不給予這些新移民綜援，按2001至2002年的標準只能節省七億元左右，微不足道，政府不夠理據去引用145條，把一年居港便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改為七年。以此推論，倘若把七年居港期改為一年後，新增的綜援開支會對政府的財政構成重大的壓力，甚至影響社會的穩定，那麼政府原本的七年期政策便沒有違憲，終院今次的判決便是錯判了。


不能僅憑過往經驗判斷

判斷一個政策對公共財政及社會帶來多大的影響，並非是法律界的專長，而是屬於經濟學家或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專業範疇，政府某些部門內（例如財經事務局）便應也有這些知識。我懷疑政府部門眾多，打官司時不見得能有效協調，提供最適當的專家在法庭舉證。若以過去的記錄看來，在一些涉及重大社會經濟利益的案例上，香港的法庭表現頗為平庸。

2001年終院裁決莊豐源案的判詞中引用當時過去34個月只有1,900多名雙非兒童來港，但到今天這數目已突破20萬。年前高等法院在「菲傭居港權」一案中也曾認為《基本法》容許她們居港七年後有居港權，一度引起社會極大爭議，後來上訴庭及終審法院才推翻原來的判決。

今年十月，政府的財政儲備共有6,980億元，驟眼看來，終院所引用的七億元額外開支，似乎的確是無足掛齒，香港的財政儲備夠付七億元近一千次！但我們若深入點探討問題，便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這裏有兩個難題。

第一，終院看這七億元，是根據過去的事實靜態地看問題。但人的行為會隨着政策的改變而調整。近年香港對內地低收入人士吸引力漸減，新來的移民教育水平有所上升，此種現象我相信與兩地的經濟機會此消彼長有密切關係，但香港一旦開倉派米，新移民到埗一年便可領取綜援，亦即港人過去儲起來的財政儲備，產權突然延伸至從未對港起過任何貢獻的人，我們怎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大批只垂涎綜援的人立時在輪候來港的隊伍中湧現？若是綜援以外的福利，如公屋等，也一樣可在來港後一年便合資格獲得，香港的吸引力便更大，政府的財政缺口又那有可能只是區區的七億元？

第二，香港政府及社會對未來的政府財政狀況似乎並無足夠的了解，更何況是對數據不甚了了的法律界？香港表面上有近七千億的財儲，但在社會民粹壓力及人口老化「殺到埋身」的情況下，這筆儲備恐怕快將成為鏡花水月。我在10月28日本欄「香港有否違反《基本法》107條」一文中便指出過，從97年至今，政府的開支增加了94.1％，但收入只增加了54.7％，現在暫無財赤只是過去抽的稅太高而已。


本港或步入結構性財赤期

按此走勢，香港不久後便會進入結構性的財赤期，七千億在十多年內便會耗盡，改為進入欠債期。《基本法》有明文規限，香港收支要平衡，且開支增長與經濟增長要相適應，（前者早已遠超後者，香港的名義GDP只是增加了56.7％而已）。倘若各種福利開支因此終院案例而大增，香港便變得只有兩種途徑，一是容許開支繼續以高於GDP的速度增長，因而違反《基本法》，二是剋扣政府的其他開支來維護《基本法》。今次終院判決，實有可能不自覺地把香港進一步推向違反《基本法》107條的邊緣。

 

(Sky Post   2013-12-20)

中國的地方債問題 (雷鼎鳴)

上周五中央經濟會議結束，宣布明年有六大經濟任務，其中包括了要着力防控債務風險。這債務風險顯然不是指中央的公債，而是指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地方債近年引起各界的重大關注，有人認為這是一計時炸彈，可能會大大地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發展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搞基建與城鎮化，具體任務一般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資金從何而來？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但非城市土地由縣政府控制，賣地（其實是有如香港般只是租地）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近年中央調控樓市，地方賣地收益也受到影響，部分地方政府收入出了問題。它們解決之道是設立公司，把土地撥給此等公司，再加上股權、國債、規費等等資產作抵押，然後向銀行借款，此等公司稱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通過此等平台向銀行借錢，愈來愈成為地方政府經費的主要來源，這些債項，多為一年、三年等短債，最多也只是七年，還款期很快到來，地方政府多數沒有錢還，通常是續借以債抵債。


關鍵看有無償還能力

地方政府向銀行借錢不一定有問題，這要視乎數量是否失控及地方政府有無還錢能力。這些地方債總額有多少無人知道，中央政府也不知道，但據好幾間投資銀行的估計，大約是在GDP的15％至36％之間。以2012年GDP有52萬億人民幣作計算，最悲觀的估算是18.7萬億，再加上中央政府自己發行的國債餘額（等於GDP的14.9％），中國各級政府的總欠債最悲觀的估算可能是GDP的51％左右，以世界標準而言，欠債率仍然極低（歐美等閒超過100％，日本超過200％），再加上中國有大量外滙儲備，債務應尚未構成危機。

既然如此，中央為何仍如此擔心？我相信這是因為此等「地方融資平台」在制度上有問題，債款可能繼續擴充下去，有一些財政不妙的地方政府要承受破產的壓力，從而衝擊整個金融體制，使到銀行的壞帳增加。在本世紀初時，中國的銀行因對效率低下的國企提供了太多信貸，出現了大量呆壞帳，中央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問題擺平，若再次見到因地方債而造成大量銀行的呆壞帳，豈不會心有餘悸？

在九十年代，全國各地都有地方政府來港開設窗口公司並上市，而當時港人竟不少都相信這些公司都有政府作後盾包底，所以放膽投資。殊不知不少窗口公司根本便是空殼，沒有業務，沒有賺錢能力，亞洲金融風暴一出現，它們便原形畢露，股價大跌！但中央會否出手相救呢？朱鎔基說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十分正確，一時間，這些窗口公司紛紛倒閉。


內地《預算法》需要完善

今天的地方債問題與上世紀的窗口公司情況有相似之處，但並不盡同。最重要需要考量之處，是地方的基建投資能否替該地方增值，而且是回報足夠高的增值，從而能替地方政府帶回財政收益。若能如此，銀行的貸款與普通有效益的貸款無甚分別，地方債也不足為患。觀乎中國城鎮化過程仍在進行，未來三數十年仍會有大量人民移居城市，總體而言，地方債支持着的基建項目能有一定的效益，問題未必太大。

不過，有地方政府能有效利用銀行貸款，並不等於所有政府都能如此，內地不少經濟學家都有建議，目前的《預算法》需要修改。根據此法，除了六個省市外，其他地方政府都不能直接發債。若把發債條件放寬，地方政府可為某某項目發債，市場中人可自行評估這些項目風險及回報如何，再行定奪這些債券的息率是否吸引，沒有足夠效益的項目根本融不了資，市場力量可規管着資金應流到那些項目去，呆壞帳的機會大減，地方債的問題也就不成問題。

 

(Sky Post   2013-12-19)

阿里巴巴創造的市場 (雷鼎鳴)

今年中國商界真正的風雲人物我認為是馬雲，因為他領導的阿里巴巴公司代表着未來市場的新模式。科大今年頒授的榮譽博士學位中，便包括馬雲。把榮譽博士學位頒給對學術無貢獻的人，我素來很有保留，今屆亦無參與榮譽博士的遴選，但馬雲的確是商界奇才，我們並無選錯人。


業務發展左右未來經濟走勢

阿里巴巴是龐大商業帝國，但其主打項目是子公司淘寶、天貓等網購業務，此外，其「支付寶」的網上付款平台及保險業務也可算上是金融服務業。我是老一套的人，除有在亞馬遜的網上購書外，對網購並不熱衷，但據小兒告知，他購物幾乎全都是在網上進行，他的朋友亦如是。由此可知，網購有可能成為新一代消費模式。從內地近年常有報道說網購如何發展迅速，阿里在11.11「光棍日」一天業務竟高達57億美元，去年營業總額已突破10,000億人民幣等驚人數字可推斷，將來網購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

據說阿里巴巴訂下目標，十年內業務要擴展至每年十萬億人民幣，這目標可否達到？中國今年的居民消費在20萬億人民幣左右（並未包括政府消費），十年後，以到時的物價計算，頗有可能達到 55萬億。若到時網購佔總消費比率上升至四成，而阿里又能大致保持着今天網購業務上所佔據的超過五成比重，十萬億的業務便並非不可能的任務，雖然這確是一艱巨任務。有國際金融分析員把阿里巴巴的市值從1,100億美元上調至1,500億美元，頗有前瞻精神。

