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1/2022

中評深度:雷鼎鳴析香港經濟危與機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雷鼎鳴前不久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詳細解析了全球經濟形勢走向、香港如何應對潛在金融危機、美國持續加息對香港有何影響、如何理解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的保值方式等,並且對香港特區政府人才政策以及如何尋找香港經濟新增長動力點等提出積極建議。

 

雷鼎鳴認為,香港把美元資產作為外匯儲備的風險很高,應該積極考慮將其轉化為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同時,他認為香港要從海外和內地多吸引人才,尤其要在如何吸引人才留港方面下功夫,要打破一些不合時宜的框框條條政策。比如,應該取消對港漂的置業印花稅,取消後對樓市影響並不會太大,但對吸引人才留港上卻很有價值,其正面效果遠大於負面效果,值得香港特區政府這麼去做。此外,他認為,面香港當前的經濟形勢,必須要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他建議,香港可以在高科技領域這個新方向上努力,比如可以嘗試醫療輸出,發揮香港高科技研究實驗室的優勢,通過香港把國際高科技和內地生產部門結合起來等等。

 

雷鼎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學士,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香港特區铜紫荆星章,太平紳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榮休教授,曾任港科大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經濟系系主任,商學院副院長,教務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訪問教授,大連工學院工業科技管理全國培訓中心美方教學團成員,1991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系終身教職。歷任香港特區政府就業專責小組﹐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扶貧委員會,公务员叙事委员会等十多個諮詢及法定架構成員,香港多份報刊專欄作家評論員。著有《龍鹰相搏》、《坐港觀天──從香港向外看經濟》、《民主民生的經濟解讀》、《幫香港算算賬》《為港元危機斷症》、《用經濟學做眼睛》等14本書。

 

以下是具體問答內容:

 

中评社记者:世界銀行發佈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再次下調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您對全球經濟形勢有何預判?您認為,全球經濟的寒冬可能會持續多久?

 

雷鼎鳴:我對於未來五年的全球經濟持悲觀態度。因為經濟最怕兩點:一是高通脹,二是比較嚴重的經濟衰退。一方面,目前,已經出現了嚴重通脹,主要原因是兩年多前開始美國就不斷拼命印鈔票,如果用M1來表示貨幣數量,今年8月的M120201月的5.1倍,M2(廣義貨幣供應量)也增加了41%左右,這樣的快速增長引起的高通脹會逐漸顯現。美國可以通過提高利率來控制貨幣數量,但作用不大,因為美國政府花錢太多。美國也可以通過加息稍微控制通脹,但也同樣作用不大,因為利率壓不住通脹。回顧1980年,當時貨幣市場基金利率超過20%才把通脹壓力慢慢拉低。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的打擊,加之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尤其是美國想進行經濟戰爭,比如使用所謂制裁這一類的手段,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都有負面影響。目前,美國仍然在干預俄烏戰爭。總之,未來五到十年,世界經濟局面會很難。

 

中評社記者:在疫情大流行、地緣政治以及全球經濟面臨高通脹等多方因素影響下,您認為未來發生一系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有多高?今年恰好也是亞洲金融危機二十五週年,您認為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對香港應對潛在危機衝擊有哪些重要啟示?

 

雷鼎鳴:當經濟出現比較嚴重衰退的時候,發生金融危機並不奇怪。因為經濟很脆弱的時候,金融體系稍微有些問題就可能產生嚴重後果。目前俄烏戰爭已經對歐洲經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而香港則是受到美元的影響。因為港元和美元掛鉤,港幣兌美元的匯率基本上是穩定的。美國利率提高,除非香港利率跟著提高,否則一定會有部分資金回流美國。香港故意不提高利率,是因為滯留香港的資金太多,流走一部分對香港有好處。

 

我認為,香港大概率不會因為所謂資金流動引起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當時整個系統的設計都很有問題,所以外國炒家用大約三四十億港元就可以使香港整個金融系統風雨飄搖。但1998年,這個漏洞基本被填平。假如要再出現當年同樣的問題,炒家需要大概一萬多億港元才能引發當年的後果。

 

那麼,香港社會什麼情況下可能出現金融問題?只有在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聯手打擊港幣的情況下,比如讓港元從國際貨幣交易系統裡退出。但如果他們真的這麼做,整個世界就會出現很嚴重的金融風暴,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機還要嚴重。這同樣會給美國和西方世界的經濟帶來十分嚴峻的後果,所以他們是否會這麼做很值得懷疑。但也要注意,美國政府做決策時並不一定會從理性考慮出發,很多政策常常違背自身的利益,比如和中國打貿易戰,他們也討不了好。

 

中評社記者: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鮑威爾日前在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表示,美聯儲為抑制通貨膨脹可能需要在一段時間內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高位,過早放鬆政策可能導致通脹捲土重來。您認為,鮑威爾的講話傳遞了怎樣的政策信號?您認為美國這次加息的週期可能會持續多久?

