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雖如常地觸及人口老化、土地房屋等民生問題，但社會的焦點卻放在報告提到的「港獨」問題上。
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港獨」不可能成功，一些學生說他們只是「學術討論」，但他們明白在社會科學範疇上，什麼才稱得上「學術討論」嗎？這先要他們把自己的假設清楚說出，逐一驗證是否成立，再檢查邏輯推理是否正確，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提供證據，以支持其推論經得起實證的檢查。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中的相關文章又有哪一篇符合這些「學術討論」所要求的準則？所以與其說這些文章是「學術討論」，不如直接了當坦白承認其為鼓吹革命。我不一般性地反對革命——若革命可以使人民更幸福，搞革命沒有什麼不對。但若革命得不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而且會導致香港從此一蹶不振，兼且付出生靈塗炭的代價，便論之有害無益，香港的情況正是如此。
但從社會這些異見中，我們也可看到特區政府施政事事不順，做什麼事也會遇到很大的阻力。為了港人的利益，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破解這困局。
我相信基本的問題是政府有無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支持其施政，政治能量來自政府有沒有大多數人民認可的授權。在中國及西方的歷史上，帝王的權力來源可被視作來自上天，除非天命有變，否則權力不可質疑。香港殖民地時期，港督的絕對權力來自英國王室及政府，也不容任何挑戰。在回歸初期及之前的一年左右，董建華的威望如日中天，我多次見證不同界別人士一知道董建華來訪便都從心底裏大為緊張，急忙接待，唯恐有失。董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人民卻承認他被授權，權力的來源是大家接受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事實，中央的任命便已是足夠的授權。時移世易，在今天的香港，上述的授權也許已不足夠，特首需要的不單是中央的授權，也要得到民意授權，缺一不可。
中央向誰授權可以十分清楚，但民意授權卻需一個量化的標準，這自然是靠點算普選中的票數了。缺此，人人都可聲稱其心儀的候選人才是真正的民意代表，大家都輸打贏要，永無結局。我多年來寫過不少文章，論證投票結果如何解讀，本身便是一大困難，經濟學中早有定理證明了選舉結果不一定可反映到真正的民意。不過，投票選舉有一個重要優點：它雖不一定能準確反映民意，卻可增加踢走不稱職首長的機會，所以民主制度值得支持。在香港今天的形勢下，普選特首更可使他（她）的認受性得到量化，使行政主導不再是一句空話。
眾所周知，特首的普選機制仍在諮詢，有二十七位泛民主派議員表明要否決他們口中所說的「假普選」，政府需多爭取四票，才可使政改通過。這四票會否出現，是香港目前政局的核心問題，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我較為中間偏悲觀。當中有三套理論可解釋不同泛民議員的行為。
第一是泛民異口同聲的說，他們只接受不經篩選的「真普選」。根據《基本法》，特首要得中央的任命才可成真，而中央並不視這委任權是橡皮圖章。邏輯上，若有普選，特首便必須得到中央及港人的「雙認可」，兩個都是必要條件。泛民所聲稱的取態意味著兩個可能性，一是根本不承認中央有篩選權，一切以選舉結果為依歸；二是承認中央有委任權，但策略性地希望若一旦得最多票者不被中央接受，可製造中央與香港的直接衝突，激化矛盾，泛民可從中得利。抱有此種想法的泛民不會讓政改通過。
第二套理論是泛民議員憎厭現任特首，但現在的局面卻是，假如政改獲得通過，香港出現有競爭性的普選，也許有九成以上機會現任特首不能連任；但如果政改被否決，香港政改原地踏步，以現任特首得到中央支持的程度，他連任的機會也會有九成以上。既然如此，若泛民真的想除掉現任特首，理性的選擇便是要放出四張支持票，使政改通過。
第三套理論是純粹從政客的利益出發。特首若是從普選選出，他手上之票大概也會接近二百萬票，但立法會議員有些一兩萬票便可當選。若議員要癱瘓施政時，特首大可說﹕「我有兩百萬票，你只得兩萬，你吵什麼！」香港近年的政治每以將政府官員變成挨打的沙包為主導，若此「常態」被特首得到授權而扭轉，不少政客熟悉的鬥爭藝術會淪為無用之技，他們將來地位能否保持，極成疑問。若普選出現，他們也許會鼓動支持者大量投白票或廢票，使獲選者尷尬，但他們成功的機會不大。據此，他們會不肯讓政改通過。
我不知道二十七位泛民議員誰相信哪一套理論。但第三種理論涉及政客利益，而不單止是理念，所以我認為更加有解釋力。但世事如棋，我們又怎知沒有四個或以上的人會更相信第二套理論？若有，政改便可通過。若否，則香港社會經濟還要面對長時間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