我沒有任何阿里巴巴的股份，對其業務能否進展卻很感興趣，因這與中國經濟能否突破一個新的瓶頸頗有關係。眾所周知，中國不少產品假貨充斥，至於有毒產品更完全破壞消費者的信心。在人民收入不斷上升的環境下，大家對產品的可靠性必定訴求愈來愈大，一間公司是否能保證其產品質量，茲事體大，但為甚麼內地的公司在建立商譽上卻未見怎樣成功？而政府的監管機制也似起不了多少作用，長此以往，中國的經濟增長必受此抑制。


打擊假貨 重建商業規則

政府對市場本應有適當的法例作出監管，但前提是它要先懂得有效監管。禮失求諸野，政府做不到的事，往往便被民間的市場力量先解決了。

例如，八十年代初中國農村改用效率高得多的「包乾到戶」制度，便是被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村民首先使用，而非政府提出。我們若細閱「天貓」公布的「招商標準」，會驚嘆其巨細無遺的細則正是在重新建設一整套規範自由市場的規則。

「天貓」（或「淘寶」）的商業模式是甚麼？有點像百貨公司所經營的託賣專櫃（consignment）。我們在百貨公司中見到不同品牌的公司設置專櫃，便是如此。但「天貓」卻是網上的百貨公司，涉及的品牌多得多。某公司首先要在「支付寶」開戶口，支付保證金，再付上幾萬元的年費，註冊後便可在「天貓」網上展示產品出售。若公司違了規，如賣假貨等，一經檢舉，立被扣分，扣分多的，保證金會被沒收，公司在「天貓」網上也可被暫時性或永久性遭到屏障（即業務被終止）。表現好的公司卻可被退回部分或全部年費。


建立網絡銷售商譽制

此外，「天貓」可按該公司銷售量而收取幾個百分點的「技術費」。在此制度下，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被調動了起來，參與了提供產品。阿里巴巴也不斷加入各種有效提高信心的元素，例如，購物者收到了商品，滿意後阿里巴巴才過數給商品提供者。消費者亦可在七天內「無理由退貨」。阿里巴巴正是這樣靠著獎罰分明的機制，創造了其網上市場的商譽，而這市場卻正因此點的成功而日益擴大。其制度雖不無缺點，但卻肯定是未來的方向。

(Sky Post   2013-12-16)

副學士與香港的人力資源 (雷鼎鳴)

十多年前董建華在一次施政報告中宣布，要在十年內使到六成適齡年輕人能入讀大專院校。這對於當時的香港來說，算是一項宏圖大計，到今天，這計劃有無成功落實？

我們可用2011至12年度的新生入學數字去檢查這計劃的落實程度，用這一年而不用較近期的，是要避開去年兩屆中學生同時畢業引起的統計數字混亂。在2011年，全日制大專一年級收生總數是54,200人，而19歲的人口約有85,000人，由此可知，單從數量的角度，有64％左右適齡年輕人可入讀大學，董建華的計劃，算是落實了。

但數量顯然不能代表一切。當年計劃公布前，據說負責教育的官員並未及早得悉這大計，但一經計算後，發覺要動用的資金太多，政府不願出錢，計劃於是打了折扣，新增學額中，只能以副學士為主。以2011年數字為據，一年級入學新生中，只有16,600 人能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佔被取錄進入高等教育一年級人數的31％。而副學士學位中，只有26％得到政府某種資助。


投入與回報不成正比

很多人不願意承認教育是種產業，但教育包含的元素雖多，我們卻很難否定它有產業這元素。天下沒免費午餐，投入教育的經費不夠多，其產出效益亦會較受節制。今學期我所開的「香港經濟」課中，有一組學生（鄭德昌、賴瀚華、司徒安怡與楊天賜）寫了篇研究報告，是關於副學士課程的經濟效益的。他們用了2011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再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得出了好些有趣的結果，我們若要檢討大專教育的效益，這類實證結果不能不用。

據他們估算所得，一個學位畢業生剛出道的工資比起一位中學畢業後已工作過三年的人平均要高48％，但一個修畢三年制副學士課程的，比起中學畢業有三年工作經驗的只高出4.9％，差距近十倍。入讀學士及副學士的，資質可能有所差別，但後者並未獲得足夠的投資，以致進修時資源比不上別人，應該也是效益有差別的原因。

至於副學士，效益的確頗低。幾年前我有學生用200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作估算，竟得出副學士畢業生收入還不如中學畢業的結果，現在用2011年的數據，回報雖低，但總也算是正回報，已經是進步了。但這個進步仍是有限得很，放棄三年的工作賺錢機會，再加上要交付學費，等閒要付出40萬元的機會成本，但每年多增的收入只是四千元左右而已，投資的年回報率是1％，並不吸引。


須有計劃提升效益

但副學士課程影響萬千年輕人的前途，我們只能向前看，想辦法增加其效益，而且希望政府加額補助，而絕不應置之不顧。政府肯不肯增加資源我不敢說，但我的學生的研究倒另有一些結果可供思考。他們選取了一些副學士中較實用的學科作研究，例如一些與技術工程、酒店業、個人服務等有關的課程，發現這些副學士畢業生薪水會較高。例如與工程技術有關的，起薪點便比一般的副學士高出三、四個百分點。究其原因，是這一行的勞動力需求，從2001至2011年，每年以6.95％的速度增長，遠高於總體勞動市場每年1％的增幅。

數十年前，香港的父母都很欣賞身懷一技之長的藍領技術人員，今天的則都希望子女能坐在冷氣房中當白領。但香港是一成熟的經濟體制，文職人員當然重要，但技術工人同樣也擔當著重要任務。副學士的課程也許需要檢討一下，看看如何能更切合香港的需要。

 

(Sky Post   2013-12-13)

 

年輕人面對競爭應有甚麼態度 (雷鼎鳴)

新一屆PISA結果公布後，不但世界各國熱烈討論，香港媒體中也有頗多回應。對於香港能在數學中世界排名第三，科學與閱讀都是第二，有些人驚訝，有些人沾沾自喜，但可能更多的人依然擔心此測驗未能反映真實，香港的年輕人的競爭力仍然不足。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我們的確要面對前所未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強大競爭壓力，但港人是否真的競爭力不足呢？

我在大學教書，長期與年輕人「交往」，對年輕人的競爭力問題，算是有點發言權。考試分數不一定代表了甚麼，但這主要視乎試題出得如何作決定。有些靠死記硬背的，缺乏思考能力性格木獨的學生也可得高分，但有些題目天馬行空難以捉摸的（據說史學大師陳寅恪出的題目都是如此），高手也會失手。


經引導指點 爆發力強

我的經驗是，香港的學生正如PISA結果所顯示的，能力是有的，但需要引導指點。走對了路的，爆發力也很強。不過，我們有時會發現，年輕人往往不務正業，浪費時間，做些對個人或社會都無甚貢獻之事。久而久之，其競爭力容易衰退。

要加強年輕人競爭力，有人認為要增加資源。若有更多的資源去培養年輕人，應該是有用的，但我相信這並非核心問題。我前天與小學的舊同學回到母校參觀，得校長冼婉紅女士及其同事與學生熱情接待，十分感激，見到母校的設施及學生活動的多元化比起我們的年代，真的不可同日而語。

時代是進步了，新一代的學生也聰明了，但我們仍不敢保證他們將來都能成就非凡，有甚麼是今天的香港仍欠缺的？

資源不一定起決定性作用，這可用抗戰時期西南聯大作例子。當時西南聯大的所在地昆明常被日本飛機轟炸，物質缺乏，但正是這裏，孕育出多位大師級的學者。我熟悉美國一些資源極度充足的著名中學，在這些中學中，一千名或以下的學生可擁有比科大大三、四倍的校園，光是英文科，也可以有八、九十門課可供學生選擇。但不要以為這些學校都是靠資源取勝，它們絕不會把學生呵護出「港孩」般的性格，其對學業要求的嚴格程度，香港的名校也是有所不及。

香港年輕人面對的競爭來源之一正是內地的年輕人。內地近十五年來大學生增加了七倍，不可能不對香港構成競爭壓力。去年有一跨國公司的人事主管告訴我，他們計劃在內地招聘800人，在港則只有20人，這不是競爭壓力是甚麼？內地來港讀書的尖子，其平均能力之強，香港的學生應該早已心裏有數。

