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三年內有洲際導彈？ (雷鼎鳴)

上周三晚上在清華大學參加一個宏觀經濟的研討會。十多年來，此研討會每季一次，從未間斷，我若不是有俗務纏身，都必定參與。每次都有多名學者、政府官員、商界領袖，甚至是來自各國的外交官，與他們交流，是一個保持對中國經濟有敏銳感覺的重要方法。事實上，每次研討會觀眾席都會逼爆，光是記者起碼也有五六十人，自由討論之風及各人關心國家發展之心，也是明顯不過。

今次討論有涉及當前世界大事，與我們同台的兩位講者都不約而同談到北朝鮮問題，他們是人民大學的國際關係專家時殷弘及一位熟悉亞洲事務的美國專家Timothy Stratford。二人對北朝鮮局勢都表示十分憂慮，都認為三年內北朝鮮應可發展出洲際彈道導彈，核彈頭可直抵美國西北海岸。回來一查資料，2006至2009年任美國中情局局長的海頓（Michael Hayden）將軍，最近也曾發表言論，認為在特朗普任內，北朝鮮應可掌握到洲際導彈的技術。香港媒體一向視金正恩為虛張聲勢的傻人，這可能是一種誤判。

我不是外交及軍事專家，不確知三年內北朝鮮是否擁有此核震懾力，但既然這可能性存在，我們倒應問一問，假如此說屬實，現在及三年後中國及美國應做甚麼？

南北韓對峙 維持均衡

這是很頭痛的事。我相信中國及美國原本的如意算盤應是讓南北韓保持對峙，中國有北朝鮮作籌碼，既有緩衝區，又可牽制着南韓、日本與美國，維持着一種均衡。至於美國，北朝鮮雖使它頭痛，但卻可使到南韓不得不倚賴美國的防衞力量，互相敵視的兩個美國盟友，南韓與日本也因受美國制約而不用大打出手。但近年來，北朝鮮核武及飛彈的發展，使到這些算盤都不一定能夠打得響。

金正恩2011年上台後，至今已進行過83次導彈試驗，從1984年2010年，總的試驗也只是31次，由此可知金正恩決心之大。中美兩國既然都想維持現狀，當然不希望北朝鮮擁有此軍事力量，最理想的結果是勸服金正恩放棄整套計劃，但他肯嗎？早在2005年，包括美國在內的5個國家便曾答應北朝鮮，可容許其搞民用核能，對其能源提供援助，外交上承認它及經濟上援助它，美國並答應不會攻擊北朝鮮，條件是它必須放棄核計劃，但北朝鮮的回應是繼續搞核武及導彈。2005年北朝鮮離成功之路仍遠時也不肯就範，今天擁有對美的核威懾力只有一步之遙，它絕不會放棄其計劃，中國就算在經濟上約束它，恐怕也不會有效。

美會否出兵 煞費思量

倘若北朝鮮真的有了洲際導彈，最受影響的應是美國。中國當然也要計算自身所要承受的風險，但根本不用等到洲際導彈的出現，北朝鮮反正也早已有能力核攻擊中國的城市了，所以洲際導彈帶來的新影響，主要是在美國，不是中國。美國面對着有洲際導彈的北朝鮮，可以有甚麼反應？金正恩賭的正是美國不能做甚麼，只有乖乖的接受北朝鮮是一核武國，從此投鼠忌器，不敢發動攻勢，金正恩也不會如薩達姆及卡特菲般送掉性命。事實恐怕也會如此，金正恩可能賭對了。

既然如此，美國有動機把北朝鮮的核武及飛彈技術扼殺於萌芽時，若蹉跎歲月，美國最終只會感到如芒在背。中國對北朝鮮的核武也一定有戒心，雖然不想美國影響力太大，但兩害取其經，應該也不會積極阻止美國先下手為強的軍事行動。但美國一樣有顧忌，這倒不是怕人指摘，反正美國發動戰爭已是家常便飯。美國要擔心的是，首爾都在北朝鮮火力範圍內，而首爾這個佔了南韓一半人口的城市有如香港一樣，根本承受不了轟炸和動亂。假若金正恩戰敗，南韓統一了全國，美國也不見得有賺。統一了的韓國再無必要倚靠美國的軍事去防範北朝鮮，韓國與日本又是世仇，美國支持日本，與韓國也會有衝突。所以美國是否出兵，其實也煞費思量。

從中國的角度看，也許最好的方法便是睜一眼閉一眼，讓美國當醜人了。

(Sky Post 2017-6-30)

 

 

 

 

 

 

 

回歸20年的中港關係 (雷鼎鳴)

香港回歸20年，發生的事數不勝數，我們若要總結這20年的歷史，需要沿一些線索看透表象，並搞清誰是主要的博弈者。

 

