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美國人有替中國說話？ (雷鼎鳴)

日前與一些傳媒人飯敘，當時《南華早報》老總譚衞兒剛從美國華盛頓回港，據她所說，華府那邊對中國的態度並不友善，氣氛不好，很難找到替中國說話的人。

 

譚衞兒此說應十分準確，我過去在不同的來源亦多次聽到相近的看法。其實美國國內抨擊中國的言論，由來已久，只是於今尤烈而已。為何有此現象？

 

美商人想賺錢又想保留技術

 

美國一般民眾對中國的了解素來膚淺，據我長期觀察，普通的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遠不及中國人對美國的熟悉，儘管後者也是很不全面的。

 

過去二、三十年，美國一般的受薪階層，實質收入上升甚少，有些人甚至倒退了，現在特朗普突然跑出來說，他找到原因了，是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諉過於人本是人性弱點，美國人民當然容易受惑，在民粹主義排外、反精英的氛圍下，不少人都會中招被騙。

 

中國本來寄望於美國商人，他們在中國賺了大錢，不是會說好話嗎？這倒未必。

 

中國的國策是以市場換技術，我有龐大市場供你賺錢，你來投資可以，但要轉移一些技術過來作為交換，世貿組織也容許這做法。

 

雖然商人以追求利潤為天職，但他們當然希望既得到市場，又能維持技術壟斷，所以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國停止技術轉移的政策，商人會心中喜悅。至於知識分子，反華聲音部分來自他們的民族主義，但可能也源自恐懼。

 

害怕甚麼？美國人一直認為自己的政經制度天下無雙，但現實是採取另一制度的中國，過去40年表現亮麗，國力大有超越美國之勢，哪能不驚？

 

美國國民對華崛起恐懼而排斥

 

但若要說美國人全都看不通形勢，也是不對。美國真正精英中的精英，除了幾乎是一面倒的批評特朗普外，也有好些為中國辯護的聲音。只舉幾個例子。

 

此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鼎鼎有名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對美國指使加拿大拘禁孟晚舟便發表了長文及接受訪問，力陳美國政府絕非維護國際法治，而是害怕華為太厲害而已，做法極為不當。兩周前我在北京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應邀而來的2007年經濟諾獎得主麥爾遜（Rogen Myerson）忍不住在演講主題以外加上一大段說話，直言在中國強烈地感到自己是美國人，但對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感到十分難過（very much saddened），相信其結果一定是事與願違。

 

今屆的經濟諾獎得主羅默（Paul Romer），我在本欄曾介紹過他的貢獻，他在12月領獎當日早上與第三任妻子舉行婚禮。其後他應記者訪問，雖不明言，但卻是明顯的批評美國以保護知識產權為由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他首先指出，若說是竊取別人技術，美國自己便一早已開先河。他說的先例可能是指19世紀時英國是科技最領先的國家，美國人當時抄襲英國是毫不遲疑的。

 

學術界精英對特朗普感失望

 

其實美國抄襲英國科技最有名的例子是更早時期的斯萊特（Samuel Slater），此君被杰克遜總統稱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但英國人卻視之為「英奸」，他英國出生，14歲時開始在英國的紡織廠當學徒，憑其驚人記憶力，把當時被當作國防機密的紡織機技術默記於心，1789年21歲時跑到美國，助其建立了紡織業。

 

羅默一貫的理論是新的意念或技術愈多人分享愈好，人類的進步會最快，他這觀點與他1988年在我有份參與組織的一個會議中首先宣讀，後來憑此得諾獎的一整套理論，一脈相承。不過，現在中美的技術或意念交流很可能會日漸減少，各行其事，這對人類的進步會造成重要的負面影響，近日世界股市都有下行壓力，部分原因或與此有關。

 

(Sky Post 2018-12-28)

 

「卡管案」在權謀算計中落幕 (雷鼎鳴)

　　台灣政局今年出現大洗牌，先是上月二十二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兵敗如山倒，只保住六個席位，剛剛結束的縣市正副議長選舉中，民進黨更是一敗塗地，只剩下一個正議長及兩個副議長位置。為何出現此劇變？我們固然可以說主因是內地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台灣則停滯不前，以致包括大量年輕人在內的台灣人棄船跑到內地工作或讀書，但蔡英文政府卻不明時勢，仍走上暗獨之路，以圖阻擋潮流，政治上腦不理經濟的民進黨已漸失合法性。

　　蔡政府引起民眾不滿的政策遠不止於此，其卡着台大遴選出來的準校長管中閔上任一案更是蠢中之蠢，以致民進黨民望一直流血不止（見本欄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二十日的拙作）。

　　不過，卡管案終於在平安夜宣佈落幕，管中閔一月八日將正式擔任台大校長。我們若小心觀察民進黨最新拆除這計時炸彈手法，也不難見到，他們雖看不清大局並管治無方，但以政治權謀而論，卻也步法純熟，有板有眼，遠勝香港乖仔乖女的官員及只懂潑皮撒野的議員。

　　台大遴選委員會選出在計量經濟學有一定學術地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管中閔為校長，又得到校方接納後的三百五十四天才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中間綠營人士及教育部一直都在找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阻礙這個委任，連管到大陸講過學也成為罪名，在台灣社會以至學術界都引起軒然大波，兩個教育部長亦早已因此事下台。

　　民進黨在此事上顯然陷於進退維谷的處境，開始時高調卡管，若現在又批准委任，不但面子大失，而且深綠陣營中反對聲音必大，但若堅持卡管，民進黨的選票卻會繼續流失。五個多月前才上任的教育部長葉俊榮的主要任務便是想方法以最低的代價化解此事。