本來競爭增加了可以激發我們的潛能，對我們的發展是好事。但實際上，不同的人面對外來競爭會有不同的取態。

最差勁的取態是逃避、放棄。既然「對手」這麼強，自己總是會輸，放棄自己，只懂hea，不是最聰明的回應嗎？這種心態有如在豬欄中待宰的豬一樣，反正是死，只顧吃喝可也。但比「最差勁」更差勁的還不是他們，而是一些自欺欺人，對別人的優點視而不見，只懂得抹黑內地人的傳媒或年輕人。他們這樣做，可能只反映心中的恐懼，自信心不足而已，真正自信的人是懂得欣賞別人優點的。


社會資源增 卻成進步阻力

較積極的態度是一見競爭者便要找出他們的優缺點，再問自己如何可以與他們一爭長短。對手愈強，愈能刺激自己奮發向上的鬥心。但要做到這點，意志與毅力是必要的，而這正是今天港人的弱項。

意志與毅力都不是天生的，需要磨練。而磨練的先決條件便是不要去呵護他們，使其知道他們一旦墮後，便後果嚴重。從前的香港社會，資源缺乏，此種磨練環境，渾然天成。但今天，躲在家裏打機當宅男宅女也可生活無憂，奮發的動力是減弱了。社會資源多了，竟成為進步的阻力。

 

(Sky Post  2013-12-12)

比特幣有否投資價值？ (雷鼎鳴)

上周四人行突發公告，宣布不能把電子數碼貨幣——比特幣（Bitcoin）當作真的貨幣，大家仍可把它作商品去買賣，但用作金融交易則不可。

比特幣是甚麼？我後知後覺，不太喜歡網購，近日聽科技界朋友提到才知有這東西。簡而言之，它是種經高度加密保護的電子帳戶內的數字單位，我們可在網上用信用卡或Paypal等方法付款，便可買入某某數量比特幣（以多少個BTC作單位），放入加密保護電子「錢包」（wallet）。我們若要在網上購物，可向一些肯接受比特幣的公司撥出自己擁有的單位。因甚麼都以BTC作單位，且在世界多個國家都可使用，通過手機或平板電腦也可進行交易，十分方便與安全，漸受年輕人歡迎，也引起不少央行注意。

此種新興「貨幣」，帶出不少很有趣的經濟問題。人行認為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其實頗有商榷餘地。嚴格來說，我們只能說它不是一種法定貨幣，但我們卻很難否定它是種國際通用的貨幣。

甚麼是貨幣？在沒有貨幣的上古時代，人民以實物互換的方法進行交易，這需要「願望雙重巧合」（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才能有交易。如我有大米，但需要布匹，便一定要在市場中尋找擁有布匹而又需要大米的人才可交易，十分費時，效率低下。發明貨幣（例如用貝殼、貴金屬，及中國人在宋朝時發明的紙幣）後，以物易物的困局才打破。


屬於非實物的交易媒介

但現代貨幣的特徵之一便是它們本身都沒內在價值。我們拿着一張美鈔，只等於拿着一張印有圖案的紙，若拿到聯儲局去，告訴他們你不信任這張紙，要換取別的有價值的東西，聯儲局只會把同等面值的鈔票換給你。我們為甚麼會相信這些紙張？聯儲局的確不能也不會擔保甚麼，只可以在鈔票上印上「我們信任上帝」（In God We trust），聊表安慰。

由此可見，有否內在價值並非是貨幣的關鍵，最重要的條件是有沒有下一手的人肯接受這貨幣。有時發行貨幣的政府若快倒台，其貨幣雖是法定，但也無人想要，其價值跌至零。在戰爭時期的戰俘營中，戰俘本來沒有貨幣，但屢有案例說明他們用香煙等實物作交易媒介，亦即貨幣，某某貨物的價格可用多少支香煙作單位去表達。批評比特幣沒有內在價值的人並不完全了解貨幣理論，事實上只要不斷有人肯接受此種電子虛擬單位，它便有成為貨幣的條件。

想出這方法的是位用虛假日本名字的人。當世界有足夠多的人接受，發行者便等於有了如央行的「鑄幣權」，自己無中生有的弄出一些單位，別人卻肯付出真金白銀去換取。由此可知，只要懂經濟理論，例如上述的貨幣理論，是可發大財的。


發行量有限激發升值潛力

比特幣的發行數量也有特別之處，它自2009年初開始發行，每十分鐘推出一批，在頭四年共推出1,050萬個單位，以後每下一個四年都把數量減半，直至2040年總量接近2,100萬個單位為止。因單位數量有上限，如將來愈來愈多人肯接受用此貨幣，那便必然出現通縮，如若現在一個BTC可網購一本書，將來可能0.001個BTC便可。表面上比特幣數量有上限，但因可拆細，幾乎等於無限。從另一角度看，現在我們買入一個BTC，將來這BTC可以買到大量商品，升值潛力無限，難怪炒賣頗活躍，從開始時的幾個仙美元一單位，一度上升至過千美元一單位，亦即它與傳統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幅很大，但只要繼續有人接受它，它的匯率是向上的。

央行不會喜歡比特幣，部分鑄幣權被取走不說，它意味着對傳統貨幣的需求量減少，這會引來傳統貨幣的輕微通脹。但我看不到央行有能力把它杜絕，將來比特幣亦或成為「洗黑錢」的新的有效途徑。

 

(Sky Post   2013-12-9)

中國人最懂考試？ (雷鼎鳴)

最新一期的「國際學生學能評估計劃」（PISA）結果日前剛剛公布。中國上海的學生在數學、閱讀與科學的得分全部都再次冠絕全球，香港則數學第三、科學與閱讀都第二。美國學生數學在65個參與的國家地區中位列36、閱讀24、科學28，比起2009年那一次數學31、閱讀17、科學23，不但成績平庸，而且是全面倒退。

PISA是OECD搞的一個頗為嚴謹的跨國學能測驗計劃，自2000年開始，每三年搞一次，今趟是2012年的測驗結果，經一年多才把結果整理好。今回它共在65個國家地區隨機抽樣找出51萬位15歲3個月至16歲2個月的少年參加三個學科的測驗。因為它整個過程進行小心，結果有公信力，所以一向為世界各國領袖重視，我一年前在本欄也談到，由於美國2009年那次成績差強人意，奧巴馬也大感關注，害怕美國年輕人不濟，將來會喪失競爭力云云。


評估數據公信力十足

這次上海不但三項測驗分數全部第一，而且遠遠拋離第二名。它的數學平均分為613分，比OECD的494分高出近120分，據PISA報告所說，等於上海學生的數學能力比OECD的高出三年的學習。餘此類推，香港只得561分，等於比上海學生少了一年多的學習，香港與上海有競爭也有互補，但人力資源優勢弱於他人，不能不理。至於閱讀與科學等能力，上海比OECD此等發達國家也高出兩年有多。

有人可能對這些結果有懷疑，全世界2,800萬個十五歲少年中找來51萬人參加測驗，會否代表性不足？這顯然不是問題，主辦組織用的是隨機抽樣的方法，懂得概率論統計學的人都知道這是有代表性的科學方法。

 

中國人是發明考試制度的民族，會否學生只是懂得死記硬背，世上無人在試場中能勝過他們，但其實無真實本領？這也不然，PISA的負責人史來查（Andreas Schleicher）在訪問中便曾說過，中國學生不但在死記硬背的試題中表現優異，在需要思考分析、處理複雜問題的試題中同樣表現卓絕。

缺乏激勵令聰明人變蠢

事實上，東亞國家地區學生的成績大都佔據着高位，數學第一名上海不說，第二名新加坡，第三名香港，第四名台灣，第五名南韓，第六名澳門，第七名日本，歐美國家都入不了圍。這些國家地區可能都受到中國人重視教育的影響才有此成績。但這些成績卻又正正說明，某些人天天在吹說英國人、美國人如何優越，是何等的胡說八道。

話雖如此，以上成績證明中國人是聰明有潛力的，但限於機會，歐美國家的科技水平確是高於中國人社會的（不等於高於中國人，美國的科技界很大程度便要靠中國裔的科學家支撑）。我不相信種族血統等理論，但卻相信社會中的激勵制度若錯誤，聰明的人也會變蠢。既然華人不蠢，問題便變成中國缺少了甚麼激勵制度，致使這麼多的聰明人最終也出不了多少個大師？

香港的教育制度素來為人詬病，但PISA卻還港孩一個公道，他們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學習能力很強。他們部分人可能會走錯路，不重視學習，以致一生事業無成，但作為教育工作者，我相信我們對他們要盡可能做到「一個也不能放棄」。這是我們當教師的基本倫理！

 

(Sky Post   2013-12-6)

利用自貿區發展港人幣業務 (雷鼎鳴)

