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辯護律師的歪理 (雷鼎鳴)

上周梁天琦暴動罪成，本周一其辯護律師替他求情時，語出驚人，指他那一代香港人「只顧努力工作，為事業家庭打拼，如今已成為達官貴人、大醫生，貪圖逸樂，『唔想後生仔搞亂香港』」，更表示「今時今日呢度發生嘅事，都係我呢個generation製造出嚟」。

這位律師為他的客戶爭取最大利益，實屬無可厚非，但求情所用的策略卻是替梁盡量推卸責任，無端攻擊不相關的人，其混淆視聽，已踩近道德的紅綫了。上述說法，起碼犯了3個錯。

隨口指一代人貪圖逸樂

第一個錯是說他那一代的香港人只顧為自己的事業與家庭努力工作，但卻貪圖逸樂。這位律師按年齡論應是位70後，這個世代的人我認識很多，我不少學生便屬這世代，他們當中大多勤奮，香港的成績有他們的功勞，但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倒是不知道誰人可集努力工作又貪圖逸樂於一身的。法庭與學術界一樣，都是講證據的地方，指控一代人貪圖逸樂，總也要拿出證據吧？想不到隨口噏當秘笈的風氣也會蔓延到法庭中。

第二個錯是把一個人的錯歸咎為社會的「錯」。梁天琦罪成，是因為他參加暴動，並用暴力襲警，這顯然是違法的，也是他個人的錯誤，但該律師所指他那一代人的「錯」，卻是涉及極具爭議及政治性的，法庭不是講政治的地方，究竟是他想利用法庭作他宣揚個人政治觀點的平台，還是希望以政治干擾判案，爭取政治同路人的同情？該律師的政治觀是甚麼？他說梁在「香港民主大倒退的路上，沒有推卸其作為香港市民的責任」。港英年代長時間沒有民主，現在有了選舉，民主是大倒退？民主有優質也有劣質的，梁搞的是按「港獨」的軌迹走，這與優質民主毫無相通之處，況且他使用暴力，若成功，會使香港嚴重受損，他的理想是港人的噩夢，理應被港人反對，遏止此種思潮又怎會成為社會或他那一代人的「錯」？

第三個錯誤是忘記或故意淡化梁已是一個成年人，有其自由意志，他搞暴動破壞社會安寧斷不可把責任推向社會。世上哪一個罪犯沒有受過他成長環境中社會給予的影響？若人人犯罪都說這是社會的錯，這還了得？難怪法官也要質疑他是否要將暴力合理化。

這位律師有一點倒不是完全錯誤。律師那一代或是我這一代，有沒有人要為害慘了一些年輕人而應該負上責任呢？有的，但只是少數的人。他們是誰？就是那些鼓動所謂「違法達義」思潮、把年輕人本應擁有而又珍貴的理想主義引入死胡同、做出些不可能成功更會使港人陷入險境、浪費了年輕人寶貴青春的「成年人」，他們見到一些思想幼稚的年輕人若非入獄便是喪失了事業人生，活得像邊緣人，難道不會內疚嗎？

年輕人應專注發展科技

香港及整個世界都在面對着重大的挑戰與機遇。西方民主制度已被證明有重大缺失，極須改進，但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電子交易等等科技正在以我們尚不知的速度衝擊着社會，年輕人若不懂得如何回應這些科技的發展，將來可以完全陷於困境，無論社會採用民主制度或獨裁制度都是如此。要學懂面對並且利用新的科技，需要我們，特別是年輕人，特別專注的投入，分散了精神只會使他們變成未來的失敗者。

有一點我倒是要讚一讚香港的反對派，他們雖然在「治港」、「治國」解決問題時是侏儒，但在鬥爭上卻往往快狠盡，為建制派所不及。

反對派的行事方式頗得到已故群眾活動家阿連斯基（Saul Alinsky）的真傳，我去年初曾介紹過他鬥爭策略的13種招式，其最後一式便是在攻擊對手時，哪怕是一個組織，或是一種抽象觀念，都要將其人物化，即集中妖魔化一個人，這才會有效。反過來說，對自己一方則可集中英雄化一個人，哪怕他罪大惡極也要如此。香港的建制派在此應向反對派學習。

(Sky Post 2018-5-25)

 

 

貿易戰打不起 中美都有利 (雷鼎鳴)

　　中美發表了聯合聲明，貿易戰算是暫時不打了，但我看此事將來還會有反覆。美國的主戰派，如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人，近日雖有失勢被人用完即棄的跡象，但好戰者勢力仍在，中美的矛盾也不會容易消失，中國宜多作準備。

　　美國圖謀甚麼？美國是多元化社會，各派別利益不一致。貿易戰中的主戰派真正意圖是要遏制中國的發展，他們尤其害怕中國的科技進步神速，將來大有超越美國之勢，但這次主攻，他們並未達到目的，若再胡纏下去，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反會因失去中國市場而損失慘重。

