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焚化爐解決垃圾問題 (雷鼎鳴)

最近有關垃圾堆填區的問題，在社會中鬧得沸沸揚揚。香港本有13個可用的堆填區，但都相繼填滿，蓋上泥土後，部分已發展為環保綠化區，不能再把垃圾運到這些地方。剩下仍勉強可用的，只有將軍澳、屯門與打鼓嶺三處，但也拖不了多久了。

垃圾為患，無處可放，惟有擴充堆填區。但將軍澳居民飽受垃圾臭氣困擾，堅決反對擴建，政府弱勢，惟有退縮。在將軍澳退縮後，竟還相信在屯門可以繼續，使人驚訝。政府雖說不是「大細超」，但屯門居民哪有可能接受？政府在此戰役是必敗無疑的。這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商討九年 無實際行動

2002年夏天，我收到政府一個電話，是要我參加一個研究如何處理「都市固體廢物」（MSW，即垃圾）的委員會，並希望我主持其經濟小組。當時政府官員告訴我，到了大約2013年，所有堆填區都會用盡，必須及早計劃如何避免垃圾圍城。此事對港人生活有重大影響，我不敢怠慢，惟有答應。此委員會的任務是選擇採用哪種科技方法處理垃圾對港最為合適。開了四年會後，並得到一間顧問公司的協助，大家得到共識，要用先進沒有污染的焚化爐才是最可行的方案。

在委員會解散前，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焚化爐的選址。雖說新型焚化爐沒有污染，但香港人煙稠密，附近的居民必會反對。可否通過賠償去爭取他們的支持？懂得經濟學的都知道，這容易變成政府的噩夢：受影響的市民絕對會誇大焚化爐對己的負面影響，以求得到更多的賠償。我當時完全相信，只應找一個荒島建此焚化爐，否則政治上過不了關，但卻被告知，香港所有島嶼都已被不同的環保用途鎖定不能動用。其後環保部門換了負責人，過了幾年後，又有另一委員找我諮詢相關事宜，怎料問的問題，基本上是多年前已回答過的；又再多等了一段時間，新的建議還是要建焚化爐，原地踏步，多年無實際行動，莫此為甚！政府不敢面對政治難關，自然不對，但民間的一些壓力團體，也不能脫掉香港多年空轉的責任。


源頭減廢 僅延遲堆填飽和

現任政府似乎也是不敢面對某些環保團體的壓力，暫時擱置焚化爐計劃，改以源頭減廢為主。減少廢物本身並無不妥，事實上，在2010年香港每人每天生產垃圾共2.7公斤，比起美國此等消費大國的兩公斤還要多。不過，香港有52％的垃圾被循環再造，比例遠高於美國的34.7％，但要注意，差不多全部的循環再造，都是把垃圾送到內地進行，內地地價及工資日漸上升，將來此路恐怕不通。由此觀之，港人確要改變生活模式，減少製造廢物。
話說回來，源頭減廢雖然必要，但它只可能替香港稍稍爭取多一點時間，延遲堆填區的飽和而已，每年港人仍在生產出近700萬公噸垃圾，若不有力處理，香港無法不變臭港。

現在用擴充堆填區的辦法，極其量也只是再爭取多一點時間，不可能根本性解決問題。經過這麼長久的研究後，在證據面前，政府應十分明白，焚化爐才是解決的方法，但它不敢爭取撥款建焚化爐，考慮的只可能是政治壓力，但擴充堆填區，卻正正是比焚化爐更不環保，更使居民厭惡的方案，阻力也會更大。既然如此，與其坐困垃圾城，不如回歸本源，在香港眾多島嶼中，用一個建設無污染的焚化爐，當然，這方案也會面對政治壓力，但總體看，會比在民居附近建堆填區容易過關。

 

（編按：自即日起，雷教授放假，本欄休刊一個月，8月16日復刊，敬希讀者留意。）

 

