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大嶼效益遠大於成本 (雷鼎鳴）

 上周談到基建及填海造地可很有效地達到4個目標︰保護香港的儲備，減少被歐美通脹侵蝕及被凍結的風險；帶動經濟增長；使港人住得大一些、價錢便宜一些；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但這有一重要前提，基建或填海項目的效益要遠大於成本。現時香港有兩個大型項目正被考慮，一個是明日大嶼，另一個是北部都會區，兩個都符合成本效益的條件，十分值得，今天先談明日大嶼為何是一個優質項目。 

明日大嶼第1期計劃是在大嶼山對出的交椅洲附近建一個1,000公頃的人工島，若有第2期，則在喜靈洲附近多填海700公頃，兩個項目加起來共1,700公頃，與將軍澳的1,718公頃相若，但卻遠小於沙田的6,940公頃。 

 

首期可建26萬住宅單位 

建成第1期後，可建15萬至26萬個住宅單位，其中3成是私營單位，7成是公營房屋單位，人口容量40萬至70萬。若建成第2期，則總共可有40萬個房屋單位。我們可先集中在第1期的1,000公頃之上。 

交椅洲人工島建成後，其功能遠不止於提供住宅所需的土地，計劃包括建造400萬平方米樓面面積的商業樓宇和辦公室，香港欲發展一個新的商業中心區，這些辦公室十分重要。東亞15國簽訂的RCEP可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但這亦會產生新的辦公室需求，若無新的商業中心區，中環的天價辦公室終會成為香港發展的障礙。 

它的基建計劃也是矚目的。除了島上的街道及水電煤氣等等基礎設施之外，尚有一條從交椅洲往香港島的運輸走廊（隧道加道路），及連接上堅尼地城的鐵路（幾分鐘可達港島），交椅洲與大嶼山之間另有一條連接道路，及一條到欣澳的鐵路。這些交通基建，除了方便市民的交通之外，對機場也有特別意義，從此機場的乘客可與港島更直接的連起來，就算青馬大橋出現事故被癱瘓掉，空運的貨物及乘客仍有另一出路離開大嶼山。 

 

交通網鞏固轉口港實力 

從上可見，交椅洲計劃帶來的社會效益是多方面的，當中包括政府有多些可用之地，港人的休憩地方增加，香港多了一個龐大的交通樞紐，鞏固她作為轉口港的實力。當然，商業用地及增加住宅供應都是重中之重。不過，在計算效益時，我們大可不包括社會可獲得的重大效益，只狹義地算及政府庫房的財政收入。就算是如此保守地估算，交椅洲的收益也是驚人的。 

我們可以只計算為建造私營住宅及商業樓宇的賣地收入。香港測量師學會在2018年曾假設住宅樓面每平方英呎9,000至1萬元，辦公室每平方英呎8,000至1萬元，並從這些假設中推算出賣地收入共有9,740億至11,430億港元。這些假設是用2018年9月的地價作根據，我們知道，中環及金鐘每平方英呎樓面造價等閒5、6萬元，較廉價地區的甲級寫字樓也要萬餘元以上，前發展局局長黃偉綸也認同這些估算。我們可取其少者，即賣地收入可達9,740億元。 

成本如何？也是用2018年9月的價格計算，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估計如下︰交椅洲人工島的填海1,400億元，島上基建1,160億元，上文提到的4項交通道路、隧道、鐵路等基建共1,640億元，即整個交椅洲工程的計劃成本是4,200億元。不少人有一種印象，以為項目的總成本是6,240億元，但其實額外的2,040億元，是用以支付交椅洲以外的基建與填海，不應包括在內。 

 

交椅洲工程料賺5540億 

賣地收益是9,740億元，成本是4,200億元，那麼交椅洲可以帶來5,540億元的利潤。利率的高低對這估算會有些影響，但作用不大，我不作處理。 

由此可知，就算我們不理會公營房屋所用的土地也有巨大的價值，社會效益也很重要，光是造地賣地的財政效益已遠大於成本，建造這項目，可謂藏富於地。 

土地涉及很多人的利益，地產商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視乎他們現時持有甚麼地。我可管不了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只是依理而說。不過，社會中也有一些爭議，下月有機會我將討論一下反對者的意見及評價其對錯。 