最重要的博弈者自然是內地與香港，為求去除較次要的枝節，我們可把中央政府和特區中與中央對著幹的勢力視為博弈雙方。在香港和內地以外，美國很可能是另一較隱藏的博弈者。至於分析的線索，最重要的是認清經濟和政治實力的變化；軍事力量本來也可扮演重要角色，但美國沒有理由在港採取軍事行動，中國則根本不用這樣做，香港本身除了駐港解放軍外，並無軍事力量，我們大可把軍事因素略過不表。

 

美國對港絕對有興趣

 

表面看來，美國並無直接參與中港博弈，她的角色更似一個並非中立的觀棋者。美國有無幕後參與或甚至資助一方的活動，由來涉及外交問題，所以不會輕易留下把柄；我是局外人，不會掌握到什麼實證，但我是相信她有積極參與香港事務的。美國在世界多處地方捲入別人的國事已不是什麼秘密，其圍堵中國的意圖也昭然若揭，而香港的高度自由更是令她有資格成為世界重要的情報中心，美國政府怎會不感興趣？

 

林行止先生多月前引用過台灣清華大學研究生王梅香所寫有關1950至1962年美國出錢介入港台文學的論文，我也找來翻閱過，讀後不能不使人驚覺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無孔不入。回想我在芝大念書時，每周15個小時在圖書館打工負責整理寄入的刊物，每天都會收到一大疊駐港美國領事館收集的有關內地的各類資料情報，說美國對香港毫無興趣只可能是欺人之談。

 

但在美國政府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跟隨美國的利益及對華政策而變，某些港人若要把美國政府當作是盟友，可能會發現她並不那麼可靠。我20多年前在本報便指出，美國人喜歡當一哥，不容別的國家超越她。這有如賽車，當後面的車離開前面的距離仍遠時，前面的車不用理會後面的，但當中國這輛車要超越美國車時，後者便會在路上左擋右擋，容易險象環生。現在正當中國在多個領域中爬頭的時刻，我們不能排除美國在港有鋌而走險、做事露骨的可能。

 

不過，我們也應記著尼克遜於1994年出版的《和平以外》（Beyond Peace）一書所言︰「今天，中國的經濟力量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鹵莽（imprudent）。10年內，這些說教會顯得不適當（irrelevant）。20年內，它們會變成可笑（laughable）。」觀之於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前倨後恭，毫無章法，尼克遜20多年前的預言大有可能成真。若然如此，香港也隨時可變為美國棋局中的棄子。

 

影響著中港關係及中美關係最大的因素，無疑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急速擴展。從1997至今年這20年內，中國的總體實質GDP上升了約5.71倍（若從1978年算起，更是上升了34.46倍）。1997年，按官方匯率計算，香港的GDP是內地的19.65%，而美國的GDP則是內地的9.5倍，當時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還十分明顯，而美國仍可視中國如無物；但今天情況已大為不同，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香港的GDP連中國的2%也不夠，而且中國早已超越了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此種經濟巨大的增長必會帶來社會中多方面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量變到質變」在此可看到實例。中國人民富有了，生活上的自由與方便也大幅提升。有位內地記者告訴我，幾年前她來香港，覺得香港樣樣都方便，但今年重訪，卻覺得內地生活遠比香港方便，這倒並非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人民一部手機便可走遍天下，解決到他們生活中大部分問題，香港的科技已追不上他們了。

 

從前中國人重視增長多於環保，但近幾年中國已迅速成為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最大利用者，且代替了要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竟成為環保的國際旗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宏圖和亞投行，若在從前，恐怕和應者寡，但現今有興趣參與的已高達60多個國家。

 

港人收入只上升31%

 

在科技上，中國似正處於一井噴式階段，新產品使我們感到跟不上時代，從前的模仿已變成創新，國際科技界中早已知道中國實力的雄厚，北京的中關村已在威脅著加州矽谷的霸主地位。在一些國際調查中，中國人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一直維持在世界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美國若要制約中國的經濟，已是力不從心了。

 

香港20年來經濟的表現顯然大有不如，但九七以後，香港仍能保持基本的繁榮，實質總體GDP 20年內增長近88%，失業率低企，外匯儲備豐足，從此等意義上，資本主義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尚算成功，經濟自由也保持得不錯，在世界的各種排名中，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競爭力一直都名列前茅。

 

不過，香港的經濟理應是可以有更佳表現的。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南大門，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共只上升31%，20至24歲年輕人的實質收入增幅，更低至9.3%。樓宇供應不足導致樓價大升，無樓之人叫苦連天。

 

我們可以說，在港也有部分精英捕捉到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如魚得水，但大部分市民恐怕沒有受惠或受惠有限。從另一角度看，這也顯示出香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愈來愈少，此點對香港的地位有不妙的影響。

 

