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犯的兩大錯誤 (雷鼎鳴)

 香港的反對派在《香港國安法》推出後，迅即兵敗如山倒，到了完善選舉制度也出台後，更幾乎被殺得片甲不留。我們若看看1年前他們阻礙立法會選出內會主席達半年之久時的得意忘形，豈能不嘆息他們的幼稚，完全看不懂物窮必反的道理，大禍將至仍茫然不知。究竟他們犯了甚麼錯誤？

 

對於那些不知所謂只圖破壞的社會思潮及族群，讓其在失敗後自我枯萎退出歷史舞台是正確的取態，我們不用替其可惜。不過，反對派中也並非人人心懷叵測，他們較正派的人當中，思想也有積極的元素，處理得宜，可對香港的政經發展起到正面作用。但要發揮到這些可能存在的積極因素，首先要做的便是為他們的失敗作檢討，找出錯誤。我只見到有人雞飛狗走，未見到他們有發表過甚麼深刻的反省，為了香港之福，只有越俎代庖，替他們思考一下。

 

放棄領導 任黑暴肆虐香江

 

香港反對派中較為傳統的一翼，我們姑且稱為傳統泛民，他們犯了甚麼錯誤？我認為有兩個是主要的︰第一是面對民粹黑暴的冒起，傳統泛民竟主動放棄領導力，任由黑暴肆虐香江，使市民大為反感；第二是他們對民主理念及制度認識膚淺，只懂空洞口號，不明白民主制度有優劣之分，致使當西方的民主制度缺陷陸續暴露了出來，他們卻無能力作出反思，在理論上輕易被競爭對手拷打。

 

傳統泛民放棄在反對派中的領導權，最鮮明的象徵便是他們到今天也不願意與黑暴分子割席。你不割席，人民自然把你看成是與黑暴同一鼻孔出氣，也認同那些天怒人怨的攬炒行為，當你們失敗時，社會中人就算不都是額手稱慶，死硬支持者的氣勢也會大幅萎縮。

 

認為傳統泛民此舉不智，並非只是我個人的判斷，不少有識之士亦早已察覺。70年代初「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的王希哲，最近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他也對黑暴分子推動的「打砸搶燒『時代革命』」十分不滿，認為他們「何其張狂」，但最終卻落得「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下場。他希望泛民能重回「愛國民主運動」的路綫，帶領支持者重新出發。要知道，王希哲思想有深度，我甚至認為他是可稱為中國民主運動第一理論家的人物，他如此評價過去幾年香港的民主運動，豈不值得放棄了領導權的傳統泛民檢討一下？

 

王希哲是泛民的「自己人」，不與泛民搞在一起的其他有識之士對他們批判更猛。上周，《香港01》的老闆于品海在其5周年慶典中發言，直指︰「身居其位的泛民領軍者竟然糊塗到將自己的位置『禮讓』給一班政治流氓和無知的抗爭派，叫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語無倫次的口號，甚至讓他們主宰泛民自己的政治命運，結果當然就是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此話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是時代的強音！

 

我們若有耐性細讀一些年前黑暴分子提出的口號或理論，不難會被其水平之低而語氣甚大感到驚詫。我見慣了年輕學生交來的作業或考卷當中充斥着的各種錯誤，雖然主觀上很想見到可以青出於藍的學生，但卻絕不會放棄查找他們錯誤的能力，若放棄，他們也不應該上我的課。有此習慣，我不會受民粹主義的吵鬧聲所惑，即使有時他們表面看來有點聲勢。正因有此素養，我特別奇怪為何傳統泛民不懂得以證據為基礎去為諸事作出判斷。我猜想他們之所以在面對民粹時如此軟弱，如此失聰失明，原因有二：一是機會主義心態，他們為了選票，不敢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黑暴的倒行逆施；二是不少傳統泛民在思想上都帶有左翼元素，這些人往往不能弄清領袖與群眾的辯證關係。群眾有力量，但需引導到有用的方向。這正如核能，很有力，但若沒有引導，會成核爆，玉石俱焚。文革後，巴金等知識分子自我檢討為何遭到紅衞兵欺凌時，也會奇怪為何曾感到似乎他們是對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內疚感往往使他們以為群眾永遠是對的，此種認知有時頗有害處。

 

民主制度 非一定帶來幸福

 