　　事情在平安夜當天有戲劇性發展。葉先發了份公文給台大校方，好好歹歹也批評其遴選程序有瑕疵，要三個月內補回，但又說他對此委任「勉予同意」。此公文簽了名後快速送到台大，接着葉開記者招待會披露已同意委任。同日晚上八時許台大回函教育部表示，管會於明年一月八日正式上任。此事已到米已成炊階段，板上釘釘，民進黨的綠委適時登場，對葉表示不滿，又傳出消息，說蔡英文十分憤怒。二十五日，葉中午與行政院長賴清德商談大半小時後，呈上辭職信，立獲批准。整件事顯然是一早寫好的劇本，蔡英文、賴清德及一眾綠營人士在表面上一定要與葉劃清界線，以防失去綠營支持者的選票，所有責難要由負上此任務的葉俊榮一人承擔，另一方面卡管案這計時炸彈便可順利拆掉。

　　此事的政治操作為何可能？關鍵是台灣官員請辭是家常便飯，而辭職後的空缺又有大量的政治人才儲備可作補充，政府的運作不致受太大的干擾。其政治人才從何而來？很大程度是台灣各大學的教授。中國古代要當官先要考取進士（等於今天的博士學位），台灣是華人社會中最有繼承這傳統的地方，香港不是。台灣的官員下了台後多有回到大學當教授，生活無憂，時機成熟時又再捲土重來，此種做法的優點是政治上有人才儲備，官員不用戀棧權位，缺點是學界不少人忙着做官，疏於學術，以致台灣各大學學術水準平平。

  至於香港，官員與議員都近乎是終身事業，沒有足夠誘因挺身而出維持管治權威，議員則要努力演戲，以求連任，他們也不會作出個人犧牲，靠辭職去化解政治問題。

 

(Headline Daily 2018-12-28)

港元可成為美元的替代品 (雷鼎鳴)

美國能稱霸世界，相當一部分原因是靠美元。美元是國際貿易中的交易媒介，亦是很多國家的儲備貨幣，這本也沒甚麼，但在華為事件中（或甚至是何志平事件），只要有人使用美元進行一些美國政府不喜歡的交易支付，理論上美國政府可按它自己的國內法律拉人封艇，就算交易不在美國進行也如是。

 

此事本來頗為荒謬，美元不是美國政府私產，而是屬於持有者。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地得到美元，一定是付出過商品或其他代價換回來的，美元產權已屬他們，在美國管轄區以外用美元交易，根本不應、也不用得到美國政府批准，美國政府若長臂管控，便是帝國主義的過分伸張（imperial overreach）了。話雖如此，美元霸權起碼還會有一、二十年存在，它的話語權仍在，香港又是國際商貿及金融中心，國際交收繁多，如何才能避免掉進一些美元霸權弄出來的陷阱？

 

其中一種思維是減少使用美元作支付媒介，美國就算橫行霸道，總也不能把在別國使用別種貨幣作交易的人抓起來吧？甚麼貨幣能被當作美元的代替品？港元其實有不錯的條件。

 

港財政儲備充足 難被沽空

眾所周知，港元與美元滙率掛鈎，而且這個鈎是非常堅固的，持有港元等於持有美元，不用擔心滙率波動。這種特性對只信任美元的人十分重要。但理論上港元也可被沽空炒賣，此種風險有多大，卻要先看看數字了。今年10月，香港的鈔票共約4,606億港元，包括銀行存款在內的港元貨幣量M3共約7.29萬億。金管局直接用來支撑港元的貨幣基礎共1.615萬億港元（等於約2,071億美元），但其實香港理論上可用的外滙儲備還包括有1.062萬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及近6千億的基金結餘，除非突然有等同3.27萬億港元的資金外流，港元都有力量守得住。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炒賣的資金不過4、50億港元，今天香港擁有的捍衞聯繫滙率的實力，與當年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就算有國家以傾國之力來沽空港元，也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另一項重要的條件是美元替代物的數量是否足夠？若是這種貨幣數量太少，根本不足以應付一些大額交易，那便不適合了。香港有港元存款與外幣存款，總數達14.15萬億港元，但我們只應計算港元M3的那部分。如上所述，港元M3共有7.29萬億，折合為約9,346億美元。這是巨大的數量，美國整個國家的貨幣量也只得14.32萬美元，香港彈丸之地所擁有的有雄厚外滙儲備作後盾的港元，竟達美國貨幣總量的6.52%。港元的容量大得有條件作國際交易所用的貨幣。

 

滙率穩定 有時比人幣具認受性

就以一個風險較高的交易作例子吧。假設伊朗要進口某些東西，他們不能用美元，因這會對促進交易的銀行造成風險。若用港元交收，風險便降低。伊朗的港元從何而來？它賣石油到中國時一部分收入以港元交收便可。伊朗接受人民幣當然也可以，但港元的滙率穩定，有時比人民幣更有認受性。內地的港元從何而來？出口到港的商品便可換港幣。整個港元周轉的循環是完整的。

 

美國對此不見得高興，但港元的存在對美國也有好處，港元要用一部分美元作儲備，這些美元都是印出來的鈔票，港人付出了代價才能換來這些美元作儲備，港元愈多，美國通過印鈔權賺回來的好處（seignorage）便愈大。美國若要想方阻止港元使用的擴張，也要自己蒙受損失。

 

近期因華為事件而被討論到是否可與伊朗貿易的問題，其實聯合國早已不認同再對伊朗禁運，只是美國自己不肯遵守聯合國的決議而已，香港若非顧忌美國的惡霸行為，大可與伊朗大做生意，用港元交收更可使美國難以批評。將來類似的問題或許不是在伊朗發生，而是在別的國家。到時世界有多少國家肯聽從美國的指令十分難說，但美國對香港經濟利益的影響早已大不如前，美國對香港就算不高興，也不是甚麼大事了。