上文提到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近年進行艱巨的經濟結構調整，仍能避免到硬著陸；但毋庸諱言，中國人均收入尚未達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最大政治仍是盡可能利用這數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努力發展經濟，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及中央政府所得到的高度認受性，也是建基於經濟不斷有高增長（每年GDP新增的部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過一個澳洲的GDP），以及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在外交上，中國最顧忌的應是美國的圍堵，但中國運氣不錯，2001年美國遇上恐襲，小布殊不得不改弦易轍，與中國合作反恐，這替中國爭取多七八年的外交寬鬆環境；2008年金融海嘯，美國自顧不暇，又替中國多爭取了幾年時間；特朗普上台後瘋瘋癲癲，間接提高了中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應已一早明白，就算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如何成功，台灣也不會相信，香港的所謂示範作用，本來便並不存在。

 

從上可知，中央政府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多如牛毛，根本沒空理會香港這個只懂哭叫的孩子。張德江一再表示，香港的角色只應是一個經濟城市。若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無人踩過涉及中央主權的底線，中央政府並無誘因自尋煩惱，金睛火眼的盯著香港。

 

在回歸的最初幾年，中央對港的態度幾乎是有求必應，其他省市對港甚至頗為眼紅。中聯辦與駐港解放軍都極其低調。記得曾蔭權仍當財爺時，他代表就業專責小組寫信到解放軍處要求他們幫忙訓練香港的年輕人，使他們更有紀律，增加在職場中的競爭力；但解放軍不願捲入香港事務，所以婉拒了。我的舊同事鄭國漢教授曾獲解放軍邀去講解經濟，但他發現來接他的人員幾乎迷途，可見他們整天留在軍營，不出市區，極為低調也。

 

年輕人只沉醉政治攻訐

 

從中央的角度看，此等懷柔政策並不能說成功。沙士期間，中央宣布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政策，但換來的卻是每年一度的「七一」示威。在此情況下，我們大可推斷中央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懷柔，靜觀其變；二是逐步收緊，以免港人不識好歹。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別人對你待之以禮，你卻是報之以怨，這便是尼克遜所說的鹵莽了。我猜想中央領導人可能會十分納悶，香港那些熱中於政治的人腦子是如何構造的，為何在自己實力愈來愈弱、愈無討價還價能力之時，反倒是愈搞愈激，甚至公開傳播港獨？

 

其實，這也並無難解之處，此種行為在寵壞的港孩身上容易見到，但一涉及管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中央不會甘於扮演慈父的角色。香港的極端分子若是踏過中央底線，事實已證明，中央不會和稀泥。在這個時候叫中央採用寬鬆政策，恐怕機會已經錯失了。

 

本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是可以不用劍拔弩張，中港雙贏，但這需要條件。7年多前我在本報已指出，雖然香港的GDP相對於內地已愈來愈不重要，但只要港人懂得如何在經濟上對中國作出貢獻，使人感到香港不可或缺，港人在政治上的議價地位可以保持。但可惜不少年輕人沉醉於政治攻訐中，失去對經濟建設的興趣，在北大人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一減再減。

 

不過，香港還算是好運氣的，「一帶一路」國策橫空出世，港人懂基建，搞過加工區，也熟悉金融，有能力通過對「一帶一路」作出貢獻而爭取回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恐怕只有部分港人能做到此點，那些只喜歡鬥爭的人不可能有興趣去思考「一帶一路」的策略。

 

最近兩三年港獨思想冒了出來，這對大多數港人來說，只可能是糟透之事。也許港獨的支持者甚少，短期內成不了氣候，但全球正處於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階段，此等思潮包含排外與反精英的元素，誰敢說對它不了了之，它便會自動消失？中央可向泛民發放回鄉證，但卻要把港獨變成過街老鼠，正反映出她對任何形式的港獨不會容忍。

 

有人認為港獨只是中央人為地炮製出來的稻草人，替鷹派找尋攻擊的藉口。我不相信此說，但就算此「陰謀」屬實，與港獨無關的泛民也可輕易化解，只要他們願意與港獨劃清界線，以行動而不是不痛不癢的罵兩句港獨，便沒有人可以把他們當作港獨了。

 

這本是舉手之勞之事，但我們見不到有此行動，這是很可惜的。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們沒有政治智慧，二是他們自己也是港獨的同路人或後備軍。中央對他們難感信任，怎會放心讓香港普選特首？

 

回歸20年已成過去，未來20年又怎樣？我相信更大的巨變還在未來。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應用，肯定會把社會弄得翻天覆地，而中國在這些領域上早已乘上快車，是世界的領頭人了。香港若乘不上這輛快車，會否被時代拋棄，變得再無關重要。觀乎人工智能有可能於10年內取代到大半金融業的職位，香港的前途真的存有巨大風險。

 

(HKEJ 2017-6-23)