　　主戰派以外，美國的農民與石油公司也有重大政治能量。中西部的農業州份有左右特朗普政情的力量，不可得罪。美國已從油氣輸入國變成輸出國，很希望別國買她的油氣，中東當前亂局很大程度是美國要阻礙俄羅斯油氣輸出所致，中國肯多買她的能源，石油公司自然不想橫生枝節，協議愈早達成愈好。

　　中國本來便不想打此貿易戰，習近平在博鰲會議中早已言明，中國只會走更加開放的道路。美國走單邊主義，凡事美國優先，大搞保護主義，使到世界多國對美國的立場大起疑心，這便反而把中國推上了自由貿易旗手的位置。若美國過分，中國自然須還擊，但若非必要，貿易戰可免則免。若真的打起貿易戰，中國的損失也有限。

　　我兩周前在友報引述過美國經濟學界的一些研究，就算美國全面向中國所有產品實施四成的關稅，中國的GDP也只是下降0.46%，中國可輕易承受。某些高科技晶片，中國的市場佔有率近乎零，但這並非中國完全不懂得造，只是買美國的更化算而已，若美國迫得緊，以今天中國的科研力量，反會促使中國多投放資源加快發展，將來對美更加不利。

　　平情而論，中國這次應對得不錯。中美雙方的經貿關係不是向互增關稅的方向發展，而可能是雙方都增加出口，大家更互相依存。中國過去賣出了這麼多產品給美國，換回的卻是無甚使用價值的一張張美元或債券，美國可開動印鈔機，無本生利。減少順差，不是吃虧，而是有利，美國有逆差，是她佔了別人的便宜。

　　中國多用賺回來的美元或債券購買有用的農產品及能源，既可改善自己的經濟，亦可培植美國的農業與石油利益集團，使它們將來替中國說話。不過，買美國貨物少買美國債券，美利率難免有上升壓力。

　　中國要多進口能源，這符合中國的國情。用別人的能源比用掉自己的能源儲備更聰明。中國人民收入上升後，吃肉增加，餵豬餵牛的糧食需求急升，例如，大豆的豆渣是豬的重要食物，大豆的每年入口便從十多年前的幾百萬噸增至現時的近億噸。多買價廉物美的美國大豆對中美都有好處。此種好處正好反映出自由貿易帶來的互利性質。多點貿易，互相依靠，戰爭便打不起來了。

(Headline Daily 2018-5-25)

香港科研經費不能單靠政府 (雷鼎鳴)

24位院士寫信給習近平並得到積極回應，有可能為香港找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將來香港科技研究者可直接向國家申請研究經費，北水可以南流，港人亦可參與中國的科研發展。香港的科研是否值得投資？資金從何而來？

我在友報寫了篇文章，力陳在港投資科研成本效益不錯，甚至可直追國際上的頂尖名校。香港8間大學在2016至2017年的總撥款是25.3億美元，我任教多年並尚在教書的科技大學共得撥款3.1億美元。頂尖科技名校麻省理工在2016年的開支是33.5億美元，幾乎是科大的11倍。若論科學研究產出，最方便的可用權威學術雜誌《自然》所收集的數據。其資料顯示，在全球自然科學最頂尖的68份學報發表論文的數量（在這些刊物發表研究報告要經最嚴格的評審過程，所以質量有一定保證），麻省理工是科大的5.5倍。同一比較可用在也是理工為主的清華大學，清華的每年開支是科大的14倍，但頂級論文的數量只是科大的3.6倍。這種比較雖然粗略，可批評處甚多，但已足以顯示香港的大學頗能善用有效資源進行科研，成本效益是世界級的。

北水南調 可惠及13億人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投資在科大或其他香港院校的科研，效益或許比投在麻省理工或清華這兩所傑出大學更佳，現在北水可以南調，正是往這方向走。不過，我們要注意，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其成績往往益及全人類，特區政府作為一個只有700多萬人口城市的政府，或是商業機構，都未必會願意付出大量資金投資基礎研究貢獻全人類。但中國有人口超過13億，能對人類有益的科研成果可讓13億人享用，效益大得多，中國的政府也有較強的誘因投資在基礎研究之上，把錢用在香港的基礎研究上，中央無吃虧。

不過，科研並不只是基礎研究，也有應用及發展的部分。我們可看看美國的頂尖大學經費來源以作參考。2016年，麻省理工20%的經費來自各種研究資助（政府的研究資助及企業委託的研究），27%來自其管理的林肯實驗室收入，22%來自投資回報，學生交的學費只佔收入的10%。史丹福17%收入來自贊助研究，20%來自校方基金的投資回報，20%來自其醫院的收費，學生學費則只佔15%。只有961名本科生及1,277名研究生的加州理工情況較特別，她被美國太空總署委託管理火箭研究聖地「噴射推動實驗室」，此實驗室為加州理工帶來的經費，佔其總經費的73%，其他的研究撥款或合約研究佔總收入的12.2%，學費則只佔1.6%，另外她也有不少捐助。上述的都是私立大學，但就算是只有醫科與生命科學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來自州政府的錢只佔總入息的3%，學費收入只佔1%，其他主要是研究資助與醫院收入。