 

(晴報，經濟日報 2022-7-29) 

一石四鳥的金融與土地政策 (雷鼎鳴)

據美國財政部公布，今年5月，中國持有美國政府發行的美債創了自2010年5月以來的新低，只得9,808億美元，亦是近12年首次跌破1萬億。從去年11月開始，中國共減持了1,000億元美債，速度不可謂不快。減持的原因相信有二︰第一，美國通脹失控，縱然有加息，但實質利率已跌至負6%的水位，持有美元資產愈多，損失愈大；第二，美國雖在1976年立了國內法，政府或個體無權凍結或掠奪外國主權國家的資產，但近年她仍充公了阿富汗、委內瑞拉及俄羅斯的外滙儲備，顯示其對本國法律也視而不見，美國早已視中國為最大對手，誰敢保證美國會永遠尊重合約精神，將來不會賴債不還？

香港有大約4萬餘億港元的外滙儲備，這筆龐大的資產中，有稍多於一半屬於貨幣基礎，香港若要維持聯繫滙率，這一筆錢便動不得。但另有一筆稍低於2萬億港元的外滙資產是香港市民所擁有，財政司司長有權決定如何用。這筆錢與聯繫滙率並無直接關係，但一樣需要保護，坐以待斃（單是每年損失6%已是使人肉痛）不是好的選項。不過，減持外滙儲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困難，不持美元資產，改持甚麼？這是一個永恒的問題，不易回答。

 

審慎處置2萬億外滙資產

在解決此等問題上，我們應通盤考慮，找出一種可以一石多鳥的政策。此種政策存在，一策可解決4個困難的問題，可謂一石四鳥。

問題的核心是這筆近2萬億的外滙資產應如何處置才可保障金融安全，並可對香港作出最大的貢獻？方法是藏富於地及藏富於民，今天只談藏富於地。

香港的房屋與土地問題嚴峻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個收入在中位數的港人，要23.2年的全部收入積累起來才可買到一所位處中位價錢的小單位。樓價高企外，港人住所還十分細小，人均居住面積只得16平方米，遠低於新加坡的25.1平方米和內地城市的39.8平方米，與紐約的49平方米相距便更遠了。解決又貴又細問題的唯一方法，便是找到充足的土地去建樓，靠供應去抑制樓價。但土地並非免費午餐，增加土地，不論是靠填海造地或是投資基建改善交通，又或是收購農地，都要用錢。

樓價問題不解決，香港的一個基礎矛盾便難以化解。從1993年至2020年，樓價指數上升了232%，但港人入息的中位數只上升了153%，買樓是愈來愈困難，25至29歲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只增加了125%，他們的處境更為困難，社會如何會沒有怨氣？投資在土地上，從而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是紓緩怨氣的必要條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條件。

投資性開支效益大於成本

未來的5年、10年，香港的經濟處境仍有重大困難。中國雖經歷着盛世，可帶動到香港，但西方國家卻處於走向衰落的亂世，香港是國際都會，很易受到拖累。要保證香港經濟能穩定發展，我們需要一種長期性而非周期性，而且規模又足夠大的財政政策去拉動經濟。此種政策不應是消費性的開支，儲備被消費掉後，將來因人口老化而造成的政府開支大增，便更難應付。政府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應是與消費性開支斷然不同的投資性開支，投資後將來可得到回報，而且效益必須大於成本，這樣才可保住儲備。香港土地珍稀，造地及搞基建都可增加將來的賣地收入，可確保將來人口老化後政府仍有餘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此種藏富於地的政策能否成功，關鍵是香港有無一些土地項目，投資規模足夠大，而且效益遠大於成本？更理想的情況是，投資不單帶來重要的社會效益，如有地建公屋居屋，發展交通網絡，光是政府的賣地收入便可遠遠抵銷掉造地搞基建的成本。2014年政府推出未來基金計劃，便是因為持有美債回報太低（當時尚未有資產被劫掠的風險），要找一些回報高的項目去投資，但大多數項目不在香港。社會中有人批評為何把資金益別人不益香港，這批評部分是對的，在港投資一些不偏幫小圈子利益的項目，不但有回報，亦可助社會發展。

