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中國建國60周年前夕,本報編輯部問我要稿,我交了篇萬餘字的報告〈建國60年經濟回顧〉,分幾期連載刊出。10年過後,又是一個適當的回顧與展望的機會。
我撰寫10年前的報告時,所用的數據都統一用到2007年為止,今天為了可比性,我用的數據便也以2017年而不是以2018年為終點,但這並無影響到結論。從2007至2017年,中國經濟獲得了什麼成績?經濟政策有何調整?有什麼領域並無變化?
廣東與貴州的GDP比較
2007年中國的實質GDP增長高得驚人,是14.2%,除了1984年的15.2%增長外,這是中國經濟表現最好的一年了。2017年,GDP增長率已降至6.9%,但在增長的絕對值上,中國的成績依然亮麗。2017年中國的總體實質GDP是2007年的2.21倍,人均實質GDP是2.1倍,資本總額是2.5倍。換言之,中國人民目前大半的收入及資本財富都是這10年內新增的!未來10年有否如此輝煌的成績,現言之尚早,但以目前走勢看來,仍有大概率的機會國力再接近翻一番。
GDP是衡量經濟變化的最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世界銀行有一個GovData
360的網站,當中有評估世界各國的幾百個指標,我選了兩個,政府的有效性及總體基建的質量,從這些數據皆可見到,中國的進步一樣是高速的,成績早已遠遠拋離世界的中間數,亦即中國雖未達致世界上最先進水平,但已是完勝大多數國家了。
在10年前的文章中我說過,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靠開放政策,此政策使到中國的企業要面對世界的競爭,為了生存便必須努力改善自己的生產效率。這模式在今天仍適用,但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卻又靜悄悄地發生了轉變,我們可用貴州與廣東的比較作例子說明此點。
廣東是個富庶的省份,貴州則很窮。從1952年到改革開放才剛開始的1978年,廣東的實質GDP總共上升了267%,貴州則是274%。由此可見,若無改革開放,廣東的增長速度還稍為低於貴州。但2007年廣東的實質GDP卻是1978年的41倍,貴州則「只是」13.4倍,而我們知道,廣東是最開放的省份,貴州則封閉,2007年,廣東進出口總額是它的GDP的156%,貴州只是6.4%,兩省不可相提並論。最近10年,兩者的開放程度變化不大,廣東的進出口貿易額佔它的GDP比重已滑落至76%,這主要是GDP很高所致,而貴州這方面卻也無進步,進出口更跌至GDP的4.1%。
我們是否可據此而預期貴州表現更差呢?結果剛好相反,2017年廣東的GDP是
2007年的2.39倍,平均年增長9.1%,但貴州卻如有神助,是3.06倍,年均增長 11.85%!為何並不開放的貴州最近10年有此驕人成績?我相信是貴州採用了另一模式,近年大搞高科技並吸引外來科技人員所致。廣東雖一樣在科技上有大投入,但經過騰籠換鳥後,高科技產品雖有大幅增加,但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產業北遷,總也會拖累了部分的增長。
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有龐大的市場以作支持,但它更需要的,是對科研及教育的投入。在2007年,中國投放在科研與發展的經費是GDP的1.49%,到了2017年,已高達2.13%,我們還要注意,2017年的GDP相對於2007年,早已大漲了121%,在2017年中國的科研經費已達17,606億元,是比前充裕得多了,難怪中國近年吸引了大批科學家從海外回流。
兩間房與兩個球場的工程師
教育對科技的進步不可或缺,蘋果的CEO Tim Cook便曾慨嘆,蘋果離不開中國,很難回到美國生產,原因是它需要大量的中級工程師替它工作,美國能提供的,兩個房間便可容納,但在中國,隨時可找到能站滿兩個足球場的工程師。在教育經費上,2006年是GDP的4.6%(政府負擔了3%),但到了2016年,也增至5.23%(政府負擔4.22%)。
在高等教育方面,就讀學生的總數已有3000萬人,比歐美的總和還要多。在高端人才方面,現時每年回流的留學生數量早已超出4年前出國的留學生。有了經費及人才的配合,科教興國的道路自然走得順利。如上所說,科技發展一樣需要大市場,但因中國自己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已非常龐大,所以就算有貿易戰及科技戰,只要中國能保持資金及人才上的優勢,經濟仍可靠科技推動起來。
提高生產力的另一招是人口城鎮化。人民居住在城市,接觸較先進的科技及管理的機會增加,生產效率及收入都會比農村為高。在1982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20.9%,其餘住在鄉村的,多達7.97億人。到了2007年,城鎮人口佔比已達44.9%,農村人口的比例雖已劇跌至55.1%,但總數仍有7.28億人。但隨人口繼續遷移至城市,到了2017年城鎮人口已多於農村人口,58.5%的人都住在城鎮。城鎮人口的增加,是支持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我們也可看到,尚有四成多的人口仍留在農村,城鎮化將來還有空間繼續發展,來自這方面的增長動力在一二十年內還會舉足輕重,繼續發揮作用。
