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恒大時刻」？ (雷鼎鳴)

近日香港地產股大跌，從9月10日到9月20日，下跌了近15%，相當慘烈。造成此劇跌的嫌疑因素不少，最大的可能是被恒大（03333）拖累。過去一年，尤其是最近，恒大股價呈現了插水式下跌。 

恒大的影響可大可小，很值得我們注意。恒大本乃內地地產龍頭股，去年7月6日，其股價最高見27.11元，但本周一低位見2.06元，共下跌了92.4%。我們若看看她今年6月30日的年中資產負債表，不難發現她並非很糟糕的公司。當時她的資產共值23,776億元人民幣，負債是19,665億元人民幣，資產比負債多了4,111億元人民幣，這並非是一間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的企業。 

流動資產不足還短債 

不過，恒大也有其不健康的部分，她所持的現金及流動性資產不足，遠遠不夠償還她的短期債務，所以她在債務上是要違約的。她若能短期內賣出部分資產，或是得到銀行或政府的打救，尚不至於陷入險境，但她目前仍未做到，在建樓宇要停工，反而被付了錢的準業主追討訂金，雪上加霜。由此可見，恒大是一個典型的短期周轉不靈的案例。 

不要太輕看一個企業周轉不靈所帶來對整個經濟的衝擊，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便因此而起。當時有間叫合眾國銀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中型私營銀行，財務上頗為健康，但卻出現了一次本應是無足輕重的周轉不靈。可能因為她是猶太人開的銀行，其他的銀行不願借錢給她。本來美國聯儲局可輕易出手救她，紐約的聯儲局分局亦建議這樣做，不過在華盛頓的聯儲局總局卻對紐約分局的巨大影響力十分妒恨，紐約提議甚麼她便反對甚麼，結果合眾國銀行失救並演變成擠提，接着還引起連鎖反應，出現歷史上最大的蕭條。2008年金融海嘯時美儲局的伯南克已從佛利民的研究中學懂了這段歷史，懂得用量化寬鬆解除威脅。 

由此可知，現代金融系統一環扣一環，一個小地方出了事，也可擴散開去影響全局。這正如某人血管塞了一小段，若不治理，就算健康的人也可因血液流通不暢而送命，不可不防。防治的手段便是「通波仔」精準針對問題。 

 

過度進取乏風險意識 

對恒大救還是不救？這裏有一個道德風險的問題，若對她不理不睬，有機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雷曼時刻」局面。這個概率不是很高，因為恒大並非無實力的企業，但我們難以說這絕不可能。但今天的局面，恒大本身便應自己負起主要的責任，救了她，會否將來其他企業也學她般過度擴張，若出事便坐等別人拯救？ 

恒大的錯誤是投資過度進取，借債太多，槓桿過高，只要樓價一受挫或銷售出現問題，便即陷險境，她所持的現金又都拿了去發展，沒有應付風險的安全墊。風險意識不足的企業，會連小風險也不一定能應付到。 

不過，也應澄清一個概念。內地的企業債不低，這倒不是值得擔憂之事。中國的儲蓄率等於GDP的4成多，資本積累快速，但股市尚不真正發達，人民投資途徑主要還是通過直接或間接借款予企業而達成。企業的總欠債愈多，亦是在反映社會有新增的資本可以借給企業，從而提供了企業能不斷擴大的動力。但是若有企業把借來的資金用在不理想的投資上，而又不小心控制風險，出事並連累別人是早晚之事。較合理的方法是要恒大付出一定的代價，但又不至於整個垮下來。 

 

行業改革宜漸進推行 

中央的財金官員也應檢視今年對多個行業整頓的政策。近月多個行業被整頓，孤立地看，都有道理可依，但出手太頻密，社會未必經受得起，容易使人狐疑改革開放的遊戲規則是否改變了。在90年代，俄羅斯及東歐使用所謂的「休克療法」，一夜之間便要把整個經濟制度徹底改變，結果釀成了經濟大災難。反觀中國，卻是採取漸進主義，一步一腳印，從而使中國能持續保持高增長。漸進不是不動，而是在不同領域中逐一而不是同時推動翻天覆地的大改革。 

在1995年，我被邀參加在東京舉行的一次國際貨幣基金學術會議，會中我指出，中國在很多領域中已進行了非常重大的改革，例如農村從大鍋飯改為有私有產權，企業亦有民營企業湧現，但國企仍在。與會的有國際貨幣基金當時的第一副總裁費沙（Stanley Fischer），他是我大學本科時宏觀經濟第一科的教授，但年代久遠，他已記不起我了，當時他便十分讚賞我所描述的漸進主義之路︰每一項改革都是巨大的，但不要太多領域同時做。今天的財金官員應再思考漸進的道理，並向市場解釋清楚未來改革的方向，否則，不明朗因素還會影響市場。 