 

拓明日大嶼北都 藏富於地

香港有兩個大型的項目是符合上述條件的，明日大嶼與北部都會區計劃總投資額近萬億港元，等於可把2萬億可動用儲備的一半藏於九地之下，擺脫外滙被奪及被通脹侵蝕之風險，這是一石四鳥的第一鳥；第二鳥是樓價可控，香港也有地可供新的發展；第三鳥是買不起樓所引致的社會怨氣可部分化解；第四鳥是有重大基建項目製造就業，帶動經濟。這四鳥到手，還不會瓦解審慎理財的原則，涉及的外滙並非被消費掉，而是其承載體改為未來可售賣的土地而已。

在以後幾周，我將會詳細論述這些土地項目為何都符合成本效益。

 

(晴報，經濟日報 2022-7-22) 

日本不知自省與美國文過飾非 (雷鼎鳴)

 

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後，頗有人爭論他是否值得紀念。蔡英文政府要為他下半旗，中央政府則較為冷淡的說他對中日關係也有過貢獻，但這恐怕只是禮貌性的外交之詞，我不認為中國人要紀念他甚麼。

從家世而言，他是日本5大政治家族中人，一門出了3個首相和2個部長級官員。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戰期間的甲級戰犯，有「滿州之妖」稱號，不少人認為他在偽滿州國當高官時與另一戰犯東條英機對建立搞細菌戰的731部隊負有責任，但二戰十多年後卻當上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入贅了佐藤家族）在60年代也當過首相，再加上安倍本人，便是一門三相了。安倍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是二戰時神風特攻隊成員，軍國主義思想中毒甚深，後來又擔任過幾個部的首長，若非1991年因癌病去世，可能也成為首相。安倍晉三的胞弟岸信夫（也是過繼了）是日本防衞大臣，是著名親台鷹派。

 

戰犯家族屢把持日本朝政

本來安倍的家族如何，不一定可影響我們對他本人的評價，但他自小在岸信介家長大，曾聲稱自己的政治基因來自岸信介這一未被懲處的甲級戰犯，而且多次到靖國神社參拜其他戰犯，此人如何能緬懷？

從安倍晉三身上，可看出日本的政治文化有其不堪之處。為何這麼多首相與高官都出自同一家族？一些深信西方形式主義民主的人對此不能不懷疑。更有甚者，其政治文化顯然缺乏一種反省自己罪行的基因，否則為何戰犯家族可不斷把持朝政，而且拒不懺悔？相比之下，控制着日本命門的美國，風格卻有不同，對於自己不光彩的歷史，雖然不願提起，但有時也會做些善事掩蓋一下。我們可視之為偽善，但他們要去掩飾，總也反映其尚有羞恥之心。

美國人對自己道德品位喜歡包裝，例如侵略別國狂轟濫炸後只要聲稱是為了捍衞民主自由便心安理得。有另一有趣例子倒也有助我們了解其社會心態。除了喜歡侵略殺人外，美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另一部分，便是其建國之初的經濟革命是靠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所賺來的資金推動的。美國對此如何平衡心理？

在1800年美國建國之初，其人口只有530萬，到了1840年也只得1,710萬，與中國的3億多人相距甚遠，而那年代中國亦是世上最富裕的國家，英國人一早便明白要賺錢便必須到中國去，美國人很快也懂得同一道理。不過，中國社會一向自給自足，對洋人的奇巧淫技不感興趣。英國在18世紀末發現輸出印度種植的鴉片才可在中國製造癮君子從而賺取大錢。美國晚英國一步，但其佩堅斯（Perkins）家族、皮布迪（Peabody）家族發現土耳其也產鴉片，將其運到中國可賺大錢。