 

(Sky Post 2018-12-21)

 

北京「金屋」滙鴻儒 (雷鼎鳴)

　　上周去了趟北京大學，參加了其新結構經濟學從研究中心升格為研究院的典禮與學術誓師大會。這研究院的主事人林毅夫與副院長王勇都是科大的舊同事，很高興他們在學術發展上又更上一層樓。這次會議其實是由幾個學術活動連在一起，當中所見所聞，與我過去的認知頗有不同，值得一談。

　　首先是內地的頂尖大學已富了起來。十多年前，北大或清華每年的總開支都低於科大，但今天，他們一所大學的開支已是我們的十多倍，也高於香港所有大學開支的總和。這固然是內地政府比香港政府更重視教育與科研，肯投入大量資源，而且工商界捐錢時出手也甚重，這個研究院的董事會主席是香港媒體名人于品海，看來他提供的幫助也不少，真正功德無量。大會的典禮部份頗為豪華，大有香港頒授邵逸夫獎或一丹獎時舞台上的風采。學界中人大多認為茅舍中與當世高人暢論比在豪庭金屋中與王孫公子對話使人更感舒服，但大會既有金屋亦有鴻儒，倒是無可非議。

　　新結構經濟學是林毅夫獨門絕技，影響深遠。他從極為簡單的假設出發，卻得到很大的成果。資本豐裕的國家應多生產及出口資本密集產品，勞動力豐富應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產品，這是經濟101的內容，但林卻在此之上構建一套理論，解釋為何有些國家能脫貧，有些卻不能，而且上述的條件如何影響到國家中的制度的演變。這套理論所引伸的政策已成為波蘭及不少非洲國家的國策，會議不但有宣讀多國元首寄來的賀電，有非洲國家還派出大員來參加討論。

　　此種現象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的驚覺，與會者包括好些諾貝爾獎得主及多位名重國際學術界的猛人，他們毫無異議的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成功，甚至是奇跡，而且認為解釋中國為何成功的理論是經濟學界頭等重要的題目。非洲來的與會者大多出自西方頂尖學府，他們思路清晰，這些國家經歷過西方的「援助」，但卻貧窮依舊，近年來模仿中國的產業策略（其實其DNA來自香港到珠三角投資的港商），卻一試便靈，開始擺脫掉貧窮陷阱。

　　彭斯勸這些國家不要參與一帶一路，否則會陷入債務危機，他們更懂國情，只能對彭斯之言當作別有用心的笑話。看來美國在非洲的外交戰線上頗失敗，美國政府能不緊張乎？

　　與會者閒聊時不免談到中美貿易戰。他們的分析與近月的評論基本相同，這當中還包括了一些極有名氣的貿易論專家。我有個使我頗疑惑的問題：美國人才濟濟，為何會讓納瓦羅此等不學無術之人在白宮坐上高位？我的一位研究院時的同學，現在於普林斯頓當講座教授的羅傑遜（Richard Rogerson）答得也妙，特朗普用人的準則，便是此人必須不夠資格的（The Qualification Is That The Candidate Must Be Unqualified ）。

 

(Headline Daily 2018-12-21)

香港在貿易戰及科技戰中突圍 (雷鼎鳴)

今年及明年香港和中國內地經濟的焦點都會是中美貿易戰及科技戰，在年終為香港經濟盤點之際，與其流水賬般把各經濟領域都討論一下，不如探索香港如何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亂局中殺出血路。

貿易戰仍是港人最關注的領域，我們對此應先有一些基本的認知。第一，貿易戰對細小的經濟體影響極大，但大國資源豐富得多，國內不同地區之間亦可分工與相互貿易，調整能力強大，貿易戰所能帶來的損失也少得多。中美都是大國，對貿易戰都有很強的承受力，所以都能長期抗戰，貿易衝突反而不會輕易停下來，香港夾在中美之間，最好也有長期調整的準備。第二，近年熱門話題「修昔底德陷阱」所涉及的因素確有存在，中美之間能否互讓從而避免更大的衝突，無人能準確預知，貿易戰也許只是前奏，港人過去幾十年面對的國際環境較為和平，現在則必須調整心態，隨時要作出果斷的重大改變。

香港是一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轉口貿易總量是香港GDP的三、四倍，香港為此提供的出入口及物流業服務也支撐著香港四分之一的GDP。中美貿易戰可能對轉口貿易有負面影響，但貿易戰開打以來，中國的貿易總量卻繼續上升，美國對華的逆差亦無減少，今年可能達到四千億美元，高於去年的三千七百五十億，路經香港的貨物量並未萎縮。但近日有美國政客提出要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此建議倒是引起部分港人的慌張。

炒作獨立關稅區議題
 

香港一向是世上最自由的貿易區，幾乎是零關稅。假設美國向香港本地的產品徵收關稅，香港有多大損失？倘若在一九八三年聯繫匯率實施之初大幅向港徵稅，香港會重傷，那時香港本地商品出口到美國的，佔了當時GDP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三，但時移世易，香港的出口近百分之九十九都只是轉口，真正本地產品出口到美國的，在二零一七年只有三十四億六千五百萬港元（折合約四億四千三百萬美元），僅佔GDP的百分之零點一三，美國對香港關稅帶來的損失七除八扣後，不會超過十億港元，微不足道。三十多年間世界已變，滄海桑田，有些人還以為香港的出口很倚賴美國，所以一聽見別人炒作獨立關稅區，便大驚小怪。

 