 

(晴報，經濟日報 2021-9-24) 

美國失去了一整代中國年輕人 （雷鼎鳴）

        美國在外交關係上有一種慣用的策略，便是要以自己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去改造別的國家。為推動此策略，她可以顛覆別國的政權，也可能派兵把別人滅了，但近年美國手風不順，在背後推動了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後，多個國家變成爛攤子，難民到處跑，在阿富汗20年，無功而退，塔利班回朝，美軍敗走。美國政府可能認為此種策略，會使美國更安全，但日本的例子也告訴我們，這還是不夠，縱使日本跟足了美國的指揮，到日本實力強大，威脅到美國利益時，她也利用了廣場協議，把日本經濟打得一沉幾十年。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也包含以西方觀念改造中國的目標，但這政策應是撤底失敗了，失敗的原因與人無尤，是美國自己的錯誤造成。本來美國並非完全沒有成功機會，在10年前或更早，中國國內的崇美派頗有影響力，他們有一部份留過學，接受西方自由民主那一套，就連政府官員也不一定對美國有戒心，據內地一位評論人提醒，在阿拉伯之春初期，連溫家寶也不明白美國的意圖，公開說阿拉伯人民有權追求民主。

　　不過，美國也一直面對着一個困難，雖然西方社會進入工業革命比中國早了一百多年，經濟與科技發展程度遠高於中國，但中國卻是極速追趕，眼看便可以反超美國，所以不少中國人總會懷疑美國的制度是否真的有優越性。若優越性不足，何必學她？

　　中國的自信，在特朗普上台前已顯露出來。有好幾個國外機構搞的民調都顯示，有九成多的中國人民支持中央政府。特朗普政府似乎對此種態勢毫無所知，上任一年左右便開始發動貿易戰。此戰損人害己，我當時已鐵口論斷，美國不可能贏得此戰（見筆者《龍鷹相搏》一書），當時內地的崇美派不懂經濟，卻未必作此想，當中不少人還贊成讓利投降。但美國的橫蠻，卻無可避免地引致十分支持中央的中國人民反感，使他們開始懷疑美國的意圖。在那段時間，我在北京參加的座談會中，便見不少觀眾質問美國前官員，究竟美國的真實目的是否要打殘中國。其後的華為事件，更確立了一種觀點，美國5G鬥不過華為，便要不擇手段把它摧毀，孟晚舟案亦使不少中國人憤怒，崇美派失去支持。

　　2019年香港的黑暴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中國人民相信美國擺脫不了幕後黑手的嫌疑，而自稱為了民主的黑暴破壞社會安寧，放火燒人，掟磚殺人，破壞財物，強有力地令中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人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有重大缺陷，不是好東西。黑暴事件是壞事，但對中央政府而言，它卻轉化為好事，政府內外的崇美勢力大幅萎縮。這也許可算是香港黑暴份子對中國歷史的一大貢獻。

　　真正使包括大部份年輕人的中國人民對西方制度與價值觀完全失去信心的是去年的疫情。武漢出現疫情時，中國確有危險，是否能戰勝疫症毫無把握，美國也在幸災樂禍。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張千帆教授去年2月11日在《紐約時報》甚至斷言，只有憲政民主制度才可防治疫症。

　　我們可以推測，若中國抗疫失敗，以張千帆為代表崇尚的西方觀點，定會十分有說服力，中國有可能走上與日本相仿的路，親美然後又被美國鉗制着。但中國人民及醫護人員卻硬是把不可能的任務出色地完成，當中付出不可想像的巨大代價，社會基本上沒怨言，反而有強烈的自豪感。與此同時，歐洲與美國卻是傷亡慘重。事實放在眼前，無可爭辯，你叫中國的年輕人如何還能相信西方的一套？但我還是希望他們不會因此而變得排外。

　　本來中國的成功，歐美的失敗，並不一定造成中美的敵對，但整個特朗普政府在最後兩年多的任期都在集中火力抹黑中國，拜登上台後竟延續特朗普的反華政策，這便帶來兩個結論，第一，美國的制度可選出一個如此不靠譜的反華總統，肯定有缺陷；第二，美國並不打算與中國人民做朋友，中國人民也很難會崇尚美國的制度。

　　楊潔篪在阿拉斯加說「中國人民不吃這一套！」內含千鈞之力，因為它正是中國對貿易戰、科技戰、香港黑暴、疫情，與美國不斷抹黑的一個總回應！

 

（頭條日報 2021-9-24） 

好戰的國家不知為何而戰 (雷鼎鳴)

 