俄羅斯之旅 (雷鼎鳴)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

(Sky Post 2017-6-23)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

 

 

 

 

 

 

 

 

 

 

 

 

 

港人收入的差距稍有縮減 (雷鼎鳴)

上周五統計處發表關於香港住戶收入分布的報告。這報告的數據來自2016年的人口普查，其主要推演結果是香港貧富收入的差距在2011至2016年間有輕微縮窄，但可惜香港的一些傳媒根本不懂解讀數據，又或認為貧富差距減低並不夠煽情，所以只好以訛傳訛，硬說報告結果顯示貧富差距正在擴闊，胡混交差了事。

量度收入分布有多種方法，在港比較常用的是所謂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港譯「堅尼系數」，其實是錯譯，因Gini是意大利名字，不應用英文的發音）。此方法好處是十分簡單，收入完全平均，則系數為0，收入全部集中在一人手中，則系數為1。一般而言，此系數愈高，則被解讀為貧富差距愈大，但其實這也不盡然，當大量貧民脫了貧，收入有所提升時，「基尼系數」也可以升高。由此可知，「基尼系數」升高不一定是壞事，但這裏我依然從俗，假設政府的政策目標是降低「基尼系數」。

分析數據基礎 應計算福利政策

但就算我們沿用「基尼系數」，也會立時碰到一系列量度收入或財富的問題，若用錯了數據，只會使大眾錯誤解讀情況，政府政策也會失效。

第一個問題是應該用某人擁有的資產，或是用其收入，還是用其每月的消費額來量度貧富？這問題不難解答，資產總值的數據十分稀缺，甚至不可靠，不能用，剩下來的問題是應該用收入還是消費額? 我相信兩者俱可用，所得結果可互相印證。

第二個問題是該用個人的就業收入數據，還是用住戶家庭的收入作基礎。用個人數據較為不妥，因沒有就業的人士，如家庭主婦等，收入可能是零，但他們並不一定貧窮。用住戶數據可避開此問題，但住戶有大有小，人多的住戶的收入若與人少的住戶收入一樣，前者的成員顯然比後者貧窮，所以我們若以住戶為收入的單位，便必須因應住戶的人數而對收入加以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不同人等繳稅數額不一樣，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如公屋、醫療補貼等等）也不同，有需要為這些項目加以調整後才比較各人收入的差距。換句話說，貧富差距的量度要着眼於不同人等實際可得多少消費。

統計處自2007年起，每5年發表一份收入分布的報告，而這報告也盡量兼顧上述問題。若是完全不理會上述問題，只簡單機械地計算未經任何調整的住戶收入數據，香港的「基尼系數」從2011年的0.537增至2016年的0.539，香港部分媒體也只是誤用了這結果。但這顯然是錯誤的，一個要納貴租、住劏房的人收入可能比住公屋的稍高，但前者真的比後者富裕嗎？統計處把稅收與福利都考慮在內重新估算「基尼系數」，這涉及大量数据運算，其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樓價更應關注 人工智能衝擊大

統計處根據人口普查的數據算出，2011至2016年，一人住戶數量上升15.6％，二人住戶數量上升11.4％，但五人住戶下降了13.3％，六人或以上的則下降了8.3％。由此可知，住戶平均人數愈來愈少，更有甚者，人數較少的住戶中，相當大的比例是由無甚收入（但不一定無資產）的退休長者組成，我們若對住戶人數多少都一視同仁，不加調整，得到結果便會充滿誤導。統計處對此倒是有盡其責任，它把住戶收入除以其人數得出人口平均住戶收入，用此再算出「基尼系數」，果然發現此系數從2011年的0.507下降至2016年的0.499。若再把稅收及福利轉移的影響也計算在內，則「基尼系數」由2011年的0.431降至2016年的0.420。

從這些結果可知，粗糙地量度的「基尼系數」有輕微的增加，只是因為它把一個人賺1萬元與十個人共只賺1萬元都視為有同等收入。一經對住戶人數作出適當調整後，「基尼系數」便應聲下跌。部分不明白實況的人以為香港一般性地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其實是一種誤解。

統計處的報告也另有一些有趣的發現。我們素來知道香港貧富差距高企，但並無惡化，不過，卻少有人知道原來世界不少大城市的「基尼系數」都與香港相若，例如紐約是0.551、芝加哥是0.531，此種現象值得探討。

我們若關注未來貧富差距的走勢，應多留意樓價對港人購買力的影響，有樓與無樓之人的差別。此外，人工智能將迅速殺至，對不少職業都會有巨大衝擊，有不少人會失業變貧，不可不察。

(Sky Post 2017-6-16)

人工智能將如何衝擊香港？ (雷鼎鳴)

