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世界銀行公布，以經過物價數據更新後的購買力平價計算，今年中國的GDP便要超越美國，取代後者自1872年開始保持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地位；IMF的看法也接近。這是歷史性的大事，不但使國際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對中國對香港也影響深遠，我們有必要搞清其意義。
從較謹慎的角度看，中國的GDP
超越美國雖已是鐵板釘釘的事實，但這頂多也只是說明中國有了一項重要的單項冠軍，卻絕非十項全能。以官方匯率計算GDP，再加上人民幣的預期升值，中國可能要多等8年左右，才能再下一城，GDP無可爭議地高過美國。當然，按人均收入，美國未來30多年都是大有可能一直領先的，美國的科技、軍事及軟實力仍非中國能望其項背。
「入世」增10年改革紅利
雖則如此，自1978年到今年，中國人均實質GDP上升了19 倍，實質總GDP 也上升了29 倍，這是人數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長期高增長，也著實帶來了一些過去很多人想也不敢想的變化。按世界銀行的標準， 2002年以前中國是低收入國家，2002至2010年，中國變成下中等收入國，2010進入上中等收入國階段，以現在走勢看來，到了2020 年很可能可升到高收入國行列，這是二戰後南韓、台灣以外，世上第三個從低收入，提升至高收入的經濟體，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困不住她。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曾預言，到了2040年，以購買力平價算，中國GDP大約會是美國的3倍，此預言或許會接近真實。
但上述種種關於未來的圖像若要變得更有說服力，我們需要提出更仔細的論據，絕不應盲目唱好。要知未來，便必要先懂過去成功及失敗的經驗。我在科大的舊同事、現在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最近為他1994年出版、譯成多國文字的暢銷巨著《中國的奇跡》20周年重版寫了篇近2.4萬字的「序」，對中國的改革經驗有很好的總結，讀者可到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網站自行找來一讀。
文中說出，他們寫此書的出發點之一是，因為世銀在1993年出了本叫《亞洲的奇跡》的書，分析四小龍、日本、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的經驗，唯獨對已經連續15年取得平均9.7% 增長的中國視而不見；蓋其原因，是因為世銀的團隊當時根本不懂中國及不相信中國的發展可持續下去。
此事帶來我的一些回憶。在1992年《亞洲的奇跡》仍在準備階段時，我們有同事在中環的文華酒店碰到該書的顧問、後來取得諾貝爾獎的史蒂格列茲（Joseph
Stiglitz），立刻把他邀來科大的工作坊宣讀論文。當時史氏來港原來名義上是為該書找資料， 但我看他的渡假心情似乎較大，在工作坊中所宣讀的論文頗有漏洞，被人問得啞口無言，與平時的他相比大為失準。
西方當時看淡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正在實行「雙軌制」，在農村讓家庭承包取代集體經營，在工業及服務業上讓小企者在自由市場中創業，但同時又以價格及其他資源配置機制，補貼舊有競爭力低下的國企，使它們不致大規模倒閉、製造失業。
此種「雙軌制」不同於當年東歐及前蘇聯所實行一步到位的「震盪治療」，但在過程中， 中國的價格及市場都有出現大量被扭曲的現象，對經濟也帶來不少破壞。但實踐下來，東歐諸國經濟瀕臨崩潰，人民收入大幅下降，雖則民主制度較前發展，但在2006年歐洲發展與建設銀行及世界銀行聯合搞的調查中，仍發現蒙古加上東歐29國的人民，其中70%認為生活比前更差。反觀中國，GDP繼續每7至8年左右便翻一番。在1994年，林與他的朋友便預測在2015年中國經濟規模便要超越美國，如今竟是提早一年便應驗了，這比起那些年年都在說中國經濟在當年便要崩潰之人，準確了不知多少倍！我不會妄自菲薄，20年前我在本報寫文章，也以相近的樂觀程度預測中國經濟。
「雙軌制」的確會帶來不少扭曲市場及不公平的困擾，但它卻能維持社會穩定、沒有高失業率的環境，讓其他的改革能順利進行，雖則有這些困擾，中國經濟在不同的階段仍有巨大的動力使她一直向前，沒有犯上致命的大錯。簡而言之，我認為在80年代中國有兩個成功要素，一是終於學懂利用她的相對優勢，不強行搞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改為搞適合她的勞動密集輕工業，終使珠三角等地成為世界工廠；二是文革雖然造成浩劫，但事物總有兩面，它也打散了逐漸成形的各種利益集團， 致使鄧小平推行一些過去被視作匪夷所思的改革時，阻力沒那麼大（見上周本報筆者文章關於奧遜理論的部分）。在90年代初，雖有「六四」一度短暫地減慢了中國經濟，但鄧小平的南巡為深化改革開了綠燈，人民創富的動力又得以發揮。在本世紀開始後，又因中國為要加入世貿（WTO）而作出了不少重要改革，這又多帶來10年的改革紅利。
高比例投資率符合經濟規律
若是從另一角度看，中國過去經濟的成功有賴於幾種事實：
（一）中國本來根本不懂經濟發展的理論，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經濟，更無理論可指導，但她卻用設立特區作試驗場，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證方法去尋找適合自己的政策，這是避開脫離實際致犯錯誤的重要取向，不可低估其效用。