美國人民並非是好戰的民族，但美國卻肯定是個好戰的國家。

越戰時期，反戰示威烽煙四起，席捲各大校園，反戰歌曲應運而生，很多今天仍有相當流行程度。雖然美國人民的反戰有頗大的原因是他們害怕被徵兵後生命會被結束，但我們總不能把一般平民當作好戰分子。不過，美國建國245年，卻有超過90%的時間有派兵打仗，而且大多是到別人的領土打的，這不叫侵略不叫好戰叫甚麼？

20年戰爭 仍改變不了阿富汗

打了這麼多仗，美國政府與人民知道為何而戰嗎？恐怕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拿阿富汗的20年戰爭作例子，美國花了2萬億美元，平均每天消耗3億美元，死了2,300名美軍，20,589人受傷，但得到甚麼？美國人去阿富汗之前是塔利班掌權，現在美軍跑了，掌權的也是塔利班。美國聲稱要以自己作為樣辦改造別國的制度與文化，但改變得了阿富汗嗎？

《華盛頓郵報》近日打贏了一場官司，獲取了近2,000頁與阿富汗戰爭有關的機密文件，當中包含大量有參與戰爭的局內人訪問，在小布殊與奧巴馬掌政時負責阿富汗戰事的3星將軍盧特（Douglas Lute），在2015年便明確表示︰「我們完全不懂阿富汗，我們不知自己在幹甚麼！」連高級指揮官也這樣認為，其他的更不用說了。這2,000頁的文件也顯示出當美國的政客向人民解釋時，往往都言不由衷，一塌糊塗，報喜不報憂。

《華盛頓郵報》的名記者Woodward及Costa快將出版一本書《岌岌可危》（Peril），有部分內容使人深感美國軍事決策的高度不穩定性。書中記有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麥利（Mark Milley）的訪問，閱之使人甚恐。

美軍高層 亦怕總統胡亂開戰

去年10月30日特朗普還在做着連任總統的大夢時，麥利致電中國與他同等身份的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上將。麥利從美國的情報機關中得知，中國軍方對特朗普競選時的反華言論極為關注，也懷疑美國可能會在中國的南海軍演中發動攻擊。麥利本人也認為特朗普十分危險，隨時會走上流氓路綫，中美兩國有機會擦槍走火。為了緩和局勢，他告訴李作成，美國無意進攻中國，若真有此事，他會直接先給李作成打電話通知一聲，不會攻其無備。

今年1月6日國會山莊事件後，佩洛西致電麥利，詢問他軍方對一個不穩定的總統，有何措施防範他胡亂開戰或按上發動核彈的密碼。佩洛西認為特朗普是個瘋子，1月6日的事件再次證明此點。麥利說他完全同意佩洛西所言，當天他便召集了高級將領檢視發射核彈的程序，並對將領表明，若特朗普決定發射核彈，一定要讓麥利參與決策，他的意圖顯然是看看有無辦法阻止。據《岌岌可危》書中所述，軍方的最高層同樣都有麥利的焦慮。麥利當天又致電李作成作出安撫，要說服他相信美國依然是百分百穩定，中國不用擔心。

這些事件說明甚麼？美國的確有可能發動戰爭，連軍方高層及佩洛西也擔心特朗普會瘋癲起來，這怎能怪其他國家的戒備？美國可以胡搞，其實並非只因為總統是特朗普，歷史上，民主黨的總統發動戰爭不比共和黨的少，這意味着戰爭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因素。

美陷動盪 找假想敵轉移視綫

首先是過去美國的紀錄很差勁，打仗有如吃飯，不打才是例外，這叫人怎能放心？第二，美國社會的民粹主義汎濫，排外仇恨情緒瀰漫，軍事工業遇到戰爭便有賺大錢機會，他們只會推波助瀾，不會阻止戰爭；第三，美國社會愈是分裂，愈是不穩，美國政府便愈是需要製造出一個假想敵，以轉移視綫，並發洩人民的情緒。

第三點尤其值得注意。美國的社會矛盾已是日漸難以掩蓋，種族衝突爆發、欺凌亞裔的行徑時有聞之，以致在美國的亞裔女性長者普遍都隨身帶着防狼噴霧或電槍以作自衞。有住在芝加哥的高人朋友告知，今年暑假未完前，光是芝加哥一個城市便有2,021次槍擊案，527人被槍殺，這個社會真的病了，此病可能比仍未控制得了的新冠肺炎更麻煩。我們若細數下去，輕易可看到美國欠下的28萬億巨債、圍堵中國失利、在阿富汗丟臉、通脹攀升等，這些都使美國處於一種動盪狀態中，她很需要一個外敵。

美國有一點很特別，當她處於勝利傲視世界時，美國人民會顯得較為雍容大方，但當她失敗時，你卻會見到一個「發爛渣」的流氓國家。基辛格認為美國若沒落，世界也不會和平，這是很有見地的觀察。

 

(晴報，經濟日報 2021-9-17)