為何我上文說泛民對民主理念認識膚淺？政治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最高的幸福感，民主制度不是目的，只是一種並不確定可否達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有不少人相信西式民主有此功能，但近年的一連串事件，頗使人質疑此種認知是否正確。為何「民主燈塔」美國選出了特朗普這樣的人做總統？為何脫歐對英國不利，但公投卻容許飄忽的民意以輕微票數為英國作了此決定，但事後又有大量人後悔？為何美國及印度這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都在抗疫中搞得一塌糊塗，但中國卻十分成功？就算號稱民主的台灣搞得不錯，但其抗疫成績，在中國各省中也只算中等。這些事實都讓人不得不思索，政治制度有多種，民主制度也有多種，甚麼制度最適合自己？並非叫幾句機械化的口號便可解決。

 

等而下之的制度考量便是自身墮入別有用心的外國算計中，跟着別人叫叫口號、縱火掟磚，便以為盡了社會責任。此等行徑，對港人毫無好處。泛民應多研習理論，認清過去自己是多麼的糊塗。懂得犯過了甚麼錯的泛民，將來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理應還有角色，否則他們可能要退出歷史舞台了。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30)

疫苗接種率低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香港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偏低，並不理想。在本文見報日，亦即疫苗開始接種後剛好8星期，估計應有接近80萬人打了第1針，亦即每周平均有10萬人肯加入接種行列。就算此速度能夠維持（這未必做得到），也要1年以上的時間才能達至群體免疫。

我們可把香港與新冠抗疫的劣等生美國作一比較。美國人喜歡率性而為，過去不少民調都顯示只有3、4成的美國人願意接種疫苗，但自去年12月中開始有疫苗供應後，已有近1.3億人打了第1針，接近人口的4成，即平均每星期有700萬人打第1針。美國人口是香港的44倍，按人口比例，這速度比香港快上幾乎60%。香港輸給劣等生美國，豈不羞家？

接種疫苗否 涉個人成本效益

為何港人打針的意慾這麼低？有何方法解救？經濟學家相信人的行為有理性的基礎，亦即此等行為暗合其成本與效益的比較。市民是否接種疫苗，涉及個人的成本效益，亦可能受社會的成本效益所影響。先談前者。

打了針，個人可得到多少效益？目前最直接的效益是減少死亡及中招後身體受損的機會。香港人生命的價值是多少？據現時經濟學界較為主流的理論，生命的價值等於當事人在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頭時（例如被綁架，或在醫院的急救室中），最多願意付出多少錢去保住性命。這裏假設了此人若資金不足，可借到錢，但將來是要還的。有些經濟學家曾設計過不少很巧妙的方法，從可觀察到的數據中去估算出不同人等生命的價值。當然不同的人把自己生命的價值看得不一樣，例如李嘉誠、馬雲的命肯定比我的值錢很多倍。從前有些對美國人生命價值的估算，平均大約是500萬美元，香港與美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相差不遠，一個不離譜的假設，便是港人平均每條命約值4,000萬港元。這個假設是否精準不重要，就算有誤差，也不太影響下面的結論。

疫情在本港肆虐，從去年4月下旬至今共死了205人。假如市民不積極打針，政府不死不活的政策繼續下去，疫情只會沒完沒了，未來1年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恐怕也會接近205人。以香港有750萬人計，每3.66萬名沒有打針的港人，便有1人來年會因此疫症去世。若真的中招死亡，平均等於4,000萬元化為烏有。但不打針也不一定死，1年內死亡的機會是3.66萬分之一，所以不打針的來年預期死亡成本只是約1,093港元（這裏為方便表述，我故意忽略了不同人等對風險的偏好），不是很高！

除了生命之外，健康受損也是不打針的潛在成本。假設一旦中了招後健康成本的損失是50萬港元，按照過去1年有1.1萬人中招計算，不打針的預期健康損失每年約為733港元，亦即若不肯接種疫苗，生命與健康來年的總體預期成本是每人1,826港元，不是很高！

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解釋為何港人對打針積極性不高。反觀美國，人均死亡率是香港的60倍，不接種疫苗的預期風險也是60倍左右，亦即每人的預期成本接近11萬港元。由此可知，喜愛個人自由的美國人也要爭相排隊打針！