 

雷鼎鳴:他說了實話。美國通脹是因為用錢太多,拼命借錢也不管用。除了讓下一代來承擔這一代的開支,還要讓外國買美國債券,加息就是想用更高的利率來吸引別人借錢給它。因為,美國在國外借不到錢的話,就得自己印鈔票,這樣物價會越來越高,人民擁有的錢購買力會越來越低。我認為,美國未來靠加息控制通脹,還需要加很多才有可能慢慢地把通脹壓下去。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控制開支,多生產、少消費。所以,未來五到十年,美國要想打破這個局面,正確的方法是利用其先進科研體制多投資,靠生產力的進步來抵消其錯誤理財政策帶來的後果。不過美國社會很難做到,尤其是民主黨政府還是拼命花錢。

 

至於美國加息的週期,具體會持續幾年很難下定論。受地緣政治因素和新冠疫情影響,美國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新冠導致美國死亡人數超過100萬,本身已經引起很大的經濟損失,利率提高過快的話容易引起經濟大衰退。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所以,五年是保守估計,任正非提出的“十年寒冬”是有可能的。中國要頂住這個衝擊,就要不斷改革,通過科技進步來提高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此外,在經濟模式方面也要慢慢轉型,要暢通內循環,同時發展外循環,向外開拓新市場。

 

中評社記者:我們注意到,香港的官方外匯儲備資產和香港銀行體系結餘正在不斷減少,您認為這兩個指標數字下降意味著什麼?如果持續下降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雷鼎鳴:香港所謂資金的流進和流出唯一指標是貨幣基礎。根據香港的制度,有一塊美元流進香港銀行體系,金管局就會給銀行一個文件允許發行7.8元港幣。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有大量資金湧入香港,當時香港貨幣基礎總共有3300億港幣,這意味著歷史上從外國净流進香港的加起來有3000多個億。後來的十幾年間,增加了最高兩萬多億,尤其是在2008年以後增加了很多倍。所以,香港不缺外匯,而是外匯太多。假如允許這麼多錢湧進香港而不進行處理的話,香港的通脹率可能會有很大的增幅,對香港的破壞很大。針對這種情況,金管局的應對方法是發行外匯基金票據,把70%左右的錢都吸收回來,收不回來的錢就通過買美國債券的方式送回美國,這樣在香港社會裡面流動的貨幣量就可以完全不受影響。

 

香港本來的外匯儲備有四萬多億,現在大概還不到四萬億。其中一半是貨幣基礎,另一半是香港政府過去儲備起來的錢,如財政儲備、土地基金。最近幾個月香港貨幣基礎的確有所減少。今年2月初,香港總共有2.16萬億港元的貨幣基礎,從那時開始就呈現出逐步下降的總體趨勢。截至到1012日,貨幣基礎是1.92萬億,流走大概2400億。這對香港經濟並沒有負面影響,反而有好處。因為香港太多的外匯儲備是美元儲備,將來在地緣政治裡,欠錢的人反而是老大,誰是最大的債主誰吃虧。2400億流走是很正常的,過去美國只要加息就會有資金流走。假如香港政府想要留住資金,可以允許銀行提高港元利率,但是他們不願意這麼做,這主要是手上有太多的錢,而且是不正常的多。我認為,即使香港流走一萬億左右的資金,也照樣不會對經濟產生影響,最多對心理有些影響。

 

中評社記者:隨著美國加息,港美息差擴大,港匯從5月以來多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香港金管局為了穩定聯繫匯率制度,從512日至82日已27次出手買入港元。您認為,美國持續加息將對香港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雷鼎鳴:金管局買回港幣是很正常的政策。香港的貨幣基礎從228日到531日這三個月間的變化不大,因為最近這三個月美國加息,所以資金流走比較多。在沒有加息之前,雖然有地緣經濟等負面因素影響,港幣的資金流動依然很穩定。因此,這部分資金不是流走的,而是美國加息以後市場的自然反應。只要香港允許銀行加息,資金就不會流走。在正常情況下,香港的利率跟美國的利率是一樣的。金管局不搞對沖,是因為需要讓一部分資金流走,所以買回港幣不值得奇怪。

 

中評社記者:我們注意到,近來香港樓價有下降趨勢,您認為美國的持續加息對香港樓價會有多大的影響?