香港九七回歸以來，內地經濟繼續蓬勃發展，但香港本身卻是斯人獨憔悴，經濟基本上裹足不前。對香港經濟結構有認識的人都會知道，這裏沒有天然資源，只有人力，若不能面向外地，從中賺取財富，香港不可能支持710萬人的生計。所謂外地，最重要的顯然是中國大陸，而過去三十多年以來，不少港人亦的確有利用到中國興起所帶來的商機，八十年代港商到珠三角，其後的進出口貿易物流業，及金融服務業爭取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等等，都反映到港人自強不息，懂得掌握機會的一面。但毋庸諱言，香港也有一小部分人不但不思進取，自己寄生在別人所賺取的財富之上，還要阻礙港人在中國發展中找尋機會所作的努力。對這些人，最好的策略便是不再理會他們，自己上路可也。

現在上海自貿區正蓄勢待發，可能三、四年後全國不少地方都會複製它成功的部分，香港人在恐懼其帶來的競爭壓力的同時，實應思考一下如何從此可找出雙贏的商機，從而為己爭取對己有利的政策。這裏我要特別指出是要雙贏，損人利己的政策別人不會答應，多說無益。


先要打通人幣回流內地渠道

有甚麼中港雙贏的政策？我相信是有很多的，這裏只分析一個例子，便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問題。

香港號稱是世界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但人民幣存款量卻只有七千多億，佔中國貨幣總量106萬億連零頭也不夠。這七千多億可為港幣帶來多少財富？假如我們能樂觀得近乎天真的話，以目前情況，從中能賺取2％已經是太好了。若能如此，每年港人只能得到140億的好處，佔香港GDP不到0.7％，根本不可能靠此支撑香港經濟大局。所以關鍵是能否大幅增加人民幣在港的存量。

但這立時帶來另一難題，就算人民幣不斷流入，香港要這麼多人民幣幹甚麼？人民幣若不能倒流回內地，支持其投資創富活動，便不可能替港賺取回報，愈多錢留在香港，愈是浪費資源。因此，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前提是要先打通人民幣回流內地的渠道。香港若要向中央爭取甚麼政策，要求在港的人民幣可受較少限制回流內地借貸應該是重要的一項。

此點若能做到，對港的利益是巨大的。大量人民幣會流入香港，同時亦大量地流出用作信貸，倫敦、新加坡等地在人民幣離岸中心上，會競爭不過香港。

但這樣對內地有利嗎？為甚麼上海不自己幹？又或中國自己索性人民幣自由兌換，不設資金流出流入的限制不是更好嗎？從中國的利益看來，我的確認為這是可行而且是更好的，但內地並不完全放心這樣做，他們不少人害怕歐美的炒家會上下其手，衝擊中國的貨幣體制圖利。

我不信炒家有能力這樣做，美國政府就算希望中國金融體制崩潰也會發現這只會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做法。首先，人民幣的總量按匯率計算，早已超過美國十餘萬億的M2，中國的貨幣板塊太大，根本炒不動他，正如不會有人要炒美元一樣。炒家若要炒人民幣貶值，便需靠沽空它及靠賣出人民幣等方法，但這樣一來，等於美元升值，對中國出口有利，亦違反美國不斷希望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就算大家拋售人民幣，中國大可拋售幾萬億美元的外國債券以取資金班師回朝救市，外國利率豈不急升，遭殃的是它們的經濟。


開放自由兌換不會引起災難

若要炒人民幣升值，這便要靠資金不斷湧入內地才行。但內地大可用現在的做法，把外資吸入中央銀行體制再將其送回外國買其資產，就算有外國政府的力量，也極難炒得動人民幣大幅急促上升。由此觀之，中國把人民幣全面開放自由兌換不會引起災難。但中國經濟政策素來謹慎，要摸着石頭過河，這反而給了香港一個機會。內地大可容許在港的人民幣可在有較寬鬆限制的條件下進入中國的信貸市場，若是謹慎的話，可把此限制有步驟地逐步放寬，從而測試出資金自由流通的後果。這點可減低中國所假設會出現的匯率風險，對中國有利。而香港可利用此機會掌握經驗，積累人才，把餅做大，等到人民幣全面自由兌換時羽翼已豐，仍可在人民幣業務上有一重要地位。

 

(Sky Post    2013-12-4)

港人的快樂指數 (雷鼎鳴)

我每年都會開班教一門「香港經濟」的課，其中一個要求便是學生必須寫一篇有實證作根據的研究報告。多年來，每年都屢有驚喜，因為發現學生只要有適當指導及能專注學習研究，每每都能發現一些我以前未知的結果。由此之故，對外間一些過分批評大學生的言論，我從不認同。這類批評可能太受某些有過火行為或不思進取的年輕人帶來的印象所影響，但優秀的年輕人比比皆是，我們不用以偏概全。今年又有多篇報告使我學懂了多一點知識，其中一篇是問港人究竟有多快樂（或多痛苦）。

快樂與否易陷思考陷阱

國際上有不同的研究組織都曾試圖量度一種可稱為「幸福指數」（Happiness Index）的東西。經濟學家對此等指數通常十分懷疑。若我們問自己，今天比昨天是否更開心快樂，我們或許可以提供正確的答案，但我們若問自己是否比某某人更快樂，我們便立時會墮入一思想陷阱。我們就算見到這位某某人愁容滿臉，是否便可肯定比他快樂？我們其實並無把握去回答這問題，因為我們沒有客觀量度快樂程度的工具，那麼人與人之間快樂程度有何差異又如何可以得知？若要量度整體社會中不同人等的平均「幸福指數」，難題便更大了。

實際上，國際上各種「幸福指數」多半是訪問不同人等，問他們的自我感覺是良好還是差勁，自己給自己的快樂程度打多少分等等，所以嚴格來說，「幸福指數」應理解為各人自我感覺的平均價，不一定等於客觀上他們究竟有多快樂。

對此種研究較有權威性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球所」（Earth Institute），名滿天下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所領導的團隊替聯合國所撰寫的報告。據此報告，世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是丹麥，它在10分滿分中得分7.693分，最痛苦的是只得2.936分排名156的多哥。至於香港，2010至2012年得分5.523，排名64，遠低於排名30的新加坡（6.546分），41名的南韓，42名的台灣，43名的日本，甚至是63名的越南。香港這回真的輸得沒有面子。

但甚麼因素影響到各地人民對自己的快樂程度的主觀評價呢？我的學生（羅安宜、葉寶欣，及兩位外國來的交換生Chris與Adrian）用了一些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找出有幾個因素作用顯著，它們是人均G D P、量度收入差距的「堅尼系數」、人均壽命及民主化指數。

社會問題導致港人憂慮

香港為甚麼排名這麼低？是否在上述的幾個變數中香港都得分甚低，所以港人才不甚快樂？答案恐怕不是如此，香港的人均GDP與壽命之長，得分極高，「堅尼系數」雖不濟，但不致把總分拉低多少，至於民主指數，香港位處中游（此指數為英國《經濟學人》所編，不知是否可靠），也不會把分數拖累太多。我的學生們把這些因素都放進一方程式中，發現按照香港的客觀條件，「幸福指數」應高達7分左右，與排21的比利時及22的英國相若，比新加坡更高出甚多。我用相同的方法比較過「地球所」的專業報告中的數據，它把貪污指數、自由選擇指數、健康與壽命、人均GDP、社會中的互相支持程度、各國人民捐款的慷慨程度等等都考慮在內，結果與我的學生所得的幾乎完全相同：在客觀條件上港人「理應」更快樂，但主觀上他們卻並不這麼開心。

這是否意味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只知抱怨？還是有重要的影響大家快樂的因素未被考慮在內？我不知答案。但香港社會被撕裂，對立氣氛嚴重，我相信在此氛圍下，正常人不會自覺是世上最幸福之人。至於是否因貧富懸殊或民主不夠發達所造成，這倒不是，因為此等因素早已納入計算中。

 

(Sky Post    2013-12-2)

中國可否增加軍費？ (雷鼎鳴)

中國日前在東海包括釣魚島在內的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路過的飛機要預先通報中國。這本是國際的慣例，美日自己也有類似的識別區。正如鄭赤琰教授在報章撰文所言，中國這政策是十分溫和得當的做法，就算有小衝突，也總比美日不斷尋衅，等到它們「殺到埋身」時才不得不作出反應要好得多。先引爆小衝突，使對方知道自己的底綫不容侵犯，才可使對方冷靜下來，重新評估形勢，戰爭才可避免。