上述分析故意忽略的細節很多，其中一項卻是太重要，必須仔細討論。疫情對經濟顯然有損害，損害多少？我們可用過去幾年的數據作參考去估算。從2014年到2019年這5年，香港GDP的實質增長率平均是每年2%，但2020年卻是6.1%的負增長。本應有2%增長，但最終只得負6.1%，意味着去年GDP共被拉低了8.1%。今年的增長率若要追回損失，便需要在8.1%上再加上今年應有的2%，亦即要有10.1%才算療傷成功，但看樣子這是不大可能。若只達標一半，今年有5%的增長，其實也是失去5.1%了。我們就以這5.1%為很多人不打針無法建立群體免疫所帶來的機會成本。香港GDP的5.1%損失約為1,382億港元，平均每名港人損失約為1.84萬港元，10倍於上述估算出的不打針的死亡與健康成本。

抗疫錯重點 未理會經濟成本

由此可見，在香港防疫策略不變、老調不斷重彈的條件下，不肯接種疫苗的人所構成的社會損害10倍於個人的死亡與健康成本。政府的抗疫工作顯然放錯了重點，沒有理會嚴重得多的經濟成本。

這裏有個人性自私的老問題。若人人只關心自己的健康與生命，不理會不打針可為社會帶來的損害，那麼他們的確不見得願意去打針。這是一個經典的經濟學問題，不打針有損公益，性質與工廠污染環境或煙民在公眾地方抽煙放毒相似，政府有角色可扮演。

按照高斯定理的思維，政府可有兩種不同的政策取向︰第一是假設拒絕打針是一種侵害他人的行徑，需要懲罰，例如增加他們出入境的困難，又或到商場酒樓有所限制等等。第二是假設不打針是一種權利，但其他人可付錢給這些人補償他們因打針而受到的心理或生理損失，打針者每人可獲派錢便是此種政策。

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果斷地拿出有效政策去激勵絕大部分的港人打針（身體有事不宜打的除外），拖拖拉拉不會解決到問題，因為正如上面所述，個人的利益並不足夠推動港人顧及社會利益。究竟上述懲罰還是補償的方法更好？我相信兩種方法都要用。政府計劃每人派錢5,000元，但不把此與接種疫苗掛鈎，是錯失了大好機會，顯示政府不懂問題之所在，也不敢硬碰社會的阻力，到頭來是香港經濟損失重大。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23)

中美的惡性與良性競爭 (雷鼎鳴)

 

中國大國崛起，美國要守着其一哥地位，這兩種力量是推動未來10年、20年兩國激烈競爭的主要因素。世界大局及香港的前景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這競爭所界定。

我們可以把競爭的類型粗分為惡性競爭與良性競爭。惡性的比重較高，則兩國及世界都會受損；良性的比重增加，則是各方共贏的局面。

何謂惡性競爭？雙方或起碼一方的競爭手段主要不是提高自己的力量或優勢，而是千方百計損害對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霸道的行為，兩國若按此思維競爭，可視為一場爭霸戰，結果若不是一方碾壓掉另一方，便是兩敗俱傷，其他國家也可能被殃及池魚，遭受附帶傷害。在大國惡性競爭中，小國的最好策略便是避免捲入漩渦中。

 

布林肯繼承前任圖抹黑新疆

 

惡性競爭手段的實例近年不斷湧現。特朗普時期大搞科技禁運，狙擊華為，顯然都是惡意的。蓬佩奧發動抹黑戰，沒證沒據便開動西方媒體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中國也是一例。布林肯當上美國國務卿也無甚長進，全面繼承了指摘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及在棉花生產上強迫勞動的說法。若此等指控基於真實，我們倒也不能將其定性為惡性競爭，但只要用點頭腦都不會容易受騙。這40年來，維吾爾族人口幾乎倍增，人均壽命從解放時的35歲增至73歲，維吾爾族的出生率也遠遠高於漢族，天下間哪有這樣的種族滅絕？新疆採摘棉花7成以上已經機械化，棉花工人月薪可達5,000元，附近省份的農民也要爭着去找工作，怎需強迫？香港的商人在新疆擁有大量棉花農場，他們最清楚情況。

惡性競爭的思想主要來自美國而不是中國，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是甚麼？我們不用追溯至盤古初開，較為直接的來源可追至兩位政治學家。