 

雷鼎鳴:加息對樓價肯定有負面影響,樓價不容易上漲,還可能會掉下來。但香港樓價要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很低,因為香港的房屋供應量很少,需求也不會增加多少。兩者互相抵消,房價就不容易大幅下跌。舉例而言,2008年金融海嘯對樓價起到毀滅性的影響,香港的房價從20089月左右開始下跌,到2009年春天開始反彈,原因是供應量非常缺乏。未來幾年,雖然香港政府會努力建房,但總數依然不夠。所以,我認為未來十年香港樓價不會出現大幅度下跌。事實上,現在香港樓價已經非常高了,中等收入的人要用二三十年總收入才買得起,所以房價下降一些是好事情。

 

中評社記者:此前您曾提出,港元和美元掛鉤制度已不合時宜,您現在是否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

 

雷鼎鳴:港元歷史上都和別的貨幣掛鉤,1935年以前和白銀掛鉤,1935年到1972年除了日本佔領香港的三年另八個月以外,都是和英鎊掛鉤。1983年開始港元與美元掛鉤,因為當年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是美國,以當時經濟環境來看是對的。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系,但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每天資金進出的數量非常大,很容易導致匯率大幅波動,因此掛鉤是有效的方法。

 

然而,現在情況有些不同:一是香港經濟和美國經濟關係不大,香港每年只有5億美元左右的本土商品出口到美國。二是香港的股票大部分是內地來香港上市,美國沒有多少,香港反而和大陸經濟關係比較密切。三是政治關係影響也很大,1983年英國和美國是朋友,所以沒有什麼問題。現在中國和美國關係不好,港元和美元掛鉤的風險也變得很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港幣和美元掛鉤雖然有好處,但好處越來越小,負面因素越來越多。

 

假如港幣不和美元掛鉤,還有兩個掛鉤的選擇:一是和人民幣掛鉤;二是和一籃子貨幣掛鉤。但如果這裡面還包括外幣的話,仍然存在風險。假如美國要制裁香港,可以把外匯儲備充公。之前已經有先例,在俄羅斯、委內瑞拉、阿富汗、美國都把他們的外匯儲備充公,這是違反美國1976年所訂定的“主權豁免法“的,但他們不管。所以,在考慮香港貨幣前景時,要考慮如何保護好自己。

 

我認為,港元和美元最終會脫鉤,但具體何時難以下結論。舉例而言,很多內地公司來香港上市,是因為在賣股票的時候可以拿港元。如果取消聯繫匯率,港幣不再和美元掛鉤,也需要考慮對股市發展的影響。將來如果人民幣可以在國際上自由兌換,持有人民幣和持有港幣沒有區別,那麼港幣和美元掛鉤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但目前,這個時機還沒有到。

 

中評社記者:我們看到,美國在俄烏戰爭中實施了一系列極端制裁手段。您認為未來在中美發生衝突過程中,美國對香港實施這種手段的可能性有多大?香港應該如何做好應對?

 

雷鼎鳴:事實上,美國不論是制裁中國、俄羅斯,對其都是不利的。但因為受到修昔底德陷阱困擾,美國恐懼別人會超過他,而且美國領導層不願意理性地看待問題,有些政客也可能利用民粹主義思潮去推出一些政策。所以,雖然制裁香港對美國並不利,但不排除他可能會失去理性,我們必須要有所準備。這個準備不是說要把美國看成敵人,而是應該保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指導思想,大家相互依存,做些對彼此有利的事情才是最好的。

 

我認為,防止相互鬥爭重要的辦法就是要把自己的軍事和經濟方面發展得更加強大,別人就會考慮到攻擊成本太大。美國過去打了這麼多年的戰爭,通常都是打和自己實力相差很遠的國家。自從朝鮮戰爭以後,他對中國沒有動過手。美國不是不想對香港經濟動手,特朗普曾經考慮過調整關稅,但他不知道香港出口美國只有5億美元左右,就算完全停止出口,對香港經濟也基本沒有什麼影響。所以,所謂制裁香港的政策其實沒有太多事情,因為他如果干得很絕的話,自己損失也會很大。

 

中評社記者:您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香港把美元資產作為外匯儲備的風險將大升,並且建議可以轉化為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請問應該如何理解土地儲備和人才儲備的保值方式?您認為,應該如何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奠定好人才基礎?