近日「人工智能」（AI）大出風頭，谷歌的AlphaGo三連勝圍棋棋王柯潔，我們才意識到人工智能不但在邏輯思維上比人類優勝，而且在戰略創新上也可擊敗人類。柯潔與它對弈後偷了師，棋藝竟也大進！IT界名人、在中國內地社交平台微博擁有五千萬粉絲、「創新工場」的創辦人李開復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禮關於人工智能的演說更是對我們的當頭棒喝，他認為在十年內，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目前一半的工作，我們正處於一個極速的新工業革命中。

以Hans Moravec為名的Moravec悖論指出，人工智能往往對一些我們認為是簡單的事，如上樓梯、開門、踢球等做得不是很好，但我們總也得承認，在不少領域內，尤其是通過其強大學習能力，人工智能可以遠勝人類。

科技進步對經濟從來都可產生深遠影響，李開復並非等閒之輩，他的預言就算不一定完全兌現，我們也應記著《孫子》的智慧﹕「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早日估量著未來的勇敢新世界會變成怎樣，並籌謀如何利用新的機遇，否則香港會變得無足輕重，失業變成是社會人口的常態。究竟哪些行業會受到最大的衝擊？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的核心是如何把人民擁有的資金集合起來再配置到最能產生效益的企業或家庭。但李開復也指出，現時證據顯示，用人工智能加上大數據去評估應否對某些企業貸款，其壞賬率遠低於使用傳統的方法，而且處理個案的速度百倍於用舊方法。如此說來，銀行倒是無需僱用這麼多的借貸分析員，我們自己若想投資取得豐厚回報，便要立時炒掉基金經理，改用人工智能服務。強積金一直為人詬病收費過高，在人工智能的競爭下，這些基金不降低收費恐怕便會無人問津。今天打算讀金融財務或數量財務的學生要注意了，你們可能正走入一夕陽行業，除非你們肯擴闊眼界與知識，及早學習金融科技（Fintech）。同理，人工智能對於會計業、保險業可能也帶來同樣的衝擊。

醫生、律師又怎樣？以機械人的不少動作還頗為笨拙的現況看來，人工智能應該還取代不了外科手術醫生，但將來也難說得很。若擁有大數據，飽讀醫學典籍的人工智能對斷症沒有理由不能勝過醫生。事實上，我在美國見到一些醫療機構也逐漸地電子數據化。醫療工作也許應包含照顧及安慰病人，人工智能的作用可能不大，護士職位未必會減少，還可能增加。但這也未必一定，建造一些懂得與人互動、會用溫柔聲音安撫病人情緒的機械人也許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人工智能既有超強的記憶力及分析力，甚至有創造力，應該對如何應用法律條文有強大能力，甚或在法庭辯論中可使對手啞口無言。如此一來，律師收入豈不要大減？

香港的GDP中除了金融業佔了一成六外，專業與商業服務也有一成左右。專業服務包括上述的幾種行業，也包括了教育。我不相信教育可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但部分取代卻是難免的。現今不少大學的老師早已把自己的教學放在網上供世界人民學習，這是否是教師在「自掘墳墓」？

香港進出口貿易加上物流業佔GDP的四分之一左右，現在無人駕駛的人工智能汽車早已出現，十年內，其進步應足以使到它能完全取代真人駕駛，那麼的士還有無生存空間？無人駕駛的Uber可能才是未來。同理，貨車司機還有無需求？這點我也頗為悲觀。

我對自己的本行經濟學倒是較為樂觀。一所公司如何管治或投資方向如何決定，也許人工智能可幫忙，但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管理國家之學，人工智能有助我們分析問題，但要說取代，恐怕不是這二、三十年做得到之事。

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職位的行業可否實行保護主義自救？我相信這最多能在一段短時間內拖慢發展，根本無力抵擋歷史大潮。例如會計公司老闆發現人工智能比會計師更好更快更節省成本，他必有強大誘因改用人工智能，否則在市場競爭中會敗下陣來。

人工智能當然也可為我們帶來巨大的好處。香港的勞動力在這一兩年便開始減少，人工智能不正好填補失去的人口紅利嗎？香港的醫生人數不足，應付不了人口老化帶來的新需求，但若人工智能可以取代醫生的一部分工作，豈不可解決了問題？人工智能也意味著生產力的進步，也許從此不少人都可從工作中解脫出來。

香港人應如何回應這逼在眉睫的變局？在歷史上香港人一直都非常靈活，對市場的變化反應敏捷，而事實上，香港經濟都一直在轉型，八十年代開始從製造業大規模地轉至服務業便是一例。未來哪些行業或職業會式微，哪些會有更大的需求（例如人口老化帶來的關顧長者的服務），需要整個社會的及早考慮。