(Sky Post   2013-7-15)

 

中國經濟硬着陸可能性低 (雷鼎鳴)

過去七年，我幾乎每季都到清華的「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參加一中國宏觀經濟的論壇。此論壇的組織者是我老拍檔、科大舊同事李稻葵。論壇除了廣邀各方專家，包括學界、政商、外交官同台辯論當前重大經濟議題外，並必定同時發布新一輪對中國的宏觀經濟預測。預測的根據是靠一個名為「貝葉斯向量自我回歸」（Bayesian VAR）的計量經濟模型，它本來是科大的舊同事鄒偉業所開發出來的，但他年前加入香港政府的經濟研究部門後，在職務上有限制，再不能替我們進行這些預測。幸得清華的團隊以這模型作基礎，再加以修訂、擴大，所作預測仍能保持一貫的、頗高的準確性。


論壇預測全年增長7.8％

今年中國上半年經濟表現普遍，致有一些評論懷疑全年增長能否保得住7.5％的增長。但按照上述貝葉斯模型純粹基於數據的預測，下半年中國經濟應有轉勢，全年增長可達7.8％，比官方機構的一些預測稍為樂觀一點。全年通脹率預測為2.5％，全年進口同比（即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13.6％，出口同比增長10.4％；零售同比上升13.5％，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幅20.5％。

除了上述市場一般都會重視的幾個變數的增長率外，有些較少人注意的，我們也不可忽視。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向受投資率的影響很大，今年二月份，新開工項目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跌至48.9％，但其後迅速反彈，到五月份已升至84.9％，這顯示今年的投資總量會有不錯的動力。此外，房地產投資去年同比增長率只得16.2％，今年四至五月份增長率已升至20.6％。

這些數字顯示，中國經濟硬着陸可能性頗低，但絕不意味整個經濟系統不存在低效率結構性問題。經過幾年國進民退後，民企仍面對困難的處境，金融體制中的流動資金往往進入不到民企的實體經濟中，效率低的國企仍吞去大比例的資金，地方政府也失去不少可持續的收入來源，容易出現不良債務。這些問題都極須解決。


中國崛起 歐美取態不同

在論壇聽到來自官方機構對今年經濟的解讀，比清華的預測要悲觀（也可說是審慎）一點，其全年GDP預測只有7.5％。我感覺是官方似乎有管理預期之意，使大家不要以8％或以上GDP增長率作為標準，慢慢把預期降至7.5％，其理據主要是「報酬遞減律」在起作用，中國資金積累已多，將來新增資本所能起作用會愈來愈低。「報酬遞減律」的確一定會起作用，但我們必須有定量估算，否則結論會過於粗疏。我曾經研究過這問題，結論是未來一、二十年，其作用都十分有限，若生產效率保持過去的增長幅度，「報酬遞減律」影響更低。

參加論壇的講者，有一位來自意大利，名叫傅格禮的商人。他往來中國歐洲，對實際經濟有深刻的見解，與我的觀點十分接近。他認為，歐洲已是一日趨沒落的地方，其高福利及高稅制已使人民的工作積極性大降。反觀中國，他認為是世界經濟未來的希望，年輕人勤奮好學，令他印象特別深刻。他笑言意大利有第一流的足球隊，但經濟九流。中國足球隊排名全球103，連九流也沒有，但經濟卻是一流。他在歐洲參加的會議中，大家都在講如何利用中國的商機，但在美國參加會議時，聽到美國人講的，則多是用多少飛彈、潛艇針對中國。這種描述不見得準確，但也有可能揭示，將來歐洲與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不同取態。

(Sky Post   2013-7-12)

 

安倍經濟學能否使日本翻身？ (雷鼎鳴)

安倍晉三自去年12月當選日本首相以來，鼓吹了一套所謂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意圖復興經濟的方案。從表面數字看來，不能說這些方案毫無效果，哪怕它們只是短暫性的。