香港有無移民潮及退學潮 (雷鼎鳴)

 

去年7月1日國安法生效後，社會穩定很多，港人雖仍受困於疫情又通關無期，經濟終也算初步恢復。不過，前年參與或支持黑暴的人也非小貓三兩隻，總會有不少人對黑暴的慘敗感到失落，從而萌生去意。在社會或媒體中我們曾不時聽到一些帶有悲觀情緒的「預測」，我可把其歸納為四項︰第一，資金大量流出，香港金融中心岌岌可危；第二，樓價會下跌，因為不少人會對港失去信心，要套現移民；第三，為了避秦，移民離港人數急升；第四，因移民及對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學生人數會大減。

　　我們今天已有初步的數據檢驗這些「預測」，可看看它們是否十分準確，或是言過其實甚至完全錯誤。首先是資金流向，這個容易證明。金管局每天都有發佈所謂「貨幣基礎」的數據，「貨幣基礎」若是增加了某一個數額，在今天的貨幣制度下，這數額便剛好是等於淨流入香港的資金，若是它減少了，便是資金有淨流出。從去年6月30日國安法生效前夕到本周二，「貨幣基礎」總共增加了3652億港元，等於「貨幣基礎」上升了20.87%，亦即國安法並未觸發任何的資金大逃亡，反而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有3652億港元的巨額資金淨流入香港。那些相信國安法會摧毀金融中心的人恐怕會大失所望了。


　　也許香港這個情況還給也是國際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打了氣。9月13日新加圾正式考慮立一條新的法例，政府可強制互聯網或社交媒體提供用家的個人資訊，而且可要求這些公司刪除某些戶口及移除某些網上內容，這可是比香港的國安法更具體更嚴厲了，從此網上不再是法外之地。

　　樓市如何？從去年6月底7月初到今天，雖有疫情，香港樓價仍上升了6.05%，從這一年多來的觀察所得，二手樓盤也不見得如何活躍，成交有限，這反映出兩種可能性，就算有不少移民要逃離香港，他們並不多是富貴業主有樓可賣，又或他們有樓，但其實仍看好香港，不願連根拔起，把樓賣掉。第二個原因也理性，假設香港樓宇中間價大約700萬（這天天都在變），過去十年，樓價平均每年上升6.5%，即擁有一中位價樓宇的人，光是賺升幅，平均每年可賺45.5萬元，大約等同兩名中等收入員工的收入。放棄了樓宇，幾乎等於家中少了兩人工作賺錢！當然，將來樓價的表現未必與從前一樣，但移民又不去賣樓的，卻是傾向相信樓價未來會升了。

　　有些媒體，甚至包括在「維基」植入自己觀點的人，認為去年移民到外的人多達10萬以上，此種估計誤差可能很大。保安局的估計是大約10500人，這已比前幾年的每年幾千為高了，更有參考價值的是統計處的數字，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香港人口共下跌了87100人，其中因為出生少死亡多而引致的自然下跌是11800人。又因現時持單程證來港的已從每年54000多人減了4萬多至不足14000人，所以可算出這一年共有89200名港人淨離開香港。

　　但要注意，這些人並非一定是移民離港，在疫情下到外國讀書但怕了回港要長時間隔離而不願回來的要算在內。去年內地人口普查發現有37萬港人長居內地，當中可能也包括不少因封了關而不能回港的人。究竟這些人有多少，恐怕無人知道，但可肯定的，是過去一年真正移民人一定少於8萬多人，可能少很多。

　　這些移民數字與過去相比又如何？從千禧年至今的近20年，每年移居外地的港人並不多，通常不足一萬。但從1985年至1997年，移民人數卻長期高企，每年兩、三萬至每年六、七萬不等。在1997及以後，回流的人卻絕非少數。我的中學同學中，很多都屬這類別，他們的大多數早已回港20多年了。

 

學校情況如何？這可有不同的角度看此問題，但大抵結論相同。去年10月香港中小學的剩餘學額共47000個，今年6月則有55000個，反映有大約8千人退了學，其中小學生的大約5千人。

　　2020年度香港高中學生共14萬9千人，在此的3年前，他們便都是初中生，2017年度初中生共16萬4千4百人，這意味着這3年共有約1萬5千多人退了學，平均每年5千人左右，他們大多可能是到外國讀書或移民，但也有些只是不再讀書而已。再看小學，本來過去一段不短時間，每年小學生人數都會增加1萬以上，但在2019年度，黑暴卻把這增幅推低至763人，到了2020年度更下跌了8971人，這些現象成因簡單，是跨境學童人數大跌，甚至消失而已，與移民無甚關係。　我們不應下結論說並無多少人移民到外，這一定有不少，但情況尚不見得與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可比。香港人口與學生人數減少，也必須要考慮到內地學生及移民都在減少這一因素。