企業贊助 源自創新研究

由上可知，本地政府的資助及學費都不是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聯邦政府的研究資助十分重要，企業界或政府特殊部門的應用研究（如火箭研究）可以扮演重大角色。香港目前來自政府的研究資助比例仍低得很，以中國目前投放GDP的2%在科研上，假以時日，香港的大學研究經費可能會更倚賴國家的資助。但這恐仍未足夠，企業的贊助也十分重要。但若要企業肯贊助，有些條件是要創造的。

首先，大學的研究要願意多做一些對創新企業有用的研究，而不是只坐在實驗室中無興趣了解企業的需求；教授升級的標準也要配合，應用研究的成績要考慮在內。

第二，規模效應是重要的，香港的大學總經費還不及一所清華，香港科研人員的總數亦有限，這便不易形成一種創新科技的氛圍，企業需要支援時，在港沒有這麼容易找到相應的實驗室去幫助。我翻閱美國頂尖大學的財務資料時，常見她們自稱是多少億美元的「企業」。現代科研性重的大學的確是企業，必需要爭取經費才能生存，否則科研無法進行。把企業造大，增加收入，才能招兵買馬，從而更有實力創造更多成果，這樣也可帶來更多職位。

(Sky Post 2018-5-18)

 

 

 

 

香港科研投資成本效益高 (雷鼎鳴)

  香港二十四位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去年6月致函習近平，反映香港科技界申請中國科研基金撥款的種種問題，習近平數月前對來信已作了批示，有關部門內部也跟進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最近終於公佈了新的安排，從此香港的科研人員可直接申請內地的科研資助，資金也可在港使用，不需如過去般錢不能離開內地。這是香港科技界的大事，為香港發展成為創科中心走出重要的一步，際此中美貿易科技戰陰霾未散之時，這消息尤有特殊意義。

 

  新的安排雖然會影響深遠，但我們也應注意，香港離開扮演真正的創新科技發動機路途還是遙遠。科研搞得好需要一系列的條件，資金、人才、土地、科研生態、制度，樣樣都可成為瓶頸。這裏先只談資金問題。

 

  香港社會並無投資多少錢在科研上，據說總額只有GDP的半個百分點左右，在國際上是極低的水平了。香港的科研主要在大學，而香港的大學科研人員的確也屢有貢獻，但總量有點不夠。何以見得？

 

  香港的教資會2016╱17年度對八所大學共撥款197億港元，平均每所大學24.65億元，就以我校科技大學為例，它共獲經常性撥款23.9億港元，這筆錢主要用在教學，但也有用在研究的。這筆錢的意義要通過比較才能解讀。

 

  在2018年，清華大學的總開支預算是269.5億人民幣，折合約為334億港元，高出香港八所大學的總和六成九，也幾乎是港科大預算的十四倍！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的預算低於清華，但也是同一檔次。再看看美國的名校。麻省理工（2016年）是261億港元，史丹福（2017年）是491億港元（當中包括了它的一個國家實驗室），哈佛是381億，只有961位本科生及1277位研究生的加州理工，因為包含了規模龐大太空總署支持的噴射動力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總經費超過二百億港元。

 

  從這些經費可見，內地名校的開支預算，已可直追美國的頂尖科技大學，但香港各大學的開支與內地或美國名校預算相比，還不到別人的十分一。內地的變化尤其驚人，我尚記得不到20年前，清華有朋友還說香港的大學是靠錢堆出來的，當時清華的預算還比不上每年十餘億元預算的科大。

 

  香港對科研的投入之低使人尷尬，世上無免費午餐，科研產出也是水退船低。權威學術刊物《自然》每年有一個「自然指數」，把各國研究機構在68份最頂尖的科學學術刊物所發展的文章數一數，再以每篇文章的眾多作者來自何方，按比例作調整，然後得出指數。從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排名第一的是中國科學院，史丹福以496.46篇排第五；麻省理工439.84篇，第六；中國有四所大學在二十名內，她們是北大（十二名）、清華（十三）、南京（十七）、中科大（二十），其中清華得分290.18篇。香港只有科大與港大排在二百名之內，科大80.59篇排一百二十九名，港大69.27篇排一百六十六。香港排名不高並不失禮，麻省理工的篇數是科大的5.5倍，但其開支卻是科大的11倍。清華的高質素科研論文是科大的3.6倍，開支卻是14倍！

 

  既然香港的大學在科研投資上成本效益是世界級的，但投入卻不足，那麼最合理的結論，便是多投資了。

 

(Headline Daily 2018-5-18)

 

中國有無實力打貿易科技戰? (雷鼎鳴)