美日刻意不承認中國的「防空識別區」，是可預料之事，中國必須強硬面對，才能使它們徹底明白中國的立場。

在合作性博弈（cooperative game）中，雖云雙方合作找出共贏點，但理論仍假設大家都盡量把利益推往自己一方。如何做到這點，便要看談判實力，而談判實力的基礎便是若對方不肯妥協，自己手上掌握的牌，最多可使對方受傷害到甚麼地方，及對方可使自己損失多少。此種一拍兩散的局面，博弈論中稱作「威嚇點」（threat point），大家談判博弈的結局很受「威嚇點」的位置所影響。

中方可用經濟政策懲罰美日

美日經濟不振，中國卻處於高增長期，四、五年內中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超越美國，十年內可超越美日總和，中國的龐大市場及充裕的資金自是中國手上最強有力的牌。中日經貿關係中，日本倚賴中國的程度遠甚於中國倚賴日本。若無美國的軍事撑腰，日本如何敢作惡？日本甚至美國的弱項是經濟利益，中國的弱項是軍事力量，所以中國若要勝出，需要在必要時用經濟政策懲罰日本或美國（例如不買它的債），並在軍事上增強自己的防守能力，使到「威嚇點」往自己有利的一方移動。

中國軍費有多少？美國中情局從來高估中國的軍費，據它所說，2012中國國防開支佔其GDP的2.6％，此比例在世界中排行第49，遠低於排名19，軍費佔GDP 4.6％的美國。按中國官方數字，國防開支則只佔GDP 1.3％左右。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所估算的數字，則是2％，在以上兩者之間。按照後者的計算，美國軍費佔了全球軍費的41％，軍力當然強悍，但它仍有臉去批評別國軍費增加太快。

增加軍費影響 有數可計

中國若增加軍費，可以增強自己的防守力量，對國家人民的安全自然有好處，但會不會得不償失，花費太巨而破壞了經濟增長？持此說之人往往可舉出前蘇聯的例子，有人認為蘇聯之所以垮台，重要原因便是因為與美國軍事競賽而民生凋零。此說可能有部分道理，但卻不適用於今天經濟增長迅速的中國。這當中有數可計。

假設我們採用瑞典的研究所的估算，中國軍費現佔GDP 2％，但中國肯把此比例提升至3％。這已是此比例上50％的增幅，但對GDP或人民消費有多少的影響呢？要注意，這個3％的比例是比較永久性的，不但今天如是，將來也要用3％。但只要一算，便可知道影響其實不大。

假設這筆開支全部來自扣減人民的消費開支。中國的私人消費佔GDP約三分一，在GDP中取走1％，等於把消費減少3％。消費減少了3％人民不是很痛苦嗎？在前蘇聯此等經濟停滯的地方，的確如此；但在極快增長的中國經濟中，情況則完全不一樣。我們不妨假設中國的GDP與私人消費每年只以6％的較低速度增長，若消費者要全部承擔起軍費（實際上不會如此極端），他們的消費量會下挫3％，但在年6％的增長率下，只需六個月，消費的倒退已可全部被經濟增長補回。換言之，在沒有增加軍費的情況下，本來十年後消費可達某某水平，但在軍費持續增加了後，則要十年零六個月才能達到，稍為延遲了，影響不大。

中國若是3％的GDP用在軍費，而美國則是4.6％，那麼20年以內，因為中國的GDP會遠超過美國，中國的軍費絕對值也會超越美國。中國不用整個世界到處派軍，只需自衞，這樣的軍費是足夠有餘了。

 

(Sky Post   2013-11-29)

李克強反對凱恩斯主義？ (雷鼎鳴)

本月22日，李克強總理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歐將從更加緊密的夥伴關係中廣泛獲益」的署名文章，目的顯然是為了配合他到歐洲與16國總理會晤之行。文中涉及的範圍頗廣，但有一點我相信絕大部分讀者都會錯失掉的，便是此篇文章提供了極重要的材料，使我們可以更準確地掌握李克強的經濟思想。研究中國經濟的人，對此不可不察。

李克強說了些甚麼？當「國際上不少預測認為中國經濟將『硬着陸』」時，「我們頂住壓力，堅持不擴大赤字，既不放鬆也不收緊銀根」，年中出現「錢荒」時，「我們也保持定力，沒有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開閘放水』。」

「新古典主義」理論

讀到這些段落時，我恍如見到「芝加哥——明尼蘇達宏觀經濟學」（Chicago-Minnesota Macro）在中國登上決策舞台，高興之餘，也對李克強認識經濟學之深感到詫異。甚麼是「芝加哥——明尼蘇達宏觀經濟學」？它是最近40年來影響宏觀經濟思想最深的一套「新古典主義」理論，反對凱恩斯式的用財政與貨幣政策干預經濟，出過大批諾貝爾得主，光是我在芝加哥與明尼蘇達的師友中，便有五人為此而得獎。金融海嘯後，某些凱恩斯主義者希望此學派在學術界影響力下降，但實情剛好相反，有三位此學派的頭面人物反而最近得到諾獎，連普林斯頓大學此等凱恩斯大本營，也被這學派「接收」了。

在宏觀經濟學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便是應否有「穩定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或是所謂的「反周期政策」（anti-cyclical policy）。經濟有盛有衰，有過熱或下滑的周期性風險，我們應否在過熱時採用財政上或貨幣上的緊縮以冷卻經濟，而在衰退時政府多用錢或多印鈔票以刺激經濟？若這樣做，經濟的波幅豈不是會較小而經濟變得更穩定嗎？
這種反周期政策，驟看起來，言之成理，但在「芝加哥——明尼蘇達人」眼中，卻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效果比不上「保持定力」，處變不驚，維持穩定不變的財政貨幣政策。當中的理論及實證的原因很多，茲舉兩例。

財政政策見效時間需時

當政府決定採用財政或貨幣政策時，尤其是前者，它們的實施與效果往往要幾年後才能體現。美國金融海嘯後用六千億美元救市，但兩、三年後，大部分的錢仍原封不動，尚未用去，用財政開支刺激經濟從何說起？中國用四萬億人民幣救市時，似乎也明白不能蹉跎歲月，要求銀行放款要快要狠，但欲速不達，款項大部分用在沒有經濟效益的國企中，更引起國進民退的不利局面。正因為政策的時效性難以掌控，當效果出現時，經濟周期早已進入了另一階段，賊過才興兵，無用之極。

「芝加哥——明尼蘇達宏觀經濟學」認為，商業周期是一種經濟中的震盪，而財政貨幣政策的干預則是另一種獨立的震盪。兩種震盪加在一起，經濟波幅更大。佛利民在1968年發表的一篇劃時代巨着中便提醒世人，貨幣很重要，但不要高估其作用，最好的政策，以美國國情而言，便是不管外間發生甚麼事，每年都只是把貨幣量增加4％。

與市場中人的博弈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的政策會引致市場中人與它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原本的如意算盤往往難以如願，效果完全走了樣。例如，美國第三期的量化寬鬆本來目的是要投資者安心投資，只要失業率未回落至6％以下水平，都不用擔心聯儲局會推高息口。但現在失業率漸靠近這水平，投資者卻可能反而戒懼，不再聘人，以防聯儲局因失業率回落而加息。

順帶一提，李克強文章中提到國際上「唱衰中國的言論此起彼伏」。「唱衰」一語廣東人誰都懂得，但在網上卻可發現不少人都問此語何解，由此可見，「唱衰」不是內地過去的慣用語。我記憶所及，此詞第一次成為官方用語是十多年前董建華責罵政敵時所用。幾年前溫家寶也用過。現今李克強文章的官方中文版本也出現，足見港人用語已影響到官方語言。此語含義應包括「眼紅他人，自信心不足，然後作出詆毀」。

 

(Sky Post   2013-11-27)

無綫與壹傳媒的惡鬥 (雷鼎鳴)

上周二無綫電視台慶，收視率平均有29點，比去年跌了5點。無綫管理層顯然把此事歸咎於壹傳媒大力鼓動的「熄電視」行動，在上周四發表聲明，把壹傳媒視作「不受歡迎」傳媒，禁止其記者進入電視城，並不准旗下藝員接受壹傳媒訪問。壹傳媒的工會及「記者協會」接着大罵無綫，有說後者的做法「小學雞」，亦有要求無綫列舉壹傳媒抹黑的例子。