(頭條日報   2021-9-17)

「共同富裕」要找平衡點 (雷鼎鳴)

 

上月底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特別強調了「共同富裕」應為社會目標，亦將用「3次分配」作為落

實這目標的制度手段。

此決議一出，立時引發大量討論。這是很正常的，因為這容易使人聯想，這與「中國走甚麼道路」有多大關係？這需要我們先弄清這兩個詞語的意義。「3次分配」含義較為具體，是指稅收再分配、公共服務均等化及轉移支付，以港人熟知的例子，第1次再分配是不同收入的人所付稅款不同，高收入多付；第2次再分配的例子是香港的公共醫療服務，窮人或富人若跑到公立醫院，所得的基本服務一樣；香港的綜援福利可視為第3次再分配，它是有目標性轉移支付，貧窮人口才會有此福利。

「共同富裕」是個很美麗的詞語，按字面意義，很少人會不認同，但其背後所包含的意義卻頗為複雜，需要我們思考，否則鄧小平當年那句貌似相矛盾但不一定是矛盾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便不會得到這麼巨大的支持。

高效率與平等有矛盾

經濟政策一直都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為指標的高效率配置資源，二是人人收入較為平等。這兩個目標有無矛盾？兩者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我相信是有矛盾的，但我們可追求一種平衡，不走極端。甚麼極端？搞大鍋飯，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以致全國均貧，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則是另一種極端，兩者都很不好，社會應選中間某一點，即既保持增長動力，人人皆有誘因努力賺錢養活家人，但又不至於使弱勢社群陷入絕境。

這說來容易，但哪一點才是合理的平衡，卻很難判斷。我一位認識了20多年的老朋友、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近日發表萬言長文，對「共同富裕」這口號頗有保留。他當然不會反對窮人能富起來，但對於一些以為可達此目標的手段，例如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或傷害企業家的積極性，他一定會有所保留。張的經濟思想比較接近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為代表的「奧國學派」，不但重視自由市場的高效率，而且認為自由市場才是最公平的制度，此點我沒有異議。張正確指出，沒有企業家通過市場創富，便沒有財富可用作幫助窮人，「共同富裕」可變為「共同貧窮」。

此語一出，倒是一些反華媒體如獲至寶，這些人平常大多對經濟議題不甚了了，可能自己也是鼓吹收入平均分配的左翼人士，若有機會把張維迎塑造為「異見人士」，他們倒是樂意的。其實同意張維迎觀點的內地經濟學家多如過江之鯽，我無數次在內地學術交流，討論這類議題，閒過立秋，倒未見過有誰會窒住窒住。

對平等及高效率這對矛盾，我自己亦早已有成形多年的看法。有人認為平等才符合公義，這倒要看平等指的是甚麼。若人人收入都要趨同，即不事生產的懶人與一生勤奮工作的都擁有相同收入，這只會是最大的不公義。我不相信收入平等，但我相信社會應努力做到機會平等。

有些人認為，總有一部分是未出生便已輸在起跑綫，例如父母教育水準低、家庭破裂，如何能有平等機會？這沒錯，社會要做的只應是盡可能給這些家庭的孩子多一些機會，尤其是教育機會。

凡事若做得過火，便有反效果，例如西方社會新左思潮氾濫至學校，為了追求所謂的平等，避免有些學生跟不上聰明學生的步伐，竟把較有挑戰性的教學內容砍掉，亦即神人與凡人都面對相同的學習環境，很快神人會變作凡人，社會的進步也便停頓了。此現象早已引起美國有識之士的憂慮，他們羨慕中國沒有搞這一套，也十分害怕中國的國力會因此而快將超越西方國家。神人應有神人的教育，凡人有凡人的，若把凡人也當作神人般教，會有不妙，內地要限制那些補習班，有其道理。

教育為脫貧重要工具

機會平等的另一表達方式便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最重要的「漁」，便是教育的機會。以香港為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受過大學教育的，收入是沒有入過學的人的2.92倍，在2011年此比例更高達3.86倍。有些人視此為收入不平等，但我們更應把教育視為脫貧的重要工具。

提供教育機會可視為「3次分配」中的第2種分配。那麼第1種及第3種有沒有問題？我相信較理想的做法是把第3種分配解讀為一種基本生活的安全網，不用鼓勵太多人不勞而獲，他們得到的福利若太高，不但不公平，而且會製造懶人。福利開支若有節制，稅率也可受控。

中央似乎有一招是要反壟斷。經濟學家都懂壟斷的壞處，但這一樣要有平衡，例如不准藥廠對新發明的藥有一段時間的壟斷權，便沒有藥廠肯投資開發新藥了。

 

（晴報，經濟日報 2021-9-10）

安徽省的兩位余先生 (雷鼎鳴)