從美國貿易代表上周訪華談判時開天索價提出的要求清單可見，中國根本不可能照單全收，但也顯露出美國最害怕的是「中國製造2025」的發展計劃。最近在網上看到美國副國務卿John Sullivan一段談話錄像，也印證此點。他認為中國在科技的很多方面已有很強大的競爭實力，而且進步很快，而美國從來沒有面對過一個科技有可能領先而又這麼大的國家。

 

只圖遏抑中國科技發展

 

貿易戰不會有贏家，美國討不了好處，美國政府真正所圖的，可能只是遏抑中國的發展，尤其是科技上的發展。要知道，現在中國每年本科畢業的工程師和專科畢業的技術人員有200多萬，比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和都要多，而美國大學的校園中，理工科的「學霸」極多都是來自中國，美國政府對此焉能不懼？

 

我在本報多次談過「修昔底德陷阱」，即現有的武林盟主害怕後起之秀的冒升，必要先誅之才能感到安全。中美軍事上大戰的機會不大，但在其他領域起衝突卻甚有可能。明乎此，中國雖然希望保持開放政策，與美國繼續貿易，但對特朗普力陳貿易戰的不智，恐怕是對牛彈琴。

 

中國應有兩種並行政策︰一是在國際上反對保護主義並在經濟上更加開放；二是對美國此等發動貿易戰的國家堅決還擊，使其在中國市場中輸給其他的國家。貿易戰這種共損的蠢事若是不得不打，在打之前也必須檢視雙方實力，知己知彼，否則當會愧對歷史上熟讀《孫子》的兵法家也。

 

我素來相信，與對手爭鬥前，必須了解自己可否在最壞情況出現時，有足夠承受能力；若然可以，則幾乎可談笑用兵矣。在貿易上，最極端最惡劣情況是完全「自給自足」（autarky），貿易完全消失，從貿易中得到的好處亦會無影無蹤。根據以上思路，中國應評估一下「自給自足」對經濟帶來的損失究竟有多大。要注意，在經濟學上「自給自足」並不是什麼好事，這倒是外行人要稍作思考才能接受的。我們也可倒過來問性質相同的問題，貿易相對於完全封閉，亦即完全的「自給自足」，究竟可帶來多少經濟效益？

 

這問題當然涉及不少因素。沒有貿易意味着一個國家只能消費自己生產的產品，沒有能力生產的，或是生產成本很高的，對不起，你買不到，只能消費別的。產品的替代性是一個因素，例如華為的手機與蘋果有無替代性？你若只肯要蘋果，無法接受華為，那麼「自給自足」對你影響很大，若很多人的偏好與你一樣，「自給自足」對經濟帶來的損失便很高，反之，貿易帶來的利益便可觀。

 

本國生產某產品有無相對優勢是另一因素。倘若你生產某產品的成本比別國的高出一大截，或是你根本無此技術，貿易當然可助你解困。

 

生產是否需要投入大量半製成品或零部件也是因素。在鎖國政策下，就算你懂得製造某產品，但沒有零部件，也是枉然。在需要零部件才能進行的生產，貿易的助益會更顯著。

 

市場結構也重要。假如在國際貿易中，你可稱霸市場，世界只有你一家公司有壟斷能力，貿易可以把你的利益放大多倍；反之，若在國際市場中，你仍要面對着多種競爭，那麼貿易對你帶來的好處便減低。

 

還有一樣十分重要。一個細小的經濟體資源有限，生產不了很多種類的產品，貿易便是生死存亡之道。但像中國及美國此等大國國內已可互通有無，國際貿易的作用便較小。

 

要考慮這麼多因素本是頭痛之極的事，幸好過去十多年間，國際貿易理論有突破性發展，現時經濟學界已懂得用一些新發展出來的方法，再採集一些不難得到的宏觀數據，便可有根有據簡易地把貿易相對於autarky帶來的經濟利益計算出來。有兩位麻省理工及柏克萊的經濟學家年前曾總結各家各派的計算方法，為34個國家把貿易帶來的利益（或「自給自足」帶來的損失）估算出來【註】，這裏只說對中國影響。

 

美國只許州官放火

 

假設中國本來是「自給自足」（或被鎖國），又假設中國可產多種產品及在過程中需要用零部件或半製成品，如果這些局限被取消了，中國可以參與完全競爭性的國際貿易，那麼中國可得益多少？是GDP的11.2%。如果中國的產品能有一定的壟斷能力，得益還可高達GDP的28%。這裏以競爭市場下的11.2%為討論的對象。

 

這11.2%如何解讀？中國今天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如果她再不進行任何貿易，在經過一段調整期後，她的損失會大約等於GDP下降了10%，這便是「自給自足」的代價。這是一種水平的變化而不是增長率的變化。舉個例子，假設有貿易之時的GDP是100元，將來每年增長11%，現在突然沒有了貿易，GDP會變成90元，但11%的增長率不變，一年後GDP才回到100元的水平，兩年後是110元，餘此類推。換言之，在此例子中，「自給自足」會把中國的發展階段推後了一年。