然而,城鎮化又容易帶起另一問題,農村人口收入比不上城市,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便不利社會穩定,如何可保住鄉村人口收入的增長?在1978年,城市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的2.57倍,到了2007年,差距已擴大至3.14倍,此種情況若持續,對社會十分不利。再看2017年,這問題卻有所緩解,城鎮人口收入相對於農村人口,跌回至2.71倍。用另一角度看,在這10年內,城鎮人口人均名義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上升10.3%,但農村更高,是12%。這說明,中國這10年打破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宿命。
這是了不起的事,農村收入一般不易提高,為何可做到?我估計有兩個原因。第一,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有所提高,這有利農民。第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大幅提升,人民食物的質量也得到改善。在五六十年代或更早,中國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農業失收,甚至是死人無數的大饑荒,但近半世紀以來,饑荒已近乎絕跡,過去每年中國公布的統計數據中,糧產多少千萬噸是萬眾注目的數字,近二三十年來幾乎已無人理會,這是因為大量採用了科學方法後,耕地面積雖然萎縮,但產量卻遠遠超越了只夠充飢的水平,肉類、水果等消費也變得普遍。
城鄉收入差距外,區域的差距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痛點。中國可分為3個大區域,沿海省份、中部地帶及西部較偏僻之地。我們可用浙江、湖北及甘肅為典型,代表這3個地區。在2007年時,浙江的人均產值是湖北的2.31倍,亦是甘肅的3.61倍,這反映出巨大的地區性差別,這10年來又有無改善?是有的,浙江平均每年的名義人均產值仍保有9.4%的增長率,湖北卻有超強的成績,每年有14%增長,甘肅的貧窮仍未全面解決,但也有每年10.7%增長,差距問題稍有紓緩。中央政府重視大西北的發展,是否真有成效,或許要多看10年。
城市與鄉村人均產值差距
從上述可見,過去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仍有卓越的成績,人民的收入及財富都翻了不止一番,收入差距的問題也有紓緩。在政治制度上,若按西方的標準,則中國無疑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這一點反而對西方的制度帶來一種嚴重的挑戰,為什麼排拒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可以持續地得到奇蹟性的成績,反而西方國家在過去十多年除了有金融海嘯外,尚有歐債危機,日本經濟又接近停滯30年,歐美民粹主義爆發,選出不學無術的美國總統,英國也被公投後的脫歐搞得焦頭爛額?此種對比使西方世界及其支持者十分不安,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首當其衝,千方百計打擊中國的發展是情理之常,但貿易戰美國應已知道打輸了,唯有寄希望於中國自己崩盤,從而得到心靈上的慰藉。
不過,中國經濟會停頓下來嗎?這是個概率近乎零的事。若按定量分析,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近73%來自中國的高儲蓄及高投資率,26%來自生產效率(亦即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上文所提到的改革開放、科技教育的投資、城鎮化等等因素,這些因素正是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對經濟增長起作用,它們在未來的幾十年不會無緣無故的消失。
我曾經作過一些定量推算,假如中國人民願意維持現今約等於GDP
43%的投資率,資本積累會繼續快速發展,那麼就算生產效率進步速度是零,到了30年後建國100周年時,到時的實質GDP將會是今天的3.1倍。倘若全要素生產力能維持到每年1.7%的增長速度(已顯著低於過去),那麼在2049年時,中國的實質GDP將是2018年的5.2倍,即平均每年以5.47%的速度增長。
10年後,若我再寫一次回顧,有大概率的機會中國經濟在更多領域超越美國。
10年前所預期的,今天基本上已實現。
(HKEJ 201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