 

安徽省出過兩位余先生，一人被視為漢奸，要從族譜中除名，另一人被看成是西方文化買辦，全心服務其宗主國。這兩人在各自的領域中都影響極大，第一人是蓬佩奧的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余茂春教授，第二人是去世不久名重華人學術圈的歷史學家普林斯頓的余英時教授。

　　余茂春何許人也？他是安徽出生，重慶長大，南開大學畢業的學霸，1994年在栢克來加州大學完成其歷史博士學位，接着到美國海軍學院擔任東亞和軍事史教授，後被蓬佩奧羅致，現在則任哈德遜研究院（Hudson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

　　他做過甚麼事，以致其宗族視他為漢奸要在族譜中除名？用內地的術語來說，他被視為一個「帶路黨」，即日本侵華時那些帶領日軍找路去殺害中國軍民的漢奸。蓬佩奧對華的政策無事找事，帶有強烈的侵略性，我們大可肯定當中不少是余茂春這位首席顧問的手筆，若非如此，美國國務院也不會有位官員稱他為美國的「國寶」，讓他們得悉不少他們前所未悉的中國事情。

　　余是美國人，我不會對他為美國政府做事而加以道德判斷，但觀乎蓬佩奧以降，美國務院的對華政策屢屢基於對中國國情的嚴重誤判，以致至今除了中美關係受損以外，一事無成，我們不能不對他的判斷力產生強烈的懷疑。《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說他離開中國太久了，一語中的！把三、四十年前的個人經驗套在已翻天覆地的今天，怎會不錯？

　　上述只是認知而不是道德的問題，但最近前美國助理國務卿福特（Christopher Ford）發表的一封有關新冠病毒溯源的公開信，卻無意中揭露這位余某人學術及政治道德上也可能存在重大缺失。福特在溯源問題上，不滿國務院毫不理會真正的科學專家意見，硬是說新冠病毒是中國製造出的生化武器（福特正是軍備部門的主管），但不要以為福特十分正義，他只是害怕這論述太易被科學家推翻，不想美政府陷於尷尬。在他的公開信的註腳中，他提到他的副手曾告訴他，今年一月余茂春曾要求這位副手在溯源問題上，要避開詢問專家的意見，並說這是來自蓬佩奧的指令。

　　避開專家意見當然是怕自己無根無據的抹黑被揭穿。余茂春好歹也是名學界中人，對科學根據豈可無視？他在此事上扮演甚麼角色？是他建議蓬佩奧這樣做，還是他很認同蓬佩奧的指令堅決執行，以挑動中美人民的敵視，他在道德上都並不光彩。

　　第二位余先生余英時，說自己沒有鄉愁，1978年到過一次內地後便再也不願回去，對這40多年的變化不可能有第一身的直接觀察。有一位叫龔忠武的哈佛歷史博士，是保釣運動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曾在60年代在哈佛的博士資格口試中得到余英時暗助，最近撰寫了篇近萬言的長文為大義而批判余英時，內容較為充實。

　　余英時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梳理出不少有見地的觀點，且他著作甚勤，有60餘本著作及幾百篇專著，其對古代中國史的貢獻不用貶低。但他的觀點也存在着重大缺失，正如龔忠武所言，是「博古而不知今」，「食洋不化」。

　　他在90年代中期的演說中便曾言，中共遲早必然崩潰，中共正在自掘墳墓。嚴格來說，任何政權都不可能是永恒的，早晚也會崩潰，但這是幾十年後，還是幾百年後，意義大不相同。從余的演說語境及他不斷的支持台獨、太陽花運動、港獨、佔中等等行為看來，他是希望及相信中共快倒台的。但從90年代中至今，中國的發展屢創新高，人民支持度高達九成多，那裏有崩潰的跡象？我估計他為此也十分心焦，所以近年的不少政治言論每使人有強詞奪理之感。

　　龔忠武的文章也指出，余氏自稱在1937年他7歲時在安徽潜山縣的祖家未見過地主壓迫農民的事，但也是安徽人的龔忠武在1937至1946年都住在安徽，所聞所見與余完全相反。要知道，余是大地主家庭出身，龔則是自由農民家庭。

　　龔又指出，余從來沒有寫過對美國社會不公平現象及侵略別國的批評，但對中國卻是任意扭曲抹黑。他的學術著作基本上是用中文而不是英文寫的，他的名氣也是在華人圈子中建立，洋人雖沒多少人讀懂中文，見他在華人圈中有影響力，也就認為有利用價值，加以培植。