 

從上所述，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各地區間可互補有無，完全的「自給自足」帶來的負面影響其實不大，只等於GDP約11%，這個份量的影響在歷史長河中並不重要，它只是把中國GDP增長軌跡推晚一兩年而已。但要指出，在過去數十年間，貿易對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作用卻比今天遠大得多，這是因為在改革初期，中國需要貿易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迫使中國的企業進行改革，不改革便只有關門大吉。

 

在此過程中，中國亦從外界引進了大量技術及管理上的知識。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逐漸建立起科研及教育體制，人才的培訓比前有效，經濟就算封鎖了，也不易傷到筋骨。假如一二十年前中國被迫鎖國，那麼對中國GDP的打擊我相信會遠超11.2%。

 

從這數字中可知，在貿易談判中，中國應有充足的底氣。美國要中國放棄補貼高科技的「中國製造2025」，但自己卻對Tesla幾乎免費提供土地及巨額現金補貼，這豈非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我一般不贊成補貼性的工業政策，認為在自由市場中互相按自身的相對優勢去生產及交易最合理，但美國近來的舉動已使人不能再信任她。補貼高科技的發展，使其更快增加自主性，不用受制於人，便不得不變成國策。既然最極端的貿易戰的損失也只是拖慢GDP一兩年的發展，中國絕對可承受。

 

貿易戰很少會發展至全面禁運這麼嚴重，美國也不可能隻手遮天，我們也可評估一些較溫和的貿易戰的後果。假設世界貿易市場有足夠的競爭，但美國突然單方面對一切入口商品徵稅40%，中國的GDP經過調整期後，只會因此而下降0.46%，微不足道。就算美國擁有世界武林盟主的能量，成功地促使世界所有國家都把關稅訂在40%，中國的損失也只是GDP的2.28%，情況比完全的autarky好得多。

 

因為中興被美國「休克」掉，所以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芯片等戰略性的核心技術上，擔心美國會否利用它在高科技供應鏈的力量絞殺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中興的例子的確可證明，美國在短期內有能力滅掉一些缺乏核心技能的中國二流公司，但我們若仔細分析，便會發現情況尚好。有幾點是我們要注意的。

 

中國可用保護措施

 

第一，在不少高科技產品的市場中，中國產品的市場佔有率近乎零，但這只意味中國缺乏經濟誘因生產這些產品，不一定是她沒有能力這樣做。這本是國際貿易的常態，沒有相對優勢便不應造，例如，美國在極多日常消費品中完全沒有優勢，最好的方法便是不生產，靠進口。但為什麼某些芯片或其他高科技產品中國並無優勢？主要原因是別人有先手優勢，申請了專利權，並訂定了業內的標準。舉個例子，民用市場中有了視窗這平台後，新產品若不是與視窗兼容，便賣不出去，若要兼容，又可能要付出不少成本向專利權的持有人買入使用權，很難賺錢。

 

第二，民用市場被別人佔有後，不易奪回，但不少高科技產品是軍用的，則不用考慮經濟因素，可完全獨立於外國的系統，這便培育出不少創新產品。

 

第三，若美國真的要捏斷上游科技產品的供應鏈，不賣任何含有核心技術的產品給中國，這反可以誘導中國投放大量資源在一些關鍵科技產品的研發之上。中國政府也可使用保護主義措施，禁止一些美國產品在華銷售，例如，禁了蘋果手機後，便可使華為、小米等在中國有更大的市場佔有率，中國龐大的本土市場又可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支持更多的高科技投資。

 

第四，美國很多公司都會蒙受損失，例如，中國的芯片消費等於世界市場的54%，不賣芯片給中國，芯片公司吃什麼？

 

第五，中國在不少科技領域已佔有領先地位，例如超級計算機、北斗導航定位系統、無人飛機、人工智能、5G等。以中國科技人員數量之多，將來的迅猛發展是必然的。

 

中國有實力作基礎，貿易戰短期雖構成損傷，但長遠而言，卻傷不到筋骨，且可能刺激中國投放更多資源發展科技。中國有實力與美國在貿易問題上硬碰。是否能促使特朗普重回自由貿易，則不得而知。

 

註︰文中所用的估算結果來自Arnaud Costinot及Andres Rodriguez-Clare在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2014）的第四章。

 

(HKEJ 2018-5-11)

亞洲國力比較 (雷鼎鳴)

這幾天讀到一份剛出爐的《2018亞洲國力指數》（Asia Power Index 2018），報告是根據澳洲的魯利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所作的調查而撰就，對亞洲25個國家的國力給予分數與排行，其中美國因是太平洋強國，也被當作是亞洲國家；至於台灣，報告也指出，雖不一定可視為國家，也包括在排名之內。這份報告的打分方法，我們不用完全贊同，但也有根有據，結果也發人深省。

