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是著名科學家，在一次午宴中，他突然語出驚人，說北京將來可能有高達1.3億的人口！這位朋友不會杜撰無根據的言詞，他立時解釋將來規限城市大小的標準，應以從城市一端到另一端的交通時間可否限在一小時之內。我是個極重視數據的人，聽到如此使人驚訝的「預測」，立時便找來北京的地理人口資料分析一下，以作求證。
北京2014年底人口2151.6萬人，全市面積16807.8平方公里，但這包括了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區（87.1平方公里）、近郊（1282.8平方公里）、遠郊（6473.8平方公里）及山區（10417.5平方公里）。我到北京通常在大學校園遍布、人口密度不算高的海淀區留宿，此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702人。若北京市要容納1.3億人，人口密度在整個北京市平均分布，那麼每平方公里要容納7735人，與海淀區的人口密度接近。若把人盡量擠在一起，少些人住在山區，人口密度達到東城及西城區的每平方公里2萬人以上，那麼只需6500平方公里以下的面積便可容納到1.3億人口。北京的平地似乎真的足夠支持這麼多的人口。若交通用高鐵，從一個極端到另一極端都在150公里以內，一小時真有可能辦得到。我的朋友所言，並非無根無據。
深圳發展 冠絕全球
1.3億人口的未來世界大都會終究太過震撼，世界真的會往這方向走嗎？城市人口擴大可帶來什麼好處？內地及整個世界過去百年，都曾經歷過大規模城市化的過程，香港又可從中得到什麼啟發？
不翻查資料不知道，原來我的一位經濟學界的朋友羅馬（Paul
Romer）最近剛寫了篇有關城市化的文章。從他的文章中得知，在1910年，全世界人口9.3億，但城市人口只得1.8億，佔19.4%。這些城市人口大部分在較發達國家中，較落後國家只得4000萬人。但時移世易，從1910至2010年這100年間，較發達國家城市人口增加了8.2億人，較落後國家則增加了25.6億人，在2010年，全球城市人口已高達36億人，佔總人口69億的52%。中國城市人口從1978至2014年共增加了5.77億人，城鎮數量從193座上升至658座，原來只是全球城市化大潮的一個部分，但也是規模最大的部分。
更大的變化可能是未來的100年。據羅馬的推算，到了2110年，較落後國家城市人口會增至78億人，較發達國家則只增至12億人。到時全球110億人口中的90億，會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比率會達到82%。從上述數字亦可知道，在較發達國家中，城市化在今天已基本完成，未來的100年變化不大。但在較落後的國家中，未來城市人口的增幅卻是驚人的。羅馬又認為，在再往後的100年間，即2110至2210年，城市化及世界總人口增長的步伐都會停頓下來。因此，我們要好好分析及利用，從現在算起的100年所將會出現的，在較落後國家的大規模城市化所會帶來的機遇。
城市化有兩種途徑，一是在現存的城市中人口得以大量擴充，像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紐約，或今天的北京、上海；另一途徑是出現新的能容納眾多人口的城市，像深圳。兩種模式中，又以第二種有更深遠的意義。
1978年的深圳只是一個小漁村，當時的人口雖號稱超過30萬，但這只是把附近的農民也包括在內的算法。港人到深圳基本上只有兩個目的，一是路過當地的海關與火車站進入廣州或其他地方；二是到那兒摘荔枝、吃狗肉或龍崗雞。按官方數字計算，從1980至2014年，深圳實質GDP上升了1282倍，平均每年增長23.4%！但因同期深圳人口大增至2014年底的1078萬人（包括戶籍及非戶籍的常住人口），所以人均實質GDP的年增長「只是」11.3%左右。
新城發展 束縛大減
若深圳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個單一的經濟體，她發展的速度顯然冠絕人類歷史中所有的其他地方。在2014年，按官方價計算，深圳GDP約是1.95萬億港元，香港則是2.145萬億港元，剛好比深圳高出10%，但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深圳GDP則早已超越香港。當然，因深圳人口多於香港，2014年她的人均GDP是17萬港元，低於香港的31萬港元。10多年後，深圳的人均收入可能會超過香港。