壹傳媒的出位手法，早已是路人皆見之事，不證自明，的確不用再列舉甚麼例子。記憶所及，無綫過去並無甚麼還擊行動，頂多是在劇集中加上小量批判「不擇手段，編織新聞」的情節。若勉強說有針對，我也只想起「地溝油」的案例。去年12月13日，《蘋果》大幅報道了香港有一間油廠向多所酒樓餐館供應「地溝油」，無綫的《新聞透視》在今年1月26日卻有另一個偵查報道，找出大量反證，指出此事原來只是未經證實的故事編造，其後《信報》亦跟進調查，其專欄作者林天悟並慨嘆油廠老闆無辜受害，幾致倒閉，傳媒實不應濫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云云。但就算是這例子，我們也不能認為無綫是在還擊，它大可說這只是報道真相而已。


兩者鬥爭暗含博弈之道

這兩個傳媒機構交惡，我相信商業原因大於其他。無綫用的商業模式是既搞娛樂以求增加收視率，也搞正規的新聞，以求提高公信力，但二者基本上截然分隔，觀賞劇集的人不會循此追尋新聞，看新聞的不會把此視為娛樂節目。有位無綫高層曾告訴我，收看其新聞的人會把其報道當作是「福音中的真理」（Gospel truth）。此說雖有賣花讚花香之嫌，但除一些憤青有異議外，基本上符合港人的觀感。至於壹傳媒商業模式顯然大相逕庭。它用的是「資訊娛樂」（infotainment）模式，在新聞中加入娛樂，而此種「娛樂」，主要是靠編入一些引人入勝的誇張情節，新聞與個人主觀評論共冶一爐。

這兩種模式互有支持者，但雙方都有空間把對手的粉絲爭取過來，若是成功的話，對利潤當然有影響。大家都在爭同一塊肉吃，管理層應如何制定策略？壹傳媒用的是經年累月的抹黑手法，無綫今次用的策略絕非「小學雞」，暗含博弈之道。

博弈論中有所謂的「怯懦小雞博弈」（Chicken game），其原形可用荷里活經典名片《阿飛正傳》（占士甸主演）作典範。假設兩名車手都追求面子，要在跑道上互相衝向對方，誰首先害怕，把車駛出跑道的便算輸掉，旁觀的群眾會將之視為怯懦的小雞，令其大失面子。但若大家都不肯負上小雞之名，互不相讓，則雙方都會車毀人亡。印象中一些港產片也有類似情節。


應與對手糾纏到底

此等對局甚麼策略最恰當？若對手一顯示霸氣自己便趕緊退縮，必會大失面子，是不能用的策略，所以必須堅持到最後一秒，希望對方先被嚇走。內地年前有劇集《亮劍》，當中有「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名言，便是頗正確的策略。這當然有可能出現擦槍走火的危險，但怯懦的一定輸掉卻是事實。現在無綫要抵制壹傳媒，自己也難免會有點損失，但這代價卻是必須付的，否則被人視作可欺，後果更嚴重。其實更高明的策略是用所謂「危險邊緣博弈」（Brinkmanship game）作指導，方法是要為自己建立一種形象，不打則已，一打便必打到底，最好是別人認為你是瘋瘋癲癲難以捉摸的怪胎。在以上的開車對撞的例子中，誰會肯跟一個瘋子比賽？所以這瘋子是必勝的。

無綫與壹傳媒都家大業大，我相信它們都不會真的玩此危險遊戲。但短期內互不退讓倒是很可能的。外人勸說他們以和為貴，要負上社會責任等等，在此博弈對峙下，都會被當作是侵蝕其戰意的廢話。

 

(Sky Post    2013-11-25)

 

TPP的博弈 (雷鼎鳴)

今年3月25日我在本欄寫了篇關於日本要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文章，我一直認為中國是不會加入的，原因是這是美國為了圍堵中國而設計的經貿協議。其後讀到內地不少文章，其中大有支持中國也加入的意見。上月在北京，聽說若中國真的有興趣，美國也會極力阻撓。日前碰到反對「全球化」甚力的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列茲（Joseph Stiglitz），他告訴我，美國國內，反對TPP的力量也頗大，此協議的前景成疑。

TPP是甚麼一回事？這本來是亞太區四個國家在2005年所發起的一個「自由貿易協議」，但2008年美國「借殼上市」，主動加入談判，並成功地主導了這「協議」的談判過程，把一系列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放進去。美國聲稱，這是21世紀自由貿易協議的新標準，言下之意，「世界貿易組織」（WTO）將來也可能落後了，可被邊緣化。TPP的具體條文不少雖然仍屬保密，但對成員國互相大幅度地降低關稅（可以降至零）卻是呼之欲出，這對經濟發展頗有好處。不過，某些條款又頗為嚴苛，尤甚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似乎只是站在美國大公司的利益立場說話。


自由貿易新里程碑

TPP可否視之為21世紀自由貿易的新里程碑？它主張的零關稅雖大有看頭，但美國不少政客屢次都表明美國應與亞太區中國以外的所有國家談判以對中國施加壓力，其冷戰思維表露無遺。冷戰的目的本就要孤立對手，這與自由貿易要把各國的經濟利益弄得互相依存背道而馳。


美國國內對華意見分歧

在亞太區搞貿易，但同時又要把中國這貿易大國排除在外，等於對房中的大象完全視若無睹，豈不荒謬？美國要這樣，而日本也心領神會，趕緊加入TPP的談判，正是它們對中國經濟崛起的回應。若按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作出推斷，中國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在四、五年內便會超過美國，十年內則大有可能超越美國與日本GDP的總和，美國與日本會否對此感到如芒在背，苦苦要找出延長自己霸權的途徑，讀者可自行判斷。

美國雖希望用TPP去圍堵中國，但國內外政治也使這目的不是這麼順利便可達到。美國的共和黨喜歡自由貿易，但不願奧巴馬取得頭彩，民主黨雖支持奧巴馬，但他們卻對自由貿易多有保留。例如一些煙草商便希望利用國內立法以配合TPP的時機，索性取消煙草的關稅。此類建議容易引起爭論，打亂TPP有關立法的進程。在亞太各國，有些較中立的國家如新西蘭，也不見得願意站在美國一方，成為冷戰陣營的一員。美國是否能全部落實其意圖，言之尚早。


強化「東盟加六國」影響

中國可以有甚麼回應？第一種方案是自己努力爭取加入TPP，這樣做可提供理由推動內地經濟制度的改革。這正有如十多年前朱鎔基年代中國以加入WTO作藉口，成功地改革了不少落後的制度。但TPP中一樣重要的要求是知識產權的保護，而此等保障的範圍卻弄得很寬，可能使到中國很多行業都受到衝擊，不一定有利中國的經濟，美國的財團反可得益。
第二種方案是自己另謀出路，強化在「東盟加六國」的影響力，以一個自己有份的自由貿易協議抗衡另一個被排除在外的協議。第三種是與多個國家進行雙邊談判，相互間搞自由貿易。以中國市場擴充之快，第二第三種方案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會日漸增加。

 

(Sky Post    2013-11-22)

 

修訂一孩政策 (雷鼎鳴)

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一連發出三份文件。首份三中全會《公告》雖只是綱領性文件，但已可一窺其堅持走市場化路綫的方向；第二份是《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二萬餘字，共十六部分60節，內中已見不少具體細節；第三份是習近平對上述《決定》的《說明》。

香港雖與內地為鄰，但一般港人對中國國情了解膚淺。有些人忙於歌功頌德，另有些人只懂得用「白蓮教」式的詛咒痛罵內地政權，但更多的是事不關己，無心理會內地局勢。這些態度都足使港人吃虧。就以股市為例，《公告》發表後，市場中人不明白中共文件特性，看不到甚麼內容，股票被大幅炒低，接着《決定》一出，大家又似乎發現重大利好因素，股市，尤是中資股，又被大幅炒起。


內地2013年 一對夫婦僅生1.55人

《決定》涉及內容太多，我們可視之為未來十年的建國方略，未來必會有大量評論，今次只談生育政策的修訂。《決定》中的第46節提到「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這項新政策是對從1979年開始實施的「一孩政策」的局部修改。眾所周知，「一孩政策」在城市中嚴厲執行，大部分夫婦只准生一名小孩，否則金錢及其他懲罰頗重。農村夫婦若第一胎是女，可准許有第二胎。據2007年數據，全國共35.9％夫婦嚴格地受限於「一孩政策」，52.9％夫婦若第一胎是女，可以有第二胎，但要等三、四年才行，另9.6％不受第一胎性別限制，都可以有第二胎，另1.6％完全不受限制，主要是少數民族。

「一孩政策」顯然是為控制人口。若以這政策目標作為評價準則，「一孩政策」自有它成功一面。據美國中情局《世界事實書》（World Factbook）估計，2013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55，即一名婦女平均一輩子只生育1.55人，兩夫婦才生1.55人，人口只是比前可控得多。


