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十二日，我的好朋友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國藩教授（我們都叫他Tony）是《西遊記》的英譯者。翻譯這本古典小說豈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國藩的譯本有口皆碑，原著文體複雜，有詩詞韻文，有散文論述，宗教與文化典故多不勝數，時有抒情，間有幽默，如何平衡文學的美感、宗教學者所要求的嚴謹、及小孩也能吸引的可讀性，顯然是巨大的挑戰。國藩四巨冊的譯本是如此的成功，致使世人都把他與《西遊記》連在一起，而容易忘記他同時也是在多個領域都作出過巨大貢獻的頂尖學者。他生前是屬於芝加哥大學五個學術單位的大教授，包括神學院、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英國語文與文學系、比較文學系與社會思想委員會，這五個單位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人引以自豪，我記憶所得，在芝大從未有人同時被五個單位爭相羅致。
國藩的確是博學的，他在大學時唸神學，精研基督教義理，進入排名全美第一的芝大神學院後，對世界各種宗教的教義與源流更是得到最嚴格訓練。但國藩同時也專精文學、藝術、音樂與語文，其所發表的文學評論不但涉及荷馬、但丁、米爾頓、莎士比亞等西方經典，中國文學功力亦深。有關《西遊記》研究的學術論文可見他的學生李奭學替他翻譯成中文的論文集，我蒙他贈書的《重讀石頭記》也是《紅樓夢》研究的極富啟發性的著作。他較後期的《中國的國家與宗教》闡述中國歷朝政府都在干預宗教、利用宗教，更是發人深省，道前人所未能道。
我一直以為國藩精通八種語文，原來我是錯的。上週末與國藩的夫人鄧冰白女士印證此事，原來他懂得中文、英文、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九種文字，並粗通梵文。對於這樣的一位語言天才，我很多年前便曾注意到，並向他請教如何才可學好一種語文。他答曰﹕「對一種語文的掌握程度，與你曾背誦過多少篇該語文中的好文章有直接的正面關係。」此評價與我所親身觀察到的完全一致。語文要好，一要背誦，二要選好文章。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多年來輕忽了背誦古文詩詞，難怪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如此退步。國藩的這個論述，理應成為對香港教育當局的遺訓。
國藩橫跨不同學術領域的功力使他理所當然成為芝大聞名於世的自由教育（或稱博雅教育）的典範。他博學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他學問的深不可測，這從我與他的結緣中可知一二。
我在芝大唸書時國藩已是教授，但我當時渾渾噩噩，只知他也是我中學華仁書院的前輩校友，與他並不相熟。在一九九八年初，其夫人冰白女士隨芝大校長孫能善來港籌款，不知怎地談起我尚在童年的小兒因中文水平不夠，但英文尚可，讀完了國藩的英譯《西遊記》大感過癮，冰白隨即告知，國藩正是其夫君。隨著多年，在芝城與香港都有與國藩冰白伉儷見面及用電郵交流，小兒後來在芝大讀書，也得他們多方照拂。
在這些交流中，我每每要向他請教一些我感興趣的問題。例如，有一次我問他有關天主教所唸的《信經》，據我在大學歷史科中所學，是公元三二五年在土耳其城市Nicaea天主教幾百位領袖開會所議決的教條，當中包含聖母為處女此一條文，我好奇此信條的源流來自何方。國藩的電郵回覆有如一篇學術論文（這是他的一貫特色，回應時十分認真），他解釋，在用希伯來文寫的舊約聖經中已有預告救世主將是被一位Almah所生，此詞意為「年輕女人」，但在耶穌出生前聖經已被譯為希臘文，Almah被譯為Parthenos，意即「處女」，其後馬竇福音用希臘文所寫，只能用上Parthenos此詞，其意流傳至今。若不精通這些語文，或對宗教歷史沒有深入認識，怎能一被問及便可詳盡提供答案？另一例是我一向認為中國歷史上發給僧人的證書，亦即「度牒」，是現代政府債券先河，我向他請教度牒制度曾對僧人的行為與制度有何影響。他回我的方法是列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清單，要我閱讀。
這類一問便必有熱情而嚴謹的回應，例子多不勝數，就連送書予他也可得豐厚回報。我送過一套線裝的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給他，國藩隨即引導我了解此版本有何重要性。我知他是有名的美食家，送了套內含「隋園食譜」的《袁枚全集》給他，國藩說想翻譯此食譜，並告訴我內中關於烹食的精深理論。我欠他的，總是沒法還得清。
國藩離開我們，我難免思索，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培養出一位如此傑出的學人。他家學源遠流長，他祖父余芸先生國學修為深湛，且從不識英文而只用了二年學英語便考入了牛津的梅頓學院，他的父親余伯泉上將是劍橋畢業生，有律師執照。他幼年離港避戰亂於中國內地，其祖父不但日夕跟他講《西遊記》，並且談詩論詞。國藩一早已是中西精緻文化的載體，但更難得的是他被培養出的認真治學態度，這與他在芝大的寺院式修練一拍即合，終於造就了位一代名家。在悼念國藩時，了解他的學習背景對教育界會很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