深圳的成功是有目共睹、不可能抹殺的，羅馬便特別以深圳作為其研究的樣辦。在中國最初設置的4個特區中，談得上真正成功的，也只是深圳。四比一的創造新城市的成功率，羅馬認為是驚人地高的，起碼在公司創新中，十分一的成功率已被視為極度成功。深圳為何可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
羅馬近年來一直推動一個所謂「特設城市」（Charter
City）的概念（我在2010年7月12日本報的拙作〈特設城市、羅馬與香港〉曾對此有介紹過）。「特設城市」是要把一些全新的法例、管治方法及政策引入一個地方，將其當作實驗田，若成功的話，其經驗可推廣，若失敗，負面效果也可受控。羅馬認為與其對落後國家提供援助，不如爭取她們設立「特設城市」，自行發展。其實羅馬心中的理念，早在鄧小平年代已被「特區」的設立所體現，所以羅馬對鄧推崇備至。那麼，新設的城市對經濟增長又有何好處？
人在農村 不易發揮
這當中有兩類型的好處，一是城市化本身便可帶來的好處，二是只有新設城市而不是擴充城市，才能帶來的好處。第一種好處與科技有密切關係，現代科技中，有大量都不是排他性的，即我若擁有或使用這科技，不會因你也在使用而導致我有任何損失。例如，若只有少數人懂得用手機或上網，他們得到的效益不一定很大，但若人人都懂上網或用手機，網上存在的資訊便更豐富，上網查資料便更易，大家都得益。手機使用更廣泛也可使我們更易聯絡到其他人。
在農村中，人口不夠密集，科技的普及較難，人民的生產活動也不易被現代的管理方法組織起來，所以一個人若在農村工作，他的生產力便不易發揮出來。但若他到城市去，接觸到現代科技及管理方法，生產力可能得到解放，收入增加，就連消閒生活或消費，選擇也多了起來。上述好處，在現存城市的人口擴張或新城市的出現中也會體現到。
新城市的出現又帶來更多的優點。若按照羅馬「特設城市」或是「特區」的構思，新城市的很多條例、政策，甚至法律，都可重新設計，不受已過時不適合新形勢發展的舊條文的束縛。舉兩個例子，前一陣子香港熱議「優步」（Uber）汽車可否在港經營，的士牌照的擁有者自然大力反對。
我根據兩個月前的數據曾估算過，香港的士牌總值1210億元，若「優步」流行，這筆巨大的「租值」可煙消雲散，的士牌擁有人會損失慘重；但我們若在一個新的城市中制訂政策，容許「優步」式的公司營運，因無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此種新科技及經營模式當可存在。再一例子，香港工廠大廈林立，雖曾一度空置率甚高，卻不易轉作商業用途，以致寫字樓租金極貴。改變用途的障礙甚多，例如某些消防條例或土地使用條例等等，多年前曾蔭權曾私下論及此事，他雖貴為特首，也要慨嘆難以克服這些障礙。假如有一個新城市出現，這些自然不會是問題。
公共空間 應作預留
城市涉及空間，以及這些空間如何配置運用。過去的城市規劃在今天往往不合時宜，例如香港有幾個地區及衛星城市本來是用來發展工業，但現時經濟已轉型，舊式工業已去如黃鶴，杳然於空，這些地區的規劃便不再恰當。又香港可發展的土地稀缺，有人卻認為務農是基本人權，不願離開耕地。九龍半島過去因啟德機場有飛機升降關係，不少樓宇不能向高空發展，浪費了不少市區的土地資源，但我們都知道，若要發展遷拆，賠償及政治代價都可能是不可踰越的。在一個新建的城市中，這些卻都不是問題。
羅馬認為在新城市中應用強有力的方法預留大量的公共空間，以作將來城市擴充時發展之用；土地一早分得清光，再徵用發展便困難重重。此種思考對港當有參考作用。香港不大可能在大嶼山或其他地方設立法例不同的特區，但若另外靠填海或減低郊野公園比例的方法去創造新的公共發展空間，卻大可迴避在市區無法覓地的困境，政治阻力不會完全消失，但反對力量會弱得多；樓價會因此而下跌至較合理的水平，跌幅要視乎新增到多少土地，香港的經濟發展空間也會因有新的土地而得以受到支撐。
香港若無法擺脫發展土地不足之困，再過一二十年，香港便會被繼續大都會化的深圳遠遠超越，到時深圳若有2000萬人口，香港卻只有700多萬，連人均GDP也不一定比得上深圳，香港會否變得只是深圳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