 

雷鼎鳴:目前,香港外匯儲備共有不到四萬億,其中有一半是貨幣基礎用於穩定聯繫匯率不能動。另外一部分是香港政府財政儲蓄下來的財富,大概一萬九千億左右是可以用的。而且這筆錢也面對挺大風險的,因為別的國家有可能把香港外匯資產凍結。假如兩年前問我這個問題,我會覺得這個很荒謬、不可能發生。因為從理性角度來看,凍結香港外匯資產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美國曾經干過,我們不能排除其可能性。那麼,應該如何保護好這筆資產?最好的辦法是轉化為其他的儲值資產。

 

一是轉換為土地儲備。這種投資的回報率是受益大于成本。香港的土地是非常珍貴的資源,樓價貴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沒有充分開發。如果通過基礎建設和填海造地,政府賣地的收益可以抵消成本,就值得做。香港現在處於人口老齡化階段,將來各項福利支出一定會增加很多,香港特區政府也曾成立工作小組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可以推算出將來政府開支將會如何增長。因此,與其把錢借給美國人,不如把錢拿回來投資在自己身上,這樣才能真正開源。如果發展基礎建設、填海造地,十幾年以内會有收益,但香港的儲備還是足夠應對未來幾年的。即使短期內可能會出現資金流動問題,但也都是很容易解決的。比如可以投資證券化,通過借錢或是發行股份把將來能賺的錢變成現在的錢,只要讓人知道這個項目是賺錢的就不愁沒有資金。

 

二是轉換為人才儲備。人才儲備和土地儲備有所不同,土地儲備是賣掉土地就可以看見錢,人才儲備則是政府很難拿回錢。我認為,人才因素是最重要的,想要推動經濟增長,沒有合適的人才,就沒有真正的生產力,所以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才是必要的。如果香港將來多投資在人力資本方面,對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因此,從政府理財角度來看,土地儲備更加有保證;但從經濟長遠發展來看,人才重要性比較大。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出生率從30年前開始就比較低迷,人口已經出現了慢慢萎縮滴情況,現在鼓勵生育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幾十年後他們才可能變成生產力,而且鼓勵生育通常效果不大。

 

中評社記者:特首李家超表示要和世界搶人才,您剛剛也提到要大力發展人才儲備。那麼,您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人才政策有什麼建議?

 

雷鼎鳴:香港要從海外和內地多吸引人才,而且要在如何吸引他們留在香港方面改進某些政策,尤其是要打破一些條條框框。第一,要解決內地生的限制。從數量上,目前香港最大的生源之一就是內地。香港很多大學的碩士課程超過95%的學生都來自內地,這已經變成香港大學重要收入來源。但是香港對於本科生的條條框框還存在,比如大學撥款委員會規定香港以外的學生不能超過本地學生的20%,這個條例顯然有些過時。現在香港的出生率這麼低,每年考大學的人數從十幾年前每年大概10萬人左右降到現在大概4萬人,將來可能繼續減少。本地生源減少超過一半,同時過去三十年大學學位增加很多,因此香港大學有這個空間招收外地學生。事實上,外地生源交的學費要比香港本地人高很多,所以香港納稅人不是在補貼他們,反而是香港學校賺了他們的錢。最近這幾年可能因為去國外變得麻煩,申請香港學校的內地生增加很多,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只要取消20%的限制,就可以改變局面。

 

第二,如何把海外的高科技人才引進香港?其實,他們的需求很簡單,一是要有空位;二是要有房子。三是要解決子女教育問題。如果他們子女找不到合適的學校,也不可能長期留在香港。對此,香港政府也是認同的,但要拿出具體行動才行。

 

第三,如何把人才留在香港也是一個挑戰。我也注意到了內地港漂回流的問題,有一部分港漂在香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人一路不平坦。尤其港漂在香港置業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建議應該取消所有印花稅。當年是為了控制房價,讓香港人買房更容易,但印花稅完全沒有起到這個作用,反而起到了反效果作用。舉個例子,香港買房按法例最多只能從銀行借房價60%的錢,但發展商有財力多借出一些,條件是要買他們提供的房子。這等於是逼著買家買一手房,,這便增加了發展商的壟斷能力,導致房價升高。事實上,香港地產霸權在過去是不成立的,新鴻基這麼大的地產公司,過去高峰時的一手市場佔有率大概是25%,當時每一個新房交易大概就有八個二手房交易。因此發展商面對大量的小業主競爭,他們的壟斷能力就不行,而現在香港買房很大的比例是新房,在缺乏二手市場小業主的競爭下,房價容易被推高。這對房地產的健康而言是沒有好處的,對吸引港漂更加沒有好處。