從去年12月他剛當選後直到昨天，日經指數上升了近39％，但安倍的策略之一，便是要日圓貶值，所以從國外投資者的角度看，用美元計算，這段期間日本股票只升值了18％左右，不算耀眼。事實上，同期美國股票也上升了16％。若以6月13日的日經指數的低位計算，安倍當選至此日，日本股票更只上升了8.8％（用美元計）。今年第一季日本的GDP總錄得了4.1％的增長，但恐怕這與安倍經濟學無關，任何經濟政策都很難在這麼短時間內對GDP起到作用。


安倍三箭齊發

所謂「安倍經濟學」是要三箭齊發。第一箭是要央行大印鈔票；第二箭是宣布要用10.3萬億日圓（1,160億美元，約等於數年前中國四萬億人民幣救市的五分一）搞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第三箭是聲稱要推動日本內部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一、二箭是典型的凱恩斯式的刺激需求方案，但這些有效嗎？鈔票多了，銀行及住戶卻把它們深藏於九地之下，並不使用。過去20多年來，這政策早已實施多次，又哪曾有甚麼用？至於政府多花錢，我們見到的，只是日本多了很多成本效益很差（不是完全沒有用，而是成本遠大於回報）的基建大白象，而日本政府的欠債竟由九十年代初GDP的六、七成左右，上升至今天等於GDP的2.4倍，但日本經濟哪有起色？凱恩斯中人的辯解是這些刺激力度仍不夠，只要政府用得更多其效果便可顯現！這正如賭徒輸清了幾倍的身家後仍說，只要再借錢給他們賭下去，終可翻本一樣！

這麼長期的大手貨幣與財政政策不管用，問題一定是結構性的。安倍的第三箭，如果他是認真的話，倒是正確的，問題在日本體制改革之上。

開卷有益，不讀不知，日本經濟體制中的一些老大難問題，竟與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驚人地相似。日本過去的企業僱員，大多從一而終，一輩子在同一公司工作，原來除非公司結業，老闆竟是不准開除員工的！現在不少大企業都把冗員發放到同一部門，不用工作，並以各種措施逼他們自動離開。日本農業的低效率也是世界聞名的，其大米要有778％的關稅保護才可生存，小麥也要252％，日本的公司原來不能買地，只能租地，而且要受重重監管束縛。日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問題叢生，現在才大搞獨立董事的制度。

既然有了一大堆束縛生產力的體制問題，安倍的改革方向本來可以是很明顯的。不過，他六月五日所宣示的第三箭，卻是使市場大失所望。企業的鐵飯碗制度他不敢動，只是引進了僱員的合約制度，希望鐵飯碗不適用於新人。農業改革也遲疑不定，日本雖有爭取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將來可能要取消所有關稅，但現在尚未實施，而農地買賣仍有障礙。六月五日的第三箭比較有「成績」的，只是容許可在網上買賣藥物。


經濟生態惡劣

為甚麼安倍對外撩是鬥非，討好國內極右派，此等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第三箭卻是如此無力，失去準頭？短綫原因恐怕是為了7月21日參議員的選舉，安倍不敢得失本地的利益團體。

從最樂觀的態度看，安倍搞長遠有害的財政及貨幣刺激政策，也許只是一服短綫的興奮劑，爭取日本人支持他的體制改革方案，到他得到足夠的政治實力後，才敢推動真正的改革。

這當然是極樂觀的看法了。事實上，日本經濟生態頗為惡劣，要能源，但卻因地震而不能大搞核能；人口老化幾乎是世界之最，政府欠下老人不少資金；巨債壓頂卻仍要硬着頭皮大花金錢，其經濟體制若沒有顯著的改進，實在看不到它如何能化解這些惡劣因素的壓力，重新走上經濟增長之路。

 

(Sky Post 2013-7-10)

 

誰是大學的老闆？ (雷鼎鳴)