中國經濟力量可比美國

國力排名及打分，是按8個領域所得分數以不同比重而得出來，而各領域又可細分為114個不同的因素。8個領域是經濟資源（比重為20%）、軍事實力（20%）、韌力（7.5%）、未來趨勢（7.5%）、外交影響力（10%），與各國經濟關係（15%）、國際防衞網絡（10%）及文化影響力（10%）。25個國家中，美國在2018年共得85分綜合國力，排行第一；中國是75.5分，排第二；日本是42.1，第三；印度41.5分，排第四。最低的第二十五，是尼泊爾；至於北韓，因擁有核武在軍力上排第五，但總體國力卻因其他的領域都十分脆弱而只排第二十一。

我們也可看到，中美兩國遠遠拋離了其他國家，中國與第三名日本的國力分數差距為33.4分，剛好等同日本與第十八名的孟加拉的差別。俄羅斯軍事上得61.4分，僅次於美國的94.6分及中國的69.9分，但經濟及文化影響力不夠，總體國力被以前一度的附庸印度超越，只保得第五位。

四小龍之一的台灣則已被第七名的南韓及第八名的新加坡拋離，排名第十五，其得分連南韓的一半也及不上，在國際上其實力已被視作無足輕重。

眾所周知，中國與美國的軍力仍有顯著差距，但在經濟上，其總體力量已可與美國一爭長短。報告給中國經濟打的分是91.3分，美國是91.7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去年美國GDP是19萬億美元，中國是23萬億。中國與外國的經貿關係也強於美國，但科技力量雖排第二，與美國還頗有距離。

報告也指出，到了2030年，亞洲人口約佔全球人口三分二，西方世界人口卻只佔10%，從中可見「一帶一路」的前瞻性，亞洲變得愈來愈重要，中國的國際經濟重心也應調整。據報告估計，在2030年，美國不再是亞洲最有影響力國家，其軍事力量仍是超強，但到時中國的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是美國的兩倍，況且美國如仍熱衷於當世界警察，力量全球分散，在亞洲容易有心無力，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在2030年會明顯大於美國。

美國政治領導力輸北韓

我們若仔細分析中國在8個領域的得分，可知中國排名低於美國，一半的原因是軍力。若中國軍力與美國一般無異，綜合國力的分數可上升4.94分，立即可把與美國的差距減少一半。不過，我認為軍力按GDP增長的速度調整便可以，不用勞民傷財搞軍事競賽，資源放在經濟發展及科技發展上對中國及世界人民更有利，美國喜歡做世界的武林盟主，便隨她做吧。

美國的優缺點中國也應注意。美國的荷里活電影風行世界，資訊流通也發達，其大學及研究院的質素世界第一，吸引着全球的學子到那裏求學，中國在這些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報告中在外交影響力的領域有一項因素頗有趣，在政治領導力方面，中國、新加坡與日本得分接近，美國得分則連北韓、越南也比不上，只能與馬來西亞、斯利蘭卡處於同一檔次。這結果頗使人詫異，也許反映了西方國家對特朗普的鄙視。

(Sky Post 2018-5-11)

 

 

 

 

港人的務實傳統還剩多少？ (雷鼎鳴)

　港人過去一向予人務實形象，但甚麼才是務實？我認為較佳的定義是做不到的便不要浪費資源去做。太過務實會否等同沒有理想？不一定。經濟學的核心內客便是如何在各種實際世界的約束下追求最優的結果，這不正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結合的學問嗎？只求理想不理現實的只是空想主義，持此思想之人，人生必然失敗。只顧現實沒有理想的人，人生也會十分無趣。

　　港人過去雖然務實，但卻沒有放棄改善生活的理想，否則哪能把一個小漁村建成一個國際大都會。但今天這個務實的傳統有否衰退？我們不易否認在某些圈子中這正在發生，但港人整體依然務實。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部的黃元山上周公佈了「基金」一個關於填海造地的民意調查，當中最主要的結果有幾項。第一，77.7%的被訪者認為改善居住環境擠迫有迫切性或非常迫切性。第二，45.3%的被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在維港以外填海建設新市鎮，33.9%不贊成或非常不贊成，其他的人沒意見。第三，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青年人組群中，贊成或非常贊成填海的卻只有28.7%，反對或非常反對的則高達46.7%。

　　上述的結果很快便有這種解讀：雖然贊成填海造地的港人多於反對者，但在年輕人中結果卻相反。我們是否可認為年輕人已不再務實呢？

　　不能完全這樣說。誠然，若有小心研判過香港土地供應的大環境，包括存在着的各種政治或利益衝突，排除在維港以外填海這一選項只可能使到房屋供應長期短缺。不過，有三點應指出：第一，近三分一的十八至二十九歲的人認為未來三十年香港需要發展兩個以上如沙田般的新市鎮，這反映他們並非不想追求更多的居住空間。第二，填海只是增加土地供應的其中一種方案，不是唯一的方案，也許他們更屬意其他的方案。第三，「團結香港基金」也進行過另一種調查，是在社區中提供了相關數據才收集問卷，贊成填海的人高達61%，反對的只是22%，這顯示港人在掌握更多資訊後會更加明白形勢，其意見也更會因而改變，這正是務實的表現。也許部份年輕人反對填海只是因資訊不足而已。