 

鴉片商積極推動美國發展

美國好幾個名門望族便是靠當毒販而賺得盤滿缽滿。這不奇怪，鴉片是19世紀全球最重要的單一商品，初期以百萬計，後來以千萬計的中國鴉片煙民所付出的錢，真的足以推動英國和美國的經濟。美國好幾條鐵路便是鴉片資金所建成的。美國工業革命的起點，麻省Lowell的紡織城，也是靠政客與鴉片商人古盛（John Cushing）所賺回來的錢發展起來的。

那麼他們又做過些甚麼善事？例子很多，只舉一些。波士頓圖書館（Boston Athenaeum）、麻省總醫院是佩堅斯（Thomas Perkins）捐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地標Low圖書館是Abiel Low的後人捐錢冠名紀念他的；普林斯頓大學最大的捐款人John Green資助了3座建築；皮布迪家族創辦了名校Groton School，也合夥創立了JP Morgan銀行。這些都是從鴉片利潤來的。

與香港關係最密的應是迪蘭奴（Warren Delano，1809-1898），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外公。迪蘭奴24歲便跑到澳門，遇到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老闆羅素（Samuel Russell），此洋行乃美國最大鴉片商，迪蘭奴之後被派到廣州，認識了當時世界首富、廣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行長伍秉鑑，得他幫助與包庇，賺得巨款。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上海地位上升，廣州十三行失去中國對外貿易的壟斷地位，迪蘭奴也在1843年返回美國，但他在1857年股場損手，惟有要求旗昌洋行再派他到中國，他這回倒是在1859年開始駐在香港，又再大賺一筆鴉片錢。

他住在羅便臣道玫瑰山（Rose Hill，今天聖心書院後面）的大宅，兩年後，他的8歲女兒Sara，即後來羅斯福總統的母親也來港住了兩年。羅斯福是聽他媽媽講香港故事長大的。美國費城附近的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便是迪蘭奴家族創立的。

也要指出，鴉片賺回來的錢也不一定做善事，耶魯大學著名的骷髏會仍得到羅素家族基金的資助，此會成員，對美國政界影響巨大，是惡是善見仁見智，此神秘組織倒是出過幾名總統。

 

(晴報，經濟日報 2022-7-15)

香港耽擱太久 重新上路 (雷鼎鳴)

從1997到2021年的24年間，香港的GDP扣掉通脹後共上升90.8%，平均每年增長2.73%，至於人均GDP則共上升67%，平均每年增長2.16%，成績尚算不錯。有些人或會說，英佔年代，不是更好嗎？從1972至1997年，實質GDP平均年增長7%，人均GDP年增長則是5.07%，香港的確無愧於四小龍之稱。 

港回歸後 GDP遠勝英國

但這是因為英國的因素嗎？我們再看看英國自己的表現便知這更可能是一個負面因素。從1997至2021年，英國實質GDP只增長了48.4%，遠遜香港的90.8%，人均GDP也只是上升了26.86%，同樣比不上同期的香港。英國自己也管不好，如何可管好香港？事實上，今天香港的人均GDP早已超越了英國。

香港回歸後的經濟發展雖然及格，但她在這25年間，卻曾經歷了多次磨難：亞洲金融風暴、長達6年的通縮、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反國教運動、非法佔中、美國發動的貿易戰、黑暴事件、美國搞的地緣政治，觸目驚心！但除了國際因素外，97後25年的香港民主程度又高於97前25年的英佔時期，而英國的西方民主亦比香港成熟，不能不使人懷疑所謂民主這玩意，並不見得是有利發展經濟的因素。

 