社會中人會否及早應對，早著先機？這倒是使人無法樂觀。從前市民把精力集中在經濟上，對市場的風吹草動感覺敏銳，但近幾年來部分年輕人沉溺於民粹主義，還錯誤地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變化怎會一早察覺並調整自己的人生規劃？李開復認為，中美現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兩個領先大國，而四成三的AI應用程式已是由中國人編寫。一部分港人的排外情緒可能已成為他們在人工智能大潮中捕捉先機的障礙。■

(Yazhou Zhoukan 2017-6-25)

中國的信貸評級與債務 (雷鼎鳴)

兩周前，穆迪把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從Aa3（信貸風險非常低）降了一級至A1（信貸風險低），前景從穩定變為負面，並順帶把香港也降低一級。本來香港經濟與內地關係密切，內地信貸風險若增加，把香港調低也屬合理。不過，股市卻似乎視穆迪的評級如無物，近期股市不跌反節節上升。

我相信市場的反應是對的，穆迪評級沒有參考價值，中國經濟避免了硬着陸，第一季的較高增長為中央開拓了空間，使其可進行更深入的經濟結構改革。其實穆迪應為中國的信貸評級升級，而不是降級。既然穆迪的評級脫離實際，我們大可自己另行檢視一下中國真實的信貸情況。

負債佔GDP比率低 外儲豐厚

我們可把中國的債務分為政府債、企業債及家庭所欠的債，幾種性質不同。穆迪的評級主要着眼於政府債，而此種債項又包含中央政府所欠的債及地方政府的債。據美國中情局估計，2016年中央政府所欠的債等於GDP的20.1％，其比率之低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63。其實按照中國財政部的官方數字，2016年底國債餘額實際數只是12萬億元人民幣，等於該年的GDP的16.1％。

我們可將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一下。政府欠債比率最高的是日本，2016年底共欠債等於GDP 234.7％，日本的儲蓄率遠比不上中國，經濟增長又多年停滯，怎麼穆迪對日本的信貸評級竟與有豐厚外滙儲備的中國同處一級？美國政府欠債率高達GDP的73.8％，儲蓄也遠低於中國，但信貸評級卻可高踞第一位。

中國中央政府欠債雖少，且隨時可開動印鈔機還債，信貸應無甚風險，但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地方債務在2013至2014年期間曾大幅上升，所以中國的信貸市場有隱憂。

按中國的財政制度，地方政府一半的稅收要上交中央，但卻要負擔起八成的地方開支，近年賣地收入又頗受限制，這自然值得我們關注其欠債會否失控。但據財政部的官方數據，地方債佔GDP的比重，與中央政府的欠債大致相若，地方債加上中央的債，以國際標準來衡量，依然極低，暫時無足為患。

很多人都曾提到中國的企業債很高，2015年時已有78.6萬億元人民幣，等於當年GDP的115％。不過，我們要注意，企債或家庭債的性質與政府債頗為不同，後者還債的能力取決於政府可抽取多少稅或發行多少鈔票，但前者卻是有資產作後盾的，因此我們評估企債的風險，主要應着眼於該企業擁有的資產是否大於欠債。

這裏有兩個問題要搞清。第一，不少評論以為企業欠的債愈多，該企業的風險便愈大，這其實並不盡然。根據以兩位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一座市價1,000萬的樓宇，究竟購買時的融資方法是700萬靠借款，300萬自己出；抑或是500萬借款，500萬自己出，對樓宇的價值根本都不會有影響，它同樣是價值1,000萬。同理，一所企業的債股比，即融資多少是靠借貸，多少是靠發行股權，同樣不會影響該企業的價值。不過，債股比的不同卻是意味着股東與債權人所承擔的風險不同。

儲蓄量高達GDP一半 支撑企業

第二，中國的儲蓄量高達GDP的一半，光是從2009年到現在，新增的資本已超過200萬億元，數倍於現在的GDP。這筆錢要找渠道轉到企業中投資，而主要的渠道正是通過銀行將存款借給企業。因此企債高企只是反映中國人民願意節衣縮食，努力儲蓄。本來儲起的錢可以通過購買股權而對公司投資，但中國股市不發達，總市總值也只得50萬億左右，消化不了超過200萬億元的新增資本，所以我們可見到一現象，在中國，人民愈願意儲蓄投資，企業債相對於GDP的比例便愈高。

西方國家儲蓄率低，沒多少資金積累，一見到債量增加，便大驚小怪，這是不懂中國國情之故也。以中國人民對前景的樂觀情緒看來，儲蓄率高會繼續下去，企業債也會再上升，這不是壞事，是好事。

(Sky Post 2017-6-9)

 

 

二十年「一國兩制」實踐出現的問題 (雷鼎鳴)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我們也應藉此機會回顧「一國兩制」實踐二十年的得失。

 

眾所周知，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重要構思，為什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鄧小平要提出這一方案，而不是一步到位在港搞「一國一制」？

 