　　更有嫌疑毫不在意是否需要務實的，不見得是年輕人，而是某些激進團體及其在立法會的同路人。收回軍營？政府一早已去信問過解放軍有無防務不需要的用地？答案是沒有。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香港雖有七十多年未有戰爭，但國際環境複雜，二次大戰後有多少天世界是完全沒有戰爭的？收回軍營與收回警察用地一樣危險。但是否某些議員或激進份子都完全不懂務實呢？其實他們也有自己十分理性的計算，反正他們的意見不會被務實的社會接納，所以就算其要求如何過份，也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的損害，蓋因其要求根本未能實施也。既然如此，就算口號如何激烈，他們也不用承擔責任，反而可凝聚住一小撮激進同路人，得到他們支持。這些人心中一早已有計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務實。

 

(Headline Daily 2018-5-11)

 

土地大辯論的幾個問題 (雷鼎鳴)

「土地大辯論」開展不到數天，便出現了打鬥事件，有位記者找到我，查詢專責小組成員有無因付出辛勤後仍受到批評而感到挫折。我當然不能代表其他成員說話，但據我估計，他們士氣依然高昂，愈戰愈勇的機會更大。我自己毫不感到挫折，因為對各種惡劣情況早有預期。土地是香港珍貴資源，幾千公頃的土地如何配置，涉及數以萬億計的資產，怎可能沒有人披上各種外衣爭奪利益？根據小組的工作指引，小組並無決策權，但政府卻營造了一種印象，使公眾以為小組很有影響力，那麼不知何處飛來的火力，有時會十分猛惡，我們怎可沒有心理準備。猶幸經過數十小時的會議，從各人的辯論中，我看不到有誰是不顧社會總體利益之輩。

已發展土地佔總面積24.3%

我並不肯定小組的覓地工作將來是否有效，因為最後的結果必然與政府能否下定決心在艱難的問題上拍板有關，但我相信小組成員都有理性分析問題的習慣，並且無懼說出自己的看法。因為土地及樓價問題涉及深層次的利益與社會矛盾，我相信我們需要防範「土地大辯論」成為一隻「魔戒」，一隻能如小說或電影中吸引及發動各種光明與黑暗力量的魔戒。堅持以事實為據，多鼓勵沉默的大多數表達意見，才可使辯論納入正軌。我個人更會認為，光靠聲浪說一些似是而非言論的人，或是忙於在網上呼叫口號洗版的人，最不值得我們參考其意見。

小組本身沒預設立場，這是應該的，但並不意味小組成員不能思考，不可有自己觀點。篇幅關係，只簡單談幾點自己看法。

小組只提供18個選項，是否限制了市民的選擇權？我看並無此事。18個選項每項都曾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每人對這些選項的可行性都會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認為總要有平衡，太不可行的都拿出來只會浪費公眾的時間，但在這階段選項若太過嚴格，又會窒礙公眾的選擇，所以要執中行事，市民也不用認為每項選項都必定可行，若有更理想的選項也可說出來。

我們應發展出一個壓縮型的城市，還是把城市擴展到更廣闊的土地上？香港人口眾多，已發展的土地只佔總面積的24.3%，我認為已經太密集。例如有人建議在一些公共設施或道路之上建上蓋發展，我相信是壓縮過甚。若真要這麼高的人口密度，改變地積比率建更高的大廈還更簡單一點。不想這麼被壓縮，開發多一些地才是較佳策略。

發展與保育是否必存在尖銳矛盾？港人善用空間，可能已是舉世無雙，否則270平方公里的發展空間，怎能容納得740萬人口？按此推論，港人若不想住得這麼貴、這麼細、這麼擠，很難避免徵用大自然的資源，亦即是說，很難有無痛的選擇。不過，多了土地，發展空間增大，市民不用耗費太多的收入在房屋之上，那麼社會便有較多的資源去改善環境，保育工夫可能做得更好。

郊野公園比粉嶺高球場奢侈

郊野公園與高爾夫球場，哪一處應發展？以香港土地之珍貴，我相信兩者都是奢侈品，都可部分發展。我不打高球，幾年才去一次郊野公園，發展這些地方與否，並無利益關係。若能在這兩者中解放出土地，有助遏止樓價升幅。換言之，不打高球及少去郊野公園的人都是在補貼着使用這兩種土地的人，而且補貼額很大。若再仔細計算，郊野公園的奢侈性更大於粉嶺高球場。郊野公園共用掉香港44,312公頃的土地，是粉嶺高球場172公頃的258倍，每年到訪郊野公園的人次是1,300萬，每年在粉嶺共有約12萬局高爾夫球，前者只是後者的108倍。由此可見，郊野公園的單位使用率更低於高球場的使用率。