不過，此事倒應提醒我們，美國已不再是低風險的出口目的地。「一帶一路」國家今天的市場規模遠不如歐美，但倘若它們能與世界市場融合，其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遠超歐美，一些非洲國家模仿了港人在珠三角創下的工業模式，近年GDP大幅增長，部分有遠見的港商已移師至這些地方，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港人更需到「一帶一路」國家當開荒牛，重演當年在珠三角創業的光輝事蹟。
 

貿易戰以外，華為孟晚舟事件顯示，科技戰已經打響。科技戰的關鍵是資金與人才，但中國投放到科研的資金近年不算短缺，所以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香港可做什麼？先看看內地情況。
二零一七年，中國在校研究生人數是二百六十四萬人，當年畢業的是五十八萬人，本科與專科的畢業生七百三十六萬人，出國留學生六十萬八千人，學成回國四十萬一千人。三千多萬的中國高等院校在校人數已超過歐洲與美國的總和。但在科技領域，我們應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生與學成回國的人身上，並問香港可以起到甚麼貢獻。


去年五十八萬的研究生畢業生當中，只有五萬八千是博士畢業生，這對提供教育超過三千萬名在讀的高等院校學生的師資是遠遠不足，更遑論多數的博士不一定在校教書。香港不少院校在國際排名上頗有成績，應大幅擴大博士生的招生人數，特別是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香港科技大學正在廣州附近慶盛高鐵站旁籌建面積比香港校園大一倍、經費由廣州市政府包起的分校，開始時只招收研究生，便是在這方向走出的一大步，香港的大專院校在此事上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不論內地或是香港培養人才，都脫離不了吸納更多的海外人才參與工作，香港在過去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未足夠。

只要看看數據，便知道香港的機遇不少。從一九八五至二零一七年，中國出國留學生人數累積有五百零三萬人，學成回國的累計三百零八萬人，回國比例百分之六十一點二。但因近年出國及回國的人數都迅猛上升，上述數據並未能充份反映近況，若以近年回國的人數與早幾年出國的人數相比，回國率其實已超過百分之九十，現在中國已進入人才回流期，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留美學者及學生懷有防範之心，甚至有人提出要炒掉所有參加過內地「千人計劃」的學者，將來有意離美的華裔科技人才可能很多。美國科技很大程度地倚靠華裔與印度裔的科學家，華人大幅回流對美國科技界是噩夢，但對中國卻是好事。

香港生活條件具優勢


不過，在外國居留時間長的科技人才不一定容易適應中國的生活，香港在這方面倒是有不少優勢，應創造條件，加快吸引他們到港工作，這對香港及內地的高科技發展都有好處。■


(Yazhou Zhoukan 2018-12-30)

 

美國政府在華為事件中的意圖 (雷鼎鳴)

加拿大政府應美國政府要求，在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於溫哥華轉機到墨西哥時將她拘留，並要引渡到美國，在外交界有如投下一個巨型炸彈。

 

美國政府這次行動，無疑是經過長期的精心策劃，孟晚舟近年用過多少本護照，美國也知悉，飛機不是到美國去，但孟的行程同樣被掌握。

 

長臂管轄，以美國國內法律引伸到另一主權國家的國際巨企的高管，其將掀起的風浪，美國政府不可能事前全不知悉，而且其司法理據十分牽強。為甚麼會這樣做？打個比方，臉書（fb）中時有反華內容或違反中國法律的言論，倘若中國政府因而待朱克伯格入境後將他拘留起來，豈不荒謬？

 

背後有經濟圖謀 搶佔5G市場

 

有一種說法是美國此舉是要增加自己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的籌碼。美方有人有此想法不奇怪，但它顯然是錯誤的，亦不符合美國利益。

 

從中方的角度看，美國若隨意地玩弄這些小動作，怎可能會對談判中美方的承諾有信心？中方自然更不肯作任何讓步。

 

美國高層現時努力撇清此事與貿易談判的關係，應該是他們也知道孟晚舟一案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有一事倒是奇怪，特朗普在12月1日與習近平談判前應尚未知悉此事，但鷹派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知道，為何他不把此事告訴特朗普？白宮不同人等之間的權鬥，深不可測。

 

拘留孟晚舟應有經濟和政治原因。我們先要知道華為是怎樣的一所企業。

 

華為不是上市公司，市值較難估計，市場上流傳她的市值是2,000多億美元，我相信是低估。她的創辦人與老闆任正非只佔1.4%股權，其餘的股權歸18萬員工中的8萬人所擁有。

 

華為去年的營業收入是935億美元，今年可能有1,120億美元，超過了臉書的406億，可與谷歌的1,109億比肩。

 

在中國人民心中，華為與早前被美方打壓的中興大有不同，華為每年研發經費達130億美元，幾乎是英國研發投資的三分之一，她在科研上驕人的成績使她成為民族的驕傲，其5G的發展領先世界，美國不能不感到如芒在背。

 

中國更應沉着談判 自強不息

 

從美方角度看，假如華為的5G能以其既便宜、技術又超卓的優勢，佔據世界多個國家的市場，別的軟件開發自然要跟華為的標準或制式，美國就算後來也研發出5G技術，要搶回市場亦十分困難。

 

華為領先的時間愈長，她的地位便愈不能被撼動，因此拖慢她的發展、遏抑其利潤，因而達至削弱其研發資金，都可能是美國的策略。拘捕孟晚舟、破壞其公司形象，可能起到這效果。

 

網上流傳一段任正非的內部演講，華為內部士氣高昂，上上下下都在「嗷嗷叫」，更要加快華為的技術發展，這段講話雖不知是真是假，但我倒是相信華為雖然被迫害，其韌力卻是十足的。美國的算盤未必打得響。

 