　　很多人都把余英時與先師何炳棣互作比較。龔說何有「史心傲骨」，余則只是買辦。在余的強項思想史上，李敖在讀了先師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及晚年的巨著《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後，直指余的著作與此相比，只算是「鬼劃符」！我同意此看法，何的每一項論證拿出的證據，都有如十萬大軍列陣而出，反對者都只能望風而逃。何晚年在進行一項宏偉的工程，要重構中國古代思想史，他對我說過，若能完成此事，便足可無愧于先賢。我問：「可與誰比肩？」，他答：「司馬遷！」可惜天不假年，何95嵗便去世，在醫院中自己拔管也要繼續他的工作。

(頭條日報 2021-9-10)

新冠源頭 美國還是甩不了鍋 （雷鼎鳴）

 

美國這一個本應是偉大的國家，近年來似是運交華蓋，事事不順，焦頭爛額。新冠疫情控制不

住，敗走阿富汗，國內人民分裂對立，對政府不信任，對政客更不信任，拉攏盟國對付中國也

是無功而退，徒自樹敵，使美國在中國14億人民心中的形象大跌。這些挫折都會變成壓力，重

重壓在拜登這年近八旬、思路有時不清的老人身上。按美國人的心理，他們不會願意承認自己

的失敗，甩鍋是他們很想用的工具。

美國人疫下一肚氣

最方便甩鍋的對象當然是中國，甩鍋的指控內容自然是新冠病毒。這是有點效果的。美國死了60多萬人，社交活動受到限制，美國人民一肚氣，不找個發洩點不行。只要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無論有無根據，都是有人會相信的，這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而是一種心理需要。老同學謝錦明兄來電抱怨，他有移民美國數十年的親人，對美國疫情失控竟不責難美國政府抗疫不力，反而怪罪中國，使他十分氣頂。我明白一部分華僑的心理，他們為融入當地社會，有時會把擁有華人血統這一事實貶損，以討別人的認同。

但甩鍋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去年4月，美國自己的情報機構便曾發表過聲明，認為新冠病毒並非人工製造，美國的專家從科學角度看也大多認同此點。今年3月世衞的專家到中國調查後，也得出相同結論。拜登要滿足甩鍋的心理與政治需求，惟有指令美國政府的一批情報人員，而非科技人員，在90天內完成調查報告，8月24日是死綫。

僅調查90天難溯源

在科學上，只得90天去進行一個如此複雜的溯源問題是不可思議的，所以這個溯源小隊便只有倚靠不知何處而來的情報，包括閱讀一些科學期刊的論文。在8月24日，一份機密的報告終於交到拜登手上，3天後，一份只得一頁多的簡短總結亦公開發表。這份非機密的總結立時有《自然》等頂尖科學期刊審視。

我們不知道美國不願公開的部分說甚麼，但公開的部分倒也簡單，它有3個主要結論。

第一，新冠病毒並非是有國家發展出來的生物武器。此結論似乎是調查小組及美國情報界的共識。我估計他們得此結論，是因為他們的情報讓他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事前根本對此病毒一無所知。不過，我們也應指出，中國方面未必同意這結論，因為中國有不少人相信，新冠的源頭根本便是美國位於馬利蘭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軍事實驗室，歷史上這個實驗室曾專門研究生物武器，小組這個結論是否掩蓋這個實驗室的角色？

 

小隊成員非科學家

第二，美國大多數的情報機關並不認為這個病毒是用基因工程改造出來的，有兩個情報機構則認為他們掌握的資料並不足以使他們下任何結論。這個結論也不奇怪，因為這些調查人員雖有些擁有博士學位，但身份卻不是科學家。你要他們在一個他們不熟悉的領域內下一些實牙實齒的結論，他們當然不敢，所以就算是不相信這病毒是基因工程改造的情報機構，也不願把話說得太滿。

第三，究竟病毒是從一受到感染的動物跳到人的身上，還是在實驗室中不知如何有人中招，再傳了出去？這兩個假說使調查小組較難取捨。在有參與的情報機構中，國民情報理事會與另外4個單位認為新冠病毒是自然界產生的，有1個單位則認為它首先在實驗室出現，再有3個則認為數據資料不足，下不了結論。再次提醒，這些是情報人員的觀點，不是科學家的看法。為何他們的結論有差別？相信原因是他們對不同的資料的信納度有差異所致。

雖然中國並不認同這份報告，而且相信美國調查的目的只是要弄出個可甩鍋中國的報告，而不是就事論事，但美國的情報機構這一趟又真的弄不出甚麼不利中國的證據出來，美國的甩鍋意圖應又受到挫折。

 

（晴報，經濟日報 2021-9-3）

內地的文化小革命？ (雷鼎鳴)

 