嶺南大學的候任校長鄭國漢指其校董會主席才是他的「波士」，中聯辦不是，頗引起社會中的一些爭議：究竟誰才是大學校長的老闆？我把不少評論都看了一遍，但覺聲音最多的倒是些對現代大學行政及學術架構認知不甚了了的各方君子。我與大學結緣數十載，長期參與其行政與學術工作，對一些「想當然」的錯誤理解不能不糾正一下。


「老闆」概念與商界不同 大學是一個很複雜的機構，其行政系統與學術機制頗有不同，但互相制衡着。先說行政部分，這裏只集中在教授的管理，職員的管理與其他大機構倒是沒有太大的分別。 每位教授簽約加盟時，大都會被告知他要向誰問責。教授的「上司」是系主任，系主任的上司是所屬學院的院長，院長之上是學術副校長，再之上是校長，校長的權力是否已到頂峰？不是，他之上有校董會，在校董會休會期間，校長便直接向校董會主席負責。


不同大學的架構或許稍不一樣，但都大同小異。在行政決策及資源分配問題，雖有各種委員會參與及作出建議，但一般而言，指令卻是來自各人的直屬「上司」，「下級」不滿，可提異議，但在權力結構上，卻是不得不跟從的。例如，系主任分派了某教授教某某科目，或找他入了某某委員會，教授不能不執行（這不等於沒有其他方法抗辯）。同理，校董會要削減資源，或設立某種監管制度，校長可以用他的一票贊成或反對（他本身也是校董會成員），但除非辭職，否則不能不執行決議。 在聘任問題上，權力的分布也是十分清楚的。資深教授的聘書通常是校長（或其委託人）簽署。校長由遴選委員會推薦，找出人選的過程通常十分艱巨，且可能有激辯，但對外界卻一定保密。不過，真正有權委任被推薦人選的卻是校董會，到此階段，人選便不再保密。


由是觀之，在行政及資源問題上（包括行政人員的委任權），大學的確有不同層次的「老闆」，鄭國漢說他的老闆將會是校董會的主席，十分準確。他充當大學的高層行政人員多年，當然不會搞錯此等事項。


不過，若說大學人員口中「老闆」的概念與商界中的一樣，卻是大謬不然，這是因為大學同時存在一套與學術自由緊密依存的另一系統。 大學組織像合夥人制度 我在讀研究院時，曾聽過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的「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課，此等課程其實與工業不一定有關，重點是組織。我記得有次普雷斯蓋特在班上喃喃自語：「誰是大學的老闆？」最後他下結論：「大學根本沒有明顯的老闆！」這是因為他認為大學的組織最接近所謂「合夥人」（Partnership）制度。


「合夥人」中，有資深也有資淺的，正如大學教員也有教授與助教之分，大家影響力及權力都不一樣。不過，在言論及學術自由上，不同人等，地位完全一樣，絕對不應出現誰是誰的老闆。大學中，最高的學術架構是「教務委員會」（Senate），通常是校長當主席，校董會在此沒有角色，一切有關教務及學術問題上的最高決策在此討論議決，但這也不會涉及個人的研究取向與言論自由。它也是大學保護學術及言論自由上，在組織中的最重要堡壘。其成員的委任，一定有整套準則，當中也會有少數學生代表。


現代大學是經過數以百年計的經驗所演變出來的組織，它各個部分互相制衡。其行政系統權力分布較為突出，否則決策無從執行，各部門「無王管」。若出現此情況，此種大學「好極有限」。但大學也是一個追尋真理的地方，沒有以理性辯證作基礎的學術自由，用權力或政治力量代替科學方法，真理便無從探索。從此角度看，真理，不是權力，不是政治勢力，當然也不是學生，不是人民，才是大學的終極老闆。


(Sky Post 2013-7-8)

怎樣找好學生？ (雷鼎鳴)