在政治方面，我一直相信美國有鴿派和鷹派，前者明白中美關係搞僵了，對美國利益並無好處，後者則可能唯恐天下不亂，在貿易談判略顯曙光之時做些事挑釁中國使其憤怒，不失為一種可行策略。

 

中國應如何應付？我認為中國政府應有強硬回應，但不要把事態升級，沉着談判，繼續加大及改善科技投資才是應走之路。

 

(Sky Post 2018-12-14)

 

 

阿拉伯之春與阿拉伯之冬 (雷鼎鳴)

　　十多年前有本流行的經濟暢銷書Freakonomics，中文譯本中有一版叫《蘋果與橘子經濟學》，也有叫《魔鬼經濟學》的。在內地的語境中，「魔鬼」似乎是指很厲害之意，不是貶詞。至於蘋果與橘子，是指英文版的封面有一表面是蘋果，內裏是橘子的怪水果，這是作者利維特（Steven Levitt）要提醒世人，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要深入核心。

　　年前電腦深藍與人類圍棋高手對決，結果是電腦橫掃所有頂尖高手，它的成功依恃甚麼？電腦不會犯上「棋屎貪食卒」的錯誤，短線的利益不易誘動它，電腦思考快速，它會推算很多步，看看某一步走下去會導致甚麼結果才作出選擇，人類的推算能力比不上電腦，考慮不到這麼多步，不得不敗。此事提醒我們《孫子兵法》已有的智慧：多算者勝，凡事要看長遠後果，短線利益不可靠。

　　經濟學有所謂規範（normative）經濟學，有所謂實證（positive）經濟學，前者突出甚麼是好，甚麼是壞，後者着重邏輯推理及強調證據，要找出人類行為的科學規律。在世界各國的學府中，經濟學的教育都會以實證為主流，這種訓練使我們對一些好聽的口號天然地有一種免疫力，某種政策就算背後出自良好意願，若經過分析後發現它竟會帶來破壞，我們便不能用這政策。同理，有些人自稱都在爭取甚麼甚麼的「公義」，要打倒某某強權，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便一定會深究若這些口號被貫徹，最終為社會帶來的是利益還是破壞。

　　全球正處於多事之秋，其他地方早已對些有展示。世界的火藥庫長久以來本在中東有產油的一帶。2011年6月，復旦大學的張維為與史丹福的福山（Francis Fukayama）對話，福山最為人知的著作是《歷史的完結與最後人類》，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加上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最終點，他又認為，2011年方興未艾的「阿拉伯之春」及「茉莉花運動」也將在中國出現，但張維為卻反駁，這不但不會發生，而且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很快便會變為「阿拉伯之冬」。其後的發展也證實了張維為的觀點，他在此事上比福山看得更遠更準確。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是怎麼一回事？2010年12月突尼西亞爆發出一場號稱是爭取民主的浪潮，該國的阿里政權被推翻。因茉莉花是突尼西亞國花，所以這場運動又稱為茉莉花運動。此運動迅即波及中東及北非多個國家，一些強權政府，如利比亞的卡達菲，亦倒了台，首腦甚至被殺。在過程中，有外國政府介入，北約甚至有軍事行動，但阿拉伯國家的人民對其政府不滿，亦是事實。不過，推翻了一些政權後，卻又未有為這十多個國家帶來春天，反而內戰四起，例如敍利亞便陷入無止境的多方混戰，本來曾受過美國培植的伊斯蘭國更攻城掠地，造成極大威脅。損失多大，不同人有不同的估計，例如基礎設施的損失，有機構認為高達9千億美元，死亡人數25萬至140萬人，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成為難民，湧往歐洲的難民潮便使歐洲國家十分頭痛。就算是較為成功，弄出個民選政府的突尼西亞，GDP也要下降10%。下周一應團結香港基金到港演說的張維為，說這是「阿拉伯之冬」，絕不為過。

　　這便是歷史的真實。頭腦發熱，社會動盪。發起運動容易，是否有能力有節制地退場，卻是更大挑戰。港人對此也有經驗，2014年佔中起不了正面作用，亦長時間退不了場，正反映到當事者宣談公義，不看後果，不懂人性規律的毛病。

(Headline Daily 2018-12-14)

貿戰無勝算 不得不暫停 (雷鼎鳴)

習近平與特朗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議後，中美雙方各自發表聲明，貿易戰暫時停火。從兩份聲明的用詞看來，中美都認為這次會議成功和有積極意義，美方甚至大讚習近平為了人道主義，願意嚴懲把類鴉片藥物芬坦尼出口到美國的中國公司。這段說話有些使人意外，但美國的醫生近年過量使用類鴉片藥物，致使美國中年男性白人自殺率大增，已成美國社會大問題。停火當然比雙方惡鬥好，但若以為中美關係從此便變得十分和諧，便顯然是過分樂觀與天真了。未來90天的暫時停火期使雙方都可喘一口氣，我們也可利用此機會做一個階段性總結。

 

美國有一哥情意結

 

現在的流行詞語「修昔底德陷阱」其實很易理解。做慣霸主的人都不會喜歡有人從後追來超越自己，此乃人性，就算在學校內長期考第一的學霸若被同學超過，也會不開心。多年前，中國尚未加入WTO，我已多次撰文指出，一場賽車最危險的時間便是跑第一的見到第二的要扒頭，所以不斷使出危險動作阻止之。中國發展的迅速遠超美國的估計，不由他們不心慌。但使用戰爭去抑制對方卻是行不通，因為雙方經貿關係密切，互相依存，打仗必然傷敵傷己。貿易及相互投資是最好的防止戰爭工具。「修昔底德陷阱」也可靠加強貿易去化解。