我相信循序漸進是當年中央決策層的主流思想，要明白此點不妨注意在那段時間中國的經濟改革亦出現過近似的考慮，究竟中國應否搞「雙軌制」，亦即容許無甚效率要靠補貼才能運作下去的國企與活力充足的民營企業同時存在，或是推動後來學術界稱之為「震盪治療」的政策，迫使國企立即改革，改革不成便立時讓其關門大吉？最後中國選擇了「雙軌制」，雖然也要付出一定代價，但避免了採用「震盪治療」的東歐諸國在九十年代所出現的經濟大倒退。循序漸進的策略在中央決策人心中自然更顯正確。

 

「一國兩制」與循序漸進或「雙軌制」在理念上顯然一脈相承。「雙軌制」的目的在於尋找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穩定及經濟增長最有利的政策，它不應是一成不變的原則，而應跟從時代的進步而調整。「永續基本法」甚至搞「港獨」，不可能是兩地關係的終極結果。至於兩地融合的速度，卻是可以調整，而中央在法理上亦掌控着調整的速度。最近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講話再次提醒港人，根據《基本法》，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不是「分權」，而是香港政府「被授權」，正好印證此點。

 

香港對國家貢獻越來越小

 

從二十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我們還可觀察多一點中央對港政策的思維。第一，中央認為香港應該是一個經濟城市，它的功能是要保持自身的繁榮安定，並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中央也願意通過CEPA等策略支持香港的經濟民生。第二，香港的內部事務，若沒有跨過「一國兩制」的底線，中央根本不會干預。這並不一定顯示中央認同香港發生的一切事，只是希望香港自己能處理好事務。不過，香港有一批人不懂中國政治，並自我催眠，認為自己既正義又有實力，錯誤地接受一些邏輯不通的「抗爭才能改變」之類的教條，不停地超越中央的底線。這樣的後果，是使中央更信不過香港的某些政客，在下放權力給香港時更為謹慎，不會隨便放鬆。一個例子是中央絕不會在人大8．31決議上有所退讓。

 

在上述的大環境下，不能說香港沒有浪費一些重大機遇。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的大門口，使世界不少地方羨慕不已。在1997年，按當時官方匯率計算，香港的GDP佔中國內地的19.65%，但在2016年已下降至2.78%。我們當然不能說香港經濟毫無成績，事實上，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名義收入中位數共上升了60%，扣掉22%的通脹，實質收入在十八年內也共有31%的增長，只是這個增長與香港應可達到的數字頗有差距。

 

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人都應看到，中國的高新科技正處於一個噴井式發展的階段，現在內地經濟雖處於轉型鞏固期，但影響人民生活的各種科技，如電子商貿、大數據、人工智能、大規模的太陽能、風力發電等等，已逐漸接棒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香港除了金融業及進出口貿易外，並無多少人趕得上乘搭國家這輛經濟快車。

 

究其原因，是香港有兩種人。一種是看得懂大勢找到商機並會積極捕捉機遇的有識之士，我們不用擔心他們的經濟前景。另一種是一葉障目或是戴上有色眼鏡沉溺在主觀構建的意識形態中的民粹分子，他們對急劇變化的世界茫然無知，更遑論能看清歷史大潮。要他們放下思想包袱，在兩地間創業找尋商機，豈不是對牛彈琴？ 「一帶一路」本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個很好機遇，但估計只有部分精英才懂得從中利用機會，那些終日只懂空談政治口號的人怎可能珍惜此等機會？長遠來說，這兩種人的貧富差距可能會更大，這又會倒逼第二種人更政治上腦，強要把別人賺得的錢分走一份。

 

歷史非必修「害了一代人」

 

在民生上，港人目前最關注的無疑是樓價。香港的地理位置太優越，將來金融業能更大發展的可能性很高，這些條件都會推高樓價（世上哪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樓價會不高企？），但香港只有36%的住戶在私人市場中擁有自己的物業，有樓與無樓，在樓價急升的條件下會擴大貧富差距。這本來有一個救治良方，便是多發展土地大量增加房屋供給，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港人在自殘。更準確的說法是某些反對派喜歡胡搞蠻纏，不斷通過各種政治手段阻礙開發新土地。難道他們不知道港人都希望住的房子更大更便宜嗎？希望下屆政府不要再理會這些胡搞之人。

 

香港二十年來自我製造的難題中，影響較深遠的一項是沒有在教育上提供條件讓港人解決身份認同問題。在年齡層上，十二至十八歲是身份認同的關鍵時期，但正在這一階段，大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高中學生能讀到中國歷史。我是在港英年代讀中學，但即使那時候，中國歷史還是我校的必修課，而我在芝加哥大學時亦有幸跟從幾位大師級的歷史學家，補回古代史與近代史的不足。這個過程對我個人身份認同的知識基礎十分重要。