第一位是小布殊時代的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此君信奉搶佔主義，即不論對手有無實質行動，只要認為她有潛力威脅到美國，便要先下手為強。美國偽造情報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再以此為藉口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例。

美國不能容忍同級國家存在

第二位是來自芝加哥大學、影響力很大的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學說複雜，可歸入所謂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學派。米氏並不反華仇華，但其理論卻頗為危險。按照他的理想，一個強國斷不會容忍有實力同級別或級別接近的其他國家存在，在其未成氣候前便必要將其打殘，否則自己的安全會受到威脅。按此思維，他認為中國也一定不會容許美國在亞太區稱王稱霸，必會把美方勢力剷除。既然如此，不妨早一步對付中國。假設中國放棄自己的獨立自主，事事聽從美國的指示，那麼還用不用打擊中國遏制中國？一樣需要，中國的人口眾多，潛力太大，為了解除將來對美國的安全威脅，所有有實力的潛在對手都要及早清除掉。米氏的理論豐富，將來有機會另行介紹，只是他這種「現實主義」的確使人反感。

良性競爭的特徵是甚麼？競爭中勝利的一方可以不靠打擊對手，而是靠自強不息，改善人民的生活，贏取各國的尊重。這是王道的競爭，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此接近。中國搞一帶一路、低息向非洲國家放貸讓她們搞基建，也是沿此思路。在新疆搞反恐，主要推行去極端化教育，幫助新疆人民學習職業技能及溝通所用的漢語，又鼓勵其農民到大城市工作，這些扶貧政策有助杜絕恐怖主義，比美國倚靠派兵在中東連年開戰、殺死數以10萬計的人民優勝得多，也更尊重人權。中國此種國內政策，倒是贏得了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普遍支持，例外的可能是東突恐怖組織發源地土耳其。反觀美國，在中東連年征戰，現在也未能脫身。

 

改善基建提升競爭力應鼓勵

 

不過，美國也並非完全沒有良性競爭的能力。拜登也曾有過想法，與英國一起幫助一些國家搞基建，以圖抗衡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影響力。可惜美國自己欠債纍纍，英國經濟也慘淡，能拿出多少錢出來？若是她們肯出錢，倒應該歡迎。

美國在國內其實也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生產力，靠此勝出與中國的競爭。拜登上台後，在政府開支上連搞幾個大動作，先是以1.9萬億美元刺激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再而建議用2萬億美元改善基建，在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中，又打算增加教育及公共醫療的投資。美國的公路、鐵路、機場等日久失修，拜登也因中國的基建進步神速而大感沒面子，用改善基建的手段與中國競爭，人民可得到好處，投資教育、醫療、科研等更是造福民生，這些皆屬王道的良性競爭，我們應加鼓勵。美國科技進步快一點，人民收入上升，中國亦可從中得益。

不過，美國政府早已欠下高達28萬億美元的巨債，等於每人揹上8萬美元的債，美國還有多少財力可推動這些利己利人的項目？若沒有足夠財政能力，美國也可能鋌而走險，不搞建設，繼續倚賴惡性手段去與中國競爭，這倒會是世界的不幸。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16)

跌下神壇的西方媒體 ( 雷鼎鳴)

 

特朗普最重要的「貢獻」，也許是發明與推廣了「假新聞」（fake news）這一標籤，把一向自稱為擁抱普世價值及報道基於事實的西方傳媒弄得灰頭土臉。假若西方媒體處事公允，沒有痛腳被人抓住，「假新聞」這名詞也不會深入民心。西方傳媒並非完全沒有正義人士，但其不少從業員的偏頗，恐怕已為他們自製了一種信任危機，在國際事務上尤其如此。

 

在西方媒體中，很少有聲譽地位能與BBC相比肩的，我們只要把這個它們最優秀的代表檢視一下，便可知特朗普的不滿並非沒有根據。BBC近年的一些新聞及評論的處理方式，的確使人失望，見到一個名牌從神壇上跌下來，我倒是感到有點悲哀。

 

見微知著，可以用兩個近日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BBC的作為有負世人的期許。第一件事是葉劉日前接受BBC訪談節目《Hard Talk》的訪問。這節目在網上容易找到，葉劉也對主持人的偏頗作了回擊，我便不談其細節，只點出主持人犯上的錯誤頗為典型，讀者不難看出其代表了不少西方傳媒的通病。

