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的草案，不少內容已公佈，餘下的一些具體細節，也許下周便會大白於天下，大家不用再猜測。
有個現象很奇怪，自稱沒有看過條例草案詳情的香港官員，似乎在進行一種安撫或淡化國安法影響力的工作。這是並不需要的，國安法的推出，本就是因為香港的法律出現了大漏洞，直接威脅了國家安全，法律亟需修補，整個執法與司法系統也應被重新檢視，不能以司法獨立作推搪，而不去查找制度有無缺陷。在此背景下，我們希望的是國安法的打擊面要小，使大多數市民不致誤蹈法網，但打擊的力道卻一定要大，起碼要達至國際標準，否則如何有震懾力？要知道，分裂國家或進行顛覆活動，在不少國家是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別人沒有顛覆活動，也尚需嚴刑峻法，香港已有此等活動，又豈能太過慈祥？政府要做的，是警告那些在盤算着應否犯法的政客或暴徒，犯了國安法後果很嚴重，前景堪虞，而不是暗示他們會有甚麼保障，或可能避得過罪責。
這裏有一個歷史背景問題是要先說清楚的。司法獨立是一種理想，假如香港的司法制度紀錄良好，我們自然十分反對干預司法。總體而言，香港的司法表現算是成績不錯，公義通常得到彰顯，但很可惜，一旦涉及國家安全及政治問題，香港的司法運作卻是走了樣，有部份裁判官或法官的判決，常令市民感到嘩然，憤憤不平。最難以服眾的，倒不是誰人罪成，誰人脫了罪，而是刑罰的輕重毫無標準。過去幾年，大量的例子說明，就算是法官也認為是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量刑只如搔癢，毫無阻嚇作用，但有些人犯了性質接近或更輕微的罪行，卻是承受更重刑罰，刑罰的輕重，往往取決於法官及犯人的立場，此等例子太多，悠悠眾口，司法系統若不自作檢討，很難得到市民信任。
與國安法有關的爭論，有幾點我們應分析一下。第一，法官是否一定不應有外國籍？香港社會開放，重視人才，對國籍問題看得較輕，而且立場先行的法官很多也是非外籍。不過，在國安問題上，法官的國籍卻絕非不應考慮的因素。假設有一外籍法官要處理一宗涉及其祖國在港搞顛覆的案件，這位法官便明顯有利益衝突或陷入雙重效忠的困境，根本便應迴避此案。我搜索枯腸，倒是想不起有那一個國家在審訊國家安全案件時會靠外國法官的。據說今天香港的法官只有6%不是香港人，特首為國安法選法官時應有足夠空間選本地法官。想深一層，其實國籍也不一定是最關鍵問題，在英美加澳等國家，當法官前要先經過嚴格的品格及安全檢查，由情報單位負責，倒是香港沒有這要求。也許更有效的做法是，香港要跟上國際標準，審訊與國安有關案件的法官，也要經此程序特首才可考慮。
第二個爭論點是法官的任命。這點不難解決，據《基本法》八十八條，有一個獨立委員會作推薦，任命權力在特首。在特首決定是否接納時，宜先對這些被推薦者作出安全調查。既然在西方國家，普通法官也要經此程序，在國安問題上，更宜謹慎，以免誤港誤己。
第三，應否有追溯期？特區官員似乎在說，不應有追溯期。他們不應說這話，這不啻是向人大常委會施加壓力，也不符合法律。據一位新認識的朋友黃汝榮法官提點，《香港人權法案》（e-legislation 383章）第十二條第一款的確說明刑事罪沒有追溯力，但第十二條第一款也同時指出有例外，「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既然國安法所列明的四宗罪在國際上也會被視作罪行，所以根本不應說國安法沒有追溯力。
以特區政府官員的公務員性格，的確不能想像他們有意志或能力自行制訂國安法。在他們的評論中，我又一次感到香港公務員是世界一流的，但政治能力卻是九流。香港國安法早已是深度捲入中美關係，當中涉及國安問題異常嚴峻，立法須在《基本法》容許的範圍內將此法的嚇阻力最大化，而不是去淡化，否則立此法又有何意義？