（二）中國具強而有力有見識能夠一錘定音的領導人物，鄧小平、趙紫陽、朱鎔基等都是搞經濟的高手。
（三）中國有優秀的人民，他們肯勤奮地追回過去損失掉的時間；肯冒險，湧現了大批企業家；肯為子女犧牲，大量地投資在他們的教育上。
伏格爾看好中國，相當程度是因為最後一點。但上述都是過去式的，將來成功能否繼續下去？這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的增長潛力有多大、以及潛力能發揮的程度。
去年10
月，中文大學50 周年校慶搞了一個大型研討會，主題是「話說天下大勢」，我濫竽充數是講者之一，為此我作了好些功課，定量估算中國增長的動力，以解答這兩個問題。我推算出從2000
至2011年，中國GDP 的實質年增長率是10.37%，其中勞動力增長對GDP 增長的貢獻只有1.8%，但資本的貢獻是68.3%，生產效率（即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是29.8%。由此可知，中國的增長主要靠她的近GDP 五成的高儲蓄及投資所推動，但我們卻更不要低估生產效率進步所帶來的作用。
這裏涉及一些問題。中國超過GDP
47%的投資率是否合理？高投資等於把較多的資源拿走，今天人民的消費會因而減少，但投資若正確的話，可帶來回報，提高將來的消費。所以，投資率的高低是決定今天還是將來消費高的選擇。經濟學中有所謂「消費黃金準則」的標準，界定哪一種投資率最合適，標準是要看是否把一生人的總消費折現值達到最高。我意外地發現，在過去十餘年間，在中國生產效率以每年2.8%左右速度的進步下，投資的黃金比例應是GDP的49%左右，這便說明了中國的高比例投資其實符合經濟規律。我也難免佩服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數年前在上海被問到中國投資率是否過高時所給的答案：「並未過高」。但我們也要注意，若生產效率進一步減慢，最佳的投資比率也會應聲下降，既然投資了也因效率進步不快，而得不到足夠高的回報，不如便減少投資。
「雙軌制」完成歷史任務
據我的計算，中國的增長潛力仍十分可觀。倘若生產效率能以2000至2011年間的速度進步，而投資比率又保持在GDP 的48% 的水平，那麼，到了2042年，到時的實質GDP 會是2013年的12倍左右。但在最壞的情況下，生產效率毫無進步完全停滯（這是不可能之事），投資比率則從48%開始，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那麼，到了2042 年，實質GDP 仍會是2013年的2.7 倍，平均年增長率3.5%，仍遠勝香港政府預測，香港將來30年平均2.8%的增長率。
強勁增長的潛力既然存在，剩下來的問題便是這潛力能否發揮。要做到此點，關鍵是生產效率能否有不錯的增長，有的話，人民或政府便有更大誘因投資。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政府可決定未來GDP增長率應該訂在哪一點的國家，中國政府坐擁大量儲備及每年新生的資本，欠債亦低，要推高當年經濟的賬面增長率，就算花錢聘人在地上打洞後再填平，當年的GDP仍會提高，失業率亦下降。實際上，中國也不需要做此無聊浪費之事，因為符合成本效益的投資項目仍多得很。中國的人均資本額比美國仍是低了數倍，不能說社會中的資本量已飽和。基本建設、房屋、南水北調、環保、醫療健康等等各個領域，大量可改善人民生活的項目仍有待投資，報酬遞減率影響不大，仍可被生產效率的進步所抵銷掉。
但是要生產效率繼續進步，制度上的改革現在卻顯得重要。李克強說要利用「改革紅利」，這是指什麼？我十分同意林毅夫所言，現在是要改動「雙軌制」的時候了。「雙軌制」的歷史任務已完成，現在仍存在的國企及大企業受到的補貼，便應該停止。2009年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計劃造成大量後遺症，沒有效率的國企廉價地得到對它們無用的資金，竟變成高利貸以高息貸款予中小企圖利。取消對它們的各種優惠補貼不但可使市場沒有這麼扭曲，大家公平競爭，而且現在中國已是資金較前充裕得多的國家，以前沒有相對優勢的重工業，現在也自然而然地有了優勢（汽車工業便是一例）。
香港的好消息與壞消息
更加重要的是，補貼國企與大企業所造成的國進民退，會加劇貧富懸殊及製造貪污。在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中，貪污根本沒有存在空間，現在則可大家坐地分肥，爭取更多的補貼及如何分配這些補貼，變成是貪款的來源。習李上台後要打貪，這是在人事上要掃除阻礙改革「雙軌制」所會遇上的困難而進行的舉措。倘若成功，這引發出來的改革紅利起碼可再推動中國的高增長10年。今年及明年，我相信GDP增長率會被控制在7%至7.5%，若要GDP增長更高，便需更多的投資，在改革國企期間，這不一定是好的做法。
在未來的一、二年，中國的增長率不一定會很高，但我相信中央政府會保住7%的心理關口，而且有實力這樣做。除非出現改變或戰爭，未來的高增長之勢仍是不可逆轉。
對港人而言，這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假如港人懂得利用這沛然不可擋的發展之勢，以香港的地理優勢，本可佔盡先機。但壞消息是香港的相對重要性必定下降，搞得不好的話，隨時變成中國境內的一個二流城市，被上海北京深圳等超過。我在北京所見，近日「佔中」亂局，內地已慢慢失去興趣，在內地人眼中甚至成為民主的反面教材。港人有必要對自己的重要性正在急速下降有清楚認知，從而作出調整，這或許可減慢香港「威尼斯化」的速度。
(HKEJ 2014-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