政治走了彎路 現回正軌

香港回歸以來，在政治上走了不少彎路，在摸索中前進，現在有可能已逐漸走上正軌。習近平的七一講話，與其說是一種指導性講話，不妨說是一種對過去25年的精確總結與論斷，香港繼續前進的方向又再現眼前。要解讀其講話，可以用較深奧的辯證法哲學語言，但也可以用普通常識。習主席說了些甚麼？最重要的部分應是4個「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愛國者治港、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與優勢。所謂「必須」，便是一定要貫徹的，不能拖延，而且4個「必須」全都有針對性，亦即過去貫徹得不太理想，否則何用提出？

西方國家不少不認同一國兩制的人總是認為一國與兩制充滿矛盾，不會成功。但在商業世界中，一所母公司與其子公司擁有不同的管理制度與策略又有何奇？母公司與子公司產權可以一致，子公司亦可以是一間有限公司，進行一些母公司不想做的項目。既然商業世界可以有母公司子公司，為何一國兩制便不可行？

母公司對子公司可擁有全面管治權，這完全可體現在母公司有權把子公司的管理人員炒掉，但在日常操作中，這無損於子公司的管理層有高度的自主權。若無出現大差錯，或一直沒違反母公司所定下的方向，誰會無事找事干預其方向？只是香港這25年來，一直有些人搞不清位置，以為子公司可完全不理會母公司的主權與利益，甚至井水犯河水，涉事者不被炒掉才奇怪。

 

拒母公司管治 早晚丟職

愛國者治港更易理解。委派的CEO及一眾公司高層，怎可能會找些熱衷於搞私幫生意，不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去擔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乃普通管理常識，但香港過去硬是有一大批人頭腦發熱或是渾水摸魚，拒絕承認母公司的主權，公司要經歷一場地震是早晚之事，失去職位與人無尤。在未來的一段很長時間，公司選人會十分慎重，若選舉辦法不能保證把權力交給願意保護公司利益的人，便不會靠選舉制度去配置權力。25年來，這個簡單的管理命題得不到落實，是拖慢香港發展的重要元兇，當管理人才中都是愛國者當道時，選舉的適用性才會再出現。

香港的獨特地位與優勢，中國當然不會放棄。一所母公司往往擁有多間子公司，後者又會有不同品牌的產品。建立品牌不易，產品有了品牌後，大家都知其特性與優點，容易維持及推廣市場份額，公司沒有誘因不去維護品牌。香港是自由市場，幾乎沒有關稅，資金自由流通，行使普通法，這些優勢或特色市場熟悉得很，很多事香港做得到的，中國內地卻不方便，笨蛋才會自毀長城，放棄自己的優勢。

儘管中國要面對極為複雜的國際局勢，但她的發展動力還是勢不可擋的。無論香港能否跟得上，中國還是會向前跑，而且跑得很快。香港要跟得上，並且能與內地互相推進，對港對內地都大有好處。時間耽擱得已太久，未來5年不快馬加鞭重新上路便趕不上了，所以習主席對香港還有4個「希望」︰提高治理水準、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他再加一點，關心關愛青年人。只要熟悉近年的港情，便都一定明白這些希望全都是有的放矢，切中時弊。

 

(晴報，經濟日報 2022-7-8)

特區是個制度與政策的實驗室 （雷鼎鳴）

 

1997年的回歸日，猶如昨天，歷歷在目，但終究也是25年了，很多事情都發生過，需要我們沉澱一下，總結經驗，以助未來。

香港是一個特區，我們常忽略了特區的一個重要意義，便是她同時也是一個試驗場。經濟學中有個概念叫「特設城市」（Charter City），其本意是指一些國家需要找尋發展方向但又無理論指導，照抄別國經驗又怕文化社會背景不同，別人行得通不等於移植過來也有用，所以較安全的方法是在自己國土找一個地方引入新的制度新的政策，看看其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錯，便把制度或政策推廣全國，若是失敗了，負面的效果也只影響到較小的地方，不致釀成大禍。此種摸着石頭過河的方法，經濟學界中有位諾貝爾獎得主羅默（Paul Romer）多年來一直在世界好幾個地方推廣，但無甚人理會他，後來他得知深圳是個成功的特區，同時也明白「特設城市」與特區的概念十分接近，便改為研究深圳。