(頭條日報 2020-6-26)
有個現象很奇怪，自稱沒有看過條例草案詳情的香港官員，似乎在進行一種安撫或淡化國安法影響力的工作。這是並不需要的，國安法的推出，本就是因為香港的法律出現了大漏洞，直接威脅了國家安全，法律亟需修補，整個執法與司法系統也應被重新檢視，不能以司法獨立作推搪，而不去查找制度有無缺陷。在此背景下，我們希望的是國安法的打擊面要小，使大多數市民不致誤蹈法網，但打擊的力道卻一定要大，起碼要達至國際標準，否則如何有震懾力？要知道，分裂國家或進行顛覆活動，在不少國家是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別人沒有顛覆活動，也尚需嚴刑峻法，香港已有此等活動，又豈能太過慈祥？政府要做的，是警告那些在盤算着應否犯法的政客或暴徒，犯了國安法後果很嚴重，前景堪虞，而不是暗示他們會有甚麼保障，或可能避得過罪責。
這裏有一個歷史背景問題是要先說清楚的。司法獨立是一種理想，假如香港的司法制度紀錄良好，我們自然十分反對干預司法。總體而言，香港的司法表現算是成績不錯，公義通常得到彰顯，但很可惜，一旦涉及國家安全及政治問題，香港的司法運作卻是走了樣，有部份裁判官或法官的判決，常令市民感到嘩然，憤憤不平。最難以服眾的，倒不是誰人罪成，誰人脫了罪，而是刑罰的輕重毫無標準。過去幾年，大量的例子說明，就算是法官也認為是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量刑只如搔癢，毫無阻嚇作用，但有些人犯了性質接近或更輕微的罪行，卻是承受更重刑罰，刑罰的輕重，往往取決於法官及犯人的立場，此等例子太多，悠悠眾口，司法系統若不自作檢討，很難得到市民信任。
與國安法有關的爭論，有幾點我們應分析一下。第一，法官是否一定不應有外國籍？香港社會開放，重視人才，對國籍問題看得較輕，而且立場先行的法官很多也是非外籍。不過，在國安問題上，法官的國籍卻絕非不應考慮的因素。假設有一外籍法官要處理一宗涉及其祖國在港搞顛覆的案件，這位法官便明顯有利益衝突或陷入雙重效忠的困境，根本便應迴避此案。我搜索枯腸，倒是想不起有那一個國家在審訊國家安全案件時會靠外國法官的。據說今天香港的法官只有6%不是香港人，特首為國安法選法官時應有足夠空間選本地法官。想深一層，其實國籍也不一定是最關鍵問題，在英美加澳等國家，當法官前要先經過嚴格的品格及安全檢查，由情報單位負責，倒是香港沒有這要求。也許更有效的做法是，香港要跟上國際標準，審訊與國安有關案件的法官，也要經此程序特首才可考慮。
第二個爭論點是法官的任命。這點不難解決，據《基本法》八十八條，有一個獨立委員會作推薦，任命權力在特首。在特首決定是否接納時，宜先對這些被推薦者作出安全調查。既然在西方國家，普通法官也要經此程序，在國安問題上，更宜謹慎，以免誤港誤己。
第三，應否有追溯期？特區官員似乎在說，不應有追溯期。他們不應說這話，這不啻是向人大常委會施加壓力，也不符合法律。據一位新認識的朋友黃汝榮法官提點，《香港人權法案》（e-legislation 383章）第十二條第一款的確說明刑事罪沒有追溯力，但第十二條第一款也同時指出有例外，「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既然國安法所列明的四宗罪在國際上也會被視作罪行，所以根本不應說國安法沒有追溯力。
以特區政府官員的公務員性格，的確不能想像他們有意志或能力自行制訂國安法。在他們的評論中，我又一次感到香港公務員是世界一流的，但政治能力卻是九流。香港國安法早已是深度捲入中美關係，當中涉及國安問題異常嚴峻，立法須在《基本法》容許的範圍內將此法的嚇阻力最大化，而不是去淡化，否則立此法又有何意義？
(頭條日報 202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