有舊生在面書問我「好學生」的定義。我在公眾平台一般不願意回答這種問題，原因是我過去十多年曾擔任過我校經濟系的收生決策人，近年又負責商學院的收生事宜，身份敏感，若把一些「觀人術」公諸於世，有些入學申請人在面試時，有可能會投我所好，作出相應表現，對其他人不公道。過去，我在內地面試學生時，往往第二天便有報紙報道我用過的面試題目。近年，我索性對所有面試的人都問完全不相同的題目，這對我的創意思維有頗大壓力。不過，自上周在內地結束招生面試後，我已卸任此職，以後相信再不用負責招生，所以訴說這方面的個人觀點，就不會再構成問題。


不可單看成績

沒有學校會完全不理學生的學業成績。事實上，各大學收生時，往往會把它看成是主要或甚至是唯一因素。我曾經把過去多年我校商學院學生在大學中的成績找來，又再收集每名學生過去的公開試的分數及其他一些相關資料，例如來自甚麼學校、性別等等（為保障私隱、學生的名字、電話等在數據庫中一早已被隱蔽）。接着我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去估算學生的公開試成績及背景資料對將來在大學的表現有無預測力。答案是，公開試的分數的確對將來的成績有影響，所以我們收生時不可不參考分數。不過，這些分數對大學的成績最多只有12％的解釋力，換言之，尚有88％的解釋力來自其他我們並沒有掌握到數據的因素。如是觀之，收生時切不可單看成績。要注意，以上的結果只是針對在大學的學業成績，並無觸及全人教育等議題，公開試的分數對後者影響可能更少。


懂得找最簡單正確的方法

我們邀請來面試的學生，大部分學業成績已十分優秀，例如在內地能夠參加我們面試的，其高校成績早已超越北大清華的入學綫，因此，我們面試時已不用再理會其成績。我所問的問題不一定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我要得到的，是觀察學生反應的機會。例如，假若見到學生爽朗愉快，不似憂鬱小生，我會放心一點，他的好成績，不是家長施加重壓催谷出來的。留有餘力而仍能有好成績的，比起靠死背書出的狀元更有前途。

有時我會很有興趣知道學生是否懂得轉彎，在面對複雜難題時，能否想出一個簡單而且有效的解決方法。多年前，我曾常用一道數學題，頗把一些人考倒，但現在已不再用，因為太多人已懂得其訣要。這道題如下：假設有兩輛汽車相距100里，並以每小時50里的速度向對方駛過去。有一隻蜜蜂本來在汽車甲處，它以每小時100里的速度飛向汽車乙，到達了汽車乙時，會立即以同樣速度返航，飛向汽車甲處，如此一來一回，直至二車互撞時蜜蜂才停止飛行。問題：這隻蜜蜂總共飛了多少里？計算這答案，笨蛋的方法是用數學上的無窮級數，但其實有更簡單得多小學雞也懂的方法，家中有孩子的，不妨試試，答案是蜜蜂總共飛了100里。要注意，此問題的關鍵是學生懂不懂得找尋最簡單而又正確的方法。

除了學業成績及是否聰明外，我還會注意甚麼因素？在外國的一些頂尖名校，課外活動可被考慮，但其作用卻非家長所想像一般。鋼琴到了演奏級嗎？用處不大，除非曾得過國家級的一些大獎，那麼學業成績是高是低，學校也可不管，照收如儀。學生來自著名中學幫助也不大，但若是該等學校划艇隊的隊長或學生報總編，則幾乎必定取錄。這中間考量之處是，學生是否有起碼一項非常傑出的才能。學業成績好是傑出才能的一個例子，但不是唯一例子，當划艇隊隊長反映出學生可能有非凡的領導能力與毅力紀律等等。我對此方法深以為然。世上全能冠軍的人物罕有，學校中社會中能有各式各樣的單項冠軍，正可造成多樣化，學生不是從同一模型出來，互相學習機會增多，校園生活也可更豐富。