 

掩藏不利自己論點的事實

 

第一種錯誤是雙重標準。主持人氣勢洶洶的質問葉劉為何香港的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法官與司法人員要宣誓效忠中國？（其實誓詞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主持人言下之意，是此種宣誓十分不當，不應該存在，但為何他不敢指出英國官員就任也要宣誓效忠女皇，其他主要國家也有類似安排？聲色俱厲的背後，不是雙重標準是甚麼？

 

第二種錯誤是割裂事實，把不方便自己論點的重要事實掩藏。主持人嚴詞責問，為何在1月份拘捕了那47人？他認為那47人僅僅是參與了一個為將來立法會選舉增加勝算的初選。但這些人的被捕，只是因為搞了個非法選舉嗎？

 

這個初選顯然是操控未來選舉結果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本身是否犯法，要待法庭審判，但真正的問題並不止此。假設有一個人突然公然宣布，他計劃要行刺某位要人，並把詳細計劃列出，第一步是買刀，第二步是某時某分持刀進入要人家中把他刺死，若把他的行動割裂開來，例如跑去買刀，有些步驟根本不違法，但此人未進入要人家中拔出利刀之前，一定會被抓了起來，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要幹甚麼。同理，那47名政客一早便表明目的是要癱瘓政府推翻政府，社會當然不會容許他們把此事進行到底。BBC的主持把整件事的背景抽空，這是哪門子的公正時事評論？

 

買偽造資料抹黑新疆政府

 

第三種錯誤是故意無端抹黑。這名主持與BBC其他的一些新聞從業員，近日一直有大肆攻擊新疆政府搞種族滅絕及強迫勞動，先不論這些抹黑指控早已被事實推翻，邏輯上這些抹黑還會使指控者陷入困局。衡量一個政治制度及政策，要看其成效，而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及綜合國力的進步，公認是歷史奇迹，疫情控制、扶貧、科技、國防、基建等，莫不取得矚目成就，93%的人民也支持中央政府，遠勝其他國家政府所得的支持度。愈是把中國的制度與政策說得一無是處，人神共憤，愈是難以解釋西方國家的政府管治力及不上中國。

 

近日另一件事也削弱世人對BBC的信任。在中國外交部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BBC的一個監製向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發炮，但卻自取其辱。事緣BBC找了個德國反華分子鄭國恩（Adrian Zenz），要他「研究」中國在新疆如何推行種族滅絕等政策，但維吾爾人口增速遠高於漢人，人均壽命增長迅速，怎會有種族滅絕？這位BBC的監製責問華春瑩，為何批評BBC與鄭國恩的關係時不先向該監製查詢？而且又稱BBC新聞都被英國的Ofcom監管，不會亂來，不會造假。

 

但見華春瑩不慌不忙，指出鄭國恩早已自爆BBC曾叫他提供新疆政府如何欺壓人民的「證據」，但鄭表示，證據很少，很難滿足BBC要求，於是BBC給了鄭一筆錢，委託他「研究」這一命題，鄭突然又「找到」不少證據。華指出了這些所謂證據根本經不起考驗。更大的問題是，一個傳媒機構有着這麼多記者不用，卻付錢給一個信譽備受質疑的人買偽造資料，這是否撑得起BBC的招牌？

 

BBC虛構中國新聞無王管

 

更絕的是，華春瑩熟悉BBC的監管制度，指出Ofcom只有權力監管英國國內新聞報道，無權監管國際新聞報道，換言之，就算BBC完全虛構有關中國的新聞，也不會受罰。這位監製被抓個正着，完全無力反駁華春瑩。

 

不少人認為西方傳媒宣傳能力遠大於中國，這也許沒錯，有關中國的正面消息，西方傳媒根本無興趣報道。但近年西方媒體及政客的抹黑，包括關於新疆的造謠，卻在宣傳上幫了中國政府的大忙。中國人民第一身接觸到中國的資訊，疫情控制的成功感同身受，每年到新疆訪問的訪客，多達2億人！他們理所當然地會把西方傳媒的不實之言視為笑柄，這對提高中國人民的制度自信及民族自信有莫大好處，14億人民團結起來，不是說得了笑的力量。

 

(晴報 20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