男女失衡問題仍待解決

但「一孩政策」是涉及幾億人的重大社會政策，它衍生出的各種後果又不可能一早便被完全預料到，這裏只舉幾個例子說明。

第一是內地「怪獸家長」湧現。此類家長集中在城市，似乎以中產為主。中國人相信教育，若只有一名子女，其「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比之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從前看過一套內地的電視劇《名校》，細緻描繪父母千方百計要送子女入名校的心態，行賄在道德上雖不為內地人士認同，但若為子女進名校而行賄走後門，卻被認為「可以理解」。不少人認為內地不公平之處甚多，但內地高考雖不少缺點，仍被普遍認同，因它仍能嚴格按分數作入學準則，誰敢破壞它，恐怕會引發一場大動亂，因全國家長半輩子都盯着這高考。

第二是男女失衡，內地男孩比例高於女孩近12％，為何失衡？此問題歷來吸引大量研究。最有解釋力的答案20多年前已有人提出。自1983年左右開始，超聲波已普遍被引入，有孕婦女可預先檢查知道胎兒屬男屬女，是女的則及早墮之。但男女失衡又引起奇怪後果，女生人數偏低，在婚姻市場中「奇貨可居」，男生要勝出便必定要找尋制勝之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拼命儲蓄累積資產，以求有屋有車奪得美人歸。

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教授便以大量實證，說明中國的極高儲蓄率與此有關。我們可把此推而廣之，可得到全球利率偏低其實與「一孩政策」有關的結論。無此政策，男女不會如此失衡，中國的儲蓄率不會高達GDP的52％，全球的資金供應若不如此充足，利率會高一點。

不過，三中全會關於「一孩政策」的決議，只是穩打穩紮的小修改，年前已有政策，夫婦二人俱是獨生的，已可生育二孩，現在則是其中一人是獨生，已有資格懷兩胎，受影響人數不大，算是摸着石頭過河的施政方法。

 

(Sky Post   2013-11-20)

不投票是否合理？ (雷鼎鳴)

我兩周前在本欄指出過，香港的投票率只有33％左右，極度偏低，這與民主制度的兩大基本原則之——「高參與率」（popular participation）——大相逕庭。徐家健教授上周在友報的專欄中一連兩天發表大作回應我的觀點，並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不參與投票可能是合理而且是對社會有利的。因此，強制性投票未必是必須的。

投票機制是社會中的重要制度，經濟學家對此機制早感興趣，他們尤其重視兩個相關問題：投票機制在甚麼條件下才有較大機會反映「民意」？甚麼樣的投票機制更有可能改善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這些問題相關的經濟學文獻，汗牛充棟，大都採用艱深的博弈理論作分析工具，沒有一定數學基礎的人不易讀懂。家健對這些問題早有研究興趣，對文獻的熟悉程度在香港的評論界不作第二人想。

家健舉了兩篇論文作例子，以說明不投票可能也是合理之說。第一個例子是根據1996年《美國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此論文論證了一種情況，假設社會中人利益一致，絕無意識形態所引致的撕裂現象，但他們對候選人的能力高低不一定清楚明白，那麼，較不掌握候選人情況的選民可能會放棄投票權。這樣做等於把投票權讓給更知道情況的人，選舉結果也就更加合理。


利益帶來的投票誘因

第二個例子是2011年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一論文。這篇論文並不假設社會中人都有共同利益，反而各人意識形態有別，兩位對立的候選人可為利益對立的選民帶來不同的利益。若是A勝出，他的支持者可得到利益，另一派的選民則沒有得到好處。同理，若B勝出，B的擁護者可獲利，但A的擁護者卻一無所得。論文論證了一種情況，假設B的能力高於A，他可為B的擁護者帶來的好處，大於A可為A的擁護者帶來的好處，那麼，就算擁B的人較少，B仍可勝出。原因是擁B者會有更強的誘因出來投票，而A的支持者投票率會因較低而失敗。若投票是強制的，人人都要投票，結果便完全受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數目多寡所決定，能力變成無關重要，不是好事。

這兩篇文章經過嚴謹的數學推導，自然有其道理。但它們所預設的條件，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目前的情況是怎麼一回事？首先，在政治活躍的群組中（儘管他們只是有資格選舉的人當中的少數），早已形成兩派對立撕裂，更視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方候選人為「仇深似海」的敵人，雙方對「共同利益」的理解絕不一致，更不會把對方的支持者視為更掌握實況的人。若敵方勝出，自己不但得不到好處，損失還可能「無限大」，所以這些人不會放棄投票機會。


強制之下 反映「民意」？

第二，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不見得已為意識形態割裂，他們的政治取態不一定相同，但卻更重視候選人的質素，希望找出誰能為港帶來更大的利益。這些人並無因意識形態的刺激而對投票感到興奮若狂，投票率也偏低。因為投票要付出時間成本，而自己的一票能扭轉乾坤的機會率近乎零，所以這批「中間派」的投票率偏低。

若我所描述的情況較接近事實，家健提到的兩篇文章所論及的條件與結果便套不上香港。但文獻中卻另有一文章較適用，1997年9月在《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有篇論文便正正假設了選民中有一批較重視社會共同利益的中間派，文章論證了在此條件下，強制性投票的結果能如實反映「民意」。

有一點要指出，上述種種理論，都假設了只有兩個候選人，不敢碰有更多候選人的問題，而我多次指出，若有三個或以上的候選人，選民可用各種策略性的投票方法去爭取自己利益，投票結果不一定能反映「民意」。

上周我已有文章指出，不要指望民主投票結果反映「民意」，它若能趕跑不稱職之人，已是民主制度的極大成就。而高參與率正是對投票結果合法化的重要條件，所以港人若要搞民主，便必須把投票率最大化。

 

(Sky Post    2013-11-18)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 (雷鼎鳴)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閉幕，事前各界對此頗抱期望，有人甚至把它與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相提並論。傳統上，三中全會多重視經濟議題，而近年經濟制度改革頗有停滯之勢，所以這次三中全會受到重視，並不使人奇怪。

但我們不要忘記，1978年那一次，是標誌着指令型計劃經濟與文革年代的結束，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開始，是中國歷史上的極重大里程碑，今次三中全會不可能與它比擬。至於1993年那一次最重要的意義，則是再次確認繼續改革開放，重要性顯然也比不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但1993與2013年兩次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誰高，現在仍難下結論。


未來幾年經濟改革方向

今次會議結束後官方所發公告，綱領性很強，具體攻策尚未說清楚，但我們也已經可以一窺未來幾年經濟改革方向端倪。公告中兩次提到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外國通訊社也特別注意到這一點，我相信這句話可視為這份綱領性文件的總綱。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甚麼意思？懂經濟的人都明白，用市場作配置資源的機制，是要買賣雙方都自由交易，買或賣家只看價格決定自己買或賣或不參與交易，而價格高低是應受到供求關係所決定的。過去幾年，不少經濟議題，都是源自價格機制被干擾了，以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一個例子是2008年底開始的四萬億救市，大型國企可輕易得到優惠低息貸款，但生產效率高得多的民營企業卻難以借貸，後來得到低息資金的部分國企還轉身成為高利貸，把資金以高息借給民企圖利。利率正是資金市場的價格，如此不理會市場自我調節的價格機制，是造成「國進民退」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假如未來能真正使到市場力量起到決定性的地位，可帶來甚麼好處？首先，資源會流向更能被善用的地方，生產效率得以提高，經濟增長能夠維持，人民會更加富足。這些正是經濟政策的根本目標。第二，世界會變得更公平一些，否則買同一種東西，有人付出的要比別人來得貴，哪算公平？第三，貪污腐敗會大幅下降。貪污的滋生必需要有權力作溫床，若市場力量起決定性作用，正等於把相當的權力從官僚手中取回到買賣雙方手中，行賄的誘因大減。

三中全會的《公告》也提及幾項與市場有失而又大家關注的問題。「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是港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但《公告》除肯定方向外，並無更進一步說明細節，不過它也提到「要放寬投資准入」，反映資本較自由地流通，目前仍是上海自貿區主要重點。


城鄉一體 方向正確

土地使用及農地可否買賣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重大議題。在城市的物業可以買賣，但在農村的土地卻不行。這是人為地製造城鄉差距，殊不公平。一些要移民到城市的農民，很可能需要把田地賣掉才能套現到城市工作或創業，限制他們此種自由，不但窒礙經濟發展，而且對內需有不利影響，此點我幾年前已多次論及。現在《公告》說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又想造成城鄉一體，方向正確，政府對城市與鄉村都應一視同仁。