棕地與農地是否都應發展？棕地使用效率偏低，應該全部發展，但其總面積仍遠遠不夠香港需要，而且也要為使用棕地的營運商另外再提供土地，幫助有限。農地若是空置，更應發展。但不論農地還是棕地，都有產權問題，政府雖可用「土地回收條例」，但若不作出足夠補償，容易被人司法挑戰，戴上強搶民產的帽子，打官司曠日持久，可能要十年八年以上，勝敗難料。所以在農地上與發展商公私營合作，若是談得攏，則是多贏的局面。

(Sky Post 2018-5-4)

 

增地的「天秤」嚴重傾側 (雷鼎鳴)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上周公佈《增闢土地 你我抉擇》的諮詢文件，算是正式啟動了「土地大辯論」。一周以來，各界反應熱烈，這是我們所樂見的。據我觀察，主流傳媒的評論，與我日常所聽到的不同人等及小組成員的觀點較為接近，但社會中亦有一些利益或壓力團體，並不一定尊重事實，胡言亂語也不在少數。我相信大部份「小組」成員，都會希望沉默的大多數都能表達其意見，以免少數人的意見凌駕在多數人之上，「小組」也有責任設立機制，使廣大市民的意見得以準確的表達。

　　正如黃遠輝主席一再強調，「小組」無既定立場。事實上，「小組」至今從未有過一次投票議決，它又怎會有任何正式的立場？不過，開了數十小時的會議及閱讀過汗牛充棟的資料，各成員不可能對不同選項沒有其個人的判斷，我們都走過一定的心路歷程，但卻不希望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套在大眾之上，所以也希望市民能透過我們已知的事實，自行得出正確的判斷。此種取向，卻不一定會得到只顧小圈子利益的團體所歡迎，有些人惟有採用放大聲浪，加上陰謀論的幻想性思維，以求掩蓋大多數人的意見，他們這策略可否成功，見仁見智。

　　在各種對「小組」文件持批判性的評論中，伍美琴教授的兩篇近作是較能秉持理性，值得我們思考，雖然我不見得完全認同其取向，但能肯定其出發點是為香港好的。

　　伍教授有幾個主要觀點。第一是引用生態經濟學家Robert Costanza對地球生態價值的估算，據Costanza的研究，地球生態系統對我們的貢獻每年價值一百多萬億美元，比全球的GDP還要大，因此伍美琴對可能破壞此系統的發展策略，特別是向自然界要山要水，十分保留。Costanza的估算我相信合乎現實，但這並不意味着香港一定不可移山填海。我們凡事都應找出最優的平衡點，例如內地從前不顧生態只求發展以致部份地方近乎山河破碎，自然有問題，但若另走極端，要我們放棄現代工業社會文明的生活，同樣也是不當。香港的情況怎樣？買一個小單位要大半生的收入，租一個單位要大半的月薪，這等於向自然界徵用一點點賴以安身的土地，便要耗用了我們大半的生產力，天秤已嚴重側向了一邊，對居住在劏房中幾乎等於現代穴居人的市民而言，這種傾斜特別需要糾正。以香港發展的規模而論，只要向山向海多徵用九牛一毛的資源，港人生活便即可大幅改善，七百多萬人不用再壓縮在二百七十平方公里的發展空間中，況且香港經濟得到發展，便可有更多資源去改善環境。

　　伍美琴第二個觀察是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做得很好，香港不是沒地，只是規劃不當。新加坡的確做得不錯，但要注意，新加坡光是填海，已有一萬三千八百公頃，等於其土地增加兩成四，而人口遠超新加坡的香港，歷來的總填海面積卻只得七千公頃，土地因而只增加了百分之六。若香港也像新加坡般填了這麼多海，今天便根本不會有土地稀缺問題！香港可以容納反填海的人士，但新加坡會不把他們抓起來嗎？「小組」不是在建議社會可開發一些未開發的土地，善用資源嗎？但政府能像新加坡般打壓反對者嗎？

　　她第三個觀點是香港的樓宇單位總數大於住戶總數，暗示當中似有不妥。其實這是很正常的，我可把她的數據更新一下。二○一六年香港有二百七十三萬個屋宇單位，常住人口的住戶只有二百五十一萬，二者似乎有一定差距。但要注意，據人口普查的準則，完全由流動人口组成的住户不計算在上述的住户總数中，而香港有二十多萬流動性人口或不一定經常在港的人口。近年住戶數量每年大約增加三萬個，但新增的住戶未負擔到房子前都要「屈」在舊家庭中並未被算作獨立的住戶。二百七十三萬個屋宇單位中，有近七萬個是非住宅或是簡陋用石搭建的。在扣除了這些因素後，據我估算，香港屋宇空置率不足百分之二，再加上買賣或租賃房屋的前後，總也會有空置期。這麼低的空置率，正好反映了房屋的短缺。

 

(Headline Daily 201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