「民主鬥士」肆意違法 搞港獨

中國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國家，但她所面對的問題往往是前所未見無人熟悉的，如何是好？鄧小平的智慧是摸着石頭過河，黑貓白貓抓到老鼠便是好貓。西方國家有不少東西值得中國學習，但不能亂學。某些制度在深圳等內地特區先試驗一下沒大問題，但關乎政制的，尚需隔開得遠一點，以防一些惡劣影響波及全國，香港這個特區中的特區正可擔當這試驗場或演練場的角色，若有成功之處，則可推廣至全國。

計劃中最大的試驗自然是西方的一人一票形式主義民主制度。香港雖尚未實行過較徹底的西式民主，過去25年很多事情亦足以使我們更多地明白此種民主的內涵。西式民主本應包含法治、自由、尊重別人、願意維護公眾利益及與此一脈相承的愛國精神等等配套，但很不幸地，在香港最敢於自封為民主鬥士的人，對違法最毫不猶疑，別人的自由他們不會尊重，不把意見有異的人施加語言暴力盡情羞辱一番便不舒服，破壞人民的財產他們視作正義，邀請外國霸權攻擊自己國家制裁香港搞港獨破壞國家安全，他們視為民主的理所當然，你叫內地人民及思想正常的港人如何還敢推行這幫人口中所講的所謂民主？我有時在想，假如這些人坦承自己根本不相信民主，思想更接近納粹法西斯主義，也許西式民主還未必在內地及香港斷絕生機。世事沒有如果，他們在香港已一敗塗地，長期或明或暗或精神或物質支持他們的美西勢力，也許要後悔自己做事過火，貪勝不知輸，力圖捧紅的人俱是爛泥扶不上壁之輩。顏色革命在港失敗，倒是給內地人民一次近距離觀察的機會，美西民主的局限性，已深印在他們腦中，以後不易受騙。

跟足程序沒成績官員 無價值

除了政治制度外，這25年也是檢驗整個管治系統的一個重要機會。彭定康在任時屢屢向香港的公務員送上高帽，有一部分人也許會飄飄然。香港的公務員確有其優點，例如他們重視規章制度與程序，做事有板有眼，只要上司指導得宜，香港政府的效率與服務態度可以打高分。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們緊隨規章制度也是整個管治架構一事無成蹉跎歲月之底因。

很多人相信都會遇到過這情況，你若不滿政府某件事並加以投訴，常會得到一個回應：某某件事完全符合程序，沒有人犯錯。你要追究下去，會碰上一大堆太極高手，人人如封似閉滴水不進，但問題總是沒有解決。就以港人關心的房屋土地問題為例，回歸之前，發展一個新市鎮平均7年，現在則起碼17年。為何這麼慢？我們見到的是諮詢又諮詢，但又見不到諮詢後計劃有甚麼明顯改善。新任特首重視結果，這是很對的。只是跟足程序，但沒有成績的官員，並無價值。

在學術界，事事跟程序，做好本份，是不足以升職的。教授的每一篇論文都必須是一個新的發現，升級考核時，要看你有多少論文，等同檢查你做出過多少貢獻，亦即立過多少功。內地也有公務員制度，也曾好奇香港的公務員有多優秀，但經過25年，香港的制度不見得這麼優秀，起碼做得出見得到的結果，香港比不上內地這麼輝煌，只要想一想這25年內地變化多麼驚人，香港卻在原地踏步，便知香港的管治系統效率出了問題。

當然香港這個特區也不全是反面教材，仍保持不少自由市場的元素，例如資金可自由流通，關稅又近乎零便是。正因有這些元素，香港經歷過種種風雨後，仍能守得住金融中心及物流中心等陣地，也可以說這些元素經得起實踐的考驗，不但應保存，還要推廣。

 

（晴報，經濟日報 2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