在發展的策略方面，《公告》說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摸着石頭過河相結合」。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世界過去並無多少理論或經驗可供指引，用「摸着石頭過河」建立小規模的特區是對的，若失敗，可以減少殺傷力，若成功可以複製，中國過去經濟的成功亦源於這方法。現在經驗多了，也有了一些理論，加上一些「頂層設計」無可厚非，但我仍然擔心，這些設計會否過度干預。負責設計改革方案的官員，往往會高估自己能力，把注意力放在市場中，看看有無新意念出現，更為穩妥。

 (Sky Post   2013-11-15)

何謂自由主義民主﹖ (雷鼎鳴)

民主的前設是社會中各人有不同的意見，但需要共同作一個決定。若事事人人都有共識，或社會中只有一個絕對的話事人，一切決定都是他說了算，民主便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前天我在本欄談過「民粹主義民主」的支持者，他們可算是盧梭的隔代傳人，相信「共有意志」或「民意」是可知的，社會決策應以「民意」作根據。低層次的民粹主義者可能會看看誰人在社會運動中聲音夠大，便把它視作民意，高層次的卻懂得用投票機制選票多寡去找出民意之所在。

但正如政治學大師黎卡（William H Riker）所指出，投票機制根本告訴不了我們民意是甚麼。前天我舉了個例子指出了，就算選民意見完全不變，用不同但又都合理的投票方法也可得出不同結果，既然如此，我們又憑甚麼判斷哪一個結果才是民意的體現？不要以為我上次舉的只是罕有例子，類似情況不勝枚舉。另一種常見問題是著名的「投票悖論」（voting paradox）。在很普通條件下，若選民有三個或以上的選擇，給A與B他們去投票，A可以勝出；B與C去投，B會勝；C與A去投，卻不一定是A勝，反而C往往勝A。在此情況下，究竟A、B、C三者哪一項才可代表民意？


勝利者只是策略成功

最難應付的還是策略性投票。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一早已用嚴格數學方法證明，只要有三個或以上的選項，選民都可通過故意不按自己真正偏好去投票而得到好處，就算只有一部分人如此的策略性投票，我們還怎敢相信最後結果真的反映到民意？若只是兩個選項對決，策略性投票便不能發揮作用，但有另一方法可以搞亂局，引入多一個候選人作選項便可。這位新加入者可分薄某些人的票源，影響戰果，又或滿足到上述定理的條件，選舉結果又可被人為操縱。

我們觀察選戰時，容易見到競選者各出奇謀擊敗對方。若然如此，勝方勝出的原因便不一定是因為他代表了民意，而是他策略成功而已。我們能肯定這些勝利者真的代表民意嗎？


多人參與是必要條件

「民粹主義民主」學理基礎其實十分不堪，但民主政制施行了數世紀，總有些智者能看通情況，替民主另奠基礎，使民主不只是一個虛假概念。對民主理論有最大貢獻的人之一是美國開國之父之一，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他是美國憲法之父，我大學時讀盧梭與麥迪遜的《美國憲法》及《聯邦人文獻》（Federalist Papers），已覺麥迪遜的民主理論比盧梭更簡潔及更有智慧。美國政治能有二百多年穩定，眾開國之父的思想，居功至偉。

麥迪遜的民主觀是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他根本不理會盧梭那套「共有意志」，故也不受制於原來投票並不能顯示出民意這一困局。他的民主定義很簡潔：多人參與是民主的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便是被選出者只可擁有時間有限的任期。這兩個條件便夠，他不用為民主再說其他了。多人參與投票可使結果有合法性，小貓三兩隻投票怎可算民主？但他定義的真正奧妙處是有限的任期。這意味着在「自由主義民主」機制下，人民有可能把不受歡迎的當選者在下一次選舉中趕下台。

上文不是說過投票結果不一定能正確反映民意，那麼會否出現以下情況？好的議員或官員被選民的選票錯誤地趕走，又或壞的議員官員懂得出術，沒被選票趕走。這些都有可能，若出現的話，只反映投票結果不一定代表到民意，「民粹主義民主」基礎受到動搖。不過，「自由主義民主」要求低得多，選舉結果就算不正確並不重要，選民無知無識質量很差問題也不大。重要的是議員官員任期有限，選民「有可能」（就算是撞彩）通過投票不讓他們連任。這情況已經可以對在任人構成巨大壓力，若他們能力不濟，得罪的選民太多，大家對他們怨氣沖天，下次續任機會自然下降，那麼他們已經有很大誘因去做好事情了。

 

「民粹主義民主」要顯示民意，要求過高反而不切實際。「自由主義民主」要求極低，有限任期與大眾參與便可，卻可有力趕走不稱職之人。我們建議的「全民」投票制度，正正符合更實際可行的「自由主義民主」大眾參與，選民質素也無關宏旨，若是沉默大多數也受不了某些人，他們的席位很難保得住。

 

(Sky Post   2013-11-13)

民粹主義民主理論站不住腳 (雷鼎鳴)

經濟學家喜歡用經濟學工具去分析世間一切人類的行為，從而把經濟學的應用範圍大大推廣。這類學術分析，近數十年來，早已取得大量重要的成果。政治與經濟不可分，自有不少經濟學家研究過政治問題，諾貝爾經濟獎中，早已有兩批得獎者部分因研究民主機制而得獎，其中一位還是我的先師赫維奇（Leo Hurwicz），我對這類研究也一直深感興趣。

經濟學憑數學與博弈論的工具所開創有關民主理論的成果，不可避免地對政治學有重大的衝擊，把這些成果引入政治學中並將之發揚光大的最重要人物，可能是已故的政治學大師黎卡（William H Riker）。黎卡曾當過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是「真實世界政治理論」（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學派的領軍人物，他1982年所著的經典《自由主義對民粹主義》（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部分原因恐怕是他用的理論與經濟學一脈相承。


自由主義民主 邏輯堅實

投票機制是民主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們可假定世上各人各有各的偏好，但若聚在社會中一起生活，總有些決定是與整體社會有關，而不能各行其是，例如選總統便只能選出一個，而不可以各人有各人的總統。怎樣作出此等集體決定？在民主體制中，各人按照自己的偏好投票選舉是也！

但民主投票可達到甚麼作用？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黎卡認為，只有兩種理解：一是「民粹主義民主」；另一是「自由主義民主」，這兩種理解已窮盡了所有可能性，不會有另一種。黎卡又認為，「民粹主義民主」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幸好要求低得多的「自由主義民主」雖不無缺陷，但邏輯基礎卻堅實得多，所以民主機制仍有險可守，不至在學理上一敗塗地。

甚麼是「民粹主義民主」？這詞並無貶意，其最重要的祖宗是18世紀，著有《民約論》（Social Contract）的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民粹主義民主」理論認為，一個民主選出的政府，包含了人民的「共有意志」（General Will），民選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同樣也體現了「共有意志」，遵從這些法律，正是人民體驗其自由的行為。但如何可真實知道「共有意志」究竟是甚麼？方法是計算投票結果，少數服從多數。


票選不代表民意？

「共有意志」或我們常說的「民意」，真的一定可以用選票計算出來嗎？經濟學家與黎卡所代表的政治學者對此沒有這麼樂觀。去年9月11及13日本欄也曾討論過這問題，這裏有致命的困難。

第一是經濟學中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早已證明，在幾乎任何情況下，選民都有可能通過「策略性投票」而使結果對自己更有利，所謂「策略性投票」便是不誠實地投票。既然如此，我們看到投票結果根本便不知它是否真正反映民意，「共有意志」又從何說起？

第二是就算人民偏好沒變，但不同民主投票機制所得到的結果，往往會完全不同。例如，假設有六人投票，共有A、B、C三個候選人可被選擇。第一人的偏好次序是A、B、C，即他最喜歡A、B次之，C最不好。第二人也是ABC；第三人是BAC；第四人是CAB；第五人是CAB；第六人是CBA。

我們若用所謂的「保爾達計算法」（Borda Count），即各人對最喜歡的人投三票，次者兩票，最差者一票。按以上假設，讀者可算出；A得13票，B得11票，C得12票，A勝出。若用另一方法，單議席單票制，每人只投一票給最喜歡的人，那麼A可得兩票，B一票，C三票，C勝出。大家可以試用另外一些計票方法，結果也往往不同。既然不同而又合理的方法，可得到不同的結果，民意又該如何定奪？

「共有意志」既不可知，「民粹主義民主」在理論上，自然土崩瓦解，幸好「自由主義民主」還站得住腳，下次再談。

 

(Sky Post    201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