至於誠信等品質，雖然重要，但面試時不易觀察到，便不用強求了。政治取向，則從來不是我們要考慮的因素。

 

(Sky Post      2013-7-5)

 

內地的錢荒 (雷鼎鳴)

上月內地銀行體制鬧出所謂「錢荒」，導致金融業的短暫動盪，上證指數從五月的高峰到六月的低位，總共下降兩成有多。

所謂「錢荒」，並非指中國總體貨幣量不足。今年五月，銀行中的各項存款總值102.04萬億人民幣，其數量經匯率折算後，早已超過美國的貨幣供應量。「錢荒」的體現，是指銀行間的同業拆息急劇上升，反映銀行過度貸款，一時之間找不到足夠的流動性去應付其資金交收，致使出現失衡。

若以上海銀行同業拆放利率（SHIBOR）的隔夜利率作參考，在今年一月，平均利率是2.1157％；到了五月，其平均已上升至2.9211％；六月的平均更高達6.6858％，該月升幅如此凌厲，主要因下旬的大幅波動所致，在6月20日，隔夜利率直升至13.444％，震撼了金融界，香港的股票也一瀉如注。不過，踏入七月，情況已在好轉，七月二日的隔夜拆息回落至3.786％。（央行每月所公布的利率與上述的稍有差異，因它用的是全國同業拆息的加權平均）。


擠走泡沫免禍

為甚麼會出現此等現象？市場中流行的說法是央行策略性地要擠走一些泡沫，以避免將來出現大禍。甚麼泡沫？金融機構的「表內」「表外」都有過度信貸的泡沫。從銀行的信貸收支表可見，中國各銀行的各項貸款總和在五月份高達72萬億，遠高於中國的GDP。但更具顯示性的是「社會融資規模」，此數字反映新增貸款，今年頭五個月共9.11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1.97％！

上述有數據可依的「表內」貸款增幅雖然驚人，但這尚未反映出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表外業務」是指銀行不記入資產負債表內，但能增加銀行收益的業務，例如售賣衍生工具，作承諾或擔保業務等等。此等業務等同可以不理銀行的儲備比率，擴大銀行信貸的能力，可使信貸總額超越「表內」業務的紀錄。

增加信貸本身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銀行千方百計發放貸款時會否只重數量，不重質量，沒有管理好風險。高質量的信貸應咳是充分考慮過借款人的還款能力，這又取決於他們得到資金後，是否投資在合理回報及風險的項目之上。他們的抵押品價值是否可靠當然也重要。以中國的情況看來，風險管理未必理想，借貸項目多與房地產及基建有關，美國的次按危機在中國出現的機會很低，但風險絕非零。


警號：同業拆息升

一些短綫的因素也使人懷疑銀行的信貸是否已平衡了風險與回報。六月份臨近銀行的年中考核，其業務要做出點成績出來，才能把數字弄得亮麗一點，所以銀行急於多借出一些款項。據內地一位消息極為靈通的朋友告知，六月份央行有高官主動聯繫銀行，問它們是否需要更多資金。銀行把此解讀為央行快將「放水」，於是更大膽的借出款項，怎料其後央行卻是無所動作，它們於是中了招，周轉不靈。

從經濟基礎理論的角度看，銀行的過度信貸實有其原因。中國的存款利息多年來一直低企，儲蓄戶口的利率現時只有0.385％，遠遠低於中國近20％的平均投資回報率。在利率過低的情況下，資金的需求必會大於供應，有人會願意出更高的利率去借入款項，「表外」業務正可為此提供條件。銀行得來的資金便宜，又容易把錢借出，很易會不理質量，濫放款項。

央行對那些胡亂放款的金融機構的確要整頓。最合理的方法是讓存款利率增加，以推高銀行的信貸成本。次之的做法是不隨便注資打救那些過度信貸的銀行，同業拆息的上升正是央行發出的一個警號，使銀行不敢造次。

 

(Sky Post   20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