 

取消印花稅是很簡單的,因為從前就沒有這個東西。政策改變對市場雖然會帶來一些影響,但影響並不大,而且正面效果要比負面效果大。為了吸引人才留在香港,當然也值得這麼去做。針對有一些人移民到外地,香港更應該吸引人才留在香港,以此抵消影響。比如80年代中期,很多香港人移民到國外,當時移民比例遠比現在大,港英政府感到威脅,所以建議成立香港科技大學多培養人才頂住壓力。那個年代,他們都懂得通過保護和培養人才來抵消影響,現在的政府也應該有這方面的考慮,取消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

 

中評社記者:香港今年第一季度GDP按年收縮3.9%,二季度再收縮1.3%,同時特區政府也對全年經濟預測進行了調整。您如何看待當前香港經濟所面臨的挑戰?

 

雷鼎鳴:這個不奇怪。去年的經濟數據有所復甦,但近年受疫情影響,香港經濟若有零增長已經很不錯,運氣很好的話可以有1%增長,但可能性不大。頭兩季度數據都不理想,一方面因為全球經濟形勢很嚴峻,另一方面香港本地服務業因為疫情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尤其是不通關就沒有遊客,過去遊客高峰期能佔到5%左右的GDP。所以,香港經濟即使負增長也不奇怪。但假如某些政策能夠放寬,金融中心能夠繼續發展下去,零增長的概率也不會太低。

 

中評社記者:11月即將在港舉行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備受關注,據報道金管局已邀請滙豐控股、渣打集團、花旗集團、貝萊德銀行、摩根大通等逾百家金融機構。您如何看待舉辦此次峰會的意義?

 

雷鼎鳴:這次峰會很重要。香港是很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本來國際金融中心是紐約、倫敦和香港,但倫敦將來有可能會衰落,因為英國脫歐了,而且其經濟一塌糊塗。由於地緣政治和新冠等因素的影響,近幾年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面臨一定困難。香港中期的目標應該是要全面超越倫敦,所以開會是有用的。更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裡,如果有別的國家想通過打擊香港金融中心來打擊中國的話,他們會發現沒有那麼容易。金融界的問題很容易擴散,如果香港金融出現大問題,全世界都會一同垮掉。所以,把香港變成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有很大的好處。

 

中評社記者:對於如何走出香港經濟困境,您有何建議?您認為香港應該從哪些方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雷鼎鳴:香港沒有天然資源,所以香港必須要賺外面的錢,包括內地的錢。香港基本上所有的消費都是進口的,食品和衣服都不是自己生產的,自己生產的都是服務業。服務業有其重要性,但對一般人民的生活來說還不夠。香港靠進出口貿易和物流業賺外面的錢,但它的比重已經從過去30%降到現在不到20%,而且還在慢慢降低。金融服務業對香港來說很重要,十年前大概佔香港GDP10%左右,現在增加到23%左右,超過進出口貿易和物流業。但是光靠這個也不行,香港必須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我認為,香港的新方向可以在高科技領域,這涉及的面很廣泛。舉個例子,香港可以嘗試醫療輸出。由於法律不同,很多藥品在內地不一定可以賣,但在香港可以。所以可以讓富豪來香港治病,這等於是香港服務業出口。另外,香港在高科技研究方面的實驗室不錯,可惜沒有形成多少生產力。我建議,應該通過香港把國際高科技和內地生產部門結合起來,香港在這其中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要有專業人士參與,尤其是年輕人。然而,現在懂得高科技的年輕人不多,還需要時間慢慢培養。此外,年輕人普遍沒有利用大灣區機遇的心態,這種心態也需要長期培養,需要一些帶路人。

 

對於北部都會區,我建議,在進行土地規劃之外,也要進行大量基礎建設、大力發展交通。在此基礎上,北部都會區就可以成為周邊城市進行高科技研究和生產的基地,並有效地和包括深圳在內的整個大灣區結合起來,這對於香港高科技發展益處頗豐。 


(中國評論通訊社 202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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