 

特朗普不斷聲稱要美國優先，這反映到美國人要做一哥的情意結，這種心態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做了霸主後慣出來的，在第一次大戰後情況並非如此，當時美國自動急着裁軍，致使軍力在二戰前大大落後於德國與日本。特朗普此人看事情很表面，他以為美國有龐大貿易赤字便是別人在討了美國的便宜，太失面子，與美國優先的理念不相容，所以他首先發難的便是貿易戰。

 

他選錯了戰場。美國有貿赤其實不是她吃虧，而是她賺了別人的，這與美元霸權有莫大關係。貿赤意味着她出口少於入口，美國人的消費大於她的生產，亦即美國人的生活質素高於她的經濟發展水平。她靠的是甚麼？是無本生利地印出一張張美元或債券換取別人的實物。美元與債券都是欠單，若別人信得過美國，這些欠單會被收藏起來作儲備永不使用，但若美元地位受質疑，這些美元便要用來換回美國貨物。一旦如此，美國人便不但不能消費大於生產，反而是生產出來的，要分出一部分償還別人。如此一來，美國的通脹會上升，美國人收入的購買力會下降，因為GDP的一部分會跑到外國持有上述欠單的人處。特朗普不明此理，硬是要消滅貿赤，是不明白美國有美元霸權的特殊情況。

 

貿赤源自消費過度

 

特朗普也用錯了武器。用關稅等方法打貿易戰根本不會減少貿赤，從初級經濟學中我們已經得知，一個國家的貿赤等於其儲蓄減去其投資，此乃千古不移的經濟規律。美國有貿赤只是因為美國人消費過度，不喜儲蓄而已，與關稅並無關係。但是若關稅造成了美國經濟衰退，美國人的消費倒是會降低，從而減低貿赤，不過，這倒不會是特朗普所想的。

 

特朗普另一錯是他不懂判斷形勢。在貿易戰初開時，他掛在口邊的說法是貿易戰美國會贏得輕鬆，香港的一些經濟外行人也以為因為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量大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量，所以也錯誤地接納了特朗普的說法。但徵收關稅幾乎等同於向自己國民收取銷售稅，政府庫房收入增加了，但這些稅款卻是來自自己的人民，不是來自外國，有何勝利之可言？貿易戰雖不會有贏家，但對於大國來說，貿易戰的傷害卻不會很大，因為她們資源多，容易改變生產方式及產品，而且國家內部不同地方都可互通有關。既然損失不大，交戰雙方都有韌力打持久戰，美國怎可能贏得輕鬆？近月的數據顯示，美國的損失可能比中國更大，例如美股下挫的百分比雖低於中國股票，但因美國股市總值4、5倍於中國，每下降1%的損失便等於中國的4%以上。

 

現在貿易的關稅戰暫停了，下一步怎麼樣？中國會支持購買石油改用歐元或人民幣結算，以削弱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則有可能阻止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至於科技上的競爭早已開始，中國肯定會大幅增加科研的投資。

 

(Sky Post 2018-12-7)

 

胚胎基因編輯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物理副教授賀建奎趕在香港舉行的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學術會議前宣佈，經他編輯過基因，以後可不受愛滋病毒感染的兩個女嬰已經出生。此事迅即成為全球大新聞，中國及國際生物學界同聲譴責，內地科學界又認為他違規秘密進行此實驗，要加以懲罰。

　　我對新科學素來有強烈的好奇心，而賀被痛罵的理由之一是此等以基因編輯改造人類的方法，會造成社會的不平等，後者正是經濟學中重要的議題，所以我對這新科技是否真的帶來不平等大感興趣。

　　生命科學界熱議賀的做法如何違反倫理道德，倒是提醒了我，此種名為CRISPR-Cas9的技術在幾年前曾打過官司。今年才三十七歲、麻省理工的大教授張鋒，與加州大學栢克萊分校及舊金山分校的杜德娜（Jennifer Doudna），都各自有校方代表他們爭奪此技術的專利權。因為這技術如此重要，也許張、杜二人與另一參與創立此技術的學者Emmanuelle Charpentier將來都會得諾貝爾獎。據說，這技術的優點是它十分簡單快捷，我問過小兒，他不是研究基因的人，但在日常研究中也常常用這技術，由此可知，編輯基因已是生命科技界中一種為人熟知的技術。

　　既然技術已十分普及，那麼他們在吵甚麼？我讀了一些評論，似乎有三點是重要的。第一，改造人類某種基因究竟會帶來一些甚麼後果，科學家尚未能全面掌握，過程中稍一出錯，都對被改造的當事人十分危險和不公。第二，科技界可以接受在動物或成年細胞中編輯基因，但卻反對改造胚胎中的基因，更遑論讓胚胎成長為嬰兒誕生出來。原因是胚胎中的基因被改造後會傳給下一代，若嬰兒長大成人後結婚生子，暗藏在改造過的基因中的問題，可以在人類中流傳下去，後果難測。第三，若基因被優化了，估計有錢有勢的人較易得到這技術，他們的後代或可變得聰明絕頂，強壯健康，壽命千歲，有能力奴役那些沒有資源獲得改造的人類，世界於是更不公平。

　　我對此說十分懷疑。假設半個或一個世紀後科學界已經更掌握人類基因被改變後的生理後果，不會編輯些科學怪人出來，但社會依然把基因改造應用於胚胎視為禁忌，那會出現甚麼情況？因為編輯基因的技術並不困難，很多科學家都有能力做得到，人民若相信此技術足夠安全，便必會有不少人想一試把子女變成超人的機會，就算他們本來興趣不大，也會怕別人的子女變成超人，為了防範，自己也要先做。但此技術是禁止的，誰更有能力利誘專家替他們施術？肯定是有財有勢的人。禁止得愈厲害，施術的成本便愈高，收費便愈貴，普通人更難以負擔，這不是使世界變得更不平等嗎？科學家對社會的良好願望經不起經濟分析。