近日內地政府接連出手整頓與年輕人有關的一系列產業，這不會是心血來潮一時興起之作，連《人民日報》也多番報道評述，應該是國家政策的一部份。

　　先是電子遊戲，被稱為精神鴉片。騰訊的「王者榮耀」及其他遊戲，因長期火紅，頗能賺錢，過去也曾多次被盯上，但騰訊股價從前跌幅似無最近這麼大。接着是教育企業，尤其是像新東方般的補習大企業，未來的盈利恐怕大跌。不過，內地怪獸家長與香港相比，只會更多出千百倍，教育產業經一番調整後，例如從考試惡補班轉為體育、音樂、舞蹈班等，又會重振聲威，再戰江湖。近日最新的目標是娛樂圈，「頂流」吳亦凡因風月之事被拘，在娛樂圈呼風喚雨的趙薇傳聞已逃到法國她所擁有的酒莊，女演員鄭爽被追稅，罰款三億元，《人民日報》也有多篇評論批評「飯圈」、「頂流」等現象。這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文化小革命的前奏？還是對文化及教育圈中的一次必要的整頓？整頓後便雨過天青？

　　這次的整頓有個特點值得留意。整頓的範圍都與年輕人的成長有關。整套政策似是要糾正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內地年輕人遇上了甚麼問題？若天天忙於打機，玩物喪志，的確會出事。多年前我在美國教書時，有次見有大減價，買了個任天堂遊戲機回家，接連打了幾天機，幾乎上癮，幸好美國的商店有七天退貨的規則，連忙在上癮前退貨拿回退款，以後再也對打機敬而遠之。

　　至於教育，內地社會流動的兵家必爭之地便是高考，而且大家都深信這是一個公平的比賽，怎不全力以赴？別人如此，又會迫使自己更加一把勁，內地的少年兒童確要承擔沉重的壓力，幸好現在內地學額已大幅增加，希望將來的競爭壓力可紓緩。又因為內地學業壓力大，年輕人偶爾為了逃避，跑去追星，雖然無聊，但可平衡壓力，只要不沉迷，我倒是不認為有太大問題。

　　防止年輕人腐化墮落，這是每一個社會都要面對的問題。數十年來，我一直研究與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有一個問題我倒是常常問的。羅馬帝國連年征戰，奪得大量財寶貨物，但這又同時使到他的公民過上驕奢的生活，此等生活最易腐蝕人心，最後帝國也頹然而倒。中國歷史上有朝代的興起與衰敗，為何過了一段盛世後，終又逃不過朝代被更替的命運？當中原因當然複雜，但帝國的年輕人，尤其是統治階級的下一代安於逸樂不思進取，應與此脫不了關係。

　　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優秀勤奮的很多，十分有出息。我接觸過不少這樣的有為年輕人，並不太擔心會否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後，他們也被安逸的生活消磨了鬥志。不過，內地年輕人也並非沒有弱點。絕大多數年輕人都是出自一孩家庭，自少受父母及祖父母寵溺，又要承受整個家庭兩代的期望，心理壓力巨大，有部份人承受不了壓力，精神健康出了問題，又或沉迷玩樂，都已不是罕見之事。

　　國家有見及此，防微杜漸，可以理解。倒是《人民日報》一篇評論把話說得更白，表示在美國愈來愈嚴峻的威脅下，不能依靠中國的「大資本家作為反帝國主義，反霸權主義的主力」，「讓我們的年輕一代失去強悍和陽剛的雄風，那麼我們不用敵人來打就自己先倒下了，就像當年的蘇聯一樣。」

　　這段說話稍有誇張，但並非毫無實質根據。內地電視劇中，我喜歡歷史劇、抗戰劇、諜戰或警匪劇，但對那些小花小鮮肉的青春偶像劇提不起興趣，當中脂粉氣太重也。設想中國的年輕人都是這個樣子，關心明星八卦多於學習科學家的刻苦鑽研精神，那麼中國的前途便有限了。從《人民日報》的評論及一些歷史劇可以判斷到，中國領導階層心中期望的理想人民素質應是斯巴達式的尚武精神，剛強勇毅。若用中國古代人物作參考，則秦國數百年的勇悍民風，應最被推崇。

　　我絕不反對年輕人的思想建設，勇毅樸健也是很好的素質，但我不認為對偶像文化要趕盡殺絕。這些頂流偶像，片酬常以億元人民幣計算，我也十分眼紅，例如被追討欠稅的鄭爽，我本不知她何許人也，但一查之下，她拍的電視劇，一套竟有一億六千萬，這反映出她的市場價值，這是資本主義市場運作的結果，接受便是。回望歷史，秦始皇聰明絕頂，但政策去得太盡，人心會疲倦，勇悍精神也會一夜間消失，秦二世已見到整個帝國的崩塌。此段歷史提醒我們，在文化、人心的管理上，也宜寬嚴並濟，不用整天都拉緊神經。

　　若是拿中國與美國的年輕人相比，則後者的問題更嚴重得多，將來有機會再談。

(頭條日報 20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