 

要一些不懂自己過去，不懂中國歷史的人去建立與中國經濟發展休戚與共的心態，豈不緣木求魚？但若對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沒有足夠的關注，又怎可能利用機遇創造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若要我選出一項回歸二十年來特區政府的最大誤失，我很可能會選歷史不是必修課這一項，它害了整整一代人。

 

(TKP 2017/6/6)

香港會否終究垃圾圍城？ (雷鼎鳴)

政府推出了一個名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方案，計劃在2019年下半年正式實施，到時家居垃圾一定要用指定的收費垃圾袋盛載，每人每公升垃圾平均收費0.11元，估計1個3人家庭每月要因此多付30至44元左右。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個方案貫徹用者自付原則，方向值得支持。垃圾造成對社會的污染，但生產垃圾者一般不會理會此等社會成本，用簡單的垃圾袋收費方法向他們討回處理垃圾的成本，既符合多生產垃圾便要多付錢的原則，當中涉及的交易成本也不高，我沒有理由反對。其實早在十多年前，當廖秀冬仍是負責運輸與環保的局長之時，她便曾委託我寫過一份關於廢物循環再造的經濟分析報告，我便曾建議過類似的方案。

解決方案須多管齊下

對垃圾袋徵費雖然正確，但我對它是否足夠解決香港都市固體廢物（Municip Solid Waste，簡稱MSW）問題，卻較為悲觀。早在2002年，我便與MSW結緣。除了上述我撰寫的報告外，那年廖局長突然來電，說香港的垃圾問題很嚴峻，還有幾年，所有的堆填區便會用完，政府一定要早日設法破解此逼在眉睫的困境，所以會成立一個委員會制定方案，並叫我當此委員會的經濟小組主席。我一聽這確然是民生大事，不敢不從，一做便做了5年。

這5年內開過不少會，政府也外聘了一些顧問公司建議不同的對垃圾處理的技術方法。據我印象所得，對付垃圾的主要方法不外是堆填區、焚化、循環再造、源頭減廢、化學處理，及運到外地的堆填區。猶記得當年委員會作出建議後，廖局長已離任，人走茶涼，沒多久，新任的環保負責人似又成立了另一委員會制定相關政策，後來又有人找我開會，討論的問題與細節竟與數年前的幾乎一模一樣，看來早一屆委員會的5年工作是白廢了，整個過程又被重複。

我一直相信解決MSW，不能單靠一個方法，要多管齊下。上述的化學處理耗地甚多，不合港情，至於運垃圾到外地，現時鄰近地區經濟已騰飛，誰肯接收香港的垃圾？堆填區一直是香港用的主要方法，而且技術日見進步。我家面對着一個早完成任務的堆填區，上面覆蓋的泥土早已綠草如茵，夾雜着一些樹木，在適當天氣下，頗有瑞士雪山風光的感覺，環境不錯，但香港面積有限，在垃圾不斷產出的條件下，持續性頗成問題。至於循環再造，香港一直也有做，但大多數垃圾恐怕無法再造成有用的物品，仍要待處理。

政府現在提出的源頭減廢政策可以起到多大的效果？若參考台灣與南韓的情況，似乎效果頗大，但我們若看一看香港的官方數據，卻可能不應太過樂觀。2002年，港人平均每天生產的MSW共1.4公斤，當中的家居廢物共1.11公斤。到了2011年，經過當局及市民的努力下，MSW已降至1.27公斤，家居垃圾則已跌至0.84公斤，成績也頗為顯著。但成績的背後，也可能顯出不少潛力已經用掉。到了2015年，MSW已回升到1.39公斤，家居垃圾亦輕微上升到0.88公斤。垃圾袋收費主要針對家居垃圾，從2002年的1.11公斤到2011年的0.84再升回0.89公斤，是否意味着此政策已無多少可發揮的空間？

另一方法是用焚化爐

當然另有一方法是用焚化爐。此方案當年的委員會曾熱烈討論過。事實上，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近半或過半的垃圾都是靠焚化處理，而且現代的焚化科技，早已發展到無污染的地步，所以不少國家才樂於採用。但在事事政治掛帥的香港，某地一建焚化爐，幾乎必有人抗議，事實上有無公害不一定是他們的焦點，心理上的不安或是怕影響樓價才是他們真正反對的原因。

這本另有一法，便是到某個荒涼的離島去建焚化爐，當年所知，是香港的每一離島都有特定的環保規劃，建焚化爐必有環保團體誓死反對。後來，我從唐英年口中得知，此規條其實並不那麼死板，可以有點鬆動。現在政府不提焚化，很可能是不夠政治能量推動此事，但從港人的角度看，垃圾不斷出產，終會垃圾圍城，環保人士腦筋僵化，怎辦？

(Sky Post 20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