　　以上所說，並不等於認同賀建奎的作為。但作為出身名門，在史丹福博士後的導師Stephen Quake大名鼎鼎，近年孕婦可以不靠超聲波，只用驗血，便可在很早的階段得悉胎兒是男是女，此種技術便是Quake所創，但賀當時的研究與編輯基因技術無關，他進行相關研究時手勢是否熟練並無出錯，也使人懷疑。既然科學界現時仍未全面掌握各種基因編輯的後果，先禁一禁，拖一拖也有好處，只是這未必能杜絕一些求財若渴的公司做這生意。

(Headline Daily)

中國的長期貿易順差——白銀與美元 (雷鼎鳴)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原因，據他本人多次論述，是因為美國對中國有龐大貿易逆差，是中國討了美國的便宜。我相信很少經濟學家會同意這種說法，但中國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如魚得水，不但迅速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而且積累到龐大的外匯儲備。此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中有無出現過？當中的經驗對今天的政策有無啟示作用？

 

白銀流入的始末

 

歷史不會完全重演，但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例子，情況與今天頗為相似，第一個例子是明朝最後100年中國成為全球貿易核心及白銀的大量流入；第二個例子是鴉片戰爭及其後的百年國恥。

 

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經濟全球化什麼時候開始？若我們把此概念簡化為全球多處地方，包括亞洲、美洲、歐洲等，都在進行大規模的國際貿易，那麼第一時期的全球化應始於1572年前後，亦即明隆慶六年。

 

早在1565年，西班牙的大帆船（Galleon）烏爾達內塔號從馬尼拉出發航行了130天，開闢了馬尼拉到墨西哥港口阿卡普爾科（Acapulco）的航線，也帶去了一些中國的產品。此航線開通不久便迎來巨變。

 

本來歐洲人一直對中國的絲貨、瓷器、茶葉、蔗糖和亞洲的香料很感興趣，奈何中國人覺得自己可自給自足，對西方商品並無需求，所以對貿易冷淡。但剛在此之前，日本與美洲的玻利維亞都發現了產量很豐富的銀礦，而中國是缺銀的國家，剛巧在1567年明朝政府又放寬了海禁，容許中國商人與外國做生意。

 

有了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到訪菲律賓的中國商人迅速與西班牙人達成協議，把大批大批歐洲人趨之若鶩的商品，從福建的漳州月港及泉州運到中轉站馬尼拉，在那裏接收墨西哥運來的白銀。

 

1572年開始，便有定期的大帆船航運，把中國的商品運到墨西哥，其中一半左右的貨物又會再運至歐洲。墨西哥市那時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貿易中心，也有不少中國人隨著大帆船移民到墨西哥市，建立了有數以萬計華人聚居的唐人街。

 

據舊同事歷史學家李伯重教授的描述，這400多年前的唐人街，有裁縫、鞋匠、肉販、刺繡工、樂師、書記等。華人似是天生的生意人，在多個競爭行業上完全打敗了西班牙人、印第安人與非洲人。西班牙人又因害怕長途跋涉，寧願讓來往馬尼拉與阿卡普爾科大帆船的水手由中國人充當。自此時開始，美洲白銀源源經馬尼拉滾到中國。

 

中國那時本有禁令，不與日本做生意，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卻知道日本對中國產品有需求，中國對日本的白銀亦感興趣，所以便當了中介人，進行了中日貿易。

 

從上可知，中國的貿易一直都是巨大的順差，這本無法長久持續下去，但有了白銀，情況便不同。白銀有著三種特性：

 

第一，它本身便是一種有用的商品，可造首飾或其他華貴的用具；第二，它可作為交易的媒介，亦即流通的貨幣；第三，它可被視為一種保值的儲備，或是用作儲藏財富的載體。

 

由於有了第一種特性，大家都知道它有價值，所以不用擔心在交易時人民拒絕接納它；此兩種特性也同時決定它可變作儲值工具。

 

我們也可容易見到，美元也有流通貨幣及儲備貨幣兩種特性，又因為石油用美元結算，而且美元稱霸世界數十年，所以心理上，美元也理所當然地被視作有內在價值，亦即上述的第一種特性存在。

 

平均每年流入300萬

 

明代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時，中國是世界最重要的製造業產品出口國，中國的長期順差，被日本與美洲的白銀所補充，當時的白銀便等同今天的美元。歷史又何其相似，中國不認真參與國際貿易則已，一參與便是龐大的順差。

 

這裏也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聯儲局不用擔心何處可找來更多的白銀，它若要美元的話，大可開動機器印鈔票。這點顯示美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國家可以在逆差中圖利，逆差愈大，意味美國可「無償」地用自己印出來的鈔票支付到本國的逆差。

 

流入中國的白銀規模愈大，愈顯示出明代中國經濟的開放性。長久以來，歷史教科書都會把明帝國描繪為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明代經濟史專家李伯重及不少學者都認為閉關鎖國一說已經過時。但輸入白銀的規模有多大？

 

由於白銀的進出口數量並無官方紀錄，所以我們不易獲得準確數據。不過，這是一個眾多歷史學家注意的問題，各家各派的估算都有，這裏用史學家王裕巽的估計，他認為從1567年海禁開關至明亡的1644年，海外共流入3.3億兩白銀，約等於那時期世界銀產量的三分一都跑到中國去。

 

這個估計與多個其他的估計十分接近，例如李隆生認為明季100年間，流入的白銀應在3億兩之譜，平均每年300萬兩；弗蘭克的結論是2.24億至3.2億兩。這些是什麼概念？1593年，明朝的國家稅收是2295萬兩，軍餉是836萬兩。白銀入口的數量不但大，而且從吳承明等人的研究可見，其流入量在明季100年間，總體趨勢呈上升軌跡，例外的是明帝國滅亡前的幾年，因有運銀的大帆船沉沒及其他原因，入口的白銀有所減少。

 

科大同事貿易專家黎麟祥教授有次提醒我，中國社會科學院監製的100集《中國通史》紀錄片有些地方不妥，他特別提到第86集白銀的問題，此集認為明朝亡國的主因是缺少白銀，亦即「銀荒」；我把此集找來，也認為片中的觀點可疑。我同意白銀作為貨幣，加速了明帝國的崩潰，但其機制卻未必是「銀荒」。

 

英國賣鴉片遏白銀流失

 

倘若流通的貨幣減少，確有可能引致通縮，物價下降，即銀貴物賤，對經濟不利。但如上所說，流入明帝國的白銀極多，明亡前幾年流入量雖減少，但並無停止，這也意味以銀為本的貨幣總量並無下降，只是增加速度慢了一點而已，我很懷疑這會嚴重至國家滅亡。

 

更加可信的是，中國不是沒有銀，而是銀很多，但不少白銀都被民間窖藏起來，以作保值的儲備，在亂世中這尤其需要。不過，白銀很多都集中在江南，北京政府的庫房往往因運輸困難而得不到這些通貨，支付軍餉也出現過問題。這些與白銀其實無直接關係，只是明朝賦稅系統有問題而已。

 

我倒是認為白銀流入太多，不是太少，才是傷害明朝經濟更重要的原因。要知道，這些白銀不是從天上飛來的，而是明帝國人民花了大量社會資源製成工業品出口換回來的。白銀作為窖藏起來的儲備或交易媒介，本身對民生並無多少直接的助益，實有浪費資源之慮。

 

在明太祖時期，中國曾仿效南宋發行紙幣，但可惜學不全，紙幣制度完全崩潰。紙幣背後可以用有價值的實物（例如白銀）作遠低於百分百的儲備，例如有價值一兩的白銀，便可發行面額十兩的紙幣，這樣便可既有足夠多流通的貨幣（鈔票），又不用花費太多的產品去購入白銀，南宋時也一度有這樣做。

 

可惜有明一代都因太祖時濫發了太多貨幣，引致高通脹，以後便都不敢再做，改為用需要耗費大量資源的方法去換取白銀。若是其他的政經條件好，這也許不會產生大問題，但晚明的中國運氣很差，從1600至1644年之間，正好遇上小冰河時期，天氣寒冷，農產下降，國家早已陷於經濟下降，再加上流走了這麼多製造業產品以換取3億兩白銀，亡國便絕不奇怪。

 

此事在今天的意義是，中國是否需要這麼多外匯儲備？中國貿易的順差意味用了大量的產品去換取美元作儲備。這情況真的與明代用順差購買白銀如出一轍。中國可以借鑑明朝的經驗，檢討一下持有美元的合理水平。

 

在明朝傾覆了以後，白銀又再大量流入中國，大帆船貿易直至1815年都如常進行，美洲白銀產量增加，貨幣史專家彭信威根據東印度公司的資料估計，從1681至1800年，海外輸入中國的白銀高達4.58億兩，致使有些學者相信，世界一半的白銀都跑到中國去。

 

熟悉香港歷史的人也知道，鴉片戰爭前英國也遇到困境，其對華貿易是逆差，白銀都流向中國，就如今天的美元流向中國般。不過，英國人卻想出個對其更有利的方法，便是賣鴉片給中國人，使他們成為癮君子，這樣便可制止白銀的流失。

 

或遇懷璧其罪之險

 

賣鴉片還不算是最絕的討回白銀的手段。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要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

 

其後，八國聯軍侵華，又迫使清政府簽下《辛丑條約》，中國要向列強繳付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款，年息4厘，另再加地方賠款0.2億兩。

 

部分的賠款後來雖有被退還，但到了第二次大戰時，中國總共已付出了6.532億兩銀才不再付下去。其實，不平等條約是可以不遵守的，但在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之時，國民政府卻尚未即時停止向日本付款。

 

中國明清幾個世紀靠人民辛勤工作所積累的幾億兩銀順差及隨之而流入的白銀，竟被這兩個不平等條約全部消耗殆盡還不止，豈不使國人潸然欲泣？由此可見，只是懂得做好生意或是擁有精明的商業頭腦，若是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也是枉然的，隨時可被人一鋪清袋。歷史便是這樣的殘酷！

 

中國今天擁有外匯3萬多億美元，大約等於2000億兩白銀的價值，這筆巨款絕大部分正是由中國幾十年貿易盈餘積累而來。這2000多億兩白銀，百倍於明清貿易盈餘的總和，雖然把今天的白銀與明清時白銀的價值相比不倫不類，但我們已輕易知道今天中國外匯儲備的龐大。

 

這可能會遇上懷璧其罪之險，中國對美有順差，等於中國送了很多產品給美國人享用，換回來的是一張張美國發出的欠單（美元與美債都是欠單），若這些欠單價值能維持，中國自會如明清時人民把白銀窖藏般把美元收藏起來當作儲備，永不向美國追債，前提是，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能保持下去。

 

不過，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美元的地位一樣可受人民幣挑戰，若美元地位下降，美國會被討債。此種威脅可使美國如芒在背，想盡方法抑制中國崛起，幾乎是必然的。

 

(HKEJ 201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